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话题两篇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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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话题两篇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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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五四’的又一意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临近纪念日，各式文章多了起来。近些年，每逢此日都会有许多文章的，它的方方面面逐渐清晰，很好的事情。其实对这个日子的纪念如同对鲁迅一样，因本朝权势或者干脆明说是毛把它抬高起来的，不但定为青年节，还定为“青年运动的方向”。有此青睐，堂堂北大把“生日”都改了，谁如果相信这等趋炎附势居然还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如相信阿Q有可能姓赵。 时至今日，文人们夸赞“五四运动”依旧谎言不断。例如《凤凰卫视》介绍陈独秀的节目，依旧说是“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电令巴黎和谈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我们读《顾维钧回忆录》，顾先生详尽地述说了拒绝签字的实情，4月份代表团就内定了如不能实现收回山东权利就拒签。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接下去，“保留签字”的要求被和会拒绝之后，北京政府6月24日仍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整个事件，北京最开明的训令也只到“请陆总长自行决定”为止。顾维钧称：“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顾的结论明确：“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所以，说“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代表团的拒签《凡尔赛和约》发生什么作用，纯属意淫。充其量，不过表达了参与运动者的愿望而已。 《南方周末》4月30日一期刊载了张鸣先生的文章《“五四”的又一意义》，通篇罗列之后似乎末尾才点出“意义“之所在：“‘五四’运动不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张先生说颠倒了，查经济史，直至五四之时中国的民族工业都是发展迅速的。例如周恩来委托许涤新等主持、动用极大人力费时良久编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详尽的数据论述太浩繁，无法引述，但第二卷P1068页有结论性的评述，恰好可以驳斥张先生的议论：“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资本，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以后一个阶段，年增长率与外资不相上下，第一次大战期间更超过外资1倍；在整个这一时期，发展速度也高于外资。到1920年，民族工业资本已远远超过官僚资本，而直接与外国在华资本较量了（这时，整个本国工业资本已超过外国工业资本）。它不愧是我国资本集成的主力军，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至于它在二三十年代遭受的挫折，那是本书第三卷的事，至此，还是很乐观的。”可见，不去说“五四”该负多少责任，以它为界，之前民族工业发展迅速，之后遭遇挫折乃是不争的事实。 对“五四运动”的涂脂抹粉，至少六十年来从未间断。我和同龄人一样，从教科书里学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课堂以外，所有的语言文字宣传也是同样的说法。不断重复的结果，于是它就定格在心目中了。后来读书多了，最主要的还是出的书多了，有各种更接近真实的文章可读，便产生疑问：“新文化运动”早在“五四”以前几年时间就粉墨登场了，怎么就变成“五四”的后缀了呢？可以这样判断：“五四运动”终结或曰分裂了“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打砸抢烧”的革命新时代。关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拙帖《纪念“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考》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当年首创“五四运动”一词的罗家伦、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等，当天就心灰意懒回屋睡觉去了，就连那位放火的湖南人匡互生后来也放微词表示不满。最微妙的是，“五四”时期躲在北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毛，竟然御笔钦赐：“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后来又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些话应该道出一些高抬五四的缘由来，恐怕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才是“又一意义”真实所在。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就开始对苏俄革命夸赞不已，例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组织上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些舆论铺垫在多大程度上武装了“五四”干将们的思想？例如罗家伦写过：“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五四”当时《新青年》立即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便连续推出鼓吹这个主义的一连串文章，持续宣传达六个月之久。7月20日，胡适针对李的文章，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辩论逐渐激烈“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也逐渐严重，直至沉沦变成“武器的批判”。陈独秀也抛弃了他年初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全身心投入政治领域而舍弃了文化领域。“五四”激发起来的暴力热情无疑使李、陈们占据上风。 这些工作是有成就的，1923年12月17日北大25周年校庆，朱务善、谢汝镇对来宾搞了民意测验，其第五题：“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为甚么？”收回问卷中认俄为友者497票，占59%；认美为友者107票，占13%；认二者皆非友者226票；认二者皆友者12票；亲苏俄者压倒多数。若知道当时苏俄红军已侵略中国占领了外蒙、唐努乌梁海，并且正在竭力促中国内战；而美国主持华盛顿和会恢复了“五四”骄子们耿耿于怀的山东主权，可知中国式“爱国主义”其实很虚伪，至少不识好歹。