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消生产建设兵团，云南垦区恢复农场体制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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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消生产建设兵团，云南垦区恢复农场体制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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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消生产建设兵团，云南垦区恢复农场体制
1972年财政部派人对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三大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当年7月21日，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在上报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中，列举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5个方面的问题：
兵团和地方之间存在“争地、争水、争草场、争矿山”的现象，丰富的水利资源和矿藏资源，广大草原和草地，得不到合理利用，不仅影响了团结，也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原来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的老干部全部靠边站，一部分即使“解放”了的干部也有不愿工作的，而现役军人由于不懂生产，影响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因此，生产长期上不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新疆兵团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这是历史形成的畸形现象，但是近几年来，基本建设支出用于农业方面的，由1969年占基建总支出48.7%，下降到1971年的41%。特别是农9师、4师水利资源丰富，而农1师、2师盐碱严重，但水利工程乱套、缺乏投资，造成连年的洪涝与严重干旱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一些团场的营建，片面追求军队的正规化，盖了一些楼堂馆所，脱离了职工群众和贫下中农。
兵团组建初期，由于用部队供给制方法管理农业企业，经济核算观念不明确，出现过“吃大锅饭”的混乱局面，后来经济核算的观念有所加强，但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
各兵团管理机构庞大，机构设置不适合生产需要，也是生产缓慢，财务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兵团的社会政策性支出、行政事业费、税收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实际困难。 财政部的调查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1972年10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在北京召开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的加强经济核算、扭亏为盈的会议，并专门召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的代表座谈。指出生产建设兵团的突出问题是产量低、成本高、亏损严重。国务院负责同志毫不客气地说：“我劝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们，要按经济核算制度搞。你们是企业，是搞生产的嘛！”会议提出要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经济核算。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开始对兵团的组织形式表示怀疑，中央亦准备采取行动为农垦事业寻找新的出路。
报告首先说明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状。全国现有11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生产师，职工292万人，耕地3500万亩。其中，除新疆兵团是1954年组建的外，其余都是1968年以后，在国营农牧场基础上改建的。 兵团组建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路线指导下，贯彻执行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进行了斗、批、改，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安置了一百多万知识青年，加强了“屯垦戍边”的战略部署，胜利地执行了边防斗争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于促进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边防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林彪叛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生产建设兵团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不少兵团办得不好，投资多，产量低，亏损大。