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戍三十年祭（上篇）
作者：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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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上篇）
作者：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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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上篇）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时侯……”记得小时侯唱这首歌时，在心里总充溢着对现今生活的庆幸感的同时充满着对旧中国的恐惧和憎恶。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忆苦思甜”的色彩，打上了重重的政治烙印，是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 对我们来说1949年以前是一个陌生的年代。就像我们当年唱着的歌一样，现在，我们的角色转换了，从听故事的转为讲故事的了——对着我们的孩子讲“过去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年代了。”女儿很惊讶地看着我。很久远吗？说是上个世纪，其实才过去几天？可我十分理解她的感受，在大学里读书时，我对教材《中共党史》的内容好象有着同样的遥远感？因为毛泽东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那个被认为“知青运动”业已结束需要“向前看”而被人们渐渐地遗忘。正如现在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个遗忘的过程确实发生在整个民族的心理层面上。在需要遗忘它的时候，人们果然就遗忘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知青运动”？ 知青。是一个很“旧”的名词了，对作为现代社会主流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再过几年，“知青”除了历史学家和当事人外，其他人对这个词的释义要到《辞海》里才能找得到了。我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不幸。但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有一个叫“摩罗”的人写道：“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 普希金说：“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社会心理学认为，当具体的伤痛消隐之后，这些曾经的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时间久了就会回去寻求。 真是这样的吗？那么怎样才是伤痛的消隐呢？倘若这些伤痛没有“消隐”呢？我一直在这些似乎是哲学的命题前徘徊；思想似乎脱离躯壳，走过千千万万个门口，总能看见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身影向我点头，认不认识在这一刻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我知道他或者她曾是知青。 中国人民高唱着主旋律，以豪迈的姿态跨进新时代。听说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种状态：一是吃不饱状态，世界对他们来说只是求温饱；二是吃得饱状态，一切在他们只是如何维持和追求更高的质量；三是吃饱了撑的，盼望着浪漫的状态。但是那些隐身在“豪迈”主体背后的介乎于第一和第二种状态之间的“边缘人”呢？ 时间过得真快，30年就这样过去了。30年，使无论人生还是其他什么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想，除了我们之外，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并不是很多，也可能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已经像那些如烟的往事一样，在人们心中逐渐失去了踪影，人们又总是爱让新的经历成为一个座标。而对于过去的一切，总能够轻描淡写地擦掉。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我们曾经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原因，因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如果你不去回忆它，记录它，它就会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得谁都记不起来…… 所以，哪怕是最平淡的东西都有价值被记录、被留恋，因为即使是苍白平淡的日子，也是你每分每秒地度过的。不论今后你有多大的成就，会拥有多少辉煌，你永远抹不去这一段苍白的岁月，因为它们正是未来剧目的序幕，这用生命和热情度过的时光，谁也没有权利去蔑视它，小看它…… 其实自回上海后不久，我就萌发了要写一点东西以寄托自己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思绪，这种思绪我想应该归结为“知青情结”，并且相信许多知青朋友都多少有一点这种“知青情结”。突然想到，为什么没有“右派情节”？“黑五类情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其实，“知青情结”并非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怀念，而是从人生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和心路历程作的一次慨叹。 知青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总使我牵肠挂肚。返城已20多年了，可知青生活的10年常常时隐时现地在心里盘旋并烧灼着我。扪心自问，我好象不记得自己有过很开心和很放松的日子，某种似是而无的负担总是如梦魇似的横垣在心头而挥之不去。究其根源，恐怕与知青生活有关。 10年下放，留下遍地的记忆碎片。当我们试图用情感之线将这些记忆碎片一一拼接时，却发现，风雨中的颤抖、荆棘中的煎熬、绝望中的抗争，都交付这风吹雨打中。 多年来，特别自2000年以来，我重新接触了一些同学，我们知青中大多数人的近况是大可哀痛的。这就促使我试图重新去审视和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带来当年的困苦以及现在艰难的命运的必然性，从而使原来不太清晰的思想逐渐明朗起来。同时，面对这30年来我们知青走过的道路，我十分感慨，我以为许多同学的艰难，固然有他们主观上的原因，但客观上的制约却也是实实在在的。由于经济形势的低落，人到中年的知青首当其冲地被列入极尴尬的境地。当年知青们用青春播种希望；用热血灌溉理想，可如今收获却是失望。因此，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噩梦，是一座炼狱。对知青来说，命运是一场政治性灾难。 什么是恐怖？通常的理解是“朝不知夕”，文革中的“红色恐怖”更是可与法西斯一争高下；但我的理解是，当你明知在走向深渊而又不得不走的时候或者当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是最恐怖的。我无数次问自己：“我们当年的下乡有意义吗？”尽管每次答案都是相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我还是在问。难道真的因为那种自出生以来的强大的纯粹的教育，以至我变得如此的不自信——面对显而易见的真理而宁愿视而不见。 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在知青们的整个生活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给他们留下刻骨难言的痛楚。每当我独处或者与其他同学在一起谈起当年，总要想起当年的经历。它改变了绝大多数知青的一生。虽然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然而直到现在它们仍不断在我脑海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在IT业飞速发展的今天，INTERNET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各类便利，然而，当我们偶尔小憩，泡一杯清茶，点一支香烟，摒弃所有的浮躁，静下心来想反思一些问题时，却发现当代社会多的是利欲横溢而少有一些能提供你思考或启发你思考的空间。于是我到处在寻找属于我的空间，哪怕是虚拟的。 当我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时，头脑里突然出现”遗老”这个词。这使我感到震惊，在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过去的故事了？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没有什么将来而只有过去了？女儿说：“经常回首往事的人，一定是老了，因为老人才生活在往日的辉煌中。”这算什么话？我们有过辉煌么？ 她们没有包袱，因此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挑战着历史。她们是不会让“过去”的悲剧重演的。但我一直认为，历史就像两扇厚重的大门，它是由“过去”向“今天”开启的。在重温列宁说过的“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名言时，我想，当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倘若让它由“今天”向“过去”开启，寻找新的生活起点时，再回头看那两扇厚重的“大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 在一个很普通的聚会上，我又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和不太熟悉的脸庞，在那里，前知青们许多真知灼见在我的胸臆中激荡。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要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旋律，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他的同志。”把伟人这语录变通一下，是不是可以说：知青只要凭着“知青”这个词，就可以在全中国找到朋友呢？我想是可以的。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时候……”今天，再听这首歌，感觉上词曲还是原来的词曲，只是少了些原来的纯朴而多了一些摇滚。就像陈年的老酒，时间愈久就愈醇。可见，打动人心的东西是不会被岁月湮灭的。它一定会以别一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我不知道知青的“故事”是不是会像这首歌那样流传，但我希望它会流传，因为，为了我们青春的纪念。 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中的涉及的人物都将真名隐去。
第1章 此去关山千万里 出路——热血在四方——光荣与梦想——万水千山——今后的命运今天注定
庚戍年3月（公元1970年4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到上海虹口区“征兵”。 庚戍年4月8日（公元1970年5月12日）中午，上海北站又一列知青专列满载着哭声沿”沪昆线”缓缓启动了。专列上1000多名的知青乘客包括76名上海市长风中学1969届的初中生，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山间的小盆地——孟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属于政治运动式的大移民、大迁移，是一种政策导向型的迁移，驱动因素是纯政治的。它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而波及整个国家，这在国际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生、发展，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 它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时期。当时先进的青年学生为了理想，从各大城市奔赴各解放区，切切实实地走进农民的生活，既向后者传播文明，加快了抗日战争的步伐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向后者学习同生存有关的技能，以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真正成为后者中的一员。因此，毛泽东在他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他们的精神。他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成了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理论。 3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由于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是胜利者。 50年代末，毛泽东对回乡知青大加赞赏：“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有作为”无疑是个充满信心的热切期待，它至少确立了知识青年与工农阶级地位平行的精神地位。 6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就初露了后来知青运动的端倪。虽然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已开始从自愿转为对知青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因为涉及的对象都是出身不好的中学生，在上海，多数人的去向是新疆。 “上山下乡”由学生的自发行为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不能不提到“文化大革命”的。