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下对知识青年再教育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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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下对知识青年再教育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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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下对知识青年再教育
一、文革期间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由来
根据教育部对招生人数的统计，1966年全国在校的中学生人数为：初中在校学生共计849.9万人（其中城镇学生70.4万人，农村学生299.5万人），高中在校学生共计133.1万人（其中城镇学生121.6万人，农村学生11.5万人）；同时从1966——1968年又有1119.7万人升入初中，致使1968年的在校中学生人数达到1969.6万人。其中家住城市和乡镇的79.4万高中毕业生和519万初中毕业生面临毕业分配。由于受文革影响，国民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工厂企业和城市根本无法安置这600万人，如果将这么多青年学生继续滞留城市，不解决他们的饭碗和出路问题，必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已是摆在最高决策层面前一个殛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主要看他是否愿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60年代初，他再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提出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产，科学实验三大革命风浪中去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无产阶段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早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使文革前17年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经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数百万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逐渐高涨起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实，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为解决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把滞留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成批转移到农村去，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既减轻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压力和负担，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农民，也等于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在当时，对国家来讲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不同的是，文化革命前的知青上山下乡采取的是政府动员，本人自觉自愿的形式。而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之一，具有“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带有强制性的，是一代人整体生存状态的转移。 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总理9月7日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其中已经谈到了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表明此时中央已经基本确定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政策，需要的只是具体的落实与宣传动员了。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正式提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说法：“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与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实际上，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已有近2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1975年元月18日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全国山上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1200万人。从1976——1980年又有近5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10年期间，全国总计有近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文革期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城镇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的方法主要有3种选择：○1到农村插队○2回老家务农○3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国营农牧林场去。知青们首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去。 