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故事

    前两天，和一个网友争论了几句，勾起我对四十年前一些往事的回忆和反思。首先声明，我不是理论家，不是学者，只是一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给朋友们讲讲故事。当然我肯定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企图说服任何人，信不信由您自己。

就从我记事时说起吧。1956年，忘了几月了。我6岁，还没上学。有一天，妈妈给我6毛钱，让我到南马路一个糕点铺去买一斤点心。我很奇怪，不年不节的，买点心干什么？妈妈说，以后买点心要粮票了，你去买一斤，咱留着过年吃。我就去了，到那一看，人山人海，我就往里挤，一边挤，一边举着钱喊：“我要一斤，我要一斤！”6岁小孩子，跟大人挤显然有些自不量力。但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敢挤，可能出自回报妈妈信任的一种表现。长大后想想，也许这就是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大概挤了两三个小时，点心卖完了，人也散光了，我也没买到。可是，手里的钱没了！妈妈是个农村妇女，没有工作，我不知道爸爸挣多少钱，只知道6毛钱是比较多的钱，因为我手里的零花钱从来没有超出过2分钱。回到家以后，妈妈没有打我，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很沮丧，很恨自己无能。多年之后，才知道，这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似乎也有些苛求，毕竟才6岁嘛，的确还没到该长毛的时候。

7岁上学，10岁挨饿。1960年，虽然生活在大城市，好像也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以前是供应45%的细粮（白面），55%的粗粮（玉米面、小杂粮、红薯、少量籼米）。但是我家很少吃白面，因为标准粉一毛八分五一斤，而玉米面九分钱一斤，爸爸就跟别人换了，别人多吃点白面，我家多吃点玉米面。忽然间变了，粮食供应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麦麸、黄豆、豆腐渣。舅舅从乡下送来一只母鸡，以补充我们的菜篮子。老母鸡是白色的，凤头，毛腿，一嘴胡须，老是皱着眉头，像个思想者，据说是名牌儿，叫“十斤白”，也就是可以长到十斤重。

那时一切由妈妈安排。爸爸要上班，中午带饭，两个窝窝头不能少，少量玉米面加大量豆腐渣。我们上学的，一人半个窝头。那时大都一样，早上到班里，几乎人人都是窝头，哪像现在的学生，早上包子，油条，喝碗馄饨，买一套煎饼果子。一到星期日，我就带我的一对双胞胎弟弟妹妹去农村挖野菜。有一次，我们挖了一麻袋马齿菜，往返20华里，一口饭没吃，空肚子去，空肚子回来，到家，把一麻袋马齿菜倒出来，妈妈高兴得眼里闪着泪花，一个劲地说：“这么多呀，够吃几天的了！”一时间，一股成就感涌上心头，真的找到了幸福的感觉。

老母鸡非常争气，几乎每天下一个蛋。妈妈立刻小心翼翼地拿好鸡蛋，送到胡同里对面院的一个单身老婆婆手里，换回一块钱。据说老婆婆的老公原来是个资本家，已经去世，给她留了不少钱。妈妈也非常疼爱老母鸡，关爱程度远远超过对我们的关爱。不过老母鸡最终也没有长到十斤，妈妈对它再好，也不过仅仅从我们牙缝里抠出一把米，没有更多的油水。它摄入的营养可能刚刚能够维持每天贡献一个蛋的水平。

那时城里养鸡养鸭的人不少，也经常“传鸡”，也就是闹鸡瘟，现在叫禽流感。老母鸡抵抗能力极强，好几次传鸡，我们胡同的鸡都死光了，它没事，我们也不懂，也没钱给它买药吃。大概是1963年秋的一次传鸡，它终因年老体衰，未能幸免遇难。妈妈哭了，她说这只老母鸡劳苦功高，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有那么一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思。

1962年已经好转了，有一天我捡到一只小鸭子，很快也长大，它曾经和老母鸡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光。也是每天一个蛋，不过那时我们已经不卖了，而是自己吃，妈妈希望给我们补补身体。可惜为时已晚，据说10岁前营养不良是最要命的，而我们那时主要食品是豆腐渣。现在身体状况确实像豆腐渣工程，肯定是豆腐渣吃多了。

鸭子是一年后遭杀的，国情好转了，开始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胡昭衡市长下令，城区一律不准饲养家禽和小动物，要杀一个鸡犬不留。鸭子未能幸免，也没有送到乡下去，不是没有时间，而是舍不得一个来回的路费。这只鸭子和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情，关于它的故事，我曾于四年前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待我整理后贴上。

