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四）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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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四）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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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四）
第二十二章 一连聚会 第二十三章灾难临头 第二十四章团一中 第二十五章 “逐客令” 第二十六章 吵架 第二十七章灵魂深处闹革命 第二十八章祝校长的故事 第二十九章“笨鸟先飞” 第三十章 “差生”
先头部队早已出发，重建家园的工作启动。勘察、设计工作都已完成；总排水渠在哪，农田如何布局，林带、连部办公室、学校、俱乐部、托儿所、食堂、商店、涝巴、家属区等等都已规划，从图纸上看，那简直就是一座新兴的小城市。 这就是新的基建连的地址，建好后统称为六团十连。 第一批派出的是两个排，一排挖总排水渠和水渠，二排盖房子。我作为第一批成员，跟着去了工地。 地点就在八连下边有三公里的地方。只见茫茫一片低洼地，上边长满密密麻麻的红柳枝，大的有胳膊粗，细的也有筷子粗。先头部队已在那里一字排开挖好了七、八个地窝子。我们分别驻进事先分配好的地窝子。 第二天正式开始工作。我主要是统计每天的进度，及时表扬好人好事。要求每天晚上给连长徐长东电话汇报进展情况，也是一点不能马虎。不到两月，就有几幢房子耸立起来。再不像水磨上的那种干打垒。住房一律是一砖到顶。 不久又下来一大批，主要任务是整地，挖去地里的红柳，然后是拖拉机翻地，再按《规划》筑成一块块田地。 我前边曾讲过，这些人个个是多面手，干什么都成，盖房子、挖大渠、平地、灌水、烧饭、打铁是样样都能拿的起。这一次我可是眼见为实，你不佩服也不行。我每天就是在他们中间转，有时候也当把下手，帮递块砖，上前挖几棵红柳。也有时就在伙房帮橱，中午给工地上送饭。倒也无距无束，心情舒畅。 有时休息，我也回到水磨，看看我们的儿子。自从我下去后，蕴玉找了一个婆婆帮带孩子，一个月８元。这婆婆也就是５０多岁，人很干净，一生没有生育，身边有一个从妹妹家领养的一个姑娘当女儿，１４、５岁。我们让儿子叫婆婆为“奶奶”，那婆婆让姑娘叫我俩“叔叔”、“阿姨”。这人与人之间的辈份关系，真是说不清楚。就这样我们两家关系相处的很好。 到１９７４年８、９月，家属区房子等都陆陆续续盖好了，渠道、田地也都一切就绪。开始分期分批的搬家，我又是排在前边回到水磨搬家。这时严兴高指导员已调到九连任指导员去了。 我将家具等一并收拾好，马车过来装上。可我的家一搬开，麻烦事也接踵而至。你还记得我曾经在家中墙上糊的报纸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就这几句话，差点让我遭遇灭顶之灾。 不过，这件事，当时我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情。 还是在２００７年７月我去上海，在上海南汇新疆同事碰头会上，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当年一起在基建连工作的何迸，他给我讲了这关于“打油诗”的故事： 我们家中的东西刚装上马车，前脚走了，后脚古文田就进了我家，像个侦探一样，东嗅嗅、西看看，终于他发现了墙上旧报纸上的这几句话。他没有声张，而是用随身带的一把锁“咔嚓”将门锁上了。然后找来了照相机，叫来了司务长，两人一起又打开门，拍了几张照，又细心地将这张报纸取下来，用另一张纸包好。到连部找到徐连东连长。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由古文田执笔写了一份《报告》报到团部公安科，意欲将我打成“反革命”，公安科没有同意。 当时，我是什么也不知道，还在为搬家的事高兴、忙碌。 不过，他们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最终在半年后，找到一个借口，由连长徐连东直接宣布免去了我的‘文教’职务，下放随家属四班劳动。对此，我曾在《感恩》一文中有记述。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我们把家安顿好，学校也在放假，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因我到新疆已有十个年头，就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回乡探亲。徐连东同意了。 经过三天汽车颠簸，又三天四夜火车“晃悠”，我们先回到上海蕴玉家。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上海，第一次拜见岳父大人，我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博得老丈人和蕴玉几个哥姐的认可。 三天后，也就是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们又启程去到苏北－－－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的故乡：姜堰。 我的父母早已在汽车站出站口等待多时。见我们出站了，父亲立即上前接过孙儿。母亲只是走上前拉住我的手，看着我，一会她就哭了起来： 毕竟是我离家整整有十个年头了，妈妈整十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蕴玉上前，一只手扶住妈，一手只帮她擦眼泪，说： “妈，不哭。