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及其它

     友人寄来一本书，连同对它的夸赞与推荐。然后告知：这本书已经遭到查禁，书店里是不准再卖了，据说它的出版人员也都受到处罚。作者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翻开版权页，知道这是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去年12月初版的《往事何堪哀》，是该社“往事书系”五部书之首。然而这部书只印了8000册，倘若“人手一册”，“点击率”大抵也只8000人吧，如果除去书店里尚未卖出便被收缴去的，就更加少得可怜，远不及“超女”来得火爆。看来这个国家更需要热闹而不需要思考，不过，马克思先生要是知道他的徒子徒孙如此热衷于书报检查制度，一定会气得背过气去。其实，马克思先生早在1842年2月就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口诛笔伐了这个制度，他写道：“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不过列宁同志一发展，就把马克思深恶痛绝的制度给捡回来了，欢迎并实行这个制度的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还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以及希特勒的纳粹。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还在世时就说过：“如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恩格斯1890年9月28日致拉法格的信。）尽管编者《前面的话》说得中肯：“我们拒绝遗忘――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不自欺，也不欺世。”然而，躲得了初一――它出版了，却躲不了十五――终于还是遭到查禁。所幸有了初一到十五的这一点间隙，人们还是得知了这本书。
    
     拿过书来顺手翻开，第一眼看见的是《良知的在场与缺失》，说的是“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这篇文章开篇就记录了1986年3月14日韦君宜先生悼丁玲的一副挽联：“早年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作者分析道，韦君宜这副在遗体告别式上独具一格的挽联，既缅怀了丁玲早期作品的赞美，又流露出对其晚年行状的“困惑、质疑和谴责”。韦君宜是一位以《思痛录》获得广泛敬仰的女作家，文化高干。她以手中的笔义无反顾、痛快淋漓地倾吐了自己长期的积郁，揭示了她所经历的自延安整风直至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真相，该书于1998年出版后，在海内外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无论它的深刻程度如何，总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高干中是难得的，今后及更遥远的未来，这本《思痛录》都是人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必读书。
    
     丁玲的故事只简单说一下：她在一个衰落的家庭里渡过童年及少年时代，却正逢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躁动的中国。于是跟那个时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挣脱了家庭礼教的束缚，奔向相对西化的城市。在上海，她的处女作《沙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引起不凡的反响，有些类似于前段时间网上那位“芙蓉姐姐”。与其说这个作品有多高的文学价值，不如说它更具有更高的社会效应，在“讳”字当头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里，在女性社会地位长期低下的世俗环境中，沙菲女士之叛逆性宣言，无疑有助于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渴求，这也是韦君宜先生在其挽联上联里表达的意思，与丁玲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所受到的激励反映出丁玲在那个时代的先驱影响。然后，跟胡也频的事实婚姻改变了丁玲的创作方向，她抛弃了发掘人性之作家正道，转向为阶级、革命呐喊，变成了政治宣传员。当胡也频与他的同志们被自己的党出卖，成为借刀杀人的牺牲品之后，也是党员的丁玲接着有了三年牢狱之祸，出狱后她即投奔延安，成为第一位知名文化人投奔陕北的楷模。急于招兵买马的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的热情欢迎是真诚的，不但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盛宴招待并于西安事变的百忙之中偷闲赋《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后来还书之以贈，夸道：“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此前一年，毛手书六言诗夸赞屡破强敌保住安身立命之地的彭德怀，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如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陕北取得合法地位而无战事，赞美“纤笔一枝谁与似？”就是当务之急，因为毛很清楚这些“笔杆子”每一枝都顶得“三千毛瑟精兵”的，他需要更多的文人投靠，否则不可能成就大业，而丁玲此时无疑如同一面旗帜。对于丁玲本人，也就受宠若惊，中国文人那种附庸权势的劣根性，在丁玲身上光芒四射。从此以后，丁玲自觉地克服自身残存的一点作家禀性，自愿地充当党的宣传工具。费尔巴哈说：“真正的作家是人类的良心。”当丁玲或其他文人热血沸腾地献身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那么他们必然要以这个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无可避免地必须抛弃人类的良心而就团伙利益。何况，这个党及其领袖视“人性论”为眼中钉肉中刺，除恶务尽般绞杀“人类的良心”而倡导“阶级”的利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类绞杀及倡导的纲领，而丁玲恰以这个座谈会的主角之一为最高荣誉，她积极主动地抛弃“文小姐”的恶臭，企图成为散发着“武将军”汗香之巾帼英雄，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王彬彬行文道：“她开始从内心最深处建立起了对毛泽东的感激、热爱、信服、崇拜，并在此后的延安岁月中不断地巩固，最终强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它，哪怕是毛泽东本人也难以做到。”
    