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的份上，老人家以他虽已垂暮而仍犀利的洞察力已痛苦地发现了自己所作决定的轻率：“文革”已违背了他发起这场运动的本意，而显出它本身的丑陋。1966年以来，全国初中、高中（包括部分大学的）各届毕业生急待就业安置，而各企、事业单位又处于几乎全面瘫痪的境地。无力接受和安置变得狂妄不羁的红卫兵。因此，这些“红卫兵”的出路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是情有独衷的。如果把目空一切的他们交由他信任的农民兄弟来看管，利用他们的保守来遏制学生们的不安份，显然是个好办法。而这种“分而治之”则被冠之“一片红”的美名。 60年代末，毛泽东鉴于国内政治、经济等各种形势，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借《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而且去向必须是“老、少、边、穷”的地区。 从此，历时10年，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于是乎，一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崇高得吓人的口号，就把上千万城市青年无法就业的危机强行抹去了。这场危机真的被抹去了吗？ 十几年前，领导农民翻身的他说过一句让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都忘不了的话，这就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可一眨眼，被教育者突然从“学生”成了“老师”，这万花筒似的的变化不光使城里的学生迷糊糊的，连“农村的同志”们也晕晕乎乎的。 事物的发展在这里起了质的变化。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知青运动历史性的演变，决定了知青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毛泽东曾严肃地告戒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因为一项重大的政策将影响国家人民的各个方面。有时这种影响和代价将是长远的。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到底贫下中农比青年学生的思想“先进”多少？前者的灵魂比后者又“纯洁”多少？众所周知，事实上老人家在政治方面并不信任农民，他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至此，尽管农村的天地依然广阔，但“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却注定没有“大有作为”的可能。与他们30年前的前辈相比，他们是彻底的牺牲品和失败者。倘若他们的失败仅止于此，那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人们将看到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劣势和痛苦将以更大的失败出现——他们今后的命运在今天已经被注定。 当我们回过头去审视这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会惊讶地发现，这种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更不是一段特殊的政治经历，而是知识青年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出生于癸已年～已未年（公元1952～1954年）这个年龄段的绝大多数是当知青的，他们几乎可算共和国的同龄人。而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对比她稍后诞生的这一代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她用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呵护着培育着这代人。祖国的花朵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他们怀着“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的美好理想，背上书包，去学做共产主义的新农民…… 1969届初中生是这个年龄段的集大成者，丙午年（公元1966年）他们唱着“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的《少先队队歌》读完了小学，但”文化大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他们一出小学校门，就怀着无比的赤诚，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这时，领袖又要他们”复课闹革命”。于是他们跨进了中学校门，但一般意义上的学一天也没上就又出了校门，仅学了几句应景的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英语，就美其名曰：“初中毕业”，虽然没有什么毕业证书。 “初中毕业”了，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无学可上，而“知识青年”的桂冠却是必定要带的。这时，领袖的个人意志再次决定了人民的群体意识，因为他说：“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虽然学生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犯错误”也要轮班排队，但想不“犯错误”就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走“一片红”的道路。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知青有可能将在农村或边疆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学生们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 领袖希望他们到“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庚戍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上海每天至少有一趟知青专列发往全国农村，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几乎每个家庭只要有庚寅年～庚子年（公元1950年～1960年）期间出生的，就一定产生一个甚至是几个下乡知青。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近9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海的知青去向除本市郊县和市属在外地的国营农场外，大致有7个去处：向北有安徽、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向南有江西、贵州、云南等地。这些地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老、少、边、穷”的特点。由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决定了人民的群体意识，因此被上山下乡运动裹挟的绝大多数知青是被动的。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全国下放的城市学生达数以千万计之多。 当斯时也，国内各项形势持续恶化，加之1969年初中苏因珍宝岛（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事件而边境形势骤紧；3月2日，珍宝岛的枪炮声震动了全国。中央军委决定以国营农场为班底，在全国建立12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具有双重战略意图的：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而且可以消除城市的“动乱源”，暂时缓解城市的就业难。这样数以千万计的知青中产生一个特殊的群体——兵团知青。 庚戍年3月（公元1970年4月）的一天，上海市虹口区1969届的初中生被告知去坐落在海宁路的胜利电影院，听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征兵”的动员报告，1000多名的学生把电影院挤得座无虚席。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的政治处主任向他们描绘了地处北纬23。以南的云南孟定是宝地，是一个盛产热带作物的美丽的地方，生活上：“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终年四季如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逢着雨季，就是休息，学习。主要任务是：1、发动当地的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革过命的命”。2、保卫边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协助缅甸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官方并不鼓励）。3、在17年来资产阶级路线教育下，他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受了“封、资、修”的毒害，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此知识青年要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接受再教育……。 在肩负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殷切的期望后，学生们深感任重而道远而砰然心动，他们自然是热血沸腾。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 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动机作一个分析，人们会发现，除了“无知”这个共性外，“上山下乡”的中坚力量应该主要来自两部分人——他们都是“血统论”的被影响者。 一种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看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把“上山下乡”作为“镀金”的场所，以取得今后掌权的资历。“下”是为了“上”。 倘若是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他们曾经是”当然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更有必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当时权力者的忠诚。从而含蓄地证明他们是被”冤屈”的，是能够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同样地“下”是为了“上”。 另一种是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他们要以此来改变自己的“血统”，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血统论”的荒诞，从而证明党的另一条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比之下，他们的动机似乎比前者更纯洁——仅想改变“血统”而已。 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的行列。 尤其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人，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能够有资格聆听这类报告自是党组织的信任，积极报名是义不容辞的，而且毫不顾及老母亲们的暗自垂泪，还自以为是从思想上与本阶级划清界限。何况诸如“三条长虫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黄蜂蜂窝当锅盖、吹火筒当烟袋、抱着娃娃谈恋爱……”等等的“云南十八怪”显得多么的怪异、诡秘和令人神往？何况是第一次可以脱离了父母、老师的束缚，年青人要求独立、渴望自由的理想，一旦变为现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此，终于在这年5月的某天，他们登上南行的专列向着中缅边境的孟定狂飙突进。 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 同学安，资本家的子女，自由投资者。他抽着很一般的“牡丹”牌香烟，烟瘾很大。他没什么别的爱好，不喝酒，不打牌；就好喝浓茶和抽烈烟，这嗜好还是在农场养成的。 “我喜欢外烟，过瘾！但抽不起。要不是怕丢人，我甚至想抽更便宜的，在我看来国产烟都一样。过去没烟时，树叶我们不也一样抽？现在条件好多了。”多年不见，加之股市的涨涨跌跌、牛牛熊熊和多多空空使他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言语间有着明显的自嘲。他抽烟喝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可直到现在依然觉得好茶好烟不过瘾，如果不用眼看，他不能象一些人那样区分香烟的品牌，至于让他根据茶的口味来区分种类，那就更别提了。 “5月，正是雨季的开始，出上海、进浙赣、入湘桂、上黔滇，沿沪昆线一路冒雨西去，下了火车再换军用卡车，继续西行。在这山路的颠簸5天里，吃的是又肥又酸又辣的干肉；住的则是睡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的回潮的干草上，连脚上的鞋也湿漉漉地穿了5天。对了，有个女孩因一脚踩进泥泞，拔出脚时，一只鞋没了，她就这样一脚鞋，一脚光地在别人的扶持下才抵达目的地，娇嫩的小脚自然是血肉粘连。”我为他惊人的记忆力而诧异。“你一定感到奇怪，这么小的一件事我都记得住？”他抬眼看定我。的确，我们这30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可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总是挥之不去。话又说回来，在宏观的人生中什么是大事呢？ “一路上纷纷扬扬的雨始终追随着知青。透过雨帘，泥泞的盘山路两边，弥望的是一片红土地，寸草不生。由于雨季，山地大面积滑坡，经常的情况是卡车仅三只轮子着地，紧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时我的心开始逐渐下沉，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的荣耀与浪漫击个粉碎，突然产生象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感觉。”在连续的降雨停止时，一大批疲惫的孩子也穿越了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边境小镇——孟定街。 孟定，云南西南部山间的一个小盆地，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从山峻岭之中。这种盆地在云南叫坝子。在《中国地图册》的分省页上可以找到”孟定街”这个地名。“孟”在傣语中就是平坝的意思。它隶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耿马，《辞海》的记录：旧县名。在云南西南部、南定河流域。元属孟定路，明设耿马安抚司，清属顺宁府，仍设安抚司，1942年设耿马设治局。1952年改耿马县。居民有傣、佤、汉、拉牯、布朗、彝等族。产有稻、玉米、花生、茶叶、甘蔗、香蕉、咖啡等。森林茂密，有马鹿、野猪、孔雀等野生动物。 “望着简陋的茅草棚和挂在墙上晃来晃去的煤油灯以及地下放着几大盆毛没刮净的肥肉，还有一大帮围着肥肉淌口水的当地小孩和咽着唾液的大人，我们无言地抚摸着满脚的血泡。不是说‘楼上楼下’吗？不是说‘电灯电话’吗？不是说‘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吗？原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空中楼阁（大多数知青直到离开农场，住的仍是茅草棚，用的仍是煤油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原来价格是很贵的。 “受骗了，我们被骗了，你们怎么可以如此？从几千公里外去骗一群孩子呢？也不怕累么？脑海里始终在转着这几句话，我终于忍不住地流下眼泪，由此引来全体的号啕大哭…… 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别人越是鼓吹好的东西，我就越不信，这个教训或者说经验，不知多少次帮我认识事物的本质或接近它的本质。大家边哭边把大肥肉扔在地上……唯有老农工养的瘦狗在大快朵煦。”“现在想起来，我们知青太过分了，会有报应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至少我很怀念那些大肥肉。这些肥肉是兵团老战士舍不得吃而特意留来款待我们的，听说他们都是原刘、邓所属‘二野’部队的，又听说是在追击逃向缅甸的蒋帮陆军中将李弥第８兵团残部，没追上后就“顺便”地留下垦荒，而且是成建制的——这种成建制的垦荒既适应了基本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再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削减军费而用于经济建设，又对当地的土司及各类头人起到震慑作用；——没准也是为了“顺便”对付残存的李弥残部的——只要一打开军火库，这就是一支现成的、而且是具有成熟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真是伟大的‘一石三鸟’的战略构想。 这夜，我躺在用竹子搭成的床上，透过稀疏的茅草屋顶，可以看得见星空。与世隔绝和绝望的念头在胸中弥漫而久久无法入睡，耳边听着连里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老人家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或者是雄壮的进行曲。 突然，广播中断了，只听得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今天发表的庄严声明’。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著名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伟大论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史称”五?二零声明”。 哦！那天是1970年5月20日。 虽然他叙述的都是我熟悉的，但仍有一种被震撼的共鸣。安同学大学毕业，有着较好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因此心气孤傲。他颇通法务；擅长策划，行政和劳动人事管理。但最终一事无成，只能寄希望于股市中赚点生活费。他虽心有不甘，然奈何？“看来，我要将自由投资进行到底了。”我无话可说，惟有默然。 “自然，投资于股市，也可以算工作，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自然，是风险更大的事业。”他有点自嘲。安同学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以平静自己的情绪。毕竟那段经历之于他而言是痛楚的。他沉浸在30年前的岁月里。
第2章 少年壮志话英雄 理想——虔诚——梦中的河——精神和物质——人生价值——群众和英雄 青年学生们怀着虔诚坚定的信念，肩负着领袖的重托，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相信自己被17年的教育制度“毒害”了，因此盼望在广阔天地里脱胎换骨、大有作为，成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同学坚，“右派”子女，职业：出租车驾驶员。他美丽的妻子雅也是长风中学76人中的一员。由于油价飞涨，他说挣不到钱。出车24小时，第2天休息。 “知青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总使我牵肠挂肚。”他在农场里把身体搞坏了，回到上海不久，因溃疡病而被医院切除了80%的胃。 “其实我报名去云南，实在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因上山下乡是个大趋势，而云南对当年只有16岁的我们来说只是个概念，到底有多远？我实在是不清楚。但兵团毕竟是每月发工资，吃大米。可结果呢？并非如我们想象的……返城已20多年了，可知青生活的10年常常时隐时现地在心里盘旋并烧灼着我。扪心自问，我好象不记得自己有过很开心和很放松的日子，某种似是而无的负担总是如梦魇似的横垣在心头而挥之不去。”坚同学苦笑着，“对了，我们连队边上有一条河……” 假使在地图上找小黑河，是要失望的。严格地说，它不是河而是一条大山涧，名为“黑”可河水非但不黑且清冽。沿着河边走，随处可见如铁锈水似的的小水洼，居懂化学的同学讲，小黑河水含硝量特大，故水质清冽而略甘甜。其口感在我的印象里决不比现今的“农夫山泉”差。虽然它决不如黄浦江那样可考出许多典故，因此没人去考，也许也考不出。我想大约因河里到处是黑的大礁石而因此得名罢。 小黑河从原始丛林中流来，我没见过苏轼咏过的那种“乱石穿孔，惊涛掠岸”的壮景，但却领略过小黑河的威势。 沿河上溯，两岸峭壁大多刀劈斧凿般，崖上巨木参天，确如李白所叹“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小黑河水发出巨大的轰鸣，稍远点说话，便要大声喊叫。真奇怪，这样的小河居然有如此的声威。这里虽没有“惊涛掠岸”，但“卷起千堆雪”却是随处可见的。一到晚上，两岸一片寂静，只有河水拍岸的声音，喧嚣着向前，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那永无休止的步伐。唏呼，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小黑河向北流入南定河，南定河，这可是条有名的河。在1:400万的全国地图上，它也有一席位。 南定河，《辞海》的记录是：在云南西南部。源出临沧县南，北流至云县勐赖镇附近，再折向西南流，下游在缅甸境，注入萨尔温江。 南定河的流速虽然比黄浦江快得多，但比小黑河可差远了。这两条河互相提携着向西流入萨尔温江，再进入莫塔马湾。小黑河与南定河的交汇处也象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一样，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此清彼浊泾渭分明。 小黑河不但清冽，且流速很快，虽然大多数地方水深不过腰部，但人要在水中站稳也是困难的，可见它的湍急。 小黑河有的地方深一些，也就约两米左右，但极个别处却有着幽深的寒潭，知青们伴着小黑河住了十年，它究竟有多深？谁也不敢去探险。虽然湍急处通常有滑溜如碉堡的黑礁石或尖利如狼牙的小礁石。这些幽幽寒潭即使在夏天也似乎冒着丝丝寒气，它看上去水流平缓，但平缓下面却隐藏着极危险的潜流和足以淹死水牛的旋涡。 小黑河多礁石，多浅处，因此不能象澜沧江、瑞丽江那样可供些小船通航。河两岸的摆渡，是以一种颇带原始色彩，把树干掏空而成的独木舟来完成。小舟没有撑船人，两岸各栓一只，供渡河人自己撑用。倘若此岸有人撑渡而彼岸无人过来，那么再有人想从此岸到彼岸，要么淌水，要么只有等了。 小黑河虽不能通航，但仍起着交通工具的作用。假如在深山里打猎，碰巧又打到马鹿之类的大猎物，想把它从大山里扛下来是不可思议的，于是猎人们便把马鹿顺水放下来。所以当地人都充分利用小黑河的价值，一切都顺流而下。 小黑河的两岸住着傣族，山上是佤族。在知青去之前，这里的民风十分纯朴。记得知青刚到滇边时，少数民族无论“普哨”还是妇人，外出时下身自然是统裙，而上身大多仅穿“内衣”，说白了，就是稍宽点的胸罩而已。可当时的知青一见她们是多么的惊骇，男生是目瞪口呆，女生则惊叫着别过身去，而少数民族妇女更用惊诧的目光看着知青：“小汉人怎么了？”现在想起来，当初的女同学心里一定颇为眼红”她们竟敢穿裙子，竟敢穿胸罩外出。”这些当然让女战友羡而又慕的了。 小黑河使坝子富饶，盛产各种热带作物。坝子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天气酷热，而小黑河总是清凉的。因此无论什么民族，都爱下河洗澡。关于洗澡，古人白居易就赞过出浴的扬玉环，今人朱自清也有过“如出浴的美人”一句，可见洗澡给人的美感。而少数民族洗澡，男女间也不刻意避忌，嬉笑玩耍十分热闹，洗澡时也常发生在我们汉人看来是伤风败俗的事。在知青到后很久，他们才稍有改变这种风俗，但仍有残余。 现在想起来，这种民风或许应该保持下去？但感觉又不太文明。可“文明”也许正是“文明”人的遮羞布？听说东亚小国日本现在还有男女同浴的习俗，也许就是受“唐山文化”的熏陶？自然，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在“欣欣向荣”的我们，这种文化“糟粕”，我们自然是不肖继承的。 小黑河依旧，但岁月悄然的流失却使小少离家的孩子，男的愈见阳刚，女的更显阴柔。由此小黑河神秘的面纱上又抹上浪漫的色彩。河的下游是一片以细小的鹅卵石铺就的滩头。 落日，艳丽极了，炽烈的红光映红了西部天空；像漫天大火。云霞飘浮，像冒着热气的鲜红之河漫过群山向四方流淌。黄昏时男生洗澡，女生洗衣，也很热闹。自然，“文明”人恪守“文明”的戒律，白天男女是决不“同娱”的。 天一黑，小黑河就成了“爱河”，这里没有黄浦江边那种防洪堤，所以没有站的劳累，也没有黄浦江边那么挤，恋人们悠然地迎着河谷吹来的清风，顶着朗月或繁星，呢喃娇嗔，相依而拥。彼此搂着数星星，数萤火。而决无浦江畔情侣身上那种油汗腻腻的感觉，身上永远是凉爽光滑。显得悠闲浪漫（自然晚上倘若去查铺，则说不定某间宿舍的四张床上可抓到三对，剩下的一个一定挤在别的宿舍）。 这可是知青的一大发明，其意义绝对比某连杀猪要激动人心。不知从何时起，傣族的少男少女们也来此相聚，有别与知青的是，他们偶尔也会燃起篝火，边唱边跳，但与知青们，此处彼处，互不相扰。 后来听说师部也知道了小黑河，便想利用小黑河的湍急在河上建电站。按说这是好事，听说遭到许多知青和老乡的反对，究其根源，无非是少了个“恋爱角”……电站终于没有建成。 “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太明白人们对小黑河的微妙感情，那个年代，在那片没有娱乐的地方，人们宁可不要代表文明的电，也要这种原始的‘娱乐场所’。咳，也不知现在电站建起来没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要小黑河上建电站，必先给人们精神满足，这是不是又一个奇怪现象？到底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不是说物质第一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坚同学的神态看上去有些伤感。“其实，只要是上山下乡，都一样……那管什么南方北方。” 无论白雪皑皑的北国，还是瘴疠笼罩的南疆，抑或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从盐碱满地的江淮大地到贫瘠崎岖的云贵高原，从泥泞的沼泽到深山密林，举凡大田、河滩、窑场、胶林、工地，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兵团知青们瘦弱的身影。 这些轻信和无知的少年莫名其妙地承担起社会和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他们血气方刚，认真体验着农民的贫穷和艰辛，苍白的精神世界使知青们极其虔诚地“改造”没什么可改造的世界观。他们极具使命感地毫不怜惜自己，如苦行僧似的“修炼”着向体能的极限挑战。兵团知青们披星戴月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把旺盛的青春精力发泄在无功的辛勤劳作上。 相信大多数知青都能背出这样一段话并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在这种纯真思想的支配下，他们狂热地崇拜和渴望成为英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得到巨大的自由和扩张空间。尽管领袖无数次告戒他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英雄”在成为一呼百应的英雄之前，不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吗？而且二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更对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英雄不论出身”、“豪杰出自草莽”的思想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成为兵团知青的学生。他们希望用青春塑成一座无怨无悔的纪念碑。渴望用青春和热血去触摸梦想和光荣。因为他们祖国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人生价值的指向是“无我”和“忘我”——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3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血统论——贡献——劳动的目的——孟子语录——”家”——来！