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流淌在剑门山

        ——我在四川剑阁县插队的岁月

 

2008年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纪念。当年全国先后有1600万知识青年为了替国家分忧，相应“党的号召”，通过各种方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于1974年3月至1978年3月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剑阁县白龙公社插队整4年，相当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在这流淌不返的人生最珍贵的4年青春岁月里，历经艰辛，难以言表。

 

一、热血遇冷水

    我是作为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的教师子女参与下乡的。父亲是普通教师，母亲是工厂普通干部，均无权无势。我的初中同学有的到了云南“支边”，有的到了红原军马场牧马，还有的到其它地方插队，我当时因为年龄小读了川师附中“文革后第一个高中”，很羡慕那些同学已经走上社会。又因为是1974年全川师唯一可以下乡的高中生，还热血沸腾地在全校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作了发言，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记得母亲事后还因为我的发言流着眼泪责怪我，问我难道真的不愿意再回来了吗?

我插队的剑阁县白龙区，共有6个公社，成都三个大学的教职工子女分别下到两个不同公社∶四川大学的到店子、两河，四川师范学院的到白龙、石板，西南民族学院的到碑垭、广坪公社。我因为眼睛不太好，川师知青办公室照顾我到了条件较好的白龙公社，而且选了一个几乎是平坝的春风大队四生产队落户，说是可以避免爬坡上坎摔跟斗。但我后来才从农民口中知道，其实平坝的农活是最苦的。因为地少人多，故精耕细作，收获一亩地庄稼要耗费多道工序，非常麻烦。而山上人少地多，农活相对粗放，实际上没有那么累。

说实在的，农民和村干部对我是非常热情的。听说下来了一位此前本地从未有过的高中生知青，大队团支书亲自到生产队来迎接我。但首先使我满腔热血被浇了一盆冷水的，是生产队安排我居住到两家何姓农民的堂屋里。推开沉重的大门一看，里面竟然放置了一口黑乎乎的大棺材！年仅19岁的我胆战心惊地想，难道我要伴随它度过多年吗?团支书了解到它是隔壁老婆婆的寿材后，要求他们立即搬到自己家里去。老婆婆虽不乐意，但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派来的”知青正常居住，还是服从领导，让人搬了回去。当晚借住队长家，蚊子、跳蚤、虱子向我白皙细嫩的皮肤发起了猛攻。次日起来一看，浑身红疙瘩，痒得难受。用手一抓破，直流脓水……

另外使我感到一身象被泼了冷水的，是农村比我想象的要落后得多。我以前只在电影和小说里了解农村。头脑里浮现的农村总是菜花飘香、麦浪滚滚、青山绿水，男女青年在愉快劳动之后，还可到小河边唱歌，农民们都过着田园诗般的浪漫生活。但实际接触以后，才得知并非如此。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区社政府仅3公里，应当说是相对先进的地方，但其落后程度仍令人吃惊。这种落后一是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落后，二是表现为农民精神生活的落后。这一切使我的沸腾热血渐渐凉了下来，人也恢复到准备吃苦的冷静状态。

 

二、艰辛劳作——磨练红心

    1、落后的生产方式∶虽然作好了“到广阔天地里去磨练红心”而吃苦受累的精神准备，但农村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农民的劳累远远超过了我以前接受的教育所能够产生的最大想象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在农业上要“全国学大寨”，而在四川则是“全川学化林”(剑阁县化林大队)。因此剑阁县的农村首当其冲，剑阁县的社员也比四川其它地方的农民更加辛苦。这种辛苦除了上级不断提出的“大干快上”的精神鼓动和随时鞭策之外，还与生产方式的落后密切相关。早就听说全国已在逐渐实现农业机械化。但我所在的生产队尽管大体处于平坝，却几乎没有什么农业机械，除了小麦脱粒和抽水可临时租借柴油机外，最多有一点人力驱动的半机械。整个生产过程完全靠牛拉犁耕，人工肩挑背扛，亲手栽种或收割。与秦汉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无几。

