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潘汉年之迷
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周佛海日记全编》所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星期二 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P713）“一九四三年三月七日 星期日 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事出意外，考虑再四授以原则数点，嘱其接洽后再与余会谈。”（P715）“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 星期一 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谓英、美对苏终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付英、美之一日。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P716）
“冯龙”是谁，我还没查实，或许只是临时用的化名。可参照的是，刘少奇1941年11月曾经派遣新四军情报处长冯少白前往日伪占据的上海地区建立关系。1943年3月，冯少白奉陈毅之命第三度到上海，并协助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在上海治病。冯少白通过邵式军介绍到周府与其见面，大抵如周佛海日记所述。但官方后来介绍轻描淡写没谈什么实质性问题。随后，冯少白又与陈公博见了面，在陈公博协助下建立秘密电台，随时与新四军总部保持联系。周佛海对冯存狐疑并不奇怪，潘汉年早已与之见面多次，洽谈甚欢。1942年年底潘汉年告知周说要回根据地，周佛海还在专门严刑拷打残酷杀害抗日志士的“76号”设宴为潘汉年饯行。潘的代表张子羽乃周家常客，即使潘本人，后来也数度拜访的，甚至合谋策划让老蒋上当，然后在延安报纸上披露“蒋、伪勾结”罪证。周既与共方代表潘汉年交往如此之深，忽然从这边又冒出来另一条线的“冯龙”，也是毛特派的代表，存些戒备也属正常。
请注意这里的时间段。我们现在知道潘汉年于1943年春末夏初带政治交通员何荦前往华东，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几乎同时，潘汉年见汪精卫，“冯龙”会见周佛海、陈公博，说是偶然巧合很难令人信服。何荦是潘汉年安排的担负新四军与日伪间联络的交通员则是确实的，潘这条线上还有常驻上海的张唯一，刘仁寿，关露等，以及李士群，胡均鹤，袁殊，刘毅等汪伪要员。新四军总部由赖传珠，胡立教负责用胡均鹤编制的密码与李士群保持经常联络，但这只是华东局内部明面上的“敌伪工作”，潘还负责着与延安毛直接掌握另一类“敌伪工作”，这是连华东局陈毅，饶漱石都不得知晓的任务。乃至于饶耿耿于怀，于1944年冬以华东局名义向毛氏告电报状，说潘可疑，与汪伪有超出组织纪律的过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无妨推理一下：这份告状电报同时也证明潘的组织观念极强，就连饶漱石这样的华东局书记也不明究里，怀疑了潘。这正是毛满意的，章鱼八爪，互不缠绕。更有，1936年8月，潘从莫斯科回到保安，适逢毛与张国焘争夺权力之时。上年11月，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归来，按照毛旨意谎称共产国际已经认定了毛做中共领袖，使张国焘于6月不甚情愿地宣布撤销了他另立的中央。但林所说为谎言，他离开莫斯科时毛、张之争尚未发生，何况他片纸未携，亦无可能与共产国际取得任何新联系，共产国际怎么可能未卜先知毛张争权并承认毛令张弃权呢？很容易戳破的谎言。但林育英与张国焘为多年老友，及至张国焘率大军来到陕北，两人相见很难说不会透露真情，那时大军在握且得理的张国焘暴怒起来毛是抵挡不住的。
恰在此时，潘及时到达并向中共中央叙述了国际领导人认可毛领袖地位的说道，可谓及时雨。但潘所言亦虚，他离开莫斯科时是春季，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失去联系，根本无从知道毛、张之争，甚至连中共领导层现状也不知道，所以，潘也只可能说的是谎言。但毛自然对潘信任有加，甚至可能会有感激之意。林育英可能为党的利益不容分裂而屈从毛的旨意撒谎，而老潘则自觉撒谎，两者觉悟不可同日而语。倘若再寻思一下，毛后来指使黄树则等医生给王明下慢性毒药，若非受斯大林派来的苏俄医生发现，恐怕王明也得跟张浩一样“病故”了，也一定会哀荣备至，毛亲自为王明抬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收到饶这份告状电报后，潘刚好回到延安参加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毛见到潘时亲切有加，呼其为“我们的小开”，甚至小灶招待，历来厌恶饮酒的毛还亲自把酒与潘开怀对酌，大叙久别重逢之情谊。随即，1945年2月26日，毛亲自审稿批准以刘少奇、康生之名致电饶漱石：“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则完全是造谣。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言下之意，毛、潘间有直接的、更秘密的联系，不是你饶某人该管该问的；我们甚至可以推断，或许毛在与潘面谈时已经有了至死不说见汪之事的约定，这才有给饶电报之决绝。
