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五) 作者:陈泰


 

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五)

 

    第三十一章 灾难“76” 

    第三十二章 支援三夏

    第三十三章  说说王排长

    第三十四章  加急电报

    第三十五章 父亲病逝

    第三十六章  化悲痛为力量

    第三十七章  从“O”开始

    第三十八章  批准入党

    第三十九章  车过“乌鞘岭”

    第四十章 家在那里

    第四十一章  商调函

    第四十二章  泪别新疆

 


第三十一章  灾难“76”

 

1976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灾难的一年,又是欢欣鼓舞的一年。

这年的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9时57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国各族人民自动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们学校的老师也齐聚在一起,商讨具体办法,大家推举让我画一张总理画像,可是翻遍所有资料却找不到一张总理的照片或画像。不久又接到上边的消息,不让举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大家很不理解。

清明节过后,就传来北京“天安门事件”。原来是广大群众在“4.5”前后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誓言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但却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当时有老师从北京出差偷偷带回来的一些诗歌传单(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也被统统要求上交。同时,邓小平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大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纷纷议论:

“难道文化大革命又要从头而起。”

这以后,又先后发生朱德总司令去世和“7.28”唐山大地震。

学校的一位李姓女教师当时正好去唐山探亲,结果一家三口把命丢在了唐山。当时因为封锁消息,不太清楚具体情况,私下也有传说“唐山大地震,不仅是盖中国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也是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为悲剧的一页。数秒之内,不仅将拥有百年历史、百万人口、素有中国近代工业摇篮之称的城市夷为平地,而且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死伤一、二十万人。”但当时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讲,只能暗暗地诅咒这灾难的发生。

9月9日,更加灾难的消息传来,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4时左右,团部的广播突然向全团播音,一种悲壮、浑厚的声音响彻山川大地: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这时,不论是在上课,是在备课,是在开会,是在......大家全都放下手中的一切,奔涌到广场上,聆听这来自中央的声音,大家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又抱头痛哭,整个广场被一片哭声所笼罩,一时间大家好似失去了主心骨,感觉天在塌陷下来。

几天后,在团部办公大楼前,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团部全体干部、各连队代表和学校全体师生参加。每个同学都精心制作了小白花别在自己的胸前。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

会场前贴着巨大标语:

战无不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追悼会开始,大家动也不动地肃立着,悲恸地再次聆听大会播放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会场上空荡漾着一片嘤嘤的哭泣声。在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有不少人因虚脱被扶到事前准备好的休息室。

我站在全班同学的最前面,全身紧张,到后来也感觉头上直冒虚汗,两腿发软,“坚持,坚持!”我强迫着自己,最后还是身后的两名同学上前扶住了我。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决定,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继而,全国各地乃至六团也抬着“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等大幅标语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以上我用那么多的笔墨记录下1976年的诸多事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党的大事,而这一切又是关系到我们---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你、我、他以及我们六团学校全体师生的生命攸关的大事!

 

 

第三十二章  支援三夏

 

学校的工作按部就班在进行着,就像一部机器,只要加满油,拧紧螺丝,打开电闸,她就会按你的指令,毫厘不差地完成任务,生产出完全合格的产品。在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声响中让你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陶醉和满足。

我喜爱学校的这种紧张有序的生活,喜欢教师这种紧张但却令人感到愉悦的职业。

不是说“要给同学一杯水,你就得有一桶水”吗?

不是说“学无止境”吗?

如果你要当好一名算得上是称职的人民教师,那你就必须得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地充实自我,不然你就会感到知识的空泛,面对“嗷嗷待哺”、渴求得到知识的那一帮学生,你将会词穷意尽,自觉羞愧而无地自容。

在我当上教师的这些日子里,我清楚自己“那点底子,压根就不是当老师的料”。所以我就拼命地学习、不断地学习。比如在教《隆中对》这篇课文时,为了更加生动地让学生理解课文,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国演义》,硬是前后通读了两遍。上课时我就津津乐道先给他们讲刘备、诸葛亮的故事,大家对课文的理解也就迎刃而解,学起也容易多了。

而对于我个人,这些学习的东西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变得更加自信,坚定和具有顽强抗争的本领,并促成我几年后去到祖国的大西南,在新的领域中取得了可喜进步。这是后话。

不过,那时的劳动特别的多,平时的积肥、打草。老师、同学都各有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都要在年终时作为优秀教师、三好学生的评选条件之一进行考核。再就是清渠挖沟,或是到连队参加三夏割麦。

清渠。主要是因为各单位职工食用水,田地灌溉用水,所有一切用水都是经总干渠,然后斗渠、农渠、支渠这样下来,新疆本来就是沙漠,所以水中的流沙就很多,一段时间就得做清渠的工作:将渠道中沉积的淤沙挖去。不然水就无法通过。但这清渠,是说清就清,没有一定的,后勤一通知校办,校办得马上通知班主任安排人去。清渠这活可以说是体力活了,班上一些个子小、体力弱的小女生就比较困难。所以在分配任务时,我都是有意给少分一些,时不时还走过去帮上一手。为此班上的男生也没少提意见,说我“偏心眼”。不过这些男生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们干起活,还真的是个个生龙活虎,也有的先干完了自己的任务主动去帮助弱小的女生。

这不,说着说着,校办通知又来了,团部要求学校到十连(原基建连)支援三夏,学校研究决定派我们班去。

同学们听到这消息,都很兴奋,都在摩拳擦掌,都很快回家打了背包,带着镰刀、草帽、军用水壶,都吵闹着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一致要求步行去十连。

这是1977年7月,那天祝校长亲自来班里动员,他说:

“同学们,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我已听你们的班主任陈老师说,大家兴致很高,我也很高兴。你们的陈老师,是我们学校骨干教师,是写了入党申请的积极分子。这两年,你们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同学们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才把这任务交给你们班,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不会辜负学校党支部对你们的信任,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大家大声地回答,斗志更加激昂,有的用双手在课桌上“咚、咚、咚”敲个不停。

