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六）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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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六）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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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六）
第四十三章 生命的赌注 第四十四章 接手高二政治 第四十五章 又一个棘手的班 第四十六章 “家长会” 第四十七章 “申诉书” 第四十八章 丁校长之死 第四十九章 三线建设 第五十章 蕴玉 第五十一章 一块心病 第五十二章 “振华公司” 第五十三章 一篇典型材料 第五十四章 中纪委按语 第五十五章 公交车上的艳遇 五十六章 母亲来匀 第五十七章 水漫“金山” 第五十八章 送母回家 第五十九章 三线调迁 第六十章 蕴玉的病
我是在拿自己包括妻、儿的性命作赌注。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是雪山草地，我也只有带着妻儿去跳、去过！ 经过整整八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于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６日来到都匀。 下火车，天正下着小雨。因为在火车上已买上“大桥旅社”的住宿票，我们冒雨提着随身带的行包，穿过两条马路，一路小跑，住进大桥旅社。 第二天上午，按照事先得到的电话号码，拨通“贵州省第四机械工业局干部处”的电 一个女同志接的电话，知道是我们已到都匀，她让我们出旅社，过（百子）桥，沿着（剑江）河往下走，过（文峰）塔，然后就可看到挂着“工业局”的牌子，就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百子桥、剑江河、文峰塔是都匀的标志。剑江河是都匀的母亲河，它由北至南穿过都匀市区，流程９１.２公里。百子桥位于剑江河中段，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为七孔青石拱桥，典雅宏丽，长１４０米；文峰塔为七级话。密檐式石塔，高３３米，建于清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塔东边龙潭水深不可测，每逢春夏水涨，潭水涌激，雪浪翻腾，又有石塔临波照影，明清时期称为“龙潭春涨”，又称“雁塔涵潭”，为都匀八景之一。 沿剑江河往下走，不到２０分钟，也就在“龙潭”的边上，就到达工业局，沿台阶往上，在四楼找到“干部处”，刚才接电话的那位女同志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她，戴副眼镜，跟我们年龄不相上下，自我介绍：她叫程玉莲，江苏徐州人，让我们称她“程干事”。她说，郭处长现在正在开会。然后，又拿起电话，从电话谈话中听出是让派车来接我们的。说了一通后放下电话，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是安排在国营南华仪器厂，代号１１６信箱。今天厂里比较忙，派不了车，说好明天下午上班后到大桥接你们。” 下午，我们又去了一趟工业局，见到了郭处长。他就是蕴玉二哥说的“校友”。他亲切接待了我们，说安排我们在南华厂子弟学校教书，并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工厂的情况。晚上我们又到他家中吃了晚饭。他爱人是家庭妇女，没工作，有一个儿两女儿，小女儿叫郭绿平和女婿金世平也在南华厂上班。那天晚上我们都见到了。 ２８日上午无事，我们就到都匀街上走走。因为刚下过雨，地上还是湿漉漉的，一走一滑；空气也是湿漉漉的，我们虽穿着羊皮袄，但感到一股凉意。难怪有一说“贵州下雨赛过冬”。走在街上，当地人穿着夹衣、羊毛衫也不冷，与我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在街上走走看看，都匀大十字一派都巿景色、繁荣景象，比我们在新疆时的六团要好上千百倍。 下午３点过工厂来了一辆面包车，干部处程干事陪着，工厂有厂组干科干事李德俊（女）来“大桥旅社”接我们，互相认识后，大家高高兴兴，面包车一路风驰电掣向工厂开去。弯来拐去，沿一个山坡开往一山上，再一拐弯，眼前一片绿树阴中，幢幢高楼耸立，车子进了厂区。 不到５时，汽车在办公大楼下边的招待所门前停下，小李开玩笑地说： “各位旅客，终点站到了，请下车。” 我们下得车来，只见我们正处在大山的包围之中，特别是那座又高又大的“蟒山”，山上一片郁郁葱葱，我们正处在她的半山腰。这时我的脑子突然一激灵，我问自己：啊，这就是我们的终点站？这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处所？ 我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压抑、无名的愁闷。我不清楚我的路是不是朝着我梦想的那个方向在延伸......我的赌注下的是对还是错...... 我们被暂时安排住在招待所。组干科小李又领着去食堂买了饭菜票，晚上就在食堂买了饭菜自己吃。 晚上，厂子弟校老校长贺诚忠来招待所看望了我们。使我们感觉到一定的温暖。心情也不再那么压抑。
第四十四章 接手高二政治
初中、高中在一幢楼上，楼边上的几排平房是小学部，运动场在初中、小学的中间部位。 在贺校长办公室，贺校长告诉我，学校有一刘敦书副校长目前也在等待调动，她先生是厂部宣传科科长，已经调到贵阳巿委工作，刘副校长正在等调令，这学期就没有安排具体课程。我来了正好接手她原来教的高中政治和初中形势课。 我一听，内心里吓了一跳：让我教高中政治课？有没有搞错？可是我刚来，又不敢说什么。 贺校长还告诉我，学校现有党员加我一起共４人。刘敦书副校长又要调走，党的工作力量比较薄弱，他勉励我好好工作。 我是更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乖乖接下了任务，所好，刘副校长人很好，她将手头的所有教材、资料以及她的备课笔记本都统统传给了我，到她４月份搬家去贵阳后，她住的那一套房子也就由厂总务科转给了我。 蕴玉在小学部报到，小学部校长徐世权让她带小学二年级算术，这是她原教过的，轻车熟路；我们的儿子先上了四年级，这里的老师大多是东北铁岭的、四川的、贵州本地的，也有山东的，小杰听不大懂他们的讲话，学习跟不上趟，所以后来就让他退回去上了三年级。 我回家告诉蕴玉，学校让我上高中政治，她一下子跟我急了，说： “你这人真是的，不知天高地厚，刚来就逞能，你吃几碗饭还不清楚，上高中政治，你昏了头啦？” 我怎么给她解释她也不听，我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一个蚕校中专生教高中政治，这不成天大的笑话，可是领导已经这样决定，我我能退缩吗？ 除利用时间认真研读起刘副校长交给我的一切资料，又去城里“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堆《辩证唯物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大纲》的书，回来关起门研读。我也继续向在江苏省姜堰中学的原班主任陈凯老师求援，让他给我寄来一堆高中政治参考资料。 所以以后上课了，我也就很从容地讲起课，讲“辩正唯物主义”，讲“剩余价值”，做到滴水不漏。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也保留着与新疆六团学校那些老师、学生的联系。老师有：濮跃江、周金辉、杨国秀、许树魁、陈家仪；学生有：陈文君、郑永利、田翠云、戴丽珍、马路君、张艺君、马金荣、雷桂花等。虽然，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联系的具体情况，这里我写下这么多人的名字，我希望如果能有一日，这些人中的一个发现了我在这写下的他（她）的名字，请一定与我联系。 慢慢我也摸清了一些情况： 南华厂是从东北铁岭搬迁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全厂共有８００多职工，工厂不算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个部门都不拉下。 子弟校是属工厂办学校，也是企业办校，教师工资都是由工厂发放，计入成本。学校现有教师中学小学共５０余，学生是本厂职工子弟。所以学校存在一是经费不足，二是学生难管。老校长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原是青岛某中专学校领导，后因文化大革命原因被下放。他也在等待落实政策...... 现在学校初中部有六个班，每班人数２０多人，高中就三个班，高一班２０多人，高二班１６人，高三班只有１２人。 学校楼一楼为初一、初二四个班。二楼东半部为物理、化学试验室，西边为初三班教室。三楼东边为高中班教室，西边是教师办公室和图书室。再上四楼就是厂教育科和科办“七.二一”半工半读大学。 自刘敦书副校长搬去贵阳后，我就正式搬住到她原来住的三号楼二楼一室。也正式接手上起高中从高一到高三的政治课。
第四十五章 又一个棘手的班
