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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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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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
一、是否存在和需要社会价值系统？ 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明应该维护什么样的价值系统，说明什么是神圣的东西，这可能是王力雄文章的不足之处。但是，即使将一期《东方》的全部版面都给王力雄，恐怕他也很难克服这一“不足”。古往今来，但凡涉及到价值问题和道德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总会给人带来许多的困惑和怅惘。利他主义者提倡“为人民服务”，利己主义者却认为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污染，最丑恶、最不可信任，可以爱猫爱狗，但切不可爱人；禁欲主义认为肉体快感是万恶之源，享乐主义却将肉体快感视为根本道德；儒家讲“兴天理、灭人欲”，法家却将之斥为“以理杀人”、甚于“酷吏以法杀人”（戴震语）；昨天，人们曾大讲“狠斗私心一闪念”，今天，又有人讲“私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摇摆舞”昨天还是腐朽的标志，今天却成为了活力的象征；有人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人却讲“不患贫而患不均”；有人讲“爱情服从事业”，《红楼梦》中那可爱的贾宝玉却将这种论调斥为“混帐话”。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性善论与性恶论、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数千年，种种高论汗牛充栋，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将价值问题说清楚。 问题的难点不在于存在种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在于：对价值问题的阐述受到语言的局限，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一旦被语言表达出来就受到某种程度的歪曲，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种最受称道、被最广泛提及的价值是“爱”。但是，奥赛罗式的也好，罗米欧与朱丽叶式的也好，贾宝玉与林黛玉式的也好，不知多少人间的悲剧与“爱”有关。美国电影《爱德华大夫》中有一句台词是：“人在恋爱的时候精神都不正常”，此话多少有一定道理。对恋人的爱可能造成个人精神的不正常而行为怪异，对政治或宗教领袖、气功大师等的“热爱”则可能造成相互诱发性群体癔症，甚至可能带来社会的动乱。不知多少慈母的溺爱使子女碌碌无为甚至走上邪道，而一些严父的棍棒却造就了出色的后代。最近，新闻媒介披露了武汉市一场救孤“义演”的真相，演出的组织者正是利用人们的爱心而大赚黑钱。 另一种最受称道的价值是“克己”。年龄稍大一些的人都对那个人人克己的年代有过亲身的感受，或幸福或不幸，感受可能因人而异，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速度减慢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否我们可以因此而摒弃一切价值呢？是否我们可以因此而认为不存在一个需要知识分子坚守和维护的社会价值体系？我认为不是。尽管这一需要知识分子坚守的价值体系很难用语言清晰地表达，但这一体系是确实存在的，存在于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群人的心中。就象尽管最专业的画家有时也很难用语言来准确地说出一幅成功的绘画作品究竟成功在何处，但这的确是一幅成功的作品，在达到一定素养的画家群中对此可以达到很高的默契和共识。就象尽管人们往往说不出为什么，但都会喜欢一些名曲，例如《蓝色的多瑙河》、《梁祝》等。 爱、同情心、克己、利他、诚实、勇敢、责任心、宪制精神和守法意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的珍惜，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这一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尽管我们很难用语言清晰地界定这一价值体系，尽管构成这一体系的几乎每一个要素都可能受到怀疑，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体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一些陈旧的要素被放弃，一些新的要素被吸收，但是，这一体系是存在着的。它被以历史积淀的方式刻于世界各个民族的脊骨之上，溶入人们的血液之中。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这一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的正常生活所必须。王力雄先生已经指出，它一旦缺失，“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群起争利却难以解决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最终难免不因无止境的发散而解体”。对此，我非常赞同。这一判断即使在理论上难以予以充分的论证，现实的社会生活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启示：权钱交易的日益公开化；教育经费被挪用，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贫困县大量购进豪华轿车，救灾款、水利集资款被挪用于购车；伪劣产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比比皆是的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逐利行为从商界扩散到知识界；至今许许多多被拐卖的妇女无人救援；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屡禁不止；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由于教育投入是长线投资，见效最慢，对教育的投入历来不足。但是，在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并未出现过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１９９２年中国南方的房地产热。１９９４年令商贸界人士谈虎色变、草木皆兵的话题是有工商、税务、公安人员参与的预谋诈骗货物、货款的“圈套”。由于原有的基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精神支柱坍塌以后价值体系已经陷入极度的衰微，由于日益蔓延的全民性的腐败，由于普遍缺乏道德制约的逐利行为，由于缺乏理性协调机制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日益激烈，社会已经表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１９８９年已经几乎走到了动乱的边缘，近几年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机。