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荒马乱的日子（文革杂碎）
作者：安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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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的日子（文革杂碎）
作者：安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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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的日子（文革杂碎）
果然如此。1967年元旦刚过，上海各路造反派起来夺权，乱哄哄刮起一月风暴，上海市委垮台。紧接着，全国各省区市纷纷效仿，造反派们相继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全面夺权的阶段。之后，似乎是效仿苏联十月革命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但显然名称没有想好，一开始各地没有统一的叫法。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喝了个头彩，率先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2月5日，上海据说是效仿巴黎公社，别出心裁起个名叫上海人民公社，还先斩后奏搞了个隆重的挂牌仪式，但毛主席不同意，于是2月23日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各省成立的才统一叫革命委员会。名称是统一了，但各派力量并不统一。夺权关系着身家性命，荣辱生死，岂可轻易放手？于是各派势力互不相让，尔虞我诈，争权夺势，文攻则罗织罪名，相互谩骂，上纲上线，贬损对方，抬高自己，武斗则拉上队伍，操起家伙，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乃至动用自己一派的公检法力量，直捣对方司令部，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江青大加肯定的“文攻武卫”，江青还说，武斗有两重性，乱有两重性，造反派用“文攻武卫”保卫自己，巩固自己，壮大自己。毛主席为控制全国局势，动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名曰“军队支左”。然谁都说自己是“左派”，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那一派，就勃然大怒，愤然要揪“军内一小撮”。总之天下大乱，各省纷纷成立革委会，发致敬电，邮票发行“全国山河一片红”，热闹是热闹，但没有一个省是太平的，大街上到处贴着各地武斗的消息，黑龙江武斗啦，四川打起来啦，云南什么派火拼啦，武汉天亮啦，百万雄狮垮台啦，贴着各地各派冲突致死致伤的惨照，愤怒声讨某某派的大字报。而周恩来总理则奔波全国，找这派谈，找那派劝，苦口婆心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要“斗私批修大联合”。 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依靠中央文革，拉着王洪文的工总司整跨了不听话的大学生组织红革会后，把持了上海的大权。然而好景不长，又冒出一个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上柴联司”）。1967年夏天的上海十分闷热，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每到傍晚，人们就像约定好了似的，聚集在街头、广场，一堆堆、一族族地交流着信息，或争相告知热烈议论，或脸红耳赤激烈辩论，主题总是与“上柴联司”有关的打砸抢事件，死人事件，也谈各地的武斗消息，哪儿哪儿的铁路不通，哪儿哪儿的工厂武斗了，哪儿哪儿又打死人了。上海的阿飞流氓也趁乱猖獗，发生多起群体性的侮辱残害女青年的严重事件，闹得流言飞传，人心惶惶。 8月初，在北京工作的哥哥嫂子的第一个儿子，在这动荡的日子里降生了。早已年过花甲的父母得到消息赶紧要去北京伺候月子，看护孙子。我便到处设法买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但当时外地武斗厉害，沪宁线暂时停运，只有沪杭线还通车，无北京票可买。8月4日晚，我又去金陵东路外滩碰运气买火车票，路过福州路，但见成千人在上海市公安局门口围观起哄，说是上海消革会（消防局革委会）与公革会（公安局革委会）发生冲突，门口消防车来了好几辆，道路已经封锁。