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一）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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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一）
作者：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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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四十年（长篇记实连载一）
第一章 我的１９６２ 第二章 决心去新疆 第三章 赴疆 第四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第五章 那时我们不懂恋爱
往事如烟，岁月蹉跎，再回首，微笑着，流着眼泪吻遍所有透明的泪水和跳动的文字。 “我”是江苏省姜堰巿人，１９６２年中专校毕业，回乡待业，曾先后在粮站、供销社工作以及业余文工团活动，最终响应号召去了新疆。在疆生活、战斗了１７年光景。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干过蚕桑技术员、当过老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磨难。继后又调到贵州省某企业集团公司，后来当上老干部处副处长、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2004年退休，定居在贵阳市乌当区。前后四十年时间，历尽艰辛；四十年风风雨雨，颇具传奇色彩。 《我这四十年》，时间上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一段中国历史的记载。其中，记录了轰轰烈烈的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数十万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屯垦戍边”的动人故事；客观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边疆一个农场的故事，记录了“粉碎四人帮”和一些重大事件；记录了西南大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企业发展特别是记录了作者本人四十年成长过程中的诸多情感动人、催人泪下的故事。从人物讲，下写了最基层的农场职工，上写到总书记领袖人物。有很多相当感人的真实故事，有很多珍贵的照片，表现了友情、亲情。文章感情丰富，文笔流畅，全书共八十五章,分上、下部，共156000字。上部写新疆生活，下部写贵州生活。 年轻的时候期盼未来年老了又要回忆过去 从《我的１９６２》到《我这四十年》: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我会写下十五万多字的文章，正如去爬八达岭长城一样，开始我并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少级台阶，爬到半当中，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心脏都快要“蹦”出来，感觉整个人不行了，但最终还是忍耐着爬到了顶部。 一开始，我只是喜欢，喜欢上网。退休了在家闲的无聊，就买一台电脑，开始上网玩游戏，打九球，慢慢就上了ＱＱ，学会了在“空间”里写日志，又后来就上了博客，玩起了“现代”。所以，有些ＱＱ友听说我已６６岁，他们就怀疑是我报了假资料。 开始，我以自己的经历先写下了几篇短文：《我的１９６２》、《三张旧照片》(2007年11月6-8日写成)等，写了十几篇。都是围绕我自己平凡的恋爱、婚姻及记述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艰辛生活。我发到《小说阅读网》、《文学博客》。当时，编辑要求报个笔名，我不假思索，报上了“车水”的笔名。 这里先说一下，关于“车水”。原在单位上班时，单位由宣传部主办了一份《振华报》的内部刊物。正好是大家练笔的好去处，我就经常给写些有关情况的动态新闻报道，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小小说之类，后来为了工作方便，需取个笔名，当时就随意用本人的名字边旁，取：东水。可等报纸出来，一看，成了“车水”。当时没有考虑，说：也行，不是“车水马龙”吗？再说农村那种轱辘车水，不是一人或多人在上边踩踏，一步一步，很费劲的，那就“车水”吧，一步一步地来，多多出作品！！这一用,就十多年时间。