然后,祝校长叮嘱了一些要多加注意的事项,队伍就出发了。很多老师、同学前来送行。

十连早早派来两挂马车,拉上同学们的行装,一挂在前,一挂殿后。同学们排着队一路高歌向大路走去。走到5连,大约一半路程,大家在渠道边树阴下休息了20分钟,吃了干粮又继续前进。没有一个掉队的。

到达十连,已经是下午4点钟。十连领导和部分职工在大路边欢迎同学们的到来。周副指导员和王金元排长(我《二婚》一文中主人公)接待了我们,引领大家来到连队小学教室。只见已有6、7间教室被藤空、铺了厚厚一层稻草。

第二天就下了地。只见眼前的麦田一望无际,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金光灿烂、耀眼辉煌。大家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地块,挥镰收割。我在一边前后照料。有个别不会割的,就手把手地教,又教他(她)们打“腰子(用于捆扎)”。王排长亲自挑来了茶水,送到每个同学身边。

这样,两天下来,同学们一个个直喊叫浑身疼痛,直不起腰。但大家都完成了任务,尤以李俊才、王贵勇、赵志奋、张青、甘萍等突出。

第三天下午,我也正在一块地里认真地割着,突然有人在喊:

“陈老师,张菁晕倒了!”

我赶紧冲过去,背起张菁朝连队卫生室奔去。卫生员沈志明让放平身体,看了看,说:

“没有问题,天气太热了,有点中暑,一会就好了。”

这天晚上,连长徐长东也到学校宿舍看望了大家,他说:

“同学们来支援三夏,这本身意义重大,所以割多割少都不是问题。同学们不要太计较,你们只要来了,我们就高兴、就欢迎!”

第二天,连长派来家属四班和同学们一起割,第三任文教王剑云也在田头架起大喇叭,放起音乐,进度大大加快。原本7天的任务,不到6天半就完成了。

连长专门派人去瓜地摘了大西瓜、哈密瓜、白兰瓜、铁皮瓜招待同学们。

 

 

第三十三章 说说王排长

 

有明眼人说话了:“你这是写小说不打草稿,在瞎编了吧,你去过新疆没有?新疆七月份哪来的大西瓜、哈密瓜?”

对了,对了,当时我也纳闷儿,这不是要到10月份以后才上巿嘛。王金元排长看我这样子,笑呵呵地说:

“是我们的塑料大棚培育的瓜,一年四季都可采摘。”他带领同学们去参观了塑料大棚,一进去感觉温暖如春,比外边天气要低10来度,只见一畦畦地埂上生长着成百上千只瓜,大的有几十斤,小的如拳头,正在生长。瓜棚的边上还建有蔬菜棚,苹果、葡萄棚......同学们都感觉很新鲜。

不过,这在当时,十连是利用塑料大棚科学种地的第一家,在新疆还没有普遍推广。

这也是王金元排长他们排积极想办法,大胆搞成的。

因为割麦任务完成,晚上,连长让加了两个菜招待同学们。晚上无事,大家打牌玩乐。我就抽时间去周指导员家、王金元排长家以及家属四班有两家走一走。

在王排长家,他妻子许淑华热情招呼我坐下,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

这王排长与许淑华的故事,我在一篇《二婚》中曾有记述,为使大家清楚,不妨再给大家摆谈一次:

王排长是甘肃省民勤人,早年当兵转业后到兵团在沙井子某劳改队当排长,后来改制为基建队,整体搬迁到六团。

在沙井子时,他与一个河南逃荒到新疆的女子结了婚,但由于王排长在当兵时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性功能(当时部队给立了三等功),时间久了这河南女子死活不干,不让王排长睡上床,不让王排长碰她身子,还硬要与王排长闹离婚。

为这事的处理,当时老连长还吃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因为王排长除了这一“毛病”外,真正是个大好人、老实人,工作踏踏实实,年年被评为先进。

老连长是与王排长一起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就是王排长的领导。因此,老连长看这女子要跟王排长闹离婚,他急了眼:

“这王排是有功之人,那时见她可怜收下她,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这哪行?”

还说这女子是猪尿泡打人不疼,“臊得很!”

一个星期天,他吩咐几个女职工强行将这女子衣服脱光了,用绳子将她手脚捆在床上,然后,几个女职工又将王排长推进房间,反锁上门。

谁也没有想到知这事闹大了,这女子寻死觅活要与老连长拼命,后来一直闹到师部,老连长最终吃了处分。

王排长与这女子离婚,还倒赔八百元让她回了老家河南才了事。

然而,这一次的婚姻给王排长很大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哪个不想有个温馨的家,有个温顺的老婆。下班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个老伴说说话。

可是他王金元不能,一度他有点自暴自弃,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不到两月,人消瘦了不少。

连队整体搬迁到六团后,团部对基建队干部进行了相应调整,调入几个新排长。三排长就是新调入的,他老婆是四川人,人很热情,当知道王排长的感情遭遇后,主动表示帮王排长介绍一个。

也就是王排长现在的妻许淑华。

许淑华,四川人,与三排长老婆一个镇的,有点表姐妹关系。她原来的丈夫是个铁匠,平时爱好喝酒,醉了就要打人,他有劲打起人下手重,许淑华经常是被打的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她从不给别人讲,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他怕坏了丈夫的名声,没有人再上门买货。她女儿小蓉看着妈这样,只是哭,背后骂她爸不是人。

后来,许淑华丈夫的酒越喝越上瘾,有时晚上喝了,睡到半夜还爬起来再喝。终于一天,被查出是“胃癌晚期”,王淑华精心照顾了他三个月后走了。

这年,三排长老婆回四川探亲,了解到表姐的这些情况,就一方面给王排长写信征求意见,王排长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一切听你安排。”她就又到表姐家做工作。

“华姐,你现在娘儿两,生活过的蛮清苦。”她放下专门买来的一些礼品:“想开点,人走了回不来,自己想开点,身体要紧。”“那死鬼,我才不想他咧,早走了好!”许淑华连忙招呼表妹坐下,递上杯热茶,然后悄悄地说:“就是晚上有点怕,总是这死鬼的影子....小蓉也怕的晚上不敢一个人睡。”“那.....就再找一个仨!”                “你看你妹子说的,我这半老徐娘,又拖个油瓶,谁还敢要?”“还真不用说,打着灯笼也不好找,我这次呀,就是带着任务回来的......”然后,她就把新疆王排长的事讲给了许淑华。