    2、抗旱保苗中的“洋相表演”：刚下乡的3月，正逢春旱。为了保证棉花顺利按季节栽种，生产队租用了柴油机将河水抽到一小池塘中，社员们再用桶把池塘里的水“挖”起来挑到棉田里，一瓢瓢浇灌到每窝棉花根部。我从小生长在重庆、成都这样的大城市里，从来没有单独挑过水。但逞强的我还是咬牙挑起了一担水，摇摇晃晃走了起来。一路晃到棉田，水已泼洒掉一半。而且走平路尚可坚持，若要跨沟上坡那就倒霉了。因为田坎上洒满了水，人走在上面溜滑。我挑着水正要迈上坡，便滑了个嘴啃泥。我鼓足勇气重新挑了一担水加快速度冲上坡，谁知滑了个仰面朝天，不但水泼洒殆尽，人也象坐滑梯一样顺坡溜到沟底，全身一团泥浆。周围社员哄堂大笑，大概他们多年没有看过如此精彩的“洋相表演”了。如果天一直不下雨，这种挑水抗旱的劳动大概便要持续半个月，直到棉苗完全成活。下乡4年，我参加了3年艰苦的抗旱保苗，每天挑水10小时，肩都压肿了。事后我想，为什么不搞成二级或多级提灌，再用抽水机将池塘里的水直接抽到布满沟渠的棉田中，而一定要靠社员拼命挑水来体现不怕吃苦的精神呢?

3、令人恐惧的“双抢”∶但一年中最艰难的是“双抢”，即抢收(小麦和油菜)、抢种(水稻)，时间大约在4月底到6月初，俗称“大战红五月”。其劳动强度之大，至今想来令人后怕甚至恐惧。每天凌晨大约不到4点，我就与社员一起被队长的广播叫起，伴随着布谷鸟“快收快割”的叫声饿着肚子赶往大田。然后分组包干收割田里小麦或油菜。一直干到约8点左右，每人还要背一“背夹子”小麦或油菜到晒坝堆成垛，才能回家煮早饭。“背夹子”是当地农民的运载工具，比人高的两根粗弯木纵向竖立，相互间用若干横木连接，象一付背上担架，两根粗木中段间各有一根背绳。一捆捆小麦或油菜横着放在上面，再用一根粗绳纵向捆紧。人跪在田里，胳膊伸进左右背绳，一咬牙使劲，人便背着沉重的麦捆站立起来，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晒场。体弱的我一般是不可能由跪姿站立起来的，多由其他社员扶我一把才能站立起来。记得一次背的是油菜籽，大概社员替我多捆了点，等我跪下准备撑起来时，才发现周围一个社员也没有了。我咬牙使足了劲打算自己站立起来，但竭尽全力仍无济于事。我一个大小伙子，居然爬在田里抹起了眼泪。最终饥饿的我仍颤抖着勉强站了起来，蹒跚着一步步地挪向晒场。由于太饿加上背上太沉重，连路上一条40厘米宽的小沟也跨不过，只好从沟底爬过去。

8点过回到家连做带吃，早饭不超过一小时。9点过又出工赶往秧田扯秧，将秧苗捆好运到水田栽种。烈日下栽秧看上去很浪漫，实际上非常辛苦。主要是腰部一直保持一种姿势弯着，左手拿着一大把秧苗，右手从左手分出一点秧苗栽进水田里。要求所栽秧苗纵向看去基本保持一条直线，横向看去前后排间距差不多，基本也是直线。我刚开始不会栽，手忙脚乱，一般都远远落在社员后面。经过反复锻炼，在第一个“双抢”季节我基本学会了栽秧。但由于个头较高，弯腰下去幅度较大，常常一天保持这种姿势达8、9个小时，人实在是受不了。我就与社员们一起，趁着工间休息，仰面朝天睡在田坎上使劲向后“挣腰杆”，企图采用“矫枉过正”的方式缓解一下疼到极点的腰椎。等到做午饭已是中午一点过。下午大约两点半又出工继续栽秧，通常要干到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做晚饭。我由于太劳累，经常回家胡乱洗一下就睡觉了。隔壁社员警告我说无论如何也要吃晚饭，否则30岁以后会落下胃病。我没有听从，以后果然肠胃老出毛病。

这种一天劳作15个小时还属正常情况。若遇到队里租用柴油机为收获的小麦脱粒，那就得进一步加班。记得有一次我一天连续干了20来个小时，仅从地上将麦把扔上高高的麦垛的动作就不间断地持续了8小时！到次日清晨，我和社员们全累得倒在湿漉漉的晒场上睡着了。这种没有机械化而将人机器化的不要命干活，远远胜于“摩登时代”中卓别林的待遇。如今想来真令人恐惧！

