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
作者：王力坚
出版社：台湾Airiti Press电邮地址（press@airiti.com）。
出版时间：2008年12月
页数：301
书号：ISBN 978-986-84307-3-0
作者簡介
王力堅，1955年生，文革期間失學、下鄉務農多年後進工廠為鍋爐檢修工。恢複高考後，於1979年考入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相繼於該校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83年）與碩士學位（1986年），之後到深圳高校任教，1990年赴新加坡留學，1994年獲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現為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著有《六朝唯美詩學》、《由山水到宮體——南朝的唯美詩風》、《魏晉詩歌的審美觀照》、《中古文學的文化思考》、《古典新詮——中國古典詩詞賞析文集》、《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天地間的影子——記憶與省思》等專書，並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新加坡、美國、義大利等地刊物發表過學術論文七十多篇。
封底文字
文革後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事實上就是當年的知青對自己青春歷程的回眸。本書是一個當年的知青對有關知青記憶文本的回眸。其中有動情的推崇與渲染，也有平和的介紹與陳述，還有冷靜的剖析與批判。而本書的編撰，既遵循一般文學史的模式，又突破固有的模式而體現出頗具個性化的獨特之處。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概念的釐析與選題的意义
一、概念的釐析
二、選題的意义
第二節 知青歷史回顧
一、1955-1966：醖釀
二、1967-1970：狂飆
三、1971-1977：洪流
四、1978-1980：退潮
第二章 彩虹的誘惑——文革前的知青題材文學
第一節 時代與代表作
第二節 作品的社會效果
第三章 矯作的激情——文革中的官方知青文學
《崢嶸歲月》/《邊疆的主人》/《農場的春天》/《征途》/《劍河浪》/《分界線》/〈理想之歌〉/〈展翅篇〉
第四章 潛運的地火——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文學
第一節 知青中的讀書風氣
第二節 詩歌創作
第三節 流行歌曲（歌詞）創作
第四節 小說與散文創作
第五章 傷痕與控訴——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一）
盧新華〈傷痕〉/竹林《生活的路》/孔捷生〈在小河那邊〉/葉辛《蹉跎歲月》/甘鐵生〈聚會〉/陳村〈藍旗〉
第六章 彷徨與反思——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二）
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孔捷生〈南方的岸〉/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張抗抗〈白罌粟〉/陸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陽》/鄧賢《天堂之門》
第七章 懷鄉與尋根——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三）
張承志〈黑駿馬〉/葉延濱〈乾媽〉/梅紹靜〈她就是那個梅〉/張曼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鍾阿城〈棋王〉/韓少功〈爸爸爸〉/鄭義〈老井〉/李銳《厚土》
第八章 人性與原欲——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四）
