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二）
作者：陈泰
|
|
|
|
| |
|
|
| |||
|
|
| |||
|
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二）
作者：陈泰
|
|
| ||
|
| ||||
|
| ||||
|
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二）
第七章 好像没感觉 第八章 “小三子” 第九章 原来是她 第十章 敢死队
会议结束后，我们满怀信心，要把会议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立即行动，离开了曾一起战斗的蚕桑班姑娘们，离开连部，卷起铺盖搬到四排进行育苗实习，大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对于四排，我曾经在一篇《戈壁红柳》的文章中描述过她。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相对于一连连部强。这里有几排老房子。据说曾是国民党殘部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也曾在这里种植大烟。 四排这边有四个班，总共约有４０多人。排长、一个老技术员、还有几个专门管理总干渠闸门的老同志以及他们的妻，都是河南人。 另两个女生班，一个男生班，全部是上海知青。 四排长在老房子上边，为我们找了大约有七、八亩保墒好、基肥足的沙质地作为我们的苗圃地，又从女生班抽调６人协助我们育苗。 我们挖地，平整，精心将其分成若干小畦，然后，撒种，引水灌溉。 当时，我现在的老伴就在６人其中，但那时候的我们俩还都没有“触电”的感觉。 她，名叫邢蕴玉，家住上海虹口区，家中有姐妹弟兄九人，初中毕业后她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１９６４年６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任副班长。 她人勤快，任何工作都争着干；长得胖乎乎的，因她名字里有“蕴玉”两字，她们班里都管她叫“老油肉”（注：需用上海话讲）。 一次，我们在定苗，大家说笑的时候，我也跟她开玩笑，喊她“老油肉”，但因当时我还不会讲上海话，用苏北话讲，那就完全变了味，她一听马上变了脸，半天不开腔，过一会又突然对着我，喊了声： “甫志高！” 大家在一边愣了一会，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当时我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慢慢知道，由于我戴副眼镜，当时人也长的瘦高，在她眼里，有点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叛徒－－－甫志高。 这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理我。有时我给安排工作，她虽然也完成了任务，但就是不跟我讲话。 后来，苗圃里没有活，我们就一起参加大部队行动，参加到大田劳动，与那些男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不长时间，我们与排里所有的人都熟识了。晚上排长召集集体点名和学习时事政治后，大家就一起下棋、打牌、聊天。男生班的孙德强和我们成了铁哥们。 就在我们的桑苗长出在半尺高，我们与四排的知青刚交上朋友，这时来了一纸《通知》，要调我和兰万生二人参加“师蚕桑工作检查团”驻十四团工作。 这项工作是师蚕桑工作生产办公室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年初工作会议上提出，就是每个团场抽出两名技术人员，后互相交换驻团，进行督促检查，并每月将检查的情况上报师生产办。没想到这么快就实施了。 我和兰万生先去阿克苏农一师师部蚕桑办公室报到，又返回六团带上被褥，换洗衣物，将剩余的箱箱盆盆等物品寄放在孙德强他们宿舍，就坐汽车去了十四团。