4、围绕水稻的战斗∶剑阁县是水稻主产区之一。我们生产队因为基本是平坝，水田占多数，所以第二季主要种植水稻，一年中的劳作大多围绕水稻进行。除了“双抢”时的栽秧外，还有耕冬水田，春季栽秧前的施底肥，栽秧后的夏季踩秧草、撒农药等田间管理。我也参加过施底肥和踩秧草。施底肥就是把各农家猪圈里沤满猪粪的稻草挖出来，装到喇叭形大背篼里，由社员背到田里倒在水田中，用手将其分散到水田各处。有时挖出的底肥猪正好撒了尿在里面，不仅加大了重量，而且猪尿从背篼流出来顺着脖子淌满了全背。虽然很恶心，但为了“炼就一颗红心”我也只能忍耐。记得有一次干活太饿，一位社员摘了些家里的杏扔在撒满底肥的水田中请我们，几乎饿晕了的我们几人用田里的水随便淘了一下就吃进了肚里。至于在烈日暴晒下汗流浃背地踩秧草的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秋收时节，稻浪滚滚，金黄一片，是一个历来受到歌颂的季节。但它也是我在农村仅次于“双抢”的劳累季节。此时经常会遇到秋雨，所以抢收水稻的任务仿佛一场战斗十分紧迫。只要天不下雨，就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成熟的稻谷抢收进生产队保管室。否则一遇到霉雨或冰雹，大半年的辛劳便全废了。我与社员们先使用镰刀将水稻割下一把把放在田里，然后在“拌桶”上装上手摇脱粒机，一人抓住脱粒机把手使劲转动，其余人分两人一组，到水田中将割下的水稻拿起“喂”到脱粒机下，经过稻穗与脱粒机齿轮的一阵碰撞，谷粒掉到拌桶里，两人手里只剩下一把谷草。若未脱干净，便在桶沿使劲摔(拌)几下。另外两人紧接着又上，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一块水田的稻谷全收完。接着每人用一个喇叭形大背篼将湿漉漉的稻谷从田里背上田坎送到保管室去。这几个环节我都干过。最累的属摇脱粒机，我摇了不到十分钟就已气喘嘘嘘，无法坚持。背稻谷的活儿也不轻松。本来人从水田中出来双脚就沾满了泥水，被水泡过的稻谷在背上也沉甸甸的。从水田到保管室约7、8百米远，待一溜一滑从田坎走上通往保管室的公路，人的力气已消耗大半。公路是碎石铺成，赤足走在上面仿佛受刑。加之背上沉重的稻谷，碎石仿佛要扎进脚底板，非常难受。记得第一次参加秋收，我二弟到插队处来玩。他跟在背着稻谷的我后面，顺着背篼里滴在公路上的水印王前走，看着我被碎石扎得难受的模样，情不自禁地说，“你好遭孽哟！”最后是将晒干的稻谷送到公社粮仓。社员们背130斤以上，我因体弱，只背100斤。尽管负重走3公里送公粮仍然较累，但这大概是社员们比较轻松的时候了。大家谈论着解放初期来回走90多里送公粮只挣了一元钱时，觉得现在已很幸福了！不过这种艰辛劳作的报酬是很低廉的，四年平均每天的工分仅值5角钱左右！但据说这在四川省农村算是高收入了。