在文化革命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农垦、军垦系统，由国家农垦部（成立于1956年）统一管理。到1965年已经拥有2062个国营农场，260余万职工。其中军垦农场、企业由解放军的生产部队与复员转业官兵开辟，后来又陆续接收了大量的“支边”的内地城市知识青年（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前安置了10多万上海、天津、武汉的“支边”青年）。农垦农场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复员转业军人建立的农场；二是知青垦荒队和“支边”青年开辟的农场；三是国家建立的劳改农场安排犯人劳动改造和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此外还有不少农民和“盲流”被吸收进农垦系统。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农垦部机关因受“文革”冲击而瘫痪，军垦与农垦系统被不停的“造反”“夺权”困扰而陷入混乱的局面。从1967年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农业生产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为恢复农垦事业提供了契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地方的党政机关多被“夺权”，只有军队还保持着原有的组织系统。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各地国营农场的秩序和生产，并组建新的农场，最好的办法是借助军队的力量。在“有令既行，有禁则止”原则指导下的军队管理体制，能够解决当时党政机关（包括新成立的革委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随着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战备工作加紧进行，军队着手大量接受改造边疆农场，更新人员，充实力量，实行军事编组，能够使军、农垦系统成为一个庞大的“准军事力量”。一旦战争爆发，这支力量可以补充正规部队，也可直接参战。 文化大革命对生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要尽快恢复生产秩序，重建农垦系统的管理，增加粮棉油及经济作物产量已成为国家当务之急，国家寄希望于军队以扭转军、农垦系统被动的生产局面。 同时，可以借助军队的力量，利用原来军垦和农垦农场的条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能够解决一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问题，以减轻各地农村安置知识青年的压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是在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下进行的，卷入这一工作的有：北京、沈阳、新疆、兰州、南京、广州、福州、武汉、济南、昆明、广西、西藏等军区。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10月为止，全国新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州、兰州、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广西、江西的3个农建师，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2个兵团和3个独立师，拥有干部、战士242万人，连同家眷485万人。被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接受的知识青年为229万人，其中跨省、自治区安置的知识青年有60余万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川，绝大多数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具备安置大批知识青年所需要的最完备的组织系统。各生产建设兵团自成体系，既有严密的师、团、营、连、排、班的军事化编制，又是农工商企业的集合体。不仅能解决成批知识青年的食宿问题，还具有大规模组织青年投入开荒生产的雄厚实力。 为支持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1969——1975年，国家共拨付以生产建设兵团支出83.76亿元。其中增拨流动资金11.42亿元，弥补亏损39.76亿元，基本建设拨款33.21亿元。国家的财政支持，为生产建设兵团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基本上实行工资制，只有少数兵团后来改为评工记分，所以同是上山下乡，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与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待遇是完全不同的。 大规模组织生产建设兵团，是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下投入最大的一场大胆的社会移民试验，是把发展军垦事业和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的重大尝试。它的成功与否无疑将会影响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
196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建制归昆明军区，行使军级权限，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军区领导。成立大会的会场设在思茅0284部队的营房，以后这里成为兵团三大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驻地。从是月到1974年底兵团撤消，实行三渠道的财务管理，即中央拨基建投资，省军区拨国防军费，省财政拨流动资金。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原农垦分局、总场、农场、生产队的基础上，组成4个师，23个团，116个营，1038个连队，4个直屋企事业单位。1969年10月在西双版纳地区建立的5个水利工程团，1师在西双版纳地区，2师各团场分布在临沧地区;3师大部分团场设在德宏州内，少数团场设在保山地区;4师团场分布在红河州。到1972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干部、战士、职工共计18.7万人，总人口达到29.6万人。