王安憶〈崗上的世紀〉/鐵凝〈麥秸垛〉/老鬼《血色黃昏》/王小波《黃金時代》/嚴歌苓《天浴》/林梓〈水魘〉
第九章 解構與顛覆——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五）
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林白〈致一九七五〉/韓東《紮根》/劉醒龍〈大樹還小〉/畢飛宇《平原》/李洱〈鬼子進村〉
第十章 紀實與網路——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六）
「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叢書/鄧賢《中國知青夢》/「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知青業餘作家寫的紀實文學作品/邢奇《老知青聊齋》/知青網路文學/胡發雲：走向民間，走向現實，走向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
第十一章 移民成長記憶——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
第一節 「移民」屬性
第二節 「成長」屬性
第三節 「記憶」屬性
第十二章 有關知青文學的質疑與爭議
第一節 知青理想主義的質疑與爭議
第二節 知青懺悔意識的質疑與爭議
第三節 知青話語權的質疑與爭議
參考書目
後 記
後 記
自今年起，我為中央大學中文系碩博班研究生及本科高年級學生開設了一門新課：「中國當代大陸文學專題」。這個專題就是「知青文學」。本書就是因這門課程「應運而生」。這門課，本來計畫去年九月新學期開的，陰差陽錯耽誤了，延至今年二月的下學期才開成。沒承想，卻令這門課的開設以及本書的出版對上了一個似乎頗有「紀念意義」的日子——四十年前，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從而掀起了文革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高潮。
作為這場空前也應該是絕後的運動的親歷者，我確實不能免俗地具有頗為嚴重的「知青情結」。因此，早在十多年前起，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期間，已先後指導多位研究生撰寫有關（或涉及）知青文學與歷史研究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如今，開了這門課，出版了本書，也算是暫且了卻一樁心願罷。
知青文學的主流——文革後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事實上就是當年的知青對自己青春歷程的回眸。其中自然有眷戀與回味，也有感傷與憤慨，還有自責與懺悔。本書的撰寫，事實上亦是一個當年的知青對有關知青記憶文本的回眸。其中固然有動情的推崇與渲染，也有平和的介紹與陳述，還有冷靜的剖析與批判。因此，本書的編撰，既遵循一般文學史的模式，又突破固有的模式而體現出頗具個性化的獨特之處。
要在一本書中涵括半個世紀的知青文學創作歷程，顯然有相當大的難度。本書採取了各有側重點的處理方式：文革前的創作，以臚列重點篇目概括介紹（第二章）；文革中的官方主流創作仍以重點篇目臚列介紹（第三章），地下文學創作則以體裁分類進行介紹（第四章）；文革後的新時期創作則以主題（第五至第八章）、風格（第九章）、體裁（第十章）等不同的類型歸類介紹，以及問題討論（第十一章與第十二章）。所舉作家作品，亦有兩難：一方面，無論對作家還是作品如何擇取，都有挂一漏萬之虞；另一方面，倘若只專注於「著名作家」，又無疑會墮入「名家創作史」的迷思。為此，本書在選取作家作品時，更注意的是「代表性」而非僅是「名家名作」；在介紹了文革前的幾部代表作之後，專列一節「作品的社會效果」介紹讀者（主要是知青）的反應；此外，在「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文學」與「新時期的知青紀實文學」兩部分，則著意介紹更多「無名之輩」及其作品——尤其是知青網路文學。相比較名家名作而言，這顯然是更具有原生態的史料與民間化的敍述。這一切，都以期能彌補、平衡長久以來備受質疑的知青文學（及史學）話語權與話語體系。