“嘿,还真那么回事?”许淑华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你容我想几天......”晚上,许淑华把这事侧面给女儿小蓉讲了,这小姑娘就闹着要跟姨娘一起去新疆。

三排长老婆就在探亲的这段日子里帮忙着把这事两头拉扯,最终成功了。

许淑华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家里的一切事务,办好一切该办的手续,随表妹坐火车到了新疆。

她们先在三排长家住下。

大家听说三排长老婆给王排长带回一个老婆,都争先恐后跑到三排长家,只见许淑华白白粉粉,上身穿一件碎花夹袄,下面一条蓝色平脚裤。她女儿小蓉也是穿的清清爽爽。齐口称赞三排长老婆干了件天大的好事。

老连长也代表王排长前去征求许淑华的意见,看这婚事如何安排。许淑华见到老连长,有点不知所措,她说:“连、连长,我、我表妹把情况都说给我听了,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就不要那么闹腾,简简单单就行了,而且,我还有个姑娘......”后来,由老连长主持,当证婚人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说起婚后生活,他俩都乐滋滋地笑。女儿小蓉已上初二,在9连学校住校,周六回来。

据王排长私下告诉我,许淑华原来曾学过赤脚医生,会针灸、推拿,在家没事就帮王排长按摩,时间久了,现在王排长是精神焕发、性功能也有恢复了。

 

 

第三十四章 加急电报

 

回到学校后不久,团政治部也给学校送来了一份《祝贺信》,对我班同学在十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完成支援三夏任务的事迹予以表彰。

这时已是同学们上初三了,为加强同学们的基本功训练,我就利用时间刻钢板,给大家油印了不少学习参考资料。比如关于同义词反义词的、关于关联词的、关于排比句排比段的等等,反正我在江苏姜堰的陈凯老师、阿克苏四中的石红菊老师给我寄了不少有关资料。还有加强了单元测验,不计分,但可作参考。同学们也积极认真配合,努力完成布置的作业,提高了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

正在我一门心思带领同学们攻关学习的时刻,1978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

“父病危速回”!

我的一颗心一下凉到了冰点,两只手在微微发抖,泪珠也不由自主滚落下来。

当时妻在小学教二年级算术兼班主任,班上有近60位学生,也是相当的忙,无法脱身。

最后商量结果,只有我带着儿子小杰回去。

我给学校请了假,程天良老师的妹夫在阿克苏地方运输公司开车。这样他给写了一张条子,我到阿克苏他妹夫家,然后帮找了辆便车,在大河沿上了火车。“哐噹哐噹”三天四夜,到达南京,下了车,先到了我二哥的住地:南京大学宿舍。

这时,我二哥陈仲已是南京大学教师;他是毕业后留校,并于1968年结了婚。嫂嫂洪祖荫是泰州巿人,原在泰县人民医院医生。

听二哥说,父亲一直高血压,上半年摔过一跤,这一次也是下床时又摔倒了,比较严重。他前天刚回去,然后由嫂嫂出面找到一去姜堰的便车,我和儿坐上回到姜堰。

一进家---这时我家还住在北大街刘家桥巷,只不过是房东家将原4号的大门给封了,出入都从他3号。家中没人,房东大婶告诉说都去了县医院。我放下手中的行包,拉上儿子就直奔医院。

到医院门口传达室,那老头见我一身穿着(我当时穿着一件羊皮袄,由于刚下车,满身是土)死活不让我进。

我只好哀求地给他说:

“老先生,我的父亲在里边住院,你,你看,这是电报。”我赶紧掏出《加急电报》,他看了,说:

“啊,是陈爹家.....?"

“是,是,我是老三。”

“真是的,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快,快,去吧,在脑内科三楼。”

我急匆匆赶到病房,母亲和弟弟守在床边,只见父亲半闭着眼躺在那里。母亲走上前拉过小杰,轻轻地对我摇了摇头,我心底里似乎清楚了母亲在对我说什么,但我还是轻轻地走到床边,匍下身子低下头说:

“爸,爸,我回来了,来看你来了。”又拉过小杰:“快,叫爷爷。”

小杰走上前,大声叫喊:“爷爷,爷爷!”

这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睁开了眼,看了看小杰,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一会又闭上了眼。

母亲告诉,从倒下那刻就没有再说一句话,但好像心里明白。

这这样,我们在医院轮流守护着。

清明节那天,大哥陈乾也带着小儿子文庆回来了。这是自1956年他去内蒙后我俩的第一次见面。

据说,大哥去内蒙后,不久就成了工厂的生产骨干、文体的积极分子,几年后就带上了徒弟。后来,大哥和两徒弟中的一个叫刘翠仙的石家庄姑娘好上了。但由于当年国家“缩短工业生产战线,精兵简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政策,1962年初,刘翠仙被下放,她和大哥结婚后,就成了"家庭妇女",63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晓云,以后又生了两儿,生活十分艰苦。

见我后,他憨厚地对我笑笑,简单地问我什么时候到家的,不再开腔。性格有点像父亲;只见他身穿一件蓝色羊皮大衣,一顶皮帽,也是一身灰尘,人显得特疲倦、特憔悴、特老态;满口河北腔,没有了家乡口音。我虽然也一口南腔北调,但江苏口音不改。

他第二个儿文庆与小杰同年,小月份。两人见面不到十分钟,就一起玩得分不开了。

 

第三十五章 父亲病逝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自幼学徒,一生平淡,没有干过有轰动效应的事情,一辈子像一头老牛,默默地在干着属于他的那份工作。

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生了六个儿子,除两个在解放初夭折,另四个中,一个被送到内蒙,一个送到新疆。他留给儿子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他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老实本分”的天性和“不善言词、与世无争”的良好品质。这是用金钱也买不来的传家之宝。

父亲14岁学徒,躲过了国民党的抓丁,在一家布店铺跑起龙套:从劈柴生火到端茶送水,慢慢站起柜台,最后当上账房先生(会计),全凭自己努力奋争。这就耗了他整20年光阴。