1961——1971年，国家对兵团投资13.4亿元，弥补亏损7.8亿元。1971年全国兵团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200斤，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负担，影响了巩固和发展。 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兵团建设方向和领导管理体制问题。 有些兵团偏重军事，轻生产。布局建点从战备要求考虑得多，从生产条件考虑少，强调解放军建制，各级机关以现役干部为主，兵团现有现役干部3多万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员额，计入军队实力、国防费开支；兵团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多是沿用军队一套，不适应生产的特点。 有些兵团由于方针、任务不明确，几年来接收、安置知青过多、过猛，同生产需要不相适应，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恶劣，交通通讯极不方便，原来农场的物质基础薄弱。从1969年到1971年一下子接受了来自京、沪、渝、蓉、昆等10余万城市知识青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兵团基本上是按军队组织形式建制，与生产需要很不相适应。机构庞大，设兵团、师、团、营、连层次多，非生产人员多，管理生产人员少，不利于企业管理、生产发展。很多兵团存在着“供给制”的思想，不注意经济核算，非生产性开支和非生产性建设显著增多。特别是兵团各级领导，层次过多，与农业生产的地区性不相适应，生产指挥不当，“一刀切”现象比较严重。 报告建议对全国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提出具体的调整方案。 1973年下半年和1974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采纳了总参谋部和农林部改变部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的建议。把一些兵团从大军区的建制中划出来，归省、自治区直接领导，并撤消了一些兵团的建制。由于在1973年7——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暴露出的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管理出现的诸多如现役军人捆绑吊打知青，奸污女知青的问题非常严重，受到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并由中央派出调查组查处，所以该兵团列入第一批被撤消兵团建制。 1973年12月6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移交省委领导的请示》。请示报告指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1970年初，以我省农垦系统和华侨部门的20多个农场9万余人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先后派去2300多现役干部，安置了10万名知识青年。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兵团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橡胶定植面积1969年是40万亩，现在是68万亩，干胶片1969年生产980吨，今年产6300吨，增长了6倍多。当然这几年兵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主要是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管得不够紧。 根据当前发展形势的需要，为了把兵团的工作搞得更好，将兵团改由地方党委领导是必要的。兵团领导关系改变后，为了适应地方体制和经济管理工作的特点。我们的意见，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省成立林垦总局，作为省委、省革委或林垦团。总局到各团，都要建立政治工作部门，以加强对干部、工人和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团还要建立武装部，有的配现役干部，加强民兵工作。 对兵团的现役干部，原则上分批分期地撤回部队，少数确需留下来，按中央（1972）32号文件精神办理。” 1973年兵团的两份统计数据报表，可称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撤消的注脚： 10月份知识青年情况统计： 总数为95123人，其中男52406人，女42722人。 上海的35052人，四川的41712人，昆明的7229人，北京的5035人。 送上大学的264人，参军的695人，调走的1194人，病退的1596人，因公死亡的31人，因公致残的53人，病故的52人，事故死亡的62人，自杀的25人，自返的647人，劳教的69人，判徒刑的52人，判死刑的1人。 担任营职干部的1人，连职的529人，排职的1567人。当会计的147人，文书的1213人，卫生员1597人，打字员44人，放映员68人，机关工作人员110人，小学教师的1132人，中学教师的228人，驾驶员205人，拖拉机手1035人，胶工10348人，技工1257人，广播员101人，总机员151人。 10月27日，兵团党委上报贯彻中央（73）21、30号文件情况：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1034起，受害知识青年189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其中团职7人，营职25人，连职47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已逮捕奸污犯18人（现役的14人），打死人的罪犯8人（现役4人），调戏猥亵女知青的干部已离职审查的有29人。 