有的老师轻蔑地认为我是在表现自己，可我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就一直在坚持着。不久学校改选分工会，大家推举我当上分工会主席，又多了份社会性工作。这也正好是我多接触工厂的人，广交朋友的最好途径。 郭处长的女儿郭绿平和女婿金世平也常来家坐，逗小杰玩，在小杰１０岁生日那天，我们还专门请他俩来家吃饭。后来他们都去了深圳。 上学期过去了。这时老校长贺诚忠办理了离休手续回了山东老家。新上任的丁力毅校长让我带初三语文、政治和班主任。 经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这工厂的学生要比在新疆六团的那些学生难弄，因为他们虽然地处山沟，但与外界接触多、当时已好多家庭有了黑白电视机，看的多，思想要比新疆的那些学生复杂的多，也很不好调理。他们身处工厂，好多人的父母是工厂里的中层干部，自身有一股优越感，批评不得，说的轻了不管事，说的重了他的父母也不依，大多老师都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下边让我带的这初三班，都是些这些年没有考取学校，有的已经有家闲荡了两年，大部分是工厂中干子女。原来贺校长是坚决不让收他们回来继续就读；而现在是丁校长，他妻妹徐世权（也就是小学部校长）的丈夫陈继平又是工厂党委副书记。因此一句话，就收下了，就交给了我。这是一个真正烫手的山芋，是又一个棘手的班。 假期里，我一边备课，一边对这个班的每一个同学的情况进行比较深入的摸底，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里边有一个最不好调理的同学叫罗刚，他父亲是厂设计科科长。 有一次，我见过，人长的标致，也很可爱的样子，但大家反映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谁要是不服他，他会使出狠毒的办法治你，经常打架，搞恶作剧，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他指使手下给你来个狗吃屎，打的你鼻青脸肿，你还不知是他干的。但只要你顺着他，你让他叫你亲爹他也干。听说原来带过他的老师没有一个不曾被他闹得哭鼻子。有给他父母告过状的反被他父母记恨在心，遇到反对你“哼”鼻子瞪眼。 现在，经过认真的思考，我斗胆决定启用他当班长。 他家就在我们房子前面的一幢，我先后去了多次，也没碰见。终于一天，他们全家吃饭的时候，我将他堵在了家中。我将我的想法给他父母讲了，他们有些高兴的脸上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只是说： “这孩子恐怕不行。陈老师你还是选别人吧。” “这是给罗刚的一个锻炼机会。我的看法，罗刚这孩子很聪明，是个有出息的人。” 去了多次，他父母也不把我当外人了，一次罗刚母亲对我说了知心话，她说： “陈老师，给你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指望孩子成龙成凤，我们都是双职工，这闲在家里，白天上班，哪能管得了他，到社会上学坏了又不行，我们不求他学习如何、如何的好，只要在学校有个老师给看着，就行。” 她这是把学校当托儿所了。不过，最后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让罗刚当班长，他对罗刚说： “小刚，陈老师是一片真心，一片苦心，你‘不蒸包子争口气’，不为我们，也不要负了陈老师这一片好心。” 罗刚点了点头。这事就这样搞定，开学后，一切都在正常进行。 这在这时，小学部发生一件事。一天下午，学校新分来的一个邹小平老师在给四年级上体育课，工厂孙立生副厂长的儿子孙林，也是一上了多年小学六年级，没考上初中在家闲荡的孩子，已经十七岁，这天他带领一帮小孩到小学部运动场上玩，见同学们在踢足球，也上前争抢，邹小平老师年轻气盛，前去制止，与孙林争执起来，孙林身边有一帮小孩，就一下“轰”了上去，将小邹老师打了一顿，孙林更是一砖头打得邹老师头破血流，被急送医院。这边小学、初中老师不依了，集体“罢”了课。厂部办公室、公安科、学校指导员高松鹤、校长齐出面，我当时因是分工会主席也参加了研究，最后决定：由公安科出面报地方公安局将孙林“扣留”，邹老师所化一切费用由孙林家长负担，并孙副厂长带孙林当面给小邹老师赔礼道歉，才了事。
第四十六章 “家长会”
对我所带的这个新班同学们的微弱转变，一些课任老师也给予了新的肯定。 我在带班中也经常召开班干部会议，对每一个班干特别是罗刚的那怕是一点点进步都要进行表扬，并给他们提出新的希望。平时的家访，也做到“报喜不报忧”，讲成绩、讲进步。学生的缺点、不足由家长自己讲，因为哪个家长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每个家长就是不愿别人多讲自己孩子的不是。你一个劲夸他孩子，他就会不由自主讲起孩子的不是。 这种心理，不是我的发现，我想很多当老师的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再，我不是学校分工会主席吗？我就到厂工会要来一些羽毛球拍和球，分发给各教研组，让老师们课余时间更加充实。 所以，１９８１年年终我被评为厂年度“先进工作者”。 但这时班里又发生一件事。一个叫唐斌的同学三天没来学校上课。我去了他家，他母亲只是一个劲在哭，他父亲唐得久（是在工会认识他的）也是唉声叹气，说“看他回来，老子不整死他！”。 罗刚对我说：“这家伙会偷东西，肯定是偷他爸的钱被打跑了，老师，你不用管他，待他回来我来收拾他。” 我笑了笑，说： “罗刚，非得你帮忙这事才能摆平？” 罗刚伸了伸舌头，做个鬼脸不再说话。 后来，唐斌的母亲告诉我，就是唐斌偷了他爸的钱，他爸狠狠揍了他一顿，当晚就跑下了山。他们都是都匀本地人，巿里有好多亲戚。 一个星期天，我跟唐斌的母亲一起下山，转来拐去，终于在唐斌三姨家找到他，将他带了回来。 在教室里我给他谈了足有两小时，然后，送他回家给他爸认错，他爸才罢休，他给唐斌说： “这次是看在陈老师的面子，不然，老子非揍扁你不可。” 班里共有８个男生，１０个女生。到半期考试，学习都有一定进步。女生中有张燕华、成海英、闫丽英、曹阳、姜丽红、吴德秀、吴雪，男生有罗刚、揭强、彭涛，单科都在６０分以上，没有不及格的。其他一些同学也不同程度有进步，还有几个就差些。 就这样，不少家长对孩子也有了新的希望，学校开家长会，以前是回避，一个班２０几个学生，也就能来７、８个家长，而现在只要听说是开家长会，不到开会时间，大家就都来了。 那是一个周六,我早在几天前就通知了，要开家长会，晚上７点开始，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半期考试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 在我们教室内，下午，有成海英、闫丽英、揭强等几个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总结半期、展望未来”和“三．三班家长座谈会”，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红红绿绿的彩带，将教室布置一新。 不到７点，不少家长都已来到，大家兴高采烈。他（她）们说： 过去学校开家长会，是学生在学校犯错，家长挨批，老师也不讲面子，说得家长个个是面红耳赤、回去只好给孩子算账，骂的、打的、文的、武的几管齐下，孩子到校还是老样子，家长也更怕学校开家长会了。 我的方法，不一样。我是采取协商、讨论的方式，通报学生半学期以来的进步、取得的成绩，谈对学生的希望和提出努力的方向；家长在会上也要表态，就是对自己孩子的进步、存在问题和如何改进，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就达到“家、校共同”教育学生的目的。
第四十七章 “申诉书”
发言很热烈，大家畅所欲言，都很开心。 这时，托儿所那边打来电话，是劳资科科长史秀琴打来的，说让赶快过去开会。 我只好给各位家长说明情况，提前散了会。 原来是劳资科召集学校老师和托儿所阿姨调资的会议。根据文件，托儿所属教师系列。 传达文件后，史科长就具体情况作了说明，说像我这样１９６２年的中专毕业生安规定是加两格，还有托儿所所长余福荣也是这情况，加两格。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像邢蕴玉这样的情况，虽然１９６９年就进入教师行列，但没文凭。学校还有个彭华云老师虽有幼师文凭但教龄又太短。现在还有一个加两格的名额。 史科长说： “所以把大家都叫来。现在这题目就交给大家。二选一，请大家投票表决。蕴玉老师和彭老师的命运就交给大家了。” 下边就一个一个来，叫一个名字大家举一次手，叫一个名字大家又举一次手。 结果是４８票对４２票，邢蕴玉胜出。 史科长宣布结果后，散会。 第二天星期天，我稍许睡了会懒觉，到１０点过起床，洗漱、吃好早餐后，我就去学校办公室，看有没有新疆来信和取报纸。 路上，我碰到几个老师往回走，还问了我一声： “你没开会？” 我也没注意他讲的什么意思，只嘴里“嗯”一声，过去了，我随意走进了校长办公室，只见徐世权校长低着头在写东西，我眼角一扫，见是写的上报增资报告，上边清清楚楚写着的是“彭华云”老师的名字。 我愣住了，昨天不是大家选的是“邢蕴玉”，怎么报告又改为“彭华云”了？ 我当时没发作，下楼碰到学校高松鹤指导员，问他，他说是刚才大家投票定的。 原来，昨天在托儿所大家投票后，这彭老师越想是越想不通。当晚，正好是厂党委在开党委会议，彭老师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会场，又哭又诉，最后，厂党委书记舒通远叫来学校徐世权校长，也不问三七二十一，让她组织老师明天再表决一次。 这就是我刚才碰到一个老师问我“你没开会”的会议。 是徐世权校长有意避开了我和蕴玉，不通知我俩开会。 再有，据中学部几个老师告诉我，他们也感到奇怪，可又不好办，最后他们几个决定用抛硬币来决定，最终落在彭的名下。 这怎么行，你开会让我们参加，即使选不上我也不好怨你，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就因为彭老师是你厂子校的老教师？是你们四川老乡？表决就是这样抛币定终生，这是谁的王法？ 我越想越气不过，立即找了徐校长，她不给我解释；我又去找史科长，她说后来发生的事她不知道。 我就劳资科、人事科、厂长、书记一个挨一个的找，一个挨一个的申辩。 对于工厂党委书记的不负责任和一些老师采取抛币投票的做法，后来我写了一篇《人选》予以讽刺： 厂工会主席第三梯队接班候选人经过三上三下遴选，只剩下张三和李四。全厂１７４６名职工对他俩的信任投票，每人各得８７３张，力均相当。筹委会将名单报厂党委定夺，谁知党委８名委员的举手表决也来个对半开----４比４。意见相持不下，只等胡书记拍板。 胡书记想：要论思想素质、坚持原则、办事认真，张三比李四强；但说脑瓜灵活、办事可靠、人缘关系，李四比张三好。这...... 胡书记摸头搔脑，半晌，突然立起身，从衣服口袋摸出一枚硬币：“就这么定，国徽张三，字面李四。说着将硬币往空中一抛，硬币在空中翻了几个个，“啪！”的一声落在水泥板上，１６只眼睛立即瞪得溜圆： 只见那枚硬币不倚不靠直立在墙角边上。 找了好多领导、好多部门，都没有答案，我就回去刻钢板，写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又一张小字报－－－《申诉书》。
第四十八章 丁校长之死
