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牛人

    前几天路过北京东三环，快到国贸桥时，像遇到堵车似的，车速都慢了下来，原来大家都在看那个大裤衩，看大裤衩旁边那个过了火的模样怪怪的大楼，都跟他行注目礼呢，怪不得速度都慢了下来。那模样怪怪的楼是大裤衩的附属建筑，还正在建，属于CCTV的文化中心，没能列入正册，北京人称之为配楼，如发改委、财政部等权大财多的大楼都有他们的配楼，配楼多了还分叫东配楼、西配楼。CCTV元宵节那场大火是烧得惨了点，这CCTV配楼被元宵节的大炮仗一把火点着，正所谓火烧火燎，原来好端端的金属外墙绝大部分被烧成枯焦色、铁锈色，有的窗架子被烧裂了，枝楞巴翘的，反正是挺难看了。据说这损失是论几个亿、多少个亿计算了，责任人也已抓了十几来个了。

据说，这责任人本意是想给CCTV元宵节晚会添个彩，放几个高科技烟火热闹热闹，谁想却把自己屁股底下的大楼给点着了。真是没想到，冤的慌！老百姓骂他们不把国家财产当回事；北京有关部门指责他们太横，不听劝，违规放那烟火，给北京丢脸、添乱；连CCTV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得知着火了，出事了，也一脸不屑地说，该！这帮牛人！

这是一帮牛人，仗着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多年经营，有权有势，把持着自己部门，垄断一些技术设备，经常刁难其他部门、拿捏其他部门的同事，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别人怎么看他们。对内如此，对外更是骄横，仗着是中央单位，对地方的管理执法部门不屑一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一帮牛人，一帮京城的牛人。但说老实话，这种牛人哪儿都有。这帮牛人的下场，不知能不能警示一些人，这些人你可以在中央单位看到，也可以在地方政府里看到，可以在执法部门里看到，也可以在普通单位里看到，这些人仍然在依仗自己的权势，依仗自己的地位，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胡作非为，目无法纪，视国家资产如粪土，视百姓民众如草芥，不到犯了戒律、曝了光，不会收手。好，这下把一栋大楼点了天灯，犯了众怒，锒铛入狱。

想想那些个CCTV配楼的负责人，平时是那么风光，行路有人拎包，进出前呼后拥，有多少人要想参与他们手中的项目、课题，有多少人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一点施舍、提携，有多少人想给他送礼、献媚。现在好，手戴镣铐，脚陷囹圄。你想，当公检法走进他们的家门，亮出拘捕证带走他们的时候，他的家人会以多么惊惶、无奈、迷茫、绝望的神情看着他走出家门。你会想起《红楼梦》里“忽剌剌似大厦倾”的话，会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夹起尾巴做人”的话，会觉着正应了古人说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我倒是起了点恻隐之心。呜呼，京城的牛人们！

 

  京城的牛人续：二人闲扯抬

    我写了一篇“京城的牛人”。

朋友说，我也给你说个牛人。

我说好呀，是谁？

朋友说，京胜利！

哈，说京城牛人，还真有姓京的牛人？

开个玩笑，朋友说，英文字母V不是胜利的意思吗？京字加V字不就是京胜利吗？

哈，你说的是白底红字的那个车牌吧？确实是最牛气车牌了。

朋友说，挂那牌的车是京城最牛的车，开那车的人是最牛的人。警察见了，不是让三分，而是让十分。见红灯可以不刹车，超车不开侧灯，并线不开侧灯，往路边停车不开侧灯，还会警灯闪闪，喇叭乱按，这多牛！

我说，有点夸张，个别现象吧？

朋友说，反正不少。你没觉着京城的大超市外边，大商场外边，大剧院外边，大饭店外边，大歌厅外边时常可以看见挂那牌的车停着，居民区里也经常可看见。

我说，这倒是。我们那里的小区就经常有挂那牌的车过夜，还不用交停车费，因为它是红字车牌子，确实牛。

朋友说，你听听他那个牛样：那天我在小区的马路边买点水果，一辆车开过了，大概是嫌路窄人多，叭叭地连续按喇叭。我一听就烦，嘟囔了一句：大白天按什么喇叭，烦人！侧身一看，哈，正是一辆“京胜利”。谁知这车“吱”地在我后边站了下来，车门一开，下来个穿制服的，指着我说，你嚷嚷什么？

哈，这耳朵好使，开着车还能听见街上人的嘟囔话！

朋友说，我嚷嚷什么你管得着吗？我说你大白天开车按什么喇叭？不看看这儿是居民区吗？

那人说，路上人多，按两下怎么啦？

你是按两下吗？你连续按，叭叭叭地按，不知道市政府规定居民小区不能按喇叭吗？

那人说，我按了，怎么啦？

朋友说，你开这牌子的车，跟老百姓耍横，不算能耐，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那人见给他上纲上线，便火了，扯着嗓门嚷嚷道，你跟我说话注意点！你是什么单位的？