所以我的文章，有的是我真实姓名“陈泰”，有的就是用“车水”笔名，也用“三羊开泰”。 不久，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建议说：“不要说平凡，曾用心爱过的婚姻都是一段传奇，依我看，这样平凡的故事写出来肯定不平凡，一来可以叙述些当时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让现代人多多了解，二来可以回忆过去；回忆就等于再活一次。老先生何不重新再体会一次呢？再细细描述当年一次呢？” 这样，我就在《三张旧照片》基础上后续写了一篇《巴扎》(2007年12月20日写)。后来又觉不过瘾，就在《我的１９６２》后续写，因为《我的１９６２》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时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我终于告别父母双亲，告别故乡姜堰，去了大西北-----－－新疆。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 刚开始就想写个《我这十年》。但写十年，我那些朋友、哥们的形象就一个个站立在了我的面前，那些活生生的动人的故事也显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不得不继续操练。就是春节、大年初一我都是在写。后来贵州遇到了五十年不遇的凝冻灾害，家中断水九日，电也有时要停，我仍然坚持在电脑旁，写呀、写呀，终于完成了《我这四十年》的写作。这当中经历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恐怕是没有人能体会到的。
第一章 我的１９６２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专技校被砍、停办，毕业生回乡待分配。(注: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高校。它位于姑苏城外，阳山之麓、运河之滨的浒墅关镇上。该校创始于1904年。1911年改为公立，迁址于吴县浒墅关。从1918年起，由郑辟疆先生担任校长。.....至1956年，制丝与丝织二个专业与蚕桑专业分开，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浒墅关蚕桑学校。至1958年又恢复大专，与中专并存，改名为苏州蚕桑专科学校。1962年中专停办。) １９６２年６月，我怀揣毕业证书离开苏州蚕校，背着简易的行囊，坐公共汽车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祖祖辈辈衍生的地方－－－江苏省苏北一个并不显眼的镇子---泰县姜堰镇、现在的姜堰巿。 当初，就是因为家境困难，想考个中专早些毕业出来挣钱，养活自己，为父母减轻负担。可现在划了个圈又回到起点，又张了一张血盆大口，回来啃父、母的那根老骨头。加之，还拖着“肺结核病”的病体。除日常三餐，还得购买治疗的药物和必要的营养，父母费尽心机，供养着我。(这时，我的大哥已于1956年支边去了内蒙包头钢铁厂白云铁矿，二哥在南京上大学，一个弟才刚虚８岁，在上小学)。 一天的早晨，父亲早早上班去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大口吐起鲜血，母亲急的不知所措，有好心人立即去店里叫回父亲。 父亲从橱柜里找出那多年不用的墨盒，研磨了浓浓一小杯墨汁，招呼我三两口喝下肚去，他让我躺下好好休息，父亲说： “儿子，不要紧，有爸爸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你好生养病，其他的你不用去想。” 自这天以后，每天早晨，妈妈都要烧一只水煮鸡蛋，为我补养身体。静躺了数日，待身体稍有好转，我就又像一只无头苍蝇出去，有时帮派出所、居委会做点抄抄、写写的事，有时去县工人文化宫转转，有时就拿着毕业证书，跟一帮待分配的同学跑县劳动局等待安排。 也还是忙的很，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是县劳动局优先安排了一批待分配的学生，我也名列其中，被安排到白米粮站临时工；二是我的病情也似乎没那么严重了，一些病症也消失了...... 我一下子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世界多么美好，生活充满希望。我又可以像一只小小鸟，在天空自由翱翔！ 白米，位于姜堰东边不足二十里路，一个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方便的小镇。 我第一次坐轮船去白米粮站，报到安顿好后，一个人沿着镇上唯一的一条大街走着，看着。虽然建筑设施简陋，商品并不丰富，人们的穿着也很粗俗，但心情却十分舒畅。 粮站位于镇子的西边，门前一条大道，再前就是通扬河，河水慢慢流淌，船儿悠闲自在停泊在水边码头，一群鸭子在水上自由自在地游荡。粮站后边是一家集碾米、榨油、酿酒一身的粮食加工厂，称“白米米厂”。粮站与米厂有便门相通，粮站与米厂在一个锅台起伙，粮站与米厂不是同一行政领导，但同属一个党支部。 粮站有正、副站长各一人，开票、收款、司秤、检验、保管等大约八、九个人。收款和检验是两个老人，人们尊称他俩：王爹，刘爹。王爹像老夫子，干起工作慢条斯理，一点不慌张的样子，从不和别人吵架；刘爹则又魁又粗，每天早中晚都喝酒，一大碗饭一大碗酒，菜并不讲究，一碟花生米，一盘罗卜干，边喝酒边吃饭，从不变样，发起火来，亲爹妈都不认。 正站长姓周，部队转业的，一脸麻皮；副站长姓李，当地人，对人和蔼。 我的工作是门巿司秤，也就是人家来买米、买面、买油，付款开据后，我就凭票给人家秤米、秤面。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秤：秤和磅秤。杆秤检查准确度，磅秤则要将磅秤面板下的一个球拿起放到面板上，检查磅秤的四只脚是否支平。检查完后开始整理，然后等待顾客上门。 “上门要笑脸相迎，称秤要公平合理，不能粗暴待客。”这些都是昨天上岗前领导一再交待的。 上班没两天，一个名王吉永的年轻人被清退。说是他开票时贪污什么的，我听了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干！ 那些年粮食定量供应，粮站工作也不是太忙，加之伙食可以，二角钱一份荤菜，几分钱一只素菜，没过几个月，我就长得又白又胖，上磅一秤：１２０斤！