1974年6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团改为农场，分别成立农垦总局和分局，在改变体制过程中，强调要对干部和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切实抓好革命和生产。 同年8月30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批转了《改变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会议纪要》。 9月6日，昆明军区正式发出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命令。 10月13日，云南省委发出成立省农垦总局的通知。 10月28日，云南省农垦总局在思茅成立。 10月29日，云南兵团撤消工作结束。 根据中央军委精神，兵团撤消后，现役军人除地方确实需要留，本人也愿意留的外，大多数人可以回到部队安排工作。现役军人中绝大多数人选择回到部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撤退的速度可能是最快的。以1师5团为例，1974年9月16日改为黎明农场，当月中旬现役军人即全部返回部队。一些现役军人在临走时大捞一把，把公共财产占为己有，被人讥为“来时背包抗肩，走时车载箱装”，留下极坏的影响。一位知青气愤地说道：“兵团解散时，不少平时道貌岸然的现役军官，趁着‘大撤退’，不顾一切捞东西，有的甚至把办公室的折叠桌、椅子、条粘都卷跑了”。虽然兵团曾命令禁止各种违反财经制度，化公为私的行为，但这股歪风并没有彻底刹住。满载行李的车辆陆续摇晃着离开原兵团各单位，车上除了大小家具、行李卷儿、锅盆碗筷外，甚至还有木材、水泥、砖头、煤块、粮食，真正的干净彻底！留在车后的，是兵团战士的嘲骂，但是谁还管那么多呢？ 当然，也有不少现役军人自始至终保持了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他们在兵团工作期间能够与广大职工知青一起吃苦受累，离开兵团时依然是旧木箱和简单的行李，对这样的现役军人，知青是由衷钦佩。 兵团撤消前，人心浮动，人员流失，生产大多限于半停顿状态，在有一些团、营纷纷出现“吃喝风”和“哄抢风“，许多连队、团场的粮食储备被吃光分光，生产工具被拿光，到处是一片混乱。 由于兵团组织的生产，本来已对生态环境、土壤等造成一定的“破坏”，再经历一次解散兵团的“浩劫”，不少团场已满目疮痍。地方政府接受兵团各团场、连队之后，除了安定人心，整顿组织系统（包括合并连队、团场，重新任命干部，甚至重建党团组织等）外，往往不得不筹措资金，调运粮食，组织恢复生产。 兵团体制的改变，给本来已不稳定的知青们带来了“整体性”的“人心思动”，并造成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地方干部希望人心稳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知青们渴求返城的愿望更加迫切，不能安心在边疆务农。兵团部撤消之后，这些知识青年问题，全部都要地方政府来解决，并成为整个农垦系统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随着兵团体制的改变，云南垦区恢复到1970年前的农垦系统体制，兵团知青们的身份由兵团战士转变为拿工资的国营农场职工，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大多数兵团知青来说是痛苦的，当初他们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兵团，并且经过了严格的政审与体检，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远离父母亲人与故乡满腔热血到边疆来“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他们的忠诚的追求与向往。在兵团体制下，虽然有着战斗队不象战斗队，生产队不象生产队的矛盾，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兵团干部对知青的管理教育存在着强迫命令，专横的军阀作风，肉体上的体罚，出现许多令人愤慨的不正当现象。但兵团的准军事化的性质与正规化的制度，与农场干部相比，部队干部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要高出不少，与现代文明的距离较近，对广大兵团知青仍具有吸引力，不失为一种精神寄托，现在兵团撤消了，每一个兵团战士都成了农场职工，他们当初矢志献身的理想顿时破灭了，一个个被沉重地摔在硬邦邦冰冷的现实中，在10万云南兵团知青又有多少人愿意在这遥远的南疆红土地上当一辈子农业工人呢？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悔不当初，就在故乡不远的农村插队，还图个离亲人、离故乡较近的实惠。顿时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在全兵团知青中，包括那些已担任连、营干部的知青也茫然不知前程，敢问路在何方？ 恢复农场体制后，云南垦区的生产形式有所好转，各农垦分局下属的各总场（原先的团）、分场（原先的营）的基本领导骨干仍然是文革前来云南垦区组建各农场的退伍军官和湖南籍的移民老职工。在兵团体制时期，这些地方干部与老职工在管理教育各地来的知青时，本来就存在着许多恩恩怨怨。