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老师
作者：封尔威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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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李老师
作者：封尔威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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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李老师
师范附小的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李老师家在农村，城里没有路子。他念师范的时候，成绩优秀，于是就被留在了附属小学。在六十年代初，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有音乐课的那一天，仿佛节日一般。起初，我们去上音乐课，拥着、搡着挤进去。李老师微笑着决定：今后要排队，鱼贯而入。再上音乐课，李老师坐在钢琴前，十个手指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跳跃着，我们踏着乐曲的节拍，走进那间充满美妙诱惑的屋子，心中温暖幸福。 音乐教室被李老师布置得神圣庄严。后边有一排大玻璃橱，内陈各种中西乐器；墙上悬挂着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的画像，张贴着音乐知识挂图。 李老师歌儿教得好，课也讲得好，那是不用说了。李老师故事讲得好，同学们特别爱听。他时常在课尾余下的时间里，或幽默、或哲理、或惊险那么一小段，我们大有午餐多了一块肉饼的感觉。 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向我们宣布：再也不讲故事了。我清楚地记得，他宣布决定时声音的哽咽和眼里的泪花……李老师不讲故事了，他把讲故事的权利让给了其他老师，可其他老师不会讲故事，即便讲也没有李老师那样生动。我们心里满是失落与困惑。 在盛开“文艺队”之花的年代里，李老师培育的这一朵格外娇艳。有一次，李老师看了部队解放军战士文艺队的专场演出，很受启发：小学文艺队能否也搞专场？于是，我们在原有节目的基础上，又排练了一些新节目。在市工人文化宫的大舞台上，首场演出获得了成功。这在那个北方中等城市的教育发展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那时，内蒙古草原上有一支演出队叫做“乌兰牧骑”，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吹打弹拉，亦歌亦舞。唯一与他们不同的是，城里不能骏马奔驰。李老师领着我们排着队，背着乐器，扛着道具，到敬老院给老爷爷老奶奶演出；坐上大卡车到工厂的俱乐部或是车间里给工人叔叔阿姨演出；坐上拖拉机或是大马车到农村去给农民伯伯婶婶演出；坐上大轿车到部队去给亲人解放军演出。你别小瞧我们这群孩子，在李老师的培养下，节目越演越多，越演越精彩，居然多次登上了广播电台。只是那时这个小城里还没有电视台。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到大庆视察，返回北京时途经过这个城市，也要看一场我们的演出。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老师们不用上班了。李老师以一种自觉的精神，每天组织我们排节目，然后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派性严重动枪动炮时，我们这支孩子文艺队也没有解散。有一次去部队慰问解放军，来接我们的是一辆大卡车。途经造反派的封锁区时，李老师让我们蹲下来，用苫布蒙住头，任凭子弹从头上嗖嗖飞过……那次演出极为成功，解放军叔叔们流着泪使劲儿给我们鼓掌。演出结束后，部队首长派了四辆装甲运兵车把我们送回了学校。夜深了，为防不测，李老师握着一柄铁锤，把我们一一送回家。 严峻岁月过后，市里召集各单位文艺队开大会。我们是全市唯一的学生文艺队。主持人要求被念到名字的单位站起来，展示一下队伍的阵容。念到我们学校时，李老师一声起立，我们齐刷刷站好。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这支从艰难岁月走过来的孩子文艺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那激动人心的掌声中，李老师眼睛里闪着两颗大大的泪珠，他不想在学生面前落泪，但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可是后来又不知为什么，李老师不再给我们排练，也不再带领我们演出了。我们心里的困惑超重了。据知情的同学说，李老师的家庭出身不合标准。 文艺队是少年时代艺术的摇篮，后来，有的同学考进了音乐学院附中，有的考进了戏曲学校，也有的考进了歌舞团、京剧团或是评剧团；没进专业院团的同学也都成了各单位的文艺骨干。 学生成材，李老师高兴。不让李老师培养学生，也就是枪毙了李老师的幸福。李老师无可奈何地调到了另一个单位。那里没有学生可教，他只能把力量用在培养儿子上。两个儿子都成了很不错的音乐工作者，可那所学校再没有孩子登上音乐殿堂了。 后来听别的同学说，李老师因被卷入黄色录相一案，进劳动教养院一年，出来之后心情郁郁，时间不长死在大连的旅社里。也有人说他没死，而是去了国外。 我时常想，若按前一种说法，那么，李老师的命运如同一首两个乐章的乐曲，前一章是奋斗，后一章是悲歌。我总觉得，命运这样安排李老师，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应该给他演奏第三乐章的时间和舞台。因此，我希望说他没死是真的。我想告诉他，现在的音乐课，老师可以给学生们讲故事了。我还想告诉他，如今学校办各种各样的特长班，家长是要花很多钱的。我的孩子已经上学了，在他的童年里必须有一位会讲故事的老师。您如果还组建文艺队，我一定送孩子参加。 李老师，您在哪里，您回来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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