5、兴修水库∶  当然，一年中也有相对轻松的季节，那就是冬天。主要是耕、耙旱地、将收获的棉花选择分类。一天只需干8、9个小时。但这种轻松我4年里只享受过两年。另外两年是作为强劳力被安排到外地兴修水库。我所在的生产队被河水环绕，根本用不着任何水利工程。但为了发扬“龙江精神”，必须无偿地到远处去帮其它公社修水库。一次是到店子、一次是到两河公社。我干的活儿就是用喇叭形大背篼将山坡上的土背到山下的水库大坝上。刚开始还精神抖擞，步履轻快。几背篼泥土倒下来，人就变得沉重起来。原来这是一种非常消耗体力的活。背着满满一背篼土下山时脚必须抓紧，否则一不小心人就会滚到水库里去。而且为了赶进度，经常还要我们半夜3点多钟起来，摸黑赶往工地加早班。正因为如此，每干到半上午人就饥肠辘辘。第一次修水库时，可以每天吃干饭，但没有任何菜，甚至连盐也没有。有一次我端了一碗白饭，正好隔壁另一个生产队的炊事员买了盐回来，听说我是知青，便很客气地请我在他装盐的撮箕里撮了两筷子盐下饭，至今记忆犹新。即便这样，我每顿还是吃1斤2两米的饭。第二次因粮食欠收，生产队没有这么多大米供应，于是早餐便吃红薯。这些红薯质量很差，几乎就是根筋，难以下咽。我还坚持吃了一点，但有社员拒绝吃，饿着肚子上了工地。沉重的活使我难以坚持到中午，我看到那位社员更是头上虚汗直冒，似乎快要倒下去了。好容易捱到中午，队长一宣布收工，我扔下背篼，腿脚发软地挪向住地吃午饭。只见那位社员飞也似地跑回去。待我回到煮饭的大锅前时，他已将一海碗干饭刨进了肚里，准备添第二碗了。这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下的中国农民现状！他们为中国的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自己的辛勤劳动却常常不被计入成本。

 

三、插队时的三次“死里逃生”

    说来谁也不相信，我在乡下居然有三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第一次是我刚下乡那年，由于参加水稻夏季田间管理，每天顶着烈日在撒满肥料的水田里踩秧草，在烈日暴晒下水田不断蒸发出有毒气体。不久我身上就长了毒疮。其中有一颗长在了拴皮带的腰部，一走路皮带碰着毒疮就巨痛难忍。后来到大队赤脚医生那里注射青霉素，毒疮逐渐缩小，似乎痊愈了。但到了秋季它又发作了，这一次我再次找到赤脚医生要求注射青霉素，而且说几个月前才打过，用不着做“皮试”了。他照我说的办了。谁知一注射进体内，我顿时感觉心里难受。他立即摸我的脉搏，发现每分钟只有40下了！我也觉得眼前发黑，面前司药的女同志看去越来越模糊。医生迅速取出一支肾上腺素，第一时间注射进了我的体内。然后他把大桌上的药瓶全部推到角落，把我抱起来平躺在大桌上。接着取出一支银针，扎我的人中。渐渐的，我的眼前出现了亮光，看清了屋顶上的亮瓦透出的蓝天，心跳也慢慢恢复了正常。我从桌上下来，看到那位闯了祸的赤脚医生蹲在医疗站门口，脸都吓红了。他让我歇一会儿再走，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其它问题，嘴里不断唠叨∶“天哪！我差点杀死了一个知青！如果你死了我这后半辈子就完了！”他还告诉我，其实青霉素每次都应作皮试，即便只隔了一天，只要批号不同都要重新皮试。象我这样隔了几个月也不作皮试，简直是拿性命当儿戏。我事后想起也害怕，差点就胡乱地结束了自己的小命！幸亏他反应灵敏，抢救及时。

第二次是1975年8月在我们大队的水利工地上。我与一群社员一起用一根粗绳子拴住一块巨石，沿着山沿拖过去。在使劲的过程中，也许是步伐不大一致，我竟一下子踩虚了，脱离了拉成一条直线的队伍，从5、6米高的山崖上对着一块巨石跌了下去。当时如果是头部先撞到巨石上，肯定脑袋开了花，不死也得落个植物人下场。所幸跌下去时，腰部先被巨石一角顶了一下，然后头部再狠狠撞在巨石上。腰部的缓冲减轻了头部的撞击，后脑勺顶部撞起了一个大包，可能属于轻微脑震荡，但捡回了一条命。回到自己队里休息了两天，头上的包块散开了一些，又去上工了。

