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戍三十年祭（下篇）
作者：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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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下篇）
作者：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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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下篇）
七十年末对知青来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巨大的混乱悄悄地降临他们头上。 乙卯年（公元1975年）北越在美军撤出越南的第55天后就推翻了南越傀儡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可是，在战后越南，其领导人却醉心于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自导自演地给自己戴上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高帽子。 越南以为自己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充足，还自认为自己经过战火考验的兵员战斗素质也是第一流的，而且刚同美国交手完毕，实际的自我感觉达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这时的越南，本应利用战后和平与良好的国际及周边环境，利用可以大大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外援，大力发展经济，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长治久安。但由于1978年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歉收，使战后的越南经济萧条，负担加重。为此，一个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居然就试图拣起早在19世纪末，作为曾经是敌国，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法国为了控制东方而设计的以越南为中心的”印支联邦”的设想，加紧对印支的其他两国实行奴役。它们一方面向柬埔寨扩大生存空间和移民，一方面蛮横地掠夺大米和其他资源并大肆掠夺和没收华侨的财产，用武力驱赶华侨以解国内的危机。 越南终于在已未年（公元1979年）初攻占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这种大规模入侵邻国的军事活动的本质及其后果在后来的1989年2月，已被白发苍苍的西哈努克亲王发表的声明所证实，亲王提请国际社会注意：10年来已有100万越南移民在柬埔寨定居；冒充高棉士兵的越南军人已被安插进柬埔寨军队；洪森——韩桑林政权的各个部门、行政机关及其内外政策均受越南的严格控制与指挥。 越南，穷兵黩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因中国不支持其“印支联邦”设想，也对中国进行军事骚扰。越南当局反华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肆驱赶华侨和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进行蚕食，制造边境冲突。自戊午年（公元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后，越南不断在中越边境沿云南到广西一线不断制造挑衅和流血事件。战争一触即发。 戊午年（公元197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到了深入人心的第10周年，这一年的10月，国人瞩目的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又一次召开了，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国内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而知青是个很敏感、牵涉到全国千家万户，可以说是事关全国是否安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此次会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全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今后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将遵从：“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老知青的去向问题。而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的知青集中点之一。那里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不幸的是，云南兵团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要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文革中迫害知青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 比如：1974年，几千名知青沿着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昆明行进，徒步请愿，昆明与北京都为之震动，最后出动军队，实行逐个强行遣返。 现在想起来，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最高决策层心中就有着隐隐的不安，要不何以中央设“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直至街道层层设”知青办”，而且每年都有不少“××知青慰问团”去各地巡回？ 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揭开了黑幕的一条缝。 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子女理所当然地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常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但四川省慰问团的材料终将这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奸污案的黑幕撕开第一道裂缝。最终在新华社有关人员经实地调查而成的内参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桌上，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者的高度关注，并迅速做出了反应。责令云南省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处理迫害知青问题，中央工作组随后就到！ 而在此之前云南兵团1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副团级现役军人、战斗英雄）、1师2团4营教导员庞真权（转业军人、学毛著标兵）和连长张国良等因强奸、迫害知青，因周总理的过问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大公审终于开始了。河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的知青终于看到了“红顶土皇帝”的下场：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在一排枪口中，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在列举了这些“人形兽”的罪行后，军事法庭宣布：“第四师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第四师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在云南农垦总局临沧垦区的孟定农场，知青们比任何时候都关心报纸，他们力图从字里行间看出一点对于他们命运的消息。小喜大忧、喜忧参半的情绪始终在知青们心中挥之不去。 终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其实引起全体农场知青愤怒、也是导致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公开打出返城旗号，从而成为引发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的导火线的，只是从“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知青工作四十条》里的一句话：在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属于“农工”而不算“知青”！这句话使农场知青产生被出卖、被打入另册的感觉。 与插队知青相比，云南的农场知青虽有每月26元的收入，但却少了插队知青所享有的国家补贴，准军事化组织的生活更使他们没有了人身尊严和自由。连当年素有儒雅著称的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一些干部迫害知青和奸污女知青的法西斯行径的材料后也击案而起，勃然大怒：“这不是共产党，这是国民党！”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容忍的。 前几年的以《中国知青梦》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已经把云南农场知青的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里干最重活的是城里来的孩子，吃最大苦的是知青，就某些方面而言，生产建设兵团的确有点像“劳改营”——我们应该向这些作者致以知青的敬礼！ 现在“知青工作会议”居然把农场知青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给“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现在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接受再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假的——他们终于明白了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箴言——虽然我敢说当时的知青们没人知道有马丁这样一个人，这样一首诗。但他们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自1974年开始，知青们不断地为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可总以失败告终。但在1978年，幸运女神终于开始眷顾知青了。 戊午年（公元1978年），云南农场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地知青都加入抗议队伍。 在《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刺激下，于是，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开始了秘密串联，再次发动串罢工和去北京”上访”请愿的行动。 戊午年底（公元1978年），大批知青向昆明进发，这次军队没有出动堵截，知青涌入昆明，沿街声泪俱下地演讲，最后升级成集体卧轨行动。连滞留于昆明火车站的旅客也一边倒地支持悲愤的卧轨知青。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与老挝接壤的孟腊农场的知青砍倒了几百棵他们曾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橡胶树以示决绝…… “上访”知青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北京，并受到了王震等人的接见，以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先念等听说了云南农场知青境况之悲惨，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拍案而起，愤而下令枪毙了那些蹂躏知青的“红顶土皇帝”并派出中央调查组，调查云南农场知青的生活现状。平时很凶的各级领导突然都对知青”客气”和”敬而远之”起来，知青们不出工也可以拿工资，场、分场、连各级组织都纷纷尽力改善知青的生活……然而，这些都与事无补，也来得太迟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在交通如此不发达的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知青上访团到达何处；何时通过边境关卡等情况竟然如此准确地传到我们临沧垦区，传到我们孟定农场，而且决不会是官方的渠道，要知道，彼此间的车程至少4天，也无电讯可利用……知青们每天自发地集中到分场，互相打听情况。 云南农场知青的骚动，已经逐步向全国城乡扩散，而且知青的骚动也明显对边境地区紧张的形势来说无疑是潜在的隐患，或许还可能被敌方利用？