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感怀
作者：中条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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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感怀
作者：中条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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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感怀
当我走出长沙火车站的时候，被展现在面前的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震撼了。平展宽阔的五一大道直捣岳麓山下，而两边的高楼大厦也沿着大道直到湘江大桥。四十年过去了，旧长沙已经杳无踪迹，我想找寻坡坎，为拉板车的劳工助上一臂之力的计划已经彻底落空。 长沙的马路平了，长沙的大楼高了；长沙的巷子少了，长沙的汽车多了；长沙人的衣着鲜艳了，湘江水的颜色混浊了。只有那郁郁葱葱的绿色----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现着春寒料峭中南国那顽强的生命气息。长沙变得熟悉而又陌生，如果我呼唤：长沙，你在哪里？一定会听到：“我在这里！”的回声。然而它可能来自上海，来自杭州，来自南昌，来自福州，来自广州，来自南宁，来自成都…… 长沙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走到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公共卫生间的指示牌。有些是指示某些单位比如宾馆医院等可以为行人游客提供内急服务，相当洁净而且全部免费。相比之下，天津市就显得非常抠门，虽然大商场里都有免费洁净的公共卫生间，但马路上许多厕所还在收费。 怪不得我在列车上经常遇到攻击天津的外地人，他们大骂天津的交警执法恶劣，大骂天津的厕所无理收费，大骂天津的水上公园徒有其名。我虽然是天津人，但此时此刻也无力为天津争辩，因为人家说的都是事实，很是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我甚至希望他们到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电视台上去骂，也许这骂声恰恰是天津人民的福音。 在湘潭，我们游览了一个很美丽的公园----雨湖公园。雨湖公园虽小，却是集古迹、花木、湖水、小桥、曲径、亭阁于一体，非常有意境。我们一行10人：李姐，悠悠，念想，杨柳，一湘，老知青，晓峰，老蔡-蔡家湾，和我们夫妇。我们玩得很尽兴，拍了许多照片。这个公园不收费很出乎我们意料，因为它比天津的水上公园漂亮得多，雅致得多。 大概是2004年我们去天津水上公园的时候，门票30元，现在涨没涨不知道，因为再也没去过，觉得太上当。我想如果水上公园收30元的话，雨湖公园至少要收50元；也就是说，如果雨湖公园免费的话，水上公园应该出20元请我们去才合理----当然还要看我们给不给面子。 湖南青山绿水，是出人物的地方。仅仅一个小小的岳麓山，就安葬了那么多优秀人物，这恐怕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记得1966年来长沙的时候，只看到一个爱晚亭和毛泽东学生时期冷浴的那口井。如今恢复了许多历史原貌也是时代的进步，这也是张平化们始料未及的。 中国城市面貌的改进其实与社会意识的改变相去甚远。我是先到黄山，再到婺源，然后才来到长沙的。黄山市是过去的屯溪，归属徽州。徽州也曾管辖绩溪和婺源，而这两个地方是两位国家领导人的祖籍地，于是当地人称徽州为龙脉，也就是出皇帝的地方。当地人很是以此为荣，希望龙脉永远保持下去，并乐此不疲地修建庙宇。庙宇里香火袅袅，冉冉不熄，祭拜的人们希望得到龙的保佑，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过去的龙脉在湖南，而如今的龙脉东移跑到安徽，但并不影响湖南的风水，所以庙宇仍然在建。以至于岳麓书院都建成了庙宇般模样，可见龙脉和皇帝情结的根深蒂固，一时间很难去除。不过百姓的想法过于简单，无产阶级的龙们心里装着全世界，所以龙的故乡的人民生活不富裕是普遍而又正常的现象，这也体现了龙脉地区人民的高风亮节。 天津是没什么希望了，没有山，就谈不上脉，虽然尚存一条海河，水的颜色却是黑的，几乎可以直接拿来画水墨画。尽管如此，天津却鲜有齐白石那样的大师一级的画家。在齐白石先生的雕像前，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因为在少儿时代也是喜爱画画的，却因朝三暮四，怠惰懒散，最终堕落成为只会在网上涂鸦，不招人待见业余爱好者。 