我们这不是回来了。” 回到家，我很内疚地对二老说： “真对不起，不孝儿十年未回；这次回来也没什么带给你们。” 母亲说：“不带不带，人回来了就行。” 父亲说：“一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很好、很好。” 邻居们也都过来看望，都很高兴，说： “老三家（注：我在家排行老三，老三家就是指蕴玉）长的不赖，孩儿也乖。不错、不错。”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０日我们和父母及小弟去照相馆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见附照） 十年，父母变老了，家乡变漂亮了，盖起了很多高楼，那镇中心坝口也变成一个大的广场。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商品琳琅满目。 十年，对于人生来说，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历程。 而我这十年，更是经历风风雨雨，她使我懂得了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掌握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但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在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上，坎坎、坷坷、坑坑洼洼、艰难险阻，到处都暗藏杀机，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挑战。 最终的胜利者将是我们自己！
第二十二章 一连聚会
（说明：文章写到上面，写了我到新疆的十年生活，恋爱、婚姻、家庭以及“文革”遭遇，原定题目为《我这十年》，准备结束。但在２００８年元月，我突然接到电话......看来文章还得往下写。） 正是三九寒冬，夜里下了小雨夹雪，窗外白茫茫一片，树梢上全结着冰凝。 睡了个懒觉，刚起床，家住上海的一个好友侍才扣打来电话： “我，才扣。有人跟你说话。” 我拿着听筒，心想是谁呢？ “喂，”我听，是个女的：“侬啥人？” “我，祝美凤。” 啊，算起来几十年未见了，听筒里的声音仍旧有一点嘶哑－－－－是“阿黑”的声音。 阿黑，是我们原来新疆兵团六团一连蚕桑班的，因她自小皮肤生的黑，从小她父母就叫她“阿黑”。１９６４年到新疆后，大家叫她“黑牡丹”，也叫阿黑，是蕴玉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去年回上海，在侍才扣家打了多个电话也没打到她。 “我们今天是一连聚会，王杏仙起头。” 原来，当年奔赴新疆的上海知青按政策在１９８１年后陆续返城，回到上海。多年来他（她）们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每过一段时间，或者谁家有欢庆事，或者是谁（未能回上海而调其他地方）从外地来上海，大家都要聚会。 这样，我就要了王杏仙的电话号码。王杏仙原是四班的，那时蕴玉当副班长。晚上打过去，听到是我们，都是非常的开心，王杏仙告诉我们，今天的聚会有靠１００人参加，都是些老头子老太婆了，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还问到“老油肉”呢，说着都哈哈笑起来。顺带我们向她要了几个人的电话号码。有杨月芳、尹月娣、桂舜兰、林秀萍．．．．．．都是一连的。 今天上午，王杏仙又给我打来电话，也是说：有人要跟我讲话。 我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张秀君的电话： “你们好吗？” 这张秀君就是我在《我这十年》中，我刚到蚕桑班，班里开玩笑给我拉郎配的原型（我文章中为“张秀群”）。由于当时“我们都还不懂恋爱”，也就没有那回事。后来，大家相处的也不错，只是她后来嫁给了团部宣传科一个上海知青，后又调去青海失去联系。她能打电话来我也是很感激。 这个那个，说了好多的人，就没有人说起当年的文教吴志明（我文章中为“吴江”），在一连时他跟二班长林秀萍结了婚。我将电话打到上海林秀萍家。 “请问，吴志明在吗？” “你哪一位？” “我是一连蚕桑技术员。”我买个关子。 “噢，技术员，你好；”她顿了一下：“......吴志明他走了。”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他们都没有给我讲。” “不要紧的，走了七年了，心肌梗塞。”她很平和地讲着。 我的心只感到内疚： “那你过得好吧？” “跟姑娘一起。很好。” 杨月芳我也给她通了电话，她们过得都很好。我仍旧在感谢她，是她－－－杨月芳，为我传递了我的第一封《情书》。 真没有想到，在这许多年中，我们先后回上海也有四、五次，回去了也和一些原来在新疆一起战斗过的朋友碰头、聚会，可就是没有遇见这些一连的。 这一次可全都冒出来了。 由于年龄的关系，我都发誓说这辈子再不回去了，可听到这么多一连战友的声音，听到她们在招唤，我老两口也改变了主意： 只要他（她）们再有聚会，就事前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去，在上海与他（她）们相聚，重叙一连的旧情。（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２日记；自此，贵州省五十年未遇的凝冻灾害天气开始。家中断水九日......我得坚持！）