并且对人民解放军对越南进行反击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也许这是后来中央派调查组深入边境农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某天，分场广播站突然广播通知：“明天，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赵凡亲临我农场，召开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届时分场有车送大家……”这当然使知青们兴奋起来，“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赵凡要来？”虽然知青们知道赵凡的到来无非是当“消防队”，但“搞大了”，“有希望了”的念头还是在胸中涌动，大家奔走相告着喜讯和疑虑。应该说，在这场”知青运动”中，冲在最前面，也最有组织的是四川知青——坦率地说，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知青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却懦的坐享其成者——至少在孟定农场是这样！ 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好象一座孤岛，又像一条小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得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低下了藐视一切的头颅，显得十分绝望和悲壮。 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已故的毛泽东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又算‘知青’了？不算‘农工’了？”人群中不时传出揶揄的嘲讽。居然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知青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失落已久的自尊…… 赵凡在垦区和场部领导的簇拥下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时，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过去搀扶起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接下来就是说他也有子女当知青的，他是可以理解知青的，等等。以及空洞无力并无新意的说教。赵凡在台上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 他接着说：“……云南各农场长期缺油缺肉缺菜，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这些党中央都知道，所以派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广大知青的情况……”最后，赵凡说道：“……知青同志们，当前地区“小霸”越南在边境上不断制造摩擦，我们孟定农场虽然不与越南接壤，但我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安定团结，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的领导下，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赵凡是有他的苦衷的，他不能告诉知青们对越作战已近在眉睫，这是最高机密。他知道一旦把这个最高机密透露出来，将引起更大的骚动和混乱，局面将失控。 “对抗”升级了，前几排知青有的咬破手指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的血字，有的进入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绝食。群情激愤的知青开始骚动，满耳都是四川知青的“雄起、雄起”的吼声。人群中有人向台上扔石块，这是农场当局和”中央调查组”始料不及的，自然，主席台上的人在场部“警（卫）通（讯）排”全副武装的保护下，撤入场部。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想，这对于作为老一辈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赵凡来说，应该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以为至少赵凡是同情我们知青的……。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孟定农场的知青骚动在整个云南农垦系统中可能属于”级别”较高的那种，要不，孟定农场不处在中越边境的位置，何劳中央首长的大驾？ 又一个突然想到：知青的起事带有乌合之众的先天的组织缺陷，没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必不能长久。如果赵凡不出现，或晚一些时间出现，知青定会撑不住，必会有在作出一定程度上的暴乱后作鸟兽散，届时后果不堪设想，为首者必入狱——真所谓“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孟定农场的罢工，我就要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事、原7团2营的现在高位截瘫的成都知青周兴儒。绰号“翅膀儿”。他是孟定农场的知青领袖之一。当初他对我说，假如失败，假如他被内部知青出卖，那么，他就自杀，决不会让当局抓住，他坦言，他受不了那些酷刑。 更有女知青领袖的石勇怀着玉石俱焚的决绝：“这个时候谁敢破坏绝食斗争出卖战友我就杀了他!”一个20多岁的女生居然如此，全然没有了女性的温婉，可见当时形势的危机和严峻。 22年后的今天，我也一直忘不了”翅膀儿”对我说话时的痛苦、迷茫的眼神和决绝的表情以及石勇说话的心情。 正当此时，赵凡出现，虽他主观上并无拯救知青之意，但在客观上救了知青的颜面，使知青在今后的无数次讲述当年的故事中得以以胜者自居而沾沾自喜，真实合理的推断是：如赵凡不出现，知青那根弦必断？ 时至今日，那些知青领袖也许怕为盛名所累？也许对往事不宵一顾？也没人鼓嘈石勇是谁谁，翅膀儿是谁谁，他们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人群中，甚至连头也不回一下。这是一种胸襟。但我相信知青们是记得他们的。 很多年后，有个曾是当年团部宣传干事的成都女知青在给我的MAIL里这样描述“翅膀儿”： “周兴儒是我的中学同学，不同班。我们很熟，也是因为有共同的朋友。 78年底孟定知青大事件中，翅膀儿乃举足轻重之人。他读的书、他的脑子、他的经验帮助乱哄哄人们找到了纪律和办法。我那时正在团部，头头脑脑们都到边防团避难去了。参加绝食的我的朋友们……跑到招待所院子里躺下，后来有人呕吐，有人便血。我大痛。要去找那些头头将实情告之。可我出不了团部，团部被“造反”的队伍封锁了，说是必须有翅膀儿的纸条方能通行。 我去找到他。初冬季节，他身上披了一床军用毛毯，胡子八岔，神色严峻，一副列宁在1918的作派。见我，立即不好意思，我递上写好的出行条子，他说小嘉你也是，哪个不让出去也不得拦你噻。然后龙飞凤舞。握着他的签名，我于是畅行。 今年春节，他请我和另几人吃饭，我谈及此事，他的记忆极好，大家都笑了。” 俗话说，成事者必占天时、地利、人和。我以为从知青1978年的大抗争看，中越之间冲突加剧，此天时也；云南知青恰处中越边境，此地利也；知青们的“同仇敌忾”与中央政府派赵凡到云南又恰好赵凡也有子女当知青而他个人也刚被起用，受迫害的阴影尤在，此人和也——知青们死里逃生，真是幸运。 过不多久，从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传来好消息，孟定农场的知青开始逐渐返城了。据说这是邓小平在顶住了”两个凡是”后，替知青及其知青家庭作的好事，这又是一件顺应民心、深得人心的事。而云南农场知青的行动更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 己未年（公元1979年）到了，我也终于收到了”顶替”母亲回沪的调令。这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呢？从庚戍年到已未年，前后达10个年头，期间探亲4次，现在，”小少离家”的孩子，好容易”老大归”了，这次可是永远的了。 怀着“世纪末”似的“疯狂”，把任何可吃的东西统统吃完；把当初带去的全部日用品统统留给了老农工，颇有些”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这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做法有点“张狂”，其实不然，在我心深处是对10年来给过我帮助的人作最后的感谢，对自己的青春作一次“祭奠”，以面对新的人生……。 早晨，一样的天气晴朗，美丽的彩霞依旧漫天。与过去任何一天的早晨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新的一页翻开了。分场机务排的拖拉机来了，就象当年接知青一样，但今天却是专门送我们走的。 坐在拖拉机上，面对在路旁默默地目送我们走的老农工和他们的孩子，突然想起“青春无悔”这个词，我开始有点依依不舍起来，喉头仿佛哽塞了似的。想起了许多……那些？哪些是我难于忘怀的？丝毫没有“风飘飘而吹衣”的感觉。也许今后我会有机会再返回去看看？ 其实，在今天看来，这许多纷繁复杂的思想岂是苍白贫乏、多少带点色厉内荏的一句“主旋律”式的“青春无悔”所能涵盖的？所谓的“青春无悔”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而已。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往日严酷的大田转换成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又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 顺便说一句，当我每每听到一些时来运转的同龄人高唱着所谓“知青精神”的调子，看到他们高扬着“青春无悔”和旗帜时，在我眼前便出现动乱、失学、红海洋；疾病、饥饿、芦苇荡；蚂蝗、毒蛇、伐山林以及雨季的泥泞、旱季的酷热。 我感到困惑。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返？他们何必向那些一误再误、或者没机会没能力、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同龄人炫耀自己的“成功”？如果他们认为“无悔”，当初又何必返城？或者让子女们荒废学业去他曾经流过血汗的地方实实在在地住上几年，也”无悔”一次？我不知道……自然，旅游不在此例。 现在那些孩子们的所谓”吃苦夏令营”与知青们的当年相比，实在是”玩笑”而已。但至少我自己仅希望有机会或者带女儿再返回去看看，凭吊青春，仅此而已。而决不会让女儿去云南孟定住上几年。因为它今日以及今后的结果是那么的沉重，沉重得让人“有悔”的无比痛心疾首。 由于中越边境的冲突，行程被终止，但也终于在2月10日与分场小学的女教师倪红一起踏上归程。到达昆明是2月17日，在昆明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最多的人群是返城的知青和越军俘虏以及在火车站广场上摆地摊的从越南逃回的华侨难民。 这天，中国政府正式向越南宣战。
比赛削水果——手表的故事——她把头别过去——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前面说过，为了万一能离开农场，而且走得省心。“不许谈恋爱！”几乎是全部的家长都这样叮嘱或告戒自己当知青的孩子的。在情感需要和理智现实面前，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遗憾和克制被迫接受后者，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哪怕的确是错过了好因缘。 若非亲临亲为，这种选择带来的苦痛，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倘若在今后的漫长里，更被事实所证明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是错的，为这种选择付出的代价将是”一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没有接触爱情时或当”爱情”处于”地下”状态时，知青们一定是或者是“口是心非”地满口应承他们的父母，那是他们不知道爱情的诱惑或者说是“杀伤力”。但爱情岂是理智可以控制的？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知青心。”好象有哲人说过：”爱情是盲目的，是唯心的。”可正如生命是永恒的主题一样，如万花筒似的爱情更是以不可捉摸的耀眼或缠绵而成”主题”的主题。 己卯年4月（公元1999年5月）照例的同学聚会。大家在谈到云南时，也不知谁起头，知青们又自然地谈到C同学当年的初恋。C苦笑着否认，我说，无风不起浪，大家都这么说，肯定有原因。因为只要谁一谈起他的那段往事，他就特别激动。避开其他人，“今天场合不对，过几天再谈，你有空吗？”我打燃火机为他点烟，看到他的夹烟手指有点微抖。 在那个年代能够引起知青们兴趣的只有几件事：1、谁探亲回来了或某连杀猪——这意味着至少可以解一次馋；2、熟悉的人中是谁升官或入党了——这意味着至少在需要时也许用得到；3、就是谁与谁谈恋爱了——这至少引起不少单身知青的嫉妒和顾影自怜。 关于C与Z的关系，当初在云南时我们都隐约知道一点。可C从来就不承认。因为在C看来Z太优秀了，是个近乎“完美”的女生。坦率地说，C觉得自己配不上Z。我们似乎也有这个看法？ 在一间茶室里，背景音乐是著名的《My Heart Will Go On》。C同学看上去很苦恼也很激动，他不挺地喝茶、抽烟。语序有点乱。 “你确信自己仍然象过去那样……喜欢她？”我本想说“爱她”这个词，可我觉得这词有点别扭，我们毕竟不年青了，“事情都过了近30年了……”“多年来我曾也有过不少女朋友，现在看来，一些女性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不敢说自己时时都在想着她，但每当我想起她——即便是与别的女性在一起时——真是罪过——心里总要叹一口气。在我来说，Z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她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他又叹气了。 