由于在祖父手中将祖上房产卖去,“陈”家就成了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镇乡结合处到处租借房屋,真正是颠簸流篱。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父母常常怀抱着我,手拉着两个哥哥和一些亲邻到附近乡下躲藏。以后,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是国民党猖獗,姜堰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陈毅元帅曾亲率部队驻扎黄桥,在苏北一带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战斗。到1948年秋,家乡获解放。我就是伴随着战争的枪炮声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以前曾听母亲说过,我小时候没有奶水,是用米汤一口、一口喂大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下边有两弟弟夭折了,没能活过那个年代。到1950年我们家搬到街上“刘家桥巷”才过上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和比较稳定的生活,虽然父亲薪水不高,但一家人勉强温饱平安的生活过来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送饭。那时他在姜堰坝口东街上一家棉百商店当会计,闲时也站柜台卖布。店里的伯伯叔叔都很喜欢我,都要斗我说笑话。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店里聚餐,父亲也带我去了。我有一个坏毛病,一吃饭就要喝水。那天在我去倒水的时候,不知是谁偷偷将一瓣生大蒜头,埋在我饭碗里,我坐下吃饭,那时的小孩,能捞上一顿丰盛的美餐是不多得的,所以吃起来是狼吞虎咽,不想那生大蒜被我咬了,突然,辣的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张开大口,边哭着,边往外吐。那些叔叔伯伯都笑的前倾后倒,哄然大笑。

我父亲不善言语,很少和别人说话,与我们也没有过多言语。每月月初将发的36元薪水交给母亲,没到月底,家中没钱化了,在母亲的絮叨声中,父亲仍像个木头人似的,默默无声地端起那清汤寡水的面汤“呼---噜、呼----噜”喝下去,然后倒头睡下,“呼噜---呼噜”打起鼾,惊天动地!

给我的印象:不管外界或家中发生天大的事,他都能忍受,都是这种默默不语的样子,或者将家中一些破旧的东西,什么破锁、旧拉链翻出来捣腾、修理,都是一声不吭。

其实,我们也清楚,父亲有多少苦楚,他没有地方述说;一生的艰辛,在他内心深处深藏着一种对于亲情的愧疚和无奈。由于家境贫寒,全家包括祖母、母亲、弟兄数人,全靠父亲一人每月36元的工资度日。

那是1974年9月,离家十年未归的我,带着妻、儿从新疆回去。已经是67岁的父亲才感到有了一点欣慰,露出了难得的笑脸,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虽然这时的父亲已显得有些苍老,背有点佝,但他还是整天扛着3岁的小孙孙到店里、到街上蹓达,精神特别的好。

是呀,在父亲特别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远在天边;是我们给予父亲的太少太少,而今他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又能为父亲干些什么呢?

大哥和我,以及弟弟围守在父亲病床前,望着他那瘦削的面庞,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我们只有在默默地流泪。

4月8日快中午时分,母亲说这多日大家都没吃上一口热饭、菜,她让大家回家去搞点吃的,我坚持说守在医院,这样母亲和哥、弟回去了。我一人守在床边。

大约是12点40的样子,我突然发现父亲的身体好似动了一下,我匍下身子,一看,像有一种不祥兆头,口中马上叫喊:

“医生!医生!”

一个大夫进来,翻开父亲眼皮看了看,说了声:

“不行了,准备后事。”走了。

这时我整个人也像散了架,没有了主张。同病房一位年轻人说:

“我知道你们家,我去通知。”

不一会,母亲、大哥、弟弟都哭着来了,请几个工友,用担架将父亲遗体抬回家;一方面给南京二哥发了电报。

 

 

第三十六章 化悲痛为力量


    家中临时设了灵堂,在堂屋中间,用两条长凳、一块门板搁起,铺一块白褥单,父亲的遗体摆放在上边,身上盖一块白被单,头上罩一张面巾,点天灯、烧香,一切按家乡的习俗进行着。

我们弟兄几个立即去父亲单位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家报丧。

中午时分,二哥和嫂嫂及他们的女儿回来。单位领导和亲戚家的婶婶,伯母都来了。

大哥、二哥就忙着和单位上来的人商量后事。

我就是负责夜里守灵。

第三天出殡,在棉百公司的一间会议室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父亲,你操劳一生,你付出了你自己的一切,而你应得到的,作为儿女,却没能给你,在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都远在异乡,你让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

事情办妥后,我们兄弟一起商量了“母亲”的问题。

因为四弟陈建此时虽已23岁,但在“三机厂”每月不足20元的工资,他是负担不了赡养母亲的这一重任的。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的一生就是依靠着父亲,为这个家操劳,多少年来,用父亲每月拿回家的为数不多的30元钱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每到月底,她就愁眉不展,东挪西借。每到我们弟兄三开学要交学杂费,虽然只有区区几元钱而家中也拿不出,我们弟兄都要哭一鼻子,母亲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1954年为了支撑这个家,她单枪匹马去泰州给别人家当保姆。1956年家乡发大水,一天,她去河边洗衣,不小心脚下一滑掉到河里,被几个船工救上来,差点丢了性命......最初母亲没有自己的名字,嫁给父亲后正式叫“陈黄氏”。我记得大约是1953年,那时学校作为一项任务,安排学生给自己的亲人和邻里扫盲。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就担起教母亲和对门一家婶婶学习文化的任务。母亲就是在这时才多少认识了一些字,才正式启用了自己的名字----黄如珍。60年代,她不仅操持这个家,还在居委会跑跑腿,搞点社会工作。

母亲正是以她宽阔宏大的胸怀维护着这个家,以她那宽厚仁慈的品质熏陶着我们弟兄的成长。

现在父亲走了,母亲失去了依靠,今后生活......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大哥、二哥和我每人每月寄5元回家。母亲表示没意见。

我们几个跟母亲照了一张没有了父亲的“全家福”。

然后,二哥回南京,弟上班。母亲说,有一远房姑妈在上海东宝兴路,她要去一趟。所以她就随我和大哥去了上海。

大哥从上海买票直接回了包头。母亲随我和小杰去了一趟蕴玉家,两亲家总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吃了饭后,我领着母亲找到东宝兴路上的远房姑妈家,姑妈很亲热地招待我妈住下,让她多玩些日子。

我和母亲分手的时候,她交待了我一句话:

“三,你回去新疆有时间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调回来,回姜堰,啊!”