旁边围观的人赶紧把我那朋友拉走。完了那人气呼呼地开着“京胜利”走了。

我哈哈大笑，敢情是让姓京的牛人“呛”着了一回，耿耿于怀，于是来数落他们的不是了。

朋友说，挂那牌的车在吃喝娱乐购物中心及居民区经常可见，最能反映“公车私用”泛滥的问题了。

我说，这倒是，还有其他一些白底红字的车牌，不少是有这现象。但是，我倒宁愿欣赏这些公车的坦率、公开、透明，公车私用就公车私用了，至少没有遮遮掩掩。你没看见更多的公车，车牌跟私家车没有区别，你能够监督这些公车私用吗？

朋友说，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共产党要“立党为公”，现在好，成了“立党为三公”，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

我说，与时俱进，又有新的呢，有的城市公款买健身俱乐部的健身卡发给处以上干部，叫公款健身；有的地方公款买娱乐城的按摩卡，发给厅局以上干部，叫公款按摩。真是花样繁多，不变的是总是让公款买单。再不下决心遏制，不知还要花掉多少公家钱，落下多少老百姓的埋怨！

朋友是学经济的，说开了就来劲了：你知道这“三公”一年下来要花费多少民脂民膏？9000多亿元人民币啊，这还是2004年的数字，现在肯定大大超过1万亿了。但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是6万亿元，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就花去1/6多，要是再算上全国吃皇粮化公款的兖兖诸公们的薪水奖金、住房、医疗、办公设施、办公用品等众多开销，还要化去多少财政收入份额？还能剩多少钱可以用来解决老百姓包括亿万农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问题呢？还能剩多少钱可以用来解决青年人包括千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呢？还能剩多少钱可以用来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发展国防呢？

朋友说，我有时候就纳闷，都是举社会主义旗子，但在一些社会什么主义的国家反倒政府廉洁，政治清明，官员们很少享有特权，官员们很难贪腐捞好处，居民们收入差距小，社会贫富差距小。

我说，那倒是，这些国家的腐败指数最低，世界公认。但新加坡不是社会那个主义，也很廉洁呀，很富有呀。

朋友说，你提起新加坡，嗨，咱们有个专学新加坡的地方，那个地区有几个领导出国考察，竟然喝6000美圆一瓶的好酒！还喝了好几瓶！问是什么酒？说是皇家大炮，闻所未闻，一顿饭吃掉了20万元！化起公款来是真爽！

新加坡没学着，还是外孙打灯笼，照旧。也许这还叫橘逾淮为枳。我说。

朋友说，我很欣赏有些国家的管理有方。在有些国家，高官下班后办私事，会自觉去开自家的车外出。德国《图片报》曾报道，德国总理施罗德宁愿开着妻子的大众轿车回别墅度周末也不愿意乘坐政府提供的防弹豪华轿车。原因是乘公车回家要支付高额的税费。按规定，施罗德总理乘坐政府提供的豪华防弹轿车上下班，他为此每月要支付六百八十六马克的税费，相当于三百四十美元。由于德国在这些服务方面征收的税费非常高，如果施罗德打算乘坐政府的轿车去一些私人场所，他需要支付更加高的税费。因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施罗德通常开着他妻子的小车去参加网球比赛或是去一些私人场所，当然通常都有保镖跟随，有趣的是，施罗德总理坐在拥挤的小车里，而他的保镖却坐在宽敞舒适的豪华轿车当中。

我说，确实有趣。一个德国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而被追究责任而辞职。瑞典最严格，首相也开私家车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是否执行公务。丹麦严格监管政府官员贪腐或享有特权。2005年5月，丹麦发生移民官收受中国留学生贿赂的丑闻，其中一件贿赂金额约合人民币8万元，竟被称为“丹麦30年来最大宗的贿赂案”。

朋友说，这些国家的管理是否更合理一点？

我说，不可比，不可比。人家是人家的主义，咱是有特色的主义，要有点儿耐心，要往长远看。

朋友说，人家的主义弄成了廉洁的、平等的、非权贵、非特权的社会模式，我们在有特色的主义下发展确实快多了，GDP是高多了，但却弄成贪腐的、贫富差距大、权贵的、特权盛行的现状。

嗨，初级阶段嘛，我说。

朋友说，老邓讲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应该说贪腐也不是社会主义，权贵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权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老百姓要用1万多元、甚至2万多元一平米的价格买房子，而公务员只要化5000多元一平米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房子，而且地段还好，而且美其名曰经济适用房，而且还不要像老百姓那样的排队抽号提心吊胆地等待。

我说，怪不得要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敢情是让公务员们先快快搭上这条政策，先尝政策甜头。

朋友说，嗨，政策就是他们制定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这叫“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反正是应了马克思说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说，你这个用典用叉了。马克思批评的跳蚤，指的还真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他们的社会那个主义。

朋友说，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人家那些跳蚤修行成功了，还了真身，看看那里，治理国家有一套办法，全球廉政排名数一数二。马克思现在见了应该也会笑纳的。倒是我们这儿出了一群不把人民利益当回事、专会挥霍公款、只顾自己捞好处、牛皮哄哄的跳蚤。有违马克思的教诲吧？

不中，不中，你这有以偏概全之嫌！我说，真该让那个姓京的牛人再来“呛”你一次：你跟我说话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