对一个人进行肖像描写，在我看来是文学创作上的难点。那么怎么描写Z同学呢？这么说吧，我们团有各地知青几千人，只有极少数的有幸入选宣传队，可见选拔之难。特别是女生，无论个子、相貌、嗓音、风度，都必须是上上之选才行。 她给人以一种古典式的端庄从容的感觉。有人用“似水晶一般的晶莹”来形容她的皮肤显得十分贴切，与”俗艳”绝不相同，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那种自然的纯真淳素的天生丽质。在平静和冷然的外表下，眼神却是透露出如若在暗处的鲜花般盛放的感情，常使人不敢与之对视。她的眼睛似乎有着魔力，能扯动你的神经，当看到这双眼睛里有喜悦时，周围有人也会觉得快乐，当眼睛告诉你要你帮助时简值没有人可以拒绝。 比起那些神态故作奇异的腻美来，她仿佛是隐身在轻云后若隐若现的明月，格外雍容高贵。使人不敢生出冒渎之意。笑如鲜花盛放，灿烂得使人目眩。在舞蹈时，柔韧的腰肢和健美的大腿织出散文般的流畅和诗的韵律。由此可见她的风姿。 不可否认，她有许多追求者，成功者寥寥，但善解人意她也不会给别人难堪，所以大多数人虽然追不到她，但也一直对她非常有好感。这种高贵与随和并存的气质，有点像荷花，生在浊世中，却又不被浊世所泄。她经常的神态是静静地歪着头，看人或听人说话。至于她的性格，就我所知——冷静、矜持、从容、落落大方，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思维敏捷、文静而非文弱；行事只要认准方向，决不顾他人说三道四……。 以下是C的叙述，也使我明白了许多在C与Z之间的故事以及一些微妙关系。出于写作的考虑，我仅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时序和语序上的调整。 “有一部名叫《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的电视剧，虽没看过，可这话却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夜里睡觉我常做梦。这么多年来，我是否梦见过她？记不清了，但昨晚梦见了她了。 风采依旧，绰约仍是当年。她盈盈来到我身侧，“抬头看看天上好吗？”她轻轻地说着：”你看夜空满天的繁星，每颗星宿都代表着一个机缘，这些无数的机缘有些代表快乐，有些代表痛苦和黯然神伤……”我觫然梦醒而不敢继续——虽然我们从没亲热过，甚至连手也没牵过。于是在黑暗中，记忆的触角在探寻着回伸。 “Z属马，1972年她整18岁，我比她大一岁。 我家是64年与她家成为邻居的。因此，我们是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同学。那时的我们并不象现在的中学生那样，而是恪守”男女之大防”的古训。我们69届恰逢”一片红”盛世，自然在70年5月的某天，登上专列向着中缅边境的一个”坝子”高歌猛进。其实，在初上火车时，我并不知道有这个同行者的，只是在满车厢乱窜时才发现她，这对双方都是惊讶而又必须视而不见的。 “经9天颠簸，终到兵团。她分在1连，我到8连。没1年，她上调团部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人是神气的，他们住瓦房，有电灯、电话，基本上不干活，还经常吃肉，只是在我们不断举行的“大会战”时，才来慰问演出，因此在我们看来，他们是“贵族”。许多知青都以认识他们而自豪（就象现今的追星族）。当然，如我之类的，是有这份奢望而没那份指望的。 “1972年是无法忘怀的。6月，我首次回沪探亲，恰逢团直属连几位女知青同行，彼此攀谈，才知她们竟是她的熟人，由此我颇为自豪，毕竟是她的邻居加同学，自然不肯放过炫耀的机会，于是便“杜撰”一些关于她和她家的琐事逸闻，在团直属连几位女知青羡慕的眼光里，我陶醉在虚妄的荣耀中。到上海后，相互挥一挥手，各自回家。 “其后某天，突然有几位女同胞来访，一见之下，不免手足无措：竟是她带领那些团直的旅伴。令我慌乱的是她竟敢……竟敢到”素不相识”的男生家，虽然是带头的，但却走在末尾！好象彼此很熟似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 “你还记得72年那次是你陪我去她家的吗？”C看着我。摇摇头，我早已忘了。 “转眼假期将满，要返回了，苦于无伴，就想约她同行，可又却步；区区数米，犹如雄关漫道，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恐怕并非真想有个“旅伴”，而是别有所图？终于有你愿意陪我一行。鼓起余勇，敲开了邻居8年的她家的门。她不在，便向其父表明造访的目的，不料其父说她有伴了，也是宣传队的。泄气之余，告扰退出。在心境慢慢平静的同时，产生一种灰灰的感觉。第2天，正要出门，已见她站在门外，我心猛烈地跳动起来（真怪，她总让我感到意外，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猝不及防的”袭击”不断发生），她邀我同返，还说能买到“工农兵车厢”的票子（即简易卧铺，价格与普通票一样）。自然被我悻悻然地拒绝了，但她非要与我同路，想法之坚定也让人感到怪怪的。盛情之下，我很”委屈”的答应了。 “上了火车，她落落大方地为我介绍她名叫J的男伴。面对这种成熟优雅的风度，莫名的自卑在悄然滋生。几天的旅途，他们谈笑风生，我却时感孤单。她显然注意到了，便时时陪我聊天，显得很亲热。这就使她的男伴有点吃惊（事后J对我说，她居然有我这个那么亲热的同学，宣传队的人从没听说过）。而她却全然不顾同伴的惊讶，对我说她的爱好；家庭成员；别的同学的趣闻，等等。我边听边忖：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彼此还比赛削水果，我削水果，果皮总是厚薄、宽窄不一，更经常断，她就嘲笑我，但笑过之后便是尴尬的冷场，为打破冷场，她就很令我吃惊、很大方自然地手把手地教我。而我却有点畏缩。——我现在会削果皮，就是那几天学会的。 晚间，众人皆睡，唯我俩独醒，真是辜负了这卧铺。与白天截然，彼此间很少有话，多的是初相识时的沉默，偶尔对视，却又慌乱地移开眼光，我想与她坐在一起，终是不敢，因此身子如坐针毡。这种氛围有点尴尬，也更微妙，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头脑里混混耗耗，只能感到心灵的颤栗。 “在上海到昆明的火车上，水的供给从来是断档的。更何况是要命的大热天。那时我们第一次带手表，人前背后总要炫耀腕上的在当时可是件奢侈品的”上海牌”。当列车在黎明时分停靠江西某站时众旅客你争他挤地去盥洗。我刚想为她效劳而去“抢”些水来时，而她要我好生呆在车上，并摘下手表很随便地交给我，说她会带水回来，便与J挤下车去了。 好一会儿，她浑身湿漉漉地端着水回来了。同一车厢别的男生“拼命”地向女伴夸张地渲染”抢水”的艰辛，以博取对方的怜惜。而她出现在车窗下把水递给我时，仰起的脸上只露出淡淡的坦然及梢带胜利和不负重托的神态。——直到现在，一想起她被湿透的衬衫衬托着的青春美好的身材，歉疚惭愧之情仍充溢着整个胸臆。照理该把手表还她了，可我故意把这事忘了…… 几千公里的路程在列车隆隆的轰鸣声和同样不平静的心境中被留在了身后，明天就到昆明了。又是在半夜别人酣然，我们”对恃”的微妙的沉默中，我故意把自己的手表给她。她优雅地用极妩媚的姿体动作把手伸到我面前，撒娇似的要我帮她带上。没说一个字，但深情全写在整个形体上。在她亲昵和直率下，我颤抖着，畏畏缩缩地还是照办了。但心象受宠若惊般地剧烈抽搐着，体验着胸臆中一种涨潮般的既“害怕”更向往的陌生情感冲击……直到快抵昆明时，我才故作恍然地把手表换回，她歪着头梢带顽皮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看到我心深处，嘴角噙着些许胜利、狡诘的微笑。 “到站了，他们要在昆明为宣传队办些事，因此她竭力动员我也留下，避开她的同伴，在车站一角，她软“硬”兼使，但我自“巍然不动”，坚持先走——虽然更想留下，与她一起在春城漫步西山，放舟滇池——她只得放弃了，可仍想第二天到车站为我送行，还是被我拒绝了。无奈的她脸上带着遗憾和疑惑陪我去旅馆介绍处，再送我上公交车。对了，这里是否要对J说一声”抱歉”？因为让他当了3000多公里的”电灯泡”——尽管是隔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 “翌日，我继续前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是多么想在车站看见她仪态万方的倩影啊，但终究不能——回到连队，知青们对我居然不超假而且在大热天的返回，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能对人说是为了能和她在一起而提前归队？这份情感对我来说是太神圣了,它是属于我个人的。 “大约回连一星期后，我去”赶街”，巧遇J，她托他“顺便”带话：万一见到我时，请我有空去玩。——”当然有空”！兴奋的我立刻就去。一路上心绪繁复：既受宠若惊；又忐忑不安，各种杂念分沓而至，”剪不断，理还乱”。 到团部已是中午，被视若上宾，自不待言。那时生活艰难，有肉就是过节，何况宣传队的肉烧得特别好吃些？以后也去过团部好多次，都是在饥荒了便去解馋？好象不那么单纯，应该有其他目的，但我不知道。 每当我一去，几个昆明女知青便”狡猾”地大叫：“小Z，他来了”。她们是友好、热情的，象大姐姐一样接待我，然后总是找借口离开，让我们独处。而我总是辜负她们，为了躲避又是久久的沉默，稍坐，就”落荒而逃”向J的宿舍。——虽然心里总牵挂着姑娘身上散发的淡淡芬芳、幽幽体香。”只是为了解馋，或者与她“对峙”1～2小时而甘愿经常来回步行30公里？”当时朋友们经常这样问我。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理解当初的感受。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每次来去时的心情都与第一次相仿，格外欢愉、充实。 “我去宣传队的次数并不很多，虽然想每周都去，但总是不敢，经常的情况是在憋不住思念时才去，记忆中大约每月一次左右。 “1973年刻骨铭心的。那天，我依然如过去的周末一样，早早地出工，把全天的工作用半天完成，下午就又踏上去团部的路。对了，有件事差点忘了，最近以来，她常向我提起一个成都知青，也是宣传队的，姓宋，是中共党员等等。真纳闷，为啥老对我说他？”那天的她在我心里与往常不同，大约刚洗过澡，长发散披，小憩刚醒，眉心微颦，若有所思地倚着；随着呼吸，高耸的胸脯微微起伏，似乎略有烦躁，却显得特别清纯、娇慵和风情万种。见我过去，便微欠起身，拍拍床沿让我紧靠着她坐而阻止我走向床边小凳，闲聊不多，便又开始沉默，过一会儿，大概她也受不了这种“对峙”，就去张罗晚饭，怕我寂寞，又取出她的日记和相册给我解闷。 不知道现今的女孩是否随便给男生任意翻读她们的日记和相册，那时的女孩可不这样。日记我可决不敢看，相册更是提心吊胆的翻。只见她姿态各异：边娇边嗔；或媚或颦；亦柔亦刚……想要一张，不敢；想偷一桢，更是有这“贼”心没这”贼”胆。饭后，偌大的寝室又只剩我俩，熟悉或者说期待已久的”尴尬”又再现了，久违的慌乱是何等的亲切。 良久，她终于开口了，我吁了一口气，不，似乎更紧张了。好象天边传来羞赧、幽幽的话语：”要我出去走走吗……？”我喃喃地说：“随你”，”要带我一起出去……走走吗？”“随你”，我声音有点发颤而不知所措。”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出去……走……走……？”她的声音显得苦涩，吃力，或者说哽塞更贴切。我”害怕”极了。连着几次问，连着几次答。我心里明白，这样恐怕要糟，可怎么“糟”？“糟”什么？却是不甚了了。尽管心里无数次地愿意与她同行，尽管”出去走走”是我向往已久和梦寐以求的，甚至可以发誓与她长相厮守，但脱口而出的仍是”随你……。”“我与她紧靠着坐在床沿，寝室里静得可以听见心跳，我尽可能地把头埋下去，埋下去，我的心也在沉下去，沉下去，而不敢看她。只见一双关节略带小窝的美丽的手指神经质地把一把旅行剪刀打开，合拢，合拢，打开。我想去握这双美丽的小手，很想去拢她浑圆的肩，也许更想去一亲芳泽？朦胧中似乎有什么在萌动，但毕竟不敢，只觉得胸臆间快要爆炸了…… “是夜，挤在J的床上。听着他均匀的呼吸，我辗转不眠。半夜尿急而走到屋外，整个营区除了夏虫啾鸣外显得格外宁静。那天没有月亮，闪烁的星空下，一切都是朦胧恍惚，如同我的感觉。抬眼看去，唯有她的窗前亮着灯，屏住呼吸悄悄地过去，可又不敢太靠近，我静静地站着，生怕惊扰了心爱的她。多想敲敲窗，然而我依旧呆站着，良久，只听得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叹息直叫听的人觉得心也随之颤抖，仿佛自己的心也跟着叹息人的心一起抖碎了。你为何叹息？一种沉痛的窒息感在胸中逐渐弥漫扩散，渐渐地淹没了我，谁能帮我？然而我依旧呆站着，谁也不能救我。谁也不会救我。然而我依旧呆站着，依旧呆站着…… “次日早晨，我决定回去了，临行前看了看她的房门，锁着。心情一扫往日从她那里回去时的那种神秘的欢愉感，而产生了深重的失落和“负罪”感。回连后，倍感躁动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宣泄郁闷，下午就去”指挥部”访友。在快到”指挥部”的公路上，又是一个扑面而来的措手不及！迎面驶来的拖拉机竟载着她回团部去，原来她也是去……这犹如当头一棒，头脑里顿时”嗡”的一下，便眼冒金星地呆立当场，只见她猛地把头别过去，就在我呆若木鸡的时候，拖拉机隆隆地擦身而过。我追了几步，想喊她下来，然而终于没有出口，眼看着载着她的拖拉机渐去渐远……渐去渐远……。我又一次失去了机会，并产生了永远失去的不详之感。 “没几个月，我调入”指挥部”。某天，宣传队来”指挥部”演出，她见到我时神情是淡淡的。看着舞台上的她旋转着，但人却憔悴了许多，我的心中绞痛汹涌。这夜，宿我处，他突然说，她与一个成都知青谈”敲定”了，也是宣传队的，姓宋，是中共党员。这消息对我来说不蒂是个晴天霹雳，血猛的往头上涌，我立时就楞住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呵……，这时才明白，我是多么希望拥有她。太想，真的好想冲出去拥着心中的姑娘说：过去是个误会，是个令人心痛的误会，我愿意用毕生来补偿，真的，用毕生……J紧紧地抱住我，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余下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现在是不记得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她，心中总有着太多的追悔——“我在哪儿错过了你？”“1974年是尴尬苦涩的。那年，我又回沪探亲，得知她也在上海，便把几年来的爱慕、追悔、失落统统托付给邮筒。在以后度日如年、似坐针毡的三天后，”审判”终于到了，厚厚的。