我在上海待了没几天也就回了新疆,和蕴玉一商量,当月就给母亲寄去了8元(我将5元标准提高到8元),以后稍好一些我就改寄10元、20元,一直坚持。

这时,初三年级已进入最后冲刺,我也化悲痛为力量,立即投身到战备当中,和同学们一起起早贪黑,这时候已要求每一个同学晚自习必须到学校,我也就守着他们,为他们释疑解难。

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我与靖钰等50多位同学共处了三年。

她们升高中后,我因带上新的班工作忙就没有与她们联系,而她们也因高中功课紧也没有找过我。以后我又调离新疆到贵州工作,相互间更是没有了音信,一断就几十年时间!

一直到2002年后才得到消息:靖钰在上海一家银行当行长,甘爱萍也在上海某大学教师,两人事业、婚姻都美满,靖钰的一个女儿送在英国学习;朱永红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按靖钰说话:“我们仨,朱永红人长的最好,但命运最不好。”据说,前些年朱永红在乌鲁木齐工作时离婚了,后来调到广州,现在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2004年2月我与蕴玉在上海,靖钰与她先生赵戈飞专门宴请了我们,甘爱萍及郭亚芳(也是六团一中的,与靖玉同级不同班)陪客,我们见了面,朱永红原说要从广州过来,但临时未买到票。


           

第三十七章 从“O”开始


    送走了一个班,又迎来一个班,一切从零开始!

新接手的这个班,不再像靖钰的那个班,成绩是参差不齐,而且普遍的比较差。再就是纪律也比较松散。

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先从抓纪律入手,再逐步提高学习成绩。

刚开学,首先从排座位开始。全班同学在教室外排队,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再依次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张课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张课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以前在他们中就行不通,非要男生与男生坐,女生与女生坐。我在给排座时如有哪位不干,我就将他作为编外,让他自己去找学校另外安排,这一来,还真镇住了几个不太听话的同学,都乖乖就范。

我想,只要这第一炮打响,就不怕后来人了。

当然,我也仍然利用了我的“杀手锏”:家访以及个别谈心。

这前后花了大约4、5周时间,几个课任全班50号同学的家基本跑了个遍。老师反映,上课的纪律有好转。

当时原9连指导员严兴高已调到团部一个部门,也跟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女儿小四--严兵,也在我这班。我征求了几个课任老师意见后,决定大胆启用:

严兵当班长!

当时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居中,但听话,尤其以前我在基建连就认识他们家,与他爸也算是朋友。这样,她也就与我贴心。当然,那时我是在班里选班长时,适时提出了我的建议。先是大多女同学举手赞同,后有部分男生也举手了。超过半数,算是通过!

在学习上,我采取的是“盯”的办法。只要有空,我就带上我的备课笔记,在教室后边的座位上坐下,跟他们一同上课。一方面对我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方面对个别上课不用心听讲、做小动作、交头接耳的同学,就是一种警示。他们不捣乱,大家专心听,慢慢就听懂了,学习上去了。

再就是晚自习,我一般不把语文作为重点,而是在他们的数学上和他们一起下功夫。有一次,祝校长在检查各班晚自习,看到我在黑板上和他们讲一道数学题解,还愣了半天,才明白:我不是数学老师。后来他也曾找我谈话,让我改行教数学,我没敢答应。

经过几年教师生涯,我更加清楚教师这种职业是伟大、神圣的职业。

教者,就是教书,教学生如何做人;师者,就是表率、榜样。

如果你哪样没有做到,你就不配是一位人民的教师。

当然,我会努力去做的,一定!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蕴玉患了一种不知叫什么的病。

那是1979年4月22日夜一点左右,我突然被一声惊叫和随之而来的一阵抽搐惊醒。我立即打开电灯,只见蕴玉两眼翻直,眼珠子一动不动,两片嘴唇青紫,两手在一阵一阵地抽,两手冰凉。我一下子吓呆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凭着以往知道的一点小常识,我赶紧掐住她“人中”部位,但不管用。我赶紧下床披上衣服奔向学校卫生员家,敲开门,急急巴巴讲述了情况,卫生员也急忙拿上听诊器到我家。这时蕴玉已平稳的睡着,嘴巴在“巴答巴答”像吃东西。我用手轻轻推醒她,她蒙蒙糊糊,说:

“干什么?”

我说,你刚才怎么啦?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只是头晕,想睡觉。”

卫生员被搞的一头雾水,只是说:

“大概是心脏病发作。这样,明天我去卫生队给拿点‘炮弹’,你备着。”

“炮弹?”

“医学名叫亚硝酸异戊脂。”

 

 

第三十八章 批准入党


    说老实话,那天夜里可把我吓坏了。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的第一次,我真怕蕴玉就这样死在我的手里。

她一会儿就睡着了。儿子是一直没有被吵醒。

我斜躺在床上,不知不觉想起了当时我给父亲守灵的情景:

第一天夜,他们陪我到11点多就各自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坐在父亲遗体旁的椅子上,一会给长明灯加点油,开始倒没觉着什么,可到了下半夜,万籁寂静,我似乎有点害怕起来,外边风“呼、呼”的吹着,门一会“吱、吱”的响动,或突然那个地方“啪”的声响,我都要心惊胆战,还有这时我也有点瞌睡起来,可忽然又好似父亲一下子坐起身子......

后来,我干脆站起来,在堂屋里轻轻地来回走,心中想起父亲的好处,心也就平和了、不害怕了。第二个夜就更没事了。

可现在,对蕴玉的这种病,我真的是非常害怕,没有一点预兆,就这样突然的来了,让你防不胜防,没一点心理准备,如果真的一口气没过来,那不是人命关天的事?

