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二）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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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二）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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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二）
第五章
真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试验站知青刚刚打败红铁军，活捉司令董先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就传来了站里铁杆老保死灰复燃，成立红色造反者的消息。于是，知青们在Y城地委大楼办公室里商量对策。余重生说：“最近几天，我们接二连三地得到站里送来的情报，说是张庆、刘三两个黑头头，网罗了一批铁杆老保，在试验站成立了红色造反者组织，准备和我们知青对着干。并且还煽动一部分盐中学生成立了踢派组织，在Y城造谣惑众，败坏我们八·二六暴动队的名声。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下面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文无敌抢先发言说：“一·二三武斗前夕，钱为民和胡文权都来到了Y城，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欲盖弥彰，恰恰说明了他们是这次武斗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那些铁杆老保死心塌地地保皇，无非是想利用钱为民手中的权力，趁机为自己入党做官捞取政治资本。我们只要将钱为民押回试验站，将他批倒批臭，使他大权旁落，自然就没有人再来保他。”陈革生说：“对！我们不但要将钱为民押回试验站批斗，而且还要将他遣送到牛棚去养猪，倒看还有谁去保他！”张忠东说：“最近踢派组织正在造谣惑众、肆无忌惮地向我们进攻。如果在这个时候回站，踢派就会趁虚而入，使我们顾此失彼，顾了试验站这个小地方，而失去了Y城这块大地盘。因此，为了扩大一·二三事件展览会的成果，我认为我们还是留在Y城闹革命为好。”我不同意张忠东的意见，说：“试验站是我们的根据地，如今祸起萧墙，形势十分严峻。假如我们连站里事情都处理不好，只顾在外面冲冲杀杀，犯流寇主义的错误，那么，一旦在外遇到危险，就会腹背受敌，连自己的退路都没有。我们应该吸取历史上闯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Y城踢派那几个小爬虫，掀不起什么大浪，我们只要留一支小分队在Y城，就足够对付他们了。大队人马必须赶快回站，趁早粉碎保皇派的阴谋，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余亦庆说：“对！我们必须赶快回站，将保皇派的阴谋，扼杀在萌芽之中。踢派那几个小爬虫，就在地委大楼后面两间楼房里，我们只要去上七、八个人，就能一下子将他们摆平。”伤科说：“踢派那几个家伙，整天造谣惑众，十分可恶，我们必须对他采取革命行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八·二六暴动队的厉害……”经过一番争论，知青们决定当天砸烂踢派组织，第二天一大早乘军分区的卡车打道回府去新泽试验站。 会议一结束，我和余亦庆、陈革生、张忠东、葛介建、伤科等七、八个知青，义愤填膺地直奔踢派办公室而来。我们大摇大摆地闯进踢派办公室，四、五个正在油印传单的踢派惊慌失措地问：“你们来干什么？”我顺手拿起一张刚油印好的攻击八·二六的传单说：“来找你们算帐！”陈革生骂道：“去你妈的！”便将那堆传单掀翻在地。两个踢派急忙跑到屋里叫人。不一会儿，从屋里冲出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个小头目，张牙舞爪地扑过来揪我的衣服。没等我动手，余亦庆眼快手疾，猛地一拳，便将那小头目打得嘴里鲜血直冒，跌倒在地。另外两个踢派惊叫着：“快来人哪！八·二六打人啊！”冲上来交手，也被我和伤科一阵拳脚打了回去。几个踢派一触即溃，无可奈何，只好扶着那小头目向门外逃去。葛介建又在那小头目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看你今后还踢不踢！”隔壁房间里的几个女踢派，早已吓得哭出声来。我们跑过去吼斥道：“你们踢派作恶多端，今天算是报应。从现在起统统离开这里，否则不要怪我们不客气！”几个人吓得魂不附体，如鸟兽散似的慌张离去。从此踢派组织销声匿迹，再也不敢跟我们八·二六暴动队作对。 1967年2月1日，我们乘着军分区的卡车从Y城出发，直奔试验站而来。卡车一出Y城就在黄沙路上飞驰起来。车后尘土飞扬，卡车好像长了一条浓烟滚滚的尾巴。车厢内几十个知青挤在一块，每个人仅有立足之地。卡车开动后，一路颠簸摇晃，人与人之间的空隙似乎变得大了些。途中，不少知青开始晕车呕吐起来。等车到试验站时，知青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和伤科、许金虎等知青，一下车就去看红色造反者出的专栏。专栏里检讨书的字迹写得弯弯扭扭，就像甲骨文字一般，加上错别字连篇，让人看了似懂非懂。但一看那些铁杆老保的姓名，就能知道写的是些什么内容。伤科说：“把它给撕了！”我说：“不能撕，留在这里让每个知青都能看清当前的形势。”许金虎说：“我们回宿舍给他们写一篇评论文章。”我说：“没有这种必要，评论文章写得再好，也只是写给我们知青自己看。那些铁杆老保自称是贫下中农，识字的人不多，评论文章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对牛弹琴，不如简单送他们一副对联。”伤科忙问：“送他们什么对联？”我说：“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许金虎说：“好！太好了！我看上面还给它加上‘决不允许铁杆老保死灰复燃，东山再起’这一条横批。”说干就干，我们回到宿舍后，就用毛笔写了对联、横批，将它们贴在红色造反者出的专栏两侧和上面。消息不翼而飞，张庆、刘三急忙赶到现场，气得脸色铁青直跺脚，连忙通知红色造反者到站部托儿所开会。结果，开了半天会也拿不出什么对策，只好在唉声叹气中不了了之。 第二天清晨，我在小花园边的空地上打完一套《武松脱铐》的少林拳刚收住脚跟，就见许金虎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刚才我看到了社教队队长沈振宇在招待所门前蹓跶。”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镇压知青的刽子手居然不识时务自己送上门来！我连忙说：“我去招待所盯住他，你快去叫伤科他们。”说罢，我们便分头行动。我一路小跑直奔招待所，真是冤家路窄，在转弯处我与沈振宇撞了个满怀。我厉声责问道：“沈振宇！你来试验站干什么？”沈振宇大吃一惊，吞吞吐吐地答道：“我来试验站拿些东西。”“拿东西？拿什么东西？你不要在那里哄人，恐怕又是来挑动群众斗群众吧！”我紧接着说。这时，伤科、许金虎、余亦庆等知青早已围了上来。 伤科大怒道：“沈振宇！你这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居然还有脸再来试验站！”余亦庆说：“别跟他多噜苏，走！”说着，就动手将他向前一推。沈振宇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好容易才站稳脚跟，惊慌失措地问道：“走到哪里去？”“到八·二六队部去！”我厉声说道。 沈振宇还想耍赖，见我们几个知青动了真格，也就只好规规矩矩地来到了八·二六队部。一进门，伤科就大声喊道：“向毛主席请罪！”沈振宇正要顽抗，见我们几个知青横眉冷对，拳头握得咯咯响，只好顺势低头跪下，对着毛主席像直发愣。伤科用废报纸糊了一顶高帽子给沈振宇戴在头上后乐得哈哈直笑。我和许金虎找了一块牌子，用毛笔写上“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后，将它挂在了沈振宇的脖子上。余亦庆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只铅皮簸箕和一根木棍，责令沈振宇拿在手里。知青们都闻讯赶来了，我们押着沈振宇开始游街。我命令沈振宇说：“喊沈振宇有罪！”沈振宇闭口默不作声。伤科拦腰一拳叫道：“喊不喊？”沈振宇见知青开始动武了，只好硬着头皮低声下气地哼道：“沈振宇有罪。”“再喊响点，听见没有！”我用力拧了沈振宇一把耳朵。 “喊响点！喊响点！”知青们七嘴八舌地怒吼道。 沈振宇无可奈何，只好放开喉咙喊“沈振宇有罪。”“边喊边敲簸箕！”余亦庆命令道。 沈振宇只好从命，一边敲着那只铅皮簸箕，一边喊着：“沈振宇有罪。”倒也引来了不少人看热闹。当游街的队伍路过老职工宿舍区时，老女工赵志妹见了骂道：“昨天还在骂小知青兔子尾巴长不了，没想到今天就落到了知青手中，真是恶有恶报，活该！”沈振宇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冠冕堂皇来到新泽试验站，竟会落到被知青挂牌游街的下场。游街一结束，沈振宇吓得磕头打滚连声求饶。知青们见他一副可怜相，便教训一顿后放了他。沈振宇急急匆匆地跑回招待所，赶紧收拾起行李，灰溜溜地离开了试验站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天，钱为民被知青从Y城农科所押回试验站批斗。批斗大会在站部大饭堂举行，气氛十分激烈。先是由知青代表轮流发言，然后由技术干部代表接着发言，最后是贫下中农代表发言。这个贫下中农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魏志红。原来在文革初期白色恐怖笼罩试验站之际，他从知青这边反戈一击，投靠到老职工那边，声称自己是三代贫农出身，常代表贫下中农为保皇派摇旗呐喊。如今此一时彼一时，钱为民成了被知青批斗的走资派，眼看大势已去，钱为民必被打倒无疑，他便又反戈一击，在批斗会上慷慨陈词，声称钱为民的罪行是罄竹难书。魏志红煞有介事地批判道：“钱为民！你提出的‘出成果，出人才，田改好，棉高产，粮自给，农副产品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建站方针，完全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你在建站方针中丝毫不谈政治挂帅，突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统帅。你分明是想把我们领上一条罪孽深重的资本主义道路……”魏志红的发言是在口号声中结束的，他勒紧嗓子高呼：“打倒走资派钱为民！”的时候，咽喉部的青筋，根根都像蚯蚓似的在蠕动，似乎他的革命热情比谁都激烈，造反的态度比谁都坚决。批斗大会将要结束前，随着余重生“将走资派钱为民押到副业队养猪！”一声令下，我和葛介建冲上去，押着钱为民直向副业队走去。当时，我和一些知青正在练“鹰爪功”。我已练到能用一只手的三个指头做十几个俯卧撑和用两个指头拎起一只陶瓷罐子绕场一周不落地的程度，手掌握力巨大无比。我右手抓着钱为民的手腕才走十几步路，钱为民就回头低声央求道：“小朱，抓轻一点，抓轻一点。”被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熏陶得走火入魔的我，只知道：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对走资派又怎么能徇私情！于是毫不客气地厉声训斥道：“钱为民！你放老实些！”两手一使劲，押着他直往副业队而去。钱为民低头向我翻了个白眼，似乎在发狠道：“有早一日我翻了身，定要将你打入牛棚去养猪！”将钱为民押到副业队牛棚后，我便很快回到了八·二六队部。一进门，就听到张忠东在嚷嚷：“好了，这下好了，朱克思来了，我们问问他再说。”原来，张忠东、陈革生、贾贤等几个知青正在围绕着沈时中妹妹的一封来信议论纷纷。我凑上前一看，只见信封下面印刷着：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字样。不看内容就知道这封信有了来头。拿过信纸一看，只见在一张公文信笺上用恭正清秀的钢笔字体写道： 新泽试验站的革命群众：你们好！ 我叫沈莲芳，共产党员，国家中央政法干部，是沈时中的妹妹。不久前，我收到了沈时中给我的来信，说他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相信组织上能弄清他的问题，相信党的政策。但是，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新泽试验站寄来的公函，说沈时中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弄不懂沈时中为什么要自杀，也不知道试验站文化大革命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故恳切盼望试验站的革命群众来信阐明沈时中的死因和试验站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况为感！ 致以革命的敬礼！ 沈莲芳1967年1月24日 我一口气读完了沈莲芳的来信，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试验站领导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为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转移斗争视线，蓄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一般技术干部沈时中。我看过沈时中写的《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那篇论文。我觉得那是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似有标新立异之感。他在文章中首先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批判了杨献珍‘合二而一’的错误观点。然而论述了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事物通过斗争而达到同一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最后他认为一分为二不全面，没有阐明事物是如何通过斗争而达到同一的。因此，提出了‘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论点。其实这是一篇学术论文，充其量只是画蛇添足，犯了个认识问题的错误。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抓住文章中一个‘合’字，无限上纲，企图鱼目混珠，把水搅浑。结果，草菅人命，将沈时中逼上了绝路……”没等我讲完，从缅甸回国的华侨技术干部黄振天说：“好！讲得好！我看应该回封信给沈莲芳。”我说：“信是肯定要回的，但是，我看最好上北京去找沈莲芳，一则可以弄清些政策问题，以便为沈时中平反；二则也可以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对！去北京上访！”大家齐声赞同。说到去北京，几个知青都异常兴奋起来。北京是每个红卫兵向往的地方，毛主席已经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全国各大报刊、杂志都刊登出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的照片。并且都在社论中说：“红卫兵小将敢说、敢闯，很少有保守思想，即使运动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联，成了当时的一种时髦。一路上都有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不去北京见识见识，定会遗憾终生的！因此，说到上北京，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 陈革生说：“到了北京，我们首先去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上访，然后去中央政法干校找沈莲芳，商量如何为沈时中平反，或者干脆打着沈时中平反团的旗号上北京。”张忠东说：“沈时中平反团的旗号太小，不如到Y城刻一枚‘Y城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的公章，带上十几份空白介绍信去北京。这样，一路上我们就方便多了。”我说：“说走就走，不要夜长梦多，明天我们五个人去找站长汪强，先向站里借500元盘缠，后天一早上Y城刻公章，然后从徐州方向去北京。”“好好！就这么办！”几个知青一致赞同我的意见，大家分头开始准备行装。 消息不翼而飞，听说我们五个知青要去北京上访了，有人羡慕，有人怨恨。队长尤家骥拿了一件棉大衣赶到我宿舍，关切地对我说：“小朱啊，北京天气冷。把这件大衣带上，一路上多保重。”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了敬佩和激动的表情。当然，也有个别老职工在一旁冷嘲热讽道：“别看他们现在出风头抢镜头，将来肯定要跌筋斗吃苦头，五七年的右派就是他们的榜样……”我们全然不顾外界的议论，稍作准备就出发启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车到了Y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刻章店，东转西转跑了好几家，家家刻章店都是生意火爆，一个师傅带了几个徒弟帮忙都来不及雕刻，都说起码要三、五天时间才能轮到刻我们的公章。在一家刻章店里张忠东急得直发香烟说：“我们要等了公章去北京上访。”一位刻章师傅听说我们要去北京上访，当即停下活计问道：“你们刻什么章啊？”张忠东答道：“刻‘Y城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的公章。”那师傅说：“各种造反司令部的公章我刻过几十个，刻总司令部的公章还是头一次。这样吧，反正白天是赶不上了，晚上我给你们突击开夜班，明天一早你们来拿就是了……”第二天，直等到上午十时许才拿到了公章。往徐州方面的汽车早已开走了，无奈我们乘车到了淮阴市，被红卫兵接待站安置在淮阴师范学校。食宿是免费的，只是条件不怎么好，吃的是稀饭白馒头，睡的是稻草通铺。过了一宿，我们便离开淮阴来到徐州。到车站一打听，尚有当天开往北京的夜班车，我们便凑上前去排队买票。排到半途突然陈革生说：“刚才我听说中央文革小组已搬到上海去了，我们买票去上海吧。”我说：“道听途说，不足以信。去北京机会难得，去上海今后有的是机会，还是去北京为好。”贾贤、张忠东、胡相荣三位也说：“到了徐州，当然应该去北京。”陈革生见说服不了我们，便独自买票往上海去了。我和张忠东等一行四人，坐了一夜火车于凌晨拂晓时分到达北京站。一出车厢，外面气温果然十分寒冷，天乌蒙蒙的尚未发亮，我们先到候车室商量行动计划。 我说：“等到天亮，我们乘早班公交车先去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是我们红卫兵向往的地方，在天安门广场吃过早饭再去红卫兵接待站。”“好！好！”大家不约而同地赞成。好容易等到天亮，我们乘上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头班公交车。一上车我就跟售票员说：“到天安门广场时，请叫我们下车。”售票员满口答应，果然车到天安门广场时，就主动喊我们下车。我们站立在天安门广场，凝视着天安门城楼激动万分。我不禁自问道：“难道那就是天安门？”