这时一辆满载着人的卡车开来，径直冲进封锁线，车上人挥舞着长棍短棒大叫：联司完蛋啦，联司砸烂啦！于是得知上海柴油机厂发生了武斗。第二天看到工总司散发的战报：8.4行动，联司完蛋！王洪文亲自前线指挥，以“工总司”为主体10万人马分水陆两路攻打死对头“上柴联司”，发动了全市最大规模的武斗，为巩固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海政权再立一功。据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讲，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听说王洪文指挥十万工人砸了“上柴联司”，便吩咐徐景贤把当时的电视实况录像拿来，毛主席兴趣十足看完录像，对王洪文的临阵指挥十分欣赏。徐景贤据此认为，这是王洪文日后青云直上的一大原因。 于我个人来讲，巧的是8.4那天沪宁线恢复了通车，我总算替父母买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8月6日，我陪父母上车。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合拢，火车过长江要轮船摆渡，但因南京武斗，火车渡轮居然被不知那一派组织开走了，真是癞痢头撑洋伞无法无天，乱了套了。中午车到南京，旅客被告知，需要自己摆渡到对岸，再坐火车继续北上。南京站离中山码头挺远，为了能尽快赶到对岸的浦口车站争到座位，许多旅客挈妇将雏、左包右袋、争先恐后涌出车站，一下子把我父亲给冲散了。南京站外边乱极了，到处是人啊，车啊，卖水的，卖瓜的，还有一些半大孩子拉着板车在兜生意。我母亲认定父亲走散后会直奔中山码头的渡轮，便招来一辆板车坐上，让拉车的赶快往中山码头去，叫我在后边紧跟。母亲盘腿坐在板车上，一手按住行李，一手挥动着，连声喊：快快！我在板车后边猛跑，8月的南京热如蒸笼，我直跑个汗出如浆，浑身湿透。和母亲一起挤上过江的轮渡，等船要离岸了，还没看到父亲，正着急地四处张望，父亲挤了过来，他说：交关吓人，交关吓人（宁波话：非常害怕）！差一点被挤落水！原来父亲急急赶到中山码头，渡轮正开始离开码头，他一把抓住船栏杆，跳上船舷，但被一个船员阻拦，扳开他的指头要推他下船。父亲整个身体悬在船外，脚下是滚滚长江水，父亲大吼一声：侬发痴（宁波话：你疯啦）！那个船员才遽然收手，旁边几个好心人也伸手抓住我父亲，于是我这个已年届68岁的老父亲翻过栏杆上船，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陪着惊魂甫定的父母在浦口站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安顿下来，我在火车轨道旁的水龙头旁，给二老绞了几把湿毛巾，让擦擦汗水，定定心，目送年迈的父母继续北上，去北京看望照顾刚刚出生的孙子。 列车开走后，我脱下湿透了的汗衫，在月台上擦了个身，把汗衫过了过水，顺手晾在停着的火车车厢铁把手上。烈日很快把汗衫晒干了。走出车站，这浦口镇很小，连个卖冰棍的都没有，就坐上摆渡船回了南京。头一次来南京，想顺便去南京大学看看，问人家坐几路车去，答曰：已有一星期没有公共汽车了，武斗闹的。抬头望见眼前的挹江门，古老而高大的城墙，斑斑驳驳，黑越越的。太阳渐渐落下，挹江门旁的公园里，树荫浓浓，湖水清清，一些人在打拳、在钓鱼、还有在水边洗衣服的，一片宁静。我往南京站方向溜达着，街上店铺开门营业的不多，有的店门上了锁，贴着告示：因屡遭暴徒洗劫，暂停营业。天色渐晚，街上乘凉的人多起来，竹榻、席子、长凳纷纷伸到了街中心，人们在南京宽宽的马路上恣意地乘凉休息。暮色下的南京站前广场上仍然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到处是茶水摊、凉面摊，还有卖洗脸水的，五分钱一盆，一条毛巾搭在脸盆上。南京站正实行军管，解放军把着门口，凭票才能进站。我琢磨买一张明天的回上海车票，凭票先进站睡一晚，第二天把票退了再去南京大学看看。但临买票时却弄错了，塞给我的是一张还有五分钟就要开车的票。不容我分辨，售票员大声嚷嚷要我快快上车。赶紧出了售票厅往进站口奔，抬头一看，南京著名两大对立派组织的大字报斗气似的并排张贴，标题都字字斗大，赫然醒目，一派写的是“坚决打倒许世友”！一派写的是“揪出反革命分子杜平”！好家伙！居然都敢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我想看个究竟也来不及了，赶快进得车站里去，跳上那辆已经响起开车铃声的列车，回上海去也。
（后记：一晃四十余年已过，我父母心急火燎要去北京看望的出生在动荡岁月的孙子，也年过不惑早成家立业，现定居加拿大，已是一位注册建筑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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