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妈妈的“坦白交代”
作者：林子搜集
|
|
|
|
| |
|
|
| |||
|
|
| |||
|
王薇：妈妈的“坦白交代”
作者：林子搜集
|
|
| ||
|
| ||||
|
| ||||
|
妈妈的“坦白交代” 王薇 来源：《记忆》2009年1月21日第2期，总第十二期，2008年9月13日创刊。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我最不堪回首但又无法忘却的年代。1968年冬天，因为妈妈的“摘帽右派”的身份，我们家被所在单位重庆市话剧团的“左派”们强行搬进一个高大无边的黑屋子，那是1941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厂址修建的摄影棚。摄影棚很大，足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工人用布景在墙角搭了一个L形的挡板，就如同舞台上那假设的“家”；屋顶很高，没有天花板，顶上是当年挂摄影灯和布景道具的腐朽不堪的横梁，年久失修，这里从来没有住过人；摄影棚很黑，就是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摄影不能有外来光线干扰，空旷的大屋子没有窗户；四周全是灰尘，老鼠乱跑，空气中弥漫着它们浓浓的气味…… 这间漆黑的大屋子只住了我们母女二人，我感到毛骨悚然，就如同走进令人窒息的坟墓。1969年初我因投亲靠友到湖北农村舅舅家去了，这间漆黑的大房子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妈妈的《坦白交代》，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写下的。 《坦白交代》是一摞长达26页的手写稿，纸张早已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更因为曾经被撕碎，重又拼接后粘贴，个别地方已经不够完整。那时，妈妈因为被无休无止地责令检查、大小会批斗和关押，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和自惭，写下了这些违心的“坦白交代”。写完之后，她又曾经愤怒地将它撕碎，以发泄心中积压得快要爆发的愤懑，因为她写的那些批判自己的话都不是真的！是外力强加于她的！可是，她最后又不得不亲手把它一点一点地拼接上，重新粘贴起来，并上交给“组织”。这个过程，妈妈曾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屈辱和煎熬！每当读它，我都如同听见妈妈的魂灵在呻吟。我想知道，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如果有，我拿什么去安慰妈妈致死也没得到安宁的魂灵！ 从《我的坦白交代》中，我了解到妈妈的经历。妈妈名叫曾容，原名曾碧先，一九二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出生于湖北沔阳县岳口对河农村。她年幼时，外祖父因为吸食鸦片欠债而被人打死，剩下外祖母带着他们兄妹二人过着非常艰难地生活。八岁时，妈妈被说给人家做童养媳；11岁那年，因为日本人打到湖北，妈妈只身逃难到武汉，被当时的难童保育院收容。先是在万县文家坪，1938年底转移到重庆歌乐山。在难童保育院她才开始学习识字，此外还参加一些劳动，如纳鞋底、缝制衣服等。 1942年秋天，孩子剧团到难童保育院选小演员，可能是妈妈的机灵单纯，她被选中来到孩子剧团。妈妈被偶然选中去演出话剧，扮演一些群众角色，谁也未曾想到这竟然影响到她一生的命运。妈妈因为从事话剧演出，而避免了流落街头、饿饭受冻；同样因为从事话剧演出，她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就是人生的不可测。 1943年春，孩子剧团被迫解散。妈妈在重庆举目无亲，只好投靠孩子剧团的同学白胜英。这位同学在捍卫剧团作演员，妈妈有时在剧团点名时去帮迟到的演员答应一声，有时也被安排上台顶一些小角色，在剧团里混得一碗饭吃。后来，剧团的人认为她还能够演戏，就正式招收作演员。在《重庆二十四小时》里扮演报童，《柳暗花明》里演群众，《金玉满堂》里扮演郑安凤，《民族英雄》里扮演卖唱小女孩等。 《我的坦白交代》里，妈妈认为她的“反动思想，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她写道：“我十五六岁时，由一个难童成为一个小演员，我对一切都新鲜好奇，这时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表扬，说我化装好看，有发展前途，以及看到一般演员与有名气的演员差别很大，我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还应该有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像那些有名气的演员那样。”1944年夏天，妈妈在重庆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高职科，专业学习话剧表演。在剧专，与同在剧专读书的王大虎认识，自由恋爱并结婚。我父亲的家庭背景，与妈妈有很大差距。祖父王缵绪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父亲的兄长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而且大都与军政界的同僚联姻。但是，父亲顶住家庭的巨大压力，不顾一切后果冲破世俗观念的阻碍同母亲结合了。促成父母结合的，是他们追求民主、向往平等的进步思想，以及对戏剧艺术的共同爱好。在剧专读书学习期间，他们更加坚定了对戏剧事业的热爱，父亲在毕业时写下的誓言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戏剧，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注：王大虎于国立剧专毕业后一直从事戏剧、电影评论工作，中共执政后曾参与筹建戏剧家协会重庆分会，与友人共同创办重庆《观众报》并任主编，曾任剧协重庆分会常务委员、创作研究部副部长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随即因其父王缵绪欲外逃到联合国控诉“反右运动”，越境时被抓回，王大虎又被牵连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只因其已是严重肺病而改交街道居委会监督。1963年9月病逝。）母亲也在剧专学习期间形成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最为可贵的人生价值观——那就是要做一名好演员，要获得观众的掌声和鲜花。但是，在《我的坦白交代》里，妈妈不得不违心地深刻批判自己，她说： “进了伪剧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资产阶级演员的大染缸，虽然当时我确实什么也不懂，但我像个大口袋一样往里装。在这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要求也随之升级了。特别受到一些反动学术权威们的一两句夸奖，那时，一两句夸奖虽是小事，但影响之深，影响之大，它支配着我的生活目的。