张忠东肯定地说：“那就是天安门，你们看，两侧有华表，门前有金水桥。还有城墙上写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足以证明那是天安门。”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贾贤、胡相荣他们看到我那种痴迷的情景，一个个都笑了起来。我们迈步经过金水桥，来到天安门城楼边，只见城墙和城洞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是攻击当时的风云人物王XX的，指责“王XX是王铁杆，是标标准准的铁杆老保，是踏着工人肩膀爬上去的投机分子。作风不正，道德败坏，与现役军人之妻张XX私生一女……”我读给大家听，贾贤嘿嘿一笑说：“恶毒哪！”胡相荣说：“这有什么稀奇，政治斗争无忠实可言，不是有人说：‘造谣千次就成了当今的真理’吗？谣言起初没人相信，讲多了自然让人不信也得信。”我反驳胡相荣道：“真理就是真理，谣言毕竟是谣言。谣言和真理之间不存在量变引起质变的关系。”胡相荣不服气地争辩道：“现在我们是革命小将，红得发紫，将来如果被打成反革命，哪个还会瞧得起你。政治运动变幻莫测，谁能分得清你是什么真理！”我慷慨陈词道：“我们起来造反，就是为了捍卫真理，尽管有人讥笑革命小将只是昙花一现，将来迟早会有一顶帽子戴到头上。但我认为：昙花一现总比不现为好。即使将来戴帽子落难，也比苟且偷安庸庸碌碌为好。”胡相荣还要和我争论，贾贤忙劝道：“好了！别争了，你们看，那边围着许多人，我们去看看在干什么。”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人们在争购毛主席像的纪念章。我们挤上前去购买，不料售货员说：“购买纪念章要凭单位证明，一人只准买一个。”无奈，我们退出人群，到转弯角的台阶上，掏出空白介绍信，写好内容，盖上公章，转身再去购买，果然化二元钱就买到了四枚钮扣大的纪念章。我们迫不及待地将毛主席纪念章别在胸前，人人喜笑颜开，好像得到了宝贝一样。由于经过一整夜的长途跋涉，我们都已饥肠辘辘，于是大家开始边跑边找饭店。跑了好长时间，终于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找到了一家饮食店。虽说那是一家不小的饮食店，但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出售的品种却是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店里不用说水饺、汤团、小笼包子什么的了，就连烧饼、油条都没有。出售的只是一种油饼，这种油饼表面没有芝麻，里面不放葱油，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居然综合了烧饼、油条的制作工艺。即将发酵的面粉做成烧饼状，然后下油锅一炸便成了烧饼不像烧饼、油条不像油条的食品。胡相荣才啃几口就皱起眉头说：“这种饼不好吃。”张忠东说：“那边在卖鸡蛋糕，我们去看看。”走过两间店面一看，那黄橙橙像鸡蛋糕一样的东西，原来是用黄玉米粉做的大饼。一打听，才三毛钱一斤，真是价廉物美，各人又赶快买了半斤。胡相荣才咬一口就直摇头说：“天安门广场买的东西都不好吃！”我听了很不顺耳，就批评他说：“好啊！你居然说天安门广场买的东西不好吃！”胡相荣不服气地争辩道：“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实事求是嘛！”我一本正经地教训他：“天安门广场的东西，都是我们向往已久的东西，连一草一木都是神圣的，大家都没有说不好吃，唯独你在发牢骚，可见是个立场问题！”胡相荣见我说话上纲上线，一下子浑身冒火嚷道：“你再嘴凶，看我撵你！”说着就冲上来一把抓起我的帽子甩了个老远。我满腔怒火正要还手，贾贤冲上来拼命将我拦住，张忠东也将胡相荣拉到了一边。我又气又急，转身拾起帽子，独自气冲冲地向南走去。只听得贾贤在批评胡相荣说：“你不该动手欺侮人。”胡相荣还要争辩，张忠东说：“人家对天安门无限祟拜，已到爱屋及乌的程度，听到你讲天安门的东西不好吃，当然就会批评你……”我一个人来到了首都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将我安置到了和平门小学。和平门小学的学生们早已停课闹革命去了，教室里的课桌被搬到了一边，空出来的地方放上稻草铺上棉被，便成了接待全国各地来首都串联的红卫兵的宿舍。一进宿舍，我就呼呼大睡，直到第二天凌晨，我早早起身，洗漱完毕，直奔天安门广场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边走边看，流连忘返，真想把那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让那良辰美景永远记忆在我的心坎里。正当我如痴如醉、想入非非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喊我，循声望去，只见贾贤、胡相荣、张忠东三人兴匆匆地朝我这边走来。来到面前，胡相荣大声嚷嚷道：“你这老兄，就这么碰你一下，你就气得独自走掉了，害得我们提心吊胆，整整找了你一天。唉！”张忠东说：“好了！这下好了！终算找到你了，我们都怪胡相荣不好，害得我们大街小巷到处找，差点要出寻人启示了。昨晚你住到哪里去了？”我说：“住到和平门小学去了。”贾贤忙问：“和平门小学收不收住宿费？”我说：“不收住宿费，教室里还有许多空铺。”胡相荣说：“今晚我们也住到和平门小学去，现在先去吃早饭。”“对！先去吃早饭。”三个人喊着我又一起来到了昨天吃早饭的那家饮食店。大家又吃又笑，昨天的不愉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胡相荣和我格外亲热起来，拉着我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纪念照。在天安门广场摄影的地方，我们遇到了陈革生，他是刚从上海乘火车赶到北京的。陈革生说：“到了上海，方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办公，马上我们就去中央文革小组上访。”我们一行五人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按照上访顺序，填好表格，递上材料。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一张回单，根据回单的安排，要等到3月16日上午9时，才轮到接待我们。掐指一算，要等上两个多月的时间。等上两个月，时间太漫长了。再说，两个月后政治形势不知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陈革生说：“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就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成立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再过两个月，我们早已成了当权派，还要上访什么！”张忠东说：“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回去，学习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从走资派手中夺权。过去我们受人欺压，吃的就是没权的亏。”我说：“我们这次来北京，看来上访是没指望了，不过既然来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还是应该去的，也许找到沈莲芳后，能够弄懂一些政策性问题。”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意见，五个人乘上公交车来到了中央政法干校。干校大门紧闭，只有传达室的小门敞开着，两个门卫正在站岗，显然闲人是进不去的。我主动上前跟一个门卫打招呼说：“你好！我们是从江苏来的，要找沈莲芳，请你帮我们叫一下。”那门卫见我毕恭毕敬的样子，随口说了声：“你们先在门口等一下。”转身就往内线拨电话。不一会儿，沈莲芳匆匆来到大门口问道：“哪一位是朱蕴忠同志？”我应声答道：“我就是。”沈莲芳先是打量我一番接着便问：“这几位是……”我答：“这几位都是试验站的知青。”“那么，一起跟我进里边谈吧。”说着她带我们进了中央政法干校。 张忠东惊讶地问我：“她怎么知道你名字的？”我说：“看到她那封信的当天，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了试验站的情况、我自己的观点，并且还写了要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找她。”沈莲芳说：“看了你的来信，知道你读过不少书，尤其哲学方面很有见解。我天天在盼，今天终于盼到了各位的到来。时间不早了，我先带你们到食堂吃饭，吃过中饭再找个地方谈吧。”来到食堂，沈莲芳说：“你们先坐下，我去看看还有什么菜。”我说：“不用客气，吃个便饭就行了。”她解释说：“我们这里食堂，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伙食是分开的，你们从南方来，就吃南方炒菜吧。”说着，她叫厨房给我们做了南方的菜肴。我们正在吃饭之际，她又给我们一人拿来了两只北方人吃的包子。饭后，她带我们来到了一个接待室。我从包里掏出预先准备的资料，一份份地展示给她看。看到一半，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不时地擦着伤心的泪水。她说：“关于‘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文章，我已请我们学校的杨主任看过。他的观点与你信中写的完全一样，只是个认识问题，用这篇文章来定沈时中的罪名是行不通的，其他罪名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法律方面的文件，供你们带回去参考，原则上是哪一级搞错了，就由哪一级负责平反。”我说：“沈时中是由社教工作队定性的，我们回去后就去找社教工作队的头头，责令他们复查纠错搞平反。”陈革生说：“我们回去后先把社教队的队长、指导员揪回试验站作检查，然后再责令他们宣告平反。”沈莲芳说：“沈时中平反是迟早的事，你们回去后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操之过急，否则，弄得不好反会株连到自身。”我说：“沈时中临死前曾写下了：‘钱为民是打击报复的扒手’这十一个字。即使我们不为沈时中搞平反，一旦钱为民重新上台，也必定会对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进行打击报复的，过去说我们是牛鬼蛇神，将来至多说我们是反革命分子。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与其规规矩矩等待打击报复，不如横身横，拆牛棚，与他作坚决的斗争。战士战死了，总比那些弱者被人吞下肚去吃掉死得光彩。”沈莲芳说：“难能可贵！没想到你在黄海之滨身居茅屋，竟会有如此祟高的思想境界。”我说：“费尔巴哈认为：住在皇宫中人的思想和住在茅屋中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他认为：住在皇宫中的人，是由那高大的建筑和丰富的营养形成了一种思想；而住在茅屋中的人，是由那低矮的住所和不良的营养形成了另一种思想。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意识形态里的这种现象，但是却不能从本质上正确解释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今时代不同了，通过今天的交谈，可以说明：我们这些身居茅屋的知青和你这位身居皇宫的中央政法干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回去后，随时可以通过书信作联系。”我们告辞了沈莲芳，乘上夜班火车，从徐州方向直奔Y城而来。一回到Y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沈时中平反。当时，地委干部均在我们八·二六暴动队监管之中，我们找到了原社教团团长蔡进程和新泽社教分团团长张斌，递上有关材料，提出了为沈时中平反的要求。蔡进程推却说：“根据材料是不够定沈时中为三反分子的，但具体情况是由下面社教队处理的，我不太清楚。”张斌则想拨个干净身子，连声说：“我对沈时中的情况不了解，社教分团没有给他定什么性质。材料是试验站搞的，沈时中怎么死的，死后怎么处理的，是由试验站领导一手操办的，我确实不清楚。”我发火说：“你们社教工作队，揪人的时候一个个争先恐后，现在把人揪死了，叫你们复查纠错时，又人人推却说不清楚，看来是想跟我们耍滑头！”陈革生大怒道：“张斌！你不要耍滑头！老实正告你：明天跟我们去试验站，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和作检查！”第二天，我们将蔡进程、张斌押到试验站作检查。鉴于他们是地委干部，到了试验站后，我们便将他们安排在招待所里，既没有对他们体罚，又没有对他们批斗，只是根据沈时中的材料，对他们作了教育和开导，让他们作个书面检查就算了。我把两位社教团长的亲笔检查书寄给了沈莲芳，似乎从此了却了一个心愿。但是，为沈时中平反一事，五年之后却成了我“为阶级敌人翻案”一大罪名。 再说，八·二六暴动队的知青，从两报一刊社论上看到了上海“一月风暴”，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家聚集在八·二六队部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余重生说：“我们造反派过去吃的就是没权的亏。走资派钱为民凭着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老工人来揪我们。如今钱为民虽然被打倒了，但真正的权力还没有落到我们造反派手中。我们随时都有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能。”文无敌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权，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们要学习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尽快成立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陈革生接着说：“上海‘一月风暴’经验，就是组织老中新三结合的革命领导班子，成立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可以弄两个老工人，找两个中年技术干部和我们知青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夏建说：“知青人选到不难，我们公推余重生当革委会主任就是了。老工人代表找哪个为好呢？”余重生说：“我是不想当革委会主任。如果这个职位给我当了，有人就会指责我是为私字造反。我看这个职位应该选一个能替我们说话、出身好的知青来任担。至于老工人嘛，反正是陪衬，随便找哪个都行。”恰巧这时五队老工人高玉林上供应站买香烟经过八·二六队部。余重生对他招手叫道：“老高，请你来一下，我们有事找你商量。”老高应声来到八·二六队部，一进门就问：“老余啊，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啊？”余重生说：“马上我们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想请你进革委会领导班子。”老高一听，受宠若惊，又惊又喜地问道：“进领导班子干什么啊？”余重生右手做了个手握公章盖大印的动作说：“进领导班子掌权啊！”老高听了直摇头说：“活嚼大头蛆！我哪有能力掌权啊？” 我说：“老高啊，没有能力不要紧。主要由我们知青掌大权，你在革委会里做做陪衬，做个贫下中农代表就行了，就像唱戏那样摇旗呐喊跑跑龙套就行了。”老高说：“这个到行，到时你们叫我来就行了。没想到今天到供应站买香烟碰上了这个好差使，真是时来运转。来来来！大家抽支喜烟，哈哈哈……”发完喜烟，老高哼着：“人走时来马走膘，大姑娘走时把腿跷……”的老淮调，乐滋滋地直奔家中而去。 余重生笑道：“这个老工人代表不是很好找吗？到时再物色一、两个老工人就行了。关键是知青代表大家要选好，下面请大家发表意见。”知青们相互提名，相互推让，讨论了半天竟定不下来由哪个知青来当革委会主任。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感到为难之际，余重生说：“我看这革委会主任就让魏志红来当吧。”话音刚落知青中就发出一阵骚动。 陈革生不服气地说：“魏志红是个风吹两边倒的家伙。白色恐怖时，他倒到老工人一边揪知青，如今看到钱为民被打倒了，又反戈一击，倒到知青这边立新功。让这种没主张的人当革委会主任，对我们知青有什么好处？”李中兴也愤愤不平地说：“魏志红这家伙，我曾经给他测过字。他姓的那个魏字，可拆为禾、女、鬼三字。真是：禾字头、女字尾，讨个老婆活像鬼！让这种墙头一根草，风吹两边倒的人掌权，我心中也不服气！”余重生说：“让魏志红掌权有三大好处。一是魏志红出身好，掌权后老职工不会对他发难。二是正因为他没主张，我们才能操纵住这个傀儡。三是魏和伪发音相同，今后我们叫他‘伪当权’就行了。这样，大家心理上又取得了平衡。”“对！大家叫他‘伪当权’就行了！”知青们开始赞成余重生的意见，决定让“伪当权”来担任革委会的主任。 安排好革委会的人选后，其余刻公章、买鞭炮、做牌子，以及成立革委会时的发言稿之类的琐事，也就变得不在话下了。只等预定的日子一到，知青们便可聚集人马，夺取政权，成立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第六章