 

对这病,我去卫生队找医生打听,就是讲不清是什么病。我也写信上海,他父亲和哥、姐都来信说,家中谁都没这病,祖上也没有人犯这病。

就在这年9月3日的夜里,蕴玉又这样的来了一次,所好,当时我就安卫生员教的方法,用手帕包住“炮弹”,两手一捏放在她鼻子边,这时一股“臭氧”的味道充斥整个房间,她这一嗅,还真灵,一会气就顺了,同样只是感觉头晕。

不过,第二天早晨照样正点起床,我去学校食堂打回来稀饭和馒头,她和儿子吃了就去上班、上学。从没影响工作。上班也完全正常人一样。

下边该说说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了。

自1975年3月我调入学校,基建连周副指导员将我在基建连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替我转入学校党支部,我就努力按《党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去做,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按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也参加多次党支部组织的党课学习。

因为我曾经在一次学习会上发言称:

“当然,身上的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全部暴露。我刚来学校,好似刚刚谈恋爱的一对男女,互相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多是优点和美好的一面,很多劣性或毛病往往是不轻易暴露出来,只要一结婚,毛病就来了,什么不洗脚睡觉、什么像个女人喜欢唠唠叨叨。一个人的坏毛病只有时间久了才会暴露,所以我希望党组织对我多加考验,长期考验,我一定经受得了!”

所以我一点也没有着急,听由组织对我的考验。一定不能拿自己身上的某一优点去对照别人身上的缺点,一定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别人都是缺点。

我曾经听见有些写了入党申请的同志说出这样的话:一开始自己积极要求入党的时候,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可是党组织就是不“吸纳”;而当时间久了,自己的思想有了松懈,都有点麻痹了,有点想打退堂鼓了,自己又不合要求了。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要求入党的同志,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既然在思想上有入党的要求,就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打算,也就是说,要经得起党组织的长期考验,切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发生动摇、打退堂鼓。

总之,我可以说是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

1979年10月份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李国英老师和学校会计魏灵华二人为我入党介绍人。

11月12日晚上,学校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并一致举手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

这是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此,我以更高的要求努力鞭策着自己,用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第三十九章 车过“乌鞘岭”


    转眼到了1980年1月下旬,学校各项工作圆满结束,学校领导研究决定,在春节前搞一次大会餐,好好犒劳这些辛苦了数年、奋战在一线的教师们。

后勤也就忙碌起来,挑一头肥猪杀了,就在高中一教室里,将课桌拼成八桌,全体校职工参加尽情地、美美地吃了一顿,一个个吃得油光可鉴。餐后又自由组织了一个小型歌舞晚会,大家尽情玩乐,呈现一派团结、祥和、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就在这一天,祝善生校长提议:回上海过春节。当时就有程天良一家,徐佩采一家,校长一家,后来,我跟蕴玉商量,也同意了。一共四家,十多人一起,由天良去阿克苏找车,去了乌鲁木齐。

那天,已近年关,候车的人特别的多。我们去上海的车次开车时间是明晨3点10分。

因为刚下过一场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气温在零下6到3度。

候车室是人山人海,都在地上铺上褥单,东倒西歪地躺着坐着。

已经是晚上11点过,我们几个在里边找到一片空地,也在地上铺了被单,在上边休息。

候车室里因有空调,一会人就感觉到暖洋洋的,人也有点犯睏,但都不敢睡觉。

因为候车室内,有一帮小年轻歪戴着皮帽,三三两两在旅客之间游动,一双眼睛“滴溜溜”东张西望。

到夜2点多,开始检票,人挤人特别的人多,我们几个一起相互拖、拉着检票上了车,在一三人座两边占了6个位置。上车时又碰见工程连的肖卫生员,她带了个不到3岁的小孩,就跟我们挤坐在一起。一会车厢里过道上就挤满了人,吵吵闹闹,显得又闷、又热、又燥。

这时,蕴玉就和孩子们钻到座位下边铺上被单,躺下休息。肖卫生员将孩子放在座位上睡着,她则用包包垫着坐在旁边。我们几个就打起了扑克。到白天就轮换着钻在座位下囫囵睡个觉。

那时候,虽说已坐过几次火车,但从未买过卧铺,也没有探亲报销一说,都是自己承包了。所以有句话说:我们在新疆十几年,积蓄的一点点血汗钱都拿去铺铁路了。

每次坐火车,就自己早先带块单子,或几张报纸,晚上就钻在座位下“呼噜呼噜”睡觉,不过习惯了也就自然。

第二个晚上,我们几个照样打牌,蕴玉带几个孩子在下边睡。肖卫生员也仍然是坐在边上,看护着她的小孩。

到夜1时,只见肖卫生员突然惊叫起来:

“不好,不好,蕴玉老师抽风了!”

她这一叫,大家被搞得莫明其妙,而我将手中的牌丢下,第一个跳起来,赶快去提包里摸出“炮弹”,又钻到座位下施救。

 

一会,我对大家说:“她犯病了。”这样,大家让出一三人座,七手八脚将蕴玉抬到座位上来,让她躺在上面。

我简单将蕴玉犯病的前前后后给大家说了说,大家也就不再打牌,他们让我倚坐在蕴玉边上,交待我“小心点”就自己钻下去休息了。

我一边看着蕴玉,一边祈祷着,让她好好休息,不要再发生第二次,因为我只带了两粒“炮弹”。

慢慢我也迷糊地打起瞌睡。突然蕴玉又一次抽搐,两眼翻直,我也一边取出“炮弹”,一边嘴不停在说着: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大家被惊醒,这时是早晨5点钟,祝校长提议,去找列车长,看车上有没有医生。

这时车厢过道是横七竖八地睡着人,我和祝校长就这样艰难地找到车长,向他说明了情况。车长意见是,第一,前方停靠站是兰州,病人可以下车;二可以利用车上广播找医生。考虑下车后也不好办,我们就让广播找人。

不一会,从前边卧铺车厢来了一人,他听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又把了会脉。说:

“没大问题。心脏早博、有停跳.....”他停顿一会,又说:“问题不大,我们刚才经过的这地方,叫乌鞘岭,这一带海拔高、空气稀薄,加之车厢里人太多,空气浑浊,人又睡在地下。”

我急切地问:“还会不会再犯病?”因为到上海还得一天一夜多时间,我说:“我带的亚硝酸异戊脂已用完了。”