本書雖然對相關問題也進行一定的分析、探討及研究，尤其是第十一章與第十二章集中探討了有關知青文學中的若干重要問題，這跟一般文學史體例大不相同。然而，在處理相關的史料——包括作家作品及其有關背景時，卻是儘量採取「回歸歷史」、「維持原貌」的處理方式；所涉及的敍述語言尤其是某些歷史概念，則儘量保持「那個」時代的習慣與特點，也儘量不加引號（「」）來顯示今人的「另眼看待」。
本書的編撰，儘量做到線索清楚、記述簡潔，夾敘夾議、史論相交，在文學史實的陳述中，交融著作者的個人見解。相信既適合作為課程教科書，亦適合作為研究參考書，還適合作為文史愛好者的讀本。
本書的編撰，得到不少知青朋友的熱心支持與幫助，尤其是「華夏知青」、「老三屆」、「老知青論壇」、「泡菜罎子」等知青網站的眾多知青網友，對有關知青、知青運動、知青歷史等方面的諸多概念與問題，以及某些知青人物的個人資料，給予許多翔實準確的參考意見以及誠懇的批評與指正。在此，特致以難以言喻的感激之情！
本書的一些學術問題，有幸獲得中央大學中文系同仁孫玫、莊宜文、呂文翠諸老師以及博士研究生李欣倫小姐的寶貴意見，在此亦一併致以誠摯謝意！
王力堅謹記
2008年6月3日
於中央大學文一館
节选：
第十章 紀實與網路——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六）
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知青熱」的興起，紀實性的知青文學成為中國文壇一道耀眼的風景線。例如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三十週年紀念推出的《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叢書，包括知青作家高洪波的《也是一段歌》、趙麗宏的《在歲月的荒灘上》、陸星兒的《生是真實的》、葉辛的《往日的情書》、張抗抗的《大荒冰河》、王小鷹的《可憐無數山》、范小青的《走不遠的昨天》、葉廣芩的《沒有日記的羅敷河》等十多部；此外，還有鄧賢的《中國知青夢》、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費邊的《熱血冷淚——世紀回顧中的中國知青運動》、木齋（王洪）的《恍若隔世——我的知青歲月》、紅河谷（王世新）的《追隨紅太陽》、邢奇的《老知青聊齋》等。
《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叢書所收錄的大多是當時文壇上的明星知青作家，編輯者的主導思想顯然是精英文化策略。該叢書總序便稱，這些知青名作家代表了整個知青世代，堪稱評判上山下鄉運動的權威代言人；在該叢書的後記中，更對「老三屆」（其實是「老三屆」中的「精英人士」）極盡讚頌溢美之辭：「作為一代人而言，他們是不可逾越的，無論從政、治學、經商、務農、做工、弄文，還是個體民營，他們在各條戰線上都充當著中堅力量，都為共和國的振興而不懈地努力奮鬥著。歷經磨難而無怨無悔是一種人生境界；失之東隅而樂天奮進更是一種時代精神。反思歷史砥礪修身而不再做傻事則是一種桑榆智慧。這就是他們的智慧所在。」
鄧賢無疑是知青紀實文學作家的代表人物。「知青」是鄧賢最為關注的創作題材，因此一而再地撰寫有關知青的作品，如《中國知青夢》、《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天堂之門》；磅礴的大氣、恢宏的格局、深沉的歷史感、神聖的使命感、執著的理想主義以及尖銳的批判精神，都可說是鄧賢的作品尤其是長篇紀實文學的特質。這些特質在《中國知青夢》中得到頗為充分地展現。