1967年2月12日，乌云密布，朔风怒号。知青们一大早就聚到了八·二六暴动队队部，今天是知青们夺权成立革委会的日子。夺权就是抢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授权。因此，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但是，任何一个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都必须先造成舆论。知青们深知舆论的重要性，第一件事就是分兵几路，把准备了几天的标语、大字报、小评论，统统贴上了墙。站部的墙壁上到处可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热烈庆祝新泽试验站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之类的大标语。为了防止夺权中发生意外骚乱，知青们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并在墙上刷上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条标语。言下之意，谁敢骚扰夺权，谁就得不到好下场。 上午八点半左右，办公室门前挂上了“新泽试验站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口号震天。知青们高呼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毛主席语录，兴高采烈地完成了夺权任务。整个夺权过程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麻烦事情。只是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吴兆生怒气冲冲地跑到革委会门口找余重生算帐嚷嚷道：“一·二三武斗中，我们出生入死打败了红铁军，夺权却轮不到我的份！”余重生怒形于色回敬道：“夺权时刻，吵吵闹闹，充分暴露了你的私心！”吴兆生一听此话，气得脸色发青，浑身毛发根根竖了起来，泼口大骂道：“你才是私心！到现在才暴露出你是为私字造反！”俩人在革委会门口争争吵吵，难解难分，就要动手，围观的人们上前几经拉劝，才不欢而散。 且说，张庆、刘三俩人一听到知青们已经夺权，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赶紧召集全体红色造反者到托儿所开会。不等会议开始，张必进就嚷道：“试验站大权被知青夺去了，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我们要赶快采取革命行动！”“对！我们决不答应！”几个铁杆老保一起叫嚷道。 张庆拉大嗓门说：“同志们，静一静，听我说，大家头脑冷静点，现在敌强我弱，假如冒然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要牢记一·二三事件的教训。”一提到一·二三武斗事件的教训，几个铁杆老保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一屁股瘫在凳子上，一个个哑口无言，面面相觑。 张庆又说道：“我们要通过议会斗争，在革委会中争取到我们的席位，让我们的代表，名正言顺地进革委会为我们办事。”沈连生插话说：“对！我们要派自己的代表进革委会，为我们贫下中农办事。去年冬季配我们的烤火费至今没有发，人家农科所早就发了。”“还有今年夏季的冷饮费没有发！”“还有休假天出勤的加班费没有发！”“据说每个职工每个季度有四元钱的洗理费……”会场上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刮起经济风来。不待会议结束，沈连生就说：“走！我们到革委会算帐去！”于是，七、八个老职工在沈连生的煽动下，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到革委会来讨债。伪当权见红色造反者兴师动众来了一大帮人，早已吓得没有主张。慌忙派人去叫余重生，自己则硬着头皮，陪着笑脸，发着香烟说：“欢迎各位光临，有什么事情尽管讲。”红色造反者吵吵嚷嚷地讲了：试验站欠工人多少钱没发，要革委会补发。就在伪当权不知如何处置之时，余重生到了，听了伪当权的汇报，余重生说：“大家提的意见很好，我们马上归纳一下，叫会计造份表，报到农科所去审批，只要上面批下来，我们就让会计发给大家。”沈连生说：“好！明天我们就到Y城农科所去造反。”果然第二天一大早，沈连生就呼了十几个老职工骑自行车到Y城农科所造反去了。农科所领导看到试验站老工人前来造反，见本单位各种福利费都发了，试验站的职工福利费确实没有发，众怒难犯，于是批准补发。批文下达试验站，忙坏了会计，三天三夜不睡觉，算盘拨得嘎吧响。几天后，所有福利费全部补发到每个职工手里。秃子沾了月亮光，我们知青掌权后第一次沾了贫下中农的光，一人也补发了三十几元飞来横财。队长尤家骥风趣地说：“生姜还是老的辣。知青造反造了年把，没有造到一分钱；老职工一造反，一人就分了几十块。嘻嘻……”红色造反者到革委会讨债，原先只想寻衅闹事，给革委会一点颜色看看。没想到革委会还就真的把钱补发给了大家。当时一人补发几十块钱，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大家感恩戴德，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度从心理上消除了对革委会的敌对情绪，不少老职工平时见了知青，还点头打招呼，变得热情起来。 文化大革命搞了不到一年，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损失，毛主席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当时自觉地成为我们知青的行动指南。余重生带着知青们冒着严寒下田突击拔棉花秸子。天寒地冻，每拔一根棉花秸子都要使足浑身劲，大家甩掉棉衣，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以拼命地劳动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分组劳动后，老职工们也不甘心落后，一人一行棉花秸，与我们知青争比高低，比不了多久便一个个满头大汗，直喘粗气。零下三、五度的天气，几个老女工干得将衣服一件件脱光，脱到只穿一件衬衫还在浑身冒汗。我和余亦庆干脆脱光身子赤膊上阵，一马当先，拔在前面，渐渐地和老女工们拉大了间距。赵志妹感叹地说：“乖乖，还是小伙子干活凶，怪不得家家盼养儿子！”每天，我都以一身的疲劳来赢得精神上的满足，从来不考虑自己应该得到什么报酬，似乎天天都在为自己工作，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那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劳动的人们早已下班了，我和余亦庆忍着饥饿，咬紧牙关，把大家剩下的一堆活干完。下班太晚，怕吃不到中饭，我们便从田间小道回站，跨过一条大沟，就到了果林组，没跑多远，就进了一片桃园。啊！那简直是一片世外桃园。文化大革命一来，人人都去闹革命了，那桃园也就变得没人管了。桃树枝上挂满了桃子，熟透的桃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地醒目，一个个红彤彤地镶嵌在绿叶之中。除了有两个桃子已被鸟雀啄食之外，其他桃子竟无人问津，任其自生自灭。我们又渴又饿，顺手摘了个桃子就吃起来。那桃子酸中带甜，味道好极了。余亦庆吃得高兴大叫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接着高呼：“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余亦庆接着又叫：“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随后脱口而出道：“桃子者，我们的桃子！”“哈哈哈哈……”我和余亦庆在桃园中放声大笑。世界上连这桃子在内，一切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即使天天加班加点，也是不觉辛苦只觉甜了。我们每天日出而作，天黑而归，面朝黄泥背朝天，日复一日辛勤劳动，整天和盐碱地打交道，被人们喻作为“修地球”。当时，我心中的口号是：“像蜡烛那样，燃尽自己，照亮他人。无私无畏，把劳动当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将奉献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尽管当时苏北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物质条件并不丰富，但我们这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境界，却早已跨越时空，进入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共产主义。 1967年7月25日，天还没有发亮，我就跑到副业队牛棚，牵了一条诨名叫“白角尖”的水牛，来到二排七条耕地。耕了两个多小时，太阳上来了。火辣辣的阳光将牛背烤得滚烫，水牛张着大嘴，一步一喘，吐沫星子不断地洒在地上。看样子这回耕到田头，可要让水牛休息，牵到小河汪一汪，吃点草再耕了。想到这里，我扬鞭催牛“呃！呃！”地吆喝着。突然间随风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站里高音喇叭传来的惊呼声，我“哇！”地一声停住水牛，侧耳细听，果然站里出事了。只听得伪当权在高音喇叭里气急败坏地惊呼道：“八·二六的战友们，赶快到革委会集中！”“八·二六的战友们，赶快到……”话未喊完先是听到嘈杂声，接着“当！”地一声响，那是话筒砸向地面的声音，从此，再也听不到伪当权的急叫声了。我说了声“不好！”连忙卸下水牛，遇坎越坎，逢沟跨沟，一口气奔到了站部革委会办公室的门口。只见革委会门口乱哄哄地挤着不少人，其中大部分是五队的老职工。张必进、沈连生见我和其他知青已赶到革委会门口，知道是冤家遇到了对头，再呆下去非要吃亏不可，于是趁着混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先溜走了。只剩下关小喜、李迎朋、维烂屌子、郑秃子几个红色造反者仍揪住伪当权衣领不放。伪当权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冷汗直冒，正在用沙哑的嗓音叫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冲上前去一把推开关小喜嚷道：“你们想干什么？”关小喜仗着人多势众怪叫一声：“好啊！你敢打人！”伸手一拳就劈头朝我打来。我早有防备一闪身，他扑了个空。就在这时，我左手一记实拳向他打去，关小喜急忙用右臂招架。刚挡住我左实拳，我右手一拳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胸口。关小喜“呀呀呀！”地嚎叫着，也舞动双拳反扑过来。正当我和关小喜打成一团之际，李迎朋冲上前来“哗！”地一把，将我衣袖撕开了尺把长的口子。我腹背受敌，左闪右挡，眼看就要吃亏，只听得：“去你妈的！”一声吼，接着便是“咚！”地一声，伤科从天而降，一拳将关小喜打倒在地。李迎朋见势不妙，转身就逃，被迎面赶来的陈革生一个顺手牵羊，摔了个狗吃屎，刚要爬起来，又被我赶上前一脚踢翻在地。这时，我才发现，新泽试验站革命委员会的木板牌子，已被砸成两截三片。我问伪当权道：“牌子是谁砸的？”伪当权用手指着李迎朋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他砸的！”啊！这家伙居然胆敢砸革委会的牌子，刚才又大打出手，将我的衣服撕得那么破！这可比捣我一拳还伤心，好容易省吃俭用做了件新褂子，竟被这家伙撕了。听伪当权这么一说，我气得失去了理智，随手拣起被砸坏的革委会牌子的一段木板，喊了声：“打！”就没头没脑地向李迎朋砸去。伤科、陈革生、葛介建等几个知青也蜂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直打得李迎朋瘫在地上，两眼直翻，动弹不得。知青越来越多，红色造反者越溜越少，只剩下李迎朋的婆娘赵志妹和几个老女工在求饶。 自从发生了七·二五武斗事件之后，新泽试验站革保两派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知青和老职工之间，几乎是磨擦天天有，武斗三六九。棉田里长满了杂草，谁都不去管它了。恰巧这时，传来了无锡六·二六造反派和九·二保皇派武斗的消息。据说无锡六·二六造反派的“小老虎队”，用古巴大刀将九·二老保像切瓜剁菜那样打得落花流水，而“小老虎队”却不损一兵一卒。原因是“小老虎队”的人员，原是无锡市公花园中习武强身的一些社会青年，个个武术高强，连最蹩脚的人也有几下三脚猫功夫。因此，武斗场上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冲锋陷阵竟如进入无人之境一般。不仅是无锡出了个六·二六的小老虎队，而且全国各地武斗成风。常州出了个“七零八落战斗队”更是些亡命之徒，武斗时居然动用机枪、手榴弹、迫击炮这些正规军用的武器。据说有一次武斗，一派用迫击炮轰击天宁寺另一派的据点，由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三发炮弹都落到居民点上，结果炸死炸伤了不少平民百姓。更有甚者，外省不知什么地方闯来了一支叫作“五湖四海”的武装组织，杀人越货，闹得江阴一带农村里人心惶惶。老百姓一听到“五湖四海”来了，个个吓得闻风而逃，过几天回到家中，方知是杯弓蛇影，一场虚惊。文化大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种种迹象表明：新泽试验站一场恶斗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为了响应党中央文攻武卫的号召，试验站的知青们特地请来了上海摔跤学院的张教练和省拳击运动队的拳击师，整天训练我们拳击、摔跤、武斗、散打。我们先是练习滑步，然后练习实拳、抛拳、勾拳等拳击动作，接着练习打沙袋，三三制的武斗作战队形……三个月训练下来，果然知青们武术大有长进。每次发生武斗事件，老职工跟知青打架，都是一触即溃，自讨苦吃，根本不是知青的对手。有一次武斗中，二队的老职工陈尚富，仗着自己熊腰虎背，有股蛮劲，竟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声称：“要把点颜色给小知青看看。”恰巧在饭堂西山头，遇到了知青中患十二指肠溃疡、骨瘦如柴的邓小林。陈尚富心中一阵狂喜，心想今天逮你个小蚂蚱子，真是杀鸡用了牛刀，还怕你飞了不成？于是，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邓小林的右臂喊道：“小知青个×养的，这下看你往哪里逃！”话音刚落，只见邓小林左手“咚”！地一记实拳，不偏不倚击中陈尚富的腹部，痛得他像五猫抓心一般，嘴里哼着：“啊唷唷唷”一屁股瘫在地上。陈尚富刚要扶着饭堂墙壁站起来，撑到一半，一阵腹痛，又一屁股瘫在地上直哼：“啊唷唷，没得命。”我和伤科听说陈尚富抓住了邓小林，急忙奔去相救，一口气奔到饭堂西山头，见陈尚富捂着肚子瘫在地上直哼哼，不由哈哈大笑。 病娃子邓小林一拳将大胖子陈尚富打瘫在地的新闻不胫而走，导致红色造反者更加人心惶惶，几个老职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张必进说：“这小知青也实在太野、太厉害。整天练功，还就真的练出功夫来了，这下就更难办了，唉！”大公马张大伦说：“鸭子啊，你也不要唉声叹气的，身边有这个，还怕他什么功夫！”说着大公马从衣兜里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那杀猪刀早被他磨得锋快雪亮，而且还用木片做了一个刀鞘，平时插在衣兜腰眼里，还就没有被人发现。如今，大公马挥舞着那杀猪刀格外神气活现。沈连生见了大喜，说：“对了！就用这个办法。我们老男工都用刀子武装起来，下次武斗还怕他们拳打脚踢？”消息传到了知青这边，知青们立即行动起来，决定打造大刀、长矛武装自己。一时间，铁匠间里炉火通红、锤声叮当，各类武器制造出来了。葛介建打了根长矛，涂上黑漆，抓在手中挥舞着嚷道：“此乃丈八长矛也！”我打造了根长矛，装上红缨，矛杆上缠上白布，抓在手中舞了一番叫道：“吾乃常山赵子龙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星期后，一支头戴钢盔、柳藤帽，手持大刀、长矛、三节棍各类兵器的知青武装队伍形成了。没有盔甲，知青们将抽水机用的宽皮带束在腹部当作护腰带。知青们文攻武卫训练的内容，也由黑虎掏心、双风灌耳这些徒手散打动作，变成单刀进枪、双刀迎鞭这类械斗操练。由于匕首那小玩艺在武斗中已派不到用处，因此，知青们也只是用来杀杀羊，剥剥狗皮什么的，根本不足挂齿。但是，吴兆生的一把匕首却招来了一个“强奸妇女带小刀”的罪名。“一打三反”运动中，吴兆生被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整了好一阵时间，结果整出了一个“骚婆娘借种”的笑话。 原来，吴兆生的隔壁邻居参加了红色造反者组织，男人在外做木匠，婆娘在家吃闲饭。俩口子结婚五、六年不曾得子，站里的不少老女工都说那婆娘是“公婆娘”。有人说她是：“整天不做工，养得油满裆了，才不养。”也有人说：“男人把种子撒到外面去了，因此家里婆娘不养……”在苏北农村，俩口子结婚几年不生小孩，那家婆娘必定会成为周围人们嚼舌头根子的内容。有时，吐沫星子就能把人淹死呢！风言风语，使那婆娘整天心思重重、坐立不安。看看人家隔壁吴兆生家，虽说婆娘像个病娃子，却儿女满堂，好不热闹。哪像自己这样整夜独伴孤灯。再一想，傻什么啊！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在隔壁就不能请人家帮帮忙？想到这里，那婆娘自有了主张。 好容易盼到阴历八月十五，吴兆生的老婆回娘家去了。那婆娘买了两斤猪肉，包了一笾水饺，中午见吴兆生回家后，就煮了一大碗水饺端到隔壁说：“吴大哥啊，远亲不抵近邻，今天尝尝我的肉饺子味道怎么样。”说到“肉饺子”这三个字时，她故意卖弄风骚地向吴兆生飘去了一个含情脉脉的秋波。吴兆生先是一愣，但一看那婆娘的眼神，就明白了她的来意。只是在那派性斗争的岁月里，男女情爱之间也是沾染了派性的。那婆娘不是自己一派的，将来会不会揪讼自己，他吃不准。于是便逢场作戏地说：“啊呀呀，你也太客气了，我也没得东西给你啊。”那婆娘心想：“别那么一本正经的，哪有狸猫不吃腥！”想到这里，她壮起胆子，进一步挑逗道：“就怕你有的东西不肯给我。”吴兆生望着那婆娘火辣辣的眼神，故作傻态说：“我有什么东西啊？只要你看得中，拿去就是了。”婆娘见时机已成熟，就吞吞吐吐地说：“想想想跟你借个种……”只见那婆娘，两眼泪汪汪，像是万般无奈受尽了折磨，实在显得令人动情；再看她羞得满脸绯红，圆脸就像一朵绽开的桃花，越发显得沉鱼落雁，楚楚动人。吴兆生浑身热血沸腾，牙齿咯咯咯地不听使唤，愣了一刻才从牙齿缝里吐出半句话来：“下下晚来吧……”那婆娘一听喜出望外，捏了吴兆生一把，欢天喜地地回到自己家中。不等天黑，那婆娘就更衣沐浴，身上搽足了香水，见外面已没人走动，便一头钻进了吴兆生家里。俩人见面，不由分说，脱衣解带，上床就揪。一个像久旱遇到春雨，一个似干柴碰到烈火，犹如一场狼虎斗，直斗得翻江倒海，铺板吱呀直响，顷刻间那婆娘就哼哼叫叫，高潮迭起，不待吴兆生将种下完，早已醉仙欲死，浑身酥软，瘫在床上直喊“亲妈妈”。种子播完了。可是那种子就像播到了盐碱疤上一样，怎么也不见发芽出苗。无奈，那婆娘只好一次次去找吴兆生重新播种。有一次，正当俩人一来一往，颠鸾倒凤之际，突然从吴兆生怀中掉下一样硬梆梆的东西。那婆娘拣起来一瞧，大吃一惊：啊！原来是一把匕首！“好啊！你这家伙，居然强奸妇女带小刀！”那婆娘牙一呲似笑非笑地说道。 几年后，派性越斗越烈，那婆娘借种不生，心中无比恼火。老职工里的流言蜚语，早已使她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污辱。没想到偷鸡不着蚀把米，没吃到羊肉却沾了一身羊臊，自己借种不生反成了大家议论的笑柄。不如反戈一击，告他吴兆生一个“强奸妇女带小刀”的罪名。这样，一则可在派性斗争中立新功；二则也可为自己洗个干净身子。想到这里，那婆娘真的跑到工作队那里去揭发吴兆生了。工作队接到举报，立即将吴兆生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兴师动众，严刑逼供。整了好一阵子，吴兆生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死不买帐。工作队见实在整不出什么名堂了，就亮出了有人告他“强奸妇女带小刀”一罪。吴兆生不听则罢，一听浑身冒火。明明是那婆娘自己逗上门来借种，偏偏奸出妇人口，反咬他一个“强奸妇女带小刀”的罪名。既然你无情，就莫怪我不义。想到这里，吴兆生干脆就像说评书那样，将俩人从脱衣解带开始，到耕耘播种的全过程，原原本本，绘声绘色地如实交待出来。整他的战斗员们个个听得入了神，傻了眼，差点笑出声来。各人回到家里，当晚即在枕头旁边对家里婆娘陈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骚女人。”婆娘则一本正经地说：“别听吴兆生个厥虫活嚼大头蛆！”通过各家婆娘们的嘴“骚婆娘借种”的艳闻，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沸沸扬扬，成了试验站街谈巷议的头条新闻。真相大白，原来如此。吴兆生还要竹筒倒豆子，补充交待俩人床上交欢的细节。工作队忙说：“算了！不要再交了。”赶快把吴兆生放出了对敌斗争学习班。那婆娘弄巧成拙，不旦没有揪倒吴兆生，反而名声狼籍，惹得满城风雨，羞得她无地自容，只好到处托人帮忙，调离了试验站。 再说，红色造反者见知青整天舞刀弄枪，个个吓得提心吊胆。郑秃子说：“没得命，小知青整天舞刀弄枪的，像要杀人啦！”维烂屌子说：“小知青真的太凶了，那朱蕴忠杀狗杀羊连眼睛都不眨。” 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伪当权就接到了Y城李中兴打来的电话说：“八·二六暴动队驻Y城地委大楼办公室，已被沈连生带领的一帮人砸烂。六个知青都被打成重伤，送进了医院。