他说:“看问题不大,这样我那边也有个病人,是我父亲,跟她的病有点相似,我把药给你留些,到上海不会有问题。”

只见他从随身带的药包里掏出一个标有外文的药盒,从中取出一板给我,说:

“这药是美国产的。”

我是千恩万谢,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只支支吾吾说是乌鲁木齐什么医学院。问姓名他也不说。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心中对这位热心人再想说声“谢谢”,可又不知他姓什名谁、哪个单位。我今天将这事记录下来,希望有朝一日,这位恩人能够看到。如果是这样,我的心也就会得到安慰。

 

第四十章 家在那里


    终于躲过一劫,2月3日,我们平安到达上海北站。出站后,大家约好节后会面的办法,就各奔东西了。

我和蕴玉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上行包,儿子也爬上去,径直走回到武进路家中。

春节过后,我们全体到祝庄祝校长家聚会,玩得尽兴。然后我们一家就又回到苏北--姜堰。

可这一次回去,我的心冰凉到极点,我们已经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家!!

一下汽车,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到我们住了有30年的“刘家桥巷”,可进门一看,家中摆设已全部变样,这时房东大婶告诉说:

“已搬出去有一年了。”

他家老五说:“我知道地方”,就带领我们去了。七拐八弯,到了镇郊,经过一片菜地,来到一屋,老五说:“就这里。”

我们走进一院子,看见我母亲坐在凳子上捡菜,我说:

“妈,我们回来了。”

“是,是老三,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进院门是个小天井,里边一屋子,分东西厢房。

 

原来,因“刘家桥巷”房东王家的六个儿子相继长大,早几年就让我们家搬出去,后来我父亲去世后,第二年,我弟结婚,就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刘家桥巷”这边暂时还给我母亲留了个铺的位置。

现在这里东厢房就是我弟结婚时的新房。

中午,弟陈建和弟媳汤红梅下班回来,见到我们都很高兴。弟媳汤红梅在县胜利织布厂上班,中等个子,人很热情。

弟和弟媳将房子让给我们住,他们在外边打游击。

弟弟告诉我,就现在这房子也是临时租的,马上就要搬到厂里腾出的一间库房内,那里要大些,母亲也能搬住到一起。

后来,我听说弟又先后数次搬家,一直居无定所,四处飘荡。这是后话。

当时,我听着越来越感到心中发凉,我悲愤地想大声呐喊: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心想:这姜堰这么大,难道就容不下我们姓陈的一家。我想,母亲不是曾希望我回到家乡,回到姜堰,对,我要回来,回来最起码买一套房子给我母亲遮风避雨。

没有待几天,我们就又回到上海,正好蕴玉北京的二哥和在安徽的三姐都回来上海,一家人欢聚一堂。二哥是北京调干生,在某单位搞行政,他问了我们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三姐夫在合肥某交通学校,我们也互相聊了些各自的事,没几天,我们就又回到新疆。

回来后,我一方面积极工作,一方面私下在活动,看能不能调动。

我去找了团部组织科长汲淑云,她原来曾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后调团部组织科任科长。

我将我的家庭情况和母亲的处境给她说了,她表示同情,并说:

“我看看,如有可能,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并给我说:“只要那边要,我们这边就放。”

所以,我就立即回去给泰县人事局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提出要求调回家乡的愿望,还说了不少大话:什么要为家乡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什么自己的下半身是属于家乡人民,等等。可是等呀等呀,一直到9月收到一封回信,提出要我提供两个《证明》(具体内容已记不清),而我也根本无法来提供这两个《证明》。

这时我想起,前不久在上海,蕴玉二哥曾说了一句“他有个校友在贵州省工作,管人事。”

我立即动起脑筋,连夜给北京写了一信,说明想调动工作离开新疆的想法。我也同时将这信抄寄安徽三姐。

在我心里,也是很矛盾,当然能调动到江苏老家是最好,但回到老家又没有房子,这可是个大问题;是呀,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给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人予以保护,连一所基本的房子也没有,那还算什么男人?!我不愿意回到家乡也像我弟那样,今天租住在这,明天又搬家租住到那......

记得当年我从白米粮站回到家后,当时在泰县县政府生产办公室蚕桑股工作、家住在扬中县、也是苏州蚕校(大专班)毕业的一位校友,曾介绍我去他那里帮了一段时间忙,在黄石乡,那些蚕农是一家一户的很分散,东一家,西一家,我是到处跑,也是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生活很不安定,待遇也很低。要多少年才能有钱买房子?想到这,我也很犹豫...... 

我的家究竟在那里!?

 

 

第四十一章 商调函


    从上海回来不久,祝校长两口被调到阿克苏地区机械工业学校,莫璟老师因爱人在江苏省泰州,也办手续调了过去,数学老师谢万富调去四川广元,蔡文绍调到福建三明巿,后又举家去了加拿大,有好多人都在联系调动。有消息称:如两口子都是上海知青,可以返回上海;而如果有一方不是,那就不能返回上海。所以蕴玉心里很着急。

很快,到了11月份,地处塔里木河下游一些团场的上海知青大批涌向阿克苏,要求返城。

真是的,那段日子真是搞的人心惶惶。

也是病急乱投医,我除了给家乡的人事部门写信,同时又多方联系。当时的想法是,先调出去再说。

当时就连夜给我老家、安徽蕴玉三姐,以及北京二哥写信。

很快安徽回话,可以帮联系到金寨,我和蕴玉商量,不理想,就回绝了。

而8月份就开始联系的老家一直没有消息。

11月10日,蕴玉二哥与贵州联系,贵州有了消息:可以考虑我们的调动问题。接着就给阿克苏地区农垦局组织部发出商调函。

而到1981年1月才接到老家江苏省泰县发来的《干部商调函》,如下:

“干部商调函   泰人(80)协(进)字第166号新疆阿克苏地区农垦六团政治处:

XX同志因照顾困难要求调往我县工作,请按下列(3)内容办理:

1、你处能否安排,请速函告,以便寄档;2、目前能以安排,现将该同志档案退回;3、请先将该同志档案、近几年的表现、身体健康状况及爱人情况等材料一并于81年1月30日前寄来,待研究后通告;4、同意调入,分配           工作,如能服从分配,即于 月    日前来报到,否则不予接受;

5、同意调你处工作,现将其档案、现实表现及身体健康情况等材料寄给你们,请速函复;

6、因工作需要和其他原因暂不同意调出;7、拟我县          同志与你处         同志对调,是否同意,请寄档案或函复;

8、与          同志对调,未发调动通知之前,请勿介绍;

9、附:干部登记表一分,请组织上详细填写后,随档案一并寄来。

江苏省泰县人事局  1980年12月31日

接到这《商调函》后,我感到有一点不如人意,第一是时间比贵州晚了些,再就是只商调我一人,没有蕴玉的。我心中感觉一丝不快。不可能我先回去,再“商调”她吧?

