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对知青的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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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对知青的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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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对知青的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
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当时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天天读”一度成为“雷打不动”的学习制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伊始，即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上的首位，规定每天早上上班前先学习1小时毛主席著作或读语录，再进行工作，每周用半天的工作时间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每个班1至2周开一次“讲用会”，每个连队1个月开1次“讲用会”；营和团半年召开1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兵团1年举行1次“积代会”。后来为了不影响生产，“天天读”改在每天下午收工后进行。不管一天下来多么劳累，都必须参加学习，否则会被视为不突出政治而受到批判。“天天读”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更多的是每个人要触及灵魂“斗私批修”，以改造世界观。这种刻板、庸俗化的思想教育模式一直延续到兵团后期。 如果说“天天读”主要是自我提高，而“讲用会”则是以个别典型来教育大多数人。推选兵团知青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向其它人宣讲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体会及先进事迹。小到班、排、连，大到团场，师部到兵团，经常举办这样的讲用会，以起到树立典型，传经送宝，鼓舞士气的作用。有时候兵团还集中一批积极分子到各师、团去巡徊“讲用”。通过“讲用”活动树立起兵团知青一批先进典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于1970年8月30日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26号文件认真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指示》，表扬知青中典型先进人物李镇江、王洪扣等人。当年，兵团还组成197人的代表队参加云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李镇江是1968年2月首批赴云南的“北京五十五”之一，因为表现突出，很快入党，并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197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以《他在自觉接受再教育——记云南生产建设部某部二连指导员，北京下放知识青年李镇江》为题做了专题报道。女知青罗桂友是4师16团的割胶能手，发明了不伤树，产量高的短弧皮新刀法，经农垦部向全省推广。女知青邓竹青是2团4营2连指导员，被授予云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被选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但是这些先进典型，本身并不轻松，他们往往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2师7团的成都知青王晓梅20年后写的回忆录《那一个夜晚》中袒露自己当时内心的矛盾：“刚到兵团不久，我就名不副实地当上所谓知青‘标兵’；很多人都奇怪过，因为我和大家并没什么不同之处，干活尽管卖力，不偷懒，也不比别人多做得多。可是连队、营、团领导都特别注意我的表现。不到一年却几次三番派干事来写材料，挖掘‘先进’事迹，在兵团向四川慰问团汇报的材料上，在家乡的《四川日报》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开始我也不太明白，后来才知道是那封信的后果。学校动员时，为说服从湾丘“五?七”干校赶回成都的母亲同意我到兵团，因不敢正视她的眼泪，我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使学校不再考虑我的家庭的具体困难和家长的要求，批准我为兵团战士。后来这封信又被当作具有说服力的动员材料登载到成都市革委会的《情况简报》上，广为散发。于是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女学生自然变成成都和兵团各级重视的对象，成为革命事业需要培养和扶植的‘先进典型’”。 由于毛泽东曾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于是各种名目的学习班风靡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经常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既有交流生产经验，战备教育、宣传报道、思想教育等，还有为解决各种不同问题的学习班。