李中兴正好外出买东西，才躲过了这场劫难……”伪当权马上通知大家开会，知青们闻讯后个个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为无辜被打的知青报仇。会议将要结束之时，李中兴风风火火从Y城赶到了试验站，他声嘶力竭地向大家诉说了红色造反者袭击Y城八·二六小分队的罪行，进一步激起了知青们的更大愤怒。伪当权命令道：“操家伙！捉拿沈连生！”“对！捉拿沈连生！”知青们齐声呐喊。 夜幕降临，天色已黑。我们回到宿舍拿着电筒，操起家伙，赶到革委会门口集合。然后排着队向老职工住宅区扑过去。李中兴和伪当权走在队伍旁边领呼口号。“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响彻了试验站的夜空。我左手拿着三节手电筒，右手握着长矛，周全金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握着一把鬼头大刀，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经过东桥，进入老职工住宅区。张必进等几个肇事者，刚从Y城回到试验站，就见知青冲过来讨血债了，吓得慌不择路，从棉花田里向农村逃去。沈连生刚要逃跑，只见知青的手电筒将大路照得雪亮，南北大路上，知青们已分兵两路，向他家直扑而来。吓得他两腿直打哆嗦，怎么也迈不开脚步来。无奈，只好一头拱进门口的杂草堆。他憋住呼吸，心惊肉跳地从草堆缝中眼看着知青们到了他家门口。只见我冲到他门口敲门大叫道：“沈连生出来！”叫了几遍屋内没有动静，周全金用电筒一照，方知大门的搭攀已被铁锁拴上，便说：“门锁着，人不在家。”我停止敲门，拿手电筒一照，果然见铁将军把关，大门锁着。再将电筒四周一照，发现鸡窝门挡得好好的，便说道：“鸡窝门挡得好好的，沈连生肯定回来过。”董成林说：“可惜我们来迟一步，让这个打人凶手跑了！”我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吃不到黄鼠就吃鸡。我们将他的鸡捉回去杀杀，送到Y城去慰问伤员。”“对！将他的鸡子杀了拿去慰问伤员！”知青们齐声赞同。周全金随手抽掉鸡窝门的挡板，蹲下身子，右手伸进鸡窝，“咯咯咯咯”从里面抓出一只母鸡来。那母鸡扑着翅膀，咯咯直叫，逗得知青们哈哈大笑。沈连生躲在草堆里，听得真切，看得明白，一看那是只刚生蛋的老母鸡，一天不隔，天天生蛋，伤良心哪！这下落到知青手里，肯定完了，心里痛得没命。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自身都难保了，还能管得到那几只老母鸡？周全金把老母鸡递给董成林，又将手伸进鸡窝。一只、二只、三只……一连贯抓到了六只老母鸡。我大笑道：“哈哈！正好六个伤员，一人一只老母鸡补补身体。”周全金说：“鸡窝里边还有哪！可惜手够不到了。”董成林说：“手够不到就拆鸡窝！”话毕，董成林和我就将鸡窝顶掀了。刚要下手，冷不防三只老母鸡展开翅膀，惊叫着飞出了鸡窝。一只母鸡撞在窗户玻璃上，被周全金一把按住；一只母鸡落地后团团转，被几个知青乱棍打死；另一只母鸡飞到托儿所篱笆边落下，鸡头钻进了篱笆，鸡身夹在篱笆中间，我冲上前去，一长矛将那母鸡戳了个对过通。那母鸡扑扑翅膀，腿子一伸，便一命呜呼了。我用长矛挑起母鸡，喊了声：“走，回去杀鸡，煮了上Y城慰问伤员！”就带着队伍，兴然离去。 我们回到宿舍，杀鸡拔毛，煮熟烧好，连夜步行到Y城慰问伤员。当伤员们得知，慰问他们的鸡子，是打人凶手沈连生家的时，个个激动不已，不待医治，沉疴立起，嘻嘻哈哈，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 再说沈连生躲在草堆里，将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气得咬牙切齿，心里直骂：“朱蕴忠个家伙，活像日本鬼子扫荡。终有一天，非要报这个仇不可！”等知青走远了，他见没事了，才蹑手蹑脚地钻出草堆，爬下沟坎，猫着腰钻进了防风林，径向农村逃去。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伤科在南大路桥口站岗。夜深人静，大路上已看不到人影。伤科打了个哈欠说：“这么晚，该没事了，我们进屋歇歇吧。”我说：“你先去歇歇，待会来换我站岗，有什么动静我会叫你。”“好好！”伤科说着歪头耷脑地进了屋子。我一个人在路边站着，仔细一想，不对！电影里不是经常看到摸岗哨的镜头么？一个人站在明处，太容易被袭击了，还是小心谨慎，多一个心眼为好。想到这里，我假装也到屋里休息，走到暗处，又猫着腰回到路边的一棵大树旁蹲下，隐蔽在那里，注视着周围的情况。大约过了一刻钟，情况出现了。只见东边大路上，急匆匆地来了三个人，脚步飞快，动作敏捷，手里还拿着什么家伙。去叫伤科已经来不及了，常言道：“好汉不敌双拳”，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再一想：怕什么！我手里不是拿着长矛吗？这根长矛刚做好那天，我不是高叫过自己是常山赵子龙吗？赵子龙背着阿斗，在曹操八百万大军中都没怕，眼前这三个人又怕什么！还是陈革生说得对：“两军相持，勇者胜！”想到这里，我浑身来了勇气，一点不露声色，直等那三个人走到跟前，才冲上路面大叫一声：“站住！干什么的？”那三人吓得魂飞胆丧，像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我用电筒一照，啊！居然是戴铁嘴！原来，戴铁嘴天刚黑就挑了行李，带着婆娘、小孩，想离开试验站到农村去。走到大路上，见我和伤科在站岗，只好又退了回去。好容易等到伤科进了屋，路上没有了岗哨，才心急如焚地赶路。不料，冤家路窄，偏偏遇上了我这个对头。见我手持长矛，拦住去路，横眉冷对，大声吼斥，顿时吓得呆如木鸡，瞠目结舌。伤科在屋里听到我的吼声，急忙操起家伙，冲了过来。一到面前伤科就问：“半夜三更，到哪里去？”戴铁嘴毕竟是铁嘴，嘴上从来不服输，即使到了如此落魄的地步，仍硬着嘴说：“我们在试验站过不下去了，出去逃难。”我反驳道：“试验站哪个人欺你的？出去逃什么难？”戴铁嘴无言可答。 伤科说：“别跟他噜苏，看看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戴铁嘴听说要查口袋，唰地一下变了脸色，赶紧将口袋拎到身后说：“是带的衣服、粮食。”我说：“不让检查，肯定有鬼！”伤科一听，不由分说，冲上前去，抢过口袋，解开带子，开始检查。突然，伤科举起一只铝盆叫道：“这是什么？”戴铁嘴闭口不语，我抢着说：“这是饭堂的盆子。好啊！你居然偷公家的东西！”伤科将盆子都搜了出来，一数共六只，气得大叫：“好啊！原来是个贼骨头！走！跟我们到八·二六队部去！”我说：“婆娘、小孩先回去，戴铁嘴跟我们走！”戴铁嘴赖着不走，伤科上去推推搡搡，一路跌跌跄跄地来到了八·二六队部。 第二天上午，知青们闻讯都赶来了。伪当权指着戴铁嘴的鼻子，拍台拍凳地训斥道：“你这家伙，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贫下中农，难道贫下中农就像你这样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平时好逸恶劳，刮经济风，如今居然做起贼来，偷窃公家的东西！看我们怎么处理你！”董成林叫道：“将他挂起牌子游街！让大家看看这种人是什么货色！”“对！将他游街示众！”知青们叫嚷道。 伤科用毛笔在六只盆子上，都写上了一个“贼”字，然后给戴铁嘴打扮化妆。让他头戴一只盆子，那盆子的两侧，又用铅丝绑上盆子，戴在头上，就像古装戏里贪官的官帽一样。然后，在戴铁嘴的前胸、后背各绑了一只盆子，就像古代士兵的护心镜一样。只不过护心镜上写的是“勇”字，盆子上写的却是“贼”字。剩下的一只盆子，叫戴铁嘴拿在手里敲，责令他边敲边喊：“我是贼”。游街开始了，蒋毛拿了照相机，为戴铁嘴拍照“留念”。知青们看着戴铁嘴的狼狈相，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不少前来看热闹的老职工骂道：“戴铁嘴这家伙，满口革命大道理，一肚子坏水，居然是个贼！”戴铁嘴游完街，收拾一下东西，就向农村跑去。这时，五队的老职工，在东南三队已成立了红色造反者的劲松支队，由季竹春担任队长。戴铁嘴一到，就向季竹春哭诉道：“昨晚我来东南，路上被朱蕴忠带了一帮子知青抓去了。小知青打骂了我一整夜。今天，趁他们吃饭之际，我才逃了出来。否则，恐怕就没命了……”季竹春说：“你先歇歇，不用害怕。朱蕴忠那小子落到我手中，定要打得他皮开肉绽，叫他认得狠。”劲松支队的打手们都闻讯赶来了，大家商量怎样报这个仇。张必进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沈连生说：“现在是敌进我退，下一步就是敌驻我扰。我们决不能让小知青过上安稳日子。”季竹春说：“最近小知青天天派人值夜班，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心慌吃不得热粥，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明天可先派人回站摸清情况，然后再下手……”过了十几天，探子回来报告：“知青的岗哨早已撤了，他在站里转了几晚，都不曾碰到一个哨兵……”寻事生非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季竹春一声令下，劲松支队的打手们，趁着黑夜，分兵两路，拿着几枝土铳，径向试验站知青宿舍扑来。
第七章 “轰”！“轰！”两声惊天动地的土铳声，打破了新泽试验站寂静的夜空。“冲啊！”“杀啊！”红色造反者劲松支队打手们声嘶力竭的呼号声，夹杂着杂乱的脚步声在北风中徊荡。“不好！红色造反者杀过来了。快！快起来！”我呼喊着一幢宿舍的五队知青，急忙一轱辘翻身下床，穿好球鞋，披上棉袄，拿起长矛就冲了出去。只见南大路上晃动着几个人影，我立即从口袋里掏出哨子，一个劲地吹了起来。突然对面火光一闪，接着“轰”！地一声巨响，土铳枪的胡蜂子弹从我头顶“吱——！”“吱——！”地飞过，我急忙闪身卧倒，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头，叫道：“快！快扔手榴弹！”使足浑身力气将那砖头向南大路扔了过去。砖块“啪！”地一声落地，咕噜噜地滚动着，季竹春连忙大叫一声：“快撤！”劲松支队的打手们哗啦啦地一溜烟向农村跑去。 几分钟后，知青们都操起家伙，拿着电筒，冲出了宿舍。大家聚集在篮球场上，议论纷纷，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余重生吹了一下哨子，挥手说道：“大家赶快排好队伍！”知青们迅速排好队，保持肃静。夜深人静，月明星稀，寒风中转来了乌鸦的叫声，空气中散发着火药的气味，令人毛骨悚然，越发渲染了形势的严峻。余重生放开喉咙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都听见了，今天夜里，红色造反者居然向我们开枪开炮，进行武装挑衅，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凡有来犯者，我们必须干净彻底地消灭之！’现在，大家排成四路纵队，开始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开始了，伪当权担任领队，吹着哨子，喊着口令：“一、一、一二一！”知青们跟着哨子、口令声，“哒、哒、哒哒哒！”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齐声高呼：“以牙还牙，文攻武卫！”“青松不老，红旗不倒，造反派压不倒，就是压不倒！”……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响彻黄海之滨新泽试验站的夜空。大家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好像是在接受哪个首长的检阅，又好像是面对敌人的枪口在进行“精神战”。游行队伍绕站转了两圈后，开进了八·二六队部。会议开始了，余重生情绪激昂地说：“同志们！现在形势十分严峻。红色造反者撤离试验站的目的，是要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来攻打我们。他们已经买了土枪土炮，还派人到新泽农场去制造手榴弹，今天居然前来武装挑衅。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必须加强戒备，文攻武卫……”散会后，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在进站的主要道口，知青们安排了岗哨。我和伤科俩人，埋伏在南大路口的防风林里，戒备着路口的情况，在瑟瑟的寒风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季竹春带领劲松支队夜袭试验站，原计划分兵两路，南北夹攻，完成骚扰任务后，先到南大路桥口集合，然后再从苗圃方向撤回东南三队据点。万万没想到知青反应如此迅速，自己放空的土铳，弹药还没装填好，知青里就有人操起家伙向他们冲来。沈连生慌忙放了一枪，本以为已将那知青击毙。不料，那知青竟向他仍起手榴弹来。要不是那手榴弹是个哑弹，恐怕自己凶多吉少，后果不堪设想。撤退途中，季竹春更是忧心忡忡。万一另一路人马里，有个把人落到知青手里，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可怎么向人家婆娘交待啊。然而当他回到东南三队时，见张必进他们早已吃过夜宵在抽烟，气得心里直骂：“婊子养的！都是些孬种，跑起来比兔子还快！”第二天一早，季竹春、张必进等人，将昨夜进军试验站的辉煌战果，添油加醋，吹得神乎其神。二队、三队的红色造反者，见五队劲松支队旗开得胜，如此风光，个个蠢蠢欲动，也想露一手厉害让人瞧瞧。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分头开始行动。首先是二队红色造反者头头陈继先，带领一帮子人去抓二队知青头头陈夏杓。通过探风摸底，陈继先得知陈夏杓常到南三区买猪肉，便带了十几个打手，在肉铺周围的小店里埋伏下来。陈夏杓果然来了，陈继先一声咳嗽，打手们一拥而上，将陈夏杓抓到东南三队王麻子家。一进门，陈继先当头就是一扁担，骂道：“婊子养的，今天给点厉害你瞧瞧！”陈夏杓一闪身，扁担砸在他肩膀上，打得他钻心地痛。其他七、八个打手，也拿着木棍、小板凳，朝他劈头盖脑地打来。陈夏杓一个黑狗钻裆，将门口的王麻子撞了个四脚朝天，撒腿就跑。陈继先拔腿就追，大叫：“抓住他！抓住他！”可是越追离陈夏杓越远，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俘虏给跑了，气得他直跺脚骂道：“我非要抓住你这个小烂屌子！”之后，他每天带领十几个打手，乘了小拖拉机，在苗圃家后等候。等了几天，终于又将陈夏杓抓住。几个打手推推搡搡将陈夏杓押进拖拉机车斗，下令开车。拖拉机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起来，突然遇到一个缺口，颠得车斗里的人东倒西歪，前俯后仰。趁此机会，陈夏杓一纵身跳出车斗，落地就跑，陈继先大叫：“停车！快停车！”等到拖拉机停下来，陈夏杓早已逃之夭夭，哪里还追得上？陈夏杓逃掉了，但是知青范金春等人在南三区车站被红色造反者抓到了东南三队，严刑拷打后关禁了起来。红色造反者绑架知青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知青中一些胆小怕事的人，都趁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回到苏南去探亲避难了。我们留在站里的知青也加强了戒备，站部高高的水塔顶上，已架起油布，成为我们的瞭望哨。我和余亦庆等人拿着望远镜，日夜轮流在水塔顶上值班。一到夜里，常常是十几个知青睡在一间房子里，以防不测。一天傍晚，葛介建通知我到前排知青宿舍开会。一进屋，见站部各队知青头头早已到齐，余重生正在神色紧张地说：“刚才接到‘内线’从南三区送来的情报，说红色造反者已组织了暗杀团，准备夜袭边缘生产队的知青宿舍。得赶快通知离站较远的三队、四队知青头头来开会，商量对策。你们看由谁去通知？”我脱口而出道：“我去！”五队知青老冯说：“形势严峻，你多带几个人去，路上注意安全。”我说：“人多嘴杂，兴师动众容易暴露目标，还是由我一个人抄小路去，比较合适。”老冯正要与我争论，余重生说：“最好是一个人去，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带上防身武器，有情况吹哨子，我们听到哨子声，自然会赶过去接应你。”我告辞大家回宿舍换了身黑衣服，拿着长矛，到一队知青宿舍唤了一条名叫“黑子”的猎狗，爬沟越坎，抄小路直奔三队而来。那“黑子”原是我养的一条名叫“沙巴喀”的母狗生的小狗，断奶后送给了一队知青夏建。几个月后就长得又高又大又凶猛。在那动乱年代，连狗这样通人性的动物，都沾染上了派性。“黑子”一见知青就摇头摆尾，而见到红色造反者的老职工，就会狂吠乱叫，张牙舞爪。有一天晚上，我对夏建说：“黑子连知青的气味都能辩别出来。”张忠东笑道：“哈哈！你也说得太玄了！”我说：“不信咱们做个试验瞧瞧。”试验开始了，我借了件破衣服披在身上，在一队知青宿舍西边操场上匆匆走动。张忠东唤了声：“黑子”，用手对我一指，叫了声“窜！”那黑子便竖起颈毛，吼叫着向我扑来。我撒腿就跑，黑子狂吠猛追。眼看就要追上我，我轻轻唤了声：“黑子”。黑子突然蹦起一米多高，围着我欢蹦乱跳，兴奋得头动尾巴摇，呜呜直叫。我伸手抚摸着它的头皮，转身向一队知青宿舍走去。目睹这场表演的知青们又惊又喜，终于相信了：在那年代，连狗都沾染上派性的说法。 月色朦胧，寒风阵阵，我蹑手蹑脚，忽走忽停。遇到转弯抹角可疑的地方，我就先扔一块泥垡头过去，让黑子追逐着巡逻一圈，确认没情况了再往前进。来到三队外围，我一头钻进防风林中，仔细观察三队的动静。见不少宿舍里都亮着灯，门口也有知青来回走动，便放心地走了过去。知青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看书、也有的已上铺睡觉，到处是一片“和平民主新气象”。谁也没有料到：数小时后，一场骇人听闻的暗杀惨案会在这里发生。我不由地长叹了口气，喘着粗气问道：“贾贤在哪儿？”知青们见我突然出现在宿舍门口，马上放下手中的棋牌，围了上来。贾贤来了，他是三队的知青头头，因挑土方出众，得了个“铁肩膀”的雅号，是知青中“晒黑皮肤炼红心”的典型人物。他一见我便眉开眼笑，眼睛笑得就像那弯弯的月亮。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相逢开口笑，而是板着脸一个劲地埋怨道：“太麻痹了！你们也太麻痹了！”接着，我简单地跟贾贤讲了红色造反者要来袭击知青宿舍的情况。叫贾贤安排岗哨，作好迎敌准备，并通知他马上到站部去开会。分手前我说：“我要去四队通知伤科他们开会，你去站里开会时，要多带几个知青，抄小路过去……”说罢，我便唤了黑子，乘着茫茫夜色，径向四队而去。南边的大道上，传来了贾贤和另外两个知青的嘻笑声，他们正在无忧无虑地向站部走去。当我和伤科从四队赶到站部时，各队知青头头早已聚集在一起开会了。余重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会议结束时，余重生说：“时间已不早了，大家回去后分头准备，三队、四队的知青，今晚暂且住在站里。”贾贤说：“三队还有点事，我得回去安排一下。” 我见贾贤执意要回三队，就一路送他们回去。送到三队桥口，贾贤说：“前面就到宿舍了，你就留步回站吧。”我见三队知青宿舍里还亮着灯，没有什么异常动静，就对贾贤说：“今晚你们一定要安排人站岗。尤其是这个进三队的桥口要埋伏暗哨，以防红色造反者从南三区来偷袭。”贾贤满口答应，连声说：“你放心！你放心！……”我从三队桥口回到宿舍时，已是深更半夜，一上床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只听得伤科在门口大声叫喊：“快！快！三队贾贤、范正义被暗算……”我披上衣服，冲出宿舍，直奔医务室。只见贾贤头破血流，面目全非，浑身鲜血淋淋，紧闭双眼，神志不清地倒在病床上。两个医生正在用消毒药水帮他清理头部伤口上的瘀血，包扎着绷带。范正义伤势较轻，尚能断断续续地向人们讲述事件的经过。 原来昨晚散会后，贾贤他们一回到三队，就叫醒了其他几个知青，一起商量布置岗哨一事。深更半夜，大家觉得肚子饿极了，便一起向食堂走去。食堂的大门紧锁着，负责炊事的知青赵正兴恰巧不在家，夜餐烧不成了，要站岗就得饿一通宵。于是，有人说：“今天这么晚了，还有几个钟头就天亮了，总不见得打手们说来就来吧，还是等明天准备一下再安排岗哨吧。”说罢，大家就分头回宿舍睡觉了。 半夜三更，知青们酣睡入梦，毫无戒备，突然大祸从天降！