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内地向内蒙移民，其源甚远，远事不提，近则小说家张恨水当年即就读于蒙藏垦植专门学校。此校在苏州，乃于本世纪一十年代按孙中山计划所开，后此校因经费不足停办，张恨水遂未去成内蒙。若张恨水当年从愿，应是我辈师叔。

我牧场之移民，最早—批，乃系本世纪五十年代由政府组织而来，皆是农民。而我牧场无霜期短，气候条件不利于种田，来者悉安排做牧业辅助劳动：搞基建、赶大车、擀毡子等等。此批之后，逐年有投亲奔友者至，零零星星，无成批规模，但积少成’多。众位在场部附近搭起土坯房，有几十家，后来场部迁至新址，多数移民未随之搬动，原场部被人们称为旧场部，其实已不是场部，只是移民村落。

牧野茫茫，人地两生，不为生计所迫，移民焉能下狠心背井离乡。当初来时，无人不怀发财欲念，然缘其在牧场中地位低微，牧场管理又严，终无人能发迹，但收入已优于农村者家。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长期地位不高，便都成了当然派。有些人乘机以革命之名义借款，说是要到旗里去取革命之经，借款时，正逢场长骑马欲下队，者便一手拽其马缰，一手扬起石头恐吓，场长焉敢不借，而一借每人便是几千元，此数目在当时乃是惊人之数。无革命之气魄者捞不到巨款，也能借管理废弛之机发点小财。套旱獭、捡蘑菇，都能卖钱，夏季草棵上沾挂些许羊毛，摘拣下来卖给收购站，亦是不小进项，而这些生财之法，文化大革命前概不允许。

插队知青到，此乃牧场接纳史上最大一批移民。然知青绝不肯将自己混同于以往之移民，插队最初两年，知青为供给制待遇，每人每月只挣十三元，而第三年场都要将知青改为记工分，即每月改为可以挣到四、五十元时，不少知青皆表示愤慨，认为改供给为计分是倒退，是对知青之侮辱。此高风亮节足以使古代口不言利之君子自叹弗如，更不必与牧场以往之移民相比了。

知青插队不久，牧场改为生产建设兵团，此移民之规模远较知青插队为大。兵团战士编成连队，盖起营房，试种庄稼，庄稼未种成功，便为牧业做一些辅助劳动。兵团战士收入低于插队知青，每月只有津贴，按年头数额不等，但都有限。个别兵团战士来兵团之前已成家，津贴根本不够养家。一兵团战士乃保定农村人，到兵团不久，妻子携女来探视，实际是来投奔，日久钱窘，连里开饭时，该战士打来自己那份，回来往锅里一倒，兑水乃成三份。靠诸位周济，其妻又种了些蔬菜，这才度过难关。

除兵团战士外，兵团也编入一些复员兵。复员兵皆有家室，经济意识强，所受限制又较兵团战士少，故其发挥令人瞩目。草原有芦苇资源，且有收购站，个人也可割来去卖。一复员兵没日没夜打苇子，积劳成疾，过早撒手西去。另一复员兵刻意积蓄，每日记账，月底自结，某月底，算盘拨弄半夜，账上总少二分钱，若是没花，必是丢了，定要弄清，冥思苦想，最后一拍大腿，站起来了：“那天在供销社买了盒火柴！”

最能捞世界者乃是兵团某些官长们，建兵团时皆空身而来，站住脚跟后便接来家眷，利用基建木材打造桌椅箱柜，且箱中不断储物，待其转业离开兵团时，家私须数辆卡车方能搬走。有一参谋转业时，已将家私先行运走，因有些手续未办完，便在招待所住了几天，临行时居然将招待所被褥卷带而去，被服务员追到车上收缴，遂留口碑。我连指导员平日颇有面孔，几名知青托其给家中寄钱，共几百元，侵吞之后对知青说已在白城寄出，因许久无一家收到，有知青便在探家路过白城时去查询。邮局营业员家中也有知青，一听此事，颇肯帮忙，遍查无有，再三追问该官长，其人最后方才承认未寄，自此知青对其便不得不刮目相看。

 

   探家

当初插队，在北京虽属头几批，但其中纯理想主义者并不多，多数皆因不能或不愿在北京呆下去才选择了插队。此举正中社会需要，遂被抬得挺高。1967年11月16日，离京那日，天安门广场上亲友相送，场面热烈，我等乃涌出先锋之感，精神十分饱满。市长（当时称作革命委员会主任）

出城送行致意，开首之语曰：你们去草原落户，离北京远了。此语当即引起海淀同学反感，一齐喊道：我们和毛主席永远在一起！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此乃当时红卫兵之流行口号，故喊得甚齐整。车过张家口，市民十几万人夹道欢迎，火把通明，锣鼓喧天，我等精神便愈加鼓涨起来。