好家伙，人们见了都称我是“小胖子”了。 每月５号，是发薪的日子，每当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从１８元的薪水中抽出５元，然后塞到一个信封里，从邮局寄给当时在上大学的我二哥，为父母解了一点燃眉之急。 每年最忙的时候，是当地农民交公粮的日子。车推船运，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也是刘爹最为忙碌的日子。他要对每个农民交的粮食进行检查：手一扔，两粒稻谷到了口中，只要轻轻一咬，刘爹就能报出水分７５％或者是８５％。抓一把摊放在手心，一看就知杂质是多少。每一送来的粮食都要经他的手，都要一一进行检查，还要亲自过磅，结算。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领导就让我去帮过磅、结算。那是不分早晚，只要农民送粮来，就得开仓验收。 第二忙，是农民们交了公粮，然后再购买“返销粮”，每家农户虽然不多，但这是他们的救命粮。一到这季节，也是起早贪黑，不分时间地为他们服务。而要命的事也就发生在这节骨眼上...... 那时的我已基本适应了自己的工作，也很满足目前的这种工作、生活环境。母亲曾亲自到粮站看我，在粮站住了一宿，回去后连连对人说儿子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在不久前苏州蚕桑学校发来《通知》说让分配去新疆农二师，父母都不同意，我也没理会。 这次，正是农民购“返销粮”的时节，因为人太多、太杂、太忙，每天晚上和门巿对帐，我都少一、二张支付白面的发票和支付大米的“粮筹”。后来大家留心，终于发现是在忙的时候，有人趁我低头秤磅偷走了“粮筹”和发票，而第二天，第三天再来秤大米和白面时我又没有发觉，重新支付出去，最终盘结，当月亏空有近千斤粮食...... 也就是这个关键时刻，某一天，我小学时至交黄明义，骑自行车从姜堰来到白米，用粮票购买了几十斤大米。中午我在后边米厂打了半斤酒，两人喝后，黄明义要回姜，见黄有点不胜酒力，我没有思考，也没给领导请假，推上粮站的公用自行车，又用热水瓶去米厂灌满酒，要送黄一程。来到公路上，突然发现米袋子有点漏，两人下来重新捆扎，不想那停在边上的车侧倒下去，热水瓶也“呯！”的一声爆炸了。一瓶酒横流满地，空气中迷漫开浓浓的酒香。这时我感觉特别懊丧，二话不说，骑上车，一口气将黄明义送到姜堰。待我再返回粮站，已是下午4点过，粮站挤满前来购粮的农民，粮库大门上的锁被砸开了，李副站长正在为农民们秤粮。见我回来，李副站长铁青着脸，让将库房的钥匙交了出来。第二天即宣布：我被辞退了。
第二章 决心去新疆
我沮丧地回到家中，母亲听完我的述说，伤心的哭了，两肩一耸一耸的，边哭边数落儿子这样的不争气..... 我感觉自己又成了一只无头苍蝇，中午饭也没吃，就这样漫无目标地在街头走着、走着，最终又走进了位于坝口镇中心的县工人文化宫。 已是晚饭时分，以前的一个朋友程万保拉着我到一小饭馆，煲了二两酒二人吃了一顿。程万保说，在我去白米后不久，工人文化宫成立了“县青年业余文工团”，现在已有男女青年三十多人，程万保也在其中，他让我也去参加。 饭后，我又跟着万保去了工人文化宫，文化宫负责人问了我一些简单情况，说: “可以。” 这样，我就正式成为业余文工团的一员。主要是晚上的时间，去参加一些节目的排练。因到附近几个工厂，乡演出，反映好，文化宫又组织排练了扬剧《朝阳沟》等，黄明珠、李宝章、程万宝、卢文芳、黄贵华（小）和我都担当了角色。当时在文工团我的年龄较别人大，也长的老气，就成了专演老年人的特型演员。那年春节，在文化宫连演三天，场场爆满，很多认识的人都朝我伸大拇指： “你行！” 就在几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８月我带孙儿回乡祭祖，有认识的人还在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次文工团去乡下演出，在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台下一个角落，这时边上一个老农民，跟我要火（点烟），问：“你老今年六十几？”引得人们一阵哄笑。 除在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帮居委会忙，那时已开始“上山下乡”，居委会正在加紧摸底、动员。对那些可以动员下乡插队的人也在主动找其谈心。 我母亲也是居委会的一个小组长，也分配有“谈心”的任务，放着自己身边在家待业的“我”，母亲在做他人工作的同时往往遭别人的白眼，所以，我回家就不免又被母亲数落。听多了我就感到心烦，经居委会主任同意，我就住到居委会的一间办公房里。 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有朋友帮出主意。因我从小喜欢画画，也曾专门自学修炼“像片放大”，初有成效。朋友帮挂起“人像艺术放大”的牌匾，我又翻出家中以前画下的王丹凤、赵丹、王晓棠等明星照和碳粉、画笔，在这居委会的房子里，想大显一番身手。然而，不到两天，居委会主任找我，说是镇上一位领导发话不让搞，与“上山下乡”大方向不一致！ 走投无路，难道说也只能走“上山下乡”的路，但居委会主任从来也没给我提起“上”、“下”一个字，我究竟该怎么办？而每当回到那“家”中，见到母亲因为生活煎熬而微微驼背的身躯，我的心也在受着煎熬...... 一次由居委会组织的到附近“公社”抗旱的活动后，我悄然地没跟大家回来，一个人就在那田埂上坐着。 晚上，父母见我还没回家吃饭，打听了几个地方也没有，他们慌了，就找到居委会主任。主任一听也着了急，忙安排人四处去找，最后终于在一田埂上发现躺在那里的我。 回到家，母亲急的直哭，又在唠叨： “你呀，你不能这样想不开，你还要不要这个家。管不管我和你爸......” 我只有低着头，不语。 