十几个红色造反者的打手，手持凶器，偷偷摸摸地溜进了三队。他们先将两栋知青宿舍门的搭襻，全用铅丝拴牢，然后推开贾贤和范正义住的宿舍门，冲进屋去，挥舞铁棍，大打出手。一棍、两棍、三棍……铁棍就像雨点般地落在贾贤头上。睡梦中，贾贤被一阵剧痛惊醒，待他睁开双眼看时，左眼早已被如注的鲜血遮住了，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凭着右眼，他突然看到五、六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影，正在挥舞着铁棍朝他没头没脑地打来。这几个怪物个个头戴“马虎帽”，就像刊登在杂志上的“三K党人”一般，整个脸面都蒙了起来，只露出了一副杀气腾腾的眼睛，越发显得阴森可怕。贾贤两手毫无目标地招架着砸来的铁棍，用足全身力气高叫：“来人哪！快来人哪！”惊叫声传到了隔壁宿舍，知青们翻身下床，操起家伙，前来相救。但是宿舍门早被打手们从外面反拴住了，怎么也打不开来。这时，刺客中有人压低声音说了声：“撤！”打手们调头就跑。等到知青们破门而出，赶到贾贤宿舍时，贾贤、范正义俩人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刺客们早已逃离现场，不见了踪影……。 贾贤被无辜暗算的事件，令人发指，尤其我感到十分的痛心和内疚。要是我送他们到三队，安排好岗哨再回站，或者干脆留在三队站岗，那么，打手们一进三队，就会被我们发现。可惜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治后悔的药，知青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我说：“都怪我不好，昨晚没有住在三队！”余重生说：“即使你住在三队也没有用，打手们身上都带了手枪和手榴弹的！”张忠东说：“事到如今，我们也必须造枪造炮，将自己武装起来。否则，一旦武斗打起来，非吃亏不可！”葛介建说：“对！我们也要用枪炮武装起来。但是，子弹到哪里去找呢？”伪当权说：“站里人武干事刘开元宿舍，有两支小口径步枪，还有许多子弹，我们把它拿过来用就是了。”夏建说：“对！趁刘开元不在，今晚我们就去拿枪枝弹药。”就在这时，靠站部的荒田里传来了两声枪响，余重生带领我们七、八个知青赶过去一看，原来是中东七队的两个猎户在用土铳打野鸡。余重生问猎户道：“这土铳买多少钱？”一个猎户说：“买２５块钱。”另一个拿长枪的猎户说：“我的土大炮要买到３５元钱。”伪当权说：“卖给我们怎么样？”猎户们早就想把这老式土铳卖了，买枝新式的线枪。见知青们逗上前来买枪，也不还价，心中大喜，俩人一商量，顺水推舟地说：“行呐！行呐！”伪当权付了钞票，猎户们便将土铳以及火药、铁子、枪溜子等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们，并且当场教会了我们装填火药、铁子等的打枪方法。我和葛介建一人扛了一枝土铳回站。一路上我高兴得唱起苏北老淮调：“老乡们老乡们，快快参加八二六！……”余重生忙说：“老淮调不好听，藻虾你俄语好，给我们来一首俄语歌。”“好！”说着我就用俄语唱起了《卡秋莎》，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天晚上，知青们撬开了人武干事的宿舍门。我们翻箱倒柜拿到了一千零八十发小口径子弹。就凭这么多子弹，就足够对付红色造反者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到铁匠间研制打小口径子弹的手枪。一开始造的手枪，即使撞针将弹壳底部击穿了，子弹也打不响。经过反复试验才发现：原来撞针撞击的位置不正确。于是将撞击位置改在子弹壳底部的边缘。结果，试枪成功了，发射的小口径子弹头，能穿透十米外的四层棉被和木板。虽说手枪的枪膛里没有来福线，射出去的弹头会翻筋斗，目标距离远了命中率不高，但一旦击中目标，穿透力却是很强的。我也做了一支打小口径子弹的手枪。贾贤说：“这手枪就像小兵张嘎中用的橹子。”张忠东说：“我看藻虾穿上大衣，佩了手枪，就像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红军战士。”而余亦庆则说：“我看像小说中的主人翁牛虻……”手枪制造出来了，知青们又开始制造地雷、手雷和火焰喷射器，并且从Y城弄来了一枝单筒猎枪和两门像鸦片战争中用的土大炮…… 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在小花园里做手雷爆炸试验，被红色造反者派的“探子”看到了。没过几天，红色造反者就印发了许多传单说：“八·二六暴动队的朱蕴忠，制造了爆炸燃烧毒弹，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另一次，余重生在试验火焰喷射器时，不慎汽油外泄，遇上明火，将自己长裤点燃。余重生急忙扔掉火焰喷射器，跳进河里，扑灭了身上的烈火。消息传到红色造反者那里，张庆、刘三幸灾乐祸欣喜若狂，立即印发传单说：“八·二六暴动队黑头头玩火自焚”云云。红色造反者的传单，将试验站的知青，一个个描绘得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书生强盗，吓得周围农村里的不少苏北老乡，一提到知青便谈虎色变，敬而远之。只是劲松支队的打手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一天夜里，趁着天黑，又来骚扰。不料一进站就被知青的岗哨发现，打手们慌忙在火枪的掩护下撤退。我端起土铳就冲了过去。突然对面防风林中火光一闪，接着“轰！”地一声铳响，子弹呼啸着从我头顶飞过。我立即开枪回击，“轰！”地一声响，土铳喷出的火舌，将十几米的夜空烧得通红，子弹将对面防风林的树枝，打得哗啦啦地掉下了一大片。前来骚扰的打手们，第一次遇到知青用火枪回击，惊呼一声：“不好！快撤！”急忙调头狂奔，踏着冰块，刮着树枝，一阵风似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知青们都操起家伙赶来了，刀枪林立，人声嘈杂，就像鸦片战争年代三元里的民众一样。余重生一声令下：“追！”知青们便兵分两路，成犄角之势向南追去。十几分钟后，我们追到了苗圃，那里是红色造反者的“老窝”。我们收住脚步，停止追击，一字排在大路上。大家先是齐声高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文攻武卫！”“活捉张庆！……”等口号。接着便是吹冲锋号。那冲锋小号“嘀嘀哒，嘀嘀哒”的响声，划破夜空，气吞山河。最后是集体鸣枪示威。一时间，“呯！”“呯！”“呯！”“啪！”“啪！”“啪！”各种自制的土枪土铳都开了火，在夜空中发出道道火光，子弹呼啸着向苗圃飞去。红色造反者被这突然其来的回击打懵了，顿时成了缩头乌龟，没有一个人敢抛头露面。知青们齐声吹呼，得胜回站。为了防止撤退时红色造反者趁机反扑，我和葛介建、张忠东等几个拿长枪的知青，走在队伍后面戒备，以便一有情况，随时担任阻击任务。 1968年2月初，春节即将来临。新泽试验站仅仅只留下了十几个知青，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红色造反者见时来运转，于是卷土重来，杀气腾腾地开进了试验站。第二天早上，试验站的墙壁上贴满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之类的醒目标语。我和余重生一起去食堂吃早饭，刚走到大饭堂西山头，红色造反者劲松支队队长季竹春就拦住去路，上来寻衅道：“站里发的香烟票到哪里去了？我们老职工没拿到，这是怎么回事？……”张必进和大公马等人也围了上来，沈连生调头就去叫人。眼看敌众我寡，再呆下去非吃亏不可，余重生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一把抓住季竹春的手说：“走，跟我们去拿香烟。”季竹春心想：试验站已掌握在我们红色造反者手中，我还怕你什么！便不知好歹地说：“走就走！配我们的香烟不能少！”一路牢骚怪话地跟我们来到五队知青宿舍。来到门口，余重生捺住季竹春的后脑壳子，往屋里一推，厉声说道：“进去！”季竹春见势不妙，想溜已来不及了，一个踉跄进了宿舍。抬头一看，只见屋里刀枪林立，知青们个个咬牙切齿，拳头握得咯咯响，吓得他瞠目结舌，一屁股坐在铺板上，不知所措。陈革生拿起电话机，通知贾贤赶快过来。陈夏杓骂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落到我们手里，恶有恶报！”张忠东说：“你们这些无赖，每次打了我们知青就跑，今天看你往哪里逃！”陈革生说：“别跟他多噜苏！先让他交待，是哪几个人来暗算贾贤的！”说到贾贤，贾贤就到，只见他将头上的帽子往上一推，用手指着额头上刚愈合的伤疤问道：“我这头上的伤疤是谁打的啊？”季竹春吐吐吞吞，无言可答。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操起一枝打火药的长枪骂道：“狗日的！知青被你们抓去，进门就是一扁担，你们进站却闹了要香烟，一条烟来啦！”说着，我使足浑身力气，一枪向季竹春猛刺过去。季竹春惨叫一声，跌倒在铺上。“打！”“打！”知青们愤怒地吼叫着，拳头、铁棍、皮带就像雨点般地落到了季竹春身上。陈革生随手拿起一顶柳藤帽戴在季竹春头上，右手挥动训练用的手榴弹，使劲向柳藤帽砸去。一下、两下，柳藤帽被砸得瘪了下去。我连忙一把挡住陈革生的右手，心想：再砸两下，恐怕就要脑浆迸裂，性命难保。陈革生扔掉手榴弹，摘去柳藤帽，随手拿起一件旧衣服将季竹春的头蒙了起来。知青们终于盼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刻，大家操起各种家伙，没头没脑地向季竹春打去。直打得他大小失禁，浑身冒臭，瘫在地上，连声哀求，才住了手。季竹春做梦都没有想到知青们这么“凶”，这么“野”，自己居然落到了差点大命整送的地步。事后，他再也不敢跟知青作对，武斗场上更是见不到他的踪影。红色造反者得知季竹春被我们抓起来痛打后，竟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只有季竹春的婆娘带了几个老女工吵吵嚷嚷前来要人。眼看季竹春被我们打得伏伏贴贴，就决定放他回去。临走前，我指着宿舍内的枪炮对季竹春说：“如果你们胆敢挑起武斗，我们八·二六的枪炮也不是吃素的！”季竹春连声保证说：“不敢！不敢！我们保证不再挑起武斗。”话虽这么说，一场惨绝人寰的武斗终于在1968年2月12日爆发了。 痛打季竹春之后，知青们为了防止红色造反者借故寻衅肇事，便撤离站部。余重生和伪当权等人去了Y城地委大楼一·二三串联会；我和夏建、伤科、张忠东、陈革生等知青撤到了子午河畔的三队。三队远离站部，各队知青聚集到三队共有三十六人，加上埋设了地雷，持有两门大炮和各种枪枝弹药，也就不怕红色造反者来袭击。因此，除了站岗放哨的人之外，其他知青打乒乓球、下象棋，看书学习，天天过得太平无事，其乐融融。尤其是陈夏杓赢了一局棋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根本没想到几天后自己会被活活打死在三队的子午河畔。 2月10日，余重生和伪当权连夜从Y城赶到三队，召开庆祝夺权一周年纪念活动的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伪当权慷慨激昂地说：“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过了一周年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正因为我们掌了大权，才有今天的一切。因此，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都应该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革命委员会。要继续革命，发扬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砍了头，碗大疤的革命造反精神。活着跟紧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一定要召开二月十二夺权一周年庆祝大会！……”没等伪当权把话说完，我就抢着说：“目前形势十分严峻，红色造反者采用的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他们在打不过我们时，撤退到了农村，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来袭击骚扰我们。如今大部分知青回苏南过年了，留下的知青真正能打仗的不过十几个人，他们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们必须以守为攻，避免交锋，等到苏南知青回站，再与他们较量。因此，我认为二月十二日不宜在站里召开夺权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以防不测。”伪当权听了十分恼火，没想到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忿忿不平地说：“如果不开夺权一周年的庆祝大会，岂不惹人讥笑？红色造反者会认为我们怕他们，就会更加气焰嚣张。”陈革生说：“打仗不靠人多，两军相持勇者胜。我们只要发扬刺刀见红精神，有那么十来个妄命之徒，组成一支敢死队，就足以对付几百个人了。一·二三武斗中，我们只有一、二百个知青，不是照样打垮了号称十几万人马的红铁军？”夏建说：“此一时，彼一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我看庆祝大会是否可放到Y城去召开？”陈夏杓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这些知青，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武斗又怕什么？一·二三武斗我们打赢了，威振Y城，名扬四海，一下子就成立了号称几十万人的一·二三革命造反串联会。因此，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毛主席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到了我们用枪杆子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了！”我不同意陈夏杓的意见，说道：“当今社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二三武斗我们打赢了，红遍了整个Y城，继后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假如这次武斗打败了，那么只好落草为寇，撤出试验站。”打败了落草为寇的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争论不休，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到凌晨三点钟，最后通过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二月十二日在试验站大饭堂召开庆祝夺权一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结束时，余重生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说：“目前形势是对我们不利，为了防止武斗发生，我们开会前可从Y城邀请两卡车一·二三串联会的战友来参加庆祝大会。这样，一则可以壮大我们的阵势，二则可以让大家作个见证，证明是谁挑起了武斗。其次，我们和军分区张参谋长作好联系，一旦发生武斗，就请军分区出兵派解放军来阻止武斗。还有，如果发生武斗，我们可以撤到三队。凭着三队的工事和武器，足以抵挡红色造反者的进攻。”最后，大家就武斗打响后的各种可能性，以及撤退的路线、伤员的救护等作了讨论和安排。同时，各人写下了“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的遗书，作好了“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思想准备。会议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月11日深夜，我和伤科、葛介建、陈革生、陈夏杓等十几个知青，带着随身武器，绕道返回站部。按布置，我们预先将11枝长矛集中放在大饭堂北面一间小屋的铺板上，然后放上被褥，做成铺。我和陈革生就睡在这张铺上，看护着这些武器，以便关键时刻，应急使用。 68年2月12日，上午八时半左右，两辆蒙着蓬布的卡车开进了站。余重生果然从Y城请来了一百多个战友前来助威。人多热气高，知青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各类庆祝新泽试验站革委会诞生一周年的纪念标语都贴上了墙。大饭堂里也挂上了横幅、标语，成了庆祝大会的会场。宾主进入会场坐定，伪当权就登台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就在各单位来宾轮流发言之际，红色造反者排着两路纵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会场。伪当权马上接过话筒说：“我们大家鼓掌，欢迎兄弟组织到来！”会场上响起了掌声。伪当权又说：“请后来的同志们安静，坐下来。”但是，红色造反者却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站立在后面，跟着关小喜乱呼口号，寻衅闹事。关小喜原是无业游民，在云台农场劳教释放后，调到新泽试验站当农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家子女多，穷得揭不开锅，便偷起隔壁邻居老崔家的粮食来。老崔是食堂炊事员，常言道：“荒年饿不死伙头军”家中尚有半罈子余粮。一天早晨，关小喜趁老崔上食堂烧早饭之际，溜进老崔家厨房，将米罈子偷到家中。到家一想，万一站里来人抄家，自己的茅草房小得像个鸡窝，岂不一进屋就看到了那罈子？想到这里，他便将粮食倒进了自家早已空了的米缸，随即将那罈子扔进了门口的吃水塘。老崔一回家就发现自家的米罈子被人偷了。不！是被贼偷了！于是，慌忙跑到站里去汇报领导。在那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发生这样的案件，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了。站领导闻风而动，带领治保主任、工会主席一行数人，赶到被窃现场。通过调查研究、排队摸底，最后把疑点集中到关小喜身上。于是，当天下午治保主任便找关小喜谈话。关小喜一进办公室，治保主任就问：“你知道今天找你来干什么吗？”关小喜道：“莫否是为了老崔家粮食被偷一事？” 主任说：“好！算你聪明。也算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干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老实告诉你，对这件事我们已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今天是给你一次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交待，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治保主任一番连骗带哄，一番政策攻心，终于使关小喜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捉贼要捉赃，治保主任责令关小喜将扔下吃水塘的米罈子捞上来。数九严寒，虽说天气风和日丽，但吃水塘水面上早已蒙上了一层薄冰。关小喜无可奈何，只好喝了几口烧酒，敲开薄冰，光着身子下水打捞罈子。岸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关小喜咬紧牙关，先后扎了七个闷子，好不容易才将那只龙罈捞了上来。爬上岸时，早已冻得紫皮层层、浑身直打哆嗦，说不出半句话来。邻居老崔感到他可怜，赶紧跑到食堂，端来一碗热粥，给他喝了。