如果不能重建价值体系，如果不能扭转普遍堕落的颓势，真是使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这一价值体系与价值多元化趋势并不矛盾。价值多元趋势主要体现为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体现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和平共处，体现为不以强制手段来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事实上，不同价值观之间经常是一种“相交”的关系，就象人们具有特点非常不同的能力结构，有人擅文史，有人擅理工，有人长于与物打交道，有人长于与人打交道，但在这些不同的能力结构中都包含着逻辑推理、知觉速度等基本的能力要素。由于不同价值观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由于不同价值观之间往往存在某些重要的相通之处，对价值多元的承认并不一定意味着否认存在一种需要共同维护的社会价值体系。 这一价值体系不仅仅是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必须，而且植根于个人追求幸福和心理平衡的天性之中。 在谈论幸福之前，我想先说明两个可能有争议但我不准备在此讨论的前提。第一，幸福是个人的事情。众人认为幸福的人未必幸福，众人认为不幸的人也未必不幸。第二，幸福是个人主观的感受。对于同样的客观事件，人与人之间的感受相去甚远。即使是同一个人，此一时与彼一时的感受也相去甚远。 每个人都抱着追求幸福的目的去逐利，但逐利的结果却往往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在对金钱、地位的追求中，失败者的不幸自不必说，成功者的满足感也是转瞬即逝的。想当初高考“金榜题名“的时候曾经欣喜若狂，好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须几日，就觉得不过尔尔，甚至还有顾影自怜的时候。想当初“洞房花烛”的时候曾经有“此生足矣、死而无憾”之感，时过境迁，突然发现自己陷于“围城”之中。 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吃饭”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幸福与“丰衣足食”（或不幸与“饥寒交迫”）之间的联系正逐渐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就象饱食与粮票之间的联系一样。今天有钱人已经不算少，但在这些有钱人中有几个感到满足和幸福呢？有些时候，钱甚至成为“不幸”的原因。古往今来，父子反目、兄弟残杀往往只发生在那些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家庭。没钱时是相濡以沫、情同手足的朋友，有钱后成为不共戴天、刺刀见红的仇人，这类事情在十年来的公司发展史中屡见不鲜。近年来，房地产被炒得火热，原本不起眼的一些旧房一下子身价百倍，也把不少原本其乐融融的和睦家庭中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扫荡得干干净净。自觉不幸到极致才会自杀，三毛也好，江青也好，顾城也好，没有听说那个人自杀是由于缺钱花。 利欲的满足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不能使人摆脱时时袭来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只有与终极价值观相联系的信仰才能使人“获救”。信仰，是一个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和动力，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观，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对于一个吃饱穿暖的现代人，信仰是他强烈的需要。有信仰，就安宁、充实、富于活力；没有信仰，就躁动、失落、无精打彩。信仰越坚定，内心越安宁。信仰一旦动摇或崩溃，就会承受失衡的痛苦并竭力去寻求信仰的重建。 文思在文章中嘲笑了“神圣”。什么是“神圣”？当你在四顾茫茫的原野中跋涉时，“神圣”就是你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没有“神圣”的人的境遇是不堪的：左冲右突，却摆脱不掉焦虑、失落、孤独、疲惫。有时全力以赴冲向一个山头（可能是金钱、地位），冲上去以后发现仍然是四顾茫茫。这就是一些人在黑心赚钱之后又热心行善的心理原因。 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信仰，个人的内心平衡需要信仰。依附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坍塌之后，“科学”曾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然而，科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怀疑和“不信”。人们终究会认识到科学是靠不住的。正如波普所说：“科学并不建立在坚固的岩床上，可以说，大胆的科学理论结构是建立在沼泽之上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如果知识精英不能担当起“再造神圣”的责任，那么，好一点的局面是由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原始形态的宗教来填补真空（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尤其是在农村），差一点的局面则是听凭人类在你争我夺中向动物退化。
二、怎样坚守价值体系在展开话题之前，需要对知识分子做一界定。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从事人文研究的那部分人。不包括仅仅从事自然科学和数学研究的人，也不包括仅仅从事经济、法律等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事实上，许多从事自然科学、数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同时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自觉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 王力雄向知识分子提出了坚守价值体系的任务，但没有说应怎样去坚守。有的论者则认为知识分子“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这种贡献“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东方》９４．３第２８页）还有的论者主张价值中立，“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东方》９４．３第６１页）。 我更赞成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表述的观点：“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第３３９页） 我不赞成知识分子放弃维护价值系统的责任。这并不是认为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更高贵，而仅仅是由于知识分子既不做工，也不务农，要想对得起一日三餐，总应该尽一些社会责任。