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运动

    那个时候，物资紧俏，很多商品有特供。普通市民因为亟需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对奢侈品基本没有需求。但是社会上还有有钱的人，比如资本家，艺术工作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他们中间除了有影响的人物可以进入特供的圈子，大部分和普通市民是一样的。特供需要特供证，有专门的场所，供上层消费。比如在大沽路上的副食商场，马场道上的干部俱乐部；比如北戴河，是中央首长避暑的地方，到处是别墅，到处是部队，老百姓不得靠前。

文革前17年，搞了无数次运动，因为我们年纪小，知道的只有反右、大跃进和四清。许多运动大人知道，比如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等，但是有些他们也不知道，比如党内的一些争斗，像高岗、饶漱石案，批胡风、批彭德怀等等。这些都是有保密级别的，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的。每次运动都有人成为牺牲品，这些人被隔离、被批判、被斗争、被停职降薪、被劳改、被抓进监狱。

运动是什么？就是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这些运动都是由毛泽东发动的，别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运动的名义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运动的核心内容始终是一个：是否站在毛主席一边。因为所有牺牲品的罪名最终只有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当然，这就是反革命。至于其它问题，比如生活腐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多吃多占，贪污浪费，搞特殊化等等，只要你在政治上站在毛主席一边，这些都不算问题，属于生活小节。反之，罪加一等。

历次运动挨整的是什么人？一是毛泽东认为跟自己不一条心的党内上层领导人，二是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批评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运动就是反右和反右倾。制定国策的时候，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最后往往与毛泽东不一致的观点遭到批判，被打成反党分子或者反党集团。知识分子见多识广，又书生气十足，还有点傲骨，说话不看脸色，表达直来直去，于是屡屡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反右派运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爱民甚至还爱党的热血青年，他们提出的许多见解在若干年之后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没等到若干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早已经从肉体上被彻底消灭了。

那时天津还不是直辖市，其地位远不如北京和上海，各方面都要低一级，如：和北京同是六类地区，同级别的工资却要低1-2元。所以天津的物价相对便宜。三大城市之中，天津市的老百姓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一是消息闭塞，二是无暇顾及，有那功夫不如倒腾一点小买卖，提高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最明显的是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风波，除了学生以外，天津市民大部分持不介入的态度。

按照规律，人先要解决生存，然后解决温饱，再提高生活质量，最后才是关心政治。天津人在温饱和生活质量方面始终赶不上北京上海，所以在政治上也始终后人一步。所以天津人被誉为“卫嘴子”，不是说天津人多么能说，而是指天津人只顾嘴。也正是基于政治基础薄弱，天津人做大官的人很少，可以数一下，除了李瑞环温家宝，就没别人了。

我开始以为，这些运动跟老百姓关系不大，然而我插队以后，才知道这是错误的。事实是，从土改划成份到合作化到粮食统购到人民公社到学大寨到四清到文革，农民一直是运动的受害者！据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达几千万。我的兄长1955年赴青海援内，回来探亲时曾对我们说，有的地方出现了人吃人。这方面资料很多，最著名的是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想了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看。

在村里，有一个60多岁的上中农的村民跟我讲，他是解放前从河南逃荒过来的，一根扁担两个筐。来到中条山，先是给一家地主打工。那要考试的！老人非常郑重地说。我问，考什么呢？他认真回答：“考吃馍！”他用两只手比划着，“恁大馍！看哪个吃得多，就用哪个！”老人吧嗒了两口烟袋，很神秘地说：“去了七个人，我最多！那老财说，能吃就能干！”老人嘿嘿笑了，“恁大馍，我吃了八个！考上了！一年给我两块大洋，管吃管住，老财家换下来旧衣服给我穿，一年歇四天。收麦子，我天不亮就干，晚上看不见路了才收工。老财亲自给送饭----有酒有肉！那吃美了！美炸了！有时，老财还给个大烟泡烧两口，美！我不睡觉给他犁地去，犁几亩地我才回来睡！”我很奇怪，他是给地主老财打工，应该算贫雇农啊，怎么会划成上中农呢？原来，他给地主打工几年之后，把省下的钱买了几亩地，又凭着一把力气，在山上开了几亩地，慢慢的，滚雪球一样就奔了“小康”了。谁知赶上土改，给他划了个“中农”。他不懂，不知成份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在意。可是50年代初，又来了一个运动，叫“民主补课”，又给他补成了“上中农”。而村子里的另一个二流子懒汉却因为穷给划成了贫农，并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因为在洛阳强奸民女被开除出部队，重新回村当了农民。他却是一个“贫农”，然而也是一个坏蛋。