自从有了这个污点之后，关小喜在站里名声狼籍，一直抬不起头来，更谈不上入党做官什么的了。这次红色造反者劲松支队队长季竹春被知青打瘫后，张必进、沈连生等人吓得不敢出头，于是阴差阳错让关小喜当上了劲松支队队长。关小喜受宠若惊，感恩戴德，愚昧变无知，无知成恶棍，丧心病狂地跳出来跟知青作对。只见他站在会场后面，拉大嗓门，一个劲地高声领呼：“来宾同志们！”“你们不了解！”“试验站的情况！”“请你们不要发言！”“请你们退出会场！”红色造反者的几百个人，跟在关小喜后面，一句句地高呼着口号，会场上闹哄哄的，听不清台上发言的内容。好不容易熬到庆祝大会结束，伪当权、吴兆生等人赶紧收拾话筒之类道具，余重生喜气洋洋地送来宾们走出会场。刚到饭堂门口，红色造反者的打手们一拥而上，抓住余重生就往东边老职工住宅区拖。知青葛介建、糜大等人冲上去，一把抱住余重生的身子往回拉。一派拼命往东拉，一派使劲往西拉，犹如五马分尸一般，将余重生拉得哇哇直叫。饭堂门口顿时乱作一团，二队陈继先对准余重生脑门就是一拳，把余重生的眼镜打得飞出去老远。关小喜趁乱一把从余重生怀中掏出了打小口径子弹的手枪高叫：“好哇！你竟敢把枪口对准我们贫下中农！”“打呀！打呀！”大公马、郑秃子、陈继先等人开始大打出手。缅甸归国华侨黄振天看到知青们只是招架，并不还手，任凭红色造反者的打手们拳打脚踢，忍无可忍，冲上前去，对准陈继先脑门就是一拳。这一拳好厉害，当场打掉了陈继先的两颗大门牙，鲜血四溅，不停地从鼻子、嘴巴中喷出来。就在陈继先松手的瞬间，余重生被葛介建、糜大拉了过来。余重生站在那里，喘着粗气，眼镜被打掉了，眼睛一片模糊，分不清张三李四，急得不知所措。我跑过去说：“快！快操家伙冲出去！否则就走不了了！”经我提醒，几个知青都对余重生说：“快！操家伙冲出去！”余重生说：“我眼镜被打掉了，什么也看不清。”葛介建说：“老余，我的眼镜度数和你的差不多，你先拿了戴上。”说罢便将眼镜递给了余重生。我冲进放长矛的小屋，掀掉被子，抱起长矛分发给大家，发到最后一根长矛时，便大叫一声“杀！”抖擞精神冲了出去。大饭堂四周早已被红色造反者团团围住，人最多、门最大的要算是饭堂围墙的西大门。我们十几个知青操着家伙，簇拥着余重生催促老余快走。余重生激动地说：“不！我不能走！今天我死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我急得直跺脚说：“老余啊！你赶快到Y城去请张参谋长派解放军来阻止武斗，否则，我们都要没命了！”葛介建、陈革生、伤科都说：“你快去Y城搬救兵，我们撤到三队等你回来！”余重生嘴里答应，人还是站在那里不动身。我和常州知青陈泉志，操起长矛向西大门冲去。红色造反者仗着人多势众，将西大门团团围住，陈泉志凌空一长矛劈过去，二队老职工王汉生急忙用手来招架，正好击中虎口。王汉生捂着淌血的伤口对余重生说：“老余，你看看！他打我的手。”余重生愣在那里，既不回答，又下不了手。我说：“老余！别理他！快冲出去！”说罢，我抖动长矛，大叫一声：“谁不让路，格杀勿论！”红色造反者哗啦啦地迅速向两边躲开，我们簇拥着余重生向汽车那边跑去。红色造反者在沈连生的策动下，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收住脚步，调头转身，一个人紧握长矛拦在路中间叫道：“谁敢过来，别怪我手下无情！”红色造反者停止了追击，退回到食堂门口，跑回去操家伙了。我返转身，追上了余重生他们。当我们跑到停车的南大路时，第一辆汽车已经启动开走了。第二辆汽车正在启动，见余重生来了，又停了下来。余重生大怒道：“我不走！我不走！今天我要拼了！”我和葛介建打开车门，硬把余重生推进了驾驶室。驾驶室车门还没关好，汽车就启动了。就在这时，车头上传来了“当！当！”的敲打声。原来红色造反者的陈继先、关小喜等打手都已操起大锹、钉耙、三刺叉赶来砸汽车了。我冲上去用长矛挑开钉耙、三刺叉，陈夏杓挥动三节棍打将过去，一棍击中关小喜的右臂，痛得他连连后退，“刺刀见红”的陈革生也冲上来了。我和陈革生、陈夏杓三人杀开一条血路，让第二辆汽车开出了站。汽车上了大路，常州知青傻大跳上车门踏脚板，左手拉着车门，右手握住长矛，护卫着汽车开走了。我回转身来，和红色造反者打成一团。这时，三代贫农出身的无锡知青曹中三，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连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企图用毛主席语录来阻止这场武斗。但是，两派都已杀红了眼，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的喊话。突然间“轰”！地一声枪响，红色造反者的打手徐大龙打响了第一枪，子弹“吱——！”地从我耳边飞过，不偏不倚击中了曹中三捧宝书的右手。曹中三急声呜啦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跌倒在地。抬头朝枪响方向看去，徐大龙正拎着打空的土铳，猫着腰向北跑去。就在此刻，忽听得糜大在急叫：“快来人哪！快来人哪！”我甩开陈继先等打手转身冲过去。只见黄振天已被红色造反者打倒在小花园的排水沟里，老女工胡春飞起一大锹，向黄振天头部铲去。糜大眼快脚疾，飞起一脚，踢开大锹，那大锹仅离黄振天头部二寸远距离，直插进泥土五寸余深。刚躲过胡春的一大锹，郑秃子又抡起扁担，向黄振天头部砸去。我举起长矛招架，扁担挑开了，落到了矮个子无锡知青余承恩头上。余承恩头顶顿时开了花，血流如注，用两只手都捂不住。我心中大怒，转手一长矛向郑秃子刺去。郑秃子急忙用扁担来招架，“当！”地一声，长矛顺着扁担刺向郑秃子肩头，将郑秃子棉袄刺了个窟窿。郑秃子立足不稳，一个踉跄向后跌倒。陈夏杓“呼！”地一棍打去，三节棍的头端正好击中胡春头部，痛得胡春双手抱头乱窜。趁此机会，糜大和伪当权从排水沟里拉起了黄振天。黄振天已被打得失去了知觉。糜大背着黄振天向医务室跑去。华锦初和几个女知青也扶着余承恩向医务室跑去。这时，东边大路上杀出一支人马来，原来是张必进、大公马、徐大龙等打手拿着土铳冲杀过来了。我连忙从怀中掏出手枪，红色造反者见我拔抢，吓得转身就跑。夏建大叫道：“撤！快撤！”我们跟着夏建向医务室撤去。 医务室里两个医生正在忙碌着给黄振天剪去头发，包扎伤口。我们十一个知青一字排在医务室门口的大路上。我环顾了一下这十一个知青，除陈革生和陈夏杓没有手枪外，九个知青手里都握着打小口径子弹的手枪。除陈夏杓拿着三节棍、夏建握着手枪外，其余九个人手里都握着长矛。大家众志成城，毫无惧色，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知道自己是在执行最光荣的阻击任务，一定要坚持到伤员包扎完毕后再撤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黄振天包扎好伤口被抬出来了，糜大和伪当权将他抬到医务室后面一排老职工陈子于家藏了起来。余承恩正在包扎之中，忽听到南大路上杀声震天，张必进正指挥着红色造反者的大队人马，端着土铳，操着家伙，黑压压地向我们扑来。我将长矛戳在地上，双手配合拉开了手枪的撞针，将小口径子弹推上膛，站在大路中间，理了下眼前的头发，等待着红色造反者的冲锋。
第八章
“贫下中农同志们！党员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啦！冲啊！杀啊！”张必进手持土铳，放开喉咙，用他那公鸭般的嗓子号叫着，煽动着红色造反者的打手们，操着各种家伙，从南向北，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顿时间，枪炮齐鸣，杀声震天，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环顾一下在场的11个知青，模仿《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演员说：“镇静！同志们镇静！”夏建说：“我们分成两队，打排子枪！第一队开枪后退到后面装子弹；第二队顶上去抵住。”由于我们自制的手枪不能连发，每打一发小口径子弹都必须用捅条捣掉弹壳，重新装上子弹后才能开枪，因此，我们马上分成两队。我和陈夏杓、陈泉志、葛介建、伤科五个知青作为第一队站立在大路中间，夏建和其他五个知青也一字排开，站立在离我们身后五步远的地方。60米、50米……红色造反者越来越逼近了，夏建果断命令道：“头排朝天鸣枪！”“呯！”“呯！”我们扣动扳机，开始朝天鸣枪。小口径子弹带着“吱——！”的呼啸声向南飞去。“噢——！没得命！”张必进惊叫一声，低头弯腰，逃到墙角后躲了起来。其他来势汹汹的打手们也如同鸟兽散一般，四下逃窜。我骂道：“他妈的，一群乌合之众！”陈夏杓则骂道：“什么贫下中农，简直是屌毛灰！”余承恩一包扎好头部伤口，就被华锦初和几个女知青从医务室扶了出来。夏建说：“撤！快撤到三队去！坚守到军分区派解放军来！”通往三队的南大路早已被红色造反者堵死，我们只好从站部北面向东，沿着吃水塘边上的小路，绕道向三队奔去。当我们跑到农中操场时，张必进、徐大龙等打手，又端着土铳追上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陈夏杓、伤科等知青也操起家伙向他们冲去。张必进虚放一枪，调头就跑，子弹“吱吱”地呼啸着，将我们脚下的泥土打起一阵阵溏灰。我们正要还击，夏建忙叫：“大家不要恋战，快撤！快撤！”知青们边战边撤，向三排大路走去。张必进和几个打手不敢追赶，只好离我们远远地空放枪，子弹落在我们身后的水沟里，发出阵阵声响。当我们撤到三排二十一条大路时，已摆脱了红色造反者的追击。知青们开始有说有笑起来，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场恶斗已经结束，一切都已恢复了平常。大家回顾和议论着当天发生的武斗场面。陈夏杓将三节棍横架在肩头说：“常言道：一二不过三，我被红色造反者抓去两次都逃掉了，看来今天是逃不了第三回了。不过，武斗时，老女工胡春被我揍了一棍，也算捞了个本……” 彼孀潘暮艉吧液图窒汀⒄哉艘黄鹣蚝焐旆凑叱迦ァＰ齑罅⒄疟亟⒐匦∠驳热送毕蛭颐强鹎估础Ｍ蝗弧暗保 钡匾簧豢抛拥髦辛宋业男奈巡课唬乙桓鲺怎牡乖诘亍Ｕ麓竽昃械溃骸爸煸讨遥≈煸讨遥 奔窒突琶Ω瞎捶鑫摇Ｎ掖拥厣弦辉咎穑犊陆笠豢矗患豢鸥种樽拥『蒙渲形冶鹪谇蛏郎系摹蹲婀胶右黄臁返拿飨湍钫律希约壕尤黄桨参耷迹阈朔艿馗吆簦骸懊飨蛩辏⊥蛲蛩辏 奔窒退担骸昂孟漳模∥颐钦獯纬宄鋈ヌ缌耍Ｏ樟耍∠麓我刃齑罅购笤俪骞ァ！闭麓竽晁担骸岸裕⌒齑罅看慰棺砭吞樱颐桥懿奖人欤尾蛔方嗽倏梗俊薄岸裕【驼饷窗欤 敝嗝瞧肷尥馈＜阜种雍螅齑罅执庸悼埠蟊呙傲顺隼础Ｋ偾姑榱艘徽螅颐嵌级阍谄贪搴竺妫也坏焦セ髂勘辏闾嶙磐溜ィ玫匦蔚匚铮蛭颐乔那谋平?0米、20米……，再往前走就没有什么掩体了，他只好躲在一棵楝树后面，等待着开枪的机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就是不见知青里有人露头。他得意地一笑，心想：谁不知道我的枪法厉害！还有哪个妄命之徒敢冒出来挡炮子子？于是便放下土铳，从口袋里掏出一枝香烟，叨在嘴里，点起火来。就在这时，只听得铺板后一声“冲啊！”的喊声，五、六个知青就像离了弦的箭一样向他扑来。徐大龙慌了手脚，虚放一枪，转身就向西跑去。可是，一切已经晚了。知青们已冲到离他只有十几米远的距离，而且，“呯！”“呯！”“啪！”“啪！”五、六枝手枪几乎是同时喷出了火舌。徐大龙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咬着牙跑了十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一颗小口径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肺，落到了肝脏的下面。红色造反者们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到医务室。两个医生见徐大龙脸色苍白，已处于休克状态，忙说：“赶快送向阳医院抢救！”千里马拖拉机开足马力，将徐大龙送到了向阳医院。手术台上，几个医生轮番换班都找不到弹头。无奈，在X射线的透视下，花了几个小时，才将弹头取出，结束了手术。徐大龙的手术刚结束，一队韩乃汉又上了手术台。韩乃汉也算命大，一颗小口径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夹在气管和食道之间，连做手术的医生也惊得嘘了一口气。红色造反者的伤员被一个个地抬了下来，连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韩也惊叹道：“乖乖！小知青真厉害！比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据点还难打！”张庆一看苗头不对，连忙大声命令道：“撤！赶快撤！”沈连生举起木棍当头棒喝道：“好哇！原来你是大叛徒！”说着举棍就要打张庆。关小喜上前劝阻说：“我们用土坦克，组织敢死队往上冲！”于是，关小喜、沈连生等人弄来一辆小板车，车上装满稻草，再盖上几条棉被，人躲在车子后面，向我们推进过来。夏建忙叫：“快！快进宿舍抵抗！”我们躲进宿舍，从窗口向关小喜开枪射击。一颗小口径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直向关小喜心口飞去。关小喜感到心口一阵疼痛，嘴里“啊唷！”一声惊叫，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沈连生停下脚步，忙叫：“撤！”“快撤！”撤到防风林边上，关小喜一屁股瘫在地上直哼哼。沈连生等人连忙七手八脚地查看关小喜的伤口。只见一颗小口径子弹穿透老棉袄，射破皮肤，沾在胁骨上，子弹的尾部还露出在皮肤外面。沈连生随手将子弹取了出来，叽笑关小喜道：“你看看，伤了点皮毛，看你嘘成那个样子！”关小喜心想：自己穿了两件老棉袄，还就真的起到了避弹的效果，这下可不用怕了。于是，打肿了脸充胖子，嚷道：“轻伤不下火线，上！继续上！”说着又推着土坦克冲上来。“呯！”“呯！”知青里射出了一排子弹。关小喜手臂一麻，车把顿时落地。这次老棉袄不起避弹作用了，一颗小口径子弹，将他的右臂打了个对过通。关小喜“啊唷唷唷……”直咂嘴，扔下小板车，转身就逃跑。从此，吓得再也不敢上战场。 新泽试验站北面驻军部队的卫生室里，躺满了被打伤的知青。男知青几乎都受了伤，而且有几个人的伤势还十分严重。无锡知青章大年被打伤后，生活不能自理。常州女知青李小莲帮他脱衣解带，照料大小便，喂饭喂水，日夜守候在他的身边。像这样的感人事迹，可谓不胜枚举。我观察了伤员的情况后和贾贤商量，得尽快想办法把伤员送到Y城去抢救治疗。当时，在黄海之滨的农村，还没有电报、电话这类现代化的通讯工具。通往Y城的各条路口，也都已有红色造反者严密把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东面方强农场步行到大丰，然后从大丰乘汽车到Y城，请Y城军分区派救兵来接走这些伤员。事不宜迟，我和贾贤、陆树鑫、陈志兴等8个尚能走路的知青，以最快的速度，长途步行五十余里，沿途经过方强、丰富、三龙、四岔河、金墩，最后到了大丰。经过长途跋涉，各人又饥又渴，一到大中镇，我们就跑进台北饭店，点了馄饨和鱼汤面。不知是饿极了，还是那家饭店的汤料做得好，那鱼汤面汤是雪白的，面上放的蒜叶是碧青的，一青二白，香味扑鼻，吃得人人叫好。填饱肚子，我们赶紧跑到车站，乘上汽车，来到Y城。当我走进地委大楼八·二六暴动队的办公室时，余重生十分激动地跑了过来，他见我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头上挂彩开了花，连忙握着我的手说：“好样的！我们八·二六的英雄回来了！”，接着便询问起武斗的情况来。我忙说：“赶快去军分区找张参谋长，快派车去救伤员，并且赶快通知伤科家里来人，伤科恐怕不行了，医院这边也要派人去联系，以便伤员一到就可抢救。”余重生连声说：“好！好！”稍作安排后就和我一起来到军分区。军分区马上派车去接伤员。当接送伤员的汽车路经新泽试验站时，红色造反者的一支人马前来劫道，不让卡车通行。关小喜带领几个打手跳上卡车，将蒋毛拉下卡车，呼喊着：“打呀！打大资本家的狗崽子呀！”对蒋毛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几个解放军战士急忙上前制止动武，并且反复劝说，好不容易才将伤员们接到了Y城。一时间Y城附医的手术台上躺满了八·二六暴动队的伤员。伤科腹部中了十四颗子弹，肚子上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肠子被打成三段，要不是腰里束了一条宽的帆布皮带，挡掉了大部分铁沙子，肾脏肯定要被打烂了，那就肯定没命了。伤科的母亲来到医院，看到伤科被打成这种样子，伤心地哭着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吃糠咽菜，省下钱来买老母鸡给伤科吃，希望他长大后能有出息。他上山下乡到苏北务农，我还每月节省寄粮票给他，没想到在苏北农村会被打成这种样子，叫我怎能不伤心……”说着说着，哭得越发悲切。我上前安慰伤科母亲说：“伤科是我同班同学，是个好样的。您做妈妈的应该感到自豪和高兴。伤科有这样强壮的身体，都亏了您妈妈的功劳。换了其他任何人，打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早已命归黄泉了。”伤科妈妈说：“是啊！要不是他身体强壮，也许早就走了……”说着，她脸上开始露出了一丝苦涩的微笑。 安置抢救好伤员，我们回到地委大楼办公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当时，有人提议：“我们要高抬烈士陈夏杓的遗体，回到无锡市游行，争取得到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支持和声援”；也有人提议：“到无锡拿二十枝冲锋枪来，杀回试验站，为陈夏杓报仇雪恨”；也有人提议：“要求军分区出兵支左，惩办杀人凶手……”大家争议了几天都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这时，夏建从新泽农场被释放回来了。红色造反者将夏建押送到新泽农场“加工”，新泽农场的几个人正要给他上老虎凳时，参加红色造反者的无锡女知青赵兰英斥退众人，亲自给他松绑，导演了一场美女救英雄的闹剧。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夏建回Y城来劝我们“不要再打了。”夏建确实已经变了，除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外，还鼓吹“大联合”，认为当时的形势已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我无可奈何地说：“想不到夏建已成了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没过多久，我们便接到了六十军驻军的通知。通知要求两派头头到炮团营地去参加学习班。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大联合”。新泽试验站的两派刚在武斗场上杀红了眼，怎么能联合得起来呢？说来也蹊跷，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生活，两派头头虎视眈眈、剑拔弩张的对立情绪终于消失了。虽说每个人心灵深处还残留着派性斗争的伤痕，但是表面上相逢开口笑的局面终于形成了。记得进学习班的第一天，气氛十分沉闷和紧张。为了防止意外突发事件的发生，驻军的几十名战士分别安置在会议室两侧的办公室里，一旦两派头头见面后厮打起来，战士们随时可冲出来制止武斗。两派头头在战士们的陪同下，一个个板着面孔，默默无声地进了会议室。我们八·二六暴动队的头头们坐在谈判桌的西面，红色造反者的头头们则坐在谈判桌的东面。头头们刚坐下，战士们就热情地上来倒茶。紧接着，部队领导张连长开始讲话说：“同志们，我受部队领导的委托，来主持这次学习班，首先我宣布一下这次学习班的纪律：第一，两派都要既往不咎，不准算过去的老帐，只准讲今后的打算；第二，两派只准说人家的优点，不准说人家的缺点；第三，各人都要高姿态，自觉斗私批修，检讨自己的缺点；第四，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部队领导的安排；第五，学习班期间，不准擅自活动，出门必须请假。学习班期间，我们要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下面请大家出门到操场上排队……”我们离开会议室，来到操场上。