第二十三章 灾难临头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我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去新疆，到１９７４年９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姜堰，整整十个年头。 可是我有什么呢？除了我自己、我的妻、我的儿，老实说，那一次回去，我连一块手表也买不起；手脖上戴的一块表是基建队一老职工让我带到上海修的。真的是寒酸透顶。不过那时也有句话，就是我们所攒的那一点钱全拿去铺铁轨了。
实在感谢，是老父老母体谅了我们。他（她）们说：“人回来了就行”、“一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很好、很好”。 我们在老家待了有半个多月，又到上海蕴玉家住了些日子，然后带着家人的期望，又买票返回新疆。 同样是四天三夜，车到大河沿站，是晚上十点多钟，待我们提着、背着大包小包到农一师大河沿招待所，只见值班室门上挂着“已经满员”的牌子。我因当年参加“工宣队”在这待过（注：招待所与转运站是一个单位，分驻两地），对地形比较熟悉，就径直带着蕴玉和儿子来到位于下边的一排宿舍的过道里，铺下毯子，让儿子睡在上边，我俩就靠在一边。但到了下半夜就被冻醒了，我站起来在过道里走，顺手拉住一房间的门把，不想一拧，门开了，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抱起儿子就进了房间。这其实是一间库房，有几张床但没被子，一张床上零乱地堆放着几床棉絮，我也顾不得那许多，拉开一床棉絮，我们一家人就倒下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门“咚”的一声被推开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进来的？”那人凶狠狠地喊着。 我坐起身，一看是转运站会计的王大毛。当年在“二八台”经查帐，对他的问题最后定为“负经济责任，不属贪污”。我们撤点时，他对我是千恩万谢。 见是他，我慢慢地说： “大毛，不认识我了？” 他仔细看了看我：“噢、噢，是陈组长（注：当年我是“工宣队”驻站组长），怎么会是你们？” “大毛，不好意思，昨晚火车到，又找不到人。” “那，待会我在上边给你安排一间房。” 就这样，我们在招待所又等了两天，王大毛帮找了辆拉货去阿克苏的（便）卡车，迎玉和儿子挤在驾驶室，我爬坐在车顶的货箱上,三天时间到达阿克苏。 待我们回到基建连，又是两天以后，我们将上海带回的糖果之类分发给左右邻舍，大家都非常高兴。 然而等待我的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次返家回到连队，我本人是相当的高兴。因为第一我终于回去了，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只要他们健在，我的心就安稳许多。第二这次返乡，又在上海游玩一圈，我内心似乎对"党"产生了一点感情，就在我回到基建连不久，我就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当时连队副指导员周世贵手中，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党章》郑重地交给了我。周副指导员是安徽人，从严明高指导员调去九连后，我跟他关系还算可以。 文教工作，在我去老家期间，连队给添置了一个扩音机，一个大喇叭。我就找了根高秆，将大喇叭绑在上边，就这么扛着、背着，在田头地边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作宣传鼓动工作，田间休息就放一些音乐，有时我也参加在地里帮装筐、打埂，工作倒也轻松。 我在《我这十年》一些章节中曾经写道，因为徐连东连长与连队指导员工作上的矛盾漾及了我，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写下几句打油诗，搬家后被抓把柄，他们密写《报告》到团部公安科意欲将我打成反革命，而公安科没有同意。而我却被蒙在了鼓里。 有一天下工的时候，我正忙着收拾那些电线，连长徐连东过来交给我一张纸，说是让我明天在广播里宣读。我将纸顺手塞进口袋，回到家，脱去外衣，又忙着洗菜做饭；蕴玉在学校工作也是很忙，都是很晚才能回来。 第二天，到工地，我一摸，昨天连长交给我的纸怎么也找不见了，中午收工回家也没有找到。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找到连长，给他说明了情况，只见他铁青着脸，气得两个眼睛都要爆了，但他没有给我发火，而是转过屁股就走了。 第二天，连长徐连东突然宣布，让我下到家属四班劳动，文教工作交给我前面所讲的那四人之中的一个叫王畏的。 我傻了眼，可又有什么办法？！那时是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连长是老子天下第一，说话就是圣旨。 从此，我就跟在家属四班的那些大娘大婶们，在酷暑炎热的夏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平田地、挖大渠。 家属四班有十五人，年纪最大的张惠妹的已经５４岁，大家叫她张大娘；年纪最轻的也是班长，是一个叫聂大炮的老婆，四川人，当时才３４岁。她们也是样样拿得起的老把式。你不要看张惠妹５４岁，那挑起担子走起来比我还快，还有劲。她们对我都很好，重活累活她们都争着干，给我安排比较轻的。我曾在一篇《感恩》的文章中说“要不是这些大娘大婶们暗中相助，以及我夫人尽力相劝，我还真不一定能活到今日?” 但是，对于自己“文教”的驾座到了徐连东心腹的手中，而自己成天跟那些老妇女头顶烈日，屁股朝天地挖地球，我近乎到了绝望的境地。连想文化大革命自己少数派小头目到后期落到与走资派同等后果却也未遭如此之罪的时候，不禁伤心之泪涑然而下......