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我们坐车到阿拉尔后在河边等着汽车轮渡过河。 那湍流汹涌的河水一浪高过一浪，不时有一些在湍流中的树杈残草被卷翻到船边，然后又被急浪卷入水中向下游奔涌。几里之外就听到水流“哗！哗！”的轰响。 多么雄壮又多么危险。 记得刚到六团，一次一副团长及一警卫员在此渡河，他俩坐在吉普车上没下来，谁知车上船后没刹住，一下子冲进滚滚洪流。当时，副团长的那张遗相还是我给他画的。 过河后又在崎岖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下午三点过到达十四团团部。 团首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把我们当成贵宾安排在团部招待所休息，跟他们一起在专门为团首长安排膳食的小餐厅就餐，每月光伙食费就２４元。当时我们的工资只有４３．５元，每月光在伙食上的钱占去工资的一半，加之抽烟、零化，一个月就基本没钱了。 其实，根据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安排，是从各团场抽调人员，互相检查、督促，要求我们自带被褥，要与所到团场的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不许搞特殊化。但十四团领导的这种诚意，我们也不好讲什么。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下去！下到连队。十四团是个大团，光蚕桑技术员就有５、６０人（其中不少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桑田单位多、分布范围广，也基本是以团部为中心，向东和向西两边排开。 首先我们发现在团部不远的育苗队，其蚕桑技术员李惠，正是我们的同学，跟我和兰万生年龄相仿，泰兴人，已在家乡结婚。人很热情、泼辣。我们就不时到她那里，有时她给我们打“客饭”，有时我们几个打“平伙”，包饺子；当然也有时与她一起到她们的桑园地参加劳动，跟她聊单位的蚕桑生产前景。 再，我和兰万生两人分工：一人负责跑一边，一个连、一个连地跑，这里待一天，那里待两天，每月２５日回团部汇总，写出当月《情况报告》上报师蚕桑办公室。 跑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除团部和团部附近的单位，其他连队大部分是住在“地窝子”。 “地窝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埋在地下的房子。从远处就根本看不出。那天我到了二连，技术员缪永龙和他老婆王桂珍（是我们苏州蚕桑学校的同班同学，这次与我是一个火车皮来的，他们是泰兴县人，１９６２年回乡后他们结了婚）领着我去他们家，一路走去，就是看不到房子。在一条踏出的小路上，我对旁边从地下“长”出的“烟囱”产生好奇，走了上去，正感觉到一种弹簧似松软。缪永龙立即将我拉下来，说： “下来，下来，底下是房子！” 我好奇怪，看过去，那一溜排全是这种长着“烟囱”的房子。 他领着我走到另一侧，一慢坡下拉开一个草帘，后边是一道门，打开门锁，进了他家。 拉开电灯，只见眼前一亮。在一间大约５、６平米的空间里，安放着一张大床，旁边立着几只箱子，门边是一堵火墙，后边是一小方桌，几张小凳，四周墙上贴满年画，虽然没有太多家具摆设，显得有些简陋，还算干净整洁。看得出女主人王桂珍的细腻和勤快。 中午就在食堂打了饭回到他家，烧了个菜汤大家一起吃。 下午上工，我跟随他俩一起到桑田察看，一群蚕桑班的姑娘立即围过来说长问短，也全是上海“阿拉”。 以后，我就经常来二连，来缪永龙家，慢慢地我就称王桂珍为“王姐”。 我跟他们一起在桑田嫁接，施肥，一起在蚕房喂养“蚕宝宝”。晚上就挤睡在单身宿舍。 不久，我发现蚕桑班的有两个姑娘收工后，也常常来缪技术员家，坐着与我们有事没事的闲扯。 终于有一天，王姐悄悄地对我说： “陈（在学校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有人看上你了。” “啊，是真的？不至于那么快吧。”我嘴里说着，想起在来他们家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姓林的高挑个儿，有２３、４岁，常常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盯看我，有一次，她也曾提起她们家在上海住南汇街上，她爸开了间小百货店，妈妈以前当过老师．．．．．． 我对王姐说： “啊，王姐，我怎么好像没感觉。” “没感觉可以培养嘛。”缪永龙也在一边说。 “我现在可是临时的，还要回我的六团噢！”我说。 “在哪还不一样，好了，可以带过去的。” “呵，呵呵．．．．．．” 我含糊其辞，没说话。 他俩也没再说什么。 自此，那姑娘也就没再来缪永龙家。
第八章 “小三子”
