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出路”谈话开场白

    在2007年夏天一次《考试研究》杂志的编委会上，愿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同志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一次，河南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对杨讲：“高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杨问他：有更好的高校招生办法吗？他想了想说：“没有。”两个人的这段对话，突出体现了教育领域中许多人关于高考改革“没有出路”的看法。

今天，一些人主张“取消高考”，如来自宁波教育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教授，在2007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废止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另一些人与范谊的看法相反，认为废除高考将“天下大乱”，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等。

既不能容忍现状的继续，又不能取消考试，是否真的没有出路呢？不是，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存在的。当我在大学读书时，我与同学们共同完成的《对高考试题的统计分析》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从那时算起，我思考高考问题已经有28年。世纪之交，我曾在负责SAT（美国高考）、GRE（美国研究生考试）、托福等考试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从事博士后研究。28年来，考试问题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我的职业活动一直围绕着考试研究。根据我的研究和思考，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存在的。在指出“出路何在”之前，首先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3月下旬我到台湾开会，我惊奇地发现，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上，经常谈到“家电下乡”，比我们大陆的电视上谈论得多得多。我很吃惊。“家电下乡”不仅帮助一些台湾企业走出困境，也使台湾的股市大涨。为什么台湾媒体对“家电下乡”的关注远远超过大陆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家电下乡”对台湾的影响大于大陆。我们的家电企业肯定也会从“家电下乡”中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在彩电、计算机这样一些产品中，我们的企业挣的只是一些苦力钱，而那些高利润、高附加值的部分，则在台湾的企业。

以彩电为例，这几天，“拯救上广电”是媒体的一个话题，相关文章不少。“上广电”是我国彩电行业的骨干企业。在前天（4月9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一篇题为《专家解读上广电衰败:日企“绑架”大陆面板业》的文章中，彩电业的专家“白益民表示，在传统的合作模式中，中国企业扮演的是生产、贴牌（终端），而利润最高的环节均被日企等海外企业控制，这一模式，多年来一直重复上演，直到今日，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因此得到显著提高，已经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http://tech.qq.com/a/20090409/000029.htm）

2004年日本建成世界上第一条6代液晶面版生产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建成了4代线，差距是2代。大陆的4代线的核心技术并不属于中国。到2010年日本建成第10代生产线的时候，我们还只有6代线。差距从2代扩大到4代。（参看《南方周末》文章《中国彩电踏空液晶时代》，http://www.smexm.gov.cn/2007-8/20078311909024717.htm）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高科技领域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在加大而不是在缩小。

前苏联和中国分别在1949年和1964年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前苏联和中国分别在1957年和1970年成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苏联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2003年“神舟5号”的发射，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差距从1964年的15年，1970年的13年，扩大到2003年42年。

1968年，美国宇航员就踏上了月球。据我所知，41年后的2009年，中国的宇航员尚未踏上月球。别人41年前已经做到的事情，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到。

2005年5月在巴黎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中，商务部薄熙来部长曾说：“为了买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这句话，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

欧盟一直希望解除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美国一直给欧盟施加压力反对欧盟解除禁运。以色列曾经与中国签约卖一架预警飞机给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毁约赔款。今天，哪个生产者，哪个国家，不是做梦都在想怎样多卖出一些自己的产品。但是，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宁可毁约赔款也不卖。

这些现象启示我们：廉价劳动力、低人权标准、低环保标准等带来的经济发展的“蜜月”即将结束。中国经济需要向知识型、科技型转型。但是，中国的教育并未为经济转型准备出必要的人才。

这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上广电的报道，我的心情都很郁闷，很压抑，就好像当年看电影“火烧圆明园”一样感到压抑。但是，媒体上最让我感到郁闷和压抑的报道并不是关于上广电的报道，而是这样一些报道：

    中新常州网3月11日电：3月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但对于常州市的两个家庭来说，却是黑色的。当天凌晨，该市市区某中学高一男生小华(化名)在家中跳楼，不幸身亡。同一天，武进区某中学一名高三男生成成(化名)在家中上吊自杀。（2009年3月11日《常州日报》）

报道中的小华是常州重点中学北郊中学高一的优秀学生杨昕涵。他的博客仍然在网上（http://user.qzone.qq.com/1019764220/blog/1236437977）。他在最后的博文中写到：

 

我的梦想吗~开个不为赚钱的咖啡店啊啥的，不出风头，生活俭朴。

但是许多声音说：不！你要好好读书！读大学！研究！博士！最后出国！

这样念下去完全没有意义

离我的梦越来越远

 

明天的化学考试不想考了

作业也许会做但也不想做了

 

今天（2009年4月11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昨天（2009年4月10日）下午1时50分，广州南山区南头街道名家富居小区内，一名少女从高层坠下，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她已身亡。……据小区内居民介绍，跳楼少女为一名女中学生，坠楼时仍身着蓝色校服。小区居民怀疑与学习压力大有关。

根据2009年4月9日《广州日报》报道，2009年4月7日晚10时，广东佛山某中学高三学生梁菀妙跳楼身亡。警方找到了菀妙留下的一封“遗书”。遗书的大致内容为菀妙的父母对她的管教比较严格，而且对她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她能考上一所好的学校。

根据2009年4月9日《南方周末》报道，2009年3月26日晚，江苏盐城第一中学16岁学生宋锬跳楼身亡。原因：晚自习期间讲话，被赶出教室。最后的日记是：“最近真的累了，学习好累，玩好累，就连咱最喜欢的睡觉都累，不知怎么了！身累心更累……”

