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随想——

为什么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

 

2003年8月，我参观了井冈山。井冈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这里坚持了数年的武装割据。

                   

井冈山既是重要的革命历史遗迹，也是一个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崇山峻岭，苍松翠柏，竹林片片，溪水潺潺。飞流直下的瀑布，随处可见。喧嚣的水声，在山谷中回响。

井冈山是一个旅游景点，但与其他的旅游景点不同，井冈山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气息的地方。到处可以见到毛泽东同志的画像，到处可以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手迹，到处都响着在别处很少可以听到的关于毛泽东同志的颂歌。

我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红军医院、红军造币厂等多处遗址。通过参观多处革命事迹陈列，我得到两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许多烈士牺牲时都很年轻，不过20出头。本来，他们可以像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享受更多的人生历程，体验更多的人间美好。但是，他们却为了理想而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许多井冈山上的革命志士都不是“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富家子弟，都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都曾经有更平坦、更安全的路可走。毛泽东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朱德曾担任国民革命军11军副军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周恩来曾担任黄埔军校教导主任，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他们本来都可以穿西装、蹬马靴、扎皮带，过一种体面而高贵的生活，他们都不一定非要和“泥腿子”们混在一起穿草鞋、吃红薯、钻山林，承受流寇生活的艰辛和危险。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理由只有一个：理想。建立一个没有强权、没有压迫、没有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乌托邦理想在人类历史上已经绵延数千年，我相信，乌托邦理想永远不会从人类历史上消失。

盘桓在这些低矮、阴暗、潮湿的遗址中，在我心中反复出现的旋律是《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腔：“为什么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为的是，救穷人，救中国……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盘桓在这些低矮、阴暗、潮湿的遗址中，我想到了居里夫人。当经过千辛万苦分离出镭元素之后，她放弃了专利申请，将这一科学发现无私地奉献给人类。居里夫人在回应一些朋友善意的批评时说：“人类的确需要注重自己实际利益的人，他们努力工作，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且与人类普遍利益不相违背；但是，人类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义的人，他们追求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无暇顾及本身的物质利益。”

盘桓在这些低矮、阴暗、潮湿的遗址中，我还想到毛泽东同志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结束时所说的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想到这些，我庄重地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献上了一个花圈，表达自己对那些为理想而献身者的敬仰。

    庄重地献上一个花圈

 

告别了井冈山，回到校园，又面临繁重的工作，又面临种种的困扰。但是，我的心境已经有所不同。由于在井冈山汲取了理想主义的滋养，我会以更积极、更平静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

 

                                                      （已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2期）

 

 

娄山关随想——敢问路在何方

   

2004年7月底，利用在贵阳参加会议的机会，我游览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战斗旧址娄山关。

                娄山关 

站在娄山关上北望，山势奇拔陡峭，异常险峻，确实属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确实属于兵家必争的咽喉之地。1935年2月底红军对娄山关进行长途奔袭，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付出了包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内的许多红军将士的生命，终于抢在来自遵义的援军之前，攻下了娄山关。继而居高临下击溃了黔军王家烈部的增援部队，二次占领遵义，出其不意地跳出了在重庆坐镇指挥的蒋介石精心构造的包围圈，为中央红军争得了新的生机。现在回想起来，仍可以感受到当时千钧一发的紧张气氛。简直不敢设想，倘若红军迟一步夺取关口，倘若守军再多坚持一刻，坚持到增援部队赶到，那么，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川黔边境的娄山关被世人广泛知晓，很大程度缘于毛泽东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在战斗结束以后吟成的，既记录了战斗的场景，也体现了诗人当时的心情。从“喇叭声咽”、“残阳如血”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战斗的艰难和惨烈。1957年《娄山关》词在《诗刊》正式发表时，作者也曾经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那场异常惨烈的娄山关战斗却是发生在“北上抗日红军”的“南征”中，是一场从北向南的进攻战斗。在此次娄山关战斗不久之前的1935年1月，红军曾经从南向北比较轻松地占领过娄山关一次。

“四渡赤水”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独特战例，长期吸引着军事家们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夺取娄山关的战斗发生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在“二渡”之后。按最初的战略设想，红军打算在四川境内渡过长江，北上与陕北红军汇合。为了阻止红军渡江，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调兵遣将，计划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为了跳出重围，红军只好掉头南下，二打娄山关，重返贵州。经过“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最终“调虎离山袭金沙”，在云南境内渡过长江（金沙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站在娄山关上，缅怀那些已经埋骨青山的烈士们，心中涌起思绪万千。烈士们的在天之灵是否在为“忽报人间曾伏虎”而“泪飞顿作倾盆雨”？烈士们的在天之灵是否在为“便有精生白骨堆”而“斑竹一枝千滴泪”？我想到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从邓小平讲此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我们的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两极分化？中国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答案至少是存在争议的。无法否认，中国在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使“基尼系数”从队伍的末尾走到了世界前列。中国在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低人权标准”和“低环保标准”的优势，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资本家的乐园。我们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已经将很大比例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手中。

