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青春》的启示
作者：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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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青春》的启示
作者：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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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青春》的启示
现在又得到一本“知青文学史”——《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作者王力坚，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粗略了浏览一遍，觉得这书比较浅显，感觉不象过去接触过的文学史那样一本正经，而是象科普之类的普及性读物，很多概念对我们来说是不用专门展开的。比如，《回眸青春》第一章绪论开篇就提出：“……如今社会乃至学界，对有关知青以及相关概念的定义与关系常有混淆，须进行必要的厘析。”于是作者从“老三届”、“红卫兵”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说起。这使我有些困惑，但转念一想，这没错，这书本来就不是给我们看的，是专为并不了解大陆，尤其是大陆文革史的台湾年轻人看的，再转念，那么，大陆的年轻人就了解他们父辈所经历的梦魇般的文革以及知青运动、知青经历吗？由此，突然想起多年前女儿在刚上中学时的一段趣事： 某天她问我，“谁是斯大林？”我一听，真是晕了一踉跄。什么叫“谁是斯大林？”这都成问题了？这这世道怎么了？ 这种经历不仅是我，我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朋友对我说起他的女儿在小学时就知道朱德这个人名，并知道职务是“委员长”，他本想给她加上“人大常委会”几个字，后觉得画蛇添足，她反而记不住。朋友问她：朱乃何方人氏？她答曰：四川人！朋友频频点头，再问：何时人？答曰：古时候一员武将！那朋友差点当场口吐白沫晕厥于地。 上面所说的两个人物不就是才过去没多久的20世纪的风云人物吗？ 在年轻人头脑里，说起什么歌星周杰伦等是头头是道，所以才有歌曲《霸王别姬》里的歌词“谁是天下英雄？”的堪称千古一问。这些历史人物尚且是过眼烟云，更何况历史事件？ 我曾经怀着遗憾的心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抄录在下： 知青。是一个很“旧”的名词了，对作为现代社会主流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再过几年，“知青”除了历史学家和当事人外，其他人对这个词的释义要到《辞海》里才能找得到了。我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不幸。但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摘自本人《庚戍三十年祭》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同龄人呼吁，趁我们脑子还清醒，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让我们的后代记住这段历史。于是知青们秉承着巨大的使命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纷纷动笔，其实写下来又怎么样？现在的年轻人谁看？——除非是专业研究人员。现在好了，终于有王力坚写出了“知青文学史”，作为教材而使相关专业的学生为必读。 当我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时，头脑里突然出现”遗老”这个词。这使我感到震惊，在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过去支离破碎的故事而不能理性地向女儿们讲述历史？ 女儿们没有包袱，因此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挑战着历史。……但我一直认为，历史就像两扇厚重的大门，它是由“过去”向“今天”开启的。 我想，当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倘若让它由“今天”向“过去”开启，寻找新的生活起点时，再回头看那两扇厚重的“大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摘自本人《庚戍三十年祭》现在有了，因为《回眸青春》，就有了新的理性的感悟，这就是“文学”和“文学史”的对人、至少对我思想的影响差别。 所谓“文学就是人学”，因此从这意义上说，与其说《回眸青春》是文学史，倒不如说就是历史。谁敢说它的作用不是间接地反映了“知青史”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知青文学史”把知青文学抽象有机的串连起来，使读者能够从理性的角度系统的了解了“知青”这段历史。 如果说知青文学使人从感性的角度去了解历史，那么“知青文学史”则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了解和理解，一字之差却让人从感性上升为理性。 修史，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当代人修当代史。自汉代以降，就有着“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固然是因为许多问题需要多少年后才能搞清楚，更因为当事人往往不能被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结论，一般的说，当事人容易被自己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局限性和个人的好恶所左右，难免有失偏颇。