累计接收北京（8000多人），上海（4.76万人，包括上海郊区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17000人），重庆（24000人），昆明（1万人）的知识青年11万人，除以后病退、团退、升学及各种形式走后门陆续离开兵团或农场外。到了1977年底，整个云南垦区的知青还有8.71万人，为原知青总人数的70%，其中上海知青37000人，四川（包括成都和重庆）知青32000人，北京知青2900人，昆明知青3600人。 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下，多数兵团把营作为常规建制，一个营相当于过去一个农场或分场。每个营辖下若干连队外，还设机务队、基建队、卫生队、武装排，连队是兵团最基层的组织，连队下设排、班： 连部：连长副连长 指导员副指导员 军医卫生员 司务长炊事班 文书通讯员保管（统计）员 排：排长副排长 班：班长副班长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构成基本由现役军人、地方干部、复员转业军人、原农场职工、知识青年等几部人组成。 现役军人干部是兵团的主要领导阶层，其中级别最低的也为副连级，大多数现役军人在调到兵团时，作为一种鼓励，职务提升了一级。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任职的干部为2700人，兵团机关干部80%以上，师机关干部70%，团机关干部50%，均为现役军人，现役军人与知青的比例为1：35。 地方干部大多是原来农场的管理干部，现地位低于现役干部，虽参与领导，但始终处于协助地位。 复员、转业军人在部队都是班、排长，复员、转业到生产建设兵团后，成为国家的正式职工，俗称“老兵”。他们的原籍多数在农村，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愿意到兵团来，他们到兵团后，纷纷把家庭从农村接出来，以后又为他们的家属解决了“农转排”问题，也成为兵团的正式职工。 原来农场的正式职工构成较为复杂，主要为60年代从湖南迁来的农民，被称为“老职工”，还包括少数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对这种人知青背后称之为“二劳改”，他们的政治地位最低。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初建时，连队干部由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和地方干部担任，但很快选拔了一批知青担任基层干部。两年以后，不仅班、排长基本由知青包揽，连队的副职（副连长，副指导员）也大多数由知青担任，甚至出现了“知青连长”。还有少数出色的知青被提拔为营、团干部。到了兵团后期，知青干部越来越多，大多数连队已没有了现役军人，只有营长、营教导员是现役军人。如4师17团（后改为弥勒东风农场）在编人员为4651人，其中知青为1200人，复员、转业军人200余人。人数最多的1师6团甚至下辖23个营，在勐润曼巴山下的6团19管辖12个连队，连队的人数差别也很大，新建的垦荒的连队由于物质基础差，人数只能容100多人，而物质基础较好的老连队人数多则数百人。在勐龙的1师2团（即东风农场），有知青近2万人，其中上海知青近8000余人，2师7团（勐定）仅成都知青就有5000余人。 生产建设兵团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并由此产生的不同政治、物质待遇，造成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的逐年积累，终于使云南垦区成为一堆一根火柴就能燃着的干柴。 附：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表：
1968年——1971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大、中城市征召知识青年，这一工作，大体上是按照国家的安排进行的，并得到北京、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大力协助。对于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去兵团肯定比到农村插队强多少倍，大多数青年受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影响，都对穿黄军装，背枪放哨的军营生活充满向往。知青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兵团好象更放心一些。因此兵团在城市招收知识青年的工作是很顺利的，况且还派出征招的干部在动员地区还做了不少“拔高”的宣传和“现身说法”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是1971年春派往成都、重庆招收知青的现役军人干部是这样宣传云南的美丽、富饶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不小心摔了一跤，一手碰到了甘蔗，另一只手抓满地花生。” 兵团招收知青工作大致经过下列程序： 1） 组织落实：兵团招兵人员与各动员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等机构商讨招收知青的方案，确定人数，指定招兵学校。 2） 动员：由兵团招兵人员和各学校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军宣队共同组织宣传活动。召开动员大会，宣传前往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并讲明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条件。 3） 报名：各毕业班以班为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填写志愿表。 4） 体检：安排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进行体检，兵团一般规定参加兵团的知青需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身体条件不符合参加生产劳动或有严重慢性病、传染病者不予录取。 5） 政审：对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政审的标准为“本人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下列情况的毕业生兵团不予接收：○1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2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3本人道德品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 6） 录取：宣布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告知起程时间，发给乘车证与购物证等。 