鄧賢的長篇紀實文學《中國知青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以當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後改為國營農場）的知青，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11月所掀起的「大返城」狂潮為切入點，披露了中國一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返城」的內幕和全部過程。本書的特點是，作者以文學的筆觸和呈現手法，結合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以及色彩鮮明的人物形象，描繪了整個「知青大返城」的歷史真相，包括廣大知青如何在雲南發動罷工、遊行、絕食宣誓，發起從邊疆鄉下退回城市的運動。在文革時也曾是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的該書作者，在《中國知青夢》中，不僅展現了當年知青在「大返城」運動中可歌可泣的歷史檔案，以及知青作為「末路英雄」的無奈，也以史實記錄體現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殘酷。因而，有助於讀者瞭解當年這些知識青年有異尋常的經歷，以及他們的性格、思路和精神。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千千萬萬知青中斷了學業、犧牲了青春、葬送了前途，尤其是女知青們，她們在整個運動中所受到的摧殘和折磨更是殘酷，正如作者在本書引子所說：「對任何個人來說，這都是一段相當漫長曲折並佈滿荊棘和煉獄之火的人生道路。」由於作者以文學的手法鋪展情節和內容，書中所描寫的許多場面和情節讀來很吸引人，也教人非常感動。對於本書的評價，作家王蒙的說法是：「這裡有殘酷的真實，青春的魅力和危險，理想的美麗與歧途。」i在書中，作者鄧賢也曾毫無掩飾地表達了對知青理想主義的緬懷與讚頌：「不管怎麼說，這些拓荒者的生命沒有白白燃燒，她們畢竟化作膠林，化作照亮邊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裝點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綠。不論她們是否創造過偉業，作為整整一代人曾經前赴後繼為之獻身的拓荒大業的永恆坐標，她們的殉難本身不就是一種燦爛，一種理想主義和人類精神的生動化身麽？」ii但當面對著知青當年種植的橡膠樹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有的農場死亡率達百分之百，知青的汗水與心血幾乎化為烏有的嚴酷現實時，作者也不無深刻地意識到，知青們是「轟轟烈烈進行了一場違反社會和自然規律的空想烏托邦運動」iii。
與精英文化策略及理想主義精神迥異，岳建一主編的「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iv，則力圖「努力薈萃散失的在民間的富有個人特質、生命血脈、精神容量和歷史價值的尤其是忠於原生狀態、袒呈個人與集體靈魂世界的文本，將歷史的本真過程及其隱秘角落還給歷史」v。這套叢書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壇上的「無名之輩」，然而，他們的作品對知青的生活與歷史進行了最具本質探索，又最具批判力度的刻畫：「從開幕時的轟轟烈烈，到落幕時的淒淒慘慘；從狂妄時的橫掃一切，到落魄時的迷惘幻惑甚至精神崩潰——太多堪稱史詩般的盲從、瘋狂、浮躁、僵化、奴性、愚忠、墮落；太多史詩般的求索、純真、奉獻、執著、堅韌、忘我以及實屬無知、淺薄、非理性卻又是驚天動地的極端異化的英雄主義——全都屬於歷史卻又真實得太不像歷史。其中的靈肉相離，恨愛錯亂，焦慮，孤獨，憔悴，絕望，萬象盡有。」vi
此外，還有大批知青業餘作家寫的紀實文學作品集，如《知青檔案》、《北大荒啟示錄》、《草原啟示錄》、《我們一起走過——百名知青寫知青》、《老插話當年》、《曾經滄海》、《無華歲月——我們的1966-1976》等。這些作者都是當年知青歷史的親歷者；不僅對知青生活有深摯的緬懷與回味，還有頗為深刻的人生領悟與思考，乃至不無尖銳的揭露與反省。這些知青業餘作家所創作的紀實文學/回憶錄，各具風采。謹以《草原啟示錄》（工人出版社，1991年）為例。該書收錄了當年從各地到內蒙古插隊的知青所寫一百六十餘篇回憶錄、五十封書信及六十幅照片。該書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在正文之前的一系列題詞。