张连长说：“请大家听我口令行动。”他首先指挥两派头头相互握手；接着指挥两派头头一个人隔一个人地混合编队，仿佛是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窝一样；再接着就是“立正！”“稍息！”“起步走！”……开始操练。然后再回到会议室轮流发言。一开始两派头头都保持沉默，不知说什么为好。过了不久，有人烟瘾上来了，开始抽起香烟来，会议室里仍然鸦雀无声。张连长见两派头头无人发言，便下令说道：“下面轮流发言，先从红色造反者的张庆开始。”张庆干咳一声说道：“知青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难能可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敢说敢闯，能文能武，值得我们学习。由于派性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武斗中打死了知青陈夏杓，我心里非常难过，十分沉痛。我对不起被打死的知青陈夏杓，对不起被打伤的那些知青。呜——呜……”说着说着，他竟如丧考妣地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十分悲切感人，仿佛是当年诸葛亮到东吴去哭周瑜一般，哭得周围的人都认为是死者自己的不好。哭着哭着，我们这边有几个知青也跟着淌下了眼泪。会议室里气氛十分悲哀，好像不是在办学习班，而是在开追悼会。张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时而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时而指天发誓，慷慨陈词；哭声就像那呼号的北风，眼泪恰似是断线的珍珠。这，或许是他的真情表白。因为，即使是戏班子里的专业演员，也难以做出如此悲切感人的精彩表演吧！知青们毕竟年轻，当场被张庆的哭诉声感化了，对立情绪顿时骤减。轮到知青发言时，自然个个既往不咎，诉人之长，说自之短，宽以待人，严于责已，学习班的气氛很快就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 半个月后，学习班里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就是一个战士帮助一个派头头提高思想认识；两派头头一对一地结成对子，促膝谈心，统一思想，形成一对红。二十天后，一天上午，张庆找我个别谈心，只见他态度十分诚恳地说：“小朱啊，站里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请你带个头，做个榜样，先回试验站去。知青回去了才能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啊。再说，知青蹲在外面，生活也很不方便，开销又大，你说呢？”我心有余悸地说：“两派刚刚打过武斗，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我回站后，要是有人找我麻烦，哪可怎么办？不是等于去送死吗？”张庆拍着胸膛说：“只要你回站，不但没有人敢动手打你，而且我们还要表示欢迎呢！有我在你不用怕，尽管放心。我可向你保证。”我见张庆说话十分诚恳，而且信誓旦旦地作了保证，就爽快地说：“好吧！学习班一结束，我就带头回站。”学习班终于结束了，临别前，张庆再次找到我，希望我带头回站，我点头答应了。 我回到地委大楼，收拾一下行李，对余重生说：“明天一早，我打算乘汽车回试验站。”余重生和几个知青十分惊讶地说：“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不怕回站后老职工把你打扁了？”望着大家不可思议的神色，我也不作争辩和解释，只是胸有成竹地说：“武斗场上我没有害怕，武斗打过了，我还怕什么？”说罢，便不顾众人的再三劝告，孤身一人乘车回到了新泽试验站。 “朱蕴忠回来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了出去。我回到宿舍，放下行李，刚出门就遇到了麻烦。只见关小喜兴师动众地领着一帮子人来寻衅肇事了，几个小孩夹在人群中唱着：“朱蕴忠，一枪打个对过通！”的童谣。关小喜一见我就来势汹汹地嚷道：“好哇！朱蕴忠！你吃了豹子胆啦！竟敢回来送死！走！跟我们上队部去！”我大声斥责道：“关小喜！你想干什么？两派头头的学习班刚结束，你又想挑起武斗？”关小喜死皮赖脸地嚷道：“我管你是什么学习班！今天你回来了，就别想走得了！”说着便要动手，眼看一场武斗就要发生。
第九章
关小喜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我一边躲闪，一边嚷道：“你胆敢挑起武斗，叫你们头头张庆出来！”说到张庆，张庆就到，只见他一把抓住关小喜的手臂，厉声训斥道：“不得无礼！大家都到队部去开会！都到队部去开会！”关小喜无可奈何地跟着张庆，到队部开会去了。会上，张庆拉开嗓门说：“两派大联合，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在学习班里都签了字。谁破坏大联合，谁就是破坏运动。眼下春耕生产即将开始，知青不回站，靠谁去春耕生产？朱蕴忠是我请回来的，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找谁算帐！同志们啊！你们想想，如果你们打了朱蕴忠，还有哪个知青敢回站啊？知青不回站，那么多棉花田，靠你们老职工能种得过来吗？再说，知青也不是好惹的，要是他们从无锡常州拿几枝冲锋枪回来，你们哪个还敢跟他们武斗？因此，我向大家宣布：从现在起，凡是有知青回站，只准欢迎，不准惹事生非。大家听清了没有？”“听清了。”红色造反者们一个个低声下气地回答道。 第二天傍晚，何庆跃兴冲冲地来到我宿舍，一进门他就说：“小朱啊，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我特地去机了几斤面，想带你到我家吃晚饭。你看怎么样？”我说：“老何，你能来看看我已经不错了，别那么客气嘛，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老何说：“哎！话说到哪儿去了？跟我不用客气，走走走……”说着，就拉着我的衣袖，催我动身。我见老何诚心诚意来带我去吃晚饭，也就不客气地跟着他向东边老职工住宅走去。 一路上，老何说：“我是三代贫农出身，我才不怕人家说我闲话呢！知青又怎么啦？哪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跟知青作对，全是瞎了眼了……”老何边走边忿忿不平地说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他的家。 老何的家是老职工住宅区东南角的一间茅草房子。家中一贫如洗，除了一张八仙桌、两张铺板床外，还有一些破郎杂货和农具。子女多，收入低，日子过得很艰难。身上穿的老棉袄难御风寒，他只好在腰间又束了一条围巾。田间劳动感到无聊时，老何常常会哼一首苏北民歌，只见他声情并茂地唱道：“干哥哥，小妹妹想你，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呐，梦见了干哥哥就在我身边，两手摸在小妹妹胸前。小妹妹，干哥哥想你，一个月拿公家二十几块钱呐，除去伙食不够吃支烟……”大概这首苏北民歌所唱的内容，是他现实生活的写照吧。 老何家小儿子是文革期间生的，他曾请我给他儿子起名字。我问老何：“你打算起什么含义的名字呢？”老何说：“什么名字都行，但是，要跟文化大革命有关。”我一连起了“文革”、“立新”、“红卫”等几个名字，老何都不中意。我便问老何道：“那么，你看起什么名字为好呢？”老何说：“我一辈子糊里糊涂地跟在人家后面跑，被人愚弄，被人耍。我希望儿子将来能像你们知青那样独立思考。我想给他起个名字叫思考，你看怎么样？”我说：“对啊！脑袋长在自己身上，就该独立思考嘛。一辈子糊里糊涂随大流，能有什么出息？”老何说：“对！那么，就叫他何思考！”饭菜端上来了，一碗炒鸡蛋，一盆青菜烧百页，一盘子煮鱼。苏北农村人过惯了苦日子，烧鱼的时候不像苏南城里人那样讲究，要燻烧啊、糖醋什么的。不管什么鱼，去掉鱼鳞、内脏，放点佐料，一煮就上桌子了，因此就叫煮鱼。最后一盆是蓬面饼，那是城市里吃不到的东西，是用加工大麦粉最外面的那层粗粉做的饼。虽然不怎么好吃，可各种纤维素、维生素可多着呢！吃了包你开胃口，当然也能够减肥。我拿起蓬面饼就吃了起来。老何不好意思地说：“家里小孩多，条件差，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这蓬面饼可吃得惯啊！”我说：“老何啊！我也是苦出身，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连这蓬面饼还吃不上呢！记得我上初二那年，饿得生了浮肿病，体育课才跑几步就眼睛一黑栽倒在地。后来学校里开了证明，才买到了几斤清糠。后来，四清运动中，居然有人举报说是我对现实不满，你看冤枉不冤枉。”老何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加你一个罪名，还不容易。五七年反右斗争，你们知青没有见识过，也是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上来先是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对领导提意见。那时候，试验站闹得也很激烈。记得有一天晚上，站里放《铁道游击队》，那是当时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了。大家为了响应号召，向站领导提意见，连那么好看的电影都不看，结果意见提得多的人，一个个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老职工有了历史教训，没有哪个人出头造反。”我问：“老职工不造反也罢了，为什么偏偏要和知青作对呢？” 老何说：“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里面煽风点火，大多数人是受蒙蔽的。就拿我来说吧，二·一二武斗时，我也去三队了。当时，老职工里不少人说：‘老何，你是三代贫农出身，忠不忠，看行动，该拿点表现给我们看看了。’逼得没有办法，我才拿了铁叉去捣门的。好在碰到的是你，换了其他人，恐怕我就没命了。”我说：“就是武斗打得那么激烈，我也不是无辜伤人的。当时你来捣门时，要是我一枪下去，你不死也得伤，那样一来，扔下婆娘小孩可怎么过啊！”老何说：“是啊！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听说你回来了，我就叫家里准备一下，今天带你来吃晚饭。小朱啊！我还真的从心底里佩服感激你，只是水平差，帮不了你什么忙。”我说：“帮不了忙没关系，只要将来我像右派分子那样落难时，你能对我有点理解和同情就行了。”老何说：“瞎说，瞎说，不会的。来来来，来吃鱼……”从此，我和老何交上了朋友，在以后的生活中，他给予我许多照顾。特别是当我真的落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他始终对我表示出极大的理解和同情，在劳动和生活中，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即使是许多知青都投身到大批判、小评论之类的行动中，“打倒朱蕴忠”的口号声响遍试验站的时候，他竟然公开说：“你们不要以为朱蕴忠落难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他是个早上没饭吃，晚上有马骑的人。将来哪个女人跟了他都不会吃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给你们也不懂。”在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每月只拿15元生活费，过着锹如银、裤如裙生活的悲惨岁月里，老何多次找我说媒，要将自己小姨娘说给我做老婆。虽然我坚决回绝了这门亲事，但是，老何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至今铭刻在心，感激不尽。 知青们见我回站后平安无羌，便陆陆续续地回到了新泽试验站。军宣队也派遣郭连长、李指导员到试验站蹲点，领导斗批改。郭连长、李指导员来到试验站后，第一件事就是访贫问苦，深入到老职工中去，倾听贫下中农的呼声。当时的贫下中农是以“自来红”自居的，当然没有一个会说地富反坏右的好话。知识分子也被列入了“臭老九”的范畴，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头上都有一顶“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很快，郭连长和李指导员就站到了红色造反者一派的立场上去了。斗争的矛头也开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原来的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变成揪一些出身不好的科研技术干部。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是技术干部王小宽。王小宽家庭成分为地主出身，在学校里学的是俄语，那也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早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就被罗列了“思想反动”、“崇洋媚外”等罪名，扣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三十几岁的人了，还是独伴孤灯，一个人住在一间茅草盖顶的平房里。每天一大清早，他就一个人跑到防风林边上吊嗓子，练习美声唱法。他能唱许多外国歌，但是在那年代，除了《国际歌》以外，几乎所有外国歌都是有毒、禁唱的。无奈，他只好以“啊啊啊……”、“呦呦呦……”，来代替外国歌中的唱词。贫下中农是听不懂的，只知道他大脑不正常、神经有毛病。文娱晚会上，王小宽还表演过出色的口技，引得哄堂大笑。他的确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知青中的几个音乐爱好者，像王莲芬、张国淼等人，常聚到他宿舍去学唱歌。王小宽当然十分喜欢这些勤奋好学的知青，热心地做起这些知青的音乐老师来。他言传身教，将唱歌中的腹腔共鸣、胸腔共鸣、头腔共鸣等等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道，而且还因人制宜，指导各人的演唱技巧。在他的点拨示范下，知青中的几个音乐爱好者，个个唱歌练到出类拔萃、炉火纯青的地步。记得有一次，新泽试验站组织的文工团，到向阳县城去文艺汇演。当无锡知青王莲芬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刚唱完时，台下就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观众中“再来一个”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领队只好叫王莲芬再唱一曲。谁知，一曲刚完，又是掌声四起，不少人叫喊着：“再来一个”向台上扔纸团。王莲芬刚要谢幕进后台，台下便开始起哄起来。有人高叫道：“新泽郭兰英，请你再来个！”当报幕员走到台前报：“下一个节目”时，台下观众坚持要“新泽郭兰英”出场。领队看到台下秩序大乱，只好再请王莲芬出场。王莲芬刚从幕后走出，台下的掌声早已震耳欲聋。王莲芬一曲唱完，在一片掌声中，给观众鞠了几个躬，才平息了观众“再来一个”的呼声。下一个节目是张国淼演唱《不忘阶级苦》。只见他声情并茂地唱道：“提起旧社会呀，恨得咬牙根哪，世代做牛马啊，血汗被吸尽……”一曲演唱完毕，又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知青们的这些造诣，跟王小宽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于是，一些被派性蒙住了眼睛的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纷纷向军宣队汇报说：“王小宽这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反右斗争中，帝修反敲什么鼓，他就跳什么舞。文化大革命中，又跟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混在一起，臭味相投。真是，鱼恋鱼来，虾恋虾，乌龟爱的是王八。”经军宣队批准，批斗王小宽的大会终于在红色造反者的队部召开了。军宣队郭连长、李指导员，也亲临批斗会这个阶级斗争第一线。批斗会开始了，人们除了光喊些“王小宽必须老实交待！”“王小宽必须低头认罪！”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外，并没有揭出什么罪行和实质性的内容。关小喜、大公马等人急了，抡起小板凳就向王小宽打去。张庆见状，忙叫：“别打啦！别打啦！”打手们不但不理睬，反而蜂拥而上，使足了劲，将王小宽打得气息奄奄。眼看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张庆大袖一甩，嚷道：“让你们去打吧！”打手们一听此话，顿时停止了拳打脚踢。王小宽被打倒在地直哼哼，张庆叫几个人抬他回宿舍去。紧接着，军宣队又成立专案组，对王小宽进行内调外查，隔离审查。进专案组的人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也就是一派也不参加，什么国家大事也不问，即使两派武斗打得你死我活之时，他们也只顾在宿舍里打扑克牌的那些人。而现在，这些人却一下子变成了没有派性、党性强的老渔翁了。本来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别看这些逍遥派文化大革命中，连党中央、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摆出一副“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架子，但是，军宣队将他们一捧、一利用，个个受宠若惊，人人积极得比革命还要革命。揪起人来，个个争先恐后；办起案来，拼命落井下石。一个个从衣袖中拔出刀来，向那些无辜的人们砍去。王小宽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成了死老虎，下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对象，就是埋头搞科研的宗站长。宗站长平时沉默寡言，一心扑在分析土壤、改良土壤、研究土壤的科研工作上，是个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但是，一夜之间突然爆出特大新闻，说宗站长是“埋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原来，军宣队带领专案组人员，在他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几本反动日记本！日记本中，有一页是描写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内容；有一页则是描写了宗站长与前妻同枕共欢的内容。军宣队李指导员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万分。要知道，能稳准狠地一举挖出埋藏了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该是多么大的政绩啊！于是，军宣队大张旗鼓地召开批判会。会上，李指导员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我们一举挖出了埋藏了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别看这家伙平时忠心耿耿的样子，其实，思想十分反动，灵魂十分肮脏。