此一去两千余里，交通十分不便，地域之封闭使知青精神状态长久滞留于当初离京之时。

我牧场知青共一百三十余名，绝大部分知青插队两年后才第一次回京探家。知青探家路线有两条，一条为当初来插队所走之路，纯是公路，途经锡林浩特、张家口；另一条要先坐汽车行八百里，再换乘东北铁路。两条路均遥远辗转，故知青总是结伴而行。

四知青探家同行，上火车后，逢查票，一知青恰去厕所，查票者来前，三知青掏出车票，列车长狡黠一笑：别忙，你们是四个。如厕者回，也掏出车票，列车长一脸惶惑，对四知青皆有车票大为惊讶，不行，得聊聊，一聊方知道四位来自内蒙牧区，难怪如此实诚。而这一聊，四知青也才明白：眼下各地知青坐火车，不是干蹭便是结伙少打票。

二知青冬日探家，坐汽车寒冷，须仍着皮袍毡靴，上火车后换装，穿上球鞋，将皮袍打捆。

到京后，久违之感涌出，欲先一览市容为快。于是先不奔家，将皮袍一背，毡靴一前一后挂在肩上，直奔天安门去也。牧场知青冬季不常洗脸，头发甚长，到了广场，纠察人员见二人形容不整，又身背铺盖，实有碍观瞻，疑是流民，急拦住盘查，欲押送收容所。

又一知青探家也有类似遭遇。这位知青插队后，其家已迁新址，得信虽知街道楼号，惜位置不熟，下火车后已是夜晚，东寻西找，方找到该楼。借楼道昏暗灯光，探寻门号，尚未拍门，肩上已先受一拍。原来此知青在楼群中转悠时，即引起纠察注意，一路跟来，单等他钻入楼中便当场拿获。

又一知青回京方至家，凳未坐温，居委会便上门来登记，索问何时返回插队之地。原来此街道日前曾发生一案，夜有小偷欲盗街旁小店未果，于是街道甚紧张，布置下来：春节将临，知青大批回城，想回城捞一把的大有人在，千万小心！

如此则今昔反差大矣，若不回京探家，当初离京时之感觉不知要保存多久。

探家后回草原，必带许多物件，亲友帮忙送上车，下火车则全靠自己，回内蒙时，知青也必相邀而回，以便旅途互相照应。下车之站名叫大石寨，乃一小站，只停几分钟，停车时正是半夜，站台照明极差，先下数人，留人在车上，黑咕隆冬，慌里慌张，将行李递出火车。车窗外不管何人伸手，人手一件，不暇审视。一次，下车后清点，少了一个书包，据回忆，车下接行李时曾有一热心帮忙者，又据回忆，那人接书包时好象还说了声“真沉”，没办法，看来是丢定了。

这拨知青丢书包还算小事，比起来，另一拨知青应属大倒其霉。这几位在大石寨下火车后，在转运站等侯搭汽车回牧场，几日无车，闲得无事可做，一知青带有照相机，便在火车头前照相留念。谁知从火车头上下来七、八个人，一通拳打脚踢，打完方问知青：“知不知道火车头不准照相！”将几个知青带到办公室，当时边境紧张，禁忌甚多，知青也无话可说，写了检查，交了罚款，胶卷曝了光，方得释放。回到转运站住处，一知青捂着脸给家里写信道：“一路平安，只是面部微肿，不过不要紧，过几日即可痊愈。”面部为何而肿，信中却没有说。

 

   某女

草原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后，邮政混乱，信常被拆。盖地僻无聊，寻求刺激也。一日，师部某君偷拆信件时，发现信中无有一字，皆是数码。时边境紧张，意必特务密信无疑，蘧举报。经破译，方知此数码乃四角号码，系由字典中一一查出，亦颇费辛苦。寄者乃一女打字员，收者乃一男性现役参谋。此女原系女兵排长，做事勤敏，屡受褒奖，草原失火时，打火英雄，面部微伤。提拔至师部后，与此参谋同一系统，关系过密，渐入非非。参谋已有加时，行动不可公开。此次女方回乡探家，写信于男．因惧拆信败露，乃事先约用此技，岂意弄巧成抽，动静反而更大，男遂解甲归田，女亦贬至我连削职为兵。我连兵团战士皆要名声，男怕涉嫌，女惧合流，如避瘟疫。惟领导不忘责任，仍接茬找谈，令其再作深刻交待，而所谓深刻者，无非深到细节也。时此女已有身孕，一朝，婴儿终于出世。诸人意鄙之。产后母即无乳，婴啼，母亦啼。诸人不愧受过教育，立场毫不动摇。母终无奈，产后第二日，裹严头巾，步行十余里，去供销社买奶粉。时值十一月初，刚刚下过一场薄雪，雪上，一行孤印，去而复回。

 

                                                摘自书作《老知青聊斋》1994年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