特别是对知青中的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干活表现不好，对现实有不满的言论或帮忙后进，都可以举办学习班。特别是后一种学习班，知青们是“闻之色变”的，因为这类学习班多数是在收工后举办的，干了一天的活，本应该休息、舒展放松一下疲惫不堪的躯体。参加这种学习班不仅是耗时间，打疲劳仗，有时还会受到连队干部的罚站、捆绑、吊打的野蛮体罚，重者被押送到武装排关禁闭室，作长时间的惩罚性劳动。 到了兵团后期，知青们对“讲用会”和“学习班”等说教形式不再感兴趣，那些在台上信誓旦旦要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人，在以后一个个“开后门”、上大学、转调返城了。他们虽然听不到“讲用归讲用，回城归回城”的讥讽，但仍然留在兵团的人只能空叹“扎根边疆的都走了，剩下的就是咱们这些不扎根的了”。 生产建设兵团对知青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是按照正规军队的一套做法。这一典型模式化做法是开展评比“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活动。这种政治教育模式曾被视为建军育人的重要措施，自然要被移植到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教育体制中来。考虑到生产建设兵团毕竟不是正规部队，不能照办正规部队的一套，于是制订了一套具有生产建设兵团特色的评比“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标准。所谓“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生产建设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生产建设好，身体锻炼好。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一时成为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很多连队开展了“四好月”检查制度，即每月集中一、二天，进行月检查，找出差距。至于评比五好战士，一些连队为了表扬先进，甚至每周评一次“五好战士”，以此类推还有“月五好战士”、“季五好战士”。当然正式算数的还是年终评出的年度“五好战士”，不仅全连表彰，还要发喜报，还要记入档案。在创“四好”“五好”活动中，兵团还组织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即一个党员或一个团员与一名群众结成一个对子，经常谈心、交心，先进帮后进解决问题。仅1970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评出四好连队247个，有424人次出席了云南省和军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70年代初，一切突出政治的“极左”社会大环境，兵团的“四好”“五好”活动当然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泥潭。所谓的“政治思想好”被放在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上，反复强调创“四好”活动，政治思想好必须统帅其它三好，政治思想好决定了其它“三好”也会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悖论。所谓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那样两种类型人的组合的交心、谈心，造成的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帮助”，实际作用不大，所以开展一段时间后，随着人们对“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逐渐淡漠，这种活动形式后来终于被废止了。 当时的一些兵团领导对形式主义的政治教育提出异议，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洪洲（原云南农垦局局长）曾向云南军区党委写信反映部分单位每周出工25天，每天劳动5小时，第一线劳力仅占50%的问题。省军区司令员（兼云南兵团司令员）黎扬福在1970年12月的兵团高层会议上针对“三个五”现象指出：“第一线劳动力至少要有60%，兵团主要任务是生产，首先是生产队，其次才是战斗队、工作队。要把非生产人员压缩到最小。天天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指干部），也可根据情况，雨天集中学，晴天农忙要搞生产。如果稻子烂在田里不去收，还在按部就班地学，这不是突出政治，这是教条主义”。他的话在当时虽不能扭转大局，至少说明，在高层领导中对空洞政治说教和形式主义的政治教育的不满。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军队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四好”“五好”运动宣布结束。 在基层连队，干部对知青的思想教育流于粗暴化、简单化更屡见不鲜。据原1师6团4营9连的重庆知青陈英华叙述1971年一天因刮12级台风和狂风暴雨大作，连队的知青们耽误了6点半的早操和早饭，还耽误了“天天读”的项目：挥着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就为这，我们被叫到连部训话，除了我们这些重庆知青，还有一对上海阿拉。 杨副连长（转业军人）的贵州腔首先冲我们骂开了：“你们这些耗子，白天像鬼一样精灵，睡起觉来雷都打不醒。这里是兵团，不是老百姓”。 接着他又向那对上海阿拉：“你们昨天晚上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干，在‘白相’。”男阿拉昂头回答，女阿拉却低着头。 “什么白相，我们这里没有白象！”“是白相，不是白象。”“什么白象，白象的？你是白象，她是灰象！”