为浪费干杯！ 凡是当过知青的，都知道北方的黑龙江有个上海知青金训华，他怀着“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的豪言壮语式的心愿为救几根被大水冲走的木头而牺牲，被追认烈士，因此名动天下；凡是当过知青的，都知道南方的云南出个上海知青朱克家，他深入大山里的村寨而终成“正果”，官运亨通，所以华夏扬名。他们正是这种疯狂的献身精神的典型代表。（朱克家后来成了“四人帮”的爪牙，此乃后话） 当我在对女儿讲述金训华的故事后，她诧异地看着我：“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那几根木头重要？如果姓金的知青不死他就再砍不回那几根木头？他的生命竟然不及那些木头？”面对女儿问题，我无言以对。金训华们的举动也许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不可理喻，但两者价值观的差异何者更值得赞颂和弘扬？我感慨地摇头走开。 虽然我在心底里承认女儿是对的，扪心发问，倘若现在还出现金训华所处的环境，会有人象金训华一样吗？我不知道。但30年前的献身精神却是不争的事实和不容否定的。因为当初我们的行动，绝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因为祖国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虽然单一的看，人的价值是任何木头所不能比拟的，然而一旦上升到”木头也是国家财产！”的高度，个人的生命就显得“轻如鸿毛”了。再者，与之相比的是大多数知青现今的窘迫，所以金训华的举动愈加显得悲壮。 回顾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为上山下乡贡献生命，贡献青春的又岂止金训华、朱克家？更多的年轻生命和本应辉煌的青春已经在默默无闻中被湮没、被浪费、被遗忘。 云南，最艰苦的时候莫过于雨季，知青们顶淫雨、踏泥泞——插秧、收割，开荒、植胶，干得腰也直不起，直至跪在泥泞里继续到昏厥。由此在凡有知青的地方都涌现出许多“钢汉子”、“铁姑娘”。他们的虔诚使他们可以自豪地大声宣布：“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我们知青”。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始建于癸丑年（公元1973年）。 第7团是以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垦团。粮食供应由国家调拨和自产自供相结合。“农田大战指挥部”组建的原因首先在于辛亥年（公元1971年）“9.13”林彪的“沉舟折戢”。“副统帅”的“大力发展橡胶，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的口号理所当然地被批判和遭屏弃；其次是由于盲目地毁林植胶，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 由此大规模毁林植胶因此停止，但各营的人员就显得过剩。各橡胶连除了必要的胶林管理，大多数知青几乎无工可出，这对精力旺盛的知青来说，不出工或者少出工可工资并不少，这自然是好事。但无形中滋长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却更使各级领导忐忑不安。 为求粮食自给，尤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富余人员得到安置（现在想起来，”农田大战指挥部”颇有点像现在的“再就业中心”或前几年的所谓企业“三产”），以便“再教育”向纵深发展，因此报请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完全按照南泥湾精神组建由副团长担任指挥长的“农田大战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开发南定河沿岸的芦苇荡，提出“把芦苇荡建成米粮川”的口号。 “指挥部”以第7团第5营的2个水稻连为基础，各类人员，各种机车、农业机械以及其他设备从其他各营抽调、补充。 “指挥部”下辖9个连级单位，沿南定河南岸一字摆开。各连的番号由原所属营的序列命名。比如由2营各连抽调来的，就混编为指挥部2连等等。 “指挥部”组建伊始，依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南泥湾精神传统，各项生活环境、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均异常艰苦，但艰苦的条件也确实为一些”虔诚”改造的知青提供了从普通知青成为知青干部的”崭露头角”的机会。那时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古圣贤曾有过这样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此微言大义的话可是耳熟能详的。虽然两者在当时都是被打入批判之列的。 大面积开发芦苇荡，是一项异常艰苦和近乎”残酷”的劳作。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有着近乎沼泽般浅处没膝、深处没腰的淤泥，头顶着亚热带雨林的烈日，一脚下去是热腾翻泡的水汽蒸腾，由此，手脚被锋利的芦苇切口割伤和在密不透风的芦苇荡里泡得下肢发白或浮肿或昏厥晕倒，实在不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由于毫无起码的劳动防护，使人们随时都要提防和忍受着沼泽里野蜂、蚊子、毒虫、蚂蝗、蛇螨的袭击。 开发芦苇荡初步的工作是首先把芦苇砍倒，再把砍倒的芦苇翻晒干后烧掉，然后开挖排水沟，最后再一锄一锄地翻挖出土里成片成团的芦根……由于没膝的淤泥，机车不能下去，因此，砍芦苇、翻晒芦苇、挖排水沟、翻挖芦根等工作全由人工承担。 上海女知青虹，“历史反革命”子女，原水稻连农工。她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在“文革”中她家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了不再受歧视，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为了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可以不受歧视。我是真心希望能有脱胎换骨的机会。当初北方局势吃紧，因此我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在插队、国营农场、和建设兵团之间，我选择兵团是因为它是军事化组织，更有利于我的锻炼，而并非看中兵团是拿工资的。但因出身问题没被批准，才退而求其次到云南兵团。——我们是内控对象，是被有限使用的。”（也许是那个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的内部规定帮了她的忙？） 她的脸上带着一些沧桑，但仍保持着与现在年龄不太相称的朴素的性格。 她对组织上不因为家庭出身和有机会洗脱与生俱来的“原罪”，批准她参加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激动不已。她坚信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给出路”政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她比一般知青更积极地改造自己。指望能够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籍以此证明党提出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的伟大。 劳动中，她自动抹去性别差异，把女性的柔美封存在心灵深处。与男知青并肩战斗，其劳动强度甚至让男知青自愧不如。 “你们男知青以为割谷是轻活吗？那好，我与你们一起掼稻、扛粮包，你们认为稻田里薅草是轻活吗？那好，我与你们一起去砍芦苇荡。”为了防止野蜂、蚊子、毒虫、蚂蝗、蛇螨叮咬和钻入，她就把裤脚袖口扎紧，一样光脚踩在尖利的芦根上……哪怕是例假期间，她也毫不啃声地下到有着齐膝深淤泥的芦苇荡里挥动闩刀，“实在干不动了，便跪着干……”腰酸得好象断了似的。”以至许多男知青都”忘了”她的性别。 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尽一切可能与老农工打成一片。因此她在“指挥部”范围内是比较有名的“铁姑娘”。最终被上级任命为水稻连的副连长。但当时的党组织还是以“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理由继续考验她的忠诚……直至大返城，她还是没了却自辛亥年（公元1971年）以来就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其实，由于土质的关系，芦苇荡最终还是还给了芦苇荡，恢复了原来‘湿地‘的本来面貌而并没有变成水稻田，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我真不明白，团部那些决策者不都曾经是农民吗？居然不懂什么样的土质可以种水稻。看来开发芦苇荡的意义确实在于它的政治功能。”当年的女知青虹副连长看着她那双曾经掼稻谷、握闩刀的手苦笑着，“现在讲生态保护，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沼泽的干涸引起的后果已经说明了湿地的重要。现在不是号召‘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吗？我们那时早就办到‘退耕还荡’了。”一本正经的“铁姑娘”居然也会说一些具有黑色幽默的话，我真是有点诧异。 回上海后，她被安置在街道服装厂，客观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泯灭她心中对党的追求，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一如当年。在接受了15年的考验后，”历史反革命”子女终于证明了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在丙寅年（公元1986年）的那个迟到的春天，当年的女知青虹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她站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起了拳头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只要说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人们的头脑里至少会有“橡胶+武装”这2个概念。 既然是“生产建设兵团”那么就一定要有几个武装单位。第7团有连级单位几十个，选哪个单位比较合适呢？无论从战备还是参观的角度考虑：首先要交通便利，其次要体现“云南”的特色。那么第4营5连无疑是首选。它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因此5连荣幸地成为全团唯一的武装连，军事化程度最高。 孟定坝的地形特点是东西长，南北窄，海拔在五百米左右。连接内地和边境的的公路从5连门口经过。如果从边境到内地的角度或从军事角度看，5连的是前面当地驻军的一个教导队，后面是驻军的指挥机关。因此5连与驻军遥相呼应，从而构成象征意义上的3道“防线”。同时5连还拥有全团最好、最成熟、最符合标准的样板橡胶园。一棵棵橡胶树整齐、茁壮、挺拔。 如果你是在炎热的酷暑里身处这样平坦的橡胶园时，浓重的绿荫使人顿消暑意，倍有有心旷神怡之感——当然倘若你只是去游玩或者观光——所以无论兵团、师、团、营或者兄弟师团再或者是哪个”知青慰问团”的哪级领导到第7团或者第4营参观、视察、检查或取经交流什么的，团营首长都会建议他们要去5连看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橡胶+武装”这2个要素使该连具有外人心目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特点——正是这个，吸引着城里的学生。因此5连是第7团或者第4营的样板和招牌。 由于5连的特殊性，因此在人员的组成上，领导机关还是颇动了一番心事。 首先，与第7团大多数连队的知青都来自同一学校不同的是5连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这样知青就不太容易组成“小圈子”，其次，凡是分配到5连的知青看上去相对“乖”一些——这样的知青就容易领导而不至于出乱子。 事实上，5连的知青也确实不太与别的连队知青很密切地交往。他们走到外面，也总有着一丝潜在的荣誉感和优越感。（顺便说一下，全云南农垦系统的知青中出了2个地师级的高级干部，5连的成都知青唐朝明就是其中一个。他离开农垦系统前的最终职务是临沧农垦分局副局长。最近听说唐副局长在成都开了一个上海人俗称”阿诈里”的皮包公司，现正被警方通缉） “你看，那是我当年的照片。”坚同学的妻子雅从相册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有点发黄的用当年老式的120相机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雅同学英姿飒爽，肩挎仿苏制50式冲锋枪，一手虚扣扳机，一手遥指远方，稚气的脸上满是严肃，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状。应该说，照片上的雅同学确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个年代所具有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特点。 5连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在一次全营植胶大会战的动员大会上。会场内各连按序列坐好，会场四周则是由5连荷枪实弹的游动哨。在那个讲求人海战术的“大呼隆”年代，各种各样的“大会战”层出不穷，已经不能激起知青们的任何激情。因此这样例行公事的动员大会搞得如此夸张，实在叫人感到好笑和滑稽。无怪乎这些知青组成的游动哨在遇见熟人时难免露出尴尬的笑容。 应该说5连的知青与其他连队的知青境况从宏观还是看，大致上差不多，但他们的各项状况比起其他连队的知青，还是要好一些。门口就是公路，因此出行方便，全部住瓦房，知青宿舍完全按标准——3、4个人一间，而且伙食条件也相对比较好，只要5连没菜了，团部或营部就会从别的连队调拨，而不象其他连队那样没瓦房就住草房，没菜吃就喝盐水。就劳动条件而言，5连的橡胶园是名副其实可以称为”园”的橡胶园——而其他各橡胶连的“橡胶园”根本就是“橡胶山”。所以5连的知青在劳动中不用很费力地爬山。这种“园”的优势特别是在雨季里的割、收胶时就更明显地凸现出来。 与其他工种相比，割胶、收胶是一项强度不太大的劳动，一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4——5个小时，它的特殊性在于橡胶产胶的高峰时间是凌晨4、5点钟——上午9、10点钟。