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之

   知青的江湖，江湖中的知青

 

1975年，我终于离开了早就想离开的家，来到了广阔天地，见识了陕北广袤的黄土高原，见识了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原来只是在图画中见到的景象呼啦啦铺排在眼前，不但有壮阔和悲凉，还有狰狞和残忍；原来只是在歌中听到的热烈场景被亲亲热热地感受到，不但有亲切和温暖，也有许多无奈。

是啊，生活并不是图画和传说，谎言的毒雾在真实的太阳照耀下散开，锣鼓喧天中昭示的“真理”露出了欺骗的本质；课堂上被冠冕堂皇宣讲的辞藻竟然被陕北老农一句“宣谎”揭露出了肮脏的底色，原来生活并不是如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的：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淳朴善良而又充满智慧的陕北老乡们在调侃中说，这实际上是“革命剩地”——“革命剩哈的地方”。她就象被抽干了骨髓的奄奄一息的老娘亲，没有了如瀑布般的长发：森林；没有了顾盼生情的毛眼眼；没有了青春丰腴的机体，只剩下象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的光秃秃的褐黄色的裸体横陈在天地间。他的子孙们还在她的褶皱中忙碌着，竭力地吸食她所剩无多的汁液。

生活就是这样从老乡的饭碗里，从老乡褴褛的衣衫、从老乡无奈的玩笑中，从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知青的牢骚中，……显露出它的残酷的。

而当生活充分显露出它狰狞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浊浪翻滚、险象丛生的江湖中还有一种力量，抵抗着严寒，在最弱势的群体中间传递着让人能够生存下去的温暖。而那时感受到的每一点温馨就会被刻骨铭心地记住。

这其中有那些最基层的村、乡干部和淳朴善良的陕北老乡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宝贵呵护。还有一些，来自那些也属弱势群体的老知青。

在我记忆的深处，在当时留在陕北的老知青们中间，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则，有一些无须语言的默契，让我们在彻天彻地的寒冷中，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规范、几乎没有最基本的人性约束的丛林中，感到了些许温暖和安全。

 

   回家的路

经过了真真实实“战天斗地”的洗礼，原来要急急逃离的家，忽然变成了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童话。尤其到春节，越临近年关，留在村里不回家就越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而这时，就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干了一年，除了分粮食，还剩下10元钱。当初信誓旦旦要改天换地的勇士，连春节回家的车票都攒不够，怎么办？不能老是跟家里要钱啊，那太丢份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要从陕北回家，得先从县里坐长途车到铜川，再从铜川或坐火车到西安或再倒长途到西安，到了西安才算是到了回家的起始点了呢。

我们很快就从老知青那里学会了蹭车。7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老知青被招到延安汽车运输公司，我们想回家的时候就到县城去，让县里的老知青帮我们打听有没有顺车；有时候想走得急，就自己到县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去转，一听到是北京口音，就上去搭话，两边京片子一对上口，莫嘛搭，就算搞定了。到了铜川，再找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再转，听到京片子就搭话，一般是没问题的。

有一次，我落了单，到了铜川买不上火车票，不知该怎么办了。以前和组里的同学一起走，都是他们去联系车，我在组里基本属于“没嘴的葫芦”，“外交事务”都不用我出头的，这时只好自己找车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场，看着停车场里的一辆辆装满货物、蒙着帆布的解放卡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太阳青青白白地挂在那，一点也感觉不到温度，只有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紧，卷起地上的雪渣，毫不留情地打在脸上，生疼。我仿佛都能听到骨头缝里发出的冰碴相挫的声音，感到冻得已经快灵魂出窍了。

可是停车场里人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在外面修车的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北京学生。我心里不免害急起来，难道今天走不了了？那可糟糕了，没有住店的钱啊，兜里只有够买一张火车票的钱，要是走不了就只能在火车站候车室猫一夜了。可是那时的铜川火车站候车室，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丢了或说是被抢了最后的5块钱。心想无论如何不能再在那过夜了。