我又拼命学习所谓世界名著，我开始幻想要像那些小说和剧本里的人那样生活。我曾想，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她还说：“在伪剧专，反动作家曹禺上课时对学生散布说‘陈白露之所以自负，因为她的生活是她自己闯出来的’，我印象极深刻，也特别感兴趣。我认为我从一个十一岁还一字不识的一个难童，从家里出来，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但现在我有了一套本事，受到老师重视，有发展前途，也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也有理由自负骄傲，我学会了这套反动的人生哲学。”1950年1月，妈妈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中共执政后组建的重庆市文工团，当了一名话剧演员。她认为她的人生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此后的近八年时间里，她先后在《红旗歌》、《俄罗斯问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十年的愿望》、《尤利斯?伏契克》、《种桔的人们》、《在那一边》、《西望长安》、《归来》、《日出》、《夜店》、《北京人》、《是谁之过》、《刘介梅》等多部话剧中扮演了角色。虽然她扮演的角色不一定重要，但社会反响并不小，尤其是1954年演出《尤利斯?伏契克》，妈妈扮演的一个女招待，出场仅二分钟，却博得全场四次掌声。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日出》里的翠喜，都让她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掌声。但是，距离她“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的理想，距离还远。尤其是1956年全国话剧调演，妈妈因为扮演的角色受到同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却没有被评上演员三等奖，妈妈对评奖产生了怀疑，进而产生“不满情绪”。本来是为了争取社会公平，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在戏剧事业中表现的机会，在妈妈的《坦白交代》中却自我谴责为： “1949年我二十二岁，确实还是有一些热情，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下，我演了不少黑戏，受到重视。我就把自己当成了人才、明珠，认为对话剧团有功，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而一些党员，解放前私人关系比较好，但解放后因为她是党员，地位就比我高，她能参加的会我不能参加，她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我就认为不公平。因此发展到1958年，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埋没了我，觉得他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1958年3月，妈妈终于因为这种“不满情绪”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初是下放到南桐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刚开始时，刚满30岁的妈妈认为自己一切都完了，情绪非常低落，她不服：“未必（注：川语“难道”之意）我是特务？”妈妈在劳动改造的农场天天哭，也不说话，后来是因为听说“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还是可以回去演戏的，她重又找到了希望。 1959年，宣传文教口的“右派分子”全部转移到长寿湖渔场继续劳动改造，妈妈始终抱着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剧团去演戏的希望，背负着“右派分子”帽子给她带来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接受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1961年底，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说，“曾容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劳动改造好了，还是可以让她回来演戏的。”于是，妈妈在这年得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调回到市话剧团，继续做演员。她本以为自己比其他“右派分子”更幸运，可以回到原来的单位从事原来的工作，谁知道这是更大灾难的开始。 安排妈妈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雷雨》里的繁漪B角，这个角色对于她来说，原本并不困难。但是，因为“摘帽右派”的身份，因为劳动改造带给妈妈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也因为周围人事环境的改变，在导演的呵斥和部分同事诧异的眼光中，妈妈再也找不回作演员的自信，而失去自信，是对一个演员最致命的打击！这时，妈妈完全绝望了。应该说，“右派分子”的政治待遇对妈妈造成的实质性打击，就是从扮演繁漪而无法得心应手开始的。妈妈在《坦白交待》中写道：“最初回来时，认为政治上完了，业务上只要多演几个戏，还是有基础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的希望很快就被打得粉碎。 妈妈一生除了演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爱好或者特长，她的全部热情和人生目的就是做一个好的话剧演员，甚至对女儿，她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我和姐姐从三岁起就被送进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学校，一直到15岁上山下乡当知青，和妈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可能加起来也不到两年。即或在放寒暑假的时间，我们也是在剧场的后台同她呆的时间多一些：她上台了，我们就到剧场里看她演出；等到她下场后，才可以去后台同她说说话。我们至今对妈妈的印象，也是舞台上不同角色的形象多于生活中的母亲形象。 这样的一个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视话剧职业为生命的人，失去了事业就等于失去了她的生命。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等待妈妈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扫入“牛鬼蛇神”的范畴。