一天，突然从六团传来一个坏消息：四排被盗！孙德强宿舍被盗！！我和兰万生寄放在其宿舍的箱子等物被盗！！！ 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孙德强他们宿舍的几个人一起外出去值班连办事，当晚没有回来。下半夜约３点，从上边总干渠下来几个老乡，撬窗翻进宿舍，将里边的６、７个箱子一扫光。后来值夜的发现，一直追了好几公里，才在总干渠边的沙枣林带里发现了几个已被撬开的箱子和一地的杂乱物品．．．．．． 我们立即请假返回六团。 经查：我冬天穿的一套黄色棉军衣、裤，毛衣被盗；兰万生的情况较我要好些，损失不大。 但当时棉布是凭布票供应，而且一套棉衣裤的布票要好几年才能积起，再说当时天气已经明显冷下来，没办法，我只好打了报告，经团首长特批，才买到一套蓝色的的确凉棉衣、裤。 再回到十四团，立即遇到尴尬之事。 开始我也不清楚。 我穿着新买的蓝色棉衣裤，还感觉精神抖擞，可每到一个单位，总有不少人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我追问身边的同行，他们笑着告诉我：“是你这一身棉衣在作怪！” 我还是不明白。他接着说： “在我们这，穿黑衣的一定是劳改犯，穿黄军装的是革命人，你这种穿蓝色衣服的是．．．．．．” 他不再说下去，我急切的： “说呀，你到是快说呀！” “我说了你可不生气。” “怪，我生什么气？” “你这是小三子。”说着就自己哈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小三子？” “就是劳改、劳教新生人员，称三类人员。他们只能穿蓝色的衣服。” 原来，在这里有不少劳改队。三连的边上就有一个，只见那些犯了罪的囚犯一律穿着黑衣.早上早早出去劳动,晚上晚晚回来,回来用盆子打上水就在外边冲洗,然后在伙房打饭,找个角落蹲下狼吞虎咽。 我这才闹明白，我被偷了，经特批化钱买了衣服，现在却成了“小三子”。 呵呵，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才不管那么多，照样穿着，照样走东窜西，履行着自己光荣的职责。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对我指手画脚了。 这年春节，我也没有回六团，就在十四团，我们原苏州蚕桑学校的一帮校友一起，一起到三营营部，过了个团聚的欢乐的节日。 三营长姓董，河北人，是个老八路，他很支持我们在他的地盘搞这次团聚，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有好多买不来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出面才办回来的。 董营长的妻，山东人，要小董营长有１８、９岁，她跟我们说起她跟董营长的婚事，好像有一肚子怨言而又充满幸福的感觉。原来，她们也是以招兵的名义入伍，当初说是文艺兵，后来到了部队，就让她们与这些“老头子”成亲，那时都是１８、９岁的大姑娘，都不好意思，但“成亲”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有的人为此闹的被关了“禁闭”，到头来还是“成亲”。她说： “你说，那时你不跟他是不行，那是强迫！真是便宜了他，还给他生了两个儿一个闺女。” 我们一帮人听了哈哈大笑。 营长在一边只是低着头，说： “是呀，中国人信命，可我是共产党，又不信那一套。” 晚后，闲聊时，我给董营长说起我穿蓝色棉衣裤成“小三子”的事，他思索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是啊，我们绝对不能以衣帽取人，不然是要犯大错误的。”
第九章 原来是她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蚕桑工作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原来单位－－－六团。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起步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１２条规定》：主要是，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们回到六团，我仍在一连，兰万生调二连。 刚到连队一看，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队从七团调来一位副连长，姓崔，也是上海知青；四排长一家调到连部；我的铁哥们孙德强，帖松云几个男生调到值班连；蕴玉她们班也调到连部这边，为四班，蕴玉仍是副班长。连队又进了一批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进疆的上海知青，有２０多人。 那时，实际是“社教”刚刚结束，工作组刚撤点，大家都在说“社教”执行了正确的路线。 在一片赞美声中，为了活跃气氛，连队让我组织几个人排练些节目，大家高兴、高兴，也没说要成立什么“宣传队”。后消息一传出，大家争先恐后，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期间，蕴玉也积极报名，他甚至找到连长，软磨硬缠，说她从小就喜欢文艺，都差点被一越剧团选去当了演员。后来没办法，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审查的办法，抽了有２０来人，就成立了宣传小分队，经推举，蕴玉当选为小队长。 这时的蕴玉，不再像在四排那样时时处处躲避着我，有时我给她讲话，她也还是低着头认真地听，只是说话很少。 