这时候，从一排排车辆的深处，摇摇晃晃出来一个人，穿着个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皮大衣，大衣扣没系，羊毛往外翻着，头上的帽子歪扣着，帽翅一个耷拉下来，一个支楞着，被风刮得不停忽闪。手里提着个水壶，看着那“满不吝”的做派还真有点象“那一类的”北京学生。

那时候回到北京作报告的先进知青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到陕北以后，我们知道，除了他们，还有一部分“比较落后”的知青，他们的形象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颓废”的吧，好像牢骚满腹的那种。但对真实的他们了解得还很少。

我直瞪瞪地看着他走过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好像扫都没扫我一眼，就那样漫不经心、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了。这肯定是北京学生！一看他象“我们院大孩儿”的那种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狂”样，我一分的把握变成了九分。可是看着他那不动声色的面孔，我又不知怎样搭讪，犹豫着悄悄跟在后面。来到一辆估计是他的车跟前，他停住了，车前站着两个陕北人，一男一女，女的还抱着个孩子。男的点头哈腰地递上根烟，在说着什么，我一想完了，这两个人一搭车，就没我什么事了。果然，那疑似北京学生的人手一抬，那陕北男人马上把地上的行李往车顶上放。这家伙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还没说话，我只好硬着头皮，话也直撅撅地：

“你走西安吗？”“是啊，咋？”（果然是知青）

“我想搭车。”“早不说，没看见吗，满了。”“我，……是老乡嘛。”（有点赖皮了）

“老乡咋了，这是我们头儿的亲戚，昨天就说好了。你想让我砸饭碗啊？”“……”“你再去别地儿看看，”转过头去，油了吧唧地念叨：“饭碗是不能丢啊”我在心里暗暗嘟囔，“真不仗义，饭碗算什么啊。”（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初步知道了饭碗的重要性了。其实话是应该这样说的:仗义算什么啊，饭碗才是重要的呢！）

但还能上哪去看呢，就这么大地方，我已经转了几圈了。不知是要走的车都走了，还是今天决定都不走了，好死气沉沉的停车场啊，除了风就是地上被风卷起的雪霰，还有那个“没情没义”的“老插”，一切都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冷。

无奈地在停车场又转了一圈，还是回到这辆破车跟前，站在那，呆呆地看着，不知该怎么办。

车已经发动了，我看见那个老知青和那个老乡还站在车前在说着什么，那老乡还朝我看着，难道与我有关？我凑前去，“你一个老爷们儿怕什么？那是我妹。”“啥妹子啊，明明刚刚才认识的嘛”“刚刚认识的也是我妹，你想让我爹打断我的腿啊？你没看那傻女子恓惶得吗？”“嘿嘿，俄也恓惶哩嘛。”“你丫恓惶个啥，你两个小时马上到家了，那傻丫头片子恓惶得到了西安离家还有好几千里地呢。”回过头来看到我，朝司机楼子指了一下，好像不耐烦似的说，上去。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慌慌爬上驾驶室，悄悄坐在抱孩子的陕北婆姨旁边。

他们又在外面鼓捣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把自己的皮大衣也脱下来扔了上去，才坐到驾驶位置上。

车终于开动了，我坐在陕北婆姨旁边，连谢谢也不敢说。车在沉默中行驶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才对那个婆姨说，“没事，上头我给弄得好着哩。”“没事，受苦人嘛，一哈哈就到家哩么。这北京碎（小）女子可不行，一哈（下）就冻坏哩。”驾驶室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我慢慢感觉着鼻头、手脚的知觉的恢复，感觉着全身从麻凉麻凉的木僵状态到热麻热麻，到有点晕眩的暖意袭遍全身的惬意。

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从迷迷糊糊中唤醒，不知睡了多久。因为昨天还在农田基建工地上拼命完成每天十方土的任务，今天从早上出发，到上了这辆车才算彻底放松，所以不睡着才是不可能的哩。