     从《丁玲自传》以及其他人所写的传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丁玲在延安的最严重的挫折在于《‘三八节’有感》。还在“整风”之前的1940年，丁玲为她在南京的牢狱之灾尚存疑虑找到毛泽东，是毛亲口告诉她“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并安排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陈云为丁玲做出相同的文字结论，装进她的档案袋里。整风运动高潮的1942年，这篇《‘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同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又几乎同时被打成“反革命文章”。这两篇文字基本没有文学气息，都是批评延安的“不正之风”之“大字报”，从而遭到众多延安老干部的强烈指责。王实味当即被“专政”，后来终遭杀身之祸，而丁玲因毛的保护毫发无伤，反而成为积极给王实味落井下石的干将。这个事件除了证明党派利益不允许任何异议之外，还证明了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在延安已经与时俱进成党派专制，体现于领袖意志高于一切的个人专制。在丁玲眼中，这意味着“谢圣上不杀之恩”，对比那些连《‘三八节’有感》之类都没有写过却依然被整得死去活来的诸多文化人，丁玲直至晚年仍表白：“毛主席的话保护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并且丝毫也不为自己积极参与批判王实味而有任何不安更别说歉意了。
    
     我一贯地不愿意使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中国的文化人，因为这很涉嫌玷污了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英国思想家萨义德、班达等定义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中国极少这类人物，却不乏识字的奴才。丁玲逃过此劫后一直受到重用，作为党管文艺的主要干部之一。除了继续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讴歌呐喊之外，更逐渐演化成打人的棍子，作家的使命则愈离愈远。至于那部被认为是丁玲杰作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说文学价值实在牵强附会，说文字服务价值它无疑堪称佳品。“斯大林文学奖金”本身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奖项，何况中共拿出来的文字材料本来就寥若晨星，给一个二等奖其抚慰中共的意义更大于褒奖文学的意义。建国后的丁玲更身居要职，她把持的《文艺报》简直就是文人们遭难的晴雨表，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孙犁、批萧也牧等等。那时的写书匠们视《文艺报》为地狱判官，唯恐自己的名字被这本杂志画上红勾，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春风得意的丁玲秉承圣意，六亲不认，为毛泽东扫荡中国文化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圣意孰可料？不知哪根神经搭错线，兔死狗烹的毛亲自捉刀，一巴掌把丁玲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当年他老人家亲自拍板审查并已作出书面结论的丁玲牢狱问题，否定之否定变成“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丁玲于是自我放逐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改造自己。对于她在北大荒的死里逃生的苦难，属于罪有应得抑或蒙冤罹难，怕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死后，丁玲也得以重返江湖。不过她痴情不改，继续一往情深地热恋她的领袖以及曾经从事过的“左”业。至此，早期的丁玲已经死了，她那“一支破笔”（丁玲自语），再也充当不了“三千毛瑟精兵”的作用了，只好如荒冢边上站立于枯枝的乌鸦，呱噪着哀叹落山的红太阳。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里说：“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又奉迎过蒙古人满州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实利又何损哉？”丁玲与那些靠整人飞黄腾达的人们不同，那些人淡忘了自己如何飞黄腾达起来的，期间又有多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凄惨故事；只在喋喋不休地唠叨自己被整的惨烈。丁玲说：“二十多年的辛酸苦辣就这么过去了，很多事情我是不会讲的，跟我的女儿也不讲，讲这个做什么，但是好的呐，我要讲，我讲了许多好的东西，许多使我有收获的东西。”此类选择性遗忘与选择性记忆是她的权利，没人能干涉她。然而人们有理由报以期待，巴尔扎克说：“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罢了。”
    