我被连长徐连东宣布下家属四班劳动，每天就在大田里挑筐平地。因为新疆南疆的土地碱性化程度高，必须先整平土地然后大水漫灌、排碱，特别要求地面的平整，要将高部位的土填到低洼部位。这就是用筐担土，因为我还不太掌握地面的平整度，所以就只有担。这些大娘大婶都只给我装大半筐，而她们却是满满的。就这样，我也是累的腰酸腿疼，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都是不管地湿不湿，就躺倒在埂子上。每天下工回到家，我也不再烧饭做菜，而是倒在床上，口中只喊“累”，蕴玉回来又做饭又洗衣服，还一边开导我： “想开一点，你是到新疆，活干的太少了，没吃多少苦，这次是让你锻炼锻炼。” 我有点生气地说： “你也真是，人家腰都要断了，你还拿我寻开心。” “那好，快，儿子，快去帮你爸捶捶背。” 这样，儿子过来用他那双小手为我捶，我似乎也不那么的疼了。 但心里的那股气怎么也咽不下。 以前我个人曾经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波折，《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纵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的本领，但在护卫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也曾被众多妖魔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求助观音菩萨施展法力拿下妖魔。在当今社会，遇到一些类似走投无路的事情，自己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刻，虽然不可能去求助哪尊菩萨，但也会常常遇见一些好心人的相助。这种相助，有时却能使人变得振奋起来，甚至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是的，严寒终要过去，迎接她的将是灿烂的春光！前世命定，一个人总是要坎坎、坷坷，历经种种磨难，才能终成大气。 正在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自己感到绝望的时刻，终于有一天，团政治处组织科来人了,让我去团部第一中学学校报到。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六团团部第一中学。 团一中位于团部办公大楼向西约一公里的地方。靠公路是一个大的体育场，外边几排新教室是初中、高中部，里边是小学部。在院子里广场边树有一５、６米高的旗杆，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教室的外墙上写有两条醒目的大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去报到的那天，学校已经开学，从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我似乎也回到了学生年代。 在校长办公室报到。校长祝善生接待了我。 祝校长，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个子不高，偏瘦，但讲话声音洪亮。他拉着我的手不放，热情地对我说： “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加入。目前学校师资力量不足，你来了我很高兴。” 我有点拘束，因为从我自己的资历，我感觉到“当老师”有点不配。我有点急巴，说： “祝校长，我，我可能胜任不了。” “你行，一定会行的，我都已了解了，你画的画不错的，也能写点文章。” 接着，他又将学校的情况和师资状况给我讲了讲。小学部设一年级到六年级，有十六个班，七百多人。中学部初一到初三共有六个班，高中六个班。整个学校就有近１４００人。但，因为新疆文化落后,经济贫困,地理环境的特殊原因和“文革”影响，内地大学生根本进不来。现在学校老师主要是上海知青，小学部８５％的老师是初中文化，初中、高中这边也不理想，６０％的老师是高中文化。不过这些老师都很尽责。学校是当时阿克苏地区的佼佼者，考试名次排在前三的位置。说起这些，祝校长显露出一种无奈又兴奋的情感。 说完他又领着我到中学部几个教研室走了走，让我认识一下环境和教师。 在数学教研室，我遇见了原一连的蔡文绍，两人相互点点头，说了几句。原来他在１９７３年就调到学校，教初中数学，物理两门课，他老婆周玉妹在后勤菜地班。此时,他们已有了三个儿子。 这学期，因各班级课程已基本排满，校长安排我先接手学校图书室工作,以及教初一到高二的图画。
第二十五章 “逐客令”
从小，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可是，１９６２年７月，当我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后将要填报自愿时，我犯了难：父母及全家人不同意，不同意报中师。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 中师毕业出来要分到乡下学校。而我大哥陈乾当年曾在乡下当了一年多民办代课教师。那时候，吃是各学生家轮流分摊，今天在这个学生家，明天在那个学生家，极不稳定，有好有差。那时农村也穷，有时我大哥只能靠吃红薯当中餐，肚子涨，又不顶饱，干了一年多就死活不干回家，后来去了内蒙。大家说：以大哥当教师的教训，到乡下当教师不行。再说当时大家都穷，都困难，都想考个不花钱的学校，早点毕业出来挣钱。据传当时报考中师的学生很多。父母意见：挤独木桥的人太多，万一上不了就大麻烦了。再说当时我二哥陈仲已在读高三，他学习基础好、成绩好，父母一心想家中出个“状元”，已经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在保二哥能考上大学。家中也再没能力供我继续深造。 所以，为保万全让我考上一个不花学费、不交伙食费的学校，由当时上高三的二哥做主给报了个冷门：苏州蚕桑学校。结果中了！ 然而，不曾想，十多年后，我还真的当上了教师，当了一回尽责但不一定“称职”的教师。 当教师，没有师范院校或是幼儿中师的毕业文凭，没有教师资格认证，在现今社会，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然而，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是断档的时代，而且是在新疆，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经济贫困、师资缺乏的地方。 