紧张如我，一口气跑上楼，关起门，哆嗦的手拆开信封，——原信退回，不，从中很随便地飘下一张小纸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此生难忘的8个字，并且没有称呼，没有落款。 “自然，我是决不死心的。74年假期结束，又壮着胆子主动约她共返。她竟然答应了！同行还有另一个女生，就是5连的Q同学。还是在昆明分手，我孓然前行。这次旅行当然与2年前大相径庭：没有了”工农兵车厢”，没有了生怕冷场的”闲”聊，没有了削水果的比赛，没有了微妙的沉默……总之，失去了2年前的所有旖旎和温柔。跑上跑下，抢水端饭，我真的担负起伺候女生的”责任”，而且是两个女生。现实是：她对我不卑不亢，极有分寸。回到团里，自然不再有托人请我去玩的事了，倒是我主动去走动几次，目的十分明确：决非为饥荒而去解馋。虽没被拒之门外，可彬彬有礼，客套冷淡却”残忍”地写在脸上……。突然想起这样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后来Z不是上调了吗？”我插了一句。”调那里去了？”“对，没过几年，她父亲从”9424”工程迁至铜陵，按政策可带一个子女，于是她跟去了。在这之前，宋姓党员也因”根红苗壮”而选送内地读书。从此，她就像一只闪光的气球，带着我的眷恋轻盈地飘走了，再无音讯。我只好对自己说，她永远只能是我心灵深处的蓝天白云，因为我再没有见到她的可能了。 “1979年是人生大转折。随着大返城的浪潮，我也回沪。一次去M同学家玩，在公交车上遇见她，竟是公交售票员。这是怎样的欣喜和不安？彼此攀谈几句，至少我很尴尬，拼命想装出”一笑出门去”的潇洒样子，但终于不成。 “此后就再没有见过她，尽管住一条弄堂，彼此窗对窗。再后来J告诉我，她迁到丈夫所在的成都去了。以后，偶逢她回沪，碰见仅点个头而已。如今我搬到浦东，要再见就更难了。也不知她过得好不好，孩子多大了？是男？是女？ “至于我回来后，也有过几次恋爱，甩过人，也被人甩过，最后的情人成了第一个妻子（不知是否会有第二个？），以后就有了漂亮可爱的女儿。日子过得很平淡、琐碎、无味、无趣。94年我们回母校参加校庆，其实我答应你一起去，是想也许“碰巧”可以遇见她。但没有，也许她在四川不知道？我不知道。”C同学叙述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原来他与Z之间竟有着如此曲折的往事。他的情态使我感到好象在读一本现代版的才子佳人的书，一段在一个人心中保持了近30年的爱情竟然是如此的缠绵，我虽不太相信；但叙述中细节是如此的清晰。因此不由得我不信。 我有点感动。”初恋十之八、九是不成功的，因此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必说这种‘初恋’从宏观上应该理解为‘初次的单恋’。”我话一出口，立即觉得自己是否过于尖刻了？C的单恋是他个人的悲剧。 C一点也不介意我的尖刻：“这段经历在我的整个知青生活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给我留下刻骨难言的痛楚，每当我独处或者与其他同学在一起谈起当年，总要想起或者同学们会提起我的这段经历。我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一生。虽然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然而直到现在它们仍不断在我脑海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这种‘改变一生’想法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悄悄地慢慢凸现的。如果在很多年以前有人这样对我说，我一定会嘲笑他，我本以为它不过是少年时代的一种经历，仅有点遗憾而已，其实我早就”解脱”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楚”定会湮灭的。大家也都这么看，我也愿意这么想。可这实在是自欺欺人。现在明白，那种痛苦如同某种事物有着不可逆转的运行一样，顽强地、悄无声息地浸润到我的灵魂深处，是那种细微的啮噬的那种，是个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日积月累地在不断浸润下去。你想避都避不开。它今日以及今后的结果是那种猛然回首才知道的痛楚。有时甚至幻想，如果当初这么……就好了……，当初那么……现在就不必痛苦了。哪里才到头？其实我知道到哪里才算到头！”我不想劝他，这种事是不能劝也劝不来的。 “无论你在干什么，想必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在于对别人的爱胜过对别人的索求。”这是不是劝呢？我只是想说出我的想法。 “现在你知道她的情况吗？”我以很纯粹是“外交辞令”式的接着发问，而且我在等着他的叹气和说”不知道。”但没想到他是这么回答的：“她回来了！……离……婚了……”从他嘴里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我有些吃惊，“你们见过面了？”他低头点烟，但打火机被他粗重的呼吸吹灭——他又激动了，“团宣传队的J告诉我的……”“哦，是那个吹小号的J吗？”他点点头。 我打燃火机为他点烟，看到他的手有点微抖，“我能帮你——不！帮她做点什么？”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了，似乎还想弥补刚才的尖刻似地补充道。 “Z很痛苦，你能与她谈谈吗？同学之间的关心和爱护对她来说是必要的……至少我希望有机会为她做点什么……”从C的话里我体会到了点什么？我答应有机会的话一定去。 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我在想，他与Z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很难预料。头脑里忽然蹦出几句话，只好直录： 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一些“旁边”的故事，也许她就在你的旁边，然而你却一直不愿先开口对她说句话，终于有一天你想找机会与她好好说上几句，却发现她的身边已有了“他”，于是你大恸，把一个美丽得令人心痛的误会以及早就准备好的梦重又放回心里。 深情隽永的爱，也许会使人受伤，但这是使人生完整、高尚和诚实的唯一方法。不是吗？人人都希望或至少标榜自己是这样的。 女人一旦痛苦，一定比男人深切，因此就更容易解脱，她们会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开脱自己。而男人一旦痛苦，那感觉就像影子似的缠着你。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等懂了时，往往就成了明日黄花。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这句话包含着几多追悔和思念？几多苦涩和惆怅？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因此在年少轻狂中错过了许多美好。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只因为初恋时，我们太年青了。
第9章 艰难创业百战多 返城——再“创业”——小阁楼的思绪——价值的悖律——学会反思 至此，1969届的初中生在走过了从庚戍年到庚申年的10年苦难，终于回到了家乡。想当初，青年学生打着红旗，以藐视一切的胸怀上山下乡，在伟大祖国的广阔天地里埋葬了一个浪漫瑰丽而又雄心勃勃的拓荒梦后，又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地低下曾经高昂的头颅，如高原洪水般地从天南地北泄下，散落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 知青们的返城犹如他们当年的下乡，从轰轰烈烈到“兵败如山倒”，上山下乡运动倏地飞灰烟灭了。这次返城，是知青们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他们面临着对他们来说是百废待新的又一次“创业”。 颍仪，内蒙古插队知青。在插队时，就是一个优秀的知青典范，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去破灭草原大火。后因患严重疾病而病退回沪，返城后被安置在某街道羊毛衫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街道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产品是不纳入计划渠道的，更何况羊毛是国家一类物质中的重要原料。面对这种局面，应蓓仪挺身而出，利用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重返大草原组织原料，落实车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羊毛运回厂里。然后又带领职工调查市场，设计样式；终于为厂里的产品打开了销路。她的创业史被刊登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颍仪，现任中共上海市某区区委书记。 原上海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回到了阔别10年的故乡，他们去时是76人，回来却不足这个数。除去死难、另找门路外，不少同学如“开枝散叶”似的追随农场非上海籍的恋人而散落在西南各省。为了忘却的纪念，同学们郑重相约，每年的5月一定要聚会。 同学珉，外柔内刚、妩媚脱俗。庚申年（公元1980年）回到上海，她坚信苦难中萌发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因此置亲友的劝阻于不顾，毅然为追随爱情而再次离沪远嫁西部，希望落地生根。但终因婚变而黯然。 在外滩的一家咖啡馆，我默默地听着她平静地叙述她那令人砰然心动的爱情以及后来的黯然失色。看着珉同学平静的面容，一点没有韶华凋零后的苍凉，感觉上好象她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知为什么，看着女人在自己身边讲起和其他男人的故事，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我心里没来由的疼了一下。 她看上去已经没有了表面上的那种柔肠寸断似的痛不欲生，但这种貌似平静的痛定思痛的叙述，却无言地诉说着凄淒惶。虽然没有哭泣，但我知道她的心在流泪，我不再说话，也知道不必说话。只是无言地感受着她的悲哀无奈。 我不知道命运会怎么安排，我也不想知道明天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只是心底有种深深的悲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我们注定了不能躲开。而且丝毫不能掩盖由此给她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摧残和伤害。她的一生从此改变。 我真心希望友情和亲情能给处在被伤害中的珉同学减少一些痛楚。——更希望有人能抚平这种创伤或使伤痛稍减。这不？随着桌上碗烛火光幽幽的跃动，仿佛在抚慰着什么似的，幽静的咖啡馆里轻柔地播送着萨克斯风的名曲——《Going home》。 “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却很不容易谱写成。”这句话是哪一位诗人说来的？ 自庚戍年到乙亥年，她在外漂泊长达25年后依旧是形只影单地踏上返回故乡怀抱的归程——这是怎样的代价和沉痛？——正如她25年前的出发。珉同学时至今日尚不能用家乡方言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依然坚信爱情的至高无上。至今孓然一身。 毋庸违言，“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抓住了机遇或凭各自的能力，76人中的极少数获得了成功而成了佼佼者，他们之中产生了公务员、银行家、学者、企业家、小老板等等。 同学华，水稻连农工，当年的“铁姑娘”。她在兵团里虔诚地“改造”自己，开荒、插秧、收割，干得腰也直不起，直至跪在泥泞里继续到昏厥。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水稻连的副指导员。回城后进了街道工厂，又一次地与广大知青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她从头做起，凭着知青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知青干部的领导能力，才华和机遇使她逐级上升。华同学，现任上海市某区民政局长。 同学星，苗圃排农工。在丁已年（公元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录取而离开农场。23岁的“老三届”初中生在本该跨出大学校门时，才刚进入大学。天道酬勤，学业有成。勤奋使“老”大学生的他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星同学，现受聘于美国某研究所。 同学霖，橡胶连胶工。原是个本分的小个子，现是某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公司里，有不少原兵团时期本营或本团的知青战友。有人说这决非偶然。的确，当霖先生在众多应聘者中发现某人是自己在兵团时期本营或本团的知青战友甚至是76人中的一员时，他心中作何感想？“拉兄弟一把”，这必然是他的第一念头。因为不管他和他们今天的地位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名称——“知青”。 同学新，橡胶连胶工，后被选拔参军。在参加了中越边境的战争后无恙退伍，返城后用多年的积蓄和筹资，在几年前开了一家网吧，当起了老板，生意比较清淡。他想转行干别的，但这十几台电脑的出路在哪里？“总不能扔了吧……混混再说吧……”当年知青生活和战场上血与火的锤炼，并没有使在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的他沾染上多少铜臭，面对多年的同学好友，惨淡经营的网吧老板十分感慨，他以为：人总是容易忘却的，可那十年，却时时提醒并困扰着他。也许永远忘不了了，他暗自叹息着。 终于从几千里外的边陲回到人声鼎沸的故乡，已经20年了。可对他来说，故乡仍使他感到迷茫，人如流，车如流，各种声音组成嘈杂而雄浑的都市交响曲。那混浊的被称为」母亲河」的江水粘粘缓缓地淌着，带着历史的重负融入大海的怀抱。 最能体现故乡特点的莫过于夜都会喧嚣纷繁的灯光广告了，它为城市赢得“不夜城”的美誉，明明“吸烟有害健康”但Marlboro的牛仔却颇为雄健，是“男人的世界”。