7） 准备物品：被录取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凭证去购买当时计划供应的棉被、蚊帐、肥皂等物品，并把箱子等大件行李按时送到指定地点一同发运。 8） 启程：安排列车将录取者陆续送往云南垦区，动身那一天在学校或车站举行大规模的欢送活动。 大多数毕业生是带着“屯垦戍边”的热情和军营生活的梦幻自觉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有的人甚至放弃了留城招工的机会。如上海66届高中毕业生大多安排到工厂企业，但1968年12月首批赴滇的上海知青中有不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有的人因政审不合格而多次找兵团招兵的领导恳求，甚至写血书表示决心；有的人还隐瞒了病情。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些父母正在“挨整”的干部子弟，选择兵团作为“栖身”之地，一旦有机会，再各显神通脱离兵团，北京知青不乏此类。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关系，因此头脑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想法。还有不少家庭困难的人选择去兵团是因为那里实行工资制，生活有人管，过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比去农村插队挣工分不知要强了多少倍。 被兵团招收的知青，主要是1966年至1971年的高、初中毕业生。上海第一批去云南兵团的知青共计1000余人，都是本人报名，经过招兵人员的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他们出发动身的那一天恰恰是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是大有可为的”的号召前一天。时任上海市红代会常委的金训华护送他们去云南（金训华返沪后，又去黑龙江逊克县插队，1970年8月为在洪水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欢送他们去云南的热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30年后在他们编辑的《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的画册《勐龙印痕》的首页“离别上海”中写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山下乡， 一夜之际席卷了中华大地。 哭喊，笑语，默言，叮咛…… 欲哭无泪，一路无奈 千百万孩子的迁徙 撕痛着一民族的心灵 青春岁月的蹉跎 饽结了一个历史的擅瘿。” 在父母兄妹、师长、亲朋好友与他们挥手告别之际，他们不曾想到：随着列车出发的汽笛声，他们懵懂出走的大上海，在数年后成为他们梦寐以求回归的殿堂。在这稚嫩急促的步伐迈出之后，他们的人生道路竟会如此艰难，漫长。 他们坐了整整两天的火车才到达昆明，从昆明出发到达西双版纳，公路全长800余公里，逶迤盘旋于崇山峻岭，一路飞沙走石，整整五天的行程，不少人一路呕吐，不论男女，一个个蓬头垢面，这1000余名首批上海知青大部分被分配到东风农场（领队人是闸北区的周公正，现在上海市包装印刷技术协会工作），一部分被分配到勐蜡农场（带队的是徐汇区的郭永祥，现在徐汇区副食品公司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分配在橄榄坝农场（带队的是静安区的史剑秋，现在云南省委党校工作）。 第二批进滇的上海知青是1963年3月2日离沪的，原定计划去3万多人，实际去了12万多人，这一批人被分配到西双版纳自治州和恩茅地区的农村插队，后来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朱克家就在这一批，他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勐仓公社插队。最后一批上海赴滇知青人数约3万多人，在1970年3—4月间分几批进滇基本分配在景洪、东风、勐养、橄榄坝、勐腊、黎明几个团场。1978年带头发起云南知青请愿活动的丁惠民就是这批的，他被分配在景洪的1团10营10连。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进滇的3万多上海知青中近2万竟是上海郊县诸如川沙、嘉定、南汇、奉贤、松江的青年农民，大多数只有高小、初中文化，因为上海郊县人多田少，他们也被作为知识青年动员到云南上山下乡去了。 1991年，当年赴滇的成都知青编写了一本云南支边生活纪实《青春无悔》，该书的主编之一，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金平回忆：“全市几乎所有的商店都设立了‘知青专柜’。几乎所有的‘专柜’前都挤满了知青。他们在棉花店买了棉絮，又在蚊帐店买了帐子。布店关了铺板门口贴着——‘劳动布已售完’。搪瓷品专柜排着长队，售货员一见佩带着‘支边青年’黄布胸章的，老远就喊：‘喂——过来，过来，你是到云南的，先卖给你’”。洁白的瓷面喷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红字，“嘿，一回能装两斤饭的”他当时好奇地想。临离开成都那天，金平的妈妈还在学习班里受审查，一分钟也不能请假，他爸爸所在的“五?七干校”在抢收抢种，谁也不许探亲送孩子。前几天父亲托人捎回一句话，说云南的知青专列经过成昆线，要从他所在的弯丘“五七干校”经过，他会早早地去铁路边等儿子。 金平他们乘的这趟知青专列走走停停，“父亲带着馒头和水壶死死守在铁路边，从凌晨到黄昏。当列车一转弯，驰过残阳斜照的土坡，我看见父亲迎风而立的身影从窗前一闪而过，我挥身窗外高叫‘爸爸！爸爸！’”他却难以听见，我的心简直裂成碎片……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在铁路边等候孩子的父母不止他一个。火车隆隆驰过的那一瞬间，他依稀听见了我的呼唤，便不顾一切在铁路边跑起来，趔趔趄趄，他想看见儿子。但眨眼功夫，火车驰过，空谷回音，他弯腰从枕木上拾起我从车上扔下的字条：“爸爸，我走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别难过……金平的回忆，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个作为知青父母的苦痛心情，他们不放心呀！孩子们要去的是莽荒的西南边疆，在古代是充军发配的地方！ 北京知青除“北京五十五”经周总理批准于1968年2月进滇后，从1968年—1971年共有8385名北京知青被安排在西双版纳的1师各团场和红河州的4师各团场。四川知青41068人是集中在1971年到达的。他们是四川省文革期间培养的首批初中毕业生（即69届），他们多由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其余的时间都是下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和军训，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而且年龄特别小。