同时，历代修史之人都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判，而这种评判往往影响着后人对历史的评判。 王力坚是不是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不清楚，但从《回眸青春》中看出，王力坚是个治学严谨，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 在本书出版前后，上海也召开了“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知青文化现状和进展知青文学研究”，因此全国各路专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与《回眸青春》相比之下，这打着“知青学术研讨会”庄严旗号的“研讨会”关于“30年来的知青文学历程”的“研讨”就是个嬉闹。尤以第二场的主题——“30年来的知青文学历程”为甚。
（二）
什么是“知青”？怎么看待或者评价“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一词由来已久，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知青”一词既有广义上的释义，又有狭义上特指。 广义上的知青仅从字面上就可以得到解释——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缩写，是指受过学校教育，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 狭义的知青的概念我以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个外延不断缩小的过程。它由一开始特指城市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而由纯粹自愿到农村去务农的青年一直到被“强制”性地驱赶到农村的青年学生，当然，这种强制是披着“自愿”外衣的。 因此，狭义知青的概念经历了自愿支边（农）青年到特指1968年到1980间被“强制”性地驱赶到农村的青年学生演变的过程。而当下以及今后意义上的“知青”我以为应以“狭义知青”为是。 在“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的各路专家的发言中引起我关注的是一位北京的女代表的发言，她的发言提纲所示：“我以下的发言仅限于讨论文革中1700万知青的上山下乡，不涉及其它批次知青的上山下乡。”我以为这个定义是准确的。同时，这个定义隐含着1968年前抑或者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应该是青年学生自发自在自为的行为，充其量这种的行为暗合当局的心意而得到当局的支持并由此启发了当局，在当局认为合适的时候从而使上山下乡成为一个“运动”。反用一句套话就是“变我要干为要我干”了，因而彻底扭转了上山下乡的自发自在自为行为的初衷和方向以及性质——从自愿到披着“自愿”外衣的强制；从自发自在自为的行为到成为一个“运动”；从学生自己寻找务农地点到规定“老、少、边、穷”地区的去向。 对于文革期间的1968年前的上山下乡，《回眸青春》里这么写道，老三届中“大部分就是身心疲惫的昔日的红卫兵——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又无法充分就业……”（第一章《绪论》第22页）甚至为了提防即将到来的“清算”，主动远远地躲到天高皇帝远的农村去，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所以，个人以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正式启动应该定位于1955年。”（第一章《绪论?第二节知青历史回顾》第16页）的表述是否还可以精确些？因为把自发自在自为的行为定义于“启动”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战略部署要打倒的人差不多都倒了，……在这个过程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也消耗完了。……*便又有了最高指示‘……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也就有了‘五大领袖’的下场……目的是要求他们劳动改造，是带有惩罚性的处理。”（第一章《绪论》第27页）这种“是带有惩罚性的处理”的本身无疑就是政治性质的。 可以佐证的是《人民日报》1970年7月9日的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而文革结束后的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说法则完全颠覆了《人民日报》当年的社论。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按：这里有抢功的意思）。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按：注意这句“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我认为，文革结束后的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避重就轻，有着偷换概念的嫌疑，其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那种把“知青运动”的起因归结为就业问题是回避责任的，准确地说，有就业问题，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政治问题。 