这时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将所刻印的《申诉书》按组织程序，先送学校党支部，然后报送工厂劳资科、人事科、组织科、厂纪委、厂部办公室和主管学校的厂级领导。那时候，舒通远书记家住在凯里市永华厂，他爱人住在那边，他一人在厂，就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住下。因为事情从他让“再表决”而起，我就每天晚上去他宿舍，找他要求解决问题。他都是支支吾吾。 舒通远书记是抗美援朝时参加革命的干部，“跨过江、扛过枪”，但就差几天没能赶上“离休干部”队列，后来退休后工资很低，他也多处写信反映，有一肚子“苦水”。 看来在南华厂是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了，我就开始了新的目标。 这时“第四机械工业局（Ｏ八三基地）”已更名为“电子部贵州管理局（Ｏ八三基地）”，是这些工厂的上级单位。 我就步行下山，去了“管理局（基地）”，照样将《申诉书》送劳资处、干部处、纪检组、基地办公室、和有关领导。 虽然，没有一个人给我满意的答复，但我的心似乎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平衡。 两级工资在当时也就是１０元钱左右，在现代人的眼里是不屑一顾，打麻将只是放一“炮”。可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是每人不到５０元／月。 心平定下来后，我们也想，没有这１０元钱也一样的过。但如果当初大家举手表决，第一次就不是蕴玉，我们其实也就认了。何必找那么多的麻烦。 下学期开学我又照样投身到工作之中，慢慢也把这事给淡忘了。 不想，这时学校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丁校长突然地给摔死了，大家都很诧异。 原来一个星期天，厂里的人都要到山下城里赶集，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和基本上是一个星期的蔬菜、肉、鸡、蛋等。工厂里平常虽也有个小巿场，那些附近的农民也将自家种植的白菜、萝卜、芹菜等拿来卖，但数量少，厂里人多，下班晚一会就买不上了。大家只好在星期休息时到都匀巿集巿上多买些，放在家中冰箱。工厂每周日派多辆卡车来回地跑，将人送到城里某一地点，大家下车自行去巿里，买好物品再回到这一地点坐车返厂。 这天丁校长和他老伴一起去城里，但因有急事，丁校长半途先回来，一到家门口，发现自己的钥匙忘在家中，妻又没回来，他这时不知是那根神经搭错了线。他看见自家的后窗户是开着的，窗外用一块木板搭着上边放了几盆花。就找到隔壁房间的主人要借道从这家的窗户爬到自家窗户，然后进屋。邻居看了看直摇头，劝他还是请工人来帮忙开锁，可他不听，说自己可以。就这样从这家窗户出去，爬到自家的窗户，不想这脚刚踏在那放置花盆的木板上，只见那木板就断了，他整个人和那些花盆一起从四楼摔了下去，“咚”一声闷响，掉在下边的水泥地面上，一下子失去知觉。 厂里立即派车将他送到３２０医院，可是没救了。因为他因为人瘦，从四楼摔下去，真正是应了“粉身碎骨”这句话。 也就是开追悼会的那天下午，“基地”干部处王志昌副处长和程玉莲干事来到南华厂。他俩是为《申诉书》而来。他们先找了我，详细了解我写《申诉书》的情况，然后分别找了有关当事人，找了一些老师了解情况。最后，又到了办公楼，据说是找了分管学校的副厂长和舒通远书记。然后，就带着一些笔录回去了。 不久，也就是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份，“基地”干部处给南华厂组干科下了一份“借调”的《通知》，要借我到基地。 就这样，１０月２７日我办理手续，离开了南华厂子弟学校，离开了我自幼梦想、为之奋斗了十多年的教师生涯，投身到西南三线建设中，走上“三线政工”之路。
第四十九章 三线建设
何为“三线”？ 一线，主要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三线，就是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阔内地。介乎两者之间地带就是二线。西南地区（贵州）是三线的战略腹地。有Ｏ一一基地、Ｏ六一基地、Ｏ八三基地，在贵州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多年来，为贵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东北哈尔滨、辽宁铁岭、四川成都等大城巿奔赴三线、搬迁贵州，在荒芜沉寂的千百条山 正是这大批企业、千军万马从北京、上海、江苏南京、安徽合肥、沟里安营扎寨，遇山开路，逢水搭桥，艰苦奋战，建成一座座工厂。当时有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山、散、洞”，就是一是工厂建在深山沟里，二是工厂布局分散，像“羊拉屎”一样，三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三线工厂在山沟定点，给当地农村、农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尤其是路通、水通、电通，使这些与世隔绝的深山农舍，一下子与外部世界连通，他们丢掉了祖祖辈辈祖传的油灯拉上电灯，不再去那深山沟里担水而用上清澈的自来水。他们种下的一些瓜果或鸡蛋副产品也有了销路，从没见过“人民币”的老伯妈也知道了“钱”的重要性。 当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非常关心西南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一天没搞好，毛主席就一天睡不着觉。” 当年，在都匀巿成立了“Ｏ八三基地三线建设指挥部”，踩点布局、调兵遣将、坐阵指挥。 蕴玉二哥当年曾被下放在“Ｏ八三基地指挥部”工作两年，进山沟，出现场，下工地，对这边情况也很熟悉。 后来“Ｏ八三指挥部”就慢慢演变为“贵州省第四机械工业局”－－“电子部贵州管理局”。“Ｏ八三基地”一直保留。 贵州管理局下属有２２个企业、４个事业单位，加局机关本身共有工程技术人员、职工约３万人。这些单位分布在都匀巿、凯里市和遵义巿。
这２２个企业又分属电子部雷达局、机械局、仪器仪表局等四个部门，基地管理主要是党的关系属地化管理，工作性质机关化。 我到机关后，被安排在管理局纪检组办公室，干事。 基地（管理局）主任崔振江，基地（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兼纪检组组长刘清泉。分别是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１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此时都已到离休年龄，正在办理手续中。 纪检组尚未配副组长，仅一名叫祝雪元的、１９４９年４月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负责，原是凯里红云厂组干科长，去年抽调上来的。祝雪元是浙江省萧山人，相当高中文化，说话干脆利落，不喜欢工作拖泥带水。对我到纪检组工作，他表示满意。 就这样，因为我自己的一纸《申诉书》，彻底砸碎了我苦苦经营了将近十年的“教师”营生，砸碎了我梦寐以求“当教师”的美好愿望，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没有后悔。我虽然仍然热爱着教师的职业，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职业，“教书育人，责任重大”，而且也是自己天天进步的一级、一级神圣的阶梯，你要教好学生，你就得不断地学习、补充“营养”，不断去更新自我，干到老、学到老。人生本来就是“学无止境”。而其他一些职业，往往是将原来学到的那些知识用光了，耗尽了，你的人生也该到终点站了。 在我到机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华厂厂组干科长揭子章，曾想通过私人感情找我，劝我回到工厂，说回去让我当宣传科长。我没有答应他。 现在我又到了一种新的环境，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我的态度是继续努力的工作，向老领导、老同志学习，从新的起点开始，争取尽快熟悉工作。我在机关单身宿舍安下床铺，每天提前到办公楼上班，打扫楼道卫生。从一点一滴做起。
第五十章 蕴玉
儿子小杰已虚１１岁了，上四年级。我基本上从在新疆六团一中带上班后，就没有管过小杰的学习，一切都是蕴玉在管。 这一次我一个人到机关，一般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去，然后星期日下午又回机关，回去也是没有多管小杰，所以，他的学习一直跟不上，不理想。 有一次算术没有考好，又上课不遵守纪律，蕴玉知道后，跑到四年级教室，拿起一捅煤炉的铁杵，追着小杰要打他。要不是其他老师拉住，还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但是她对自己所教的班级却很用心，对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又很耐心。 再说她的那病，在１９８０年内又先后犯过４、５次，就没有再犯。一直到过了几年后才又继续，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前面讲过，蕴玉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奚玥蕴等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六团一连任副班长。经过多年的锻炼，上海人那种小家碧玉的性格，完全磨去，成了一个不怕苦不怕累，能吃苦耐劳的人。由于在新疆挖大渠时的劳累，一到中间休息，就地倒地上，落下一身风湿病。一到天阴就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从里往外感到凉丝丝的。一到冬天手脚冰凉。而这种由惊叫开始继而抽风的病又不是先天性，无家族史，就真的说不清是什么了。 不过，经多次犯病，她整个人的性格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急躁、任性，或者说有时有点叫“无理取闹”。 但是，十多年来，在当上小学教师后，蕴玉也是将一颗心完全溶合在自己的工作中，对待班里的同学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甚至要超出。她经常带一些小朋友到家里吃饭，将家中一些小孩穿不下的衣服送给这些孩子。 她班里的同学都很喜欢她。 １９８４年７月，经小学部老师推选、工厂党委批准蕴玉为“优秀教师”，参加了“全国三线优秀教师暑期杭州点”、于杭州基地教师培训中心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暑期带儿子小杰一起去了杭州参观游览，结束后顺便又去了一趟上海家中。 所以，回到贵州后不久的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１日蕴玉的老父亲去世，真是让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兄姐们等丧事办完后，才来信告诉她。 说起她老父亲的去世，也是让人很伤心的。 蕴玉的父亲原是上海Ｘ畜产进出口公司会计。一生辛劳，共养育了九个孩子，三男六女。几十年来，一直与金姓人家同住在武进路一幢楼的四楼、不足３０平米的公房内，公用厨房、阳台，没有厕所、洗澡间。蕴玉母亲１９６２年因病去世，因家庭儿女多，生活困难，蕴玉的父亲将老家南通的两间祖房廉价卖出。儿女长大以后，他也老了。后来与在江苏大丰插队后回城的小女儿住一起。女儿女婿每天是早上６点出门，晚上６点进家，７０岁的老人每天早晨５点不到就起床到菜场买菜，回来还要烧，晚上等女儿回来吃。１０月１１日这天，老人似乎有点感冒，没有早起。女儿、女婿上班还给他打招呼：“当心点。” 不想，到１０点多钟，邻居金老伯见没有动静，在阳台的窗户往里一看，只见蕴玉的父亲趴倒在地上，那便桶也倒翻在地。 金家老伯立即冲进房间，拉起蕴玉父亲，只见人已有点僵硬。他马上给小女儿厂里打了电话。 等在上海的几兄妹回到家，老人已真的走了。他一生生养了９个儿女，可是他临终却身边没有一个人......
我到纪检组不久，原先在纪检组工作的两人，一个是刘副书记的老伴曹玉梅，一个叫周友贵。两人先后走了：曹玉梅办理离休手续休息了，周友贵调到生产处去了。 办公室办事员就我一人。从到机关，我的主要工作是熟悉情况，学习有关政策、学习纪检业务。 开始，老祝（当时，干部处程干事带我到纪检组报到，她给我介绍时就让我叫他“老祝”）带着我一个厂一个厂地跑。基本上上半个月一次都匀，下半月一次凯里，反正机关派车。回来就要出《简报》。 都匀这边有９家工厂、一院（３２０医院）一校（都匀技校）一站（通讯站），及三代管单位“两所一库”：３７研究所、３８研究所、云贵物资供应库；凯里那边有１０家工厂，也是一院（４１８医院）一校（凯里电校）；再就是遵义那边南北镇有两工厂，从开始筹建至今未验收的单位。 后来，纪检组又从都匀红旗机械厂借调来一个同志，叫陈立新的，我们就两人一起跑厂，了解单位党风党纪情况。 此时也正是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对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的时候，当时基地有两个案子在电子部里挂了号，已基本处理完毕。老祝还是让我多多了解案情，可当时我对此一窍不通，把案件卷宗拿出来，翻半天就是看不出问题。我很着急，找老祝： “老祝，我怎么真的看不出问题。” “让你看，是叫你学点东西，往后遇到这类案子，就要我们自己出面处理了。”他还告诫我：“打击经济犯罪是一个长期的，我们要多学习，才能把握战机；现在机关各部门人员都不多，但工作是多方面的，就要多看、多听、多学。对每个工厂的党风情况都要了解。” 不久，机关要在各部门抽人组织对下属企业单位进行“企业整顿验收”工作，老祝也让我参加了验收组。 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的跑，坐下来听汇报、翻资料、查报表、召开座谈会，将近一个月时间下来，我就熟悉、掌握了不少关于单位的情况，对各单位的领导也熟识了不少。 蕴玉从杭州“夏令营”回来，说起老父亲和家人还很高兴，不想一个多月后，接到上海哥姐“父亲去世”的来信，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哭的天昏地暗，主要因为当年去新疆是蕴玉欺骗了自己的父亲，骗得户口，而父亲当时是死活不让她去的。至今内心对父亲感到有愧。 我一边抹泪，一边只有劝她。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层缘由，这也是积聚心头多年的一大块心病： 其一，就是当年去新疆的一批上海知青，现在大多返回了上海。因为我不是上海知青，蕴玉就回不了上海，但按政策，自己的独生子是可以将户口报在上海，可是却没有能实现这一愿望。 其二，就是一些上海知青虽然当时没能回上海，但退休后，大多数人也都回去了。而因为家中没有房子，同样是没有办法回去。现在父亲走了，这以后回上海，只能是到别人家，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两天，完全是没有了家的概念。 她越想是越伤心，我劝也是劝不了的。只能说： “只要我们俩好，我们自己各方面过的好，身体好，就行了，贵阳也不定就比上海差。” 只不过当时也还只是处于一种矇懂的感觉，只觉得父亲不在了，“家”也没了，这上海也再不属于自己了。 怨谁呢？只能怨自己，自己的命不好，是天意......慢慢蕴玉也似乎想通了。
６月，原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XX同志在调任上海巿委书记前来到贵州考察工作，他的足迹遍布“管理局”每一个工厂，每一条山沟，每到一处他都要和该单位的领导促膝谈心，谈经济发展，谈改革开放、谈光明前程。他和原管理局领导深切交谈了“管理局”改制为“公司”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指示。“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的雏形就此孕育而生。一切申报工作和成立公司的手续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公司在国家经贸委“计划单列”等一切享受优惠的文件已经批复。 １９８４年８月８日，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在贵州省都匀巿正式挂牌。国家有关部委、贵州省领导、省有关部门及地方各部门前来贺喜。公司总经理徐英莲、党委书记温新望及所有公司领导一个个笑逐颜开，忙碌着接待客人，应酬着记者的拍照、采访。 在公司成立的同时，公司领导决定在深圳成立振华（深圳）公司,负责对原在深独资、合资公司的管理。 振华公司的成立，打破了原来的管理局单一的管理方式，而实行“人、财、物、债、权、利”的统一管理模式。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这时，原纪检组也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就等贵州省纪委批准。 其间，因为人少手，公司干部处商定借我跑一趟北京，到“国务院港澳办”为公司副总经理陶炎生办理去香港的“出国”手续。 那天正是星期六，徐总经理要回新云厂。她原是新云厂厂长，原基地主任崔振江离休后，徐英莲被调任公司总经理，但她在凯里新云厂的家还没全部搬到都匀公司。 那时从都匀去北京，必须经凯里走湘黔化线－－京广线到北京。那天我坐上徐总经理去凯里的专车，然后又在她家吃了饭，在凯里公司招待所（办事处）取了票，晚上１１点上了去北京的车。 徐总经理，个子不高，人很精干，办事很细。是个工作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在她家吃饭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爱人还在南华厂上班，她说： “要想办法调在一起。四十岁左右的男同志，身边是一定要有个人照顾的。回去我给你解决。”她又说： “机关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多了就会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所以，现在从上到下不是都在精简机构。这事待你北京回来后，你要给我提个醒，不然我事多，要忘记的。” 我连连点头、表示感谢徐总经理。 两天后的下午６点过火车到了北京。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到北京，一出站就分不清了东南西北，一路问着坐公交车才找到了三里河招待所。第二天，连换了几辆车，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只见那是戒备森严、一片树阴里一堵红墙弯曲向前，进了办公室，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头也不抬，说： “那来的？这点小事还要跑到北京？不在省里办？” 一连几个问号，打的我稀里糊涂，我赶紧说明了我们是刚组建的中国振华电子公司，是省里让来北京的，等等。 他顿了顿，说： “这样，你把材料放下，三天后来取。” 我一生轻松，放下材料，就直奔招待所，订了回程票。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碰到了基地崔主任和他老伴老王（名王正），他们是去北戴河疗养，听说我已订了回程票，他说难得来一趟北京，为什么不玩玩，急着回去干什么。我说已订好票了。看我回心已定，崔主任就让人帮我找到一张“中南海参观游览票”。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游览了中南海、故宫，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第五十三章 一篇典型材料