及至再后来，各种传媒大肆渲染，大抵皆以潘见汪精卫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甚至有若干文人编故事，说潘在见汪后回根据地，因饶整风正厉，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故未向饶报告；延安时如何因毛极其亲热地招待，所以潘犹豫再三还是没法开口；临建国时在北京双清别墅里亲切接见达数小时，又因旁人在场不便说云云。及至饶漱石、扬帆等被捕，这才跟陈毅说，请他去跟主席说情。谁知毛大怒，挥笔批示：“此人以后不可信任”不但，紧接着直接下令逮捕入狱。在《论十大关系》里，毛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再往后，“七千人大会”上更放话：“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看似皇恩浩荡，老潘蒙不杀之恩；其实又加了个投敌罪。按理说，毛如果说不杀杜聿明之类反革命战犯尚可理解，似潘这等革命大功臣，即使有错，说起“杀”字怕只会令人费解，何况还硬要诬陷个“CC派人物”的子虚乌有罪名？
又有些怪事了，怎么老毛如此惦记潘汉年？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老毛惦记就更不得了，更多位高权重者皆忽略了，“七千人大会”单挑老潘出来说“杀”与“不杀”，可见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心里，老潘地位够可以的了。马列邪说的洗脑作用显然比黑手党更甚，没瞧斯大林杀人那会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之类高官全都老老实实承认莫须有之罪名，挨枪子之时还要三呼万岁？金日成杀朴宪永、李承烨等韩共首脑，也都服服帖帖承认“美国间谍”之罪名？大抵是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理念，牺牲个人成全这个党已“融化在血液里”了。老潘大概亦如此，携爱妻董慧一起坐牢20余年，冤死也守口如瓶。微妙之处仅在，潘汉年屈死狱中，其妻董慧为其立碑“萧叔安之墓”，这位香港富豪的千金，用的正是潘当年初赴上海与日伪接洽时的化名，何意之有？
或许某日解密，我们才能得知真相。俺寻思，结合周佛海日记看，“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等语可知，老潘大约因当事人胡均鹤被捕，恐怕经不起罗瑞卿式逼供，会泄露天机。这一担心就想跟可靠又亲密的陈毅元帅讨教一二的，没料到老陈去跟毛说，这才惹出大祸临头。要知道，当年就有报纸捕风捉影刊登了消息，说中共派潘跟汪精卫伪政权秘密接头的，被中共义正词严地反驳得体无完肤，还义愤填膺地谴责造谣者极其卑鄙无耻的。那边厢横直拿不到任何证据，只得灰溜溜偃旗息鼓。这等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没料到老潘竟然泄密，使这个“查无实据”的虚案变成有据可查之实案，哪怕是泄密给陈老总也不行，至少在陈心目中领袖的光辉会打折扣。更何况，天知道除了陈之外潘还跟别人说了没有？倘若潘还告知了别人，日后的史书上无论怎么辩解都是不光彩的一笔。只有这样毛才会很快升级没了“以后”，立即下令逮捕；再加以“CC派人物”衔头，即使那段显然不光彩的故事纷纷扬扬，那也是国民党特务潘汉年所为，无损于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的。
潘汉年伉俪的悲剧，只是当年无数历史悲剧之一，想想那位才气横溢的关露，“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个郎里个郎里个郎——”，何等脍炙人口？只因党的需要去做公开的汉奸，潘汉年警告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信誓旦旦：“我不辩护。”抗战胜利后，举国抓汉奸，她被转移到根据地。周恩来夫妇还亲自出面，硬是拆散了她与王炳南的热恋，为了党的面子。及至老潘案发，关露也牵扯入狱，连关带整二十多年。盼平反等清白至少还有个期望，及至收到跚跚来迟的那张纸，万念俱灰的她只能选择自杀。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大家看。”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毛主席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创作大师，比莎士比亚那点玩意不知丰富到哪儿去了。(2009,6.9跟帖凯迪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