我也就发挥了我原来在县文工团的“能耐”，舞胳膊踢腿地并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一起编排了一些歌舞节目，有表演唱《逛新城》、《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对口词《夸夸社教工作队》，小快板《我们的周队长》和舞蹈《采茶姑娘》、《边疆的泉水》等，不少节目就是歌颂社教工作队的。 先在连队演出，后来团部政治部来指示让我们到各连队巡回演出。 我就带着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跑，晚上演出。 虽然没有音响，没有乐队，就凭一人一张嘴，每到一个连队还真是台上台下乐成一片，大家齐声称赞，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演出中，我台前幕后，忙的“头头转”，所好，蕴玉帮了不少忙，她除了参加一些演出，也是上上下下，什么事她都要过问。给我留下较好印象。 可不久就１８０度大转弯，又说工作组是执行的“左倾”路线。一批人叫喊着要将工作队揪回来。 这就开始在连队形成了两派。 一连的房象一座长方形的大四合院，中心种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房屋四周种植着沙枣树和一些果树。“涝巴”边围成一圈垂柳。 我回来后，领导安排我住到连会计蔡文绍的房间。蔡也是上海人，在上海某财会中专校毕业也是没有分配工作，后随上海知青一同赴疆。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固守的那种，肚里有话不轻易表述出来，一般人还不好与之交往。而我正好与之相反，直性子，直筒子，心里藏不住东西。所以以后，在两派问题上就受了他的左右。这当然是后话。 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开前面的窗，一天、两天我没有注意，就是我们住房对面女生宿舍，一扇对着我们房间的窗户也总是几乎在同时打开，而且有个人影总在窗户后晃动。 终于有一天，我在窗户后发现那是蕴玉她们的房间，她的床铺就安在窗户的下边。这时她正趴在那窗户上两眼朝我们这边注视地看着。 后来，我又发现多次。那专注的目光像是一道电波。终于有一天，我俩的目光对视上，那发出电波的，原来是她！ 再一点，我和蔡文绍房子的隔壁就是原四排长家，他们家的闺女有６岁左右。我发现一段时间，蕴玉与她们班的一个叫杨月芳的小姑娘经常有事没事的朝排长家走，有时就拿些上海的糖果给排长小闺女吃，斗着她玩。 有一天，吃晚饭后，我一个人也坐到宿舍门口休息。四排长的妻子走了过来，她姓张，我们都称她“张嫂”，四排时大家就比较熟识，所以说话也就很随便。 她说： “我说呀，你们做男人的，是不是都有的点大丈夫派头？” “没有呀．．．．．．”我不知她是指什么，只好含糊其辞。 “还没有，人家姑娘都快追到门下，你还不能主动点。” “嗳，什么呀？张嫂。你倒是说清楚的嘛。” 她哈哈地笑起来： “你也真是，这事还要我给你点拨清楚。”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才想起，我确实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了．．．．．．
第十章“敢死队
一大早，蔡文绍跟我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还有点迷迷糊糊，听他一说有点慌，忙着搪塞过去： “可能这几天太累了。” 因为近来处于农闲时节，大田里农活不多，领导安排我和连队的文教吴江二人一起在搞“红海洋”工程。就是在田头地间，在大道小路上，每隔二十米要树起一座“毛主席语录碑”。还有各宿舍的外墙上，也都要用石灰刷白，然后用红广告色写上毛主席语录。这工作量相当大，而且累人。 蔡文绍接着： “跟你说，昨天我去团部，以政治部齐廷升为首的已经挂起‘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指挥部’的牌子了，据说已下文，要各连队也要立即成立，要争取８０％的基本群众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去。你看呀，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不行，那我们也加入呗。”我无所谓的样子。 “加？不、不、不，”他一连说了三个“不”。 我试探着问他：“依你看．．．．．．” “他们，那是官办，那还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们？是在愚弄群众、左右群众、不相信群众。”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觉得似乎很有道理。