１９８４年８、９月间，电子工业部纪检组武部长和干事纪敏玉的来公司检查、了解党风建设情况，当了解到八五一厂（华联无线电器材厂）领导班子从自我做起，抓党风、厂风，工厂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即指示公司纪委组织材料，并上报电子部党组。具体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不敢怠慢,我一头扎进工厂，翻阅资料、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经过努力，终于写成材料《加强党的建设 端正党的作风》，经公司党委批准上报部党组、贵州省纪委以及下发所属单位。材料报部不久，来电要求修改。因原文是以八五一厂党委名义上报的，现要求改成第三人称报道稿。我就又化了两整天时间进行修改为《八五一厂抓党风促经济取得明显效果》经验材料，报部。 全文如下： 题目是：八五一厂抓党风促经济取得明显效果 八五一厂位于贵州山区，是一家电子工业公司下属的接插元件厂，也是国家录音机定点生产厂。一九六六年五月筹建，一九七O年底正式验收投产。全厂现有职工一千六百多人，其中党员二百八十二人，设党支部二十三个。 十年内乱中，这个厂派性严重，干部、职工思想混乱，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年年完不成国家计划，从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车年亏损总额高达五百多万元。党风不正,严重亏损，工厂生产和职工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九七五年，上级组织对八五一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工厂形势开始好转，这一年第一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八五一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扎扎实实抓党的建设，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广大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风、厂风明显好转，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工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点七的速度增长。税利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一，一九八四年人均税利二千八百一十五元，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一九八五年四月，这个厂的代表出席了贵州省党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经验交流会。同年五月，在贵州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这个厂被评为一九八四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几年来，八五一厂党委从领导班子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对党员的党性、党风、纪教育，以好的党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 端正党风 从领导班子做起 在端正党风中,八五一厂领导干部首先严于律已，以身作则，狠抓班子的党风建设，他们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八条纪律》和《加强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措施》，坚持“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首先带头不做”。现已离休的原党委书记张金旺，一九七四年从桂林调到这个厂后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常年和单身职工一起在职工食堂排队就餐，有时由于工作忙，去晚了，食堂饭菜卖完，他就买个凉馒头吃，从不搞特殊、占便宜。原厂长乔乃光多次去深圳、厦门、香港接洽生意，外商所赠物品回到厂后都如数归厂，丝毫不沾。近两年，工厂经济效益好了，职工住房条件逐步有了改善，但乔乃光一直住在条件较差的通廊式简易楼内。一九八三年，工厂三幢单元新房竣工，按分房条件给他安排了一套。乔乃光知道后，立即找到有关部门说:“我不去住，先安排别的同志吧！”他还叮嘱妻子:“我是领导干部，我们不去住，你也不要去看。”一九八四年三月，工厂又盖了一幢新宿舍，乔乃光分到二楼的一套住房，他坚持不搬，把房子让给了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他的小孩看到别人家搬新房，问:“我们家什么时候搬房子?”乔乃光笑笑说:“等全厂职工都住上了，我们再住。”四十九岁的乔乃光为工厂的发展积劳成疾，因患骨癌不幸于一九八五年一月病逝。 端正党风 加强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 在端正党风过程中,八五一厂针对不同时期,党内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多种形式,经常、及时、生动地开展对党员的党性教育。长期以来,他们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新党章、中共中央整党决定等为基本教材,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分期进行了脱产轮训。一九八三年,这个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开展了“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一九八四年为深入贯彻“边学边议、未整先学、未整先改”的方针,再次组织党员学习整党文件,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从一九八O年以来,他们还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常开展读书演讲、歌咏比赛、文艺汇演、厂史展览和各种形式的为民服务活动和义务性劳动。 通过一系列工作，广大党员进一步提高了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的观念，提高了端正党风，遵守党的纪律的自学性，党员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一九八三年全厂共评选出五十名优秀党员，三十四名党员被评为厂级五好职工。一九八四年全厂评选出五十四名优秀党员，五好职工中党员的比例也有提高。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初评为五好职工的党员四十九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共产党员贺文长是已故厂长乔乃光的妻子，多年来，她积极支持丈夫工作，从不要求特殊照顾。乔厂长去世后，领导考虑她身体不好，又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决定将她调回四川成都她母亲身边工作，贺文长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她说:“老乔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是他妻子，应该在他为之奋斗的八五一厂继续干下去。” 端正党风 敢于抵制 纠正不正之风 八五一厂党委对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不管来自外部的，内部的都敢于抵制和纠正。去年这个厂的服务公司在河北为职工联系了一个车皮水果，对方提出要额外支付手续费五百元。厂领导明确表示:“这种歪风，我们不能助长，苹果可以不吃，但党作风不能丢!”一九八三年，厂服务科主要负责人将上级机关分配给工厂的五台“飞人牌”缝纫机，私自分配给职工，他自己也得了一台，群众议论纷纷，厂纪委立即进行调查核实，责成这个负责人作了检查，收回缝纫机交工会按规定重新分配。一九八四年底，工厂部分职工听到外地有些单位给职工发了许多实物和补贴，思想波动很大，认为厂里经济效益好了，就应该多发多分，有的埋怨厂领导“稳重有余、灵活不足”,“执行上级政策太死，没有开拓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对工厂的生产，工作带来一定影响。为此，厂党委首先统一思想认识，认真制定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新的不正之风的各项规定，在全厂党员、职工中进行反对不正之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多为国家做贡献的教育。一九八四年，工厂在建房分房等方面，没有违反规定，没有随波逐流发实物、补贴，没有用公款请客送礼。工厂在抵制、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还认真注重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关心职工生活。近几年来，他们不断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对职工子女入学、入托、房租、电费实行优惠。逢年过节，厂领导坚持去医院和家中看望病员和离、退休职工，使全厂职工安心生产、安心工厂,自觉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端正党风 促进经济 发展生产 一九七五年，八五一厂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初步整顿，使政治、生产形势有了转机。但到一九七九年，由于国民经济调整，这个厂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职工有劲无处使，工厂又一次面临亏损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厂党委没有消极等待，安于现状。他们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认真组织全厂党员和中层以上干部进行讨论，发动全厂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狠抓民用产品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生产了电风扇、四位插座、电子计算器等十多个品种投放市场。同时，又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承接了录音机芯的试制生产任务。厂党委对全厂职工进行了思想动员，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从一九七九年九月起，仅用了一百天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七十余张产品图纸的测绘，一百二十七副模具的设计制作任务，装出ＬＸ--８０型样机二十台。一九八二年实现生产定型，开始大批量生产。一九八三年这个厂生产的录音机芯被评为电子工业部和贵州省优质产品。国家经委决定八五一厂为录音机芯定点生产厂。 八五一厂在端正党风中，坚持党风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抓，把抓党风与经济效益挂钩，进一步促进了党风、厂风的好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们在一九八四年实现利润三百六十九万元的基础上，提出一九八五年实现利润五百万指标，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已实现利润二百五十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四十三。