最初是被勒令劳动，负责打扫剧团的厕所和走道，后来又被无休无止地批判，妈妈曾被押解到解放碑开批斗会，胸前挂着自己名字上打了红叉的木牌。被抄家，被关押，被无数人训斥，她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批斗会上，她被人从食堂饭桌上面又重起的一把椅子上猛地推倒在地，双手顿时摔得血肉模糊，回到家时连饭碗都无法端起，但妈妈没有吭一声，她怕我们知道她受到的屈辱，她想在女儿面前保持她的一点自尊！ 此时的妈妈很柔弱，处于外力的压制之下，无助而无奈。终于，她在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审查批判后，在工宣队的一再督促下，开始写《坦白交代》，交代她的经历，深刻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最后一段她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半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参加了各种批判会，特别下班后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教导要把我这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做了几十次挽救工作，促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新估计自己，把长期被我颠倒了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前二十年，我犯了罪，对不起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不起革命人民。我才四十二岁，在下半辈子我要像清华□□□（注：原文缺字，估计是指当时被毛泽东树为样板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经验之一的清华大学的所谓“落实政策”）摘掉帽子的人一样，重打鼓，新开张。我还有孩子，她们生长在新社会，热爱毛主席，我不能让她们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母亲，我要永远在自己思想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革命，今后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多么“深刻”！ 尽管如此，她还是没能逃脱被继续关押审查的厄运。1970年底，妈妈感觉身体不舒服，时常肚子疼,负责监督她的人不允许她到医院看病，说她是想逃避劳动，逃避批判。直到有一天，她向同在被监督劳动的曹樱阿姨讲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症状，曹阿姨模到妈妈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感到病情严重，于是向负责关押他们的人请求。最后到1971年9月7日，妈妈才得以去医院看病。医生当即要求妈妈住院治疗，9月27日行剖腹探查，发现“腹部右侧有鹅蛋大紫色包块，左侧有数个指头大小或绿豆大类似包块，并与骨盆部分粘连，因无法分离包块，关腹。”病检诊断为卵巢乳头状腺癌。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只有三个月，但她活了一年零三个月。这多活的一年，全凭她对话剧的向往，以及能够重新上舞台的梦想支撑着。 生病后的妈妈，肉体和精神是极度分裂的。病痛折磨她的肉体，疼痛时她大声喊叫，尤其夜深人静时的哀号，让整幢住院大楼的病人都不得安宁，更令我的内心产生恐惧。医生给她注射了杜冷丁后，药物的作用可以维持几个小时的安静。然而在精神上，妈妈又显得格外的松弛，因为生病而不再被批斗，因为患癌症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人世，而免去了“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我发现妈妈其实很享受这生病的过程。有时，她甚至会拿起一本剧本专心地阅读，这是当时剧团正在排练的一出话剧《艳阳天》，她对病友说，“等我的病好了，我要去争取扮演焦淑红（剧中女主角）的B角！”为了这个愿望，她再痛也要坚持吃饭，吃一口鲊海椒，下一小口饭，她坚信“多吃一口就是胜利！”1973年1月13日，妈妈在平静和遗憾中去了。她没有实现她的梦想——“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但是，她终于可以永久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去到天国。愿天国也有话剧，妈妈可以实现她并不奢侈的愿望。 1979年初，妈妈所在单位专门为她补开了追悼会。会场恰好选在曾经关押过妈妈的原“中制”摄影棚的隔壁——剧团的排练场。妈妈的遗像挂在舞台正中的上方，我选择了她扮演《年青的一代》中夏倩茹的剧照，遗像下方的骨灰盒，是剧团特意去买的，里面没有骨灰，就像是剧中的道具。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一二百人，把排练场挤得满满的。悼词说，曾容同志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台下的人们在哭泣，我站在舞台上，站在母亲的遗像前，一滴眼泪也没有。 面对这个场面，我的内心异常冷静。台下哭的人我都熟悉。我心里在想，有的人为什么哭泣？是因为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而内心真正感到忏悔？还是把这个场合也当作演出，剧情规定应该哭，他们就哭了？我想说，如果当初你们稍微有一点同情心，面对一个毫无招架之力的弱女子，手下留一点情；如果是非不是那样颠倒扭曲，想演几个世界名著的女主角，就不是“罪过”，妈妈的身心就不会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情景。 我知道，人性是善恶兼备的。当整个社会在纵容甚至挑动人性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时，人的行为将会比野兽更残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不是斗争人，就是被人斗争……现在的人不可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状况，也不可能相信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黑暗的一段。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何止是人的生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道德的沦丧！ 我知道，“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于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这也是我将妈妈的《坦白交待》保留至今的原因。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