各国靓女：媚眼与红唇齐飞；玉腿共丰乳一色，争相邀宠，非迷死你不可，除非你买“我只用某某”的产品。 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著称的外滩依然保持着经典的美丽和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江对岸的“NEC”广告宛如红灯笼，又象渴睡人的累眼。故乡，对他而言是高节奏的，疲惫的，狭小的，浮躁的。如果让他以比喻来指称它，用什么词？他头脑里立刻出现一间站不直腰，开着老虎天窗的小阁楼。 人生是多么奇怪，遥远的往事历历在目，眼前的事情又像成了遥远的过去。 他总也忘不了那个“坝子”－－边陲的山水风貌时时在半睡半醒中象云一样地飘入他的梦境，－－当第一抹霞光涂亮峰巅时，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还在梦中，氲氲雾气缓缓升起。近的胶林、村寨，远的山脉、大田，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晨霭。 如同少女经常更换服饰一样，朝霞也向大地展示它奇幻的色彩，－－红的热烈、紫的多情，丝丝白云恰似姑娘的头纱，而无垠的蓝天，更人使想起永远的“勿忘我”。——还有那点缀着纯净早晨的袅袅炊烟。此时越升越高的太阳正照耀着西部苍绿色的群山。 黄昏，结束了一天的劳累，伙伴们三五成群地荷锄牵牛，嘻笑打骂着收工时，弥望的是一片嫩绿，微风起处，荡起阵阵绿的涟漪。如果是秋天，遍地的金黄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山脚，沉甸甸的谷穗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羞羞地低着头，似窃窃私语般地发出细微声响。路旁的绿草中间点缀着紫色、黄色和红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它们的花瓣展开犹如托盘，中间是粉嫩的花蕊，以欢快的姿态去承受着黄昏的阳光，芬芳和着泥土的腥味沁人肺腑，不禁使人要大口呼吸。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佩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哦，甜美的歌，流畅的曲，给人以宁静、祥和的慰籍。这是怎样的意境呢？怎么会有如此摄人心魄、令人回肠荡气的魔力？每当这类旋律在心中回荡，他胸中便升腾起迷雾般的悠思和惆怅。 脱去满是泛着白花花汗渍的工作服，打一桶井水从头淋下，冲去一天的劳累。在蹲在地上捧一大钵包谷掺红薯的饭和盐水汤稀里哗啦地飞快地吞咽后，惬意地在屋外的“马架子”（躺椅）上靠着，手上一支烟，脚边一杯茶，看着黄昏静静地流泻过来，像一条忧郁的河。 天地间充溢着一片安宁的懒散，懒散得让人发虚，使人有种空落感。不远初传来饲养员唤猪进圈的吆喝声；炊烟溶进了晚霞，山林在落日余辉中闪烁着红里透蓝的羽翎般的色彩。阳光从锯齿形的山后扇面似地向蓝色的天幕上喷射着金辉，远山被衬托成一片青紫。抬眼四望，“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头脑里忽地跳出毛泽东的名句。极目东南，那里是家乡，然而，绵绵的群山像屏障似的试图阻隔纷繁的思绪。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新同学情不能已地轻声唱着。是啊，好美的歌！ 那时节，这类令人的回味眷恋、心旷神移的歌曲刚在大陆流行，可他敢说，他和同伴们在当初也有过写一支类似的歌或其他什么的原始的冲动，来寄托自己情思。 不是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么？不是在盼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吗？”他们居然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吟唱田园风光，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才知道我们当初是何等的闭塞、荒唐。居然胸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壮志，而以‘解放者、自居；居然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为了‘红旗上天，宁可卫星落地’，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居然不知‘洞中才数天，世上已千年。’这种‘宁要……不要……’论断的提出者真是自欺欺人、愚不可及。可笑，可悲，可叹。没想到现在却把人家请来当老师，教我们怎样才是市场经济！”他嘴角噙着一丝讥嘲。 如果把知青的命运以返城为界而分两个阶段，即“前知青命运”阶段和“后知青命运”阶段。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后知青命运”阶段中因机遇和能力而出类拔萃者毕竟是少数，而没机会没能力或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这些当年听从号召主动或被动地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回到城里后目前过得怎么样？ 人们有理由在为那些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功者感到欢欣和骄傲的同时，更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使那些不甘平庸可又不得不平庸的绝大多数知青感到悲凉。其现状是大可哀痛的。
责任——浪费——“废物”的挣扎——“有悔无悔”的证明 知青们回来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城市是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有理由接受社会赞扬和安慰。但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了“废弃物”，当社会在享用他们牺牲的成果的同时更抛弃了他们。 当月台上接站的喧嚣渐渐沉寂下去，当家人团聚的喜悦也迅速归于平静。更为现实的是那些有意或无意剥夺了知青们应有权利的既得利益者面临着利益再分配，这就意味着这些既得利益者将很不情愿地归还出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人性的本源开始迫不及待地脱去温情脉脉面纱而露出“恶”的本性。 知青们回来了以后又怎样呢？一件属于2个人的东西，因为长期寄存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会觉得他才是这件东西的唯一主人。所以当另外1个人前来索取时，他就舍不得了。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就是经济、秩序、文化、语言、价值观念、专业训练，甚至生活习惯等，这些都不适合回归的知青了。 知青们的回归，也使本来紧张的住房变得更为拥挤，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在家里也成了多余的。是一群“多余的废物”。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小少离家老大归”的知青没时间稍事休息，就要面对另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正如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那样，“知青们的回归，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 1969届是“文化大革命”自己培养的首批初中生，当年他们能够熟练地背诵“老三篇”却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没学过地理，却敢扒火车出门“大串联”，不懂句子成分的划分，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却顶着“知识」青年的招牌。返城后他们发现事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幸福。而是面临着就业、住房、成家等诸多难关，农村里学到的生存技能，在城里毫无用处。 这些俱往矣的知青们，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或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穷困潦倒，不堪生活的重负。人们有理由知道这些知青续写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同学召，橡胶连胶工。当年是现任中共某区区委书记颖仪在街道羊毛衫厂工作时的同事。羊毛衫厂并不因为向国家输送了颖仪这样的优秀的人才而壮大，最终还是关门了。因为他没有后门，且毫无必须的技能，只得三天两头地跑劳务市场，好容易觅得一个推销员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与业绩挂钩，很辛苦。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没有文凭。 同学素，橡胶连胶工。在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人中素有“三美人之一”的称号。返城后进入某无线电厂，姑娘因各种原因，匆忙地嫁人后，婚姻又早早破裂。她与年龄尚幼的女儿相依为命。“我们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挑选别人？只有被别人挑选的资格。”她嘴角噙着的一丝微笑折射出她某种复杂、讥嘲的心态。她因单位效益不好而下岗，现在某国际俱乐部当通宵收银员，工作时间为每周6天，每天18点到凌晨2点。严酷的生活使她屏弃了姑娘时代的浪漫，变得很坚强也很实在。 人过中年的素同学依然保持着她那使人惊讶的美丽与矜持，挑起本不应由她一个人挑的生活担子。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社会，一个女性能够自尊自强承担起生活的重压，独自面对人欲横流的世界。 对这样的女性，我们即使不用“完美”这个赞美词，至少也应该称之为“优秀”。谁说女人是弱者？望着端庄的她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达观、迷人的微笑，我不由地暗忖：在旁人看不见的时候，素同学是怎样的内心呢？我心中涌出无限的敬意。由此，在她身上，我看见了知青特有的精神。不是吗？ “我们有资格宣称‘青春无悔’吗？如此，这世上还有‘有悔’的事吗？”她说，“我们已经被浪费了，只能希望我们的后代避免这荒唐的‘青春有悔’，让他们真正喊出这时代的‘青春无悔’。” 一些社会学家总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有宗法思想，尤其在对孩子的期望和教育上，总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理想强加在孩子们身上，希望他们光宗耀祖，把孩子看成私有的而不是社会的。搞得孩子压力沉重失去个性。这实在是有些荒谬。 下一代不是上一代生命和理想的延续吗？不如此，人类社会何以进步？所以西方人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我们常听到西方人对他们的孩子说：“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为什么“骄傲”？原来下一代做了上一代做不到的事，而且上一代很有面子才骄傲。这就是人类的共性，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我们中国不也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吗？ 她经常这样教育女儿：“不能事事靠别人帮忙，万事还得靠自己”。因为她已经没了青春，而婚姻的失败也使她没时间搏文凭。所以女儿很乖，很争气。 同学诚，橡胶连胶工。返城后被安置在某街道厂。他努力地学技术、学管理，希望能从有所作为到“大有作为”。果然，因他不懈的努力，被上级任命为副厂长。但他的运气就不如某书记或者某局长那么好了。因为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经济形势的低落开始了，国营大厂尚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何论技术及设备均落后的街道企业？他明白，离开这个厂，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因此他四处奔波，拼命为厂里揽业务，但依然不能维持正常生产。于是厂子关闭，他失业了。但尚有读书的孩子，家里的日常开销全凭在国营单位的妻子的不足千元的收入。为节约开支，他戒掉烟酒，拼命地寻找工作。到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以尽男人的责任，很艰难。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没有文凭。 “自失业以来，我在外面不断地找工作，最远地地方我到过松江，到底有多远呢？这么说吧，交通方面是地铁+高速公路，而且一点不耽搁来回是4小时，车费是18元，但感觉上是被别人羞辱一番，有太多的失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对近50岁的失业男人来说，已经把门关上了。”坐在诚同学的家里，我四处打量着，因动迁分配的房子没怎么装修，家具仍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五件套”，现在一般人家里已是很难找到的18英寸的旧彩电时不时要击上一掌，才能发挥着“余热”，家里没什么的现代消费品，但却有台电脑！ “二手货，儿子读书要用。”他见我准备去摆弄电脑，连忙阻止我说道，“我们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了，只想下一代能好好读书，能够光宗耀祖，有个好工作。”生活是如此的严峻和困难，可他仍然达观。 他说：“现在大家都追求成功，可又有几个人达成所愿呢？