提起人民公社吃大食堂，老人咬牙切齿。他说，吃食堂那会儿，饿坏了，连包谷叶叶都吃了，那是人吃的么？那是喂牲口的！吃树皮，树皮都吃光了，唉，球，反正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嘴里塞，塞进去又屙不出来！脸胖的不敢碰，一碰一个窝窝，狗日可把人整炸了！总算熬过那三年吃饱饭了，又学球啥大寨，越弄越球！最早吃白馍（小麦粉）；再么，吃黄馍（玉米面）；再么，又吃红馍（高粱面）；再么，又吃黑馍（红薯面），狗日啥颜色都吃过来了！

我问他，他给人家干活的那地主老财怎么样了？他说，早死了，土改前就死了。幸亏死的早，要不土改也得给枪毙了。为什么？他很坏吗？我问。老人很迷茫，摇摇头，不，人可好了！好也不行，成份高啊！

那时的干部对下是吓唬，对上是欺骗。我在县城工作时，曾经和教育局局长一同下乡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跟我说，浮夸风的时候，他是公社书记。那时县里一开会，谁第一个发言，谁倒霉。比如说，报产量，第一个说，我公社今年要达到亩产400斤，这就够高了，当时的平均亩产不超过300斤.第二个说，我们要达到450斤，第三个说，我们要达到500斤！后面是越报越高，最后一个可以报到1000斤，简直是胡说八道。可是领导不管哪个，会议结束，报得最高的，先进；第一个发言的，最低的：双开除！你看，厉害不厉害！

有一次搞爱国卫生运动，也是这样报。第一个说，我们要打苍蝇，打多少呢？以什么为单位呢？想了半天不好说。最后灵机一动，说，我们要打二斤！你想想，那二斤苍蝇得有多少？那东西没分量啊！可是没有人质疑，后面接着往上加。下一个说：三斤！后面说四斤！再后面：五斤！最后一个：我们要打两麻袋！结果：两麻袋的先进；二斤的双开！那时的干部大部分是从教师提拔上去的，好不容易熬个官，谁也舍不得因为报个数儿就丢了，于是就比着胡说八道，浮夸风就这样，越刮越厉害。

也有耿直的。我村里有个会计，原来在县计委工作，就是因为不虚报数字，同时又不听劝阻，最后双开，一撸到底。教育局长说，原来有几个公社书记，坚决不肯虚报，不仅被双开，而且还被批斗。别人劝他，服个软，不就是报个数吗？他说，这不是报数的事，我完不成怎么办？别人说，你傻啊？谁完得成？都完不成！拖一个时辰算一个时辰！------那不行，我不能说瞎话。“可以这么说，不说瞎话的干部，不要说升官，就是原职不动，你都坚持不到现在！”这是教育局长的最后一句话。

但是正如那位不说瞎话的公社书记所说，完不成怎么办？并不是解释两句就能过关的，要想保住乌纱帽你就得想办法去完成。事实是完不成就逼农民把嘴里的口粮吐出来！搞大食堂就是一个好办法。一下子把农民的粮食控制住了，你必须先给国家交，剩下才是你的。剩多多吃，剩少少吃，剩不下别吃。当初你报得多，现在你就得交得多，凭什么让你升官？这一下害苦了农民，家里没粮食，没锅碗，食堂又清汤寡水瓜菜代，你能不挨饿吗？这也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挨饿，还不能说，不准提意见。提意见就是反对干部，反对干部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就要抓起来，就要致你于死地。那时候，抓起来的，打死的多了，一句反革命，死了就白死了，没人负责。因为这是在世界上产生巨大恶劣影响的事件，影响社会主义的形象，所以主流媒体至今回避这些，但是这一段历史60-70岁的农村人都知道，有不信的如果家在农村，可以去问问老人，看我是不是在瞎说。干部们在生活上也由此养成多吃多占以致贪污受贿甚至欺男霸女的恶霸习气，在工作上也养成欺上压下，飞扬跋扈，作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的恶劣作风。日积月累，干群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这也是文革初始，群众被疯狂地发动起来的一个潜在因素。

                          

                                                                 ——往事反思之四

 