时值秋日，一天中午，母亲手拿一张县劳动局的《通知》，让我去参加一次珠算考试。最终以８６分被录用，分配到兴泰供销社参加棉花收购工作。 兴泰是个水乡，河道纵横交织，在这里出门必坐船，别是一番风光。 供销社主任蔡益吾是个文化人，对我的到来他很满意。领导分派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棉花收购，农民们用船送来，我就过磅，结算。 一块有足球场大的空地上不到两天，棉花就堆得像雪山一样。因有原来在白米收粮的经验，算盘打的“噼里哗啦”，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一整天干下来，也是挺累人的。但我不叫苦，有时还参加守夜值班。蔡主任很满意。 然而在兴泰供销社工作时间不久，就又接到苏州蚕桑学校《通知》让去学校报到、集中，分配去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工作。 经过这两年的磨难，这时的我已经铁了心：到新疆去!! 兴泰供销社蔡益吾主任没有挽留，他们为我祝福，专门派人用小船将我送到溱潼镇，我再坐轮船回到姜堰。 这时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我终于告别父母双亲，告别故乡姜堰，去了大西北-----新疆。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
父母庆幸我又有了新的工作，感觉又有了奔头，就是新疆－－－地方远了点。 母亲絮絮叨叨让我在外多加小心，早晚不要受凉，经常给家里写信，去几年就回家看看。 他们早几天就为我准备好行装：新买了一个大藤条箱，新弹了两床棉絮，新做了二套衣服，新购了毛裤内衣鞋袜毛巾面盆等等。 我临去学校报到那日，父母都难过地没有送我去汽车站，他们只是站在家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身影，母亲在一边抹眼泪：大儿子去了内蒙，现在三儿子又去新疆,作为母亲,她内心不好过...... 而对于我来说,这是多么难忘的一次分别：这一别就是十年之久...... 按照《通知》，我带着行李来到久别的苏州巿浒墅关镇，来到学校。这时的学校中专部已经关门，很多教室都荒废着，门窗破损,室内桌椅一片狼藉。 我们一共有７０多人回校报到，大家两年多未见了，聚在一起谈起１９６２年离校后的五彩斑斓的生活，都显得异常高兴和激动。 在一间“会议室”，从新疆农一师来的两名召集人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个姓严，一个姓高，让大家称呼他们：“严同志”，“高同志”。高同志年长些，大约有４０岁，严同志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然后他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新疆兵团及农一师的基本情况，粗略知道农一师的前身是“南泥湾”模范三五九旅，他们“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同时给大家说明，为了发展新疆蚕桑事业，农垦部部长王X将军下令召集我们这一批人去当蚕桑技术员,要求大家一定不要辜负老部长的期望...... 我们总体称为大队，他俩就是我们的带队，临时大队长。 然后，我们被分为若干小队，一切按部队军事化行动。一路上，各小队相互拉歌，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我那时年轻气盛，表现的相当活跃，就自然成了我们这一小队的“啦啦队”队长。 车到南京时，因火车车厢要依次轮渡过江，给大家放假半天，要求晚上必须准时回到集合点。 我利用这机会，去了南京大学找到我还在上学的二哥陈仲，跟他分别。他虽然学习较紧，但还是抽两个小时时间陪我去了中山陵，然后在那边吃了饭．晚上回到了集合地点。 后车到郑州，我们又下车换乘。大家被安排在一家饭店吃了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休息，到半夜二点又被叫起床，重新登上从郑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火车到达“大河沿”站，我们全部下车，指示要在这里休息，然后转坐汽车往南疆。 只见一望无际的沙砾和树立在上边的一顶顶帐篷。到处都是盖着蓬布的军用物资和忙碌着的搬运工人。据说，这里是通往南疆的特大转运站。 天气已经有些寒冷，我们被安排就地稍许休息后，一人分得一只面包，一套黄色的棉军装。大家迫不及待地套在了身上，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欢笑着、追逐着，散发着一股青春活力。 不一会，开来了三辆军绿色的卡车。在严同志、高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将被包递到车上，分四排排好，然后，人上车就面对面坐在被包上，依然是一路歌声向南疆开去。 一望无际的沙漠，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汽车在飞驶，不时迎面“呼”飞过一辆军车，车后飞起一片沙尘，我们坐在没有遮蔽的车上，满脸满身都是灰，简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一直要开到很晚，才到达一个叫做“二八台”兵站，大家才下车，上厕所，活动活动身体，抹去脸上的灰尘，吃上些简单的饭菜。在一间吊着一只像萤火虫电灯的房子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休息。