黎明时分，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头带电石灯的胶工们已经穿梭在橡胶林中割胶了。 与其他连队的胶工在没有一丝亮光中爬山相比，5连的知青可以舒服地行走在平坦的胶园里而少了些许被绊被摔的担心。如果是雨季，这种优势就更为明显了，别人要小心翼翼，一步三滑地上下山，更何况在收胶后要挑2大桶胶水下山？因此5连的胶工是不会有这种提心吊胆的。 “你们说的不错，试想一下，在漆黑平坦的橡胶园里，踩着被露水湿润的土地，在清新的空气中只看见星星点点的电石灯在移动着，好象挺有诗意的，对不对？”曾经是5连胶工的雅同学有点愤愤不平：“可当我们频繁地在半夜里突然被紧急集合的哨声从床上叫醒，全副武装地进行战备拉练时，你们却在做着美梦……特别是下着大雨紧急奔袭芦苇荡，而且还要战战兢兢地在沼泽里趴上几小时，忍受着蚂蝗、毒虫的叮咬……再赶回来……拖着满身的泥浆，根本来不及换衣服就去割胶……就拿上山‘砍岜’（大面积毁林）挖穴（植胶）来说吧，你们只要带好个人的必需品，而我们还要带上十多斤重的枪并看管好……真是麻烦……万一枪被谁偷了，那可真是要命了。”当年的女兵团战士象冲锋枪射击似的，对着我和她丈夫坚同学说了一连串的话。“果然厉害。”我们相视一笑。 公平地说，5连的知青在生活条件、劳动强度等方面，虽然要比其他连队的知青略好一点，但他们的另一种辛苦，的确同样是其他连队的知青所没有的。 原本粗砺的锄把、刀把、斧把等一切工具与原本光滑柔润的手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前者光滑了而后者粗砺了。但两者能量互动产生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却没有出现，于是知青们开始明白：知识与这种带有惩罚性的原始劳作的价值在一开始就发生了颠倒，劳动价值在于扼杀知识和窒息人的思想而不在于创造使用价值。由此，知青们的思想和心灵怎不产生欲哭无泪的感情？并开始怀疑“接受再教育”的真正含义。 ——历史在这里开了倒车。 同学铭，前国民党（起义）海军军官子女，职业：港务公司报关员。多年来生活的磨砺，使他对一些事看得比较淡薄，已经很少有使他激动的事了，但惟有知青生活恐怕是极少数的例外。 在乍浦路的小酒馆里，他有些微醺，“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山上伐木遭火灾吗？结果一根原木都没运下山……真是浪费啊！……”这是滇西南的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在这片终日幽暗、潮湿的山林中尽是葛藤荆棒，刚迈了几步，带钩刺的野藤就绊住了你的腿，丛林又浓又密，明灿的阳光竟然穿不透繁枝茂叶织成的天幕，只是偶尔从网眼里透进几粒光斑。脚下是软绵绵的淤黑积叶。除了脚下野藤荆棘外，还得提防随处可见的毒蛇和蚂蝗。 山林中有间简陋的茅草棚，那是十几个兵团战士安在人迹罕见的丛山峻林中的“家”。这个家没有墙，四周用塑料布胡乱围着，地上满是痰迹．烟蒂等，一片狼藉。屋角，一大段檀木发出幽蓝的火苗，既驱蚊，也是火种，还兼照明。一到晚上，满屋香烟袅袅，蓬壁熠熠生辉，火光把十几个身影投到各处，光陆怪离，恰似十几尊罗汉。 这环境丝毫不亚于当今任何一座庙堂。森林中决无许多童话里常见的那种小白兔。梅花鹿或者燕语莺声。周围除了满鼻子的霉味和一耳朵麂子单调、凄凉的悲鸣外，便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了。 雨季，到处笼罩在烟云中，早上起来，抬眼看去，一片湿淋淋的景象：斧子、砍刀和枪支都如龟甲“出汗”似的凝结的水珠，山是湿的，树是湿的，茅草棚是湿的，被子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因为雨季，公路塌方，给养送不上，他们自然下不去。以为天的食也日见告罄，烟抽完了，但枯树叶食之不尽，用《红旗》裹着一样咂叭，条件如斯，可兵团战士仍然胸中揣红心，手里攥大斧，砍伐那无尽的栋梁。 原木横七竖八地躺在坡上，谁也不愿想一下，这些木料怎样运下山，似乎这些树木的被伐，“凶手”决非知青。倘若谁敢提这问题，准遭一顿粗俗的恶骂。全麻木了。 “你知道放倒一棵直径60厘米左右的树，要砍多少斧？”我虽然也伐过木，可从来没计算过。 “告诉你，大约要全力挥动800次左右的斧子……那还是普通的树……科学的叫法……对了，该称乔木吧？砍那些特别硬树的就不止这个数喽。”“你们居然会去数这数？”“很无聊是吧？”他脸上带着恍如隔世的神色。 很无聊吗？好象是的，又好象不是。我都搞糊涂了。 当黑夜牵来一抹晨曦并把它涂抹在峻岭之巅时，当十几条睡眼惺松的汉子晃动着疲惫的身形，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时，他们都已等待着太阳升到头顶，等待着太阳落到山那边。在远离家的工地上，汉子们都在等待开饭信号，枪声。 墨客们常用“万山丛中一点红”来描绘他的思绪，而知青的思绪之所系，仅是草棚的颜色，褐黄。它尽管脏，遍地痰迹和烟蒂，没有床，都睡在泛潮的干草上。然而它是我们的家，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总记挂着它。哪怕翻过这座山，就算出国了。 当落日的残辉还挂在树梢时，他们披一身晚霞，嘻笑打骂着回家，人虽未到，心却已在灶前狂吞猛咽了。 命运也许是有的，要不，怎么非在这天粮食完了？他让炊事员去采竹笋，可他们的家却被毁了，烧得真干净，真痛快。人为的麽？或者是那段檀木干的。 十几个挎枪执斧的汉子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湿淋淋的山地上围着焚尽的家，恰似那一根根残留木桩。“鸣枪”，他低沉地说。“哒……”冲锋枪朝天射出的火焰，代表了他们极复杂的心理。四周死寂，与此呼应的唯有那没燃尽的檀木，依然悠闲地缭绕着香烟，酷似大雄宝殿前的信香，仿佛有谁在冥冥之中为这灰烬祝祷。超渡……。 “我们走了，两手空空地什么也没有带的走了，离开了这在我们心中留有脉脉温情的家。唯有这满山的被砍断根部，无法运走的栋梁陪伴着这留在兵团战士心中的家。山还是那些山——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也许不用多久，这些伟岸的栋梁将化为腐朽，上面将长出美味的菌种，出现化腐朽为神奇的景象，或者在这片灰烬上将腾起绚丽灿烂的凤凰。我这样想。我双手合十。”铭同学十分感慨。 “来！为浪费干杯！”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被浪费了？原木？抑或是青春？或者是桌上的残羹剩菜？他一仰脖把半杯的残酒灌进喉咙。
“二劳改”的青春——向往爱情——罂粟油和罐头——疟疾和疥疮 随着知青的大批到来，同样是大批的现役军人进入兵团，担任了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生活和劳动是如此艰难，但知青们的精神却更倍受蹂躏。兵团的各级领导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在提醒着知青们：你们是“二劳改”，要生存，只有“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在兵团，干部就是党，至少是党的代言人。——能够任意地摆弄城里的学生，特别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城里的姑娘抱在怀里，“各地农村的同志”当然欢迎他们去，而且多多益善。 青春，是一个美丽的字眼，在人类的思维定势里，它是短暂的。惟其短暂，所以才愈见耀眼。它总是与“幻想、单纯、虔诚、灿烂”等词连在一起，从而构成辉煌。 看着大街上充满缤纷活力的少男少女们，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面对高楼大厦和流水一般穿行的汽车，如同电影的蒙太奇镜头，眼前豪华的景观大道和健康的少男少女们幻化成当年泥泞的山路和我那些苦难的衣衫褴褛的兵团知青们瘦弱的身影。 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还原到当年，那么对知青们来说，青春是什么？他们美丽的青春是与血泪相伴共生的。特别是“少数女知青”，她们的青春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噩梦，是心中永远的痛。 上海女知青潘在第一声出工哨子中从睡梦中醒来，她敏捷地换好衣服，直奔胶林。今天是她从后勤班调到橡胶班的第一次割胶。由于经度的差异，这里的阳光要比上海晚几个小时。潘深深地吸了一口黎明的新鲜空气，抬眼看去，一粒粒的头灯像星星似的在胶林的道路上曲曲弯弯。她感到景色美极了。“疑是银河落九天”，潘的头脑里突然出现这样的诗句。渐渐地星光稀疏了，胶工们一个个钻进密密的胶林，四周寂静无声。 她还未满十七周岁。准确地计算，她的“军龄”只有十个月。她实在不像个知青，这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太娇小，娇小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可爱；也不仅仅是因为她长着一副甜嗓子，整天唱呀，蹦呀，唱个没完；蹦个没完；最主要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作为一名知青，特别是一名女知青，这意味着什么？ 她的父母是某大学的教授。她是父母惟一的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后，面临着“一片红”，父母希望她最好不要去上山下乡，实在涯不过的话，也到江西或安徽等离上海稍近一点的地方。但她背着亲人报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为是参了军。那时，她只知道参军光荣，穿军装漂亮。而她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成为…… 要是以前，作为“臭老九”家庭出身的娇小姐的她，是一定不敢在漆黑的黎明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中的。她由衷地感到自己确实得到了锻炼。昨天听了连长关于要发展新团员的动员后，就连夜写了入团报告，准备在割胶后交到连部。 潘的林段在山坡上，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的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偏鄙的西南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志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洒满红土高原。是的，这里很艰苦，但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青，尤其对女知青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悉悉梭梭”的轻微响声，她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听说附近经常有野猪出没……P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林带有一团光亮向她这里移动。她看出来了，是连长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由于她是新手，因此对连长帮她割胶，潘是十分感激的。 在连长的帮助，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连长邀她在胶林的一块空地上休息一下。他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她坐在他的身边。潘正想找机会想向连长递交入团申请书，于是驱赶了一下蚊子后，坐在连长身边…… 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她从未见到过一团火。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可当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时，她顿时吓呆了…… 事后，连长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潘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给出身于不好的她的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觉得如果她大声呼救，人们反而将指责她在勾引现役军人……而攻击解放军就是“毁我长城”！ 不多久，潘被调离了割胶第一线，担任连部文书，再也不用天不亮就直奔胶林，但却经常被连长叫去谈工作或谈心。她从此沉默了。再后来，在大返城前夕她走“招亲”的路嫁到浙东山区而离开农场……从此，她没有了音讯。许是她故意要割断与云南的一切联系？ 我希望她生活的还可以。但真我不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一章。这对于她来说，是过于残酷了。我知道，她们比男知青更怕提起那可怕的往事。 云南兵团的知青们初到边疆时，口味特别挑剔，不吃肥肉，不吃生、腥、膻味的东西。但过不多久，个个就如狼似虎地扑向任何可以进口的食物，而不管它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抑或是地下长的。他们守着肥沃的土地，却没什么可吃的。贫困的物质生活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所需的食品成反比，他们每天就着盐水下饭，食量大得惊人。 曾在4营的安同学告诉我，1972年6月10日他第一次回沪探亲，但本月的42斤定粮在短短的10天已经吃完了。平均每天吃4.2斤，怎么吃得下？怎么吃下去的？现在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当月不回沪探亲，真不知余下的日子怎么过？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什么可以果腹的东西都不能从他们嘴边溜走。又比如第7团第2营某部的知青为吃一顿粥而到十几公里的山下去背米，哪怕因此而消耗几顿干饭所转换的能量也再所不惜。在这里，吃，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而成为一种目的。为咀嚼而咀嚼！ 当时的上海500克猪肋条肉价格是0.6元，但在孟定500克猪肉均价是2.4元，而且越肥越贵。知青们每月有26元的工资。他们的钱是怎么化的？安同学数着指头说：“买饭票大约8元；抽烟喝茶大约7元；每月要用半斤点灯的煤油；买自己开小灶的油盐酱醋等；还有电池等诸如此类的开销；招待来串门的知青或自我改善生活大约在8元左右，可能的话，每月大约可存银行也就是1、2元。女同学或许要多存一些。”“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可如果当生存出现危机时，那么任何限制和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则就都显得十分苍白和无力。 