我也就是在这一种特殊的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学校，当上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第一学期,学校让我管理学校图书室，负责学生借阅书刊,以及从初一到高二的图画。 那时学校的图书也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期刊杂志、小说及一些专业书籍，大约总共５、６０００册。由于长期没人管理，书刊乱七八糟堆放着，几个书架上满是灰尘。 当时，我是一个人先来学校的，就带了一个铺卷，我就临时在图书室安了个铺。用了整三天时间进行了清扫和整理、归类，然后逐一登记，并抄录了《图书目录一览表》贴在图书室醒目的地方。又制定了《借阅图书的管理办法》，规定：每周一到周三为小学部学生借阅时间，四、五、六为初中高中学生借阅时间。教师专业书籍随时可借阅。老师和同学都很高兴。 第一天开放图书室，不管是小学、中学的学生大家都挤到图书室外边看，好像是看谁家在迎娶新媳妇，又好像是在赶集。借到书的同学更是喜逐颜开，没借书的同学也兴高采烈。 以后我发现，小学五年级的三个小姑娘，一个叫朱永红，一个叫靖钰，一个叫甘爱萍，每周借书不拉，每次都是三人一起来、一起走，三个人十分的亲热。很快我知道，她们仨都是团部机修连的，自小一起长大，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一个班，学习成绩也都是班上的前几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慢慢她们也跟我熟识起来。有时我还跟她们开玩笑，说“以后我要当她们的老师”，不想后来，我还真的成了她们的班主任，这是后话。 但在我接手教图画课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学校图画老师是一姓孙的，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相当的好，但因为他工作调动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六团。 而我，却是一个从未受过专业培训，仅是自己从小喜欢画个小人，以后自己学习画过几张炭笔放大以及“文革”中画过两幅大的毛主席像,但基本理论一窍不通。再就是孙老师离校时没有留下任何教材、大纲,或讲义或他画下的任何图画。只知道他姓孙,连人影子都没见过。我就犯了难，不知从何下手。 但我还必须硬着头皮去为同学们上课。第一课，就被下了“逐客令”。 那是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我兴致勃勃到初二（一）班，首先向同学们自报了家门，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大名，这时，一个叫文丽的女生，大胆地站起，说： “我们要孙老师，不要你上！”给我下逐客令。 我十分的尴尬。但我很快转过神，对大家说： “同学们，学校领导给我讲，孙老师已经调走。现在调我来教大家，虽然我要比孙老师差，但我愿意跟大家一起上好图画课，如果有谁比我画的好，我就请他上来给大家教，好不好？” 这一段表白，还真的镇住了个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第一课４５分钟也就轻松的过来了。 下课铃响，我的手心还在冒汗。
第二十六章 吵架
是的，对于一个门外汉，一下子站到讲台上上图画，虽然自己会画一些东西，会临摹，但基本理论一窍不通，自己讲什么？自己就只好借助原先的一点“三停五眼”、“人体从头到脚分为七等分”的半懂不懂地给大家讲解，教画一些头像、人体。同时我也立即写信让家人从上海买了几本《怎样画速写》、《速写画法》和《素描基础大纲》等书籍，自己没事时就学习。慢慢就结合到教学当中，再后来就干脆教学写仿宋体美术字。从初一到高二都设有美术课,我就从简到繁，硬是这样地混了过来。 到５月份，学校决定调蕴玉到小学部，我就回到基建连搬家。那天是基建连周副指导员亲自帮我装车，一群大娘大婶热情地送我们到大路上。就这样一挂马车驮着我们的所有家当（包括有半车红柳）来到一中。 当时住房条件都很差，就大约十一、二平米，不过大家都一样。只有校长或个别家庭人口多的，有一间半。所以，大家都在自家门外圈围起来，有的去巴扎买些老乡的树杆、竹竿，有的用柴禾。 分给我的是一排房子的第二间，第一间是物理教研室的冯志林老师，他个子很高人长的也不错，就是脸上有些麻子；她老婆叫徐宝兰，也在小学部教五年级语文。 这天中午，我正在门外圈竹竿，突然一盆水从第一间房内倾倒出来，大部分都泼倒我的身上，我有点生气了，大声叫喊起来： “这是干什么！不生眼睛呀？” 只见徐宝兰从房间里跳了出来，也大声：“你说什么？还骂人？” 见那架势，我没再开腔，只说了句： “这地本来就坑坑洼洼的，大家都有小孩，倒了水，要滑倒的。” 这下她更是不依不饶，更大声地与我吵起来。那冯志林坐在他家中，蕴玉也在家中铺床，都没出来。 我清楚我一句“坑坑洼洼”惹下麻烦了，我就不再说话。徐宝兰哭着吵着去了祝校长家。
俗话说：“男不跟女斗（还有半句不敢在此引用，对不起读者）。”我知道这下可惹大麻烦了。 不一会，徐宝兰从校长家出来，不再哭闹，只是走过我身边时，嘴巴里“哼”了一声。 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第三天一上班，祝校长来到图书室，看我在整理图书，他在凳子上坐下，顿一会，轻声地说： “老陈，怎么回事，气那么大？” 我正想解释，校长又说： “你不用解释。我是说，我们一个男同志，一个人民教师，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身上的一点缺憾。” 我低下头，感到在校长面前无地自容，我轻声地说： “我，我愿给他道歉。” “那，看你的吧。”说着出门走了。 中午回家，我简单吃了两口，径直走出了门。蕴玉在身后说： “饭也不吃，你做啥去？” 我没吭声，上前推开了冯志林家的门。她俩口和一个女儿也正在吃饭。 我走进去，就门口一张小凳子上坐下，很诚恳的样子，说： “冯老师、徐老师，那天是我的不对，我骂了你们，我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 冯老师放下饭碗，站起身，说： “没，没什么，事情过去就算了。”徐宝兰并不说话，还有点气呼呼的样子。一会才轻声说:“是我倒水......我不对。” 我坐了一会，又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站起身： “你们吃饭吧，不打扰了。” 校长听说我主动到冯老师家道歉，又很严肃的跟我谈了一次话。继后，星期五下午又安排了一次全校中、小学教师全部参加的“校务会”，让我作了书面检讨。过后，我们又互相串了一次门，大家都很客气。 不过这以后，我们两家还真成了好朋友。多年后，冯志林一家调去江苏仪征某中学，我在一次回乡探亲还专程去看望他们一次。这是后话。