第二天天刚亮又上车继续前进。 三天后，车队载着我们到达阿克苏－－－农一师师部所在地。 我们被安排在师部招待所住下，师部首长和师蚕桑生产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专门来招待所看望大家．要求我们第一休息好，第二总结好，第三分配好。具体安排：一天休息，三天总结，最后就是分配。 第一天，大家洗澡洗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晚上，就三五成群地到阿克苏街上闲逛，吃羊肉串，吃酸奶，吃烤馕，反正看什么新鲜，什么以前没见过，就买来吃。女同学们都围绕在一些维吾尔族大妈的小摊边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挂件和装饰品。 最后，通过总结，师蚕桑生产办公室高华主任宣布分配结果，我们７０多人被分到一师所属各农场。我、兰万生、朱连保及董书光共四人被分在六团。
有一首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你听过吗？歌词这样写道：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塔里木来安家/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的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不敬你酥油茶/不敬你哈密瓜/敬你一杯雪山的水/盛满了知心的话/ 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边疆安下家／天山把根扎／战斗的生活最幸福／革命青年志气大／来吧 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这首歌伴随着激昂的口号声，锣鼓声，汽车轰鸣声，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这就是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戍边的故事。 每当想起、哼起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为上海知青屯垦戍边的壮举而激动，为上海知青“斗天地、献青春”的精神而自豪。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好儿女志在四方,到新疆干革命”的号召，带着几分天真、几分悲壮、几分激情、几分希望，挥泪告别亲朋好友，踏上西去的列车。 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颠簸，他（她）们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沉寂的沙漠戈壁一下子有了生机，到处有上海知青的影子，到处有上海知青的欢声笑语。 在农一师六团，从团部股、科各办公室到各营连排班、机耕连、值班连、畜牧连、工程连、卫生队、文工团，以及学校，除几个主要领导一些技术骨干,全部都成了上海知青的天下。在这里他（她）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早晨吹号起床、跑操、就餐；.晚上，班会，吹号熄灯。全部是统一的。 在这里，他（她）们得过好三关： 一是劳动关：去那里主要任务是“屯垦”，就是与地斗，改造大自然。一句话，就是要在戈壁沙滩种粮食，平时的劳动就是平地、打埂，两天下来，手上打起血泡，肩头红肿。要碰到挖大渠，那就要吃住在工地，劳动量大得惊人。可这些大都巿来的小姑娘、大小伙没有叫苦叫累，个个生龙活虎，努力完成了各项生产、工作任务；二是生活关：主要指吃的方面。那时的主食是玉米，每餐都是一只玉米馒头，一碗青汤（大家戏称“玻璃汤”），一个月难得见一餐肉。不过这玉米馒头，还真是养人，只见一个个女生都“发”了起来。时间久了，她们一餐只吃半个或小半个，将多下玉米馒头切片晾晒干然后私下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再说“待遇”：知青一律是“供给制”，生活补贴“３、５、８”，即进疆的第一年补贴是每月３元，第二年始每月５元，第三年始每月８元。三年满后每月３１元零八分。第二年每月３５元５角２分；即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每月发，而是要等一年或两年才能发一次。 三关是意志关：因为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天天、月月、年年都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劳动、劳动再劳动，对于从小生长在上海大都巿的这帮知青，他（她）们没有退缩，没有动摇，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很多人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刻，碰到想家的时刻，都是唱着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就挺过来了。 他（她）们为边疆的建设贡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支撑起新疆的一片天地！ 这就是当年一代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创下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如今，虽然绝大部分当年的上海知青已经按政策返城，回到上海，但他们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她）们都引以自豪。 而我,每一次去上海都要与他（她）们聚会，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历史，畅谈当今社会变革，我们一起痛饮美酒，高声歌唱那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第五章 那时我们不懂恋爱