所以,我立即找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并具书面报告,提出:“因我父亲1978年去世,家中仅有老母和一尚不能独立的小弟(我大哥1956年支援边疆建设去了内蒙),生活困难,本人曾申请调往原籍,但因种种原因,这期间,我们也多方联系调动。现老家泰县来《商调函》调我档案,而此前贵州方已将我们的档案调走,可家乡的《商调函》却来的晚了一步。当然,我们主要是为了照顾、赡养我母亲,才申请调动,但基于当时心切,想可能江苏暂不好进,先去贵州后再逐步设法往家乡调,反正贵州离家乡要比新疆近些,现既然泰县已来函,我们还是愿意去泰县,以供养老母。特请求领导帮忙,通过组织出面,向我家乡泰县如实反映我的情况,本人要求:为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否可按贵州的手续办理,我们先到泰县报到,后再向贵州索取档案。”

团部组织科也帮我给发去信函:“贵处发来的(80)协进字第166号干部商调函(商调我团一中XX同志)已收悉,因该同志等不及贵处复音,又向贵州进行了调动联系,现接贵处来函,该员仍愿去贵处。该员所述情况属实,望贵处念其家庭应有困难,而给予照顾,尽可能按本人的要求给予联系,为盼,并望予复信。”

 

 

第四十二章 泪别新疆


    接到江苏省泰县人事局1980年12月31日发出的《商调函》,而实际上,我和蕴玉的档案等材料已于1980年11月15日由团部组织科发去贵州,贵州也给我发来信件,说:“收到档案安排后即发调令”。

真是事不尽人意。但也是没有补救办法,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只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贵州来的调令。因为对于“贵州”,我们对她的认识还是一张白纸。

语文教研组潘国祯老师是贵州黔南人,水族。我们向他打听,他说他已经在外边三四十年,现在的情况他也不清楚。只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贵州的顺口遛:什么“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还有什么“鸡蛋串起卖、头上顶锅盖、汽车比火车跑的快、妇女背起孩子谈恋爱”,说得我们肚皮都笑疼了。

1月24日夜下半夜起下起雪来,第二天又下了整一天,整个大地一片雪白。这在新疆也是不可多得的,大家高兴地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

2月5日春节。这天,就在我们小小的房间里,搬来几张课桌,生起小煤炉,烧了有十几个菜,请来一些老师、朋友一起聚了一下,祝校长一家也专程从阿克苏过来,大家对我们到新的单位寄予新的期盼,说了不少勉励的话语。

节后,2月7日,又收到贵州来信:“令已发出,2月底报到”。

就在焦虑中等待,直到14日,团组织科通知:接农垦局电,让“办好手续,来局报到。”

当到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办好手续,我的心情又是特别的难受,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对自己说:

新疆,难道就这样地离你而去,我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7年,我的爱情就是在这片土地萌发、开花,我们的儿子就出生在这里,我和我爱人的青春年华基本都奉献给了妳,可以说,妳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而今却要真正的离妳而去。

新疆天山溶雪流下的水清又清,是它滋润着新疆广袤的大地,虽然我们生活是在南疆,但一眼就能看见妳那雄伟壮丽又白雪皑皑、巍峨耸立的身影,多少次曾激情想写下妳的雄姿,但终因自己水平有限而找不合适的词语,如今,我们却要远离妳而去,但妳仍将永远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思念、回想和留恋。

我们要真正的感谢新疆,正是新疆十几年的锻炼,使我们得以坚强,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的决心和期望,在逆境中奋争的勇气和能力!是六团一中圆了我从小当教师的梦!

接下来,我们就整理东西,一些物品低价处理给他人,一些物品如锅碗瓢盆就送给朋友,所好原在基建连时我曾经请连队木工打下一大箱子,正好将一些东西塞在里边。共装了大木箱一件,皮箱一件(两只),床一件,木板两件,行李一件(两包),旅行包一件(三只),以及一些小件物品。

办齐了一切离开的手续,租了一辆卡车,19日上午7:45我们坐在卡车顶棚的行李上(有蓬布),离开了六团。那天来了很多人送我们,感动得我和蕴玉热泪盈眶。

那正是天寒地冻的日子,坐在车顶上,不一会我们就冻的够呛,儿子小杰当时已经虚8岁,他一个劲叫冷,我和蕴玉挤靠着,又用皮大衣将儿子包紧坐着。当晚住“二八”台站,第二天早不到6点,司机就起床,用喷枪烧化开被冻住的机器,然后就出发,中午在库尔勒站休息吃饭,就一个菜:炒鸡蛋(3个蛋)1元8角钱。紧赶慢赶,到夜里1点到达大河沿站。

一直等到下午才总算办好行李托运手续,购了两张硬卧票,21日晚10:38坐上乌鲁木齐至郑州的火车,然后在23日下午17:52又从兰州转车往成都,24日夜在成都火车站招待所住一晚,25日上午11:15乘上成都--贵阳快车,26日中午到达贵阳。下午3:45转乘贵阳--柳州慢车晚8:30到达都匀车站,结束了我们的长途旅行。

从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到大西南(贵州),这是一次历史的大跨越,面对我们的是一座既古老而又新颖的城市,而迎接我们将是一场新的挑战,是对我们命运的挑战。

我们将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我们能够战胜命运的挑战吗?

 

(上部完,请继续阅读下部“贵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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