“白相，就是上海话聊天的意思”男阿拉终于说明白了。 “哄”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 “笑什么？”副连长朝我们瞪一眼，继续审问上海阿拉“为什么敲门你不开？你在女生宿舍干什么？”“我，我一听见敲门，放下杯子……”“放下被子？你拿被子干什么……”“是杯子，不是被子！”男阿拉指着桌上的桌杯，额头冒出汗珠。 上班钟敲响了。副连长严厉地说：“你们俩，每人写一份检查来”，他猛地转向我们：“还有你们…………”。 训话结束了。 加强党的领导，做好青年工作，是生产建设兵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突出体现了党团组织的作用。。按照毛泽东“支部建在连队上”的指示，兵团的每个连队都建有党支部，连指导员是当然的党支部书记。每个连队都建有团支部，团支部书记一般由党员担任，由党支部指定人选，其它成员由团员选举产生。发展团员，是团支部的首要任务。云南兵团的知青中，大多是初中毕业生，团员比例很低，所以对每个团支部来说，组织发展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入团要讲究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尤其注重家庭出身，有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始终不能加入团组织，以至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团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何况谈入党、提干、上大学？知青中一开始对入党入团的动机是较纯洁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观，是为了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一分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上要求进步，与今后求得进步，改变生存环境的功利结合起来。 到了兵团的后期，发展团员的标准越来越松。凡适龄青年，只要个人表现说得过去，绝大多数都被发展为共青团员。但每个连队都有一些知青，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个人表现较散漫，如谈情说爱、打架斗殴、探亲超假，未获准私自回家，给连队干部的留下了“坏印象”一直入不了团，被视为“后进青年”。为了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为使这一部分人能够入团，一方面鼓励他们不要泄气，继续努力，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做好团员的工作，改变以往的偏见，后来不少所谓“后进青年”大多在都在兵团加入团组织。 兵团组建时，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绝大多数是党员，所以兵团把发展知青入党作为组织发展工作的一个重点。最先被吸收入党的知青往往具备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好，干部或者积极分子等条件。 “文革”初期盛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虽然遭到了否定，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70年代，“家庭出身“始终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首要标准。发展党员时，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的知青往往被优先考虑：知识分子、职员出身的人一般不在党员发展的范围之内。最复杂的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有些人的父母在“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派”、“叛徒”、他们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是有一些人的父母后来又被“解放”了，于是他们又随之升为“红五类”，而另外一些人的父母，最初是革命干部，后来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或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成员，这些人的子女就被打入另册。所以对于“革干”出身的知青“入党”问题，各级党组织持“等”的态度，等到了有定论再考虑，北京知青中高干子女较多，属于这一类型。属于出身不好的，除了极其个别的被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典型外，几乎毫无入党的希望。据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接受1.6万成都知青，安排到2师、3师，到1972年，已有13人入党、1658人入团。在文革期间盛行“火线入党”，在兵团也不例外，所谓“火线”，泛指大的考验机会，例如一次较大的政治运动，水利大会战，野营拉练等等。每次“火线”后，都要集中发展一批党员，以造声势。可以肯定的说，在兵团入党的知青，决大多是苦干出来的，个人素质较好，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师成都女知青李碧秀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为了经受组织的考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碧秀出身于工人家庭，1971年她到兵团后，表现一直很好，干活从不叫苦叫累，她很快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恳请团组织考验她。