我和其他二人被安排到一连实习，一连炊事班李班长专程赶着马车来团部接我们。 我们将行李放在马车上，沿着总干渠边的一条大道徒步而上。总干渠两边栽种的柳树树干都有大腿般粗，柳枝茂盛随风飘荡，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对我们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 李班长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支边进疆，一直在炊事班干，现在也抓些连队的杂事，但大家仍习惯地称呼他“李班长”。 一路上他用标准的河南话给我们介绍一些连队的分布情况。 大致知道：这总干渠是全团的供水命脉，总干渠两旁以团部为起点，往上去依次是畜牧连、加工连、值班连、三连、四连、二连、一连；而往下，就是工程连、七连、机修连、五连、六连、九连、八连。 这些连队中，就一连、二连和三连栽种有数百亩桑树；四连是林果连，有苹果、桃子、香梨、葡萄等；其他以种粮食作物为主。 团，营领导主要是老抗日，三五九旅的老八路。连队领导大多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支边来的。 目前全团有近一半的是上海知青，他（她）们都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来的，分布在各个连队，以一连、二连、三连、值班连为主。其中担任排长，班长的都是上海知青，也有极个别的当上了连长或副连长。 一路听李班长介绍，不知不觉一拐弯，就到了一连。正是中午收工时间，只见大队身穿草绿军装的人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小伙，三五成群的漂亮女生，向一股股潮水般涌过来，先奔向各自宿舍，拿上饭碗，然后又涌向食堂。一派朝气蓬勃的气氛。 中午饭是一人一只包谷馒头，一份青炒莲花白。另一大盆飘浮着一点油花的青汤，不定量。大家排队领取到自己的一份饭菜后，有的就近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啃吃起来，有的就在菜碗里舀满汤，端着往宿舍走去，姑娘们仍是三五一群围在一起边吃边说笑着。 我们被安排跟二排蚕桑班劳动，等来年开春后再去四排实习育苗。蚕桑班共有１２人，都是些１９、２０岁的姑娘，一个个长得身圆脸胖，红艳艳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班长沈雪芳，戴一副白边眼镜，看上去要比其他姑娘年长一些，她热情、大方地跟我们握手，介绍班里每一位姑娘： “这是副班长朱丽芳，”沈班长指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说，还没说完，站在一边的高挑姑娘自己大声纠正： “朱丽芳同志！” “呵，呵呵，是朱丽芳同志。”沈班长纠正，引起其他１０名姑娘齐声哄笑起来。反而搞得我们三人有点不知所措。待她们全部介绍完，我们也作了自我介绍，由于我和兰万生是江苏人，一口苏北口音，又引起姑娘们哄堂大笑。 有大胆的，也学着用苏北话说：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技术员同志！”１２个姑娘前仰后合，笑成一锅粥。 我们一起在桑田挖沟、灌水、施肥、剪枝，休息时在一起闲聊，有时也一起哼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我们新疆好地方》。晚上也到她们的宿舍参加学习和工作总结。后来，由于桑田没有活，我们就全部参加到大田劳动，与大部队一起在拖拉机翻耕过的地上打埂、平地、灌水；又一起聊天，说笑，大家开开心心。不到半年，大家混熟了，无拘无束，像亲弟兄姐妹一样。 不想，有一天，其中有几个姑娘不理我们了，看见都远远地躲开，我们也莫明其妙，就主动去接近她们，反搞得她们几个面红耳赤，而其他的姑娘却在一边喊着我们和这几个姑娘的名字，大声哄笑。后来才慢慢搞清楚：是她们私下里将班里张秀群、束文秀两人和我跟兰万生二人拉郎配了。问题“穿邦”后，也闹得我们有好多天在班里不敢多讲话。 真让人不理解，那时的脸皮为什么都那么薄。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上海知青有明文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其二大概就是因为那时我们都还不懂得恋爱。你说，在一个年轻女姓占６０％的单位里，在一个整天和她们一起劳动，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基本被女姓包围的环境中，我却为什么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才真正与我现在的妻谈上恋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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