试问，如果不“当成政治运动去搞”，而依然实行“一片红”式的上山下乡运动，那该怎样？要搞“一片红”就非得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换言之，不“当成政治运动去搞”就不会有“一片红”式的上山下乡运动。 所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的说辞仅仅也就是个可以理解的说辞而已。若非如此，怎么理解*的“三个不满意”，和各城市大规模地收回知青并安置了岗位？单从生产经济看，需知在1979——1980年，各企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文革前的生产能力，即使有所恢复，也仅能够接纳极为有限的劳动力，断没有到可以如此大规模地接纳。 事实上，自中共执政以来所执行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决定了企业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甚至到接纳多少劳动者都是有指令的，工作岗位都是按指令性分配的，即使企业觉得不需要劳动力，也不能拒绝；想招工，由于没有劳动力市场，它想招也没地方招。这就是说，只要当局想或者不想让企业接受新职工，企业都不可以拒绝。那么所以那种把上山下乡运动单纯地归结为由于文革导致“……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职工。”（第一章《绪论》第25页）的判断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单纯地把文革期间企业不招收新职工而导致知青运动和文革结束后初期又大规模安置劳动力放在一起考察，就必然会陷入矛盾中。 云南农场的知青起事，特别是孟定农场的起事是任何与知青有关的历史、文学等都一定要涉及的。 与绝大多数并不了解情况而仅凭一点道听途说而臆想的炒作媒体一样，《回眸青春》也承袭了“一千多知青集体跪下，高喊‘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与中央代表团其它成员也都禁不住泪如雨下。”（第一章《绪论》第37页）的说法。这是个硬伤。 我以为，这种以讹传讹不是好的文风，由于当时我在现场，事实上，整个“绝食队”人数是211名，在我的印象里下跪的仅一百多人：“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摘自《庚戍三十年祭》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于下跪等以讹传讹信息的根源很有可能来自孟定农场那些当年的亲历者，为了使故事更具有传奇性而把事实有所夸大，不是吗？其实许多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它之所以在后来变得与本象有着面目全非，是因为叙述人为了叙述的需要或者说是显摆的需要而加上自己的想象扩充，才变得如此感人。 就云南知青的活动说，因为《中国知青梦》中有“割腕”这一虚构的文学性的情节，于是于是以讹传讹，把文学的合理夸张当成了历史事实，许多人都把这一虚构的情节写进自己的“回忆”录里，更可笑的是比如重庆的某张报纸居然如此不严肃地也把这写进通讯稿。如果真有割腕那事，在当时群情激奋的情况下，合理的推断是一定会引起大骚动，说不定军队就开枪了，于是发生在10年后的事件将提前上演了。 于是就象初中生把《三国演义》当成《三国志》一样，于是历史就成了人们笔下随意打扮的风月女子。 事实上，赵凡与中央代表团其它成员并没有流泪，更谈不上“如雨下”了。合理的推断是：赵凡等根本就没时间去落泪；再者，作为高级干部的赵凡即便心里再感动也不会“悲形与色”的。但我相信，由于资讯的不发达，力坚兄所能得到的资料也只能从网络或者平面媒体得到这种夸张的信息，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提出那么些问题供力坚兄在将来有可能再版时参考。
（三）
从第二章《彩虹的诱惑——文革前知青题材文学》、第三章《矫作的激情——文革中官方知青文学》、第四章《潜运的地火——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文学》、第五章《伤痕与控诉——新时期知青文学（一）》……一直到第十章《记实与网络——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六）》构成正了《回眸青春》的主体。在结构安排上，这些章节以事件发生的先后时间为序，既照应了第一章《绪论》的叙述，即务虚的文学与务实的行为既互相照应又互相推动，同时力坚兄考虑到便于读者的阅读，使读者能够了解“知青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今后可能的趋向，从而把“知青文学”散乱的思想、感受抽象有机的串连起来，使读者能够从理性的角度系统的了解了“知青”这段历史在文学上的表述。可见力坚兄思虑之慎密。 惭愧的是我对力坚兄所列的书目看过极少，主旋律的作品仅看过《年青的一代》、《军队的女儿》，就《年青的一代》、《军队的女儿》来说，也是在去云南前看的，而力坚兄所列的其他书目，如第三章里的书目等，也由于当年身处边鄙没地方买书加之知青生活的艰难而没钱买书，所以连书名都是这次拜读《回眸青春》时才看到。 至于第四章所列的作品更是在有网络后才有些许知晓，比如“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女诗人史保嘉（齐简）”（第四章《潜运的地火——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文学》第83、112、113页）的相关作品。 就“新时期知青文学”而言，我也读的很少，仅有《伤痕》、《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天浴》、《水魇》、《中国知青梦》等少数作品，因此只能就读过的谈一点陋见，可是就我读过的那些而言，力坚兄给出的点评很到位，有些甚至超过我本来的认知，使我对这些作品的理解的又上了一个台阶。