此时的知青正是生长发育之际，但毫无营养补充，饥饿之下，便或去掏老职工的鸡窝，或偷着宰杀连里的牲畜。这种偷杀牲畜的方法是很巧妙、很残忍、很不“畜”道的：比如想杀牛，就拼命地把牛打的飞跑，尽量朝排引水的明渠方向赶，等牛跑到沟边刹不住脚，就会跳，而那牛是必然跳不过去的，于是牛腿就摔断了，于是就回去报告连部：“连长，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牛腿摔断了……”于是可以正大光明地宰杀那条可怜的牛……（也许连长也很想吃肉？） 偷窃的现象层出不穷，对象也从老农工、公家财产，发展到少数民族的村寨、地方上的供销社、气象站……实在没有油水，就冒险越过边境到缅甸去走私清亮并且香味四溢的罂粟油，或走私一些境外的日用品如手表、尼龙伞、尼龙高领内衣等到内地去贩卖，换得钱后买吃的。 “过境实在是很方便，翻过一座山后，越过一条小溪就算进入缅甸了，如果踩着小溪上的石头，甚至连鞋也不必湿。”坚同学如是说。 一条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小溪就是界河。根本没有想象中高大的界碑、威武的哨兵和庄严的国旗。现在大家都知道缅甸的翡翠、玉石是很有名的，当时的知青们可没有想到在境外买些诸如之类的饰品回来，原因无非是这些珠宝是很‘资产阶级’，知青们只知道如何找吃的。”安同学就曾为别人夹带过“双狮”手表，后被从上海追踪来云南的办案人员在团部拘押7天。 地处北纬23o附近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驻地的孟定有一条河，取名“南定”。南定河平时夹着泥沙缓缓西去，十分温顺。远远望去，就象一条土黄色的毛毯蜿蜒地铺在绿色的坝子里。旱季时一些河段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倘若是雨季，那么其水深、其流速、其狂暴是人见人怕的。 丙辰年6月20日（公元1976年7月16日），是雨季里的一天。农场为纪念领袖畅游长江10周年而组织知青在南定河武装泅渡，距离是10000米，犒劳品为一只猪肉罐头，知青们为这只罐头而雀跃报名。 为那次泅渡，场部特意在水流相对平缓的河段组织了2天的训练，知青们很是努力，生怕被淘汰而与猪肉罐头失之交臂。因此方阵基本保持不散，排演结果大致使垦区首长满意。 正式下水的那天，场部后面的河滩上红旗猎猎，头顶大雨如注，雨随风势，象鞭子似的抽打在身上，感觉凉凉的。湿衣服贴在身上，在风雨中不时会打个哆嗦。既然是武装泅渡，站在方队里的知青个个都背着包在油布里的3截碗口粗的竹筒（既是救生工具，又象征背包），面对咆哮的急流，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对急流的疑惧以及在此背后隐藏着对猪肉罐头渴望的表情。 知青们站在风雨中听坐在简易挡雨棚里各级领导、知青代表的动员或发言，颇为庄严肃穆，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势。 “其实，真是很危险的，你沿南定河走过吗？噢……特别是雨季里的南定河。南定河多弯道，湍急的河水把弯道处的河岸冲塌，岸上的不少大树都倒在水里，万一急流把人冲向某根被折断的树杈，那结果必定是惨不忍睹的。”30年后的今天，诚同学说道：“因此下水不多久，方阵就被冲散了。背着3截竹筒，淹死自然是不会的，但被冲走的危险是存在的——自然冲到缅甸是不大可能的。”诚同学还是那么幽默。 “别人怎么上岸，我不知道，我是默诵着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挣扎上岸的……居然为一只罐头从而把可能被湍急的河水冲走的危险抛至脑后……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不是叫……什么来着？……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行动，对吗？”他苦笑着边摇头边向我发问。 啊，南定河，一条充满着伤痛血泪的河。我似乎听到他和我心里的叹息。 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曾在云南当过知青的人，到气候炎热潮湿的云南后，过的第一关是什么？知青经历在他们肉体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水土不服。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一定会撩起裤脚，让你看看他们腿上的大面积因水土不服而曾深烂及骨、触目惊心的深深的疤痕——而这些疤痕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艰辛。这是云南留给知青们的唯一永远刻在肉体上的纪念。 在炎热的夏天，当你看见眼前正在走过的姑娘的裙摆下那两条美腿时，你一定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都市的炎热中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的确，哪个姑娘不爱美？有哪个姑娘不愿意人们欣赏和赞美她们健美圆润的小腿？而裙子则是她们展示这种美的最好载体。可在刚回城的那几年，为了遮盖这些因热带雨林炎热潮湿所引起的水土不服产生的烂腿的疤痕，女知青们都不敢穿裙子。对了，女知青虹为了遮盖芦苇荡给她留下的“纪念”，至今不穿裙子。 云南，历来就有着瘴疠蛮荒之地一说。是热带病的高发病区。比如疟疾、麻风、疥疮等。《辞海》记录：瘴者，今西南一带俗称疟疾为瘴气。而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可见“瘴气”并非气体，而是由无数细小毒蚊组成的灰黑雾阵。瘴烟起处，远远看去如烟如霭，常麇集于水洼潮湿之地，遇有人畜惊动，便群起而攻之。 疠者，即麻风。而疥疮则更多发于炎热潮湿地区。相对以上3种疾病，知青对麻风病不怎么害怕，因为他们被告知，国家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治疗政策，传染的途径是体液和直接接触。何况麻风杆菌是厌氧菌，在空气中只能存活极短时间。在非麻风病区的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被传染的。因此疟疾和疥疮是知青们已知的十分害怕的2种疾病。 疟疾是一种致命的急恶性传染性疾病，传染的媒介是无所不在的蚊子。因此传染速度非常快，发作时的症状十分凶猛可怕。疥疮虽不至于致命，一旦染上，便使人食不知味、寝不安席。它与中越边境冲突中我军指战员患的”烂裆”症状是一样的，是极大地影响战斗力的。 烂裆这词不如烂脚丫来得具体，烂裆太笼统和含蓄，就象把烂脚丫说成烂下肢，烂运动系统。虽说用词文雅了，但在表义上却显得不太达意和直接。这么说吧，烂裆，是弥漫在阴部的溃烂，痛痒交替，要多受罪有多受罪。无论坐、卧、走，都要叉开双腿，仿佛一架合不拢的圆规。 这2种病在医疗稍微发达一点的地区已经基本消灭或得到有效控制或者根本就不会有发生的条件。但在缺医少药的热带边境地区，非但无法预防，一旦染上，其治疗之难是现今人们无法想象的。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是滇西南有名的“高疟区”，而孟定则更有“若到孟定坝，先把老婆嫁”的传统说法。据有关权威资料记载：“恶性疟疾是一种让人谈之色变的的顽症，在世界上的死亡率一直保持在30%——40%以上。”乙卯年至丙辰年（公元1975—1976年）国营孟定农场相继大规模流行这2种疾病。特别是疟疾。一时间，从场部医院到分场卫生所，所有的病房——连为临时收治病人的简易棚也全部爆满，就是在当时也是普通得不要再普通的药——“奎宁”在那时的国营孟定农场却是供不应求。 由于没有药，所以这种住院不是治疗，而是靠退热药和输液尽量维持病人生命，等待药的到来，有的病人熬不住了，走了。最后退热药和输液都用完了，只有熬大锅药来维持。“疟原虫”这个专用词也第一次进入知青们的记忆库。在那段时间，连知青们相互之间打招呼也是：“身上没‘虫’吧？”“想想真可怜，我们团种植的热带作物中有金鸡纳树，居然没想到是否可用金鸡纳树皮来熬药……不过……也许我们喝的大锅药就是？”安同学沉吟着。也许是的，要不可能死的人更多。 由于雨季，公路塌方，药也运不进来。因此整个农场人心遑遑，流言四起。一会儿传“地方上××村寨是死亡寨，政府一点也不知道，直到当地公社下去检查秋收，看见稻谷无人收割，才知道整个寨子的人已经全部死亡。”一会儿传“解放军已经封锁了整个地区，任何人员只进不出”，一会儿传“×营×连的××死于‘奎宁’到达前的一、二天……团部医院后面又添了几座死于疟疾的新坟……”等等。 安同学又递给我一支“牡丹“继续说：“疟疾真是可怕，当初那些流言谁也没有去证实，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有点可信度的。因为我也得了疟疾，确实没有药，医院也住不进，只能在宿舍里挺着。浑身发起寒来，连骨头里面都会酸疼，加几床被子都没用，发起高烧的时候，浑身的汗啊，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烧得嘴唇起泡、满口胡话，昏昏沉沉的。好象灵魂出了窍，浮游在半空中看着床上躺着的另一个自己……真可怕……除了同连队的坚同学在出工前后来探视外，平时连个端水的人也没有，烧得口渴，只有喝生井水……庆幸的是，我熬到了有药的时候。痊愈后一称体重，你猜几斤？只有30多公斤，大概就是一副骨架的重量吧……知道吗？当时我最想什么？”“什么？”“不是想病早点好，而是想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她可以来照顾我。”他的话语经常停顿，似乎在极力地回忆。真是奇怪，病到那种程度，求生的欲望仍是这样强。生命力居然如此旺盛，这种时候还在想有个女朋友！居然幻想着在女朋友面前“发嗲”！是的，其实我当时也是这么在心里默默地想的。 疥疮上海人俗称“癞疥疮”，发作时无论男女都不分场合地把手伸到裆部去抓那种深入骨髓的奇痒（女生大约要稍微文明一些？），哪怕把阴部的皮肤抓破而再感染其他皮肤病。 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癞疥疮”，仅仅听大人说起过，感觉上是很龌龊、下流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那种皮肤病。由于它的临床症状呈针头大小的丘疹和水疱，所以在不知道是什么病时，四川知青又戏称它为“国民党籽籽”，因为在过去的宣传中，只有国民党兵才生这种下三滥、见不得人的“癞疥疮”。它虽不会致命，但也使人望而生畏。 关于疥疮，《辞海》的记录是这样的：“疥疮，传染性皮肤病，多见于手指间、手腕、肘部、腋窝、腹股沟等皱褶部位，呈针头大小的丘疹和水疱，甚痒。”当时，知青们都以为这仅仅是普通的湿症，自然药不对症。虽然人们对如此大范围的人得“湿症”也略有担心，可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概因其不致命。其实此病并不难治，但由于不知道病名，可能农场各级医疗机构仅通过速成《红医班》培训的医生也没见过这种皮肤病，因此没药。我想，大约由于并不致命，也就不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毕竟“革命”是第一位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何况区区并不致命的皮肤病？…… 此病最后的治愈，全赖于某个成都知青探亲回来，带回了”疥疮”这个皮肤病的学名和治疗这种病的硫磺软膏。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疥疮”这个词。由此启发了全体知青：雷管、炸药、子弹里的火药、甚至火柴里不都有硫磺成分吗？而雷管、炸药等在当初的农场里是俯仰皆是。至少我是听说这个消息后用炸药和着罂粟油涂抹患处，于是病愈。 突然想到：如果现在孟定又流行疟疾或者其他什么恶性疾病，如果药也用完了，如果因雨季公路塌方，如果药不能及时送到，如果……，无论怎样的“如果……”政府一定会动用直升飞机运送医疗队、药物和病人！而且决不会再有什么与国与民都有害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了走进新时代。
第5章 梦断云岭家乡远 情感和理智——扎根与反扎根——久别重逢——历史揭示的真理 上山下乡开始的一、二年，知青初来乍到，以为一两年就可以离开农村。对一切都很新奇，（他们哪里知道在安排他们命运时，那个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的内部规定，已经内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在这里是一辈子的）但随着艰苦劳动的开始，理想的幻灭，加上清苦的物质生活，知青心中充满了彷徨，苦闷与痛苦。 劳累和贫困也许还可以忍受，政治上的排挤与打击，却令人抬不起头来。不少知青的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污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人常常被置于令人难堪，自尊全无的境地，其心灵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知青们没有反抗，因为”不关我的事。”第7团某连建在大山里，交通十分不便。知青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与其他连队相比要艰苦的多。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高强度的劳动，使男女知青在生活和劳动的相濡以沫中产生了感情。呜呼，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贪婪”扑向异性新鲜的肉体。 上海知青蓝和他的恋人就是这样热烈地品尝着爱情的“禁果”，不幸的是女知青意外地怀孕了，但他们不能结婚，结婚意味着取消探亲假。而回上海探亲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上海已不是作为”故乡”那个抽象的符号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的寄托和每二年就可以去取食物的大后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知青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於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 所以，为了免于被取消二年一次的探亲假，他们决心把孩子打掉。女知青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带子勒腹部、拼命干重活、故意摔跤，以至到处找药吃，但那孩子仿佛铁了心似的牢牢地占据着年轻母亲的子宫……最后那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可却成了白痴，并且终身站不起来了…… 男知青蓝被作为流氓而五花大绑地押送到团部，每天带着脚镣进行强制劳动。他是“流氓”吗？大家都知道：不是！但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因为“不关我的事。”只有他的那个孕妇恋人每逢星期天挺着大肚子翻山越岭地从大山里赶几十公里路往团部，为蓝送一些吃的和替换衣服。 