他们报名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最大的仅17岁，大部分15岁、16岁，极少数还有不满15岁的，连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其中成都知青16652人，被安排到滇西2师（临沧），三3师（德宏，保山）的瑞丽、陇川、芒市、盈江、宾川、沧源、勐定等农场。重庆知青24400人，基本上安排在一1师（景洪）、四4师（红河）的景洪、东风、勐腊、橄榄坝、黎明、勐养和河口、弥勒、文山、金平、勐海等团场，加上昆明知青7038人。到1971年底停止接收知青为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人数总计为：11万余人（包括文革前志愿来云南支边的昆明、四川知青）。 新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新建点多，最大的1师6团（在勐腊县）建有23个分场，其中半数以上是新开垦的荒地，故6团接受的知青人数最多，生活条件也最艰苦，在兵团后期，这个大6团又分为3个团，即原6团（勐棒农场），19团（勐醒农场）和20团（勐满农场），二团（即东风农场）安置了近2万知青。其他一般团场均安置了5000多知青，连规模较小的1师5团（黎明农场）在1968年8月至1971年7月间先后接收了8批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青4420名。 为了保证知青来兵团后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特别拨出一笔费用作为知青的安置费，并作出一系列具体的规定。 1970年8月20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享受的是国营农场的待遇，每人的安置费400元（包括部分建设资金）。从1966年到1976年国家拨付给农垦系统的知青安置费用共计11亿元。半数以上由生产建设兵团支配使用。 由于知青的“安置费”掌握在各级领导手中，为了防止挪作他用，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于1970年6月23日发出《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集中，安置费数量大，除了用于建房外，其它花销也多用这笔经费支付，所以挪用知青安置费用的现象比较严重。给知青建住的房也比较简陋，好房子都由各级领导占用，师、团机关建房超标，干部家屋占用知青住房的现象相当严重。 在新建房子没有建好之前，大批涌来的知青只能挤在原来农场破旧不堪的房子里，车库甚至牲口棚里，在一些新建的连队知青们只能住在用毛竹、茅草、油毡搭成的简易棚里。现在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的何明军，是1971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6团1营的重庆知青。他说1师老6团有300多个连队，其中半数是沿着中老（挝）边境线建的新连队，近200多号人，只有10几个湖南籍的农场的老职工。其余多数是知青，住的都是茅草棚、竹篱编的墙。为防止透风，仅糊上一层报纸，雨季经常漏雨，这种茅棚住了差不多有两三年，以后各营都成立了基建队，烧砖瓦，陆续盖了些土坯或砖墙房子，而有些农场由于不重视改善知青的住房条件，多年来一直住茅草简易屋里，一直到1978年知青大返城前，东风农场四分场九队、十二队有些知青住的房子，全部没有门；女知青用塑料布遮一遮，男知青干脆不挡。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来源不同，工资水平和生活待遇也不一样。现役军人享受正规部队中军官的同样待遇，地方干部按国家干部待遇规定领取工资，职工（包括原来农场工人、复员、转业军人、知青）实行工资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地区差别，知青的工资每月为28元。除了少数知青提拔为干部，待遇有所改善，其余基本上是拿每月28元工资，一直到1979年大返城离开云南。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劳动强度大、油水太少，每月粮食定量只有35斤，根本不够吃，不少知青靠家中寄全国粮票来接济。副食供应更差，基本上见不到油。一、两个月吃一回猪肉，当地的猪喂的是芭蕉心，猪吃了总不大、很瘦，更谈不上膘肥体壮了。云南地处亚热带，四季如春，蔬菜生长是不成问题的，不少以知青为生的连队，由于年龄太小，大多15、6岁，缺乏种菜的经验，连队炊事班好不容易种的菜，刚长出来，就被人一偷而光。所以食堂供应的菜总是清水、水煮萝卜、煮白菜、煮海椒、煮木瓜、煮韭菜，有时实在没有菜了，干脆往开水里撒一把盐，全透明，故称“玻璃汤”。饥肠辘辘的知青去偷老职工家的鸡、种的菜，与老职工的矛盾日益加剧，更有甚者，有的知青把埋在土里染上猪瘟病的死猪，半夜里扒出来，刨去皮，去掉内脏，将死猪肉也煮吃了。 大多数知青只能靠家中寄包裹，或趁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回来是总两个大旅行袋装着腌肉、菜油、猪油、辣子、咸菜来打发日子。即便带回再多的副食品，也经不起同住一舍的战友共享，往往一个星期都吃光了。 生产建设兵团把大型国营农场直接与国防需要相结合，同时又在所属的范围内将本由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卫、金融、商业，税收等部门完全收归为兵团管理，形成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准军事化组织。在这种模式下运转的管理机智，实际上处于摇摆在军队与地方体制之间。当大批知青从各地涌入兵团后，很快便暴露出安置不当，生活极其困难，管理粗暴，组织混乱的一系列问题。 当初生产建设兵团设立的模式是“工作队，战斗队，生产队”，生产、战备、政治运动、大批判，使得兵团生活节奏非常紧张，而来自北方的知青又面临着极不适应的亚热带雨林严峻的自然环境与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甚至超复合的体力劳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兵团管理体制的弊端而形成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冲突，在广袤的红土地上消耗着宝贵的青春年华。兵团的列车，就这样在建设边疆，以备战备荒的名义下，拖着这10万疲倦的、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10万知青大军费力地往前走，直到最后的解体。
