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树魂》——

  音乐

    弄线老帕（因为他小提琴拉的好，被知青们公认为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有一架短波收音机，能收听到很多外国电台。（不像老地那台自己装的四管机，只能收中波，即便收中波也只能收到邻国的电台，中国的电台信号很弱，收到了也只有8个样板戏。）大伙就时常聚在他那儿，抱着收音机细心地调台，说话的都不听，反正也听不懂，专门找那些时常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记下频率和时间，以后按时收听。

三个月就能说一口流利傣语的语言天才老超，被调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每逢街子天知青们都要到他那儿去玩。广播站的收音机才是真正的专业级的，灵敏度极高，好多老帕的收音机收不着或是收不清楚的电台，在他那儿都能稳定地收到。有一天伴晚，居然收听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达》（天方夜谭交响组曲），为了让人们共享这美妙的声音，激动得忘乎所以的知青们打开扩音机，让优美的乐曲在公社上空中飞翔。播完音乐后，那个电台的信号就没了，老超随手锁上门就跟着老地他们一起到弄迈玩去了，忘了关扩音机。天黑之后，天波变强，广播里传出了曾经是老大哥后来又成了敌人的某国的对华广播，反革命叫嚣声响彻公社天空。因为找不到老超，只好派人上房把广播线给掐断掉，扩音机失去负荷烧坏了。好在老超技术高，（他上小学就装了超外差四管收音机，大家先叫他超外差，后来简称老超），硬是用手工绕好变压器，修好了机器。这事要是发生在昆明，知青们全都得坐牢。好在当时的公社干部不怎么左，说反正那汉语广播傣族也听不懂，没造成多大的影响，只是要老超写了份检查了事。

勐秀有个叫老激动的知青，从昆明带了台手摇唱机、数十张唱片下来。弄迈的知青知道后，全体出动走十多公里山路赶到他那儿，住了整整两天，听完所有唱片才走。他那些唱片中以民歌、民乐居多，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但还是感到非常值得一听。名声传出，勐秀成为外五县知青小串连的必到之处，两个月就吃完了他一年的口粮，他只好带上唱机、唱片，也出去串连。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隆重的接待。他也来过弄迈，住了好几天，那些唱片被弄迈知青反复听了好几遍，都听腻了。后来老激动迷上了个小毕少，跟着那家人跑到江那边去了，唱机、唱片也带走了。据说他后来在那边一座大城市开了家音乐咖啡厅，混得挺不错的。

老地的母亲下放到干校后，某一天偶尔在那个偏僻的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里，发现了一把积满灰尘的小提琴，当即便买下托人带来。这在当时十分不易，昆明的乐器店那时只有二胡、笛子之类的民族乐器卖，据农场的北京、上海知青说，在那些大城市也都买不着提琴的。有了提琴，老地就开始跟老帕学。老帕授课极其认真，只许老地拉练习曲，不准拉歌，要循序渐进的从《开塞》的“咪、嗦、咪、哆”开始，以一年为期拉完练习曲《开塞》，然后还要用至少五年时间去拉那些《马扎斯》、《小顿特》、《克莱采尔》、《罗特》、《大顿特》直至最高级的《帕格尼尼》。老地一听头便晕了，但在老帕严厉的监督下，老地只好每天三次像杀鸡似的拉着那些极枯燥的音符。拉得自己直想睡觉，旁听的人则睡不成觉，多次集体提出申请，要求他将提琴弓换成长刀，干干脆脆地给他们每人脖子上拉一下算了。幸好一本《开塞》还没拉完，那好为人师的音乐大师便办病退回昆明去了。临走时，再三叮嘱老地，每天至少拉三个小时的练习曲。等老帕走后，老地到是基本上坚持了天天拉琴，但拉的却全是大家喜欢听的歌。所以他的提琴水平，也就永远地停在了《开塞》，还是未完成的。

老帕的音乐知识极丰富，远超学校里的音乐老师。只要是古典音乐，他大多都能说出曲名，并能说出作者的生平逸事。在巴赫、海顿、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李斯特、施特劳斯、比才、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音乐大师的名字之后，多半会有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些音乐课使大家受益非浅。老地清楚地记得，当第一次听《自新大陆》、《匈牙利狂想曲》这类曲子时，忽然之间，心里有如触电般瑟瑟颤抖、身上泛起鸡皮疙瘩，随后是如醉如痴的那种感觉。老帕说这就对了，说明你们已经“发烧”了。多年以后，“发烧”这个词正式成为音乐界术语，老地认为其创造权应属老帕。

 

   宣传队

弄迈的知青分别拥有手风琴、口琴、提琴、二胡、笛子、吉它、八弦琴这几种乐器，会玩的几人兴致来了便聚在一起合奏，所奏曲目多半是大家喜欢唱的那些歌曲，比如外国民歌二百首当中的歌。他们的水平还到不了分声部的演奏，只能是全体“预备起”的大齐奏，但因为长期一起合练，配合算得上有板有眼的，静夜之中听来，还颇有点韵味。