第三次比较惊险，是已经参加77级高考后接到通知，于1978年1月10日乘长途汽车去剑阁县医院体检。原定当天上午赶到县城，下午体检。谁知好事多磨，在路上又出了事。我们这辆满载体检考生的大客车刚过了龙源镇约3里路，对面一辆军人驾驶的十一座面包车突然变向对着我们的大客车猛冲过来。我们的司机急忙向右边猛打方向盘避让，然后踩死刹车。只听一声巨响，我们的车抖动了一下，然后是稀里哗啦玻璃破碎的声音。我跟着司机下车到右边前轮一看，司机倒吸一口冷气，原来大客车差几厘米就滚下山去了！幸亏一是我们的车的质量远远大于军车，只是左边的车灯被撞得粉碎，其它无碍；二是司机常年跑这条路，技术十分过硬，处理及时得当。而可怜的军车已完全变形，前面挡风玻璃成为碎片，驾驶员满脸鲜血倒在座位上，生命垂危。当时在山区地带，也无正常通讯联系调动交警及时处理，两边的车都堵了数公里远。我们只好往回走到龙源镇吃了面，回到车上一直等到下午5点才有人来处理，到县城已天黑了。当车重新启动后，我听见后面一位考生俏皮地说∶“今天这车翻下山去，国家的栋梁要垮掉一只角了！”我又躲过了第三次劫难。

 

四、知青生活变奏曲

    1、饮食与穿着∶农村生活一点也不浪漫。从饮食看，我们比社员吃得好一些，每天可以吃干饭。而这样拼命干活的社员每天主要只能吃放了酸菜的稀饭。知青若吃干饭社员还会说过上了“地主生活”。社员大多对我很客气，常在收工后邀请我去家里“吃了算了，免得回家又煮”。我开始还推辞一下，后来因劳动太累，我想反正可以趁势休息一下，就跟社员回家。为了节约大米，他们日常吃的稀饭常常要放进大量酸菜。那不是成都人津津乐道的泡酸菜，而是不放盐，直接将青菜放在坛子里，待沤出象发霉一般的悬浮物后再捞出来，切细放进稀饭里。吃起来非常倒胃口，刚开始我几乎无法下咽，后来因劳累而饥不择食，也就逐渐习惯了，还美名曰“与贫下中农同甘苦”。还有些社员有时要给下来视察的公社干部派饭，要做干饭甚至还多少做点菜，也要请我去共享。个别时候有社员家有红白喜事，那我就大饱口福了，而且还学会了喝酒不脸红。不过总是打空手去白吃也不好，常常得买些东西表示一下。但总的来说是经常出于饥饿状态。

生活上有两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是烧饭的柴火问题。我们生产队地处平坝，没有树林供社员取柴烧饭。社员们只有用背夹子到30多里以外的山区去背柴，来回得耽误一天。而这活我是没法干的，只好求生产队照顾给一点棉花秆、油菜秆。一次我只剩刚捡回的松树枝，但是湿的，一烧火全是烟，熏得我两眼通红直流眼泪，但饭根本煮不熟。在这弹尽粮绝之时,我只好跑到生产队饲养场强行拿了几块烂木版回家煮熟了饭。从此我多了一个心眼，在生产队分配棉花秆、油菜秆时，我便要求多分一点，甚至鼓动青年替我多背一点到家里存放。这样好歹度过了四年。现在想来这完全是对公有财产的多占。

第二是吃菜的问题。本来生产队给我分了一分自留地，可以种些菜吃。但我有时要回成都，无法连续对其进行正常管理，菜要么烂掉，要么被社员替我吃了。后来干脆就种上油菜，卖给生产队作我们团小组的经费。但我吃菜只能靠赶场购买解决了。当时知青流传着“跳丰收舞”的说法，即没有菜吃，便到社员地里偷。甚至还有人发展到偷社员的鸡。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此事。不过有一次我实在买不到任何菜了，便趁着月黑之夜作了一回“贼”，到生产队为了养猪种的莲花白菜地里偷了一棵很老的白菜，算是被“饲养”了一回。“仓廪足乃知礼节”，“饥寒起盗心”。道德只能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古人说得很有道理。

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穿着也非常朴素，是母亲工厂里淘汰的旧工作服，女知青嘲笑我比农民穿得还要“陋”。如果要赶场或到公社开会就稍微穿得象样一点。我下乡4年最好的衣服就是一件蓝色灯草绒上衣，一直伴随我后来念完大学。