两年后，在她准备回成都探亲前夕，她终于入团了。临走时，指导员对她说：希望你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回到成都后，与家人团聚，小李好不快活。一晃假期快满了，她谢绝父母多待两天的愿望，说：“我不能超假，我刚刚入团，要经受的住组织的考验。买回火车票后，母亲觉得女儿脸色不对头，一摸额头发烫，于是劝她退票，等病好了再走，小李执意不肯，一定要按时回去，还说轻伤不下火线。家人只好送她上路，从成都到勐定，一天一夜的火车，整整4天4夜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小李的病越来越重，一路发着烧。5天5夜后，车到勐定坝，还未到站、小李已倒在同伴怀中，人们将她送到勐定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由于病拖地太久，医生想尽办法也没挽留住这位成都姑娘的生命。她以年轻的生命向连党支部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兵团在知青中发展党员的同时，非常重视在知青中提拔一批干部，担任副连级以上的干部，管、团、师机关干部逐步也安排不少出身好，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知青担任。他们的身份变成国家的正式干部，按级别享受干部工资及其相应待遇。到了兵团的后期，连队的副职干部大多由知青担任，有的知青还被提拔成正连级或营级干部，其中个别优秀者，甚至担任团、师的领导。选拔知青干部，在当时被视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兵团各级党组织非常重视。用知青干部来管理知青，可以起到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起不到的作用，化解了大量的矛盾，这也是大量培养和使用知青干部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1973年的统计，云南兵团从知青中提拔营职干部、连职干部529人，排职干部1567人。 历史证明，当年从知青中选拔干部是一个英明之举，他们中绝大多数个人素质较好，肯学习，善于动脑筋，处事妥当，工作能力强，他们很快成了兵团的骨干力量。经过在云南兵团差不多长达10年的艰苦磨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心理上承受能力很强。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狂潮中，因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没能站在潮头，随返城大潮回到各自故乡。也有一小部分人留在云南，但他们在接踵而至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过近10年的磨合，纷纷在各地崭露头角，成为社会的中坚和精英。如现任云南省副省长赵琪伟，是1师2团4营的上海知青；原在1团1营8连的上海知青姜梁，在1978年已被提拔为景洪农场的副场长、党委副书记，现任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成九龙也是1师1团的上海知青；现任重庆市副市长陈际瓦；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儒沛是1971年赴滇支边的重庆知青。
二）兵团建制时期的政治运动 生产建设兵团按中共中央规定，和正规军队一样不介入地方的政治运动，但在兵团内部则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分子“等政治活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代替了原有农垦系统的体制，原有的农场干部，技术人员大多被“下放”或送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有的成为批判对象。各级干部集中食宿、学习、劳动，人人过关，个个受审查，现役军人接管了权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政治运动。此时云南两大两派群众组织“八二三派”和“炮轰派”的派性斗争还相当激烈，兵团建立前就赴滇支边的“北京五十五”和首批上海近千名老三届知青当时被作为革命的力量而卷入两大派斗争的旋涡。“北京五十五”作为首都来的红卫兵，成为东风农场这两大派争取的对象，由于观点的不同，原来团结一致的“北京五十五”也分成两派以林力（女），苏北海、何穗平为代表的多数观点倾向于当时在政治上受压制的“炮轰派”，而李镇江等人的观点则倾向在政治上占上风的“823”派，而兵团组建时，军管会接管了东风农场，军管会副主任宋天明（正团级干部）观点一面倒，态度鲜明地支持“三一九”派，压制、打击“炮轰派”，造成东风农场分裂成两大派，林力等人因为支持过“炮轰派”以后还受到批判。 时任1师2团14营9连指导员的上海知青周公正介绍说，宋天明是“二野”的老战士，曾荣立过7次战功，但没有什么文化，工作作风粗暴简单，他在接管东风农场后，把斗争矛头指向农场当时掌权的“炮轰派”（以农场实验站和文工团的干部为主），说东风农场的权利落到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是“变天”，要把权力从“炮轰派”手中夺过来。1969年的一天在该场11队召开全场职工现场批斗农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技术员潘明庭（广东籍，文革前分配来农场的大学毕业生），被挑动起来的群众，群情激奋，将潘明庭推入队部前的大水沟，诚惶诚恐的潘明庭狼狈地摸着沟崖的大石头往沟上爬，被在场的会一些拳脚的上海知青徐道华一把拎起，甩了一个“大背包”，重新丢入深沟的水中。