听到公社要举行文艺汇演的消息后，女生们强烈提议，老社同意，弄迈也成立了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宣传队，动员玩乐器的男生全体参加，组成乐队，又由那几个能歌善舞的女生和她们训练的毕少们组成歌舞队，还吸收了相帅和鳗鱼，让这俩人专唱傣族歌曲。鳗鱼唱得不怎么样，相帅却有惊人表现。她的嗓音天生就好，音域宽、音色纯正，唱起傣歌来，不知倾倒了多少毕冒。后来县里、州里的文工团都来要过她，可惜这女孩不愿意走出家门，最终埋没了又一个“才旦卓玛”。老社很宽宏地给了他们一个月的脱产排练时间，宣传队也很争气，排出了一组节目去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宣传队着实为弄迈争了点光，汇演时以绝对优势技压其他寨子的宣传队，一炮打响，获得了全公社团体奖第一名。

汇演后，附近好几个寨子都来邀请弄迈文艺宣传队去他们那儿演出，弄迈汉傣两族的年青人快乐的“走穴”演出就此开始。

到其他寨子里去演出不比在公社演，由于台下没有领导坐着，面对着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演员心理状态极其放松，越演越随便，甚至与场下观众大开玩笑，全场气氛极为活跃。若是去的那个寨子里也有玩乐器的知青，就要邀来加入进知青们的小乐团，并且要出**奏。有唱歌的，要拉上台唱上几首最拿手的。有跳舞的，也必须上台表演献艺。傣族最爱对歌，每个寨子的赞哈（歌手）与弄迈的歌手对歌（他们对的歌当然不是那些革命歌曲，而是世代相传的情歌）成为最受傣族欢迎的节目。而知青们最喜爱的节目，便是由小乐队演奏或伴奏的那些“黄歌”，奏到兴头上，还会来个两寨知青集体大合唱。

女生们带领罕俊等毕少跳的舞蹈则比较合毕冒们的口味，傣族毕少身材苗条，跳那些《北京有个金太阳》、《舂新米》之类的舞蹈还很有点份儿。

每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是集体跳傣族舞，由当地傣族敲起锣鼓，所有演员包括小乐团成员都下到台下与观众同乐，两个寨子的人围成大圆圈，中间燃起一大堆篝火，起码要跳上个把小时才结束。

此时此刻，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两个寨子傣族和知青的大联欢。

弄迈宣传队越演越火，名气越来越大，前来邀请去演出的寨子排上了队。

到后来连境外的寨子也一再来请，经过层层请示直到由州里批准，才准许他们去演了几次。

第一次去境外演出之前，县里管宣传的人来审查节目。那是个面无一丝表情的中年人，姓胡，看完全部节目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把你们加演的那些节目全部来一遍。”他所指的加演节目，显然就是那些小合奏的歌曲。

见知青们想找搪塞的话，他干脆挑明：“没事，不会给你们上纲上线，就听听你们有多高水平。奏吧，先奏个《小路》。”

于是，乐团专门给他来了次汇报演出。这位老兄先是跟着哼哼，到了后来干脆放声高唱，他唱歌的水平绝对压倒知青歌手，是那种真正的专业级的洋嗓子。听他唱《三套车》、《重归苏莲托》这些歌，真是一种享受。

知青们很想跟他结识，但他可能有所顾虑，过完瘾就变回冷冰冰公事公办的模样。打着官腔说了个别节目要如何修改之类的话，又补充说：到那边不许加演。说完就走了，以后再没来过。知青们到县城去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只点个头就不再搭理人。

宣传队既然给弄迈争了光，队里对宣传队便很是照顾，队员们凡有演出就不必下地干活，演出、排练都算出工，而且记最高的工分。

虽然没有出场费，也没有门票收入，但出去演出仍有不少外快。照例，邀请人得管全体演员的晚饭和夜宵，演出时还得给乐队准备好烟、茶，演出之后则会送上两刀烟丝，几大块碗状的红糖。烟当然归乐队，糖则归舞队，傣族队员自然不会要，东西就都到了知青们手里。

有如此种种好处，当然不能把那些既不会乐器、又五音不全、还手脚僵硬的南郭先生们丢下不管。凡有演出，全体出动，一个也不少。去的人都想法给派点活，光是敲木鱼的就安排了3个，还给两个擅长模仿的每人发一支不贴笛膜的笛子，让他们摇头晃脑卖力地假吹。

如此一来，弄迈宣传队的乐队阵容大增，人数已经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

盲目扩张的结果，是这大锅饭自然吃不长。扩大了队伍后，没演几场，秋收在即，老社率先发难，要大家讨论是演戏重要还是种田重要，讨论结果当然是后者重要。于是明确规定，宣传队今后只能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便宜工分也被取消了。

其时，各邻近寨子也差不多都去演遍了。虽说又排了些新节目，可人家一想，为了那么个把节目请这么大帮人吃饭似乎并不划算。再说人家也要忙秋收了，于是那些节目也就算白排了。

没人来邀请，宣传队便散了伙。

那两支没笛膜的笛子却成就了个音乐天才。笛子的主人——那两位当代南郭先生，看到再不能靠它混饭吃以后，随手将它送给了小胖墩。小胖墩贴上芦苇芯里的薄膜，在大草坪上放牛时成天地吹。刚开始吹时，连那些水牛、黄牛都受不了，见他就逃。这小子相当有毅力，有空就练，没多久居然无师自通，吹得满像点样子了。后来，他飞快地超过启蒙老师，知青们又专门找来名师辅导他，他的技艺便突飞猛进，很快便技压县文工团笛手并取而代之，成为本寨唯一进县城吃皇粮的傣家子弟，不过那已是知青走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