第二十七章 灵魂深处闹革命
后来，学校党支部专门安排了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学习班”。 我是在去老家探亲回来后不久在基建连写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我搬家来学校时，基建连周副指导员亲自将我写的一份申请转交给了学校党支部。 这样我也就理所当然参加了这一次“学习班”。 学校党支部书记汲淑云、校长祝善元及几个支委都分别就“党的性质、宗旨”、“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个人为什么要入党”进行讲课辅导。然后由每一个写入党申请书的人写出书面发言材料，依次发言表态。 这次的学习班，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是短短的几天，但使我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地进行自我总结、自我反思，来了一次真正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像放映电影一样，我对自己到新疆这十多年的工作、生活进行了一次过滤。 可以说从我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进疆，分配到六团一连先是蚕桑技术员到目前调到团一中，主要工作没有具体指标、要求，大多是指使别人如何如何干，对自己则随意性大，上班下班不按作息时间，所以在我身上养成一种自由散漫的习性、没有积极上进心，碰到不如意还怨天尤人；其二劳动不过关，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参加劳动锻炼，有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所以在让下放到班劳动就经受不了。这实际上也是思想上没有过关；再就是一生中还没有遭遇大的挫折，所以对同志的感情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上风，就会发生拿别人的一些缺陷大做文章，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不尊重别人甚至是侮辱人格的事情。 在学习班上，我痛快淋漓地对自己开刀剖析，狠斗私字不放松，我说： “我虽然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但我自己身上的毛病很多。今天经过各位领导的辅导，使我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党章，将这次学习班作为起点。” 祝校长和大家都在静听我的发言。我最后说： “当然，身上的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全部暴露。我刚来学校，好似刚刚谈恋爱的一对男女，互相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多是优点和美好的一面，很多劣性或毛病往往是不轻易暴露出来，所以我希望党组织对我多加考验，我一定经受得了！” 我越说越激动，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好像自己的灵魂得到了解脱，一生的放松。 我刚讲完，祝校长带头为我鼓了掌。大家对我的发言也表示肯定。 若干年后，我从贵州去上海，在祝校长家闲聊时提起这件事，祝校长给我讲，在我跟马老师吵架这件事上，让我在全校教师“校务会”上检讨和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是他给我下的两副猛药。 我说：“是吗？那真该感谢，要不是公开检讨和学习班的‘自我对照’，我也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了。” 祝校长说：“那时我还有点担心你承受不了呢。” 我说：“那哪能呢，你是校长，你说话我还能不听。” 校长说：“说真的，你在学习班上比喻说的谈恋爱那句话让我对你有了感性认识。” 其实，在当时从对与马老师的这件事的处理上，我更是感受到了祝校长的严谨治学精神，从内心深深地彻底佩服了祝校长。后来我更知道，我从基建连调来学校，是祝校长亲自点的将。对此我曾在一篇《感恩》的文章中，详尽描述了这一情况，并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见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对于这样的好人，我们当终生不忘，我们要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对我来说：祝校长、李老师就是我的恩人。
第二十八章 祝校长的故事
祝善生校长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通过几次与祝校长的接触，对他的处世为人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方法，说老实话，我从内心彻底佩服了祝校长。 后来，我又慢慢知道了关于祝校长的故事。 祝校长，家住上海祝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而祝校长从小聪颖过人，“天分高”，小学、中学家中大人就没操过心，后来考上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大），１９６２年８月毕业，因为学习成绩好、品学兼优，学校原决定他留校继续上本科深造。可临毕业，正是毛主席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鼓动班上几个好友与他一起到新疆干革命，而学校当时并没有支疆任务，没有去新疆人员名额指标，学校教务处出面找祝校长他们谈话，让他们服从学校安排。 这种情况下，祝校长带头向学校党组织写下一份“血书”，几个哥们儿也都划下小指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去新疆干革命的坚强决心，最后学校报经区政府特准，一起奔赴兵团农一师，祝善生被分在沙井子农场子弟学校教数学。 他的妻，就是李国英老师，家住上海南翔，１９６４年８月毕业于上海安亭师范学校。 说起他俩的事还真的有一笔。 原来，李国英有一哥哥李国邦，与祝校长是师范学院的同班同学、哥们儿。 