宋在批斗会上还表扬这是“一月风暴”（指1967年上海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夺权）发源地上海来的革命小将的革命创举，小将的革命行动好的很，并称这是“痛打落水狗”，在他的暗示和认可下，一时间全东风农场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都开始痛打落水狗，所有被审查、批斗对象无一不被甩在长沟冷水中进行批判，可见阶级斗争火药味之浓烈，手段之残酷。 逐渐阶级斗争的矛头，从原来的农场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们开始转向城市来的知青。上海知青盛润元受到宋天明一伙的迫害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盛润元是上海市曹杨中学67届高中毕业生，是1968年12月首批赴滇支边的上海知青，并且是普陀区知青的带队人之一。1969年1月被任命为温泉农场（2团2营）八队革委会委员。1969年1月，东风农场召开了首届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知青干部作为列席代表与会，会上向每个代表发了一枚纪念章，列席代表不发。于是，盛润元和同来的上海知青孙向荣、张延良想找领导要一枚纪念章，农场的人指着一位军人说：”你们去找他说吧”。他们高兴地走过去，叫了一声：“解放军同志”，谁知这位正是宋天明。见几个毛头知青不尊称他为宋主任而叫同志十分恼火，一听说是要毛主席纪念章，更是火上浇油，大声训斥他们：“你们知青一到农场就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三个知青不明不白遭此一顿克，十分意外。年少气盛的盛润元便用上海话顶了宋天明一句：“不给就算了，他妈的，走！”宋天明当时尚未听清楚小盛在说什么，大概有人打了“小报告”，过了一会儿，宋天明气冲冲地追过来对他们大发雷霆责问：“谁骂人？”，盛说：“谁也没骂人”。宋指着盛润元的鼻子说：“混蛋，就是你骂人的！”盛说：“他妈的，只是一句口语，不是骂人，但请你不要骂人”。宋听后恼羞成怒，在这么多代表面前，竟然有人敢顶撞他，大骂盛是流氓。小盛也不示弱：“你说我是流氓，你现在就开批斗会来批斗我吧！不批判我，说明你才是个大流氓”。这下把宋天明气得跳起来，差一点把手枪掏出来，但他还是忍住了，当众宣布开除盛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并没收刚发给他的“毛主席语录”。盛说：“拿去吧，这毛主席语录我还有几本，如果你要，我还可以送给你两本”，便离开会场了。 两天后，总场召开批判走资派王会魁大会，宋天明亲自主持会议。首先把王大骂一顿，然后让两个上海知青把捆绑起来的王会魁往台上一丢，宋在台上大声叫道：“好得很！这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精神”。在台下的盛润元议论道：“放屁，这不是一月革命风暴精神，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旁边的知青说：“你不要乱说，小心一点，当心吃苦头”。从此以后，各分场就开始“痛打落水狗”，捆绑吊打被“专政”的对象。5月的一天，在2分场2队的一棵大树下开批斗会，并让几个上海知青去对这些人动拳脚，盛润元上前制止。可是隔几天，八队宣布召开对盛润元的批判会，遭到盛的反抗与申辩，批判会开了5分钟就散了。没过几天，宋天明亲自骑摩托车来八队，召开全队职工大会，宣布盛润元的罪行是“反党反军乱军，拉拢后进，分裂革委会”，并当场代表总场党委会宣布撤销盛润元八队革委会委员职务，并要对他进行触及灵魂的批判。在以后接连多次的野蛮批斗中，盛润元的腰部被打伤，两条大腿肿得不能走路，生病也不准假。1970年初，上海市革委会慰问团来了，盛润元向慰问团控诉了自己无辜受迫害的经过，并要求转告上海市革委会，经慰问团多次交涉，盛终于解脱。1970年5月被任命为2营1连武装排长。不久宋天明被升为兵团1师参谋长。盛润元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宋一直对盛不放心，让手下处处给盛穿小鞋。将盛视为不可重用的人，在以后几年的提升，工资调整，工作调动中让盛吃尽苦头。1978年初，盛润元考上景洪民族师范学校，这时农场开始“揭批查”运动，宋天明的帮派体系受到广大群众的揭露批判。这时，盛润元开始为自己所受的冤屈与迫害申诉。1978年7月时任东风农场2分场党委书记的李志山证明1969年8月宋天明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宣布盛润元拉拢一部分群众“分裂革委会”的罪名因无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宋天明宣布撤消盛革委会委员职务，是他一个说了算的，并没有经过那一级组织研究讨论。为此，中共东风农场2分场委员会于1978年10月作出“关于盛润元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 从1970年处开始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各生产建设兵团在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之外，还突出打击经济犯罪和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衍成持久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运动中确实处理了一批贪污、盗窃案件，但也存在扩大化的倾向。尤其是将兵团职工的自留地、自留畜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甚至使连队、团场的副业生产也受到冲击。云南兵团2师8团3营的新6连，原来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连长和指导员带领职工和知青们建起了砖窑，一窑砖可净赚800元，连队生活条件很快得到改善。但是好景不长，有人传出新6连是“复辟倒退，资本主义尾巴”的非议。指导员被叫到团部，通知砖窑停烧，回来还要写检查，题目是“我们是怎么样走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所谓“五?