初来乍到，知青们热情很高。住茅棚，睡竹床，点煤油灯，喝“玻璃汤”。他们不仅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浪漫、自豪，首批进滇的“北京五十五”中的一位女知青在日记中写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想到我们今天开荒地住草房，正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实不完的劲。” 但是这种炙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立即被西双版纳亚热带严酷的自然环境征服了。每天拂晓，知青们便扛着斧子、锄头、芟刀上山砍柴。为种植橡胶树开荒造地，亚热带植物群落如象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知青们必须竭尽全力同杂草、灌木、藤蔓、大树搏斗。一寸寸，一层层地砍柴，然后才能为种植胶树争到一点空间。 太阳出来了，亚热带的烈日是灼人的，它很快吮干人们的汗水，一会儿就精皮力倦了。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隐藏在亚热带雨林中各种令人恐惧的小生物：毒虫、野蜂、疟蚊、瘴气、蚂蝗便开始向人们进攻，防不胜防，不断有人被叮伤。在知青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云南有四‘马’/四马为何物？/蚂蝗、蚂蚁、马蜂、马鹿虱”。密布在雨林中的蚂蝗，隐蔽性特别强，只要你一走进丛林，它们总能钻到你腿上，拼命地吸吮你的鲜血。防蚂蝗的帆布腿套根本不管用，这种蚂蝗寸把长，土灰色，脑袋扁扁的。象铲大概有对人体的气味有特异功能，抑或是长期处在嗜血的饥渴中，使人恶心而惊恐。西双版纳的蚊子特别大，每天傍晚是蚊子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这些蚊子根本不怕人。它还将吸血管穿透过你的单布衣裤，再刺进你的皮肤去去吸你的血，只有躲在蚊帐里才能免受其害。山上的红蚂蚁、黄蚂蚁、黑蚂蚁成群结队，火柴棍粗细，你千万别碰上，它们蛰人奇痛奇痒。最麻烦的还是马鹿虱，这是一种只有绿豆大的寄生虫，会随季节的变化改变颜色，以保护色麻痹人。它一上人身，先将皮肤麻醉，然后钻进肉中，奇痒难忍，你抠都抠不出来。4师16团11营一位重庆女知青去山上砍草，发现下身不对劲，用手去挠，越挠越痒，急得大哭起来，跑回宿舍，打开内裤一检查，找到了该死的马鹿虱。同伴们用针挑，用火罐拔都拔都不济事，最后只好送到团部医院，动手术剜掉这块肉，挑出那只马鹿虱。 更令人恐怖色变的是野蜂对人的袭击。这种生长在怒江澜沧江、红河流域广大亚热带丛林中的野蜂，性凶猛，能蛰死人，当地人称为“地蜂”。1972年，4师16团11营6连四位重庆男知青为砍连队的苗圃地，放到了一棵树，谁知道这棵树挂到了另一棵树上水桶般粗的野蜂窝。在一片“嗡嗡”声中，蜂群飞起，天都麻了，他们连喊：“兄弟，快！快跳！”，翻身就往几米外的河里跳，蜂群追到河里，野蜂在水中也不放过他们。将他们蛰得一个个脑袋肿得像馒头，通通送到营卫生队治疗。 1970年秋初，大概在9月，4师18团第3、4、5营官兵在黄连坡一侧山坡开荒，不慎锄头砸到一座小土丘上，土丘坍塌下去，成千上万只狂怒的野蜂从巢穴中飞出，向正在开荒的人们扑去。当场蛰伤300余人，其中重伤四、五十人。后经抢救大部分脱险，但上海女知青翁佩华，被蛰伤最重，抢救无效，当场死亡，年仅16岁。 1师19团20营4连的重庆知青江仁文回忆。1972年他所在连队知青们去中国与老挝边境线的山上去砍茅草，每人扛着两大捆茅草在崎岖的小路上往回走，突然前面的队伍乱了起来，紧接着就传出惨痛的叫声。原来一个知青不小心踩着路边一个隐藏在草丛下的大野蜂窝，被惊动的野蜂黑压压一片铺天盖地包围了这些知青，有经验的知青大声喊叫起来：“快趴下，把茅草盖在身上，不要乱动”，他们一个个迅速地匍伏在地上，将茅草压在身上。但他们身上发出的体味是无法遮掩的，野蜂嗅觉很灵敏，立刻发现了他们。怵人发麻，悲痛欲绝的被野蜂蛰疼的残叫声在林中到处响起。他们只好丢下茅草往山下滚去，不顾林中荆棘撕烂了衣裳，划破了皮肉，只顾逃命，一个个遍体鳞伤在地上呻吟，被野蜂蛰后一个个模样都变了，一些人脑袋肿得象牛头马面，一些人肚皮肿得象母猪，耳朵肿得象烧饼，痛苦地叫爹叫娘，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10几名知青，他们又打着火把，寻着呻吟声，把一个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知青扶着送下山。 除此之外，在雨季还有骤乱而至的山洪，它呼啸着，一瞬间将一座座林中的营地，将知青们耗费多少劳动力开垦出来的梯田，台地席卷而去。 山林中的野火也很可怕。1971年3月30日，2师8团3营7连（耿马勐撒农场）在烧坝时，团负责人违反生产规程，命令由山下放火，使100多知青被包围在火海中，在万分危急时刻，老工人郭诚及时赶到，领着他们冲下山坡，伏卧在山溪中，才幸免于难，许多人头发烧焦，全连房屋化为灰烬。 1师6团305个连队分散在勐腊县与老挝、缅甸接壤的崇山峻岭中，其中不少是人迹罕至的大林莽。而驻扎最远的是第24营14连，从连队到团部需要步行两天，途中要翻越两座大山，穿过一座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和丛林沼泽，该连队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粮食、蔬菜、化肥、农具、生活用品全靠人背马驮。一到雨季，山洪爆发，道路不通，连队就成了一座被世界抛弃的“孤岛”。 1971年雨季刚过，一队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男女知青往几十里外的营部运粮，力争在天黑前赶回连队。在离队还剩两个小时的路程时，带队的排长看看表，决定让大家休息10分钟再赶路。他们在林间小憩后又出发了，但谁也没有人发现会有人掉队，归到达连队时，才发现少了一人，身体瘦小重庆女知青江仁芳。原来她在林间休息时靠在一棵树下睡着了，醒来才惊骇地发现自己掉队了，她吓得魂飞魄散，背着粮袋，跄跄踉踉向前赶。但她很快迷失了方向，在阴森恐怖的大森林里，令人毛骨悚然，她吓得半死。天黑了，她机智地爬到树上熬过担惊受怕的夜晚，她不顾饥饿、寒冷、劳累，战胜恐惧，在茫茫大森林寻找逃出去的路，但这种努力一次、两次失败了。她绝望了，她的神经已经崩溃了，她抱着最后一点希望仍在寻找走出去的路。 江仁芳失踪的消息传开后，全连知青打起手电、火把在大森林彻夜搜索、呼喊，没有一点回应，在大林莽中寻找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这件事很快惊动营团首长，更多的人，包括傣族寨子里的老乡和边防驻军也投入了寻人的营救行列。然而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第七天，搜寻工作毫无进展，人们对江仁芳生还已不报希望。 然而就在第七天下午，一名采药的爱尼族少年偶然在大林莽边缘发现气息奄奄，已不醒人事的江仁芳。她在大森林迷路7天生还的消息，被一位军报记者发现。在当年3月15日《重庆日报》上以《团结胜利之歌》的通栏标题作了长篇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象江仁芳这样不慎在大森林中迷路的知青不少，但像这样侥幸活着走出来的不多。他们的失踪象一个个迷团，象亚热带雨林中弥漫的瘴疠雾气一样，可怕而令人心碎。