这样有几次祝校长去李国邦家玩，就认识了他妹妹李国英，因为李国英也是学的师范，两人就有了共同语言，就搭起了腔，慢慢就看上了李国英。 李国英也慢慢喜欢上了这憨厚老实而又聪明睿智的哥哥的好友。花前月下、海盟山誓，他俩相爱了，就在祝校长去新疆前，他们俩经双方家长同意按上海农村的习俗请来亲朋好友，办了十八桌酒，“订了婚”。 到１９６４年学校毕业，“一纸调令”，李国英也到了沙井子，后来，他们就在学校安了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不仅校舍破汨、教学设施简陋，而且教师的工资也经常不能保证。教师除了粉笔和一个小黑板，就什么也没有了。晚上晚自习和批改作业，只能是靠助自制的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一晚上下来鼻孔里都是黑黑的。 但说起我们的李国英老师，更是“红颜不让须颜”，工作上是没得说的“拼命三郎”，当时她是教初三数学带班主任，对工作的那股韧劲，就是不分上班下班，不分白天夜晚，一颗心扑在了工作上。而祝善生此时已当上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白天,他依据每位教师的特长,科学安排课务,深入课堂,了解教学效果；晚上,找师生谈心,了解和巡视晚自习纪律，也是忙的连上厕所也要计算好时间。家中的两个女儿，大的４岁，小的才１岁半，经常在家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没有办法，才将小女儿送到了上海乡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祝善生也被打成“黑帮黑线”人物，与李老师一起下放连队劳动改造，过着政治上被人监督，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 后来，到１９６９年８月调来六团一中，祝善生当上校长、校党支部副书记，李国英仍教初三两个班数学和数学教研组组长。工作仍然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待我们搬家到学校后，因为同在一个大院，她大女儿祝郁也经常来我家和我们的儿子小杰玩，有时领着小杰去她们家。后来，祝郁在我们家吃饭或者我们的小杰去她们家吃饭，更是习以为常。 这样，我们两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一些，不过，我一直对祝校长和李老师有着一股敬佩、敬重和感恩的心理。从这以后，在学校，我更是处处、事事从严要求。 不久学校放暑假。按惯例，各连队子弟学校的老师全部集中到团部，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加起来一共有４００多人，按年级划分，这些老师就分住在学生教室内。主要业务工作都是由一中承担。 本来，按规定，这假期的培训班，初中部老师一般是不参加的，但为了锻炼和提高我，祝校长专门安排我参加五年级组的业务培训学习。从备课开始到分析课文，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等让我比较系统地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学习，使我初步入门，为今后走上神圣的“三尺讲坛”奠定下牢固的基础。
第二十九章 “笨鸟先飞”
下学期开学（秋季招生），校长就让我带初中一年级（一）班班主任，教语文和政治。我终于走马上任了。 在初中部语文教研组，为我安排了一套桌、凳，我正式成为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开学前一周，各年级老师到位，开始备课。 语文教研组组长程天良老师召集了一次会议，他首先对我的加入表示欢迎，后又提出希望各位老师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发扬独立作战的思想，立足本职岗位，共同搞好语文教研组工作。 语文教研组共有８位老师。组长程天良，江苏徐州人，据说只是高中文化，而现在在教高三语文，已有八年教龄，并颇有建树，深得老师、同学的赞赏。老教师中，潘国祯老师是贵州黔南人、濮跃江老师是江苏无锡人；教初三的莫璟，还有三个女教师汪凤英、赵丽娟、徐佩采都是上海知青。 因为有教学大纲，有书，而且有参考教材，我就多下功夫，做到“笨鸟先飞”，不懂的多向其他老师请教，所以备课就相对容易多了。不再像在基建连小学那样，自己完全是在玩“空手道”，自己讲不清楚，同学更听不明白。自己教不好，还跟学生斗气，动不动拧人家一把......现在想起还真是对不起这些同学。 这是一个刚刚从五年级升上来的班。全班共有５０多名学生，多是团部及附近机耕队、机修连、加工连、畜牧连、卫生院等单位老职工的子女。这些老职工大多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省支边来的。我一查名单，靖钰、朱永红和甘爱萍三人还真的在这个班。 报到那天，靖玉她们三个早早来到学校教室，她们说她们早听说是我当她们的班主任了，都显得很高兴。到教室就帮忙搬桌子排凳子，一会又帮给同学报名登记。 我曾经在一篇《我的学生》一文描述过： 靖钰,一个女孩，是我教过的众多学生中一个，她父亲是团机修连的一位工程技术员，河南人，“老兵团”。 靖钰和机修连的几个小姐妹：甘爱萍、朱永红，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学校里老师全都是上海“阿拉”。从那时起，“仨姐妹”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她们立志要努力学习，将来要飞出新疆，去闯荡外面的世界！所以三人都在暗中绞劲，三人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均是前几。开始，我还不太分得清谁是谁，常常把靖钰叫成朱永红或将甘爱萍叫成靖钰，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三人中，靖钰性格比较外向，甘爱萍却较内向，朱永红介于二人之间；但论学习就不差上下，是属于“性格互补、学习共进”的那种类型。 几十年后，她们仨还真的是飞出了新疆，靖钰和甘爱萍在上海，朱永红在广州，都成了当今的新一代“白领”。不过，这又是后话。 当时在班级，我就依赖她们慢慢在同学们中站稳了脚跟。为加强班级同学的管理，我又利用时间把他们的家长单位、基本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在没有课或业余时间就骑辆自行车去作家访。在班级，我尽量与他（她）们打成一片，多留些时间跟学生在一起。特别是晚自习，基本都是一陪到底。 