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现在价值”及其他

 

我们老钱家的理群兄的一篇旧作《“鲁迅”的“现在价值”》（以下简称《价值》）被翻出来了，只是我以前没读过此文，依旧感觉新鲜。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亦是长者，行文自然免不了老师教学生的韵味；我属草根一族，资历浅薄，偏喜好班门弄斧，于是也来凑个热闹。

    《价值》的立论基于这点：“提出并突出‘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最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以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却恰恰忽略了‘现代(二十世纪) 和中国’，即使是讨论现代中国学术和文学，也是偏重于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学者与作家。这样，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之一再受到攻击，绝不是偶然的。’”

    看来，毛式教育功力确实非凡，像理群兄这样的博导级大家亦难以摆脱毛式教育的紧箍咒。上面引文之最后一句有画龙点睛之妙，否则我们很难弄明白理群兄所谓“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指的是啥。当年，孙中山临终前不久，在日本神户演说提出“大亚洲主义”，建议日本与西方世界对抗；这个建议后来被演绎成“大东亚共荣圈”，中国成了首先被“圈”入的国家。本文所主张的“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与上述“主义”及“圈”有没有传承关系呢？当此地球被称为“村”，全球化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阶段之时，任何恪守一个地域文化的呐喊，都表现出对于进步的抵制，体现了内心深处极度的虚弱。而鲁迅，我们无法从他的文章里发现他对理想境界的描述，却充斥着对“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入木三分的揭露与批判，鲁迅的精神只是批判的精神，恐怕唯有这种反思才是进步的动力，一切沾沾自喜的吹嘘只能导致停滞。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其实只是一种意淫，我们暂且不去细究20世纪东亚那些惨烈的经历：日寇的屠城、慰安妇、武士道，抑或中国式的政权更迭时的杀戮、大饥荒、文字狱。仅说东亚文化吧，难道日本人会认同“中国特色”还是中国人会认同日本文化？就那么一泓台海，两岸同胞有多少共识？“现代(二十世纪) 和中国”体现在何处？严格地说，我们现在坚持的仍是苏俄已经废弃了的遗产，一党专制，国家垄断，文化管制，都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倘若这也算“东亚经验”，只怕斯大林若醒过来就会跟我们打版权官司。

    自从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以来，汉文化就驱使无数卫道士奋不顾身地抵制这种接触。看看抵御不住，也借用鲁迅的话说：“每一新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这种逆向改变的愿望最早的著名说道应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在《劝学篇》里混用的还有“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后来就一律沿用前者了。可见，一种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无声无息地就变为地域之差了，这使许多国人轻易地便褪去了认同落后的羞怯，转而化作捍卫本土的豪气。毛先生进一步修饰张之洞原创，将其改成“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体”被隐藏起来，“洋”也罢“古”也罢，都只不过实用工具而已，用得上就用，用不上的则弃之如敝履。

    如是，成功的革命家历来是些不择手段的谋略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言：“革命成功有两个途径，或以武力或以诈取。”孙中山若受冷遇倒好了，可惜没有。此君为其夺权成功，什么民族利益皆抛诸脑后，既勾结日本，又勾结苏俄，不惜以出让福建、东北、外蒙之主权为交换，视民族大义为粪土，就连那部“新三民主义”也是苏俄顾问修改审定的。至于老毛，连阴谋都可以说成“阳谋”，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已经到了理直气壮的地步。如今，其他都不用提，每一张人民币都变成他的头像了，这使得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要跟他见面，谈何“遗忘”？至于鲁迅，凭什么不能“攻击”呢？恐怕鲁迅在天之灵也不会抱此奢望的，他老人家是被老毛假惺惺抬起来的，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预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老鲁门神一般替老毛职守了几十年，也该回归人的地位了。理群兄把鲁迅用引号囚禁起来，作为一个“符号”，大抵是不许脱去他身上穿着的门神战袍，好继续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站岗放哨。

    理群兄认为老鲁的“现在价值”之二便是“革命”。虽然他辩解说：“‘革命’是与‘改革’、‘不满足现状’、‘批判’、‘反抗’、争取‘沉默’的国民的基本权利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属于诡辩，革命就是革命，改革就是改革，余类推，决不会因为“鲁迅的概念”就可以胡搅蛮缠。窃以为，鲁迅的思想误区恰在于鼓吹革命，可世间一切人权的进步没有因革命而获得的，恰恰相反，基本上所有革命胜利带来的都是人权灾难。萧伯纳在《革命者的箴言》里称：“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这大约属于土壤的缘故，英伦文豪与中国文豪的思维深度还是有差别的，萧翁的“现在价值”比鲁迅要高。这也许应了鲁迅那句话：“思想不深的处所，怎么会产生出大的文学和大的艺术来呢？仅盛着一二分深的泥土的花盆里，不是不会有开出又大又美的花的道理么？”（《出了象牙之塔（十三、思想生活）》）