“兵团是三等兵的说法是错误的，能搞橡胶是我们的光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们很快统一了思想，组织全兵团官兵和知识青年，向荒山野岭进军，为扩大橡胶栽种面积而拼搏，于是一幅幅艰苦卓绝的场景深深地刻入云南知青垦区史册。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20度以内生长，超越20度就是植胶的禁区。1970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制定了一个突破“三禁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突破最远（北纬25度，最高海拔1500米，最冷年平均气温摄氏15度以下）的世界禁区，这个计划缺乏最基本的要求严格取证的科学数据和理论，而是在所谓“人定胜天”的堂皇口号下长官意志拼命喻干的唯心主义产物。但是在“向大自然索取橡胶”的理想趋动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号召下，十万知青信心百倍地投入这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橡胶大会战中。 多年后，四川作家邓闲在《中国知青梦》中记述：“第3师15团分布在北纬25度以北的高黎贡雪峰脚下，属沟谷型亚热带温度湿气候，当地人从未有过种植橡胶的历史，但是该团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决心在这里进行打破禁区的伟大尝试。他们挥汗开荒，砍伐森林，修筑大批台地，精心培育胶苗……短短几年后，终年积雪不化的高黎贡大山下奇迹般出现了排列整齐迎风摇欹的橡胶林带。我们用铁的事实，不用战无不胜的思想和劳动的双手打破了“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植胶树的神话”。 第3师10团驻地分散在横断山脉西麓，海拔1800公尺以上，一年内有50天霜冻期，年平均气温摄氏10度左右。该团官兵和知识青年不信迷信，齐心协力寻找种植橡胶种种途径和办法……何况种不种橡胶已经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生产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天大的困难不倒用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兵团战士。1971年，第一批橡胶苗在暖棚里培育成功，出苗率达20%、30%……因此这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该团官兵。 到了7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宣布：在我国云南省沿北纬21度至25度，东经97度至106度的广大地区已经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橡胶基地，我国不久会实现橡胶自给自足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不怕困难，战胜困难，橡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盲目扩大橡胶垦区与毁坏原始森林同步，人们只是在多年后才醒悟到破坏生态平衡的负罪感，而当时是用百倍的干劲与疯狂向大森林宣战。现在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原工师7团5营成都知青陈翔军回忆当年：“我所在的分场坐落在勐定坝最南端的山脚下，背后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七个连队顺着山脚一字形排开，都是清一色的新建连队。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山野林，既要‘治坡’又要‘治窝’，劳动异常艰苦。白天上山垦荒，晚上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精疲力竭，全身象散了架一样。再加上手上的血泡，脚上的脓疮就更够呛了。各种大会战，攻坚战，突击战……一个接一个。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大战，月月大战。什么大战红五月、红七月、红八月、红十月，‘决战四十天’，名目多得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莫说年方二八，细皮嫩肉、体力单薄的知青们喊天；就是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干惯了农活的老职工也招架不住”。 现在成都光学厂工作的原2师7团1营知青杨洋对30年前开荒种胶生活的回忆格外沉重：“这亚热带原始雨林气候怪得可怕。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旱得土地象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保管没十分钟，那脊背上就晒起无数的大燎泡。而雨季一来，那雨成天累月下个不停。蛇、蠓虫、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反胃的糯丰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个小时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林带挖胶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 为了种“争气胶”知青们承载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他们每天天未亮就出工，晚上天黑满天星才收工，一天长达十几小时的体力劳动，早已使他们疲惫不堪。老工人们挖一个口宽80公分，内深70公分，底宽60公分的标准胶穴，一天可挖50—60个，而知青们刚开始每天挖不到几个，还不一定会及格，经过一段时间锻炼，每天能挖10个左右合格的胶穴。 这是原4师16团4营重庆女知青毛新贵的回忆；“我们的连队以种橡胶树为主。每人每天平均要挖24个胶穴，合计土方为8.4平方米，双手打起血泡，从早干到晚才能完成任务。有天下午5点之后，完成挖胶穴任何后，我回到宿舍，不一会天就变了，雷鸣电掣，狂风大作，一条条闪电象把天空撕破了，钢线般的雨点打在地上溅起一颗颗豆大的水花。但我的同学小平还没有回来，再一打听，全连的人都回来了。我急了，不顾人们的劝阻，冲出宿舍，向山上跑去。我高声呼喊着；‘小平！小平……’没有人回答，只有风吹丛林发出的呼啸，哗哗的雨声与轰轰的雷鸣，我从这条植胶带跑到那条植胶带，环山寻找她都不见人影。一会儿风停雨止，天快黑了，我低着头在泥泞的山路走着，猛然抬头看见前面一个胶穴里，有一块蓝色的布，那是小平的衣服，我快步上前一看，小平蹲在胶穴里，靠着穴壁睡着了。我喊叫着，用力拉她弱小的身子。她睁开眼问我；”你怎么来了？”我问她雨下的那么大为什么不回去？