     丁玲不是一个“逗乐的人”，因为所有被她逗的人都乐不起来。萧也牧曾经才华横溢，然而自从被丁玲打了一棍子以后就再也没有作品问世，并且惨遭各种“武器的批判”，甚至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直至1970年以52岁的作家黄金年龄“被迫害致死”，埋在“牛棚”所在地的乱葬岗子上。当人们期待已获顺境的丁玲有所表示之时，老太太极其愤怒，她坚持认为她给萧也牧的那一棍子并非棍子，而是正确的批评帮助，谁让萧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自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支撑着她渡过了毛泽东亲手制造的对她的迫害。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她的愚忠精神已经根深蒂固到何等地步，也不去讨论万一毛的遗产继承人跟她本人一样坚守“两个凡是”的原则，她可能平反并恢复顺境吗？就算是中央确定的“十年浩劫”吧，难道一位深有体会历尽磨难的作家，居然可以用“不打算写‘伤痕’作品”搪塞过去？与此相反，从“反右”到“文革”，丁玲把二十多年的苦难当成党和毛对她的磨练，她谴责别人对此作任何反思，写作了《杜晚香》来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讴歌，还以《“牛棚”小品》来淡化苦难生造甜蜜。这样，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丁玲更应该算是党的文化干部而不是什么“作家”。
    
     事实上，当“公有制”水银泻地般垄断了所有中国人的饭碗时，这个国家的专制就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作家群从那时起便已经失灭，所有曾经自诩为“作家”的人群，全都被收编进入党的宣传部队，为弘扬奴性而冲锋陷阵，沿着古来就有的“文字狱”大道奋勇前进，“以邻为壑”，“落井下石”，道德与良知都被阶级斗争理论淹没。任何“作家”，稍有悟性迟钝者皆打入另册，如涉嫌背离此道，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丁玲的遭遇是另一回事，她的受难，文章的被批判属于“何患无辞”，而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才是“欲加之罪”的根本。这似乎应验了德国诗人席勒之言：“艺术家虽然是他的时代的儿子，但如果他同时是时代的门徒甚至是时代的宠臣，那对他就不幸了。”
    
     丁玲在大难不死之后的态度，并非偶然。她既然已经不属于作家而属于党的宣传干部，捍卫这个党的利益是她对是非判断的标准。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鲁迅在《这个与那个（四、流产与断种）》一文里描述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我们不必去探究为何官方禁止探讨它自己定性的“十年浩劫”，因为那探讨越是深入，对于这个党的既得利益的危害也就越严重。改革以来的政略方针，大抵是只求善美不求真实的，民众中似乎也满足于此。没有谁理会如果失去真实又何来善美。你不能对这个“奉迎过蒙古人满州人大驾了的国度”之民众有太高的奢求，他们很容易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日子。于是我们“虱子多了不痒”地看见：当初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四人帮”暴行的人们，如今也声情并茂地高唱“样板戏”；那些曾经惨遭折磨的电影人，如今则津津有味地回顾他们当年依照“三突出”原则所拍的旧片；更多的当初过“食堂关”时经历了“人相食”惨状的农民，刚刚吃饱饭便迫不及待地向“伟大领袖”画像塑像烧香磕头顶礼膜拜；当一具现代木乃伊被恭奉在水晶棺里，对于任何文明的国度都是难以启齿的耻辱，在这里却不乏半夜排队以求瞻仰的愚民。在这样的沃土里，涌现丁玲之类就是必然。有人说：“只有愚劣的统治者，没有愚劣的人民。”照我看，只有愚劣的人民，才可能有愚劣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