由此案例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如同一副催情剂，促发了中国社会春心荡漾，笑迎苏俄送来的革命种子，以成正果。 毛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大实话。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僧承认：“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全世界，第三国际重视这一事件”，“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他没有弄准确的是，维经斯基是俄共（布）而非第三国际派来的。“五四”时适逢苏俄帝国主义在欧洲遭遇惨败，目光转向亚洲，中国发生的一切使列宁兴致盎然。而在中国内部，李大钊、陈独秀拼命宣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分裂了中国本来就脆弱的民族主义，鸡蛋裂了缝。不仅“新文化运动”烟消云散，就连“五四运动”曾经大喊大叫的爱国主义也至此寿终正寝。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则背负“全盘西化”之恶名腹背受敌。其实老胡比诸多论敌更传统，在他辞世后老蒋所题挽联评价很贴切：“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维经斯基1920年来华，鼓动“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须知，列宁的主义的目标是“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全集》第38卷，P46）接受了这个主义的便需要根除“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必须不在乎牺牲本国利益。例如毛泽东致信蔡和森，称其新民学会“多数人鄙弃爱国”，“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五四运动”那种激昂的“爱国运动”之主流很快走向反面，演化成为苏维埃利益拼杀的势力，而苏俄则当仁不让地收取巨额回报，除了蒙古、唐努乌梁海172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外，还有东北大批“战利品”。 “五四运动”引来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派生的结果便是使知识分子边沿化，从而达到在“革命”旗号下的民众动员成为“痞子运动”。陈独秀1924年12月总结道：“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动摇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这种边沿化的效果，是无限夸大无知识人群的历史宿命，为一个组织夺取权力并使之制度化效劳。顺理成章必然导致领袖独裁，回归中世纪专制。胡适预见到了，他致信陈独秀，指出：“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历史证明了老胡的忧虑，陈独秀本人首先品尝了这种边沿化的苦果，殃及池鱼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人权灾难的泛滥。 “五四运动”之所以受到本朝权力盛赞，“又一意义”皆在此。没有这个运动铺垫，苏俄打入中国不会那么顺利，真正为中国主权拼争的北洋政府未必垮台，孙大炮的“一党专制”根本建立不起来，我党“坐江山”跟着没那么容易了。故，夸赞它也不足为怪。几十年后，以“五四”为楷模，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继续了前辈“打砸抢烧”之传统，青出于蓝，把国家民众折腾了个底朝天。毛曾经很开心地打气：“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老北洋们肯定想不到，70年后学生们重温“德先生”的旧梦，便领教了坦克车机关枪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还透不过气来。惟一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毕竟意识到该把“五四运动”请下神台，还其本来面目。
爱国与民主
徐文一开篇，就可读出其立论基点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韵味。借五四运动来说“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无论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之后旧文化回潮，都扯不上民族主义。至于五四前后出尽风头的苏维埃主义，那更是彻头彻尾反对民族主义的。在中国，民族主义从来没成气候，只有宗族观念挥之不去。寥若晨星的“民族英雄”或“爱国者”中，屈原忠的是楚怀王，岳飞图的是迎还二帝，史可法亦自认“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爱国就跟忠君搅作一堆，做臣子的只有忠于哪个君的区别，不存在脱离君王的国让你爱。拿破仑说过：“权力是我的情妇。我努力奋斗征服了她，决不允许别人从我身边把她抢走，甚至向她示爱也不可以。”倘若胆敢乱爱人家的国，不算谋反也算篡党夺权，大逆罪是不得了的。穆勒在《代议制政府》里说：“专制独裁体制之下，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本人。”卢梭也在《政治经济学》里断言：“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至于民族主义，它纯属子虚乌有的意识形态，即使在西方也没弄明白它究竟是何方神圣，传入中国的那玩艺就更莫名其妙，泰戈尔说：“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因此，中国那些自诩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人们，其实只是谄媚权力以图赚取某些回报，古时叫做封妻荫子，现代称为争取进步，或如司马南之流，混个人气好赚钱。 即使抗日战争，老蒋欲借民族主义噱头借以维持民国，也未得逞，毛主席就识破了他的伎俩，制定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所以，林彪配合国军打平型关，彭德怀独自组织百团大战，都违背了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后来都没好果子吃。只有陈毅元帅领导的新四军袭击“顽军”远胜于袭击日寇，算是“好同志”。即便日寇铁蹄践踏中华之“最危险的时候”，“同仇敌忾”仍是一句空话，可见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写在水瓢底下，只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噱头。老徐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有点武断，且不说中国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杂志，笑蜀先生编撰了《历史的先声》，收集了中共抗战时发表的大量文章，那里面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高调颂扬，远不是五四那伙人可以比肩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高得多。结果，老蒋那一篇洋溢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之命运》抛出，立即惹来骂声一片。“救亡”何时“压倒启蒙”？