2、业余生活∶由于劳动占用了一天绝大部分时间，我在插队时期的“业余”生活几乎没有，连元旦、五一、国庆等节日全在劳动。只有夏天和春节才回家。带到乡下的中学课本原来打算有空学习一下，但四年几乎没看过一次。人也愚昧无知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参加宣传队活动。宣传队最初是由白龙公社的川师知青加上少数当地知青组成，就在本公社各大队巡回演出。后来又汇合了两河、店子公社的川大知青，拼凑成白龙区演出队到县城“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会演。结果演出水平大大超过其他区主要由当地社员组成的演出队。县委决定白龙队连演四天，我们不但高兴地玩了几天，也趁机吃了几天好伙食(每天标准8角)。打倒四人帮后，白龙区委专门组织宣传队，从各公社挑选知青和转业军人组成，我有幸又被选上。排练和到各公社巡回演出耽误的时间，按规定由各知青所在生产队给记工分。当时很高兴又可有一些挣“欺头工分”的机会了，现在才知道这实际是对社员的剥削。

 

五、知青岁月的心路历程

    在插队落户当知青的岁月，作为心理素质很差的我，心态几经起伏。总的说来可用由“三望”(希望—失望—绝望)到新生这条线索来形容。

1、“三望”∶1972年我曾随全家一起回老家，游览了江苏浙江，饱览秀丽的湖光山色。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又到北京玩了两个月，观赏了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等与帝王生活相关的名胜古迹。因而次年一下乡，对巨大的城乡反差便感受特别深刻，仿佛一下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沸腾热血很快冷却了下来。面对严酷的现实，只有作好吃苦耐劳“挣表现”的准备，希望通过良好表现获得群众认可和领导重视，争取有一个相对满意的前途。我想每一个神经正常的知青可能都与我一样，不会心甘情愿地“扎根一辈子”的。

为了达到这一最起码的希望，我完全与社员一起按时出工收工，从不偷懒。皮肤晒得比社员的还黑，甚至一次洗澡时发现背上脱了一大块皮！疼痛难忍。相对农闲时还主动免费为社员理发。这一切表现得到了社员干部的赞许，我先后被评为大队先进生产者、白龙区先进知青、剑阁县优秀知青，75年公社还指定我为知青代表陪同两位书记回川师对白龙公社各知青家庭进行访问。还被任命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公社团委委员。这一切使我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希望。

但这种希望不久变成了失望。1976年对于国家和我来，都是一个倒霉之年。三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相继辞世和唐山大地震，弄得全国人心惶惶。而我在乡下的命运似乎也变得坎坷起来。下乡不久我便在父亲和社队干部鼓励下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两年“考验”，我似乎应当顺理成章地入党了。但这年“七一”两位申请人只批准了一位，是大队书记的侄女，而她刚在同年“五四”由我批准发展为团员。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便去询问大队副书记(我队原生产队长)。他拉开抽屉展现了一份准备让我填写的《入党志愿书》，说是因我父亲有些问题，省委工作组的同志不同意马上发展我入党，要调查清楚了再发展。我要求省委工作组的同志向我解释一下。工作组由四川省测绘局的干部组成。他们带队的干部对我说，我父亲的档案里有“托派嫌疑”记录,因此暂时不能发展我入党。21岁的我一下懵了，立即写信要求作为老共产党员的父亲找川师相关部门写一个材料来“说清楚”。材料很快来了，父亲什么问题也没有，完全不影响我入党。但这一批发展党员时间已过，次年因打倒四人帮清理党员队伍，又暂时停止发展，我的入党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年轻气盛的我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十分气愤，但又无处诉说。我想“不唯家庭出身，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以后招工、参军，眼看别的知青一个个离开农村，可我因“政审”不合格，都与之无缘。心理脆弱而经不起考验的我动摇了，希望一下变成了失望。

我开始不那么积极参加劳动了，有时甚至拿庄稼撒气。但我仍然怀有一线希望，那就是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而推荐上大学的前提是必须下乡或回乡两年以上。我算了一下，按我的下乡年限、表现和声望，当时全大队似乎没有人能与我竞争，如果公社下达名额给我们大队，那一定非我莫属。1976年底，我正在天寒地冻的两河水库工地上挣扎，忽然接到公社通知，要我立即回社里填表，准备推荐我上大学。绝处逢生的我高兴极了，马上赶回公社领表后回队里认真填写。但令人迷惘的是，当我填了表之后居然大队没有领导签字盖章！我立即跑到公社询问相关领导，得到的回答是，这个下到大队的名额就是给我的！我马上再返回大队，书记竟然失踪了！找到与我关系不错的副书记，他说公章不在他手里，他作不了主。我上窜下跳，疲于奔命，一无所获。最终报名时间错过，好端端一个宝贵名额作废了！一个彻底改变我命运的良机就这样被毁掉了！后来我才得知，公社二把手党委杨副书记是我大队人，他的女儿初中毕业回乡一年，但想破例被推荐上大学。这当然是违反规定的，即便推荐上去也不可能成功。但既然杨书记表了态，大队书记十分为难，于是便躲藏回避了。我的气愤、懊丧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天真地想，四人帮都打倒了，社会还这么黑暗呀?春节回到川师附中看望我的中学老师谭顺荣(后为成都市政协委员)，他认为，这么优秀的学生都不能上大学，这个社会简直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烂透了！”当时在区宣传队有一位川大知青武刚，与我有共同语言。他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被推荐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离开宣传队时，他专门来安慰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今后的命运会改变的。