这是不能怨天尤人的，虽然天津确实不是龙脉之地。同样，像齐白石大师，周宗岱先生，陈乃广仁兄这样的潇湘巨子的成功也并非依靠龙脉的眷顾，恰恰相反，他们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战胜了多少难以想象的人生不幸才最终功成名就，当然这对社会来说，也绝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因为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发生的。 但是我们的广大湖南知青的心胸是非常宽广的，一个从1962年就开始把即将成为社会栋梁的莘莘学子不断地输送到广阔天地当农民的省份，其革命的步伐远远超越了北京。啊湖南，你真不愧是革命的故乡，不愧是巨人的故乡！你培养了一个多么具有包容心的知青群体！今天当我又一次听到这个并不美丽的传说的时候，我依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撞击。 是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似乎我们也没有耿耿至死的必要。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努力活得好一些。所以，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艺，我们尽量让我们的生活色彩丰富一些，我们希望我们的后辈比我们过得更潇洒和更有意义。我理解湖南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希望你们的晚年幸福美满，虽然你们被欠了许多债，可是无人承担债务，也无人偿还。然而，总有一天，当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由衷的笑容的时候，那就是说，你们放弃了的债权已经还给了社会，还给了我们的后人，这就是我们心中祈盼的幸福。 我们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我想------我们预支了这份幸福。
《长沙往事》（2006年）
1966年文革串联时，从天津来到北京，呆了八天；然后南下，直奔长沙。那是11月的中旬，刚刚见完了中央领导，忘了是第几次接见，反正是见全了。从毛主席、林彪，一直到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还有中央文革的领导们。那时是真哭啊，哭啊，哭得死去活来，眼泪流啊，流啊，流得一泻千里。不过老实讲，好像这眼泪只是给毛主席的，并没有别人的份。后来我下乡到中条山，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竟没了眼泪。回想一下，可能是那次接见时眼泪流得太多，以至枯竭了。 北方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是阴沉沉的天，地是光秃秃的地。只有汹涌澎湃的红色浪潮向全世界展示着北京的活力。几点到的长沙，已经忘记了，但有一点和北京相同----也是阴天。那时刚刚在揪省委书记张平化。 长沙有着宽阔清亮的湘江，郁郁葱葱的橘子洲和岳麓山，繁华热闹的商业店铺，高低不平颇具特色的道路，丰富的物产和低廉的物价，还有说着满嘴外语的男男女女，这些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第一次离开天津，到了南方的一个大城市。象是在做梦，非常激动，恨不得把她每个角落都转过来，那种新奇感是一生中最强烈的一次。后来又到过许多大城市，都没有那么激动。究竟为什么，想了多年没搞清楚。 老了弄明白了：长沙是我的初恋，我的心中始终为她留有一个小小的位置。虽然以后再没有来过，但那种故地重游的念头却时刻萦绕在心头。所以，元宵斑竹一招手----也许仅仅是客气一下----我就过来了。 读了元宵斑竹的好几篇有关长沙古迹古建筑的文章和照片，但是我毫无印象。那时对长沙的悠久历史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因为我们来是为了追寻红太阳升起的轨迹，并不是考古。历史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准确地说，是1893年。 我们住在一个中学里，每餐都吃大米饭，早上素菜，中午和晚上有一点肉片。饭是用一个半圆的陶制钵钵蒸的，米既不是天津的小站米，也不是天津的老米（机米），类似于现在的粳米，总之不软不硬，很好吃。常吃的菜好像是某种茎菜，有时是白菜，也好吃----那时吃什么都好吃，不象现在。 每天吃过饭都要去参观，我们去了长沙师范，去了清水塘，去了橘子洲，岳麓山，爱晚亭，参观了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清水塘时，讲解员说毛主席在那里经历一次危险，侥幸逃脱。我们听得聚精会神，毛骨悚然，仿佛此时就有一群荷枪实弹的白匪正在向清水塘包抄过来。