单就环境而言，在团部劳动，无论其强度和吃住条件肯定比蓝在大山里要好得多。可见“专政”的威慑在于心理的窒梏和精神的压迫。这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旅美作家陈若曦的一篇名为《纸铐》的小说。 在这种社会价值的主导下，对生命的尊严的忽视潜移默化为一种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只要灾难不降落在我的头上，对灾难的反应就异常麻木和迟钝。然而，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集体冷漠，它会摧毁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以为灾难于己无关，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一个漠视者的头上。 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很容易想起写在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的那首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悔恨之诗： 起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可不？面对对生命价值的摧毁行为，如果我们不吭声，以为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一旦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还会有谁来为我们主持公平呢？ 现在仍是漂亮雍容的上海女知青琪，直到现在仍对一些知青的恋爱投去轻视的目光，认为他们眼光短浅，意志薄弱。 “不要太吓人哦……我从来就没想过在农场一辈子……不要太吓人哦……”她有过许多追求者，但她严格地把握住男女交往的分寸。 “是的，当时有不少人追求你，你就没有动心或者中意的？”在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她。“我有过中意的……虽然他不是上海人……其实，一个女生独自生活是很艰难的……是很想有个男生帮助的。”她显然陷入回忆之中。 “但我和他都坚持不越雷池，把彼此的好感牢牢地锁在心里，而不任其发展……不要太吓人哦……找一个人随便结婚，住在看得见天，四面漏风的破草棚里……盐水下饭……随便生几个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不要太吓人哦……”她的表情带着点夸张和自诩。 “那么，当初你就知道自己能回上海？”某同学善意地揶揄她。 “如果我能未卜先知，那我一定恋爱了……互相照应总是不错的……反正总能回上海的。”她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嘲讽。 “我只有努力地表现自己，走曲线迂回的道路，也许有一天我能离开基层连队……毛泽东不是说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万一有一天能搞到一个病退证明，营部或团部也许会看在我的要求上进的表现上，放我走……可一旦恋爱，因感情问题而走不了，或者走了也牵肠挂肚的……又何必呢？”她很认真地继续说着。 为了万一能走，而且走得省心，“不许谈恋爱！”几乎是全部的家长都这样叮嘱或告戒自己当知青的孩子的。也确实因返城而出现过诸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劳燕分飞的结局，可当初的知青呢？却是那么地想恋爱而又惧怕恋爱。究其根源，无非是害怕由城里人成了乡下人。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知青心。”在情感需要和理智现实面前，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遗憾和克制被迫接受后者，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若非亲临亲为，这种选择带来的苦痛，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倘若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更被事实所证明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是错的，为这种选择付出的代价将是“一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女知青琪的想法是许多知青共同的做法——哪怕的确是错过了好因缘。 话虽如此，但还是有个别知青出于政治上的幼稚？生活上或者一些其他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终于扎根了。他们如今生活的怎样？ 2001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成都来的电话：为了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成都知青发起一次重返云南的活动。400多原知青回到了孟定农场，受到了农场热情洋溢的欢迎并举行宴会。 农场郑重地发出通知，要求“各分场和连队保证接待好这些知青。”文件中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此次知青回场人数多，在吃、住、行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各单位要克服各种困难，精心组织，热情接待。圆好知青回家梦。”字里行间透出农场在目前经济上的并不富裕的困难和浓烈的拳拳亲情以及当地人民的纯朴。 各分场挂出“热烈欢迎归来的边疆儿女”的横幅，晚上睡觉，派出所的民警为他们通宵值勤。2天的活动安排的十分饱满，显得热烈而尽可能隆重。但当那些身着式样陈旧服装的扎根知青和服饰光鲜的他们互相面对面时，久别重逢的伙伴是经受着怎样巨大冲击和百感交集？ 第7团第3营某连上海女知青蕾，是一个扎根知青。她没有跟随大家一起返城而嫁给了老农工的后代。这30年她是怎样过来的是可以想见而不用一一道来，但更是一言难尽的。 蕾皮肤黝黑，额头刻着深深的皱纹，关节粗大的手掌不时驱赶着蚊子。与昔日的同伴相比，她更本谈不上保养，因此看上去要比她的那些城里的同龄人至少老上20岁。全然没有了一个曾是大上海子民的成熟妇女的风韵而恹恹然似一个边地老妇矣。她操着流利的滇西方言，向昔日的同伴诉说着别后的境遇。简单地说，蕾的丈夫上山劳动死于毒蛇咬伤，儿子参与中缅边境的贩毒而被判入狱。 我耳边似乎也响起了蕾的一声叹息：“当年我也回上海就好了。”的确，如果她当年与我们一起返城，也许遭遇不至于如此无依无靠的孓然一身？我想应该是的。毕竟在大城市里各种规章和法制要健全的多，似乎死于毒蛇咬伤和犯罪的概率毕竟要小得多。 不知道上海是不是还可以接纳她？其实按政策，现在的她仍是可以回上海的——但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蕾决定要老死云南。 因为有许多障碍阻挡了她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使我们稍有宽慰的是她已经住上了瓦房——虽然很破旧，也有一些家用电器——虽然在我们眼里这些电器已经是淘汰的了。”这是电话那头说的关于成都知青返滇内容的最后一句话。 甲寅年（公元1974年），兵团改制为农场，就像当年农场改制为兵团一样。随着现役军人的撤离，农场——兵团——农场，乱哄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场面在本来就不安心兵团的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 知青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兵团来的，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在云南农垦10年，“建设兵团”只存在了4年，但知青们仍然下意识地拒绝“国营农场”或“农场知青”这些词，直到现在，当年的知青们依然习惯于用“兵团”这个称呼，自称为“兵团知青”，就是现在，一般在相互间的交流或介绍上还是沿用兵团时期师、团、营、连的番号。如“×师×团×营×连”，而很少称“×农垦分局×农场×分场×队”。似乎“建设兵团”的“档子”要比“国营农场”高似的，这真是个奇怪的心理现象。） “现在不算兵团了，”我们知青怎么办？”可农场认为，如果放任这种思想骚动、蔓延，整个农场势必陷于瘫痪。由此，农场中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空前地展开，各分场纷纷开展“表态”活动。 表态，是非此即彼的宣言，有时是一种虚伪的矫情和谋生的手段，它只说明你表面上的立场和以此产生的影响，与你的真实思想无关。哪怕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本质上的需求，或者你根本就是违心的。因为面对太多的不确定，你有许多既得利益要维护。 知青们分成两派。“扎根派”知青在各种大小会议上认真地宣誓，虔诚地的表态，也许他们是真心的。也许他们更明白，这不是真正的他们，而是给别人看的他们。然而这是形势的需要。但反“扎根”们则对此嗤之以鼻，始终认为，他们不属于农村，所以有理由反对“兵团”地方化，因此以沉默来抵制扎根。他们是诚实的先知先觉者。而且双方都能背诵并深刻理解老人家的语录：“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世界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决不要轻易放弃，哪怕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 随着兵团改制为农场，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亦更名为孟定农场第6分场。但因改制而引起的骚动却不象改制本身那样简单。由于该分场是新建单位，生活条件差，财产底子薄，劳动强度大，而且人员（包括指挥机关）全由全团各单位抽调组合，因此凝聚力、向心力就显得格外不足。星期天，如果谁要到6分场去玩，除非你事先预约，否则准扑空，人都回原来连队去了。在大家的思想里，6分场的连队并不是自己的家。所以人心的骚动与其他分场相比，第6分场各连显得特别动荡。因此在6分场，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尤为激烈。 其实扎根是绝望知青的无力自拔的虚妄的精神宣誓。谁都明白，越扎根就越没希望，越没希望就越扎根。因为他们本质上还不够出类拔萃，既没指望回城，那么只能寄希望在农场混得好一点。可一旦有望回城，他们的转向决不比谁慢，这些人是典型的“红皮白心”，而这类人通常以知青干部居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苦衷——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 上海知青良，银行职员子女，原水稻连农工。他身体非但不是强壮的，而且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按理，他是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可偏偏被分在水稻连当了一名农工。他勤勤恳恳地劳动，决不以身体不好为由而要求减轻劳动，尽管他确实需要照顾，甚至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他为人低调、谦虚谨慎而不张扬，也从不在领导或别人面前打任何人的小报告或说他人的不是。相反当别人在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提供恰当的帮助，自然这种帮助必须是有分寸的。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他是既不敢做，也不能做，更不肖做。因为“干好自己的事”是他为人的准则。因此在农场都是初出茅庐不谙人事的知青中，他的老练和沉着就显得格外突出（现在想想，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很佩服良知青当年就有的稳重和沉着）。知青良，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孟定农场第6分场的副场长。 知青良，虽位居第6分场副场长，想必他也不会安心农场，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身体是不适宜在农场“坚持到底”的，但他更知道，“上山下乡”是国策，“国策”是不会因为知青们的不安心而改变的，而且他身为副场长的身份，更不容许他有依附普通知青的言论，因此，每当知青们在他面前流露出不安心农场的思想时，他就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总是找借口离开或者作某种“你们的牢骚是徒劳的”之类的暗示。可贵的是，在各种场合他总是尽量避免作扎根表态——除非不得已时也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知青良，他比一般知青要来得更为成熟和稳重。 良副场长最终积劳成疾，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旧病终于急性发作，由团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单，才不得不丢下他苦难的知青战友而以真正的病退回到家乡。 “……那时侯的农场实在太苦了……再会了……有空我们再聊……”这是他在30年后的一次聚会将要结束而临告别时，握着我的手淡淡地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貌似淡淡的一句话使我隐约看到良副场长当年的埋在心底的苦衷。 对不起！良副场长——为在扎根与反扎根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误会过你。 由于他的能力加上成熟和稳健，知青良，现任某银行行长。 女知青虹副连长，在营、连各级组织的各种扎根会议上，她总是以先进知青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她忠于理想，真诚地大声疾呼“横下一条心，扎根一辈子！”在戊午年（公元1978年）开始的知青们罢工期间，她顶住了种种风言风语的打击，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只是显有些得形只影单…… 大返城开始了，应该说，看着昔日的同学一个个的离开，想来虹副连长的心理也是彷徨和落寞的，幸亏此时农场的态度从尽量不放行知青到动员知青离开，来了180o的转变——因为“知青是‘飞鸽牌’，总是要走的，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永久牌’！”——所以她还是得以踏上了归程。 后来她所在的某服装厂与外商合资，女知青虹，现任该合资企业人事部经理。 这里想起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但历史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当你理解了、成熟了并懂得反思时，你已经不再拥有曾经有过的某种身份。