    文章称：“鲁迅说的‘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内涵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平民一边。这是能够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的。”鲁迅确实有诸多“革命无止境”之类说道，但也说过：“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作为事例，苏俄通过其爪牙掀起的“五卅反帝运动”不可谓不轰烈。然而身居风暴中心的鲁迅，非但没有积极支持的表态，除了对于死难者略表同情之外却不乏对组织者的冷嘲热讽，竟至放出“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全都放倒，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忽然想到（十一）》）这样的狠话来，“永远站在平民一边”大约只是理群兄一厢情愿的演绎。

    且不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样的结论性评价，老鲁的文章非但没有俗不可耐地讨好或恭维平民，绝大部分文章却在揭露与批判平民的“劣根性”，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劣根性”来自汉文化的陈腐内核。鲁迅的杰出之处，恰在于他对于旧文化坚持不懈的批判，例如：“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鲁迅的文章，你是读不出以中华文化为自豪的感觉来的，“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记谈话》）这也是当今那些“爱国贼”们咒鲁迅的根本。

    理群兄指责那些咒鲁迅的意见和人士，维护的只是毛时代喷淋在他身上的泡沫形象，毛心里明镜似的，所以才有断言：“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其实鲁迅自己早就明白，这才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5）》里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如今钱理群所要维护的，依然是这个“傀儡”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包着鲁迅去吓唬青年而已。

    尤其俗气的是，堂堂博导竟然跟那帮乳臭未干的愤青一样，浸泡在毛时代那种“反美”情结里折腾。本来，鲁迅跟老美毫无恩怨，老人家的文章里也没有涉及过老美，理群兄却生拉硬拽凑了句：“在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国际‘反恐’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义’。”这个觉悟令人刮目相看。难道本.拉登制造“911事件”是对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抗”？老毛当年讨好尼克松称自己那些雄纠纠气昂昂的反美雄文都是“放空炮”，理群兄却转不过这个弯来，20多年的毛式教育，30年还无力自拔。须知，霍梅尼主义一样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他也发誓要“解放全人类”，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全世界。甭管美国佬如何嚣张跋扈，至少霍梅尼主义的气焰被拖住了，美国和世界都安宁了许多，我们至少也沾了点光。无怪乎如今愤青颇众，学校的僵化教育培养不出思辨能力来，博导尚如此昏昏，何以使学生昭昭？

    这一点，在文章最后的“‘实践’问题”里表现得特别充分。众所周知，鲁迅一生都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从不搅合到政治党派里去。文章所谓：“一方面他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另一面又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际革命运动相配合，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运动。”不知“鲁迅专家”是怎样牵强附会拼凑出来的。我们知道，他曾对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了我。”当时掌控中共的李立三亲自动员鲁写文章骂老蒋，鲁答曰：“我和你们看法不同。”予以拒绝。而老鲁的大部分斗争恰是与代表中共领导“左联”的组织进行的，即使临终前不久，胡愈之请鲁迅到苏联去养病，鲁迅说：“吃了面包回来，那更非听命令不可了。”这话毕现他与领导“左联”的中共组织之间矛盾，“四条汉子”的说道最终成为毛和他的“四人帮”打击周扬等人的棍子。理群兄看来不过如此而已，他所谓“现代价值”，其实不过就是毛主义的价值观，从老教科书里抄来，编派到新讲义里去，充其量添油加醋涂抹得光鲜些，以尽职守罢了。

    综上所述，钱理群的文章无非不过要借鲁迅来作抵御进步与发展的盾牌，谓之“现在价值”。为此，发明了“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这个噱头，如鲁迅在《田园思想》所说：“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其实鲁迅的“现在价值”与其当时价值一样，并没有变，因为国民精神还没变。百余年来我们郁郁寡欢的不是什么“落后挨打”，而是亦步亦趋总跟着别人跑。从“坚船利炮”直至核弹导弹卫星飞船，以及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数码照相互联网什么的，无论巨细皆是人家的原创，我们始终处于跟从地位。缘由在于包袱太重，人家的“秘诀”也即宪政民主之类看家本领我们拒之门外，没有自由是谈不上创造的。鲁迅还说：“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象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立此存照”（三）》)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就属于“好浮肿”之病例，归根结底它是为继续抵制宪政民主效劳的。

                                                                        （2009.4.16）

 

附录：

钱理群：“鲁迅”的“现在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一、“鲁迅”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鲁迅当然就是中国的周树人，我们讲鲁迅，就是讲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他的实践。但读了韩国朋友的文章，我又有了新的思考：把“鲁迅”仅仅看作是鲁迅(周树人)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视野。

20世纪的思想与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世界性。其表现形态有两种，一是相互影响性，一是平行性。所谓“平行性”，就是说，由于面对着共同或相似的问题，就会有共同或相似的思考，“不约而同”地提出某种具有内通性的思想，产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所说的“鲁迅”，是指一批具有思想与文学相通性的20世纪世界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柳中夏教授所说，他们是“相互照射的镜子”，他们的文本是可以作“互文解读”的。