那么让我来接受失败好了，成功与失败是这个社会的两面，是生态平衡。因为我努力过了，运气和努力在很多时候是不双至的，有时运气比努力更重要。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是成功者，那就没有成功者了，这岂不可怕？至少，我还有衬托成功人士的作用吧。”是的，大凡成功或准成功者，眼睛既要紧叮走在他前面的人而惟恐被拉开距离，甚至私下里还在念叨着如何取而代之；又要谨防着后面的人追上来或被彼取代，若是宵小之辈，不定还要向前发暗箭；向后设障碍。真累。 诚同学悟道了。失败与否，存乎一心。我自叹弗如。 难道知青们缺少的仅仅是文化吗？何况缺少文化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吗？我头脑里电光火石似的倏地闪过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曾是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某外资地产集团公司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后来又到了另一个外资房产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日常工作除了维持公司正常的秩序外，说白了，不过是充当‘为虎作伥’的‘刽子手’而已。前前后后的5年，我干得最多也是压力最大的是处理劳资双方的劳动争议。” 进入公司的第一天，外方总经理就对我说：‘你是公司的行政、人力资源总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是工会主席……’真是言简意骇。照理说，在处理辞退员工的事情上，应该严格地按国家的法律办事。可我面临着职务和良心的双重压力。在就业难的今天，如果我不能使老板满意，那么自己也就危险了，因为老板永远是正确的。我也是个打工的，何况‘牺牲’了自己，并不能改变某个将被辞退的员工的命运，老板是可以‘换马’的。所以我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拼命钻法律的空子，有时甚至是很‘无耻’地把老板的愿望变成现实——顺便说一句，我还从来没有在劳动争议的官司中输过——这么做还美其名曰‘在公司，维护公司的利益……’试问，哪个公司的人事或行政主官不是这样的？也许我还不是最‘丧尽天良的’……现在好了，至少再也不用违背自己的良知了。”安同学苦笑着。 “我轻松了，不需要再每天早起去报到上班了，心里反而空荡荡的有些失落。有些怪怪的感觉，看来马克思理论说得没错，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劳动是人的乐趣而不是生存的需要。不管怎么说，整天闷在房子里心情是好不起来的。”他说这话时，语气的沉重是明显能感觉到的。 同学安，砖瓦连砖瓦工。顶替母亲进了某国营单位。从仓库保管员一直到总经理助理。他深感知识的重要，于是自学，从初中一直到大学。由于企业效益的不景气，经动员主动带头下岗，在市场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当过踌躇满志的外企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办公室主任，干过“低三下四”满街乱窜的推销员。他最大的焦虑是失业，激烈的竞争使他感到力不从心。但最终因所在的在2000年6月公司被兼并，他毕竟失业了。职务和岗位的大起大伏以及生活角色的剧烈变换使他深感悲怅和世态炎凉。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有着一大把诸如大学文凭、经济师职称、计算机证、ISO9000内审员证等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所应具备的资历，但却找不到工作。 “昨天我在某环卫公司报了名，预交了60元报名费。”在电话里他对我说，“是景观道路的保洁工，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间月薪400元……他们说，3个月之内通知我是否录用，倘若录用了而我不去，那么这60元钱不退，不录用则退款。”他接着说：“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不认识我了——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干巴’……我知道，他们预收所谓报名费是非法的，但我愿意，与其让别人作贱自己，不如自己作贱自己。何况凭力气吃饭并不丢人，是不是？”他惟恐我打断他的话：“琪同学不是说吗？我们这些人什么苦没吃过？不是说‘能上能下’吗？……至少我努力地去找工作了……对了，你在写作，如果有可能发表的话，请把我的确确实实努力地去找工作了的心情告诉大家。”他的语气有些颓唐，但是否也有些偏执？可见，C同学还没修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心气颇高的安同学居然愿意去扫马路，太可惜了。自然，从理论上说，工作并无贵贱高低之分，因为“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毛泽东早就教导过我们的。不是吗？死于非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还“平起平坐”呢！然而，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是说劳动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吗？“脑力劳动是倍加的体力劳动。」——至少教材是这么定义的。难道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提高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只能去做诸如清扫马路之类的简单劳动吗？这个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浮躁、奢侈的？ 如果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是一种浪费，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只能去扫马路，不更是一种教育成果的浪费和贬值吗？西方的哲学家告诉我们：“人不能2次渡过同一条河。”那么，人力资源是不是可以2次被浪费？关于这点，那些西方的哲学家没说。但是东方的伟人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然而，最可宝贵人却被重复地浪费。这实在是悖论。我叹息着。古人曰：大凡人者，必有四欲，谓之“食欲、利欲、色欲、名欲」。安同学现在是什么“欲”？ 自此，年近50岁的安同学的人生履历大致上可以这么概括了：下放知青——仓库保管——储运结算——业务访销——国营某沪东分公司经理——国营某公司总经理助理——某外资地产公司行政、人力资源总监——某直销公司业务推销员——某外资房产公司办公室主任——某环卫公司（待录用）的马路清扫工。 （行文至此，已经3个月过去了，我得到消息，安同学最终没有被某环卫公司录用，不知道他是否去领回那60元的报名费，我没打电话去，怕触动他心中的痛苦。一个大学生，居然连扫马路的机会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不是普遍现象，不具有典型性。我不知道。但工程师当门卫可是经常见著于报端的。）而且某区政府对于再就业的的承诺是“不挑不拣，一星期就业。”可是安同学失业已经好几年了。也许他只是“偶然」被遗忘在“在一星期就业」以外的？我宁愿相信他是“偶然”被遗忘的。 安同学很想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但孩子尚幼，需要他挣钱，因此他提前“预支”了父母的“遗产”，每天暂时混迹于股市，希望赚点生活费。但从2001年6月开始到眼下近70%下跌的股灾，股市如崩盘似的，使他生活得十分落魄，进入了政府扶贫解困之列。他那同样失业的妻子曾背着他向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被他知道后，安大发脾气，认为妻子丢了他的脸。为此，夫妇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他胜利了。虽然此前妻子提出补助申请的结果是仍被政府拒绝。 他，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关怀。而且也拒绝同学之间的捐赠，比如珉同学就不止一次地想帮助他。因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矜持，也使他不准妻子进一步去向政府请求。但我想他是需要资助的，只是面子问题。这，到底对不对呢？ 当我们在给“知识分子”下定义时，时常以掌握多少学问来划分。但我以为，界定一个人是否是“知识分子”除了“学问”外，是看他是否把这种“学问”转化成“良知”。可人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真的是“百无一用”吗？ 安同学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优秀品质，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敢爱敢狠。他的感情一点也不麻木。但同样有着知识分子的酸腐气。他厌恶体力劳动，认为那是有辱斯文。政府承诺“不挑不拣，一周解决再就业。”但他放不下“臭老九”的架子。可撇开“臭老九”的架子不说，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他久不锻炼的体能来说是不是能够胜任呢？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经历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因此老人告戒后辈：“人生处处是青山。”安同学的青山在明天的股市。所以他拼命压缩家庭开支，祈祷着股市的回升。 “经济困难，女儿在读书，忙于养家糊口，这就是生活啊。”我默然，也许生活本该如此。哀莫大于心不死！ 他与自己搏斗，心力交瘁。 安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真挚、有才华、有激情，真可谓“一分素心，三分侠气”。在一个历经磨难的老知青身上，保留这些品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茫然——流金岁月——岁月如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不知道知青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会不会为虚度青春而悔恨？会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许他们现在没时间考虑，但将来有一天，他们坐在冬日的暖阳下打盹或在夏日的傍晚坐在弄堂里摇着蒲扇注视着斜阳时一定会的。也许在他们想留住最后的余辉？用心去温暖渐趋渐冷的心？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珍惜什么，可到了这个时候，能珍惜什么呢？他们有值得珍惜的吗？而我现在至少感到茫然。 我不知道谁创造了“岁月如歌”这个词组，很多文人骚客都喜欢用这个词来来形容创业的艰难和成功的喜悦。但知青们流逝的岁月是不是“如歌”呢？如果是“歌”的话，是一支怎样的歌呢？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是这样告诉我们：“一支深情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一支充满蹉跎岁月的歌”。 哲学家“居庙堂之高”而侃侃而谈，他们高瞻远瞩地把辩证法教给芸芸众生：“回顾是为了发展。”那么，“处江湖之远”的我们怀着“知青情结”，回顾上山下乡给知青们带来的戕害，是为了谁的发展？国家？民族？还是知青本身？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因为真理在宏观上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整体和局部的相对关系。毫无疑问，当整体利益发生危机时，局部利益理所当然地让位与整体利益，并承担起有时是超负荷的牺牲。可当整体利益被满足后，“局部”们的利益呢？然而“局部”们被告知：“个人对于整体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引申开去，部分对于整体而言也是可以去牺牲和被放弃的。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错误。” 可以佐证的是《人民日报》1970年7月9日的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然而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则完全摧毁了知青们希望得到纠正期盼。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但是刘亚洲将军却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 我的问题是：当刘亚洲是个人时，他可以有许多真知灼见，如果作为政府的代表或者发言人，他还会这么说吗？这职务人和自然人的人格分裂或者差别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不幸的根源之一。 一艘满员的巨轮在风雨飘摇或惊涛骇浪中航行，为尽快到达目标港，有时在需要时要在中途动员一些乘客下船。当这些主动下船的乘客看着因轻装而迅速变小的巨轮，心中一定是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这时，航运当局会来安慰他们，或给他们一些补偿，再安排他们用别方式到达目的地。 知青不就是那些被动员“下船”的“乘客”或某项试验的“试验品”吗？当初为社会为城市乃至为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承担了上山下乡的重担，将10年最宝贵的青春埋葬在了人迹罕见的从北国雪原到南蛮荒漠的广袤的农村，为“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现在社会不需要他们了，对他们说：你们是“废弃物”，要么自生自灭，要么自寻出路。 