但我最后的希望却变成了绝望，因为新入党的书记侄女告诉我，下一步大队将安排她上大学。我掐着指头算了一下，如果把我知道的公社大队干部子女都安排完，我起码得6年之后才有希望。而那时说不定又有他们的什么亲戚出现了。于是我彻底地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回家听父亲唠叨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时，我顶了他一句∶“做梦！能到生产队附近的苗圃当个工人就不错了。”这样，我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的心路变迁。

2、心灵的新生∶为了吸取教训，避免重蹈我的覆辙，1976年，我二弟高中刚毕业便通过我父亲学生的安排，到了离成都不远的彭山县凤鸣公社跃进大队插队。面对家里有两个知青的局面，我的问题解决不了，将来还有二弟的问题，无权的父母急得无可奈何，全家感到一点希望也没有。当然今天回想起来我才理解，这种状况只有国家体制的改变，我们小老百姓的命运才有转机。而在当时没有法制的中国，只有靠伟人的出现才能扭转局面了。

这一天终于出现了！1977年夏，教育部已发出当年大学招生通知，说是与往年一样进行。我们正继续感到绝望时，忽然父亲从“内部”得知，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已有讲话，要改变招生制度，而且当年就要实行改革！我们知青半信半疑，不知所措。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也不知招生对象或考生资格有何限定。到了10月底，家里再次来信，催促我赶快秘密回家复习，说正式文件马上就要下达。我于是借口母亲生病买了大量鸭蛋、鸡作为遮掩，请假回到了成都。我和二弟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抓住。每天两人抓紧时间学习，常常从早到晚上12点。本来我们二人都考理科，因为二人高中时学习成绩均在班上数一数二。但我本来在“文革”中耽误不少，加之在农村成天干活，几乎没有任何功课的接触，早就愚昧无知了。常常是二弟已解完题睡觉了，我还没有找出解题思路。我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想到如果这次没有考上，将来政策还不知是否又变，我也许再也没有离开农村的机会了。

针对我的具体情况，父母劝我是否考虑改考文科。待我想清楚决定改考文科时，离高考仅剩20天了，川师知青带队干部已来电话催促我们回乡报名。我让父亲到川师图书馆借书时，所有的教材全被借光了，只找了几本历史地理小丛书回乡下学习。至于报考什么专业，由于时间紧急，不可能仔细考虑。文科的专业面又很狭窄，现在热门的法律、经济等专业在四川也几乎没招生。最后根据母亲的建议，首选历史专业，再报川师中文专业保底。为了确保考不上大学也能从农村出来，我甚至还填报了双流师范学校。

经过不懈努力加上小聪明，我最终以高于重点线20分的成绩被录取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弟也同时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工业大学)。父亲为此高兴万分，当即口占对联一幅∶“春风起处白龙舞，跃进声中丹凤鸣”。横批∶“无限光明”。对联巧妙地将我们兄弟二人的姓名和插队的地方包含了进去，同时也表达了对我们和国家前途的无限希望。当我到大学报到，在窗明几净的教室和美丽校园徜徉时，心灵仿佛得到了升华。后来我们三弟兄的求学历程大同小异，已见诸报端(见2008年7月13日《成都晚报》)。

身心历经磨难的知青岁月真令人不堪回首！但由此也有旁人所没有的收获∶一是深度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农民，深知他们的苦处和奉献的伟大；二是再也不会轻信任何形式的宣传了，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

 

                                                   （ 当年成都下乡知识青年 许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