一六”是1967年7、8月间曾出现过一个以攻击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首都红卫兵组织“五?一六兵团”，很快被确认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大多遭逮捕。两年多后又接着开展“深挖”其“反党”“反军”的秘密组织，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在为时数年的运动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打击迫害。生产建设兵团在抓“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打击对象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来的知青中参加过红卫兵活动的老高中生。如1师5团先后举办了团、营两级学习班，培养骨干1000多人，依靠骨干力量，大搞划线站队”。截止1973年6月。云南兵团在“清队”和“一打反三”和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共揭发有各种问题的5611人，查证落实4714人，定案3780人。 由于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整个兵团从成立之初一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接踵而至的又是“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使人无喘息机会，由于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人人自危，稍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于是形形色色的政治案件在各团、营、连队出现了。按当时的通行标准、偷听敌台、书写反动标语、行凶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破坏生产、叛国投敌、破坏武器算是够格的现行反革命，甚至连在日记宣泄一些个人思想感情，唱外国歌曲，读外国小说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现任上海复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孙向英荣，是1967届上海师大二附中高中毕业生，是1968年12月21日上海首批赴滇知青，而且是普陀区知青的领队人，他起先在东风农场二分场（温泉农场）。1971年5月作为首批提拔的知青干部调到1师2团政治部任保卫干事；1973年4月又调到1师政治部任保卫干事，一直忙于处理知青中各种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1974年他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武汉建材工业学院上大学才离开云南。3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厚厚的“一位上海知青的农场保卫工作笔记”。2002年1月底，我去上海采访他，他向我展示了这本材料详实，令人震惊的“保卫笔记”。它记录了当年发生在东风农场（2团）知青中大量的政治案件与刑事案件，如：2团1营4连上海知青蔡国庆被活活打死案；2团7营3连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失踪案（本书另章介绍）等重大案件外，还有不少今天看来还抓不上手的案子，给人印象较深的有两件案子： 一是揭发2团2营7连上海知青曹炳子多次偷听敌台案。据本连队群众（有的是本连队知青）揭发，从1969年5月到次年6月曹炳子多次偷听境外敌台广播。他每次收听敌台的时间、地点，听到的内容，用了谁的收音机听的多一一记录在案，被连队领导视为屡教不改、思想反动的知青，多次在连队被批斗。实际上他听的主要是外国音乐（主要是印尼歌曲），而当时在兵团把收听外国音乐节目列为政治问题，将唱外国民歌视为唱黄色歌曲。这些揭发材料也说明在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环境中，人性扭曲，往往以揭发别人（哪怕是同学，同队知青）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以表现自己的思想觉悟高，这是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 孙向荣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完整的软封皮的“知青札记”本，这是一本很普通的笔记本，在广大兵团知青中几乎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本学习笔记，用它来记日记或作读书笔记摘抄的。它的主人叫鲁嘉麟，是67届初中毕业生，是2团1营5连的上海知青，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小伙子。在1971年4日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这本笔记本作为思想反动的证物被查抄没收，被连队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写成材料上报2团1营党委，营部“一打三反”办公室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最高报告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林副主席指示： 在人们的头脑中，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因而，在过渡时期，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要课题。