仅此而已。对于那些有意无意以一种优越感俯视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我与王朔一样，是极为反感的。 知识分子坚守价值体系的途径可以有几种。一种途径是构造一个价值体系，努力去论证和阐述这一体系的正确性、合理性。构造和宣传向善、积极的价值体系一般说来是有益无害的，尽管卢梭在《爱弥尔》中认为“对男孩子和女孩子们讲解道德，无非是破坏他们以往所受一切良好教育的成果”。企图论证一种价值系统的合理性则是注定徒劳无功的。二战之后，由于还没有摆脱科学主义的影响，由于深深为当时西方社会传统道德的沦丧和引发的种种社会弊端而焦虑，许多西方学者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理性之上的价值系统，甚至试图建立“价值科学”（Robert S.Hartman）。这些尝试最后都陷入了循环论证和自相矛盾。例如，马斯洛（A.H.Maslow）就曾经试图“建立一种自然主义的和心理学的价值体系，一种不依赖人的自身存在之外的权威而基于人自己的自然本性之上的价值体系。”（马斯洛：《人类价值新论》，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１９页）但是，他最后只能靠走向神秘主义来摆脱自己逻辑上的困境。 另一种途径是努力去塑造体现作者价值取向的艺术形象。成功感人的艺术形象具有巨大的教化作用，一个艺术形象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情并非偶然。一般说来，感人的艺术形象总是艺术家辛勤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的成果，不会是“玩”出来的、“侃”出来的。 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是来源于生活。如果在生活中缺乏足以感人的事件和人物，文学艺术家也很难凭空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我认为，知识分子坚守价值体系最重要的途径是身体力行自己所选择的价值系统，首先以自己的行为去创造生活，之后才是以自己的作品去再现生活。 一个人的信仰主要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生活；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辨，而是来自于情感的、直觉的体验。从书本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可以获得一些关于道德的认识，但是，这种关于是非的判断还远远不是信仰。今天，社会上大量存在的问题不是关于是非判断的认识问题，而是坚持以自己的道德判断来规范自身行为的勇气和意志问题。对于诸如权钱交易、敬老爱幼、见义勇为等问题，绝大多数人并不缺乏正确的是非判断，但缺乏“知善不得不为、知恶不得不争”的冲动。 因此，对于坚守价值体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言语的说教，而是行为的感召，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个别的示范。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行为感召和个别示范的典型例子：小说中所塑造的冉阿让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形象，曾经是一个偷恩人东西、抢小孩钱的冷酷的人。老主教改变和造就了他。老主教没有一句说教，只有善良心地和执着信念的感召。这种感召恰似一道闪电击穿了冉阿让在多年苦役生活中形成的沉重的自卫铠甲，照亮了他那蒙满尘垢的心灵。今天，对于坚守价值体系来说，最需要的正是老主教这样的行为示范和感召。 同样的一些话，出自不同人的口，有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大学的课堂上，同一句话，有的教师讲出会赢得一片掌声，有的教师讲出则会招致一片嘘声。原因主要在于，前者已经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赢得了讲话的资格，而后者却没有。对于维护某种价值体系来说，重要的往往不是有人讲了什么话，而是这些话是由什么人讲出的。如果一个人在大讲爱国主义的同时却将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国外定居，如果一个人在号召别人艰苦奋斗的同时自己却极尽奢华，如果一个人在痛斥腐败现象时却心安理得地享用着腐败带来的既得利益，那么，他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效果。 获得讲话的资格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自己就持有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例如，尽管我自己经常对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一些社会科学问题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但我却很反感一些人对这类研究的批评。原因在于，这些批评者对自己所批评的数理统计方法尚不甚了了。我认为，批评是可以的，但自己起码应该达到“粗通”。与此相仿，知识分子必须首先用自己的行为去使自己获得维护社会价值的资格。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我们听到不少关于“世风日下”的抱怨的同时，却仅仅见到不多的几个令人敬佩、令人激动的知识分子形象。今天，需要有人去针砭时弊，去愤世嫉俗，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用自己的行为去树立道德形象。知识分子也生活在现实之中，经常会面临着种种具体的价值判断。准备致力于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知识分子需要首先自问：有作高官的机会，自己能否不为所动？有挣大钱的机会，自己能否不为所动？需要舍身取义的时候，自己能否挺身而出？面对种种诸如住房、养老、医疗、子女升学就业等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威胁时，自己能否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只有当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你才具有维护社会价值系统的资格。 我认为，今天首先应该提倡的是“诚实”的生活态度。“诚实”是构成社会价值系统的重要因素。在相对比较宽松的气氛之中，在不必以自己的个人利益来承担风险时，许多人可以真诚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但是，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当可能需要为自己的真诚付出代价时，许多人失去了足够的勇气。对于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去论证“一个人应该真诚地生活”，仅仅需要以自己的行为来为人们提供示范，树立楷模。 凭借什么来坚守社会价值系统？我认为，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
发表于《东方》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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