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了一次工

 

知青上山下乡后身份变了，从红卫兵革命小将，变成了要“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如果你又被调到当地的学校当教师，那就又从知青变成了知识分子成堆地方的“臭老九”了。

我1968年到黑龙江兵团农场，后来从农场调到兵团迎春机械厂当电镀工，不久调到工厂的子弟学校当老师。那时的学校刚在复课闹革命，秩序很乱，学生爱来不来，爱上不上，老师很不好当。但我们这些知青教师还是很热心，很尽心地想法子上好课，跟学生搞好关系。但有的学生基础差，不想学，你还真没办法。你批评他，他就记仇，想法找茬，跟你捣乱。一位北京知青的女教师上课时批评了一个学生，这个捣蛋的学生突然竖起一支铅笔大声说：你这个坏笔！故意把“笔”念成第一声，连喊几声。教室里哄堂大笑，那女教师气得课也上不下去。那是个没有师道尊严的时代，是“老九”最臭的时代。正是我们这些红卫兵们自己首先动手把师道尊严砸碎在地的，等到我们自己当老师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亮是来自北京师大附中的知青，教体育课。他们这批北京知青1967年冬天就在天安门举行庄严的告别仪式，自愿上山下乡奔赴北大荒。他们中后来比较出名的有原证监会副秘书长、现中金公司的副总经理汪建熙。我曾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真了不起，这么早就上山下乡了，我们那时还在大批判打派仗，还没有玩儿够呢。一天上体育课，李亮批评几个学生不守纪律，结果顶起牛来，那几个学生干脆围上去把李亮打个鼻青眼肿，捶翻在地。这老师没法当了，老师们都十分气愤。

但学校领导不批评学生，还说李亮也有错。我很生气，到宿舍去看望李亮。我对在场的一些老师说，这课没法上了，明天我罢一天课，对李亮以示声援，对学校领导以示抗议。第二天班里学生来了，我这个老师却没到。学生们听说老师罢课都炸了窝了，满校园溜达。教导主任秦祝章老师急急地赶到宿舍找我，说：你怎么可以罢工？秦祝章老师是十万官兵下关东的那拨人，为人厚道，平时很关心我们青年教师，讲一口南通附近的启东话，很像上海的崇明话。我说就一天，明天就去上课。他说，不行！谁允许你罢工的？马上去上课，学生等着呢。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罢工的权利，必须让学校领导对打人的学生做出处理。我完全忘了当年把老师当牛鬼蛇神批斗时、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蛮横劲儿，忘了现在文革还在进行呢，倒要求马上还教师的尊严，岂不缘木求鱼？岂不荒谬？好在秦祝章老师是个灭火队员，哪里有事那里去堵漏洞，什么课都能教，初中高中的都行，我那几节罢掉的课，秦老师都给我上了。

但事情没完。屋漏偏逢连夜雨。过不了几天，全国报道红小兵黄帅日记摘抄，鼓励学生反潮流，反对师道尊严，即所谓“黄帅事件”。江青亲自接见小将黄帅，批判“师道尊严”，于是教师那“臭老九”的地位近乎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相提并论了。这下舆论一边倒，学校军宣队领导在教师会上不指名批评说，有人过去参加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非法活动（暗指我曾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现在还要罢工，摆一副师道尊严。我哑口无言，灰溜溜的只有低头听的份儿。事后，同一办公室的北京知青王章俊老师告诉我，那次会议后，教研组长纪增华老师私下说，这一手厉害呀，老账新账一起算，引而不发，让别人不知道你这个人的问题有多大，不敢接近你，这就把局面控制住了，就再也甭提那学生打老师的事了。学校领导还算手下留情，既稳住了教师的情绪，又不让事情再闹大，颇有点平衡术的手段。

工作了一辈子，也就罢了这么一天工，结果是不了了之，但也自由意志了一把。并且我还记住了，我国的宪法曾经规定过公民有罢工的权利。

 

                                                                                知青杂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