她说：‘太累了，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这里睡一觉’，我哭着说：‘你完不成任务怎么不告诉我？’，她说：‘你不同我一样有肾炎吗？’话一说完两人抱着大哭起来”。 这一段沉重的文字说明，超复核的体力劳动使知青们心理上也濒于崩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原1师19团20营4连的上海知青阿荣之死。他是上海郊区青年农民，也被作为知青招到云南兵团来，他只有初小文化，人长得干瘦，性格又儒弱，人们都称他为“瘪三阿荣”。1972年冬季梯田大会战中，他挖的胶穴不合要求，小得象鸡窝。连队晚上开会，以挖穴的质量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硬说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件，上褂下磋和刘少奇的“记命哲学”套在一起。阿荣受到批判，在连领导授意下，司务长黄家挑（湖南籍职工）满脸酒气，象抓小鸡一样把阿荣拎起来，用绳子五花大绑“给我面向革命的战士站好，你这个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阿荣吓得直哆嗦，嚷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上山，上山挖大穴”。第二天，在梯田挖穴的人们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在惊呼：“不好了，阿荣昏倒了！”，人们赶去一看，发现阿荣已昏迷在胶血里，嘴里不停地冒着白泡，喉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我要挖大穴，挖大穴”。人们赶紧将他送往勐腊的6团医院。1979年大返城后，阿荣回到嘉定故乡，不久由于在云南挖胶穴时头部创伤复发，引起颅内出血，淤血压迫神经，造成死亡。临死前在昏迷中潜意识又支配他，不停地喊：“我要挖穴，挖大穴”。 长达数年的垦荒植胶大会战，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植胶形势喜人：1970年全兵团橡胶定植面积3.54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46.06万亩，年产干胶1943吨；1971年橡胶定植面积11.67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56.28万亩，年产干胶3603吨；1972橡胶定植面积6.33万亩，年末实有橡胶面积60.01万亩，年产干胶5444吨；1973年橡胶定植面积873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66.44万亩，年产干胶6616吨。 但在高产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问题。1971年冬和1972年春农村部对广州生产建设兵团橡胶生产调查发现的诸多问题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同样存在，主要有以三个方面的问题:○1种植任务指标高，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发展，开荒指标制定定得过高。而劳力、机械、肥料、苗木等都跟不上，造成大面积的胶林报废，保苗率也很低；一年的种植任务，补植三、四年才能完成，造成大量的无效劳动。同时投入林管的劳力偏少，有些胶林荒芜，增粗慢，开割率低，产量低。另外，防护林的营罩也很少，对原由的防护林管理差，砍伐多，有的甚至毁林种胶，造成连续几年风灾严重，对橡胶生产危害很大。 ○2割胶生产乱指挥。制定干胶生产计划不从实际出发，指标偏高，不加强林管在防病养树上下功夫，而是片面强调一个“割”字。有的把两天割一刀的制度改为天天割，甚至一天割两三刀，冒雨割，低温割等。过去规定胶树周围粗50厘米左右开割，现在有些40厘米就割开了。这种“杀鸡取蛋”的办法，不仅影响了当年的生产，饿日切影响了今后若干年的生产。 ○3经营管理不善。有些干部不能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一度不敢抓生产一技术和经营管理，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按计划，管理没有制度，所有非生产用功过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产量下降，有一些干胶质量不符合标准，用货单位要求退货。 1973年召开的全国橡胶生产座谈会上提出上述这些问题，实际上已表明依靠军队的组织形式发展橡胶生产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1970年成立以来共开荒定植橡胶25万亩，产干胶17700吨，生产粮食2.62已斤。1970年全兵团亏损581万元，1971年亏损912万元，1972年亏损543万元，1973年盈利190万元，1974年亏损1607万元，共计亏损3453万元。这种连年亏损状况和其它因素使中央很快做出取消广州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的决定。 兵团撤消后，云南橡胶垦区雪上加霜，接连在1974年和1975年遭到特大寒潮的袭击。连北回归线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也不能幸免。云南全省开割胶林受害率70.7%，幼林达79.5%，苗圃受害率达77.9%，全垦区损失幼林橡胶18万亩。据1师5团（后改为黎明农场）的《大记事》的记载：“1974年1月初，由于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越过哀牢山脉，使本地区气温急剧下降。勐遮最低气温-5.8度，勐满植胶区达-2.2度，打洛植胶区为-0.1度。3日后，勐遮坝区甘蔗全部冻死，亚热带果树——香蕉、芭蕉、木瓜等干枯叶落；勐满、打洛地区的阴坡胶林毁于一旦。6日清晨，糖水饮井壶、洗菜锅中冰层厚达12厘米。这次寒害给5团当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万余元。全云南垦区1974年亏损达到1607万元，与这次对胶林造成毁灭性的寒害有关。 多年之后，一批重返云南垦区的成都知青站在一座胶树已经荡然无存的荒山面前，当年的垦荒者的发出沉重的叹息；“当年的战歌，当年的誓词，当年惊天动地的豪迈，全部冷静下来，冷寂在这一片衰败的林地。寒害和干旱留给这里一片萧瑟的空寂——种植的橡胶树没能长大，连根掘去的山林永难复出，溪流曾经跳跃过淙淙的溪流呢？——这里海拔高，纬度高，不该种胶。森林毁了，会干旱，会受冻……现在我们才懂了。”
——书作《我们要回家》第二章http://www.hxzq.net/Essay/2327.xml?id=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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