他接着说： “团部演出队和机关的一些人已经识破他们的阴谋，已成立了少数派组织。依我看，不行，我们也搞一个，你来当头头，我协助你。” “不行，不行，”我推脱：“我不行．．．．．．” “什么行不行，谁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也是第一次嘛。” 这时听得外边一片闹哄哄的声音，我起床到外边一看，不错，在大食堂的外墙已经贴上一张大红纸，好多人在观看。 我立即穿好衣服出去，一看，正是蔡文绍说的：一连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指挥部成立！我没有详细看下边的内容，心里十分怨恨这连队领导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我是加入还是如蔡文绍说的不加入？！ 回到房间，蔡文绍说：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早就在搞阴谋，我们都被排斥在外。”停一会，他接着说： “不要再犹豫了，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你这是干不了大事的！” “那，好吧。那成立．．．．．．？” “昨天我就想好了，我们就叫‘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 当天下午，我也找来一张大红纸，郑重地向世界宣告：“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正式成立。 就这样，我将自己放在了少数派的位置上，放在了大多数的对立面。 第二天，我给文教吴江打了个招呼，就到团部搭了辆汽车去了阿克苏城，在一家刻印店，做了４０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红袖标。 中午，袖标还没干，可我等不及了，就买了根长竹竿将袖标一个一个挂在上面扛着到公路边找车回去。等了有半个小时，没车，我就沿着公路往前走去。我隐约知道，在１３公里路标的地方，往里翻沙包可以走回到我们连队的。 我雄赳赳走在大道上，肩上扛着一个个红袖标随着我的步伐在左右摇摆。走到一个路标１３公里的地方，我径直拐进去，翻了５、６座沙包，见前面是一条干渠，渠道里也没有水。我没有沿着渠道往下走，不知为何，我跨过渠道，爬到一座大沙包上，一看，只见天边一抹红霞，远处隐隐约约显现出一排房子。我就以那排房子为目标，急速向前奔去。 前边原来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村庄。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只好硬着头皮向村里走去，一群小“巴郎”像看见稀有动物一样，立即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对我指手画脚。 我用手努力地比划： “队长，队长的有没有？” 小“巴郎”们哈哈地笑着，摇晃着脑袋。不一会过来几个大人。 “我，我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你，你，找队长，队长，”我急切地说着。没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不一会，来了个老乡，他示意让我跟他走，一会，进了一间办公室。又经过艰难的比画，终于其中一个有３０多岁的青年领着我进了他们家。进一道门，是个小院，放着些生产工具，一边棚子里养一条牛。再里边是两间，没有什么摆设，外间有一半被土炕占着，里边一间要大些，有两个大柜，上面堆放着被子之类，主要是一横贯房间的大统炕。 一会家人都回来了，虽然言语不通，但他们待我还算热情。看得出是老两口，小两口，一小姨，还有两小“巴郎”。 吃晚饭时，大家围成一圈，盘腿坐着，饭碗端放在身前。这时老者伸出双手，手掌朝上，然后，又合起双手，放到胸前，口中一直在念念有词。大家也都跟老者一样双手合十，紧闭双眼。老者念完后，大家用双手在脸上搓摸片刻。这时我也完全跟着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动作。最后吃饭。是一碗汤面，另有包谷馕，一人掰一块，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也不知是吃饱还是没吃饱，我整个人只感觉晕晕乎乎。过一会，那青年在炕上垫了一块羊毛毡，让我躺下，在我身上盖了一件羊皮袄，又用一顶羊皮帽子戴在我头上，让我睡下。他们一家人就在里间的大炕上，从老到小依次一字排开，睡觉。 天还没亮，我被冻醒了，身上发痒，再也睡不着。待他们家人起来后，我就起来，对他们千恩万谢，然后认准一个方向，穿过村庄，翻越沙包向南方走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