常言说：“你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因此，我就努力加强自我学习，加强基本功训练。因为我是江苏人，普通话讲起来别扭，所以每一节课前我都要化大力气翻查字典，将一些字的拼音标注在课文上，朗读时尽量按标音读。再就是向外求援：一是向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江苏省姜堰中学的语文老师陈凯和我在苏州蚕校时的班主任、当时调在阿克苏四中的石红菊老师求助，让他（她）们给我寄一些参考资料和单元测验题之类。我写信让我弟将家中唯一祖传宝贝、十二集（六册本）“光绪二十年岁在甲午孟冬月上海久敬齐藏本点石齐代印”的《康熙字典》寄给了我。在学校里我努力向老教师学习，经常去听他们的课；也经常主动请老教师来听我的课，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在班里，做到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譬如要求学生背课文，自己首先会背，学生背的时候，自己不看书，而当学生背错了，能马上指出。再就是作文，我一般是布置题目后，自己也要坐下来写一篇，跟同学交流。对写得好的学生，让他（她）们在班上朗读自己的作文，以此来提高写作的兴趣。长此以往，同学们就信服了你。 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不忘：班里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叫“张青”，男的是班长，学习成绩很好；女的是一小组长，学习也是班里数一数二。这样，有时候，老师在判试卷时就分不清哪个是男张青，哪个是女张青。跟两人商量，都不愿意改自己的名。我只好翻查字典，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名“菁”，然后找到女张青的父母，晓之以理，最后同意改为张菁，大家都很高兴。 再有一事：那时候，正是批林批孔批水浒时节，学校要各班级出节目搞文艺汇演，我就帮编写了个“对口词”本准备让靖玉与甘爱萍俩演，可甘爱萍死活不干，结果没法，我就与靖玉上了台。“师生同台批水浒”，这一来，还轰动不小，团部广播室还让我们去录了音，靖钰的父亲靖炳习也专门来学校对我表示感谢。
第三十章 “差生”
在教研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后来学校又组织我们到位于六团下游约３０余公里的九团学校开展联谊活动，互相观摩教学，使自己长进不小。祝校长也一直在校务会上表扬我。有人说：语文教研组形成了程天良、莫璟和我三人的铁三角。这是指在教学上。 不过带班也不是一帆风顺。因班里同学大多是团部直属单位的，多数同学都是比较自觉，比较听话，但也有个别的让你头疼。 先说一个叫李俊才的，男生，家住工程连。在班里是学习不好又上课讲话不守纪律，老师批评他跟老师顶嘴、吵，闹得课上不下去。真的，要是一个班级有几个，不，只要一个，那也就真的是难办。 我记得清楚，刚开学报到那天，同学们都报到了，他还没来，快下班，我准备关门，只见“咚”的一声，门被踢开，他跌跌撞撞冲进来，身后还跟了几个小同学。 “报....报..到。” 我看他，歪戴着帽子，身上脏兮兮；我没吭声，“晾”了他一会，我说： “什么名字？” “李....李俊....俊才。” “先把帽子戴正。”过一会：“怎到现在才来？” 他楞了一下，扶正帽子，说：“我...我爸不给我钱。” 有同学悄悄给我说，他是去渠沟里摸鱼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李俊才下边还有两弟弟，他才１０岁时失去母亲，父亲是连队的会计，有一点河南人的“二杆”脾气，喜欢喝个二两，平时不太管李俊才，但又动不动要打他一顿。所以李俊才是又调皮又怕他爸打他。 对他的情况，我曾去过两次工程连，但都没碰上他父亲。那一天，我又去，硬是在他家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父亲才提着一个破酒瓶回来。我给他说了李俊才在学校的表现，我说： “我希望李会计能配合学校一起来做工作，使孩子成长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祖国的有用人才。” “不争气呀，你看他下边还有两弟弟，他就不知道帮我做点事。整天在玩！” “李会计，听说你常要打他。” “你不知道，陈老师，自他妈走了，我拉扯他们几个，多不容易。哎，我的这颗心，真的是苦。”说着，他从櫃子里拿出两酒杯，倒了两杯，不由分说，端起一杯，敬到我面前。 我不知该如何办，只好接下这杯酒，说： “李会计，不管怎样，今后我们一起来教育俊才；我提一个要求，你答应了，我就把这杯酒喝了。” “陈老师，你说，你是痛快之人。什么要求，你说，我答应你！” “就是你从今以后，坚决不能再打他们几个。” “行，行，一定不打，一定不打。” 我跟他碰了杯，一口干了杯中酒。 从这以后，李俊才在班里的表现有所改进。 还有一个男生，叫王桂勇，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前２０名。家住加工连，父亲是副连长。自己处处有种优越感，不太把别人放在眼里。为没有当上班干而一直心怀不满。所以也时不时在班上搞点事情。 有一次，学校“三好班级流动红旗”被我们班夺得。高高挂在教室后边的墙上，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天就不见了，周一下午班会上，我就这事，说： “是不是周六下午值日的同学没关好门？” “报告老师，我们关好门才走的。” “那，我看这样，请同学们自己看看，抽屉里有没有掉东西。” 我这一说，同学们还真的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抽屉，而王桂勇没动。我心里有了点数。又说： “行了，我已经清楚了。这面红旗，是我们班集体的荣誉，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而且是流动的，现在红旗在我们班丢了，我们如何向学校交代？” 大家交头接耳，都显得很焦虑的样子。王桂勇也低下了头。 我一看，不再讲什么了，只说了一句： “请拿了红旗的这位同学主动将旗交出来，我可以给他保密。” 不出一天，正是王桂勇将旗交给了我，并写了一份检查。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将他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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