是故，自谓没资格对《回眸青春》的主体部分作出评价，而《回眸青春》毕竟是“文学史”，不能对主体作出评价而紧紧抓住非主体，比如第一章《绪论》大做文章，实在有点“卑鄙”，所以这是很遗憾的。 所幸的是前段时间正好在一个微型沙龙上曾说起《天浴》，而恰好力坚兄也把《天浴》列进他的著作中，因此就试着把《水魇》与《天浴》作比较来谈谈《天浴》。 《回眸青春》把《水魇》与《天浴》归到《人性与原欲》的章节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一直以为，所谓人性的解放有很多标志，但其中有一个标志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敢不敢直面性并坦然的讨论性活动在个人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在社会动荡中的意义。 正好，《回眸青春》收录的小说《水魇》与《天浴》恰好各自显示了这二个意义。 《水魇》（作者林梓）小说是一篇艺术成就很高的具有意识流特质的纯文学作品。评论它可以有很多角度，它的主题是多元的。比如可以是“知青生活”，如《回眸青春》里的评述“描写文革时期一位女知青远离家乡……沉溺在爱的原欲中……”（第八章《人性与原欲》第207页）；可以是对人性解放的呼唤；可以是对美丽少女青春萌动的赞美；可以是哲学意义上的触景生情；可以是欣赏作者创作的意境；可以研究作者创作语言的特点，也可以抨击“普通的人不幸生活在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梦魇时代”（第八章《人性与原欲》第208页）……等等。 如果要从《水魇》里找一个中心词，那就只有一个词，“弥漫”。以及随这种弥漫而来的无休止的浸润。它似乎没有很直接以及完整的故事和情节乃至细节，正如作品名字“水、魇”所显示的含义，特定的环境，人物意识的流动处处体现了“水”的流动和“魇”的跳跃，整个作品的氛围皆呈显出一种迷朦的美，梦幻的美。 小说呈现出的水之影、光之影、人之影、甚至是情之影都给人的感觉十分缥缈，甚至连固定的建筑物比如竹楼，比如很现实存在的人都让人觉得不真实起来： “……她望着最靠近水边的那幢小竹楼，没有灯光，那是一号楼。想着刚才自己提出要住那里，女孩说已经有人住了，而让她住了三号楼。”“一号楼的客人还不来用早餐吗？细眼睛的女孩答道，一号楼没有住上客人。”“她盯着那滩茶渍，又问，昨晚起风了吧？女孩答道，没有，昨晚到现在，都没有起风。窗子，一直开着哪。”可昨晚的一滩茶渍却“还好端端地留在洁白的桌布上。”茶渍、客人、交谈、风，哪一个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到底“昨晚起风了”吗？昨晚她与人交谈了吗？昨晚的一滩茶渍是真实存在的吗？女主人翁的迷茫也是读者的困惑。至少她明明感觉到“起风了。……是起风了。她是用身体感觉到的。感觉到那风从湖面一下子涌上来，带着水的潮气，水的湿润，毫无顾忌的，就将她紧紧裹住。……下意识地用手紧抱住双肩。”是啊，她明明“是用身体感觉到的。”并且感觉“仿佛将什么荡漾起来了。”那么什么被荡漾起来了？突然，我没来由的想起“风动心动”的典故。 “风”她在的心里，于是读者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在表现“原欲”上，《水魇》也是十分的含蓄、唯美。“风有些紧了，搅动着夜色，也搅动着水面，把越来越浓的潮气送上来。她觉得身子越来越湿润了……竹藤椅里的她，渐渐地，觉得自己被湿润越来越紧地裹住了，一点一点的，浸满了从心底到身体的每个部位，象要将里面膨胀着的东西逼出来……慢慢的，她感觉到有微微的热气柔柔罩住了自己……她一下子感觉到自己像一片飘起来的羽毛……温润柔软的嗓音，一下一下撞击她的内心深处，还在令她窒息。空气里，仍然弥漫着大片大片的湿润……”正如力坚兄所摘录的，女孩“高高地站在大床上面。双手别着最后一只衣扣，动作缓慢，优美。目光，也缓慢，优美，从高处自然洒落下来，落在那一张张她非常熟悉的脸孔上。那一张张脸孔，由于吃力地仰望显得更为怪诞。她下意识地微笑了，像她在任何的地方见到熟悉的人一样。”（第八章《人性与原欲》第207页）这段描写使女孩变的越发圣洁起来，圣洁得象个天使，以悲天悯人的微笑着来面对那些世俗的丑陋。这使我原来不明确的思想突然清晰起来——性、原欲，是可以高尚的、纯洁的、圣洁的。 《水魇》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近乎呢喃地讲述了一个近乎迷朦的的往事以及由往事引发的梦境，在词语的把握和句子的组成、甚至是标点运用上，通篇呈现出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由特定环境引起的心理与生理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双关、多关的寓意和由此在阅读中产生的只可意会的感受。因此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显示的对现实的批判或者说教相比，有着显著的个性特点。这种特点概言之就是柔美或者委婉。 我以为，力坚兄把《水魇》归类为“知青文学”的是可以商榷的，“……《水魇》更是正面反映了知青生活。”（第八章《人性与原欲》第207页） 个人认为，不能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曾经是知青就，把围绕着这有知青背景的人展开的故事或者作品有着“知青”这个元素或者作者曾是知青的作品都归入知青文学中。假定有人以曾是知青的高位政治人物为原型而创作的文学作品，能把这作品打上“知青文学”的标记吗？就《水魇》而言，假定去掉“知青”这个元素，故事能成立吗？显然照样成立。
《水魇》地址： http://www.hxzq.net/Essay/2072.xml
《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地址： http://www.hxzq.net/Essay/2591.xml?id=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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