这里既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原先的农场干部与老职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由于长期生活在落后闭塞的边疆，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浓厚，与从大城市来的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知识青年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当然显得格格不入，地方干部与老职工全家人生活在农场，农场的发展利益与他们休戚相关，而被生产建设兵团征召来的城市知识青年们，虽然已在农场生活劳动了多年，但没有多少人真正树立了在农场干一辈子的想法，大多数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农场的发展与利益与他们的关联似乎有一种隔膜。在农场干部和老职工眼中，这些城市来的知青是“飞鸽派”，迟早要离开农场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难以心贴心。所以在农场这两种不同背景的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矛盾冲突与摩擦，发生了一系列不尽人意的事件。 但是，与广大知青初来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相比，5、6年过去了，当年16、17岁不黯世事的娃娃，已长大成人了，而且心理与思想已成熟了。他们在与农场干部与老职工患难与共、朝夕相处，在南疆红土地上与天斗，与地斗，日益建立起血浓于水的感情来。农场干部与老职工们对这些远离父母和故乡的年轻人是同情爱护的，在生产上手把手教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更以农民坚韧、朴实、节俭的品质影响着这些城市青年。特别是到恢复农场体制时，不仅一大批知青担任了分场、连队的干部，凡是专业技能的岗位大多由知青担任，诸如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拖拉机手、驾驶员等。与兵团初期阶段相比，知青们与老职工之间冲突、隔阂、怨恨此时也化为在同一蓝天下，相互间的理解、信任与倚重。这种特定环境下人际关系变化并非戏剧性的，而是共同的生存斗争的命运使其然也。 原3师10团5营成都知青胡卫充满深情地回忆他和11位知青在一条叫“夹皮沟”的连队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最初的带路人——连长李家祥，一位退伍老兵。“我们刚到连队不久，为了赶在雨季前开出两万亩橡胶林梯田，全连山上百人要在20度的山坡上，开出2米5宽，环绕山坡呈水平线的梯田，工程量之大，工作条件之恶劣是可以想象的，而每天吃的都是盐水煮青菜、箩卜和葫豆。第一天劳动，我们的手上就打满血泡，连长走过来一边帮我们挖土，一边教我们用锄头的诀窍。休息时，他细心地给我们挑血泡，心痛地说：‘要注意身体，刚开始有个适应过程，不要猛干，慢慢地挖，几天以后就会好的。’ 在夹皮沟垦荒的劳动与生活太艰苦，渐渐我们的歌声和笑声都没有了。当夜幕降临后，我们躺在嘎嘎作响的竹篱床上，望着被烟熏得漆黑的茅草房顶时，有的人哭了。一股悲观、消沉的情绪在知青中蔓延。 我们的变化引起了连长的注意。他在工休时，给我们讲了他和连队其他老同志，50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南疆后，怎样住在大青树下改造这万古荒原的经历，使我们深受鼓舞。但连长的行动更使我们理解一个创业者的内心世界。他每天上工早，收工迟，别人休息时他就到出检查胶穴的质量；他开梯田，控胶穴的工效很高，三个月的功夫，三斤重的板锄他挖秃了4把。连长的言行感染了我，使我鼓起同困难搏斗的勇气。 橡胶树栽上后，亚热带的雨季就到了。在一个晴朗无雨的星期天，我心血来潮，夹着画板和笔爬到一个最高的坡上，写生我们付出这么多汗水的胶林来，在我画完最后一笔抬起头时，我才发现连长站在我身后，他拿过我的画仔细地看了几遍，激动地说：‘你是怎样想到画这张画的？’，我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小胡，你想得对，我们不仅要记下来，还要订出详细的发展规划，用我们的双手敲响这些还在沉睡的荒山。没有胶林，飞机、汽车、机器都不能运转，没有我们种胶人又何处来？’连长用手指着四周的山峦说：‘为了生产更多的胶林，我们要把这些山都种上橡胶林，我们需要修电站，建胶场，这些工作都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来掌握。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你们不干谁干？’ 天色渐黑，在下山的路上，连长对我亲切地说：‘小胡，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全连所有橡胶林带图都绘出来，行不行？’连长的嘱托使我兴奋而又为难。兴奋的是，那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盛行，连长这样关心鼓励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难的是我担心画不好，但连长坚持要我去画。他说：‘不会的可以学会，问题在于你敢不敢学。你有一定的文化，更懂得知识的重要，你要珍惜时间，多学点东西。’ 没想到这位象老农一样朴实的连长，一位仅上过扫盲班的老退伍兵，因我画了一张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林带图，竟说出这一番充满哲理，使我信服、感情丰富的话。他的话催我思索，并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重庆作家陈与笔下的连指导员方德旺则是另一个血肉丰满的农场干部。“1971年7月23日，我毫不容易到了连队，看见一排茅草房，由于泥巴和草搅拌不均匀，墙壁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大洞，有一堵墙很倾斜，欲倒未倒，洞口边站着一个瘦小老头，有位老职工告诉我，他是指导员方德旺，年龄才28岁，1964年全军军事大比武，他是优秀射击手，听完介绍，我惊讶地站起来。 方德旺不是汉族，夹生夹硬的欢迎词倒了我的胃口，我鼻子哼哼，心想这人没多大本事。 上山砍竹子，规定每人砍十根硬头黄，谁先砍完就先扛下走。我砍了两个小时，只砍了两根，有一根还被树藤缠住，拉不下来，急得我想哭。