第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红”与“黑”的较量——死亡与“升官”——魂兮归来——“画圈” 当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囤垦戍边、扛枪卫国的光荣和浪漫的憧憬击个粉碎后，任何可以离开兵团农场的手段知青们都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生活的艰难，每天都有大量的知青流回城市，使国家铁路的有限的运能都放在运人上。 比如，上海到昆明的客运列车本来是隔天发一趟，后来不得不每天发一趟，而且不少知青因“囊中羞涩”以至坐车不买票。同时他们返城后并不及时返回而滞留，又给各自的家庭和城市社会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更有甚者，相当多的“少数女知青”被相当多的“一小撮”上司蹂躏，为了返城或生存，她们都抛下城市女孩的矜持，“心甘情愿”地伺候这些“土皇帝”，或嫁夫生育，或甘当“玩物”。凡此种种，都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癸丑年（公元1973年），福建蒲田的一个小学教师李庆霖给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种种困难。领袖阅后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寄给他，并回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由于知青境况越来越糟，于是，各种走后门的投亲靠友、“困退”、“病退”、“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五花八门的返城运动悄然兴起。 因此知青们“创造性”地挖空心思寻找离开农场的途径。如为考取大学而不惜自残肢体以换取休息而得以有时间来补习文化，又如，大量地服用“麻黄素”以引起心动过速而指望能“病退”，再如嫁、娶内地的男或女，以期离家乡近一些…… 这些手段大致可用“红”与“黑”来概括。所谓“红”，就是通过自身拼命地“改造”来获得提干、参军、病退、被推荐上大学等机会，这通常是平民子弟的做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女知青虹等；所谓“黑”，就是通过后门来实现上述目的。比如第7团某部8连的昆明女知青萍，就是先在昆明打通某些关节，带回了权威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然后自己再在连队装癫痫病，仅“发病”一次就办成了“病退”。 但是，能离开农场的能有几人？大多数家庭是没有门路的，于是大多数知青只有在苦闷中度日，有些知青，为了返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实，“红”与“黑”的道路也非彼此对立的，在许多时候“红”与“黑”是以互相转化、结合的方式出现的。这通常是“知青贵族”的手段。 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名知青被分配在第2师第7团第4营。时至今日，每当同学们有机会相聚时，会谈起两位男女同学，当年他（她）们乘同一列火车，分在同一个连队。而他（她）们的命运也都是在同一年——癸丑年（公元1973年）时人生的轨迹发生相反的突变。 丁，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不能被遗忘的沉重而又黑色的名字中的一个。他风华正茂的生命在癸丑年（公元1973年）嘎然而止，把年轻身体永远留在了他决不愿意留的地方。而留下他肉体的原因恰恰是不想留下的灵魂，这实在是一出黑色的悲剧。 丁，生于已未年（公元1954年），家住上海山阴路，是原上海市长风中学红卫兵团团部成员。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据他说，味精是他外公在日本发明的，所以味精的原名叫“味の素”。 他，1.77米的个子，背微逅，长着一张在人前总浮着微笑的十分生动的圆脸，圆圆脸的上有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和一双圆圆的耳朵，给人的影响是友好温顺、具有较强的“外交”活动能力的。有人说，他的死亡是由于他向某个美丽的女生求爱不成，而决意走“红”与“黑”相结合的路，籍此离开“伤心地”。他希冀凭借自己的活动能力和自身的“改造”，渴望成为一个“准知青贵族”，来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如果丁“甘心”扎根，那后来的悲惨就不会发生了。 癸丑年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他和平常一样，外出展开他的“外交”活动。这次的地点是营部机务排。当他得知有台机车在外抛锚时，便主动放弃休息把一根钢丝绳扔进驾驶室后，便陪一位驾驶员驾着履带式拖拉机去把故障车拖回来。 “东方红75”在宁静宽敞的橡胶园里全速地奔驰着，显得十分惬意和意气风发。机车的巨大的轰鸣和履带飞速地抖动声打破了橡胶园的静谧，连互相之间的对话也要大声喊叫。这时，丁发现由于震动，驾驶室里的那根钢丝绳已大部份被颠出去，快要缠在飞速滚动的履带上了，于是他就想用脚去把它钩上来，哪想到，就是那根他随手扔进驾驶室钢丝绳一下子把他的脚套住，并把他活活地拽出驾驶室而绑在履带上，跟随着飞速滚动的履带一轮轮地向前……钢铁的履带残酷地每转动一轮就在他身上碾一次，一轮……二轮…… 当驾驶员发现丁的惨剧时，立刻慌了神，竟然忘了煞车，也想去用脚钩死套在丁脚上的钢丝绳扣，指望把它解下来，于是他也被卷入履带……无人驾驶的“东方红75”机车就这样拽着两个年青的生命一直到撞倒橡胶树后才因水箱撞破而停下。这时的丁整个人已被钢铁履带撕成残肢碎体，惨不忍睹，气息全无……殷红的鲜血在履带的压痕上汩汩地聚成小血洼…… 最终在铭同学等的护送下，丁被安葬在团部医院后面的山坡上。面对一座新坟，“丁……你一定很疼……”前去送别丁的同学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知道是伤痛还是愤满？是为丁还是为自己？ “我下意识的向四周环望，太阳快落山了……”时至今日，铭同学说起那时的情景，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哀伤和缄默。是的，君不见血染夕阳红么？ 丁的时间在此时此地终止，瞬间化为永恒。终年19岁！ 啊，19岁！一个多么辉煌的年龄。如果说一个91岁的人的逝去，是“喜丧”，带走的仅仅是夕阳；那么一个19岁生命的早逝，是夭折，带走的却是朝霞！ 团部按”因公死亡”的有关政策，每月把他工资26元的40%按时寄回上海。至今应该没有中断。 使我们不解的是，他们竟不知道在飞驰的机车上这样做是操作规程所不允许的吗？ “谁知道，我当时吓坏了，脑子了一片空白，自己怎么被卷下去都记不得了，连疼痛和害怕都记不得了，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吧？”那个将终其一生与双拐为伴的驾驶员仰天叹息着。他比丁稍幸运，仅一条腿被碾断，造成重大残废。最终他以病退回到上海。 此次事故在第7团，特别是在原上海市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中引起极大震动。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每谈起云南，仍要想起丁。而那位婉拒丁示爱的美丽的女生直到现在仍把丁的死因归结于自己，有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心结，浓重阴影始终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当她遇到什么坎坷时，就委屈地说：“因为丁，是老天在惩罚我……虽然我根本不爱他，何况我已经有对象了……这不能怪我……”她的双眸里时有一丝抑郁和阴翳闪过，使人为之叹息。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首往事，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丁的死亡实在是整个知青命运的缩写，是因历史的倒退所造成的。面对死者和生者，我们不禁要问：丁希望通过走”红”与”黑”相结合的道路而离开基层连队，最终达到离开兵团的目的，是因为那位女生拒绝他的示爱而萌发并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吗？不！他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能力成功地离开基层连队。他一定在想：“为什么有人能籍此离开基层连队，而我就不能？我也要奋斗。”毛泽东曾经教导我们：“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便那位美丽的女生接受了丁的求爱，丁就会”甘心”在兵团扎根吗？答案是显然也是否定的，他（她）们一定会通过“红”与“黑”的道路去寻找回城之路的。因此那位美丽的女生是无须有着歉疚和自责的心理的。愿她早日卸下背了近30年的重负。而那种把丁的死因归咎于他的“失恋”，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既是对丁的污辱，更是对那位女生的伤害。 毛泽东在论述“生”与“死”的价值时，语重心长地说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那么丁的死有意义吗？有吗？我问自己，问全体同学，问全体知青。 哦，归去来兮。我那友善温顺永远19岁的同学丁，愿他灵升天国，魂归故里。 芬，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有着传奇色彩的响亮名字中的一个，她成功地通过”红”路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从而脱离基层连队进入团部机关。她与许多知青干部一样，在动荡的岁月里无数次地表示要扎根，而且宣誓决不动摇。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发誓扎根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竟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这也实在是一出具有黑色幽默的喜剧。 芬，家住上海四川北路，是工人的女儿。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很本分的女同学，她长得极普通，是那种看过一眼后转过身就会忘记的女生。好象也没听说过她有什么惊人的表现和突出的能力。 癸丑年的有一天，某个同学自豪地告诉我，我们长风中学的“铁姑娘”芬从基层连队直接调团部任副政委，兼团党委副书记，我大吃一惊，也不知她付出了什么巨大代价。旋即跟着骄傲起来，毕竟是我们长风中学出来的，是整个第7团上海知青中职务最高的。 虽然我从未与芬讲过一句话，更无半点交情，但我对她印象不坏。因为从没见过她在大小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我听到的只是关于她的美谈，比如，有同学告诉我，芬虽身居县团级的高位，但从不以官位压人，仍然平易近人，也不怎么搞特权，依然保持着作为工人的女儿所与生俱来的本阶级的朴实无华。 在庚申年（公元1980年）前后的大返城的浪潮中，知青干部们的处境实在很尴尬，在广大知青眼里，芬们已不能算”自己人”了，但在农场干部眼里，她仍是“他们知青”。因此在知青们闹得最厉害时，她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所以聪明地回上海探亲，从而远离使她难于表态的尴尬局面。 直到大返城开始后，她刚返回农场就被推到处理知青返城工作的“第一线”。（“花瓶”副政委终于起独立作用了）在许多农场干部惟恐过去过分地压迫知青而遭痛打时，芬却安然无恙（这种“以夷制夷”的方法，果然是个高招）。这实在与她平时为人有关。突然想起：团党委看中芬作为兵团门面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她这个特点。要不，有能力的“铁姑娘”有的是，为什么选中她？ 我不知道芬看到一批批的昔日同学纷纷回城了，她心里的波澜是不是壮阔的。但我确切地知道，农场领导把放行知青的大印交给了芬，让她负责给知青盖章，一拨一拨的回城知青像一波一波巨浪似的团团围住她、冲击着她的办公室，连吃饭睡觉甚至上厕所的时间也不给她，以至芬大哭起来，毫无县团级干部应有的处乱不惊的风度。这就是我们的副政委，团党委副书记。褪去头上耀眼的光环，她本质上还是一个朴实无华知青女孩。 也许人们会问：“红”与“黑”的“较量”就是这样极端的吗？当然不是！这仅仅是个别的现象。但象征意义却是十分典型，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们对前途的思考和追求。在“红”与“黑”构成的十字架前，我不由得困惑起来：怎么评价这种“较量”呢？ 多年来固定模式的教育，使人们在思维定势上总是把事物分成三种形态：在政治上分左、中、右；在观念上分新、旧、半新不旧；在处事上分上、中、下三策；在判断上，分好、坏、不好不坏……可为什么一定要习惯于机械地、黑白分明地那种绝对价值方式去判断呢？其实，充实与空虚，幸福与痛苦，高尚与卑劣，勇敢与怯懦，诚信与阴谋，不就是一种观念的差异吗？先人们说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从这个角度说，丁与芬殊途同归了。哲人们说了：幸福——就是对理想的期待！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追求！ 啊，副政委同志，如果让你重来一次，你还是选择这样的路么？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局部微调的。 自然，历史是不能重来一次的，但前后左右地反思一下肯定是有益的。 我回城不久，芬也终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上海，顶替进了卷烟厂，由于她是县团级的副政委和党委副书记，因此成了当然的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又后来听说她由于能力不太强和大致归入”火箭式”干部等原因，职位逐级下降，最后成了车间里的普通工人。她的经历像画了一个圆，完成了从哪来到哪去的过程。知青时期的荣耀和既得利益在一夜之间全部褪色，她与普通人一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可能面临着生存竞争。 哦，别来无恙。我那朴实无华的女副政委同学芬，愿她全家健康，孩子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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