   文革初起

    文革的突然爆发另所有人措手不及。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应该算是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但此间一直争论了半年多，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革的第一声号角。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切身体验了这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浪潮。其实，从学雷锋到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到文革，学校始终处于运动的前沿。在这之前，我们参观过“三条石阶级教育展览”，后来发生了蒋树璋“阶级报复”事件，起因是蒋家和另一家发生纠纷互殴，蒋家父子占了便宜，而挨打的一家人是工人，蒋是个小资本家，一上纲就成了阶级报复，学校里的大批判很是热火朝天了一阵，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自然也跟着义愤填膺了一回。

那时很讲师道尊严，我们学校规定，学生见了老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敬礼问好。师生之间很好辨认，因为我们要求都带校徽，学生是红字白底，老师是白字红底。所以我们常常在马路上拦住一个老师，强行向他们敬礼问好。

记得社论发表之后，校园就乱了，也不知是谁第一个贴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就贴满了校园，主要是批判三家村，即吴晗、邓拓、廖沫沙。第二天就有人给学校的一个老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很快又是一批大字报，专门贴老师。现在想来是十分可笑的，学校也不知怎么回事，还在总务科专门安排了老师，给学生发放白纸，毛笔和墨汁，学生随便领取，不需任何手续。然后学生就用这些工具涂鸦一般铺满墙壁，主要来揭发老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前面说过，我的中学校长是13级的高干，据说在解放前领导过“争自由，反独裁”的学潮，是地下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干部，廉洁敬业生活简朴。按他的级别是可以配备轿车的，但他不论是上下班，还是去哪里开会，都是骑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这个人比较惜才，反右过后，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有许多右派老师，被他接收过来，虽然由教大学改为教中学，但是这些人没有被发到农村劳改是很万幸的，更令他们感激涕零的是，校长没有表现出对他们一丝一毫的歧视。然而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折腾起来后，他们一个没有漏网------连同他们的校长“后台”。

运动更深入，狂潮倍汹涌。首先是这些“右派”老师被揪出来了，然后开始揪干部：大队辅导员，团委书记，党总支书记（校长）相继被揪了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伞”。大字报铺天盖地，并且每天更新。内容基本都是某某老师的家庭成份：一般是地主、资本家，自由职业者，有海外关系；出身，一般是做过旧社会的记者，文职人员，小官吏；历次运动中的问题：如右倾、右派、有过对党对社会不满的言论；生活问题：讲究吃穿、爱跳舞、喜欢接近女生、离过婚……等等，五花八门，统统被写进大字报。有个教物理的老师，确实不好，讲课敷衍了事，尽讲一些与物理无关的话，平时同学们就很恨她。正好，她说过“列宁就是挒一把，拧一把，斯大林就是撕一把，打一把，拎一把”，被我们发掘出来，写了一张大字报，打了她一个“攻击世界革命领袖”的反革命分子。一时间，师道尊严被彻底砸烂，老师不敢面对学生。

开始阶段是大字报“揭发”老师，后来就捎上了学生。一个学生写了一首七律，歌颂运动形势，可是因为诗词表达不是很确切，有同学质疑他讽刺运动，于是呼啦啦一大堆大字报糊上，说他是恶意攻击文化革命运动，我校第一个学生反革命出炉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在“学生中也有反党分子”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开始揪“反革命学生”。一个画画的学生被揪了出来，罪行是，资本家出身，有哥哥在香港，画过裸体，更不能容忍的是画过女人裸体！不仅反革命，而且流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给老师贴大字报的那个学生，也因为老是“色迷迷”地看女生被贴了大字报，打成了准反革命。

对揪出来的老师、校长和学生按职务高低，分别在学校礼堂、大楼广场前和教室里都进行了批斗，运动轰轰烈烈。在批斗牛鬼蛇神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有个女生，穿一身绿军装，喊着“毛主席万岁！”就激动得昏倒在礼堂门口。终于停课了，我们专门闹革命，很痛快，很爽！因为是重点学校，我们是三天一考试，一天一测验，老实讲，确实有些不堪重负，虽然大家的功课都很优秀。所以对我来说，最遂心的是：不考试了！我们欢呼雀跃，我们高呼万岁！

上级派来了新的党总支书记，据说是智取华山中的主要战士之一，穿着发白的旧军装。我们原来的校长被停职了，真不可思议，学生几张大字报就可以把校长赶下台，多么神奇啊！新来的校长兼党总支书记给同学们讲话，果断地叫停了揪学生反革命的行为。他说，这不是运动的主要方向，主要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一边讲，一边打手势，一股军人风度，倾倒了一片女生。然而不幸的是，没有多久，他也被打倒了，据说是他原来任职学校的学生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时候，追到了我们学校，而他才是运动的主要方向。

 

                                                                 ——往事反思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