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命运的大转折

徐友渔

来源：《中外书摘》2008/12 

    将近四十年前，*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喧嚣声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说成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是塑造“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开端，当时就有人质疑这个说法。因为按照正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如果青年学生真有必要接受劳动阶级的再教育，就应该到大型工矿企业去接受产业工人的教育，产业工人的先进性——诸如政治觉悟高、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组织性、纪律性——在政治教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早已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事情很明显，“文革”开始时被利用来作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小将”现在必须被赶下政治舞台，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敢冲敢闯、居功自傲，聚集在城里难于控制，已经成了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文革”使得学校关门，工矿企业的正常秩序打乱，这数百万中学生既不可能升学，又无法就业，面向农村、上山下乡成了解决难题的唯一手段。

历史已经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历史新纪元的开始。而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派生出来的又一场悲剧。不论是虚度年华、抛掷青春的知青还是后来者都会追问：千百万人的艰辛和牺牲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将近一千八百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我感觉和对现状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别，使得这一代人除了曾经有过的一段共同的、难忘的经历，以及回忆起这段经历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点。也许，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岁月沧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对旧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刚返城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意识，并对改革开放天然地支持，但随着时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语言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识或弱势群体意识的对立，满足于现实、顺应现实或不满现实的态度差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和广东、四川、南京等地知青的回顾展，举办“老三届文艺汇演”，以及约E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苦难与风流》、《劫后辉煌》等知青书籍的出版，这一段历史从个人记忆深处浮现到社会表面，知青话语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当然，这主要是精英的声音，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发言人，而没有发言权的整个“我们”也乐于让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这种大一统的关于“我们”的幻觉才开始消失。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等优秀素质。“文革”刚结束时有人预言，中国今后的领袖人物会在这批人中间产生，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曾经相信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一代人当中以天下为己任者尤其多，但孟子所言仅仅是一般规律。不论从级别看还是从人数看，老三界在政界中的精英都不突出，他们的成功与知青经历并无多大关系。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暴露自己的经历，比如除了商业的计算，还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义，他们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队的乡亲，慷慨地对仍然贫瘠的土地作不望回报的投资；有人热心于张罗同学会，为昔日的同窗和战友排忧解困。商界精英和政界精英一样，容易夸大、美化当年的磨练，喜欢把上山下乡经历当成一种惟我独有的资本。

如果说苦难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那么从上山下乡经历中正面获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们在乡下坚持学习，并把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由于条件限制，他们基本上不能自学自然科学，他们的观察只能面对社会生活，而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当这些人后来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或者在社会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时，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认识社会的洞察力来自过去痛苦的底层经历。这些人在绘画、作曲、电影导演、诗歌和小说创作，以及新闻和社会人文科学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一度强烈地影响了社会价值氛围的形成，不过，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他们的话语权逐渐消失，而困惑、失落和不满愈益增加，其中很多人力图保住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发德高望重，说话越发不关痛痒。

与上述种种享受“劫后辉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惨的人，他们的总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和内退的工人。几年前，一位国情专家在分析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一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私人轿车的奔流，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无奈，又无助。

其实，知青群体的不幸还不限于那些最显眼的，在下岗潮中首当其冲的人，更主要的表现为他们的主体在生活道路上不断遇到的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当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乡政策，为知青返城打开闸门时，那些以为结束了困境的人马上面临新的困境。不错，国家开始实施新政策，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历史细账却无法细算和补偿。高考恢复了，择优录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刚进初中就遇到“停课闹革命”，在泥土中滚了好多年的人，面对高考这一天赐良机则有苦说不出来。我国从70年代末起在许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实行考试择优录用，但这种进步措施对于因“文革”和下乡而荒废了学业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过是一道难过的关卡。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班车，后来就趟趟被挪下。

还有那些永远留在农村的知青，他们活得更沉重，也许沉重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觉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关知青的电视节目中留给他们几分钟的画面，我们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们的存在，想不到历史大潮流会把人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怨，有没有悔?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那一段历史，后来者永远不会知道，在上山下乡和知识青年的故事中，还有更为悲惨可叹的。在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运动的当权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青年问题上大做文章，欺世盗名地宣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旧思想彻底决裂”，以打倒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树立了一系列典型人物，把他们捧上了天，让他们红得发紫。这样的宣传使得国内和海外不知道真相的人至今还以为“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力图实现人类平等理想和社会乌托邦的性质，还津津乐道于“伟大的实验”和“空前的壮举”之说。“四人帮”的覆灭使绝大多数人扬眉吐气，但这些牺牲了自己的前途，被利用了的青年却因为曾经误人歧途而跟着倒霉。

比如，从上海下到云南傣族山寨的知青朱××，被“四人帮”用来树为“反潮流”和“新生事物”的典型，由姚文元组织人捉刀替他炮制署名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突击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人大常委，他后来长期受到审查，没有回到上海。又如江西知青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江青等人树为批老干部走后门的典型，揭发自己的父亲为自己走后门是“背叛马列”；辽宁知青柴××，被“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树为“反潮流”典型，誉为“扎根农村，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他公布家信，公布朋友写给他的私信，揭露亲人和朋友的“错误思想”，可以想见，他们今生会背着多么沉重的骂名生活。再如辽宁知青王××，不但嫁给当地牧民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而且使得她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后也下放来和她在一起，她后来承认自己不过是当时的政治道具，并揭露说，他父亲的所做所为也是首长的导演，以便用典型事例来做好干部的转业工作!

当万千知青以多种方式和多种角度言说那一段历史和自己的命运时，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没有一个农民参与这场回顾与反思，没有人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回顾与评价。其实，农民和农村是这一历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们十分习惯于这一方的沉默。不错，知青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村作出了贡献，他们有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或乡村教师，但他们在回城风的席卷下突然离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则少有人谈及。没有人计算过，知青的到来使农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粮下降了多少，生产队为了安置知青，在国家的安置费之外花费了多少。更不用说，知青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清理阶级队伍”? (比如内蒙的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说，农民有理由、有权利要求某些知青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忏悔和道歉，但似乎从来没有知青这么做，可能从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知青在聚会时讲到当年的偷菜偷柴、偷鸡摸狗、蒙骗恐吓老乡的趣事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段时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国，似乎知青对村姑的始乱终弃是最抒情的浪漫曲。如果在谈到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经历时只是要人们理解“我们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