因为生活贫困，而我们又想改变，所以就要劳动。那时街道上搞副业，从别处揽活让困难家庭来干。我们最常干的一种活叫“拆线”。就是把服装厂做秋衣秋裤剪下来的碎头拆成棉纱，卖到工厂里给工人擦手。拆一斤的劳务费是两毛钱，那一斤有一大堆，我们只要放了学，就全家动手，一人一堆坐在那拆。就那样大概一天能拆一二斤，一个月能挣十多块，妈妈的眉头舒展了不少。

那时有没有生活好的？也有，一是当官的，二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演艺界），三是有家底的，四是做生意，开工厂的，后来不让干偷着干的，五是双职工，孩子少的。最穷的是农民，城市郊区除外。看一看，那时和现在的区别在哪里？

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好，要穷一块穷，要富一块富。错。这个体制的设计就注定了三大差别的长期存在。“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和一块金字招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民众分为三六九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剥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明着为人民服务，暗着为自己服务，甚至明着就为自己服务只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是人民的代表，而你不是人民。还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或者腐败少。也错。可以说，腐败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且不说刘青山，张子善这大的，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搞那么多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一根火柴就把文革燃遍全国？回想文革初期群众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与政治无关，几乎都是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除了上层政治斗争的因素之外，能够发动起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干部利用特权腐败，积怨太深所致。

 

 

  工资标准的差别

    应该承认，建国初期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保持了战争年代的本色，还是能够体谅老百姓疾苦的。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生活的安逸，物欲的诱惑，人性的本能等多种因素的逐渐表露，事情悄悄然起了变化。

首先我们看看工资制度的设计：全国按经济发展不同，地域不同分为12类，类别越高工资越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能是为了以身作则，工人阶级的工资并不高。以三类地区为例：工人，由学徒出徒到一级工是17元----30元，往上2级到8级，最高8级。一般是涨一级涨5块钱，越高级差越大，但大也大不了哪去，超不过10块钱。1级到8级有两个坎，第一个坎是2级升3级，很难，那时不论哪个厂，最多的是二级工，三类区35元，六类区41元。然后熬呀熬，熬上3级工就有盼头，可以慢慢升到5级。但是只有很少的工人可以升到5级，一般是有比例的，调级了，上面就下文件了，本次调级升5级的占百分之几，一般是二、三、四、五，没几个。升到5级了，就有希望熬到8级，当然就更少了。一般要熬到50岁左右，挣多少钱呢？80-90元，我的一个邻居8级保全工，挣100多一点，天津六类区。我在山西当过工人，厂里最高级的师傅是五级，大概工资在55元左右。

工人里还有些差别，技术工种较高一点，比如，钳工、电工、模具工、修理工、司机等。另外工人有出车补助，夜班补助，职业病补助，有毒物质补助，如喷漆、电镀等。

好，我们在看看干部，最低23级，三类42元，六类46元。最高1级，据说毛主席只拿2级，400元，中国唯一的一级据说是宋庆龄。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需大概了解。据说干部也有三个坎，一个坎是17级，三类大概在90多元，我岳父17级，下一个坎是13级，就算高干了，大概在150元左右，我岳父的叔叔13级，我的中学校长是13级，插队时的县委书记是13级，所以略有了解。往上据说还有一个坎，大概在8-9级那，有几个朋友的父亲是8级，但是人家没有说过这些，咱不敢瞎说，可以类推。

企业干部和行政干部基本持平，事业单位，教育文卫部门算干部。实事求是讲，在县一级，有差别，但不是特别大。全国横向比较，差别就大了。除了边疆地区，北京上海最高，天津稍次之，各省会再次之，西南部最低。

福利：工人有劳动保护，比如要发工作服，口罩，手套，毛巾，肥皂，有些工种还要发胶鞋或皮鞋，工会每月发一张电影票，年底搞娱乐活动，发慰问品等等。有人以为干部不发，错。这些东西是从干部手中转移到你的手中的，他怎能对不起自己？反正我当工人时，厂长在这方面和我们工人保持一致。

