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红卫兵
作者：延安老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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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红卫兵
作者：延安老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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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红卫兵 作者：延安老插 原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08515
（一） 这里的红卫兵指的是文革时期大中学校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组织。 为了便于理解，作为红卫兵运动重点的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在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尽管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在红卫兵运动后期是全国性文革武斗的元凶。 中共中央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传达后，北京学校动作较快，出现了一些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并有一些学生团体诞生，这些学生团体后来演变成学生组织叫做“红卫兵”或“红旗”。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5月29日，该中学少数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少数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造反组织，之后北京其他中学也有效仿。 红卫兵从开始出现那天起就是一个血腥的组织，他们高喊毛 泽 东“造反有理”的口号实施革命的“暴烈行动”，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早在六月初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武斗，例如1966年6月8日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刘美德在办公室被用手臂粗的木棍打伤，施虐近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事实表明，一些工农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在扭曲的社会环境中被塑造的扭曲心理使得他们施虐时更加残暴，众所周知的张承志便是其中一个。 同期，大学也在动作，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斗争矛头直指各级校领导，批斗中也有体罚甚至武斗行为。例如6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斗争中，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被扭打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常委在毛 泽 东默认的情况下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指导运动（在此之前，毛 泽 东曾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与此同时，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六月初传达了毛 泽 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这可看作是给工作组的指导，也是给革命小将的指导。 北京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但红卫兵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理睬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 泽 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基层的共 产党的组织机构。这是工作组不能容忍的。 工作组没听招呼，最终被毛 泽 东扣上镇压群众的帽子，从六月初算起50多天便退出了文革的舞台。工作组撤离的直接后果便是武斗升级。其中最著名的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所发生的暴力行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强迫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后来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工作组撤出的另一个后果是血统论的蔓延。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并在一两天之内迅速流传到其他学校。随着这副对联的传播，“血统论”迅速在青年学生中间弥漫开来。至此，红卫兵的残酷斗争对象又多了出身不好的学生。 在武斗逐步升级的情况下，8月1日，毛 泽 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 818有个小插曲不可不提。那就是当一个叫做宋斌斌的女孩子给毛 泽 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 泽 东问：叫什么名字？宋答道：我叫宋斌斌。以下两句对话后来多被引用者省略了——毛 泽 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再接下来才是：毛 泽 东说：“要武嘛！”这样引用完全后，稍有分析能力的人便可以看出，这里毛 泽 东根本不是在说宋彬彬的名字，而是在“把玩”那个“彬”字。“要武啊”成为第二天北京市各学校大开杀戒时喊得最多的三个字。 8月18日毛 泽 东要武，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们立刻实施。例如8月19日： “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红卫兵除了武斗之外，还走上社会协助了毛 泽 东的破四旧、立四新、抄家、遣返等活动。 “破四旧”，就是到处抄家、焚书、砸商店招牌、剪“港裤”的瘦裤腿和女人的长头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的目标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这是“文革”下一步群众武斗的热身运动，首当其冲被利用的，是由部分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们。 同时期，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好得很》等一系列文章以推波助澜。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诸如浇、烫、烧、吊、踩、刺、跪、剁、磕响头、吃屎、喝尿、毒打、戏弄，纷纷出笼，名目繁多。至此，中国大地私设公堂，野蛮屠杀，草菅人命如雨后春笋，规模之大、手段之惨忍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这就是被称为“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仅仅一个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毛 泽 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红卫兵在8.18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 泽 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 泽 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而8.18当天接受过毛 泽 东检阅的北京正宗出身好的红卫兵开始称自己是“老红卫兵”，以区别于后来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在内的出身混杂的“新”红卫兵。 毛 泽 东所培育的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后来1967和1968全国性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无论红卫兵后来是如何分化的，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毛 泽 东首先公开坚决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其成员统统是北京的老红卫兵。 8月25日北京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这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组成，是老红卫兵的中坚力量。西纠最主要的行动是遣送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出北京。 10月份，老红卫兵的作用已经发挥完毕，全国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红八月中受到迫害的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老红卫兵，把愤怒集中到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身上（这个资反路线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毛 泽 东）。北京的老红卫兵和西纠的骨干分子成为落水狗，最终落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