另外还有些20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一些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鲁迅影响，但又以自己的独立创造丰富、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者是鲁迅的研究者，却面对自己时代与民族的问题，阐释鲁迅，又接着鲁迅往下说，也同样丰富与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日本的竹内好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所创造的“竹内好鲁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视为“从鲁迅出发的竹内好思想”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我们讲的“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突出“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最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以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却恰恰忽略了‘现代(二十世纪)和中国’，即使是讨论现代中国学术和文学，也是偏重于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学者与作家。这样，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之一再受到攻击，绝不是偶然的。”

二、“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在一篇讲述鲁迅“远行以后”的命运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八十年代末，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

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

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

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

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

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这样的情况，在21世纪初仍在继续。

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鲁迅，言说鲁迅，传播鲁迅思想与文学，就具有某种“文化反抗，文化坚守”的意味。我读韩国朋友的鲁迅研究论著，也多少感觉到这样的意味。因为在这个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猖獗的世界，鲁迅所参与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遗产，同样显得不合时宜;“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这些年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普及鲁迅思想、文学，传扬鲁迅精神这一方面。正是要和这样的“否定鲁迅遗产”的社会思潮针锋相对，我提出了“把鲁迅精神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命题，并进行了相应的教学实践。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向青少年讲鲁迅，它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三、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看“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国际鲁迅研究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我要特别提出日本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是我所尊重的学术前辈丸山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上的《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一个分析——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来讨论鲁迅的遗产的价值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与前提。他指出：“前世纪中，各式各样的‘希望’、‘理想’出现而消失了，……严重的是，这些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有往往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这样，二十一世纪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论’、‘理想’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醒：21世纪初的中国、东方与世界，正面临着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面临着理想重建的任务。而“鲁迅”的“现在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新的挑战与新的历史要求下呈现出来。丸山升从思想与文学两个方面提出了三点。即(一)“在未来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不容易信仰现成的‘理论’、‘反抗绝望’的‘韧性’”；(二)“对本国、本民族之负面的传统的彻底的批判精神”; (三)“‘杂感’尤其是他自己叫过‘杂文’的比较长的评论的意义”。

 

四、“信仰”、“革命”与“实践”

(一)“信仰”问题如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说，理想与信仰的缺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信仰危机是特别严重与典型的。成年人社会“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的猖獗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造成了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包括中学生)中“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的玩世态度，以至“生活没有目标”的空虚与淡漠。面对青少年的精神危机，有人试图回到“虚假的信仰主义”那里，实际是要制造大大小小的新“伪士”，这是既无效也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式的“信仰主义”就有它的特殊的借鉴意义。

这涉及对鲁迅的理解。我理解鲁迅的“虚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他对“本味”的追问，形而上的思考所形成的研究者所说的“本体性的黑暗感”;另一则是现实层面的他自己所说的“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与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彻底的怀疑精神、否定批判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敢于正视现实的血淋淋的真实的求真精神;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说的“在未来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不容易信仰现成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清醒。这其实就是对“伪信”的拒绝。而唯有拒绝了伪信，才不会成为“伪士”，才有可能超越虚无，成为真正的信仰者。什么是鲁迅的信仰，这是需要深入研究与讨论的。在我看来，这些年经常提到的鲁迅的“立人”思想，至少是可以看作是鲁迅的理想与追求的。或许更重要的是，是他由此焕发出来的对现实世界一切剥夺“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与丸山升特别强调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我以为正是这样反虚伪、反虚假的求真精神，与为“理想之光”所照耀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构成了鲁迅式的信仰的基本特点，这正是当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所需要的。

(二)“革命”问题在鲁迅的概念里“，革命”是与“改革”、“不满足现状”、“批判”、“反抗”、争取“沉默”的国民的基本权利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却都成了问题。在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国际“反恐”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义”。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但在现实的中国，却只见“太平”，没有“战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是知识分子自己放弃了“战士”的选择。他们中的“先觉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别革命”。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永远的革命者”的呼唤，就正是切中时弊。在我的理解里，鲁迅说的“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内涵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平民一边。这是能够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的。

我还想强调为毛泽东所盛赞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而如毛泽东所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记得40年前我写的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里，曾将这种“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两者的结合称为“东方风格”，这个观点今天好像也还有意义。在我看来，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的独立自主性与主体性，这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实践”问题回顾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鲁迅的实践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贬斥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我们知道，正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的实践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他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另一面又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际革命运动相配合，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运动。但在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都成了鲁迅的“罪状”，至少也是鲁迅的“局限性”：鲁迅的杂文战斗被看作是“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革命运动的结合竟被诬为“与极权合谋”。这同样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他们真的如鲁迅在《伤逝》里所描写的那样，被关在金丝笼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甚至是失去了行动的欲望与要求。正是这样的精神萎靡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现实中国社会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动中也将同样无所作为。在我看来，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