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那两个陕北老乡下车了。

“你哪个学校的？”这才算开聊了。

“石油附的”“看你一满小嘛，跟哥哥姐姐一起来的？”——满嘴的京片子腔，满口的陕北词儿，来到陕北后我们也早领教了，这也是留下的这帮老知青的一大语言特色呢。

“哦”不想解释为什么75年还哭着喊着要到陕北来，就简单地应了一声。

“咋你一个？”“哦”“你女子娃娃出门要相跟上大人嘛”嗬嗬，他倒充起大人了。

“丫头，你还小哩，要想法子办回去，想办法念点书呢。”“哦”，怎么说话象我爸似的。

“车豁子、店、脚、牙，没罪都该杀。我们这伙子是完蛋喽。”“啥意思？”“老话，开车的、以前是赶车的，开店的、脚夫、掮客，——社会最底层的，什么事都敢干，所以说，没罪都该杀。”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听着。

“想当年，看不出来吧，咱也是尖子学生呐，我从小的理想是当科学家的，哼哼，你看现在！就是一个臭车豁子。”“……”“我妹妹还在村里呢”“……”虽然搭人家的车就有义务跟人家聊天或听人家聊天的，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一开始还强睁着困倦的双眼，在暖暖和和的驾驶楼子里，在车子的大颠小簸中听着他的絮叨，不知何时就又一次进入梦乡……

车停了，我也醒了。

“到了。”睡得懵懵懂懂的，我揉揉眼睛，赶紧下车。他也下了车，朝车底下看了看，踢了踢轮胎，又上了司机楼子。

我看着他，还有点没醒过来似的，不知说什么好。

“丫头，长点心眼儿。以后出门别睡那么死，操心让人把你卖了。”“……”车开走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始终没有跟他说一声谢谢！

当然了，他根本也没准备听我说那一声谢谢。都是知青，这是应该的，他连这句客气话都懒得说。

当年我们在回家和返回陕北的路上不知搭了多少便车，并没有觉得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最近想起来，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在当年的知青中间传递的相互关爱的默契，对弱小的看似“不经意”的呵护，其实闪现的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人性光辉啊。

在那个年代，“知青”，是被强大的力量挤压，被抛到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一个群体，就像被抛进险象环生的丛林，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原始人类；而这些在险恶的丛林中警觉地维持着生存平衡的弱小们，一旦遇到更加弱小的同类，他们仍然会挺身而出，瞬间为我们支撑起一把爱与善的巨伞，遮风挡雨。

这就是我们知青的江湖。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在那个瞬息万变、浊浪滔天，父母、亲人都不能给至爱以保护的时代，知青自己的江湖法则就是：相互关爱，大呵小，强护弱。

这就是江湖中的知青——仗义相助、潇洒帮扶。

2009年1月，为了纪念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0周年，延安市政府来北京举办活动。这些当年或欢快、或悲戚的少男少女，而今大多已是两鬓斑白、带着满脸的沧桑甚至蹒跚步履的老者，又聚集一堂。看着这些曾经潇洒、美丽、朝气勃发的“知识青年”们，看着这些曾经拥有那么鲜活的爱、恨、努力、挣扎、欢笑和眼泪的一代人的相聚，心中不免万千感慨：我已经认不出曾经搭过谁的顺车，认不出究竟谁曾经“冷冰冰地”、“不经意间”呵护过我、我们了。

这个曾经给予我宝贵呵护，而现在又“无可奈何人老去”的群体，我该怎样面对呢：曾经的“滴水之恩”，我又拿什么来“涌泉相报”呢？我的曾经的“知青”哥哥姐姐？

或许只有用我的笔，记下你们的美丽瞬间？你们顽强挣扎的步伐？你们被剥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曾经？

知青江湖不再，知青情结犹存。

或许，在一片“青春无悔”的劝慰、喧闹、呵斥声中，我只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