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 营党委： 五连党支部把本连上海知青鲁嘉麟的一部日记没收交到营部，据其日记本中的错误思想，充满着封、资、修的黑货，在连队造成的影响很坏。经群众要求，对此思想要在连队进行批判。现我们“一打反三”办公室将其日记及摘录简介上报党委，并提出我们的意见，请营党委适当处理。 鲁嘉麟的日记及摘抄中，占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从旧小说、黄色书刊以及同类朋友中零星捡来的，充满封建资修黑货。他把这些东西如获至宝整整齐齐地抄录下来，以此作为座右铭，成为他待人接物的秘诀“真理”。在我们看来，这些臭不可闻的东西，正是腐朽、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所挥发出来的臭气毒雾污染了人们的头脑，必然导致生活苦恼，斗志衰退，精神颓废，政治上的反动。从鲁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知识青年的罪恶结果，这种人生若不及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势必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而绝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当前部队新成分源源不断增加，对于这些腐蚀人的灵魂的丑恶东西，我们必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改造人们灵魂的最锐利的武器将他彻底批臭，这对教育广大知识青年，提高他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针对日记、摘抄的内容来看，其本人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一） 从怕艰苦生活，留恋大城市发展到悲观厌世，悲叹命运，不满现实。 他摘录封建社会时代王昭君出塞的唱腔词（P72）来抒发自己临别亲人去边疆的凄惨情景，摘录印度电影插曲《到处流浪》的唱词，发泄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并说：“我多么希望这现实生活也是一场可怕的恶梦，让我早日摆脱恶梦吧！”（P77）。他摘抄（汪精卫的小老婆）一首诗来借此叙发苦闷、忧愁、伤感的心情。他摘抄“婴孩，为什么要用哭声来迎接生命的开始？因为他一接触人间的空气，就感觉到，人生—痛苦、厌烦、无意义的结晶，尽管有时幸福的突然来临，也只不过是一个短促、美丽的梦罢了”。并加批语：有什么理由驳倒它呢？他还写了首诗：“春节立在孤山，强忍心酸，痛苦不堪，望空长叹”。 二） 追求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谈情说爱。 他摘抄了《红楼梦》的一些对话（P69），茅盾的《子夜》中的片段（P7——8）黄色诗（P10反面）供自己欣赏。他恬不知耻地说：“痛苦的爱情，总比没有爱情好”，并写了一首《你可愿意》的黄色诗（P71），他在《我爱你—上海，我爱你—母亲》这首诗里也充满着小资产阶级人性味，最后高呼：“我爱你啊——上海，我爱你——妈妈，还有那远方的姑娘，祝你幸福无量”。 三） 摘抄大卖国贼，封建才子佳人，右派分子，黑作家的格言作为自己言行的座右铭和警句。如清朝时代大卖国贼，湖南军阀曾国藩，拿破仑，从P13——16都是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 营党委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我们认为鲁嘉麟同志日记本，看来此人爱诗词，但不分阶级性。从日记本看封、资、修的东西都有，看来他主要问题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根据该同志一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我们的意见应该在连队范围内进行批判，请团党委批示。 1971年5月12日（公章） 营的这份报告呈送到团部，由担任保卫干事的孙向荣来处理，他认真研读了鲁嘉麟的日记本，觉得无论是日记，还是诗词，摘抄至多不过抒发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根本扯不上“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追求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他知道在知青中，无论男女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倾诉内心世界情感的小笔记本，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块隐秘的心田。如果将鲁这本日记本公布，作为批判材料，无限上纲的话，将打击多少年轻的心灵，连他们最后一点自尊也被剥夺了。他觉得鲁与那些吊二郎当、偷鸡摸狗的知青来说，有天壤之别，这是一个力求上进、勤奋好学的人。自己虽然不认识他，却觉得有一种责任要保护他，不能将此事扩大化。于是孙向英在1营呈送报告上写下这么一段话，算做处理：“陈尧：该知青属思想认识问题，应加强教育，建议1营材料不必上报处理，现予退回”，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鲁嘉麟30多年来一直不知道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上海同乡知青兄弟使他化险为夷，免去一场皮肉与心灵双重折磨。孙向荣因工作繁忙，一时忘了将这本日记本物归原主，但也没有遗失，一直随他从云南到武汉上大学，1993年又从武汉调动工作到上海。他一直想将这本日记本交还他的主人，并告知对方30年前这一段经历。但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往哪儿去寻鲁嘉麟？2001年周公正和孙向荣、王强、徐长保、叶铁淳几位发起编写一本反映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的大型画册——《勐龙印痕》，经过近一年的呕心历血，终于将画册印出来了。