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精神为什么不是“民主”和“科学”?

宋鲁郑（法国巴黎）

来源：宋鲁郑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39902-5.html

    今年是五四爱国运动九十周年，这个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转折点的历史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其遗产和精神既被后人总结为“民主”与“科学”，也被总结为“爱国与进步”。而“民主”与“科学”之论就来自诞生于“五四”并以“五四”传统和精神代言人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毛泽东曾有盖棺定论式的评价：“‘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然而，究竟什么是“五四精神”，直到今天海内外仍然有不同的见解。

近日读到英国学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研究“巴黎和会”的专著《Peacemakers :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汉译名《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其中有专章谈到中国及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可算是西方的立场和视野。关于这位学者，不得不多谈几句。她是巴黎和会英国代表团团长、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孙女，毕业于牛津大学，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论是其家庭还是专业背景，都使得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评析“巴黎和会”这一历史性事件。因此这本书出版后也大获成功，获得2007年《纽约时报》七大好书荣誉以及各种图书奖。

在书中，她这样评价：“5月4日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里程碑，它代表了知识界动乱的整个阶段，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抵制西方。1919年之前，他们寻求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通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范例。”“1919年，中国人找到了另一个可行之路，不是回到传统道路而是俄国的新秩序。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传统社会通过一次大胆行动而一跃向前的范例。对西方的幻想的破灭、1911年之后对西方民主不愉快的体验以及俄国提供的道路，都使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作者进而论述道：“巴黎和会一年之后，一群进步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1919年5月游行的领导都都成为党员。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领导下，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夺得政权”。（234页）。

我相信，玛格丽特.麦克米兰说出了许多中国学者想说而无法说出的历史真相和结论，尽管历史距我们并不远，历史真相并没有被掩盖。

不错，“5月4日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里程碑”。爱国、反帝（反日反西方）就是这场运动的本质。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反对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热血青年才第一次走向街头，并带动全国各界的“民族主义”的大觉醒。可以说，西方列强（反帝）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针对对象。而发泄的出口则指向了对西方列强软弱的北京政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当时公认的启蒙导师陈独秀在巴黎和会前称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第一个好人”，而和会之后，直接怒斥威尔逊为专说大话骗人的“威大炮”。他的转变在当时的中国是颇具代表性的。在强烈的反帝、反西方背景下，中国怎么会把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民主和科学当做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目标？

其次，正如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所说的，中华民国建立七年间令人极其失望的表现也决定了“五四”时代不可能再把目光针对西方。中华民国建立才一年，就经历了内战（二次革命），随后就是帝制，帝制失败随之而来的就是清廷复辟闹剧、闹剧失败后就是南北方对抗，国家陷于分裂（巴黎和会代表团由南北方共同组成，互相争斗）。袁世凯时代议会选举产生的腐败贿选到了北洋时代愈演愈烈，内阁走马灯般轮换。当然，对于国民更重要的是，效仿西方建立的中华民国既无法解决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中华民族迫切的生死存亡的挑战，更无力解决民生，提高民生。事实上，仅仅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已经公开提出“共和亡国论”。创立民国的精英尚且如此，民众岂不更是身感同受？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怎么还会把西方做为学习的榜样呢？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的是，这个时候的西方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正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当时西方劳工运动风起云涌，资本家与政府结合起来对劳工运动残酷镇压，阶级关系高度紧张。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背景一是对欧美民主国家“公理”的极度失望、二是对效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极度厌恶、三是对一战后的欧美模式产生高度怀疑。这样的背景下怎么会产生对西方价值观“民主”和“科学”的认同与追求？这也是为什么1917年俄国革命时，没有对中国产生多少影响，而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就最终选择了俄国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中国历史选择了俄国革命，无数的“五四精英”创立、加入、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并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了自1840年以来仁人志士、整个民族所追求的独立、统一与主权。并再经过三十年后，通过改革开放初步实现了富强。而这都和西方的民主南辕北辙。至于科学，并不是“五四”的专利，而是自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采用西医，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武器制造、轮船、邮政以及铁路建设等等。

当然，在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选择共产主义的时候，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选择了自由主义。然而，哪一个可以救国，历史给出了答案。至于毛泽东盖棺定论式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他所使用的“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词语，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来自西方的民主毫无关联。也许，在哪个时代，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更为宽泛或者各有所解，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以“民主”和“科学”为已任。这和今天的民主含义一元化定义已经完全不同。如果现在，我们用今天的民主和科学含义来理解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不是有历史时空倒错之感？

附：读台湾出版的中国历史，都对“五四运动”一笔带过，更无“科学”与“民主”之论。台湾学者张玉法所著《中华民国史稿》就是一例。张玉法先生曾任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院士，而这本专著更是由两岸著名学者吴大猷主持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系列中的一卷（另两卷为中共史和晚清史）并由台湾最著名的联经出版出版。这本书“第三章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1916--1928）”的第二节“社会新策略的波动”，仅有一句话谈到了“五四运动”：“中国于1919年5月4日发生以反日为中心的反帝运动，在性质上都是以群众为主轴的自觉运动。”（136页）。而“最近两百年中国史”另一卷《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对五四更是没有列为专项，仅在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第一节“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中，表达了这样的含义：新文化运动是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目标，但1919年巴黎和会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转向。具体的有这样的几句话：“五四思想由崇拜欧美主流文明转向崇拜社会主义，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出版品上。”（67页）“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以俄为师的心理驱使下，开始深入了解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开始大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68页）。

显然，无论是西方还是台湾的史学界，都没有把“民主”和“科学”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台湾甚至更进一步分析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转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