扉頁題詞：謹以此書獻給內蒙古人民。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赫題詞：草原上的人們永遠記著這一代青年。
而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題詞則是：
南京——我們是從內蒙古走向人生的；
上海——縱然是高樓林立，眼前總浮現那片淨土；
天津——我對孩子說：年輕時，我在內蒙古；
山東——一日叫娘，終生是母；
河北——蒙古高原、華北平原，唇齒相依、山水相連；
浙江——雖是風和日麗，常憶雪暴沙狂；
遼寧——馬背上，我們悟出人生的真諦；
吉林——莽原上射出的箭不改變方向；
黑龍江——如同黑水流過草原，我們早已水乳交融；
北京——總也抹不去心中那片綠色；
內蒙古——金杯銀盃斟滿酒，雙手舉過頭。
上述題詞，素樸無華，卻真情流露，頗為充分地體現了知青與內蒙古人民的密切情誼，這一點頗見出承續知青尋根文學/文化的意涵。然而，事實上，《草原啟示錄》（以及其他同類型的回憶錄）的文章所反映的內容是紛紜雜陳的，固然有「尋根」之作，亦有訴苦、批判、反思、緬懷等風格各異的作品。
《老知青聊齋》則為在內蒙古東烏旗滿都寶力格牧場插隊九年的北京知青邢奇的個人紀實文集。該書收紀實性散文百餘篇，分為「昔時人物」、「牛羊犬馬」、「草原雜記」三輯。作者以半文半白的文體進行創作，紀事翔實且生動，風格平實而詼諧，如〈某女〉：
草原組建生產兵團後，郵政混亂，信常被拆。蓋地僻無聊，尋求刺激也。一日，師部某君偷拆信件時，發現信中無有一字，皆是數碼。時邊境緊張，意必特務密信無疑，遽舉報。經破譯，方知此數碼乃四角號碼，系由字典中一一查出，亦頗費辛苦。寄者乃一女打字員，收者乃一男性現役參謀。此女原系女兵排長，做事勤敏，屢受褒獎，草原失火時，打火英勇，面受微傷。提拔至師部後，與此參謀同一系統，關係過密，漸入非非。參謀已有家室，行動不可公開。此次女方回鄉探家，寫信於男。因懼拆信敗露，乃事先約用此技，豈意弄巧成拙，動靜反而更大，男遂解甲歸田，女亦貶至我連削職為兵。我連兵團戰士皆要名聲，男怕涉嫌，女懼合流，如避瘟疫。惟領導不忘責任，仍接茬找談，令其再作深刻交待，而所謂深刻者，無非深到細節也。時此女已有身孕，一朝，嬰兒終於出世。諸人益鄙之。產後母即無乳，嬰啼，母亦啼。諸人不愧受過教育，立場毫不動搖。母終無奈，產後第二日，裹嚴頭巾，步行十餘裡，去供銷社買奶粉。時值十一月初，剛剛下過一場薄雪，雪上，一行孤印，去而復回。vii
通過一個救火女英雄墮入情網而淪為「賤民」的過程，將其周圍的各種人的醜陋虛偽面目刻畫得入木三分。從中顯見作者的自我省思、自我批判，以及對那個扼殺人性扭曲人性的時代的譴責與抨擊。
這些由業餘作家所創作的紀實性文學，基本上都是從個人角度記述知青上山下鄉的生活經歷，由此折射出知青世代（及運動）在中國當代歷史長河中的命運及意義。這一現象，無疑突破了知青專業作家唱「獨角戲」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形成知青文學話語民間化的可喜局面。
知青話語民間化更令人矚目的表現是知青網路文學的悄然興起。知青網路，指管理者以及參與者皆以當年知青為主體，而其內容也與知青話題有關的網站與部落格。知青網路大約形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就知青網站而言，目前可統計的便約有一百多個，其中較活躍的知青網站有「華夏知青網」、「老三屆」、「老知青之家」、「承德知青網」、「老知青網」、「知青網」、「兵團戰友」、「知青緣」、「北大荒」、「中華知青網」、「西部知青網站」、「知青村網站」、「湖南知青網」、「西烏旗老知青」、「黑土地老知青網」、「天津草原情」、「春華秋實」、「歲月如歌」、「康巴情濃」、「泡菜壇子」以及「美國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等。
所謂知青網路文學，即指當年的知青（及其有關者如其後代與親朋戚友等）在知青網站、部落格以及其他綜合網站上發表的原創作品（網路上習慣稱為「帖子」）。從內容上來說，知青網路文學涉及的面較為廣泛，既有回憶當年知青在農村、農（林、牧）場、生產建設兵團的往事，也有表現他們返城以後乃至目前的生活，以及對各種社會現狀及問題的反映及感受。知青網路的網友固然有作家、學者，但更多是來自社會上各行各業（包括退休及下崗）人士，他們的帖子，較大程度反映了知青中的「大多數」的歷史、現實與心聲。viii