是否有必要“四渡赤水”？当年的红军队伍中一直是议论纷纷。至今，历史学家们继续对长征历史进行着五花八门的解读，继续对“四渡赤水”进行着种种善意或恶意的解读。“南征”和“向南攻关”是否当时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对此，仍然存在不同的议论。与此相仿，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唯一的选择？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是否迷失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对此，20年多年来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的。

在1985年3月7日的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到：“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是当年娄山关战斗的亲历者，他在讲这段话时，或许会回忆起自己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或许并不全是空话套话，或许确实包含着几分内心的由衷之言。

当年，追求共存主义（多数人沿袭日本人的译法将之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理想的共产党（“党”字在汉语中多用于贬意。《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其实，翻译为“共存会”更好）人，曾经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而在娄山关进行了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南征”。几十年后，一些仍然心怀共存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走上了一条并不轻松的资本主义道路。当年的红军，经过在云、贵、川的辗转迂回，走过曲折的道路后，终于重新回到了“北上抗日”的方向，终于迎来了光明的前途。几十年后，红军的继承者们，能否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能否带领中国走向光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雄关漫道”仍然“真如铁”般地挡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能否继续“迈步”向前？他们能否奋力“从头越”？这是他们不该忘记的问题。

 

延安随想——实力与榜样

 

2008年8月底，我到延安参加会议，第一次来到这个神往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圣地。1937年，延安不过是一个万余人口的小县城，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这曾经是我心中想象的延安形象。可惜，由于缺水，延河的河床中已经被绿色的植被所覆盖，延水已经不再“滚滚”。与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相比，宝塔山也不再显得“巍巍”。

         延河与宝塔山 

 
    在杨家岭和枣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旧居中，身穿制服尤其显得美丽端庄的讲解员娓娓讲述那些过去的故事。从幼小的童年起，我就已经对这些故事非常熟悉，但身临其境，种种心绪又不觉涌上心头，心底又泛起苦涩酸甜的种种滋味。

 

     穿制服的讲解员  

    在王家坪革命纪念馆中一块题为“边区的十个没有”的展版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

 

一没有贪官污吏
    二没有土豪劣绅
    三没有赌博
    四没有娼妓
    五没有小老婆
    六没有叫化子
    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磨擦饭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边区的“十个没有”

    这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演中的一段话。许许多多曾经到过延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可以证明，这“十个没有”基本符合当年延安的实际情况。不仅在延安时期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和小老婆，而且，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中，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也基本清除了这些东西。尽管部分掌握了话语权的“精粹”们拼命地咒骂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时代，但是，今天仍然在世的50岁以上的人，只要具有起码的客观态度，都可以证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基本清除了这些社会的疮疾。

漫步在这些狭小、局促、阴暗、潮湿的窑洞，我想到抗日胜利后的延安。当时，蒋介石政府拒绝美国的调停，意欲在短期内消灭“共匪”。面对拥有美国先进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延安没有先进的工业，也没有强大的武装。但是，延安拥有建设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的理想，延安拥有对“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和小老婆”的理想社会的向往。短短几年，似乎虚幻的理想就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武装。

我想到从延安走出的刘白羽老人。他在八十五岁时正式委托律师立下遗嘱，将自己一生珍藏的文物、字画全部捐献给国家。在这份长达二百余页的捐献清单中，包含许多旧友赠送的艺术珍品，包含傅抱石、黄宾虹、关山月、吴作人、黄永玉、郭沫若等题赠的书画作品，包含吴大徵（清代书法家）、吴昌硕（近代书画家）等书画大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在今天也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价值。白羽老人并没有将这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而是全部捐献给社会。在“向钱、向钱”的旋律响彻云霄的今天，白羽老人的行为几乎成为绝响。在白羽老人的《遗嘱》中，可以依稀看到延安的印记。当年，正是由于在延安聚集了一大批像刘白羽这样充满理想的青年，才凝聚起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迅速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我想到1946年从延安撤退的边区军民。在撤离延安的队伍中，有我年青的父母，也有我尚在襁褓中的哥哥。那时，他们的心中是否曾有过一时的迷惘和渺茫？那时，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踏上那前途未卜的漫长旅途？当时，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自己走向全国胜利的路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漫长。仅仅3年后，他们就在北京的天安门欢庆了自己的胜利。当时，他们可能也都没有想到，走向理想社会的路途却是那样的漫长，60年以后，整整一个“甲子”以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和小老婆，仍然遍布中国的城市和村庄。

我想到几天前，2008年8月27日，克林顿在美国民主党提名奥巴马为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最重要的是，奥巴马知道，只有我们自己在家中表现得强大，才能在世界上表现的强大。给全世界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我们所显示的实力，而是我们所树立的榜样”。（“Most important, Barack Obama knows that America cannot be strong abroad unless we are strong at home. People the world over have always been more impressed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than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的确，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不是靠自己所拥有的实力，而是靠自己所树立的榜样，不是靠强大的武装，而是靠执着的理想。或许，这是延安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启示，或许，这正是延安精神的核心。

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建设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的艰巨任务，我们仍然面临着在中国大地上清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艰巨任务。此时，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延安的榜样，有必要重新焕发延安的精神，有必要重新高扬延安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