正如任何航运当局会对那些被卸下的乘客或主试机关对某项“试验”的“试验品”作一些使他们聊以自慰的补偿一样，可知青呢？由此，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被遗弃的酸楚在他们心中油然升腾。 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响应为国家分忧的号召。社会动荡时，国家希望我们到农村去，减轻城市的负担，口号是多么地响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好，我们去！改革开放，国家要减员增效，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有困难，‘主人’不站出来谁站出来？好，我们下岗！”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才明白：当初他们“一颗红心向着党，打起背包走天涯。”的行动是何等的愚蠢。也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 当“下放”的演变成“下岗”，对记忆深处的碎片又该如何理解？太多的偶然，构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茫和必然，惟其如此，才更显出他们心中的苦痛。 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革命到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人们常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话来褒奖一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不知道知青们是不是可以得到社会的褒奖和安慰？就像我同样不知道知青们算不算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算不算呢？可现在知青们却仍是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了无知者的笑柄。 说句心里话，我并不反对用下岗这种方式来实现企业职工的优胜劣汰，但像现在这样在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健全的情况下，就一股脑的把那些为企业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像丢垃圾一样无情的抛弃，每个月只给百元左右的生活费，实在是太无情、太残忍了，有“中国特色”也不应该是有这种特色吧？有个叫网名叫“YSN”的四川知青是这么说的，“我们8年的知青生活，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在问自己。好象除了能够承受一切磨难外，我们其实一无所有！今年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优惠：独生子女费可以领到18岁。 “我们单位干脆在‘六一’前发礼品时，通知写的是‘凡是有18岁以下子女的机关干部，请到妇联办公室领儿童节礼品’，看到这个通知，我不禁哑然失笑：今天的孩子18岁还是儿童，我们当年18岁却相当于劳改犯。时代不同，反差如此巨大！我们正是因为当年无知无识的到农村、边疆，今天才一无所有落到下岗。”虽然共和国的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国企改革的成功，是不能忘了广大下岗职工作出的巨大牺牲。但“诗圣”却大声祝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广厦千万间，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至此我突然明白了，愿望之所以是“愿望”就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性。而正是这种不可实现性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知青们用青春播种希望，收获却是苦难和失望。 “青春无悔？当初我们能够选择吗？”琪同学故作轻松。 泰戈尔说：“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天去领受谢词。”如今他们“廉颇老矣”，虽然“尚能饭”，但心中壮丽的光束却渐渐暗淡，最终势必倏然熄灭。但他们仍不得不鼓起几乎湮灭的余勇，力图找回已经逝去的青春，与更青春勃发的当代青年竞争。尽管他们经历广阔、经验丰富，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却全处劣势。因为社会告诉他们，年龄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鲜花怒放的树下，时光老人拾起溪流中的落英，轻轻放在手心。让它停留一下吧，不要这么快流逝，因为他们的肩负实在太重……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就业是生活的保障。但社会学却更在提醒着：就业不仅仅是生活的保障，它更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是社会参与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希望和责任。 自懂人事以来，便感到生命是不断的重复，每天都大致上干着同样的事，不是吗？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也必定是一样。是不是只有不断的改变环境，不断地应付新的挑战，或把自己不断陷进不同的境况内，才可感受到生命新鲜动人的一面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2个决议，第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党以来的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第二个是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1949年之后我们国家所有的歧途和失误，都做了公正客观的结论。 但这个决议对除上山下乡外的、在这些事件中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安慰或补偿，惟独上山下乡的参与者被遗漏或遗忘了。任谁也不敢妄断这种“遗漏或遗忘”是否是故意的，但绝大多数的知青们困苦的现状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突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2个“决议”在主题上是何等的相似？为什么有了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后不能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又重犯旧错？以至于再要用1981年《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去纠正这种并不“新鲜”的旧错？这就使人感到生出一种奇怪、一种担忧——是不是再过若干年后再出一个什么决议再去纠正什么错？为什么这种“决议”不能有效防止错误的重犯？ 西方人说，第一次犯错是可以因为幼稚而得到原谅的，那么第二次呢？他们认为，不排除有主观故意。
干杯——回首——“沉痛”——难忘云南——理论与实践——朱自清说——祭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在杯盏交错、嬉闹玩笑中，早生华发的同学们很动情地在互祝平安，互致慰籍，彼此交换着1年来的变化。 无论在各自的领域里你是怎样的角色或怎样的成功或怎样的试图借助人生的余辉再创辉煌而力不从心。但在这里，在今天的这个范围内只有一种身份——同学加知青。因为，共同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回城后的同学之间因各自的境遇不同而毕竟存在着差异。30年前，我们吃一样的饭，一样踩进雨季的泥泞，一样头顶旱季的烈日，有着一样的精神会餐，帮起忙来一样的竭尽所能。现在，一些同学事业蒸蒸日上，在他们人生的锦缎上继续添织着鲜艳的花朵，自然这是他们的才华使然。但是对一些只求温饱的同学来说，恐怕不一定是能力问题。于是个别同学碍于自惭形秽而不愿赴约。我叹息，我十分理解。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想我们的，他们的心在我们中间。 30年后的今天，当他们回首往事，抹不去的是知青生活的艰难和与此相关的心路历程。也许明天各自都会为今天的话而一笑了之，或者后悔或者不把它当一回事，仍然要去尽全力为生活拼搏而无暇顾及其他，但此时确是真诚的。我在感受到当年同学间相濡以沫的温情是多么的珍贵之余，似乎聆听到了大家心底疲惫的叹息。 其实我心中满不是滋味。一直以来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的确，如今的中国物质是丰富了，商店里的商品多得你买都买不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像是进步了。但是想想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段时间，虽然物质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温饱无忧，很少有人会为生计发愁；如今倒好像过回去似的，越来越多的人要为生存而打拼，这种还要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群在如今的大城市里是越来越多了。 努力地在维持温饱中“苟延残喘”，是他们早在30年前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他们差不多没有希望和梦想了，但依然风雨兼程，重负着向前。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365里路啊，从故乡到异乡，365里路啊，从少年到白头……” 因此，“与尔同消万古愁。”万古愁。万古愁！” 来，我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举杯，请喝下这杯酒。还有你们，不愿赴约的同学；还有你们，曾经把血水、汗水、泪水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那许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知青们，请举起杯，不管是甜是苦，是生是死，是芳是酸，是辣是和，让我们干下这杯知青的酒，祭奠的酒。有道是：“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毕竟生命中的10年有你共度。 “有的往事可能遗忘，那段情缘缠绕在心上；有的歌曲已不再会唱，那动人的音调却回荡在耳旁。春梦无痕，秋月如霜，总想追忆，更觉迷茫，可是你那俊俏的模样，时常在我心中徜徉。” 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亚平宁半岛上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已故的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安东尼奥尼。老人在30年前拍了一部名为《中国》的记录片。影片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解说词：“中国人既怀念过去，又忠于现在。” 冥冥中透过历史的沉淀，老人的话依然回响在人们的耳边：“中国人既怀念过去，又忠于现在。”这句话从本质上开掘出中国人良善温顺和深明大义的民族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怀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一些失去的东西的“痛惜”呢？这种“忠于”同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的无奈呢？ 由此我坚信，在知青们的心中，无一例外淤集着人生岁月所沉淀下来的某种共同情感，这种情感纠结起来，挥之不去，如梦如厣，就像化石，化成灵魂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人把它称之为“知青情结”。可见，”知青情结”并非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眷恋，而是由人生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和心路历程以及此后的遭遇作的一次慨叹和别一种感悟。 正如有个知青作家说的：“我想，人的记忆和情感真的会死灭么？譬如火，暴风刮灭，大雪压灭，那些垂死的灰烬仍可能复燃。就算一个死囚，已经套上绞索，他的心灵还是有权利奔向自由天地的。” 知青伟，团宣传队小号演奏员。他已在一周前赴美。 “当年上山下乡，快50岁的人了，没想到今天又要抛妻别子、飘洋过海去‘洋插队’！”他神情十分复杂。 伟知青原供职于纺织系统某科研单位，因单位效益问题而下岗，后自费学习烹饪而取得厨师证书。在单位生意清淡的”三产”饭店里度日。他母亲在美国开了一间餐馆，生意不错，与其请别人帮忙，不如让当厨师的儿子来大洋彼岸一起干。临行前的中秋节，是一个薰风沉醉的晚上，在他家的阳台上，他倚着栏杆顾望着楼下小区的夜景。“我们哪……这辈子……到过许多地方，可我总忘不了农场的夜晚。”白日终于辉煌地沉下去了，黑夜像一泓温柔的潮水悄悄地涨起来。逐渐地淹没了万物。风乍起，胶林便发出一阵絮语。漆黑的天幕笼罩着大地，可今夜星光灿烂，它眨着晶亮的眼睛，仿佛在窥视什么。假使有月亮，那夜色就别有一种情趣了。 远处山脉平缓的轮廓就象远古时代巨兽的脊梁，这又引起人们多少遐思？万物象镀了一层银色，显得格外迷蒙。路边婆娑的凤尾竹长掩着情侣们热切眷恋、也许还带点苦涩的拥吻。远近池塘里的蛙鸣彼起此伏，错落有致，宛如在演奏交响曲。 