徐文称“‘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循此逻辑，岂不是连“全盘西化”也可算民族主义？ 实际上，五四之所以扬名立万，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亦有误区。远者不提，仅比五四早十四天，4月20日，济南民众十万三千七百余人开请愿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报，呼吁“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不但早于五四，声势更浩大得多，却无历史声息。缘由之一，在于他们都没有打砸抢，更没有放火烧房子，应了鲁迅所言：“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五四放火了，“受供养”自然顺理成章。孙中山尚嫌不过瘾，要发五百条枪给学生去为他拼命，那才够刺激。缘由之二，北大那里为中共建党做了铺垫，这点，官方至今也认定无误，大事宣传于是妇孺皆知。 五四并没有一条标语口号宣扬“德先生”或“赛先生”，只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托马斯.潘恩有名言：“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学生们抗议当时的政府侵犯了国家，说“爱国”还是有谱的。这个概念下的“爱国”本身就是“民主”的组成部分，没必要分谁先谁后。可如今的“爱国”已经长了条“主义”的尾巴，它肩负着保护政府垄断国家的使命，同五四那时相比，整个儿颠倒了，那么民主了就不可能再有爱国主义。即使捆绑上“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也从座上宾沦落为阶下囚了。权力高层信誓旦旦要抵制的，恰是“德先生”的灵魂，章立凡先生说他们：“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在入木三分，“新文化运动”只剩下为中共奠基的功能，不折不扣地“与时俱进”了。 至于“反帝”，绝对是一个冤案，中国人的“反帝”，乃1922年1月21日苏俄召集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缘故，由国、共两党派去参会的张秋白、张国焘领回此项任务。《张国焘回忆录》介绍：“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五四时中国无人知道有帝国主义这个词汇，反什么“帝”？ 仔细想想，自打“秦王扫六合”到现在，五四那个年代的政府仍是中国最民主的权力，不去说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在思想、言论、出版、教育等方面的自由也空前绝后，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地办刊物，自主地写文章，批评政府的文字几乎每天见报，五花八门的意见确实做到了言论自由。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汪叔潜的《新旧问题》，直白地宣称近代西洋文化是“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盖出于此文。反对旧文化的思潮其实还早，至少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李鸿章答西太后：“若旧学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多少都反映了主张“新文化”的心态，只是没那么热闹而已。尤其甲午之后，大量译介西方社科著作，这才形成了新文化的广泛基础。以《新青年》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只是壮大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杜亚泉为代表的一派直白地抨击新文化派，杜、陈之争论极其热烈，加之其他观点的介入，使这个运动热闹非常。把各种观点畅所欲言的言论自由场面归结为其中一种意见谓之“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有失偏颇。既然大家都说顺嘴了，沿用亦无妨，何况它如此醒目。看来北洋政府似乎又聋又瞎，即便如李大钊大声疾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亦无妨，看不见政府的干涉或“导向”。 五四之后，中国形成了苏维埃主义滥觞的局面。1921年潘公展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直至1933年，《申报月刊》一周年纪念特刊命题征稿国内文化名人，讨论中国现代化前景，所得10篇短论及16篇专论中，仅有一篇主张走个人自由的道路，主张社会主义的却有14篇。今日权力隆重纪念五四确实理所应当，不过我们受到教育说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到底有几分真实呢？ 还在五四那年1月，张东荪就忧心忡忡地写道：“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张先生预言：“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无法救药矣。”他完全无法预见的是，北洋政府乃至国民政府能容忍他大声疾呼基尔特社会主义，毛政府却不能容忍他“参政建言”。这篇《世界共同之一问题》半个多世纪以后竟然成为他的罪状，遭致关押五年后病死囚中。且殃及池鱼，次子张宗燧、三子张宗颖共两对夫妇皆“被迫害致死”，而张宗燧还是“对国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学部委员即院士的，长子张宗炳也在秦城监狱被逼疯了，碰巧的是那座监狱也是苏联老大哥援助建立的，专用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两个孙子都被判了十年以上重刑。张家的悲惨遭遇，能否算五四运动的一个远期效应的缩影呢？ 现在名人*刚放话：“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赢得青年就能赢得未来的战略思想，牢牢把握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指引青年健康成长，从而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生机勃勃。”应该说，这是官方纪念五四的根本，还在抗战时期就借五四和鲁迅招兵买马，现在仍念念不忘。老毛种树，新官僚乘凉，何乐而不为？只是五四这类活动，也如一把双刃剑，至少它可以折射出当年的政治环境还是宽松的，全不似现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全部被严控，就连网上，“删帖”、“屏蔽”成为所有网站最常见的词语，更遑论王帅们的那般可怜兮兮的遭遇了。五四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的自由越玩越缩水，迟早会不好玩，因为那类浑不知自我权利需争取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反对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名人胡适有话：“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假如真的信奉民族主义，这话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人说的，不是“西方那一套”。
（2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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