还有，工人有加班费，但是病假要有医生开的假条，有的不扣工资，有的工厂按工龄有比例地扣；事假扣全工资。干部明确规定，没有加班费，但是病事假一律不扣工资。当然工人有生产任务，要干活，而干部没有任务，所以理所当然不参加劳动。但是那时有许多以工代干的干部，说是干部不够用，从工人中挑选一些有能力的来履行干部的职责（中国的干部永远都不够用，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够用）。于是，他们不用干活，但是，工人的福利一点都不少，把干部和工人的好处最大限度地享受完。谁能以工代干呢？当然是领导说了算。若干年后，这些人都成了国家正式干部，然后根据党的需要，分别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任职。

有些大型国有企业有职工疗养制度。假如河北的国企，工人疗养去北戴河，干部就去海南岛，反正都在大海边。干部还有数不清的重要会议，往往要不辞辛苦地走遍祖国大地。

级别低的行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差不多，高级官员当然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说白了，就是权力。权力是干什么的？就是管人财物的，那就是权力。权力意味着什么？那时的权力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一切。当然大多数的干部命运也是被主宰的，我岳父的叔叔和我岳父都还是非常耿直的老干部，他们一个37年，一个38年，都在基层。级别不算高，一辈子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踏实工作。如今人都已经去世，老百姓还是很怀念。但是看了上面的介绍，如果在那个时代让你选择，你是愿意当工人呢，还是愿意当干部？

那时不少基层干部把子女放进工厂，想让他们的生活单纯一点，但最终又都离开了工厂。我想这很容易选择，但是你往往别无选择，也许你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如果你悟性高，你就会知道怎么努力，怎么要求进步，怎么靠拢组织……那是唯一可以改变你命运的一条路，但并非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光有悟性不行，还要有天赋。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有人说，怎么觉不出那时的腐败呢？这是因为：1、由于当时生产力太落后，物质比较匮乏，经济不活跃，所以腐败受到一定的限制；2、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透明度，高级领导的事情一般人不可能知道；3、中下层干部在马不停蹄的大小运动中自顾不暇，心存顾虑，确实不敢过分腐败；4、老百姓整天为了糊口疲于奔命，公民意识淡薄，敢怒不敢言。

 

  生活与环境

    建国初，国家干部的来源大部分为部队转业和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中也有部分原政权遗留人员，主要在业务性较强的部门，比如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工程技术。而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城市贫民和农民工，我的亲属很多就是来自天津附近县的农民工。因为百业待兴，劳动力需求旺盛，于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逃难者，逃荒者，乞讨者，流浪者也加入了工人队伍。

天津市房管部门有公产房，来源一般是接手的旧社会的公产，军产，以及没收的租界地的外国资产，资本家，旧官僚的私产。租界地的办公大楼基本由政府使用，私人的小洋楼基本由政府官员使用。我有几个同学，家里是市委，区委，河北省委的干部，都住在和平区，河西区租界地的小洋楼里。那里环境幽雅，街市繁华，道路平整。享受住房福利的工人一般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绝大部分企业是不分房子的。工人一般居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或者自己盖的房子。

从战乱中来到安定环境中的人们非常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尽管还谈不上生活质量。天津西站附近，有一个叫沧德庄的地方，就是当年从沧洲、德州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农村，流浪乞讨到天津市的农民逐渐建立起来的部落。那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就像现在有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我居住在天津市老城里，那里也有许多城市贫民。离我家很近，有一条胡同，叫“周永顺胡同”，南北长约150米，宽不到两米，其中居住的几乎都是拾荒者，天津人管“拾荒”叫“拾毛兰”，那条胡同被称为“毛兰胡同”。

我家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总面积大概有一百平米，八间房，每间建筑面积十平米，剩下就是院子，没有厕所，胡同南边有个公共厕所。住六家人，两家是老天津人，各住两间，其余六间住六家人，都是从附近农村来的农民。整条胡同都是基本一样的小院子，南边隔一个门，八间房住了八户人家。

好，现在就说说我家居住的是什么环境。共用自来水，每家有一个大水缸，一副水桶，一根扁担。我放学之后，第一个动作，掀开水缸盖，看看水多不多，不多，马上去担水。因为一个自来水龙头管一片居民区，所以担水要排队，往往要等上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排到，当然远到不很远，大约四五十米吧。说来很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局面到1983年还没有解决，大概是1983年后半年自来水才入户。由于有了担水的基本功，我1968年插队后，对山区的“扁担炖肉”不是很害怕，甚至还感到很亲切。

