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路· 窝棚· 唱针尖上的梦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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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路· 窝棚· 唱针尖上的梦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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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路· 窝棚· 唱针尖上的梦
1968年冬天，成千上万中学生，带着青春期特有的敏感与惆怅，告别了完全政治化了的城市，来到一个陌生的、陌生得恍若梦境的世界。多年来被强力刺激出来的热情，在辽阔宁静的田野上倏然消解了。人们摘下面具，回到了真实、本原的自身。 乡下的路，单调漫长，走上一天，偶尔听见远处几声鸡鸣，更让人觉得天地寂寥。卖棉花、送公粮、上水利工地，常常在这样乡路上走着。有时步行，有时挑担，有时躺在悠悠的牛车上，这寂寥让人的心变得阔大自由，会涌上一段旋律，反反复复地流淌；会想起某一首诗词的意境，默默地吟咏；会远眺一片林子或一片塘水，突然想起列维坦的某一幅画；有时又想起一位令人喜爱的女孩，慢慢将她编进自己的《欧根·奥涅金》的故事。在冬天的原野上，会觉得自己就是涅克拉索夫那首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流浪汉，并无缘地唱起那首忧郁的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于是，那单调漫长的乡路，便在这样一段又一段的白日梦中变得丰富起来。 我们常常这样在乡路上流浪，有时是队里的公差，有时是自己扯个理由，丢几天工分告假外出——为远方的几本书或几个朋友，或什么也不为。有一次，我和一位学油画的同学(他现在已是一位画家了)去一个遥远的知青点。夏日骄阳下没有遮拦的乡路上，我们东拉西扯地谈强力集团，谈巡回展览画派，谈各种读过、没读过的名著，谈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些今天看来已经非常过时非常俗套的话题却让那条乡路变得格外动人。突然，他停下来，朝着劳作的农民喊道：“哎——到米兰怎么走——”一位农民抬起身，朝前方指了指，于是我们继续前行。 每年冬天，总有很长时间在水利工地上，那时我们在挖一条数十丈宽，百多公里长的人工河，一条真正的大河。(那是我一生中最劳累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胡罗卜和长虫眼的干蚕豆，成为我们的主粮之一。)那条河离我们村子很远，要走两天。我们有时住农民的堂屋，有时住用竹竿和芦席搭起的临时工棚。有一次连工棚也住满了，我们便用几辆运柴草的板车斜搭在农民的屋檐下，挂上塑料布和草帘，铺上稻草和棉絮，算是一个避风雪的窝棚了。四个男生躺下，像四条动弹不得的牙膏。踏着晨霜出工，顶着晚风返家。吃过晚饭，早早钻进被子，两人共一盏马灯，各自读起书来。于是邦斯舅舅，于连，英沙罗夫，安娜，高老头，亚瑟，冬妮娅，罗普霍夫，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那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小弥娜……许许多多的人们，带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灵，穿过整个世纪，穿过漫漫冬夜原野上呼啸的寒风，来到这个窝棚，与我们一起品味一个那么陌生又那么亲近的世界。白天所有的劳顿饥寒都远远遁去。冷雾中的伦敦，喧嚣中的巴黎，俄罗斯冬天苍然的田野，刈过的麦地上落下一群白嘴鸦；还有那永远充满激情充满忧郁的庄园或斯巴达克斯博击的古罗马斗兽场，都以一种远非本原面目的特殊形态与情绪与我们融合了。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真正读书的时候。 今天，我的几个大书柜中，床底下，箱子里，塞满了比窝棚中多得多的各类书籍，古典的、现代的、文学的、理论的……当年那几十本被许多年轻的手摩娑过，被许多年轻的心紧贴过的名著，也早已变成印刷精美的新版本，还有全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选集，但我再也寻不回当年在那几架板车搭成的窝棚中读书的心境。许多书，买回来后，便从来没有再翻开过它。我常想，有的书，这辈子怕再也不会翻开它了。一年深冬，伙伴们正在读着书，忽然说起今天是一个同学的生日，便从褥子下面的稻草中拿出几瓶一直舍不得喝的冰凉的啤酒，就着我们下饭的咸萝卜，很温馨又很豪气地喝起来(这些动作都是半偎在被子里完成的)。