第五十四章 中纪委按语
我们属于机关第一党支部，有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团委、工会及机关党委。在这次整党教育中大家都很积极，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转正至今，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所以也事先认真写出《整党对照检查提纲》，然后在支部大会上宣读，接收同志们的批评。因为我是从新疆过来，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说得比较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内乱，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必须加以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文化革命中参与一派，参与了派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对三中全会的表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党结束了较长时期以来的“左”的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时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上来，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把我国的经济搞活了，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充分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 通过对对照检查，最后机关党委张高畅书记和老祝对我提出一些希望，主要是：对机关工作要注意总结、积累经验；要加强纪检的业务的学习，包括党建党史、纪检工作；要安心纪检工作，提高对经济案件的分析能力。 最后评定为“合格”党员。 到１９８５年５月，经贵州省纪委省纪干任（１９８５）３２号文批准：中共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祝雪元任纪委副书记（正处级），委员有张高畅（机关党委书记）、王汉民（干部处长；此时，郭处长已离休，王从永华厂调来任干部处长）、于立燕（公司办公室主任）、唐元明（组织部干事）和我（为纪委专职委员）。书记晢缺。公司同时下文任命我为纪委办公室主任（正科级）。 此时，公司决定调蕴玉到机关财务工作。具体是在公司小财务，也就是对机关这一块，每月的工资及各种补贴发放，每月的各部门差旅费报销。因原来的会计已到退休年龄，原来的出纳就接手会计工作，蕴玉接手出纳。 这样，我们在机关一号楼一楼３室分得一套改造的小三间住房，并很快从南华厂搬了过来。这时，我们的小杰也转学到都匀二中上学。 这年春节，南华厂原来我带班的揭强（他已随他爸调去南京，这次他是来厂里玩；罗刚也已随父母回到东北）和彭涛、成海英、闫丽英等几人来给我拜年，送了一个瓷五子登科的弥陀佛。 我在家请了他们一顿。回忆往事，大家非常开心。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清晨，人们还没起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里，传来播音员播读《中纪委推荐八五一厂端正党风经验》这篇推荐文章的浑厚的声音。整个国家，从边疆到南海、从工厂到草原、城乡、街道都响起这同一声音。八五一厂更是沸腾起来：“八五一上中央台了！”人们奔走相告，齐聚集到大操场上，聆听这来自中央的声音，聆听这篇报道自己工厂的事情，聆听这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各省报均在头版头条登载了《中纪委推荐八五一厂端正党风经验》材料。 原来，经我撰写的《八五一厂抓党风促经济取得明显效果》经验材料上报给电子部后，由电子部又上报给中央纪委，最后就推荐到全国。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的按语说： 这里向大家推荐八五一厂从领导班子做起，端正党风，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这一经验值得同志们特别是在企业里工作的同志借鉴。 这个厂在短短的几年内，面貌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搞好一个单位，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十年动乱期间，这个厂派性严重，职工思想混乱，生产停顿，连年亏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厂调整加强了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励精图治，齐心协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端正党风中从领导班子做起，狠抓对党员的党性教育，敢于抵制，纠正不正之风，以好的党风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坚持在抓好物质生产的同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样做的结果，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了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使全厂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第五十五章 公交车上的艳遇
由于我的不小心，在公交车上被小偷划了包。这事在我退休后，赋闲在家，就上ＱＱ、上博客，写下一篇短文《公交车上的艳遇》，不想文章在《小说阅读网》上发表后，遇到一点麻烦：一个“pm - xt９８”的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庸俗的作品”，说： “这样的文字其实要称为作品很难，通篇用平淡而又无味的笔调述说了自己上公交车被偷的过程，而且冠以“艳遇”的题目，使本来就缺乏底蕴的一点材料更显无足轻重,真是不知所云，或许整篇还不如站到马路上叫一声“上车当心小偷”来得有份量......真是俗不可耐。” 我真不清楚，这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本来写出来就是为了逗个乐，却为什么惹怒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先生”？ 但是也很奇怪，这篇小文发表后，至今仍被《文学博客网》评为“推荐博客文章”，点击数达9557多人；《小说阅读网》点击数也已高达26804多人。 下边，将原文转录于下： １９８６年６月,我在贵州省都匀巿某单位工作。 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出差去深圳，由于级别低不能坐飞机，当时又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到广西玉林后，改坐长途公共汽车夜车去广州，再火车往深圳。 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出差。这时的广州、深圳，都已经是开放城市，走前，老伴一边给我开玩笑，说：“到那边要当心，不要花了眼，被苍蝇蚊子叮了。”一边为我做准备：一些重要文件资料和专门到深圳穿的衣服还有出差用的钱，别人请代购物品的钱合计有几千元，全部放在了大提箱里，外边的锁链上还加了锁。手提公文包里放些不太重要的东西，以及喝水杯和洗脸刷牙工具。还有准备下火车购买汽车票和路上用于零花的钱就塞在了裤腰上的表袋里，也有三百来元。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俩就上了火车，在车上睡了一觉，相安无事。第二天下午到达玉林车站。 我俩下火车出站后，经人指点，不远处就是公交车站，正有一辆准备开往长途公共汽车站的车。只见车厢后边已挤满人，前边还有空间，我俩就上了车，这时有几个原先蹲在车下门边的三、四个衣着整洁的人也随我们后边跳上了车，车厢里一下子人挤人，成了沙丁鱼罐头。 我被挤到靠车头前面，我的同事被挤到中间。后上的有两个小伙挤靠在我身边，一高一矮将我夹在中间，两只眼睛在四下里张望。我没有在意，一手护着大提箱，一手提着公文包，努力地使自己平稳站在那，心中在想：上了长途汽车就快了，明天早上到广州中午就到深圳。心中似乎踏实不少。 “轰.....”公交车一阵轰鸣开动了。 “旅客同志们,大家好。现在开始售票。”售票员热情招呼大家,又说：“刚上车的两位同志，请将你的大箱放到我这,我给你们看护。”只见那售票员站在那，笑容可掬，身边的座位上已放了两个大行李包。我也就放心地将大提箱交给了她。内心感到一阵温暖、一阵感激。 这时，大提箱交出后，感到轻松很多，我右手向裤腰边摸着，想掏钱买票。站到中间的我的同事说：“我买吧。”