斜挂空际的明月把池塘旁的房舍投影到水面上，形成与现实并存的另一个影子世界，处处呈现出梦一般缥缈的意境，美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域。可茅屋内却是宁静的，油灯摇曳，土墙斑剥，在不显眼的地方，蜘蛛悄悄地织着它的网，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和不可知。 感受着这静谧的，但又充满着各种生命的细微声响和青春骚动的环境以及天地间明净广袤的天籁之音，使人柔柔地觉察到某种情感的升华。这些常引起他许多模糊的伤感和不明确的思想……是谁和着口琴忧伤的伴奏，轻轻地哼起了那叩击心灵的歌？哦，那是属于一代人的《知青之歌》，唱着它，有的回城了，唱着它，有的扎根了，唱着它，有的过早的走完了人生而升向永恒…… 20年了，回到故乡整整20年了，可蓦然回首一切都历历在目，或许那里的山水，人们已把他们忘了，或者淡漠了，最多在饭后茶余，坐在宽大的芭蕉树叶下纳凉时，偶然会提起知青们的许多趣闻，而后打着哈欠各自钻进蚊帐，这时也许会有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可他怎能忘记那永别的充满活力的十年，怎能忘记那长眠于地下的同学和南疆独特的风貌呢？流星虽然稍显即逝，可它毕竟燃烧过的。他是多想再见到那淡淡的晨霭、绚烂的朝霞、神秘的月光和不可知的夜色以及墨水瓶做的小油灯；听到在散发着干草味的茅屋中常飘起的忧伤的歌和兵团战士都熟悉的起床号音…… “也许这听上去有点虚伪？”他看着我发问。 那已是过去的了，可时常象云一样在半睡半醒中飘洒在他的梦中。在那乡间的田埂上，林中的小路上，边境的界碑旁，毕竟留下他青春的血汗和泪水，尽管辛酸多于甜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即将赴美的伟知青喃喃地吟诵着苏轼的《江城子》。长歌当哭！是啊，长歌当哭，谁说来着？低吟浅唱，看岁月的花飘零无尽的守望；仰天长啸，看知青的泪划过当年的脸庞！ 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此岸、彼岸，有什么区别？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一部分的梦一定会留给彩云之南！——如果他还有梦的话。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环顾四周，我那些善良而又纯朴的同学们，他们经历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各个时期，虽然大好的年华被浪费了，但仍然在国家需要他们时，承担起历史和社会赋予他们的各种责任，比如下岗，比如失业……等等。虽然他们偶有牢骚，但仍遵循着公民的义务，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规挣钱。他们鄙视歪门邪道；教育子女认真读书，争取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们普普通通毫无光环，但是不是也可以被誉为鲁迅曾称赞过的“中国人的脊梁”？虽然他们并不出众。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赤子之心不泯。 在得知云南临沧地区发生地震。因为对云南高原那片红土地的复杂情感，亲切的记忆告诉他们：“啊，我们临沧地震了……”同学们纷纷传递着这个消息。是啊，我们的临沧。我们曾经战斗过的云南！ 同学们立刻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譬如我少出一天车……”开出租车的坚同学拿出了一天的营业额。 “譬如我今天我套牢某只股票……”安同学捐出了股市的一点”割肉”钱。 “我没什么钱，但我向居委送去了衣物和棉被。”诚同学如实说着。 “希望我们的心意不要成为『贪官』们桌上的这个……”铭同学冷冷地看着手中杯子里黄澄澄冒着气泡的啤酒。 中华民族的先贤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能他们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穷”，但根本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达”，但他们一样“兼济天下”。因为”位卑未敢望忧国”。 有个知青说：“我们的沉痛，唯有在那沉痛过的那方土地上可以埋存。”的确，知青们很“沉痛”，颇有还没大干一场，就有老之将至之感。昨日的苦痛还未来得及清算，明天的新事物又扑面而来，实在太累。但他们依然鄙视平庸，渴望进取和辉煌。在自己希望快要丧失殆尽时，却大声鼓励别人不要失去信心。 也许有人会问：“自己没有了希望，却鼓励别人不要失去信心，这不是二律背反吗？”不！一点也不！因为他们没时间过于沉溺在怨天尤人中，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这种借鼓励别人而达到鼓励自己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生命诚可贵”；因为他们具备了”知青”吃苦的素质，因为他们“贫贱不能移”而有自尊，因为他们失败不气馁而要争气，因为他们明白鲜花从来为成功者而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所以他们努力着。所以他们要在借鼓励别人的时候，更要鞭策自己。 下放10年，是这一代人最沉痛的记忆，你也许无法忘却那曾经的阴暗和苦难，但生活总要继续。哪怕”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所以《周易》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种可贵的品格是在稚气与纯真、无奈与蹉跎、苦难与奋斗中磨砺出来的。所以他们是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代人，是一代为理想献身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一座他们自己竖起的无形但永不磨损的精神丰碑——尽管这被社会视为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们的理想被视为笑柄，他们的行为被嘲笑，他们的价值观被戏谑，因为社会说：“现在还谈精神？都什么年代了？嗤！”面对失业和轻蔑，他们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时光可以痊愈一切，然而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愈合。 我突然感到了11届3中全会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至今还在发出耀眼的光芒和振聋发聩的巨大回响。 “经历是一种巨大的价值和财富，而不管其是幸福还是苦难。”电视里的年轻人作深沉状地在侃侃而谈。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近况比较满意。我以为至少有2种人大约可以说这种话，一种是自身有成就感的人；一种是不知什么是“经历”的人。但自身有成就感的人是不想谈、也不敢谈”经历”的，因为他们太忙或者怕一旦谈”经历”就露出自己的”无背景”的背景；而不知什么是”经历”的人却喜欢大谈“经历”。 现在的问题在于”价值”是否有价值？”价值”的实现首先在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后，“价值”才成为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们苦难的”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了吗？突然头脑里跳出一个词——“破罐子”，街角的一个那种随处可见的”破罐子”，谁愿意都可以踢上一脚的“破罐子”，踢完了，“破罐子”们还得忍着。 我偶然在INTERNET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从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为那场狂热的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人称之为“祭坛上的青春”。它耽误了一代人、至少影响了三代人。淹没了一批又一批本来聪颖有为的青年，也给他们后来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幸。然而，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也不容否定，它磨练了人，今天，你只要关注一下身边的‘知青人’，他们身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对他们不公，但他们依然执着的面对历史。这也许是当代青年需要大力培养的一种基本素质。 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农村一次最广泛的“文明”革命。青年学生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城市文明、推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这恐怕是知青上山下乡决策者当时没有料到的。”果真上山下乡给农村”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城市文明、推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恐怕未必！我们倒是希望我们曾经不是一事无成的，的确对广大的“老、少、边、穷”地区作出了贡献。那么广大知青就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失落感了，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聊以自慰历史：“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城市文明、推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可事实是知青在农村与农民争夺生存空间——抬高了当地的物价，使当地生活资料更加匮乏；到处偷窃或生事（虽然仅是少数知青的行为）——破坏了当地的民风；大量地“开荒”——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以至那些开垦了的土地又被退了耕。由此可见，”上山下乡”安排知青到农村，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评价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话，那么只要一个词就够了——“浪费”，彻底、全面地浪费！特别当知青在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地如高原洪水般地从天南地北泄下的同时，农村的”文明”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也就嘎然而止了——如果曾经有过而现在又终止的话，那么对农村则是另一种”伤害”。 时至今日，农村的现状清醒地指出：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我们是否把理论太虚妄化了？当社会实践在进行时，理论反而有些是似而非了。 我曾读到过英年早逝的北京籍知青作家王小波的这么一段话：“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比如，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的确！它无论对知青、对城市、对农村、对国家，以至对整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飞来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比如，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何等的举重若轻！了不起的王小波。 2002年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部得到普遍好评的作品。曾经燃烧过的“石光荣”们为失去燃烧的环境而“愤愤不平”，那么“金训华”们的激情呢？“金训华”们还有激情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渴望热血和激情如昨天般的飞扬，但使他们的激情重新燃烧以及飞扬起来的环境在哪？我衷心地祈祷。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我突然想明白了诗人的意思：如果这些伤痛在有一天被我们的成就感所湮没或不屑一顾时，社会心理学认为的“这些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才会出现，到那时，到那时是何等的轻松自在。但是我们没有，这十字架我们仍还须背着。 知青们此时此刻都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的影片纪念仪式后引用他父亲当年的一句话，形容这些仍健在老兵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朱自清低声对知青们说。 行文至此，夜色正酣，窗外万籁俱寂。光阴倏忽，青春不再。由此，我写下以上的文字，祭奠我和我那曾经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亲爱的知青伙伴们那遥远而永逝的青春。为生者，为死者，为在一切感情和物质上得意和不得意以及贫困的知青们。为人们不要忘了散落在他们周围的许多把青春和生命埋葬从南蛮荒原到北国黑土上的知青们。为了我们青春的纪念。 是为庚戍30年祭。 此去关山千万里 少年壮志话英雄 我以我血荐轩辕 艰辛岁月思前事 梦断云岭家乡远 殊途同归人安在 青春做伴好还乡 魂牵梦萦念悠悠 艰难创业百战多 岁月如歌尽蹉跎 谁暖渐趋渐冷心 与尔同消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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