2002年春节后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隆重的画册首发式，当年东风农场的近8000上海知青来了1000多人，那天1营5连的知青也来了不少，但鲁嘉麟因事走不开没来，但孙向荣从5连知青们那里了解到鲁嘉麟的近况和他家的电话号码。鲁嘉麟1979年大返城后，进厂当工人，现在上海一家三菱电器服务公司当工人。四月的一天，孙向荣拨通了鲁家的电话。 “我是鲁嘉麟，您是谁？” “我是你素不认识的朋友，记得在云南兵团你有本日记吗？” “什么日记本？30年过去了，日记本主人早已忘记曾有过这么一本日记。 孙向荣在电话的那头念了一段鲁嘉麟1968年12月2日离沪前写的日记，电话那头立刻明白了。孙向英在电话里简要的把这本日记的遭遇叙讲了一遍。他终于讲完了，电话那头传来鲁嘉麟哽咽的声音：“太感谢您了……”他俩在电话里约好一个见面的日子，孙向荣将亲手把日记本还给他。 那一天，一定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原1师6团17营的知青马平在《红土热血》这本重庆知青回忆录中以压抑沉重的笔调回顾1972年该团4连知青在南满河发大水为抢救胶园苗圃的几吨化肥时，16岁知青邱持平不幸被激流冲去，为处理他的遗体开追悼会与营连干部的意见不同而遭致的一场残酷的批斗。 连里一片悲痛。知青们抬回小邱的遗体，哭着，小心翼翼的掏干他口中的沙，耳中的泥，擦干他湿漉漉的身躯，换上一套小邱喜爱的绿军衣。 营里干部来了，老职工赶来了，各连队知青放下手中的活计，踏着泥泞冒雨来了。组建不到半年的新营，九百多知青才从五湖四海云集一起。头一次死知青自然成了全营的大事。知青不仅是在关心死者，似乎也关系到生者的命运，干部更加焦虑： 他们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这帮娃娃要闹事！营长、教导员一番耳语，跳上一个土包子严励喊道： “各连的同志，迅速回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上去，邱持平同志的后事，相信我们会处理好！”操坝上一片骚动，一片嘘声。 “不行，人都死了搞啥子生产？我们要先看你们对小邱啷个处理。”“你们动员我们来这里啷个吹的？吃的住的这么恼火，你们有没有道理？”望着这群绝大多数还叫不出名字稚嫩而又陌生的面孔，一双双怒不可遏的眼睛，营长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老练的教导员颇为镇静地说：“同志们静一静，这样乱麻麻不行，你们可以组成一个‘治丧委员会’和我们一起处理小邱的问题。加强法律性，革命无不胜……”“知青治丧委员会”组成了，张三、李四、王麻子。 矛盾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小邱的后事，知青们考虑的是通过处理小邱的后事让干部们看到知青有一股团结、结义的凝聚力。干部们考虑的是，兵团应有铁的纪律，否则如何驾驭这些知青。双方各持己见，发生严重的分歧，时间一天天拖下去，雨仍旧哗哗下个不停。 严重分歧导致小邱的遗体在炎热中肿胀，溃烂渗出脓血。干部老职工与武装民兵为争夺小囚遗体与知青们扭打成一团，双方都毛了。 急电频频，十万火急，团部来人了，师部来人了。小邱父亲也从重庆赶来了。双方代表又坐在一起争吵、辩论、谈判。终于在小邱遇难第五天，知青们提出的要求得到全盘同意： 第一． 党委追认小邱为烈士第二． 用白布包裹，棺木掩埋小邱遗体。 第三． 全营召开追悼大会。 追悼会那天，天空灰蒙蒙一片，没有哀乐，没有挽联。九百多名知青列着缓缓蠕动的队伍，每人一铲红土，告慰小邱安息。 含泪送别了小邱父亲，知青们才长长出一口气，各自返回战天斗地的营房，生活恢复往日的平静。 入夜，又是滂沱大雨。营部简易的竹笆会议室里，灯火摇曳，干部们紧绷着一张脸开紧急会议，立刻一批精心选拔的武装民兵借助竹筏，向那沉睡在原始丛林中的四连、六连、七连扑去……“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张三、李四、王麻子全都被擒，无一漏网，雨坝中齐刷刷跪着12名男女知青，教导员将一捆棕绳掷在地上，一群人涌上去，湖南的、云南的。枪托、皮带、拳脚、耳光一起上，告饶声在雨中久久回荡，令人毛骨悚然，连夜过堂，突击审讯。折腾一周终于定性：“这是一起一小撮人利用邱持平同志的死亡一事，煽动停工停产，破坏革命促生产，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革命事件。”仍是灰蒙蒙的天空，仍是900多名知青静静立在雨中。12名男女全部捆上来，口号声、打倒声，职工的控诉声、干部揭发、教导员宣布对罪犯的处理： “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给予张三、李四、王麻子等5人行政记大过处分，其余人由各连押回继续批斗，以观后效。张三因捆伤致残留营部监押管理。李四、王麻子等人为防止其勾结境外“帝修反”，押往离边境远的一些营连去劳动。 在后来的岁月里，虽然又陆续“非正常死亡”五、六个知青，每当死人全营显得格外安静，且又处理得那么顺利，再没有悼词，再没有花圈，再没有墓碑，只有一堆堆红土垒成的坟墓。 这段血泪凝成的文字，足见当时兵团在强大政治运动威慑下，令人窒息的气氛。知青们的抗争只要一抬头就被压下去了，剩下的只有忍受。 在孙向荣的农场“保卫工作笔记”有一份兵团1师截止1974年9月14日各类案件情况统计表，说明了兵团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治运动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显然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的威力。（附录）
摘自书作《我们要回家》第三章http://www.hxzq.net/Essay/2327.xml?id=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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