北风撕扯着窝棚上的塑料，雪籽从许多缝隙中钻进来，落在马灯上“嗤嗤”作响。因为有书和酒，因为有青春的幻想，让我们感到生活美好。 春天，我们离开窝棚。卷起潮湿的铺盖，掀开潮湿的稻草，我们看见地上匍伏着一片一尺多长的苍白的秧苗，那是稻草上没脱尽的谷粒在一整个冬天长成的。下乡之前，我曾在一个中学生的文艺宣传队呆过，拉二胡和大提琴，指挥过一个基本上齐全的双管制乐队伴奏的四声部大合唱“毛泽东诗词组歌”。我常常从一些旋律中感受到别样的情绪。一种难以言说但决不是诠释诗词内容的情绪。还有在那男声、女声的混响中感受到一种人与人的亲近、和谐与爱。我们以青春心绪重新感受音乐。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音乐，那是在半隐秘的，带着罪恶快感的状态下演奏的一些被时下视为“封资修”的音乐，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演奏，被这种心灵的默契与交流感动得眼睛潮潮的，演奏完后许久不知说什么才好。在那一瞬间，一曲《江南好》或一段《天鹅湖》，即使会让人死去也无怨无悔。在乡下，没什么禁忌了，我们带去的提琴、二胡、手风琴，成为我们青春的梦幻。一天的劳作之后，我们会躲进各种旋律中，任由它们为我们叙说各自的心境。一些从前不会音乐也不爱音乐的同学，也会极投入地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听着，生涩地将一些歌曲抄录在软皮本上，有的同学从数十里以外来串门，刚坐定就会说，哎，给我们拉支曲子吧!一支又一支，然后是喝酒，然后是唱歌，然后是有人醉了。 今天，当年那些歌曲已变成过时的怀旧音乐，淹没在成千上万的录音盒带镭射唱碟或卡拉OK中，录制考究的各类新歌如蝗虫一样一片一片落下。但对于我，那些音乐是不能忘却的，它们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一部分。 一年春节，我回城探亲，到从前宣传队一个吹黑管的同学家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和另一个同学在排练诗词组歌之余躲到一个小房间，偷偷吹黑管二重奏《波尔卡》)。他说他弄到一张唱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神情犹如弄到一颗小原子弹。我问他有唱机没有，他说有，但喇叭已经坏了，不过还能听。我说喇叭坏了怎么听，他说你把耳朵贴近唱针就能听见。他上好那架古旧的手摇唱机的发条，我凑上去，果然听见从唱针尖上发出的细若游丝的乐曲。那一刻的感觉现在已无法说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微弱但又最撼人心魄的音乐。那小提琴的如泣如诉和大提琴的深沉怅然，让人觉得这世界已死，只剩下梁祝之间的情爱以及一个少年朦胧中对这情爱的陶醉。 今天，许多艺术已被现代科技装备得如此豪华如此精美，高保真的音响和电子合成器让你听见了前所未有的恢宏的真切的各种声音。从唱针尖上听塑胶唱片的故事变成了难以置信的神话。 这新的神话中，我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物我两忘的境界。艺术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你生命中有的，便有。你生命中某一时刻有的，便有，除此别无它法。它无法建造甚至无法寻回。回城之后，我一直很想买一把大提琴，跑遍整个城市，都没有。后来托人从上海买回一把。最初几日，那温厚沉郁的音色着实让我陶醉，但我很快发现，我已不能如当年那样拉它了。我买它，更多的是想寻回昔日的一种艺术心境。 看着这经济大潮中日益凋敝的话剧、歌剧、交响乐、油画、雕塑和许多供阅读的文字，我常想，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穷了很久的民族，在追求富裕追求物质文明的进程中，是否必然要付出很大的精神情感代价呢?是不是在建筑一个高物质的世界时，必然要以牺牲自己的非物质非功利的艺术梦幻为代价呢?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港澳及“亚洲四小龙”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很大的代价，等他们发现这一点时，已经很难弥补了。在一个豪华物质世界耸立的同时，艺术精神之园却已荒芜。而艺术精神之链一旦断裂，是很难浑然无隙地将它拼接起来的。 我写了这些怀旧的文字，并非想重返那个岁月，而只是期望，今天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有如当年那样重新激起我们的幻想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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