车在飞快向前走着，路两旁的梧桐树“唰唰”的向后倒去。 一会，车速明显低下来，前边在修路，路的右侧堆积着一堆堆的沙石，路基也不平整，公交车东倒西歪，车厢里的人也前后左右晃荡。 虽然，公交车坐了多次，但那多是在巿区大街上，平滑又整洁的道路，心中也是很平稳的感，而这颠来晃去让人有点神魂颠倒，我用手紧紧握住扶杆，两眼紧盯着车前的大玻璃窗外，看那些挖沙填路的工人。 不一会，我感觉脚底下有人在用劲踩我的脚，我侧过头一看，见挤站在我边上的是个衣着时髦的女子，穿一件粉红色的衬衫，大约有２４、５岁，她也是一手拉着扶杆，正盯看着我，两眼珠转动着好像要跟我讲话，而且很急迫的样子。这时，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看，赶紧侧转过头，将腿向自己身边收拢一些。可又紧接着，这个女子又用手狠狠地按在我手上。 我近乎有点气愤了：“这开放也太大胆了，这不明明在挑斗？”我脑子飞速在转，但又不敢发作：“大概是碰上鸡了，不要理她！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场所，你若举止不端，那将后患无穷！”我警告着自己，立即将手抽了回来，往下拉扶杆，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两眼继续瞪看车前的窗户。 车行了大约有３０分钟，在半道上停了下来，挤站在我两侧的两小伙和挤到中间的有四个人下了车，车松散了许多。这时，那时髦女子又像要开口给我说话，我立即向侧面挪动了身子，背对着她。 车又一路颠簸，终于停了下来：到长途公共汽车站了。 我俩提着大提箱，来到售票口准备买票。我伸手一摸，惊呆了，我的裤腰上表袋被划了个大口子，里面的钱.....没了。 我这才想起那刚下车的三个小伙，想起那用脚踩和用手按我手的时髦女子，这时才明白：原来她那想跟我讲话转动的眼珠是在告诉我有人在偷我的钱包。内心一阵气愤、一阵感激、一阵内疚......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但那公交车上遇见的时髦女子的面庞还时不时在我脑海中显现。
五十六章 母亲来匀
原来，１９８６年年初，公司徐英莲总经理带了７、８个人去香港考察，在从香港返回深圳时，在文锦渡海关，其中经贸处副处长孙文才因携带违禁书籍《龙虎斗》被香港警方“扣留”，徐总经理是带队的，也被“滞留”，为此徐总经理大为光火，回来后立即让纪委查处。 经公司纪委查实，报党委批准，决定给予孙文才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处分决定》下来后，徐总经理又指示，由纪委派人去深圳窗口单位宣读对孙文才的《处分决定》，进行党性党纪教育。 经研究，由我去深圳。后来就发生了在公交车上被盗的事。但我还是安原计划到达深圳。在振华（深圳）公司，找到王松经理，作了初步安排。由于单位多、党员少，不集中，工作任务重等原因，只好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振华（深圳）公司办公室，由我传达了《处分决定》，同时就“严格党的纪律”给大家讲了一堂“党课”。 在深圳住是在“公司”招待所，吃在“公司”食堂。炊事班班长罗强是我原来单身一人到机关时同住一寝室的朋友，８４年调到深圳，他一见我，很高兴。以后每天我去吃饭，他都让我坐到里边，亲自给我打好饭、菜。等到最后我要离开深圳，找他结账时，他对我一笑： “干什么哟，看不起人了吧，你老哥子来，我小罗招待一下也不行。”我硬要将钱塞给他。他有点生气，说： “搞纪检的也是人，也要吃喝的，我还没请你下馆子，就这粗茶淡饭，值几个钱？还讲廉政，你臭摆！”后来，办公室还安排我去了一趟沙头角。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去沙头角中英街，也就好像出国，要办出入签证。 在中英街，就是那么很普通的一条街，但是一边中国，另一边却属香港－－英租界。而路的中间并没有明显标示，但如果你走偏了，也有大胆的，一下窜到对面的商铺，就会有警察出面干预，要是还不听，那你就一定会有大麻烦。 我只是走走看看，在一些小铺上买了些香皂、味精，那些商店里金货琳琅满目，我因为没有任务，也只是看看。 从深圳出来，又到公司设在广州的“华丰”公司待了几天，同样由我给全体党员传达了《处分决定》和给他们上了党课。 当时公司办公室方永家主任的老伴也在广州“窗口”，她就陪我去吃早茶，逛商场，在一家商厦，她帮我挑选了一件色彩鲜艳适合蕴玉穿的衬衫，带回后，蕴玉虽嘴上讲“好”，但压在箱底，几十年也没穿一次。 然后就从广州坐上往湖南怀化的火车，再由凯里返回都匀。 不久，我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是我弟打来的。他说，他和厂里一个同事去昆明出差，从上海走要经过都匀，母亲表示要跟他一起到都匀来。现在人已在上海，已买好了票。我给他说：一定要照顾好母亲，要给她买卧铺。弟说：就只给妈买到一张卧铺。我说那好。 我很高兴，母亲一生辛劳，苦了大半辈子，一生中没出过远门，这次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到我这来，而且，我２０岁就去了新疆，从来没有赡养过老人，这一次她能来，我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但蕴玉似乎有些感到突然，因自１９６２年她母亲去世，这二十多年没有和老人一起生活过，怕不习惯。 实际上，说起来我母亲对蕴玉的印象很好。我曾在一篇题为《三张旧照片》中记述过，１９７０年当时我在新疆农一师大河沿参加“工宣队”工作脱不开身，蕴玉一个人回上海探亲的事，我这样写道：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说好车次，算好到都匀的时间，大约是正午时间，我和蕴玉在公司车队要了个车，都到车站外出口处等待。 火车正点到达，只见母亲和弟及那同事三人出来了，坐上车回到家中。 我弟第二天正午坐同样车次火车去了昆明。 母亲这儿看看那儿望望，高兴得嘴巴合不拢。此时我们的小杰已考取都匀技校，在上学，住校，平时不回来。母亲就睡在外间小杰的床上。星期六小杰回家也就跟奶奶睡。
第五十七章 水漫“金山”
蕴玉的工作反正就是出纳那一档：机关人员出差报账、每月初发工资。发工资，那时是每月到时间，她们要造好花名册，算好帐，开好支票，去银行排队领取，回来再分发。有的是几元几角几分都要给配好。那也是一堆麻烦事。不像现在一下子给你打到银行存折上去干净利落。 我的工作，也是忙。增加跑厂的频率，经常不在家。也没机会陪母亲到外边走走。其实那时外出旅游的人还少。我们到贵州好几年了，什么黄果树、龙宫都没有去过。也就不用提陪母亲去那些地方了，最多就是在都匀街上各商场转转。 对母亲的态度，蕴玉也是不温不火，就是这样，大家就这样过着，反正有些事说工作太忙，搪塞过去，就看不出好与不好。 可是，在母亲来贵州有７、８个月后的一天，终于发生了一件水漫“金山”的事，这下子可就不得了了。 那一次，祝副书记和我，我们在凯里八五一厂召开公司纪检干部理论研讨和知识讲座，开了一个星期，那天星期六，下午结束。那天下午，蕴玉将电话打到八五一厂厂办，一定要厂办的人通知我，让我立即回都匀。 我搞得有点莫明其妙，祝副书记也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清楚。 那没有办法，一切只有等下午会议结束，等晚上吃了晚饭才能走。 晚上，八五一厂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上了酒水。厂领导都过来陪我们一起热闹，而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简单地吃了几口，坐在一边光抽烟，脑子里一直在想家中究竟会出什么事，可怎么也解不开这疙瘩。 终于吃完饭，大家坐车返回都匀。大家在车上有说有笑，可我也是提不起精神，只希望汽车开快点、再开快点。 等晚上到家已是晚上８点过钟。 我走到家门口，我母亲迎了上来，对我说： “三，我犯大错了。”“怎么啦？”“家里被水淹了......”我推开门，只见家中地面上仍是一片水迹，一些家俱也挪动了位置；蕴玉在里间躺在床上哭着。 对门邻居王富民过来，几个人七嘴八舌，我才基本弄清楚，原来是： 今天上午９点过，我母亲下到公司大门口，一般称为“龙潭口”的地方。这我还没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公司的隔壁是黔南州委招待所，在大门前左边就是剑江河龙潭，所以就称为“龙潭口”，这里经常有附近农民卖菜的、卖其他东西的经过，那天我母亲正好碰到一个卖猪大肠的。因为母亲有严重的痔疮，她跟人家讨价还价就卖下了这副大肠。可当时身边没带钱，她就跟门卫借了。然后就拿回家。 她将大肠放在一面盆里，放置在水池里，开了一小点水，就取了钱，出门到大门口还别人钱。在大门口又遇到陈月桂母亲，两人就扯上了，这一扯把家中水池里大肠的事全忘了。 等到了将近要下班时间，母亲回家烧饭，一打开门，完了，一屋子的水，已经有１０公分深。她也慌了神，也不管其他，两只脚就踩到水里进了家，用一个破碗往外舀水。 中午下班，蕴玉走到门口一看，马上大声哭起来。 倒是对门邻居王富民（公司车队司机）赤脚进来帮打开通往阳台上的一扇门，帮忙往外舀水。 这一天，中午、晚上两餐饭她两都没吃。 我回来时，地上的水已基本舀干，只是原来放有床底下的纸箱被水浸泡还没取出来。 我也没了主意，只有先马马虎虎烧了点饭和菜，我母亲亲自端了让蕴玉吃，她也没理。
第五十八章 送母回家