韶山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一座绿色的山，一池绿色的水，中间是一座宽敞的农舍。我围着老人家的故居转了许久，力图从中找出诞生红太阳的理论依据来。虽然一无所获，但我坚信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否则决出不了一个让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人物。记得在爱晚亭看见别人在井边挖土，便也学着包了一包土回来。挖土的初衷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住了一条----湖南的土壤是红色的，所以她养育了一大批红色革命家。 我来时曾说班长开过我的一次批判会，确有其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批判---在长沙，的确很值得纪念。 我们一行六人，班长带队，大家都听他的。但我经常擅自行动，比如喝甜酒，吃糖油粑粑，吃凉薯都是我的发明。于是便有一个粉丝天天跟着我跑，以满足他的求知欲。可是骗班长吃凉薯确实是他出的主意，结果班长不爱吃，跟我急了，说我迫害他。我一个劲的陪笑脸，说好话，都无法抑制班长的愤怒，以至后来我大意失荆州，让他找到机会，给我来了一次“长沙整风”。 在学校吃饭，一天三毛钱一斤粮票。刚到时一次须买三天的餐票，赠送一张餐票。退餐票时，一张退一角钱，四两粮票。这就相当于长沙市给串联的学生每三天补助一角钱，三两粮票。但是我偶然发现买一天的餐票，也送一张餐票。如果你一天一天地买，就能每天都多得一张餐票。买饭票退饭票也不需要任何手续，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比如在长沙呆九天，按正常买三次，补助三角钱；如果第一次正常，从第四天开始一天一天买，同样住九天，可以得到七角钱补助，足足多了四角钱！在学校我的数学本来是弱项，真不知此时此刻却何以发挥得如此之好！我动了一下脑筋----尝试着退了一天的饭票，第二天再买一天的，立刻多出了一张餐票！ 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立刻告诉了我的粉丝。他也大喜过望，马上实践了一次，很灵验。我俩都很高兴，因为那时都很穷，一角钱也是极具诱惑力的。 我正算计着到离开长沙能赚几毛钱的时候，我的粉丝却跑到班长那里出卖了我。正好吃凉薯的仇还没报，班长就二罪归一，跟我算了一回总账。“长沙整风”足足让我消沉了几年。这也是我的串联终止于长沙的真正原因，我想立刻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一面检讨自己----我在班上曾管了近两年的班费，一分钱的差错都没出过，没想到在革命征途中，万里长征刚刚走到长沙就犯了错误；另一面又在为自己开脱----这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对我们外地学生的关怀，你不愿接受不能阻止我接受啊！红太阳的光辉照耀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躲得远远的，岂不是不识抬举？ 后来我和门口的小学同学说起此事时，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说，我们在外面都是借钱吃饭，打条子时都写假名字，谁给他交钱？前些日子我那个粉丝给我打电话，说同学之中，他最想念我。我知道他是后悔当年的事，不好意思明说----当然也没必要说明。事情过去那么久了，我们都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他现在太原，是医学教授，还给我寄来他写的一本书，专门谈康复。记得上学时他是O型腿，体育经常不及格----这很滑稽，象师胜杰说的相声。 班长则早就向我表示了歉意。我从中条山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他就找到我----他留在天津，在一个工厂上班----非要请我吃“狗不理”。我们静静地吃了一个多小时，几乎谁都没说什么。不过“狗不理”的确比凉薯好吃。最近我们刚刚联系上，亲得不得了，他对我现在的业绩赞不绝口，我说我是穷怕了，逼出来的。他说，你行，你上学时就有经济头脑----不知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事情越扯越远，但是这和我的长沙情结密切相关。多少年来，因为那一两角钱的事，我总觉得对不起长沙人民。我想如果我再到了长沙，就找个上坡的地方呆着。看见有拉板车的，就上去推一把，不要钱，就算还长沙人民一份情谊。可惜一直没能实现,不知现在长沙街上还能找到板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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