方德旺不知啥时来了，他手舞砍刀，剃叉削桠爬树吊枝，一会儿齐刷刷地砍下一捆。他砍得竹子又长又直又硬，而我砍得竹子弯纠纠的，又短又小又青。我以为他砍自己的十根竹子，也不在意，殊不知他捆起十根竹子，叫我扛走，那时我才16岁，感激之情差点喊他“爸爸”了。 我所在的连队重庆知青很多，重庆33中的想操坝儿，78中的想独霸一方，25中的是最后来连队的。这批人一来就有个四人帮，全是打架亡命的。四人帮是一伙毛头小子，在连队到处挑衅惹事，偷鸡摸狗。把78中的知青打服以后，开始对33中的知青下手，领头的叫王渝善。一天晚上方德旺把王渝善请到他家里去吃烟，那个竹筒使小王过足了烟瘾，方德旺就讲起小王从小就没有妈，有一个爸爸的脚还是跛的，如果出事打伤了人，或是被别人打残，回渝探亲该怎么向爸爸交代呀？话没说完，就掏出一封王渝善父亲的来信，读得小王泪花滚滚，泣不成声，不住得鸡啄米状。 方德旺又把出手最狠，打人最凶的李宣跃找来，先请他吃腊肉喝包谷酒、抽春城牌香烟。酒过三巡，方德旺找来一份李宣跃来边疆写的决心书，逐字逐段加以分析，边分析边请李宣跃教他认字。李宣跃念完决心书，方德旺的字也认了不少，在李宣跃低头不语的关键时刻，方德旺递来一包“金沙江”香烟说，指导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只管谈，你们的爸爸妈妈既然把你交给了我，我就要负责，这烟你拿去抽，抽的时候想想指导员就行了。 连队的菜地经常被洗劫，拔蒜苗把蒜头偷了，苗苗还栽在土里。种菜班的知青第二天还在给蒜苗施肥、浇水除草，待蒜苗全部焉了，才晓得前几天干活全是瞎子点灯。方德旺便昼夜潜伏，神不知鬼不觉地捉拿了好几个偷菜的知青。奇怪的是这几个知青不但没有被批斗，第二天端着饭碗跑到方德旺家吃肉，馋得陈与直淌口水，想不出所以然。他们中的一个叫岳安民问敢不敢偷方德旺家的鸡？陈与自然不敢，岳安民敢，他连夜出袭，战果辉煌，捉来的是两只生蛋母鸡，连夜煮了吃。此事不知谁告的密，岳安民被方德旺请了去，临行前岳安民颤颤兢兢揣了20元钱，只求方德旺在全连大会上不点他的名。晚上十点多钟，岳安民回到宿舍，进屋就拿出20元钱说，“完璧归赵”还吃了方德旺家一顿回锅肉，嘿嘿过河船划得来。又是一个晚上，岳安民刚接近鸡窝，右手摸着老方家黑母鸡，正准备动作，就听老方说，咦，这就不落教了，我家还有4个小孩，最大的才8岁，最小的才1个月，何必这样呢？岳安民的手立即缩回，羞愧难言，一口气跑回宿舍睡大觉。天亮后，岳安民请了一天病假，跑到寨子里买了两只半大的母鸡来养，我以为岳安民养鸡生蛋来改善生活。大约3个月后，岳安民抱起母鸡跑到老方面前，要赔偿方德旺家的经济损失，老方说什么也不收，最后敲定暂时放入方家鸡笼喂养，长大后大伙打牙祭。与4师18团那些现役干部对违反纪律的知青动辄捆绑吊打相比，指导员方德旺算得上是位知青的贴心人了，因此，受到全连知青的敬重。30多年过去了，陈与至今还在怀念这位貌不惊人的老方，他大概有60多岁了。 原橄榄坝农场的上海知青，现在《文汇报》文艺部任职的生民至今十分怀念连队的二排长李玉昆。“其实呢，二排长和我以及和所有的知青并没有特别的深交，他平时不说话，也不来串门，总爱支个水烟筒蹲在家门口咕噜咕噜地抽。有时候他老婆嘤嘤地哭起来，大伙就知道准是他揍的。二排长最恨耍滑躲懒，可也没见他对谁声色俱厉。比起指导员和一排长涎着脸打女知青的主意的模样，二排长显示他本色的朴实。 到了1976年，我们都已成为老知青了，我们自己盖起瓦房，架上了电线，那些透着原始的神气魅力的亚热带雨林大面积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人工梯田和碗口粗的橡胶树。知青们以地方为营垒斗争的年代过去了，他们成熟了。连队干部再不能随便就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或捆绑批斗知青了。见了面，指导员还总笑着打招呼：“吃了嘛？”“收工啦！”，可我能感觉到他心中一直想整我们的恶意。有一天收工后我正在水沟里洗脚和锄头，二排长也过来洗，待我起身要走，他说：“咯晓得农场刘主任来队里了？” “刘某人，总场政治部的，以前也打过交道，他来怎么了？”二排长幸灾乐祸地说：“嗨，嗨，哪个要你们传播政治谣言的？”我心头一惊拔腿就走，赶紧通知有关人员在刘主任和指导员将要采取的突然行动之前采取了措施，我多年的日记就是在那个时候付之一炬的。这样我们终于以“很不老实的态度”避免跌入陷阱。我至今还记得指导员在自以为能十拿九稳的情况下让猎物滑走，因而气歪了脸。我一直在想，那天要不是二排长善意的提醒，我们几个至少要遭上一段时间的罪。 十几年过去了，生民突然接到二排长寄来的一封信，他要来上海治病，生民忙着与当年一个连队的几位知青张罗，安排医院、住处，还准备陪他逛外滩、南京路、老城隍庙。盛情招待二排长，他们心甘情愿，这使他们想起在云南边陲的日子。久违啦，二排长。久违啦，橄榄坝农场。 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消了，云南垦区又恢复到1970年前的农垦体制，在兵团体制向农场体制过渡时。1974年在西双版纳和河口地区遭受了自1955年以来第五次严重寒害，持续低温40天，全云南农垦系统受害胶林417.4万株，占调查总数的32.9%，近一二年内不能开割的达80.7万株，第二年（即1975年）12月9日至1976年的1月3日，全垦区又持续了25天的低温，开割胶树受害率达78.2%，幼林达65%，苗圃达79.1%，当年减产干胶200吨，经济损失惨重，这仿佛是一种预兆。此时仍在云南垦区的近8万知青并没有因为体制的改变而被安抚下来，而是人心浮动，人心思迁，绝大多数知青都要回城。 在经历了近10年的文革浩劫后，时代的春潮象冰封的河床下滚滚的激流，在不可阻扼地向前奔涌，冰河解冻了，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就在眼前，城市和现代文明正在向他们招手，在全垦区知青中悄悄孕酿滋长着一股返城的的热潮，就象10年前他们不可选择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屯垦戍边”，是大势所趋，在经历近10年亚热带雨林苦难磨练后，广大知青要返城，同样也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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