他给想报名跟他去海南的同志许下了愿：海南因是刚建省，那边电子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过去了，发展前途肯定是大的。 干部处副处长程玉莲两口已铁定要去。程玉莲是１９８４年提起当副处长的，她爱人是基建处处长刘荣邦。 一次，程玉莲副处长来我们家，想劝说我们跟她一起去海南打拼，我们想，因为我们对电子方面的知识实在知晓的不多，没有专业知识，那跟着去也将是没什么希望的，对大家、对自己都不会有好处。所以，虽然，我们从新疆来贵州，程副处长从中出力不少，这我们心里清楚，蕴玉都一直把她当姐对待。但就是没有应允她让我们一起去海南的要求。 当他们有２０多人启程的时候，我们专程去车站为他们送行。 转眼来到１９８８年，那年春节下了一场大雪，正月初三起床，只见窗外白雪皑皑。那天机关在“黔南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这是当年过春节比较时髦的。 早晨起床后，我们按江苏老家习惯，包芝麻汤圆，烫百页、大蒜，泡一壶滚茶，吃嫩姜。 然后，小杰搀扶着奶奶，一步三滑，我们一家四口去了影院。影院里多是机关大院的人，大家互相恭贺新禧，共祝新春佳节。 电影是宽屏幕《大决战》。战争场面，“呯呯嘭嘭”打的好热闹，音响声音开得很大，吵闹得人心都要蹦出来。影院里开放着暖气，一股暖洋洋感觉，看着看着，老太太打起瞌睡。 有一次，中午下班，我回到家，一看母亲不在，到大门口也不见人影，我有些着急，就沿着我们平常领她去大十字的一条大路上去找，心里非常焦急，不知出了什么事，有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体育场边上的一条石凳上，见她坐在那。 我走上前，说：“妈，都１２点过了，你还坐这？”母亲愧涩地说：“走着走着，累了，就坐这。人犯困，迷糊了一会。”在家看电视，也是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再就是从水淹一事发生后，蕴玉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老母亲看了心里也不好受，常常一个人坐那犯傻。 母亲常对我说： “三，你大哥在内蒙，看来我这辈子是去不了了。南京我去过两次，你这我也算来过了，看到你们都好，妈也就放心了。”终于有一天，母亲说： “三，我想，我还是回去吧，今年是你爸去世十周年，你还是给单位请个假，送我回去吧。我回去跟你爸待一起。”说得我心里挺难受。 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本来母亲大约是想在我这多住些日子，她穿的衣物很多都带来了，而且还叫我弟从邮局寄过一次。 我也背后给蕴玉讲过，可她说，老人容易犯糊涂，下次再水淹一次你负责？再说我有点不习惯，她回去以后，我们多寄点钱也行。 就这样，我请了假，请凯里那边帮买了去上海的票，然后，就送母亲回去了。 回到家，弟媳问：“那么快就回来了？”我和母亲只好以回来给父亲过十周年，搪塞过去。 这次回姜，他们已搬到“三机厂”滕出来的原库房里，住的地方也宽敞，就是四处漏风。 ４月８日这天，母亲专门包了些金、银锡箔元宝，包了一大红包，烧了几个父亲在世时喜欢吃的几样菜，到坟头供了。 这时候，祝校长一家已调在仪征化纤公司学校，我专程去了仪征祝校长家。祝任中学部校长，李国英任小学部校长，工作都很忙。在仪征，又去了冯志林老师家（仪征地方学校），莫璟和兰万生也从泰州过来一起团聚。都是新疆老朋友，大家都很高兴。
因此，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三线调迁办公室”，对三线做出调整的决策，提出“三线企业逐步向大城巿、向中心城巿靠拢”，我公司紧紧抓住“调迁”的机遇，被列入“七五”、“八五”、“九五”调迁计划。 地处都匀地区的公司建新机械厂、地处凯里地区的宇光电工厂、永光电工厂为划定为第一批优先调迁单位。 选址在贵阳巿乌当区马龙坝“国家高新经济开发区”。 说起公司建新机械厂，是一个最最典型的“羊拉屎”单位。原处在都匀巿一个叫“冷水沟”的地方，从进入厂区地界，一直到处于工厂最里边的“研究所”，整整是７公里的路程，一条大道，弯弯曲曲，车间旁就是老乡的茅草屋，办公楼边就是老乡的水稻田。就这样的工作环境、条件，但就是这一代三线人，在深山沟里战天斗地，“献了青春献儿孙、献了儿孙献终生”，为国家的经济大发展贡献力量。在那些年内，建新厂找准了产品方向，狠抓市场，开发了大理石切割机，工厂大打了翻身仗。 在调迁中，建新厂化上千万元在“开发区”建起了一幢大楼，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江总书记来贵州视察工作，还专程将那些省委领导拉到这已经竣工的崭新大楼开了一次“办公会”。 １２月２３日，江总书记为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题写了：“三线创业绩，振华开新天”的光辉题词。 贵阳市乌当马龙坝“国家高新经济开发区”原是一片荒山和部分农民的菜地，不到几年时间，一幢幢厂房和家属区宿舍耸立起来。供水供电系统一致，不再像那以前的“单打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搬迁单位提出了“边搬迁边生产，当年指标不减”的豪言壮语。紧接着，第二批调迁单位也马不停蹄地跟上了。 第二批单位有：新云厂、风光厂、红云厂、群英厂。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公司纪检工作的上级直接领导，是省国防工办纪委。工作也是抓的很紧。工办纪委除自己有一些直属单位，主要是三大基地：Ｏ一一基地、Ｏ六一基地、Ｏ八三基地，这三大基地是贵州三线建设的三大支柱。说清楚一些，就是航天部、航空部和电子部在贵州的下属单位。 除我们Ｏ八三基地已经下放省里，那两个基地没有下放，他们的实力也比我们强、人员比我们多。Ｏ六一基地机关驻地在遵义，Ｏ一一基地机关驻地安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多年来，为贵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讨。Ｏ六一基地纪委副书记陆小男、Ｏ一一基地纪委副书记张崇元，虽然定为正处级，但实际工作中享受司、局副总工待遇，这一点我们公司就不如，祝仅仅是正处。所以一直以来，已成为祝副书记的一块心病。这时的他已经近５７岁，看升上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老祝有时火气特别的大，动不动要训人，或为了一件小事与别人吵。 一次，组织部干事老齐将我们办公室的一张“文摘”小报拿去她办公室看，这张报纸是祝副书记自己私人订的，当时没给老齐说清楚。老齐拿去看了就没及时还回来。后来祝副书记在老齐的办公室看到了自己的这张报，便说了些不好听的话，两人便争执起来，最后吵的是整个办公楼四楼“家喻户晓”。 这时我跟祝副书记也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那时，纪委办公室新调进了两个人。原来从红旗厂借的陈立新被公司派到都匀通讯总站当了站长。这调进的二人，一个是华联厂（即八五一厂）电镀车间主任，一个是新分来的女大学生。这电镀车间主任是祝副书记亲自要来的，是个大学生，是学物理的。事前也没有跟我打个招呼。可来后，连下厂后让他写个《简报》也拿不起。还有个女大学生，老祝也是安排她搞“会计”。也不明确是不是属纪委办公室。所以，弄的我是管他俩还是不管。还有一点，就是按省纪委文件，像我们公司的“纪委专职委员”应该享受“副处级待遇”。我因为要经常去省里开会，有一个“副处级”也好说话。人家是３０来岁就“副处”、“正处”，这一点在工办开会，其他两基地纪委副书记也帮我给老祝说过，我自己也亲自找他说过，可就是解决不了。当然只要他给公司主管领导讲一下，办个手续，也不牵扯工资待遇之类。 有一次祝副书记主持召开纪委办公室会议，就我们四个人，会议内容是关于选举工会积极分子的，本来大家说说，提个名表个态就成，可他硬是拿着架子让我拿纸作记录。我想那还有两人呢，我就回说： “不记。”这一下，他动了真火，说：会议不开了。 我站起来出了他办公室，他将那二人留下，关起门叽叽咕咕说了半天到下班才开门。
他与同一级干部的关系相处的不算太好。同在四楼的组织部长王志昌、公安处长韩汝元都不跟他讲话。 他对下级的工作本应属挑剔型的，因为每年纪委的年初工作计划安排、半年工作总结、年终工作总结以及平时的《纪检工作简报》或者其他文件，我起草后都要经他过目，里边的一个用词或者某一句话，他都很严格地把关。他自己也能写出一些好的文章。 机关工作，主要就是会耍笔杆子，而不是耍嘴皮子，可我就不清楚，他为什么亲自选了一个不会文字处理的人来办公室？ 再就是，公司纪委也没有账目，也不发生经济来往，为何要配一个会计？还买了一个７、８００斤重的保险柜。 原来，纪委也曾先后借调过两个同志协助工作。一个是陈立新，后来去都匀通讯总站当了站长；还有一个是从红星厂借来的，叫谢忠良，也能写能讲，但就是话多，后来退回去了。现在他亲自挑选了这样的一个人，当然用不用谁，是他说了算。 但不管怎样，我工作照样，我原有他办公室一把钥匙，每天早晨因我来的早，就同时打开他办公室，一起打扫，再就是提着热水瓶到一楼打开水，这些工作我也仍然在做。 可不久，他把钥匙也要了回去。 我很想不通。 下边说说蕴玉的病。 从１９７９年４月第一次犯病，继后在一年时间内，又相继犯了４、５次。这就停了，好多年也没有犯。 可是在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６日这一天她又犯病了。 这天中午，我们都在午睡。我们一般是１２点下班，在食堂打了饭回家就吃，草草地，也不讲究，然后抓紧时间上床睡觉。这时候，我们的儿子小杰已技校毕业在单位上班，不回来。中午１时半的样子，实际上是刚刚睡着，我矇眬听到一声惊叫，然后就感觉整个床在颤动，我被惊醒过来，又看见蕴玉那又吓人又痛苦的面孔。意识告诉我：又犯病了。 我立即起床跑到医务室，孙医生来家，蕴玉的那一阵已经过去，进入睡眠状态。孙医生又是听诊又是把脉，此时，蕴玉睁开眼，有点莫明其妙地看着孙医生和我。孙医生问： “你刚才怎么啦？”蕴玉摇摇头说：“不知道。现在只感觉头晕，想睡觉。”我在一边说：“你怎么又犯病了。”她一脸漠然。 孙医生说：“不行，还是去３２０看看。”孙医生去医务室开了张“转账单”，下午我就陪去了３２０医院。 ３２０医院是公司下属单位，坐车４０分钟就到了。挂了“内科”，一个男医生，戴副眼镜，一听我们是上海人，他也就讲起上海话和我们交流。我将蕴玉犯病的大致情况讲述后，他开了张单子，让去做个“脑电图”。结果出来也看不出什么。 再回到医生那里，他说： “你这病，应该是属癫痫病。你看这，”他拿一本书指给我看，念着说：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由于异常放电神经元所涉及的部位不同，可表现为发作的运动、感觉、植物神经、意识及精神障碍。它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临床常见的症状之一。” 又指一段，念：“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又称大发作。按其发展过程可分如下三期：１、先兆期：约半数患者有先兆，指在意识丧失前的一瞬间所出现的各种体验。常见的先兆可为特殊感觉性的幻视、幻嗅、眩晕，一般感觉性的肢体麻木、触电感。２、痉挛期：继先兆期后，随即意识丧失，进入痉挛发作期。首先为强直性发作（强直期），表现突然尖叫一声，跌倒在地，全身肌肉强直，上肢伸直或屈曲，手握拳，下肢伸直，头转向一侧或后仰，眼球向上凝视。持续约一分钟。３、昏睡期：抽搐停止后患者进入昏睡、昏迷状态，然后逐渐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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