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无知会承担代价

     ——专访《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刘小萌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2009-4-16 ）

                            

    1975年，浙江人民公社社员喜迎知识青年插队落户

    “知青这个群体很复杂，当时的政治待遇也不一样，出路不一样，现状也不一样，有些人成了受益者”

“这段历史在人类社会史上都是沉重的，对它的无知，将来会承担代价。”《中国知青史》的作者刘小萌不无担心地说。

2009年3月，《中国知青史》于出版11年后修订再版。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知青史》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的两位知青史专家定宜庄和刘小萌。

2008年下半年，刘小萌到台湾东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教授大四学生《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台湾学生比大陆学生要了解更多。

“知青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参与者保守数字是1700万，不用说社会普通大众。即使这1700万人中，真正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的有多少？台湾的、海外的人们对这段历史更了解，但我们当事人的后代反而隔膜，这是非常可怕的。”刘小萌说。

 

根源于经济，被政治提速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始。

定宜庄和刘小萌认为这场运动根源于当时的经济矛盾：城市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这种压力的产生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的因素外，主要是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

“如果把知青运动从中间截开，将1968年作为开始，政治原因就会掩盖住经济原因。”定宜庄说。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其实肇始于1956年。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使中国城市经济走上了单一国有化的道路，原有的个体工商业、资方企业、小手工业和服务业这些可以大量容纳就业人员的地方，变成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而这些单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待业青年。

同时，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盲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急剧增加。

对此，国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大批流入城市。二、通过将城镇人口大举迁入农村的办法，将农村当作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上山下乡运动）根源于经济压力，但是政治一元化的强力配合和推动加剧了运动的严重性。”定宜庄说。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总而言之，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

定宜庄说，研究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的人，往往只注意到毛泽东1968年说的那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而忽略了这句话，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而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全国人民都有国家“统统管着”。

因此，才会出现后来的170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青春是否无悔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出版了大量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调子大多辛酸伤感，唯有成都知青出版了一部叫《青春无悔》的纪实文学，作者们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场运动的正确性。

2008年12月，部分知青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纪念知青40周年”的会议，其中的一个调子便是“青春无悔”，他们认为上山下乡开始是正确的，只是后来因为“四人帮”的破坏才变了味。

对此，定宜庄和刘小萌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和农业人口城镇化。上山下乡运动却反其道而行，试图将大批有文化的城镇青年转化为农民。”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中写道。

他引用一份资料：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从28.4%提高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提高到30.5%，而中国仅由11.2%提高到19.4%。

刘小萌的结论是：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使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改观，也没有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壕沟有所填平，甚至连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目标也随着下乡知青的大举返城而完全落空。

定宜庄认为知青运动从开始到结束，不存在“变味儿”的问题，“是一个整体，‘文革’后也不过是重复之前的东西，只是规模扩大了。”

定宜庄和刘小萌认为，现在之所以有人试图去美化这段历史，因为他们和一般知青的经历和立场不同，“知青这个群体很复杂，当时的政治待遇也不一样，出路不一样，现状也不一样，有些人成了受益者。”

定宜庄还强调，以往对知青群体的叙述中，“老三届”（1966、1967、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的统称）被过分突出了。

“某种程度上，‘老三届’因为有比较多的话语权而被神圣化了，好像他们的经历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知青都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在这个运动中付出代价最大的不是他们。在他们之前有回乡知青，之后，更惨的是1969届和1970届，因为他们当时还是孩子，中学还没有毕业，还没有完成正规的中学教育，整体的知识水平比较差，最后能挣拔出来的就少。”

 

“对历史的真相作一点披露”

    很多人对知青这段历史的了解是通过知青文学或知青题材影视剧完成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有几十部知青题材的文学、回忆录，而史学著作却屈指可数。定宜庄开玩笑地说：“历史落在作家身上了。”

而他们的这部具有史学品质的《中国知青史》最初完稿于1996年，1998年初版。“没想到，至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这部当年并不成熟的著作，竟然成了研究那段历史的不多的几本著作之一。”定宜庄在这次2009年的再版后记中写道。

这让定宜庄和刘小萌感到非常遗憾。

“十年前对历史的无知是文化现象，现在可以说已经变成了政治或社会现象了。”刘小萌说。

“有一些书名叫‘知青史’，但不是从史学的角度来写的。”定宜庄提醒。

“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历史的真相作一点披露，仅此而已。”刘小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