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五四”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一句比喻：“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想一想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思想界，就是依靠着五四精神、五四思想的重新滋润，才从那一片空白和混沌之中突围出来，便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五四”仍是热门话题，但方向却有了很大的突变，简直令人料想不及：对“五四”由原来的同一性敬仰，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质疑。可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种思潮在对“五四”的态度上形成错综复杂的分歧与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在两个问题上最为突出：
　　⑴.“五四”是不是激进主义的万恶源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反省中，人们开始检讨激进主义对中国近百年来的破坏。追根溯源，发现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都开启于五四之际：政治上推崇政治运动、热衷暴力革命；文化上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全盘追随西方文化、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苏俄模式）。
　　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这种认识中极力否定了“五四”，并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角均是知识分子，而由此将近百年中国革命实践的失误责任，推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并有人撰文批评当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错了。似乎知识分子不予干预和抗争，大清王朝反而可能顺利地将中国带入近代化社会。
　　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极力反驳上述说话，认为近代以来及五四后激进主义的滥觞是一种社会政局的强大拉力更为重要，不能将全部的责任推在知识分子身上。（如清王朝的不可能改革，外敌的侵略压力等等）。特别要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激进主义的东西，也在于这种社会政局的巨大压力。所谓政治永远强于文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永远是真理。
　　⑵.“五四”的启蒙有没有意义？当日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
（所谓“启蒙”，以康德的解释，就是：人摆脱不成熟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权威的束缚。）
　　上世纪，从五四到八十年代，“启蒙”曾经是一个众人同趋、令人振奋的词汇，但到了九十年代，却成了最受质疑的词汇：一方面是一些极左话语（舆论）粗鲁地定性为“全盘西化论”，而另一方面则是遭到“新左派”、“后现代”的理论消解为“殖民话语”——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对资本主义话语的顶礼膜拜。并咄咄发出诘难：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另外文化保守主义也自动放弃启蒙，且嘲弄一切启蒙话语。
　　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坚持认为从五四到八十年代的启蒙有重大意义，不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才会造成进入九十年代的新发展时期中，中国人还得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争论不休：如“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如九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下，应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还是应大反特反“和平演变”？很多事实说明还有太多的中国人，不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一切作出独立判断，能够意识和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因此，在中国，启蒙仍是一项崇高的、必需而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