根据2009年4月9日《成都商报》，2009年3月24日，湖南郴州市九中13岁初一女生徐远方跳楼身亡。原因是未按老师要求买报夹，老师要求写1000字检讨。

根据2009年4月1日《东方今报》报道，2009年3月17日，河南省南阳西峡一中17岁的高三女生小蓓从5层高的教学楼上翻身跃下。18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加上名目繁多的考试，学生被按成绩分为三六九等，可能是造成学生压力过大从而事故频发的原因。

根据昨天（2009年4月10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09年1月23日，河北省石家庄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06-3班23岁学生刘伟（河北省威县固献乡刘河北寨村人），跳水自杀。日记中说：“教育的本质是让人更能快乐地生活，而如今却使人变得不像人(进退两难，生不如死)，学习，学习，连生活都没有学会的人，又何谈学习文化知识，本末倒置，物极必反，这样的学习完全是个失败，失败啊!”（2008年5月25日日记）“想好好学习，却一看到课本就头疼，……走出校园来到社会，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似的，什么都不会，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百无一用，想找份正当的工作都是那么难……大脑几乎要崩溃了”。（2008年9月13日记）

    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

2008年11月26日，江苏省扬州树人中学初二（16）班男生陈诚从17楼跳了下去，当场死亡。原由：偷听MP4，偷看小说，被批评。

2008年2月20日上午10时，华南农大理学院统计专业一名05级大一男生，从学校五山公寓附近的东区实验楼坠楼身亡。此后，短短10天时间里，这所中国南方农业第一高等学府像着了魔似的，悲剧接连上演，4名在校人员坠楼自杀，其中两名是研究生。

2008年10月7日，六年级小学生张某因害怕第二天上课会因未完成作业而受到老师的体罚，写下遗书，服毒自杀身亡。遗书中写道：“……我很高兴我死后老师再也不会整天说我头发长，把我的脸打得通红。我讨厌上学，如果不上学，让我干啥都行，可是妈妈又不肯，我只好这样了……”（《中国新闻网》）

2002年大学生自杀案件是27起；2004年为68起；2005年为116起；2006年为130起。（《中国新闻网》）

    我在百度上用“学生自杀”搜索，搜索结果高达3，430，000条。

我谈这些是要回答“为什么进行高考改革”这一问题，是想说明：高考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为国家的建设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应试教育”从童年起就挫伤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素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应试教育”，造成普遍的“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进行高校招生的多元评价改革，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高考改革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高考改革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是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今天在高考指挥棒驱使下的“应试教育”中缺乏“爱心教育”的问题，是比“应试教育”挫伤儿童好奇心和摧残创造力更严重的问题。

夏丏尊先生在为《爱的教育》一书写的“译者序言”中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我历来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在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心理测量学讲义》的前言中批评当时的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20多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这种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愈演愈烈。20年前，“应试教育”但高中毕业结束，现在，向上延伸到大学的本科阶段，甚至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向下，延伸到幼儿园。

今天，在我国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有较高的需求。但是，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愿到非常需要他们的欠发达地区去工作。这已经主要不是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而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一卷定终生”的招生制度不仅造成了“高分低能”的问题，而且造成了“重才轻德”的问题。“惟分数取人”的高校招生制度所损害的不仅是学生的能力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着学生的人格发展；所损害的不仅是教育“授业”的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着教育“传道”的效率。在这种应试教育中，人格发展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忽视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面，摧残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局面，与20年来高校招生改革的脚步迟缓有很大关系。

就人均占有量而言，中国不仅算不上自然资源大国，甚至可以算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国。但是，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大学毕业生本来应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幸的是，一些“宝贵资源”经过教育却被转化成“人口负担”。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严峻局面，已经将教育的“低效率”问题凸显出来。

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招生改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更是为了让教师和家长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心，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能力。这些，不论是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高考改革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为了保护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是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高考改革的目的不是维护公平。

世界闻名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17世纪传教士将中国的“考试取人”方法介绍到西方，得到西方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大都源于中国的科举。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在朝野的一片批评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猛烈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科举被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它既没有为中国带来政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带来国富民强和国家尊严。科举失败的原因在于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压力，才取消了科举。

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教育效率”而不是为了“教育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温总理的注意。杨东平等人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个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考试主要是提高效率的工具。在维护公平方面，考试的作用是复杂的，充满争议的。好的考试仅仅有助于程序公平，却可能损害条件公平和实质公平。

今天，国际上考试领域最权威的质量标准是由由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美国心理学会和全美教育测量学会共同制定颁布的《教育与心理测量标准》（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1999)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当前最新版本是1999年颁布的，我与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朋友一道翻译了这一标准，2003年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在这一标准中写道：“不论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就测量专业的学术界而言，近期都还看不到人们在测验公平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前景。”

Nancy Cole曾担任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的总裁，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测验公平。Michael Zieky是ETS命题部门的负责人，在ETS主持命题工作已经30年。2001年，两人合作在今天教育测量方面最权威的学术刊物《教育测量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38-4）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教育公平的新面孔（The new faces of fairness, ,p369-382）》的文章，文章的结束语是：“现阶段关于公平性的研究尚不能对任何测验公平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60年代涌现出的对公平问题的研究最终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可以决定一项测验是否公平，没有一种统计方法可以清晰明确地证明一个题目是否公平，也没有一种技术上的解决之道。简而言之，过去的30多年没有研究出任何分析方法可以表明公平或不公平，也没有一种清楚的程序可以避免不公平。”

高考改革的出路是我经过30年的思考和实践而提出的改革方案，既以统一考试校准高中成绩的改革方案，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是给高中教师发言权。

（下略）

 

注：此文是2009年4月11日在“乌有之乡”谈话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