大家知道，毛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是伟大的历史壮举。而他却在日记中写道：‘毛氏衣着阔绰，唯土气十足，毫无政治家风度，在张治中公馆，打碎茶杯1只……’居然胆敢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这里还有一本日记本，是他灵魂肮脏的罪证。他在日记中写道：‘小玲那洁白如玉的胴体，使我欲火中烧，迫不及待……’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多反动，多么肮脏的伪君子啊……”一个个科研干部，就这样平白无辜地被打倒了。接着便是党政干部开始“亮相”。也就是原先被打倒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个官复原职，一夜之间又成了革命干部。一度被批判得狗屎烂臭的保皇派，转眼间成了保皇有功之臣，一个个变得神气活现，欣喜若狂。政治形势就是这样变幻莫测，犹如眼睛一眨，老鸡婆变鸭一样，令人始料莫及。不用说我们这些涉世之初的小知青，就是手中掌握了很大权力，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大干部，也在政治运动中，忽儿上台，忽儿下台，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当时的形势，就像秃子头上的蚤子一样明摆着，等待“革命小将”的，必将是“现行反革命”的结局。 一天傍晚，在五队知青宿舍，老冯说：“现在真是好玩，走资派成了革命干部，保皇派成了有功之臣，消遥派被说成是党性强，而造反派却成了反革命。”我说：“上当了！吃亏了！早知道这样，就不造反了！”余重生说：“不是你想不想造反的问题，而是你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你会造反！”文无敌说：“我们这些知青，都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都是阶级斗争的替罪羊。”陈革生说：“什么斗批改，不如回家逗逗小孩，劈劈木柴，改善改善生活。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中间论’。说政治运动中，最保险的是：‘不高不低不冒尖，不快不慢不抢先，不左不右走中间。’早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结局，我们何必日夜写大字报、印传单，不如油印点小册子卖卖钞票。”我说：“前不久，我作了一次社会调查。目前大多数下乡知青都过着：政治上冷冷热热，劳动上做做歇歇，生活上补补贴贴的生活。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尽是些骗人的鬼话。”老冯说：“你又在那里胡说八道了。大家冷静地分析一下形势，想想对策。”我说：“我早已分析过了。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在劫难逃，拼拼凑凑正好可出一张布告。我的罪名是：朱犯蕴忠，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吹捧帝修反云云。你们不信，我可以预先给你们各人把罪名拟定下来。譬如像文无敌吧，肯定是：其父文XX被我政府判刑十年，文犯无敌由此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什么什么云云。”文无敌说：“朱蕴忠说得对！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有两手社会职能。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当牧师式的欺骗失败之后，取而代之的必定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因此，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早晚会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黄振天说：“照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 我说：“办法是有的，就是朱云建说的：‘等死不如犯法，寻死不如闯祸！’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横身横，拆牛棚！”老冯说：“你一天到晚瞎三话四，现在钱为民打不倒了，成了革命干部，神气得很，你能拿他怎么样？”我说：“打不倒就打一顿，泄泄心头之恨，反正迟早都是现行反革命……”大家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直到半夜，没有结果。老冯终于说：“现在军宣队来了，批斗钱为民的会议，他们必定参加。如果你们动手打人，军宣队就会抓住我们头头的把柄。”黄振天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学习红色造反者的经验。头头喊：‘别打啦！别打啦！’大家就加油用劲打。头头喊：‘让你们去打吧！’大家就住手。这样，不就与头头无关了？”“哎！这个办法真妙！”知青们一致赞同，最后达成共识：钱为民打不倒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打一顿。在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前，先捞他个本。于是，有人提议说：“动手打钱为民时，以熄灯为号。如此这般……”经过一番布置，几天后，批判钱为民的大会，在八·二六队部召开了。主持批斗会的老冯和黄振天，稳操胜卷般地朝南坐定，郭连长和李指导员则坐在他们旁边。钱为民被带进了会场。今天，他穿上了崭新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跨进了门。前几天，军宣队已找他谈过了话，要他“亮相”。他也早就盼望，能够轻描淡写地作番检讨，亮一下相，摘掉“走资派”的帽子，重新变成革命干部。想到要出台工作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但是，当他一跨进批斗会场，看到知青们个个横眉冷对，严阵以待时，心中就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一样，变得忐忑不安起来。他收敛起笑容，抬头环顾了一下会场，看到军宣队郭连长和李指导员也在会场，才将心放下来。心想：有军宣队在，不用怕，自己来个不卑不亢的态度就行了。 批斗会开始了，各队知青代表轮流发言。终于轮到我发言了。我说：“文化大革命，我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批斗走资派，你却公开指手划脚，挑动群众斗群众，导致打死了知青陈夏杓。钱为民！你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讲到这里，突然电灯熄灭了。这是开始动手的信号。知青中不知谁叫了声：“打呀！为陈夏杓报仇啊！”我和七、八个男知青，如猛虎下山般地扑了过去。“咚！”“咚！”“咚！”拳头就像雨点般地落到了钱为民的身上。郭连长忙对老冯说：“赶快叫他们别打了！”老冯和黄振天故作姿态，双手在空中挥舞着高叫：“别打啦！”“别打啦！”知青们越发来劲了，黑暗中有人抡起板凳砸过来，一板凳砸在我右臂上，痛得我连忙后退。“啪！”“啪！”“啪！”板凳打在钱为民身上的声音，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五十大板一样。钱为民呻吟着倒在地上，郭连长叫老冯：“赶快点灯拿蜡烛！”他想看看是哪几个知青在动手打人。几分钟后，蜡烛拿来了。蜡烛点亮了，只见五、六个男知青，正在咬牙切齿地围着钱为民拳打脚踢，乱作一团。钱为民被打倒在地，又被踩上了一只脚，嘴里早已喊不出声音来。这时，老冯一拍桌子叫道：“让你们去打吧！”知青们马上停住了手脚，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电灯随即亮了起来，郭连长和李指导员气得脸色发青，脱了色，嘴里喊着：“散会！散会！”气冲冲地离开了批斗会场。 钱为民被打得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老冯叫几个人将他抬到医务室，医务室又将他送到Y城附医住院。 钱为民被打瘫后，知青便开始物色鼓动站长汪强出来“亮相”，结合进革委会主持工作。汪强本是部队干部，分配到新泽试验站才当几天站长，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凡是当权派，都成了群众运动的对象。汪强新来乍到，又是部队转业干部，没有任何把柄，凭什么揪他呢？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终于抓住汪强的“狐狸尾巴”了。那是一次乘凉晚会，汪强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起：保卫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故事来。讲到最后，他脱口而出说：“哎！毛主席畅游长江，可把人忙死了！”“好啊！汪强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陈革生嚷道。第二天，一张《批判三反分子汪强》的大字报上了墙。大字报写道：“汪强之父汪建秋，原是阜宁县沟墩乡的大地主。汪强继承其父的反动衣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把人忙死了。这充分暴露了三反分子汪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就这样，一张大字报犹如晴天霹雳，把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没有来得及烧的汪站长，打成了“三反分子”。汪强被打倒后，变得沉默寡言，管你两派文斗武斗什么的，他都躲得远远的，免得好心没好报，没吃到羊肉，沾一身羊臊。现在上有中央指示，下有造反派支持，知青们要他“亮相”进革委会主持工作，真是时来运转。于是，他喜出望外地参加了知青召开的“亮相”会。会上，他态度十分诚恳地说：“过去，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怕这怕那，就怕引火烧身。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到：在全国上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这是党中央反修防修的必然之举。因此，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尽管是汪强言不由衷地说了一些套话，但干部亮相本身就是一种形式。通过亮相，汪强一下子从“三反分子”变成了革命干部。就在我们庆幸汪强亮相成功的时候，一张《评汪强亮相》的《动态报》，贴上了大饭堂的南墙。《动态报》上画了汪强的漫画，瘦高个子，戴着军帽。在他的裤裆里画了个电灯泡，电灯泡上写着“亮相”两字，光芒四射。通向电灯泡的电线开关，掌握到八·二六暴动队的手里……《动态报》评论汪强是“关门亮屁相”。作者是常州知青余锁兰。余锁兰是新泽知青八怪之一，瘦高个子，戴着眼镜。原在丹阳中学读书时，他的身体十分瘦弱。于是天天坚持长跑，结果在丹阳县长跑运动会上，他竟获得了冠军。余锁兰平时勤奋好学，即使下放到苏北农村在田间劳动时，他都手不释卷，常常一边挑泥，一边看高等数学书。挑担时，他把泥兜子的绳子扣得长长的，说：“这样，人站起来可以少做功。”走路时，他不像我们一样走道路，而是斜着在田里走。说：“勾三股四弦五，斜走可以少走路。”有一次挑泥，他拖着长长的泥兜子在田里斜走，结果被杂草泥垡头一绊，跌了一个大筋斗。“哈！哈！哈哈！”笑得我们前俯后仰肚子痛。 余锁兰的《动态报》激怒了知青，在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年代，知青们当然会对他进行惩罚。记得有一次电闪雷鸣，下着倾盆大雨，余锁兰浑身被雷雨浇得湿淋淋地跑回宿舍。只见他怀中夹着一个包裹，一进门就钻进了帐子里。无锡知青许金虎跑过来对我说：“余锁兰浑身湿淋淋地夹了一包东西，一头钻进了帐子里，会不会是偷了公家的什么东西？”我说：“哎！我们去看看。”我们跑到余锁兰铺边叫他，他一声不吭，我们更加怀疑起来。许金虎趁其不备，一把抢过包裹，打开一看，啊！竟是一包野生的蘑菇。余锁兰愤怒地跳了起来，一把将蘑菇抢了回去。事后，他对我说：“蘑菇是食用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长得又快，平时很少见。一下雷阵雨，就突然冒出来了。为了弄清楚下雷阵雨时，蘑菇为什么会长得那么快，所以才冒着雷雨到防风林里去观察蘑菇的生态……”余锁兰爱好钻研植物，我却爱好钻研动物。我们都喜欢看书学习，不久就成了朋友。后来，他干脆将床铺搬到了我的宿舍，我也便成了新泽知青八怪之一。 迫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军宣队一次次找钱为民谈话，要他亮相，出来主持试验站的工作。但是，不管军代表跑穿鞋底，磨破嘴皮，钱为民就是不肯出台。这下可急坏了军代表，经过军管会研究，决定挑选阶级斗争意识强的干部，作为宣传队，进驻新泽试验站，来大张旗鼓地揭开新泽试验站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滨海是整个Y城地区阶级斗争搞得最出色的地方，也就是整死了不少人后，十八个寡妇上北京，找周总理告状，要求中央为被无辜迫害致死的丈夫平反昭雪的那个地方。因此，军管会决定从滨海抽调公社书记施从清来试验站担任干宣队的头头。为了“以毒攻毒”全方位揭开试验站阶级斗争的盖子，军管会又荒唐地将贪污分子姚启同请来查帐。说是一般人不懂得贪污的诀巧，只有像姚启同这样的贪污分子，才能查出帐目的漏洞。谁知姚启同这家伙既贪财，又好色。分到试验站三队后，居然贪心不改，色胆包天，趁查帐之际，强奸了常州女知青王文成。结果，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被整死在狱中。分到五队抓阶级斗争的干部，叫汪加本。此人生性好斗，一副肚肺脸，是个被人骂作绝子绝孙的绝八代干部。汪加本一到五队，沈连生如蚁附膻地凑上前去。他见汪加本家没有儿女，便忍痛割爱，将自己的掌上明珠，一个最小的丫头，送给汪加本做闺女。汪加本乐得眉开眼笑，俩人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攀起亲来。 一天晚上，汪加本到沈连生家赴宴，酒至半酣，沈连生央求说：“我有件事想请您帮我作主。”汪加本说：“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帮忙。”沈连生见自己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文化大革命里，朱蕴忠带了五队知青，掯走了我家9只老母鸡，他把鸡子挑在长矛尖上，就像日本鬼子下乡扫荡一样……”说到这里，沈连生汪然出涕，喉咙像鲠了个鱼刺一样，再也说不出话来。 汪加本大怒道：“岂有此理！这家伙我一定找他算帐！”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就着手收集整我的材料。他听说何庆跃跟我来往密切，就找何庆跃谈话说：“老何，你是三代贫农出身，要站稳立场，要跟朱蕴忠划清界线，要站出来揭发他的问题。”老何说：“小朱也是苦出身，劳动表现又好，不偷不拿，我能揭发他什么问题啊？”汪加本碰了一鼻子灰仍不死心，于是就找戴铁嘴谈话。戴铁嘴这下可乐了，终于盼到了落井下石报仇的这一天，便神气活现地说：“哎！我早就知道朱蕴忠不是个好东西！眼镜一撑，摇摇闯闯，活像个二大流子！”汪加本说：“你要讲一点实质性的东西。譬如，对现实不满啦、攻击党中央啦……”戴铁嘴说：“对现实不满，攻击党中央的言论肯定有。不过，他讲的无锡话，我也听不懂。你可到知青那里去打听。”汪加本见他说得有理，便开始逐个找知青谈话，开始深挖细排。终于，伪当权见风使舵，起来揭发我的问题。他对汪加本说：“一次乘凉时，大家在谈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往事。朱蕴忠传播对现实不满的反动歌谣说：‘一个学生在那里哭，老师问他为啥哭，他说我家吃的是粥，粥里放的是胡萝卜……’”汪加本说：“好！揭发得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伪当权说：“朱蕴忠人小野心大，曾经说过：‘要么楼上楼，要么楼下搬砖头’，‘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甚至还说：‘就是遗臭万年，也比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好’……”“好！够了！够了！”汪加本得意地露出了笑容。 几天之后，揭开试验站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在大饭堂召开了。施从清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试验站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砸开，砸不开就炸开！我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试验站是个全民事业单位，居然有猎户，不务正业，捉黄鼠狼，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说什么‘要么楼上楼，要么楼下搬石头……”这分明是在会上刮我，是要对我下毒手的信号。经过干宣队的一番策划后，“一打三反”运动终于开始了。 1970年5月3日上午10时，伪当权带领着维烂屌子、郑秃子、戴铁嘴一大帮号称“战斗员”的人，突然闯进了我的宿舍。对我宣布：“朱蕴忠！你被隔离审查了！现在跟我们去学习班。”说着便开始抄起家来，这叫“五·三大清查。”在对我隔离审查的前几天，四队的常州知青文无敌、赵大军、孙尚侠三人已被关进了“对敌斗争学习班”，罪名是“搞反革命小集团。”当时，“集团”两字是贬意词，谁进了“集团”这个框子，谁也就成了革命的对象。直到改革开放后，“集团”两字又成了褒意词，集团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集团公司的头头，当然也就成了企业家、大红人。“集团”两个字的含意，也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了。当我听到文无敌被抄家关进学习班的消息后，知道自己进学习班的日期，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了。因此，自己预先作好了准备，掩埋了几颗小口径子弹，烧毁了所有日记、笔记本。等到“战斗员”来抄家时，除了收走一箱子书籍、16张黄狼皮、一枝猎枪外，再也清查不到什么“罪证”。同宿舍的余锁兰也被抄家关进了学习班。 我被十几个“战斗员”押到了一队食堂旁边的一间空房里，房里有一张桌子和几张凳子，那是供战斗员用的。另外还有三张木板床，两张是给监视我的战斗员睡的。我睡的那张床上早已贴满了标语。床头南侧是“坦白从宽”，床头北侧是“抗拒从严”。床顶上侧写着“朱蕴忠必须老实交待！”床的下沿则写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人妖颠倒，祸从天降。在那没有民主和法制的年代，“先定性，后审查”的学习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朱蕴忠：长篇知青文学《三下风云》http://www.hxzq.net/Essay/2944.xml?id=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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