再说下水。隔我们一条胡同，距我家大概有一百二十米，有一个下水道，一个大约两米乘以一米五左右的水泥池。方圆二百米之内的住户都到这里来倒污水。于是每家还要有一个污水桶，洗衣洗菜，淘米做饭，小便等等一切淘汰的液体，都要靠这个污水桶来周转。南边的厕所不准倒污水，那时的人比较规矩，厕所门口写了几个字，就真的没有人去倒。一放学，我们除了担水之外，第二个任务就是倒污水。最怕冬天，那时天冷，污水池周围都是冰，稍不小心，就会滑到，沾点脏东西回来。这种局面好像截止到1970年左右，记忆中，我插队走时还没有改变，那是1968年年底。

大概是1975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天津的自来水又苦又咸，和尿差不多，颜色都是黄的。爸爸妈妈说这样的水喝了好长时间了。据说根治海河以后，年年大旱，华北地区严重缺水。特别是天津，大城市，用水量大，最后不得不让居民饮用净化的海水。说是“净化”，它又不是以色列，哪里有那技术？不过是消消毒，让它别毒死人就是了。后来有个市委书记陈伟达，微服私访，发现天津市民喝的水像尿一样，他在市委机关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水！原来市委市政府和一些机关是供水专线！陈伟达立刻向中央反映，并请求北京支持，把密云水库的水借一点过来，以解天津市民饮尿之苦。

后来陈伟达走了，李瑞环来了。为了彻底解决天津市民的饮水问题，李瑞环亲自指挥了引滦入津工程。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对天津市的领导人，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陈伟达，一个是李瑞环。我最痛恨的是那些给首长安装供水专线而让几百万市民喝尿，并长期向领导隐瞒真相的干部。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些人后来仍然身居高位，操控着市民的命运。

前边提到，我家门口有一个公共厕所，这是周围五六条胡同唯一的一个厕所。估计它原本是一条胡同，在东西两条胡同中间穿过，好像“H”当中那一横。在它三分之二的地方堵上，上面加个屋顶，东边是男厕所，西边是女厕所。男厕所19个蹲位，女厕所9个。每天早上，四面八方的老少爷们提着裤子往我们胡同跑，高峰时门口排队，有点像现在排队买打折商品。一到夏天，特别是中午，我们胡同上空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我们这些小孩子每人端一碗饭，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吃----就着那臭味----身在臭中不知臭。如果赶上掏粪，胡同里的臭气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消散。这在当时的天津市并不是个别现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当时没有家庭电话。我们附近只有一个公用电话，我很奇怪那一家怎么会享受电话？他传呼一次要收五分钱，而打一次才要三分。再有就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有了，门口的副食店还有一个，但是人家不对外。好在是小孩子，没有那么多外事活动，所以对电话的渴望并不是很强烈。那时还没有电扇和沙发。我在大商场见过电扇，常常在夏天逛商场时跑到电扇底下站一会，否则就觉得没占到便宜，一天都不爽。

我第一次见到家庭电话，沙发和电扇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上中学是天津重点学校，以为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结果，班上好几个留级生，都是高干子弟。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分配来的，并不是考上的。这些同学大都穿一身军装，以区别于其他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表情严肃，都有一些爱好。他们基本上在比较封闭的干部子弟的圈子里活动，跟平民子弟一般不搭话。平民子弟一般也比较自觉，没有人去巴结这些穿军装的人。那时学校里谁的成绩好，谁就会受到尊敬，那些人也确实没有值得巴结的地方。

虽然不值得巴结，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家庭电话，家庭电扇，家庭沙发，家庭厕所，家庭自来水，却是在干部子弟家里。而从那一刻，我对干部子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文革开始后，很多干部受到冲击，这时你会发现，他们也不是那么狂傲，也希望与人交流，特别是插队以后。文革中，我去过一些干部子弟的同学家里，才知道原来厕所也是可以放在家里的。记得那一次我想大解，我同学说去吧，但却没有告诉我是坐着完成的。我试了半天，觉得蹲在上边不是很安全，终于放弃。

看到了人家家里的沙发、电话、电扇、暖气、厕所、自来水，才知道，人间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免有些自卑。转而又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还不如我们，我们难道还不幸福吗？这是对自己唯一的安慰。因为是一派，后来又去了几个干部子弟同学的家里，家家都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前几天，和北京的朋友聊起，她说，她父亲是13级，算高干了，但是在她们班上，根本没有人跟她玩！她爸爸的官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