如蟲二的〈留在湖區的女知青〉敘述了「用自己終生不渝的行為，證實了自己當年對組織發出的誓言」的M，「超越巨大的身份、經歷的鴻溝」與農民結合的坎坷一生。
呼倫河的〈離別三十年，今日回內蒙〉訴說重返插隊舊地的感受：「在那已經遙遠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時間裡，我們與這裡互相屬於，互相見證，生命留在了這裡（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自然也就留在了這裡。這樣說，絕不是矯情和故做姿態。……人活著，誰也不願意去追求苦難，但是沒有經過磨難的生命，肯定是輕飄飄的。」
老城的〈我的同學小周〉則描寫了九十年代初才從陝北回到北京而又很快就下崗的老知青小周，「樂觀豁達，淡泊名利，坦然處世，直面人生；對於現實生活，他從不回避，從不攀比，從不抱怨，從不仇視」，儘管家境困難，仍然熱情招待知青朋友到家裡聚會，「他好客的婆姨為我們包餃子，做陝北菜，大家吃、喝、玩得十分盡興。像當年一樣，小周微笑地看著我們折騰，臉上帶著令人心悅的熱情、坦誠和滿足。」作者由衷感嘆道：「一個普普通通的下崗工人，哪里來的這份磊落的襟懷和博大的氣度？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國知青的脊樑！」
身為教師的林子在〈曾為知青〉的帖子中寫道：「忽忽到了一日，與學生在中學實習，無意中翻到一個班的學生履歷表，赫然發現，父母職業欄中，頻頻出現著同一個詞：下崗，下崗，雙雙下崗。心中一下子惶惶亂亂，急急又翻回頭，尋找著他們的年齡欄……沒錯！就是這個年齡！就是曾為知青的年齡！就是我的同一代人！！即刻悲從中來，淚流滿面……從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分分秒秒的追趕，怕的是自己還來不及將這一代人的歷史，更詳盡更真實地告訴女兒和學生，即便那一開口一下筆，句句蘸淚，字字泣血，就像在將生命一點一點地耗在裡面。 我不後悔，我的活著，不再屬於我自己。因為，我曾為知青。」
知青後代「我是誰？xju3387」於《老三屆論壇》發表的帖子〈我的爸爸媽媽〉，描寫了其「都是六七屆畢業下放的」老知青父母的愛情故事，「曾經苦難的共同經歷成為了他們相識相愛的見證，也順帶著成了家裡教育孩子最好的教材」，至今依然「留在了江西這片紅土地」的父母，「還經常在回憶那段艱難困苦的被他們那代人稱之為『蹉跎歲月』往事和想念那些至今仍住在鄉下因長期從事農業生產而過早白了雙鬢的戰友們」。
知青與農民都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受害者，雖然知青當年下鄉大都出於被迫、無奈，而知青也因此遭受了難以言喻的苦難，他們跟農民之間也曾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但無疑也因此有機會對農村與農民有較切身的瞭解，並與農民與農村結下了頗為和諧且深摯的關係，相互之間關心幫助的實例不勝枚舉。知青文學中此類表現並不少見，如前面說過的張承志、史鐵生與鐵凝等的小說中，便有頗為充分的反映。
倘若以知青網路文學來說，麻卓民、老例、叢玉文、柏萬青、西北狼1號、南國嘉木、春雷、王勤、老城、號子等人的帖子都反映了他們跟農民、鄉村之間儘管有城鄉文化差別但仍然融洽無間、感情真摯的關係。如麻卓民對放牛娃板弓的牽掛（〈麻卓民〈放牛娃──「板弓」〉）、老例對房東七哥佬一家的懷念（老例〈我的房東七哥佬〉）、叢玉文追憶跟山區少女生死不渝的師生情誼（叢玉文〈大山的渴望〉）、柏萬青忘不了江西老表濃濃的鄉情（柏萬青〈我欠老表一餐飯〉）、西北狼1號與老農張大伯的「忘年之交」（西北狼1號〈我和張大伯最好〉）、南國嘉木與村姑華姐的「姐妹情深」（南國嘉木〈山民篇之一：村姑華姐〉）、承德知青對「故鄉」（下鄉地）「養育之恩」深切感戴（春雷〈回家鄉〉）、兵團戰士對草原「精神家園」夢縈魂牽（王勤〈草原劄記〉），等等。
老城的〈回延安〉，記述與分別了三十多年的農民老房東重逢，房東大嫂「從衣櫃裡捧出一個衣衫襤褸、胳膊用鐵絲拴著，鞋只剩一隻，臉髒兮兮的塑膠娃娃」──那是作者三十多年前送給房東女兒的禮物。作者為之深深感動：「將一個被沒有玩具的孩子時刻惦記著的娃娃保存到現在，那是要怎樣的上心啊！」