（二）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8.18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等等。这些人在文革初站在基层党组织和工作组一边，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 泽 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 保守派红卫兵除了维护作为掌权者的秩序外，其他行为与老红卫兵一样，如积极参与了“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保守派红卫兵以党员、团员、党团积极分子为主干，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他们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老红卫兵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中学）。毛 泽 东文革初期孕育的红卫兵运动是“老红卫兵”运动，而不是后来诞生的维护党组织维护工作组的保守派红卫兵；直到1968年7月27日清华发生大规模武斗，次日凌晨毛 泽 东召见学生领袖为红卫兵运动送终时，仍然明确表示不支持清华保守派红卫兵，而支持蒯大富的造反派红卫兵（见下）。很多人为毛 泽 东对红卫兵的态度感到困惑，张冠李戴，其原因是没有搞清楚毛 泽 东所依靠的红卫定到底是哪一种。
（三）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当中，还兴起了另一种红卫兵，叫做造反派红卫兵（简称造反派）。加入造反派的人多数是受到党委、工作组或血统论等所谓的资反路线迫害的人，这些人数量剧多，到1966年底，造反派成为与保守派红卫兵抗衡的主流产品。这一派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中、后期毛 泽 东的宠儿，其中著名的如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韩爱晶的北航《红旗》，广西的《422》等。 造反派占山为王，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使武斗进一步升级，不堪收拾。当毛 泽 东最终将刘少奇推下宝座以后，造反派也随着被毛 泽 东抛弃；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 泽 东正式为他一手孕育的红卫兵运动送终。
（四） 以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其他如杨小 凯等被宋永 毅称之为异端思潮的支流，有人称其为“极左思潮”，实则体制内共产制度思想（远非共产主义思想，更非进步的民主思想，仅仅是制度的思想）的变种，无足为怪；若成气候，顶多也不过体制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另一种斗争而已，何况他们在当时影响极为有限，所以在作宏观考察时，不宜作过多地渲染；尽管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体制内正确与错误之争）时他们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单纯猎奇有害于认识毛 泽 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宏观考察时，如果将猎奇来的支流当作红卫兵运动的主要问题加以考察，甚至说成是主流，更无益于对于文革的评价。我们在看待红卫兵运动时要看到其主流，这是一场总体上在毛 泽 东控制之下，具体表现出乌合之众的跳大神运动，在这背后是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瘫痪，最终打倒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毛 泽 东走向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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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有两点要说明。 一是“刘少奇的工作组”这一表达是不确切的。 刘少奇66年的一次检查中说：“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67年初的一次检查中说：“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中央每周都要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 换句话说，工作组的派出和所作所为，毛 泽 东从一开始就了如指掌。 一篇文章曾介绍说，对于工作组毛 泽 东开始的态度是“还要看实践。” 在通常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将这种表述看作是“默许”，更何况，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是毛 泽 东亲自批准进驻的。 直到66年十月份，陈伯达仍然做了如下表述：“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可见，毛 泽 东的中央认为，只要路线对，工作组采取什么方式都是无可非议的，仅建国过后每年派出的各种名目的工作组哪一次没有残酷批斗把一大批人打成反革命呢？没有，一次也没有。还就是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由于时间很短，还没有凶相毕露，表现出了应有的文质彬彬，所以还没有犯下滔天罪行，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对反革命捆绑吊打的地步就撤离了。 因为工作组路线错了而将工作组称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或称为刘少奇的工作组，这是文革遗毒。 二是工作组派出的时间，要晚于红卫兵组织出现的时间，我在名词解释里已经说明，那时已经出现了武斗蔓延的际象，北大工作组的进驻，直接原因就是出现了武斗。 明确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它直观告诉我们，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绝对不是对工作组“镇压”行为的反弹，它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个禁不起推敲以及禁不起历史考验的政治结论。事实上，工作组初进校时，依靠的就是这些革命小将，不少学校的学生组织成员接受了工作组提供的共青团分团委委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核心领导小组组员等职务，工作组只在少数不合惯例的行为与革命小将有冲突，其中之一就是要求革命小将们能够按照惯例服从共 产 党组织体系的领导，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我行我素。这在共产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因而工作组与革命小将的矛盾日益尖锐，但却谈不上镇压。毛 泽 东对革命小将采取支持态度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工作组在明处却蒙在鼓里。得知消息的人却不去管工作组到底镇压与否，起劲儿地跟工作组作对，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一夜之间突然翻脸，争先恐后对工作组进行批判，使其他学生感到难以理喻。 工作组与红卫兵的另一个分歧是具体方法。我们不妨引述一篇旁观者纪实文章中的一段，从侧面分析一下工作组派出时间的重要意义。 ……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着，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也就是说，尽管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红卫兵们不满意工作组文质彬彬的做法，这些走资派不应该到屋子里写检查，应该狠狠“要武”。所以，如果没有工作组的进入，红卫兵的暴行会提前一个半月来到。换句话说，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运动初期的工作组最初究竟“镇压”了一种什么行为。实际上执行的是毛 泽 东有意溜出北京后中央制定并通过的“排除干扰”的决议，是一种试图使文革“健康”发展的行为。当然，这个“健康”是按照以往毛 泽 东亲自领导的各项运动的惯例，而非这次直到1968年仍有许许多多中央领导不能理解的毛 泽 东心里面的那种“健康”。毛 泽 东心里面的那种“健康”是正确路线，其他的都是错误路线，这是关键。 在贯彻中央“排除干扰”决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被毛 泽 东认为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但是，这些情况绝对不是普遍的。当然，后来著名的造反派红卫兵都经历过这种白色恐怖，例如蒯大富。 总之，不管是不是中央决议，也不管当时的事件背景，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便是谁的工作组，以此得出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是刘少奇的工作组这种荒诞结论，这种逻辑与我党历史上某些暴民的思维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PS 在当时，这些都不能算作镇压，因为路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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