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青”运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秋风 2009-06-11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人们把这项政策称为“新知青”运动。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一政策都只是一个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而不具有文化与政治上的崇高性了。

 

知识人的救民抱负

    谈到知识青年下乡，人们会马上联想到中国在1960年代末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其实，知识青年下乡的理念和行动早在那之前半个世纪就已出现。动因是中国乡村的凋敝。传统中国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城乡之间并无太大差距。城是皇权统治的节点，市镇是自发形成的经济社会中心，它们与乡村之间都维持着有机联系。农民最理想的生活是“耕读之家”，政府通过科举取士，士人进城为官，退休后为光宗耀祖又回乡村，成为绅士。当然，商人也游走于城乡之间。这样，士人、商人沟通城、市与乡村，资源、文明在这三个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均衡发展。

清末中西接触，现代化起步。现代化所需的知识和资源来自外部世界，因而，最初的现代化事业集中于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后来即便向内地扩展，也仅波及城市，而难以深入乡村。这样，城、乡之间的文明差距逐渐扩大，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严重地向城市倾斜。尤其是废除科举之后，乡村精英流入城市后不再回流，乡村丧失了城市文明的滋润，趋向退化。士人、商人不再回流，也导致乡村不再有绅士，乡村社会治理迅速地劣质化。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及随后的日本入侵，更是严重打击了内外、国内的农产品贸易，农民失去收入来源，乡村社会趋于凋敝。

彼时中国政、商、学各界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改变这种现象。国共两党都提出了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以底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深入乡村，发动和组织革命，并推翻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有效改变乡村局面的国民党政府，尽管它也有一大套计划。

除此之外，社会其他各界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参与者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比如，晏阳初，梁漱溟及其追随者。他们试图通过输入新知识、新的治理理念，辅导、组织农民建立自治机制，从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整复兴乡村社会。

这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波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自发性，不论下乡者是基于革命动机还是基于改良目标。不过，这里已经凸显了此后所有知青下乡运动的基本特征：乡村被对象化。也就是说，在下乡政策制定者——不论其为政党还是学者——眼里，乡村文明已经丧失生命力了，必须等待城市的革命者或知识青年来拯救。

 

知青运动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于1960年代末的中国。

    应当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城市青年到乡村去，或者自愿，或者由政府派遣。相对于文盲率较高的农民，他们被一律称为知识青年。这些青年下乡安排主要是由政治信念驱动的，旨在给农村送去先进的政治思想、科学技术，以改造落后的乡村。但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运动之启动，却不是基于这种政治理想，而是要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问题。

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与后来的计划体制建立之间，其实有一种隐密的关系。当年鼓动青年下乡的学者、政治家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控制经济、强制对经济收益进行分配、中国乡村退出全球经济体系，才能解决乡村的凋敝问题。因此，当年下乡的学者、政治家，其实都是支持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体制的。

但这个体制真的建立起来后，却无法正常运转，因为它存在种种制度扭曲。于是，从19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业问题就始终困扰着中国政府。至少部分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制度，旨在阻断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抢夺城市人口的饭碗。即便如此，城市经济甚至不能满足自身人口繁殖新增的就业需求。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国就业形势更为恶化。从1990年代繁荣的反映大院文化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们普遍无所事事。很显然，这个人群是威胁城市社会、政治秩序的炸药包。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城市青年送到乡村，让他们自行解决温饱问题。于是，一两千万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乡村。

这一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社会政治危机。至于乡村，从这些“知识青年”身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同样被饥饿折磨的农民对这些知青只有敌意，而知青们本非自愿，他们在乡村勉强度日，唯一的梦想就是回城。有过来人这样形容知青的状态：没有出路，对社会不满，苦闷，消沉，颓废，压抑，绝望，“偷鸡摸狗”，暴力，同居，混居，等等。当然，上山下乡不久，1970年中国国务院知青办出台政策“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以作为召工对象”，这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乡村干部或农场干部以回城相诱惑奸污女知青的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此，1970年代中期，知青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1978年底，抗议运动升级，其口号是“我们要回家”。在巨大压力，政府仓促改变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嘠然而止。国家计委制定1979年度的80万知青下放计划也被放弃了。

这些知识青年返城之后，其生活同样坎坷。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进入当时的地方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收入比较低下。到90年代，这类企业普遍倒闭，他们构成下岗工人的主体。当然，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比较聪明而幸运，成为大学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凭借着知青生活给他们的阅历、经验，他们迅速在各个领域获得权力，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中坚。但知青经历也同样让他们的心智扭曲，比如，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生信条。中国社会目前的种种扭曲现象，也与知青一代的心智扭曲有直接关系。

 

功利主义时代的“新知青”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政府采取政策鼓励大学生成批下乡的现象。政府出台这一政策，同样主要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只不过，上次是中学生，这次是大学生。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政府主导、投资驱动、面向出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产业结构迅速“重型化”、“高科技化”。这固然创造了较高GDP增长率，但经济体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在9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期间，为刺激经济，出台了大学扩招计划，出现大学招生大跃进。这两个因素相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出现问题，并且，随着扩招的大学毕业生逐年毕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今年又逢经济衰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增加就业岗位，农村进入决策者视野。相对来说，政府在农村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的成本还是比较低廉的，至少是在当下。政府甚至可能以为，透过这一办法，可以改变乡村基层治理的软弱涣散状态。

但是，这一新知青运动的规模注定了将非常小。乡村的法定治理制度是村民自治，村委会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因而，所谓的大学生“村”官，其实只是助理而已。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进入乡镇政府，但在村委会和县政府夹缝中的乡镇本身的存留已成问题。因此，大学生在乡村是没有前途可言的。他们普遍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过客心理，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这一曲线途径获得大城市的户籍，或者有幸进入县市政府。但是，基层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就决定了，下乡大学生实现其期望的可能性并不大。因而，这一轮新知青运动声势无法与前两次相比，其对乡村社会不会产生影响。

这样算来，一百年间的三次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只有第一次具有理想主义成分。但不论是基于理想还是出于权宜，历次知青下乡运动都是把乡村对象化，要么是把乡村当成一个问题来解决，要么是把乡村当成工具，要么是把乡村当成城市的泄洪区。一个“下”字，就是城乡关系的真实写照。乡村的边缘化、对象化是中国过去百年扭曲的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种种制度设计偏差，乡村与城市分离、进而分割，现代化事业只集中于城市，乡村在沦为城市繁荣的工具。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派一些知识青年到乡村，无助于解决乡村自身的问题，反而会制造出诸多问题。乡村繁荣的唯一出路是，城乡居民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平等对待，资源、文明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壁垒被铲除，乡村居民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市场网络。那时，中国经济、社会将更为平等、公正，就业的等级色彩淡化，大学生们的出路自然就广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