號子的自述或許更有代表性：「我下鄉的時候從不敢穿亮色的衣服，那套褪色的學生裝穿了洗，洗了穿，可和農民比起來還是天遠地隔。……我們飽嘗了最底層的生活，更懂得平凡人們中的苦酸。」（號子〈我們走過平凡〉）
在這些平實無華的敘事中，確實體現了知青與農民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差距，但彼此間的相互瞭解和交情是不容否認的。
在知青網路文學中，還出現了農家後人的回憶文章。農家後代在這些文章中陳述了他們對知青的印象。
如程美信在〈我記憶中的知青〉一文裡，既寫了知青在農村打架鬧事，也寫了鄉親對知青的體諒關照，同時更著意描寫了知青衛平與村民的親密交往及深厚感情：「他對我那家鄉的感情非同一般，那片土地裡埋有他的青春年華……」
石城大俠在〈山花祭〉中，記述其妻子（黃山茶林場「土生土長」的姑娘）：「少年時嚮往外面的世界，對那些比她年長的大哥、大姐們的好感是不言而喻的。也許正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她才能從這片深山老林中振翅飛出吧。」
小芳的女兒在尋找小南阿姨的信中說：「當年你和子魯阿姨下鄉住在我姥姥家。我媽媽對我說過好多你們的事：你們擠在我姥姥家的小破屋，你們穿我媽媽過年都穿不上的新衣服，給我媽講她從未去過的北京，說我出生後您給我寄兩身小衣服，說那時候日子太難過了，說從未給過你們什麼——現在農村的日子好過了，媽媽常常念叨起您們，尤其是幾次來北京的時候，她就更會想起您們，說：多希望能找到你們就好了。小南和子魯阿姨，真盼望您們能看到這封信，並和我聯繫，三十多年了，媽媽真希望您們能重回白洋淀看看。」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飛行員Peter在致《華夏知青網》「斑竹」（管理員）的信中表示：「我理解並瞭解你們那段生活，我的童年是與知青生活在一起的，在東北的興凱湖農場十五連，不管人們怎樣的評價那段歷史，我始終對知青的貢獻是肯定的。我的小學、初中老師都是知青，是他（她）們給了我知識。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忘不了那時的生活……」Peter的回憶表明不少知青在鄉村擔任中小學老師傳授文化知識，這確實使鄉村農民後代得到最為直接的受益。後來農民後代亦對此最為感念，如朔星、花瑤花、黃豆等農家後人都曾在刊物以〈知青老師〉為題著文與詩懷念當年教育過他們的知青教師。ix
由此可見，知青雖然在某些方面也會給當地農民以不良印象（見上章），但從上面知青與農民（及其後代）的互動關係看，雙方彼此所留下的正面印象還是更為主要的。這一點，也應該是知青尋根文學得以產生並興盛的一個主要原因。
然而，凡事都不可能僅以一個面相顯示。知青網友老城在《華夏知青論壇》所撰寫的文章〈由老例文章想到的〉，恰好陳述了兩個絕然相反的例子：作者的兩個朋友，同樣是四十多歲，同樣出身自農村，同樣在童年時代接觸過下鄉知青並深受影響，但影響的結果卻迥然不同。一個有意無意地效仿知青的言行，如學普通話、講衛生，並作為知青的（小學）學生接受知青的教育，「他發誓要做他們那樣的人，從此發奮讀書，一路考下來，最後到了北京，成為一名醫學博士……他非常感謝那些知青，沒有他們，或許沒有他的今天」。另一個卻「從小就恨他們（指知青）。他們穿得比我們好，吃得比我們好，連村裡那些丫頭對他們也比對我們好，明明比我們兜裡有錢，還口口聲聲說受苦遭罪的，那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農村、世世代代受苦受窮就該著？後來我就想，說什麼也得當城裡人」，後來他終於進了城，「從北京站下火車的那一瞬間，他就發誓，將來一定要留在北京，還要在這裡娶妻生子」。這個朋友還借著酒勁對作者說：「我最恨的就是你們知青，是你們第一次讓我知道了什麼是不公平，讓我知道了世界上還有貧富貴賤的區別。」兩個農民後代都因受到知青的影響改變了命運，對知青卻是絕然相反的兩種印象。個中緣由，顯然已超逾文學以及歷史的範疇而有待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來探討分析了。
事實上，面對自己走過的歷史，老知青們的網路文學作品大多能抱著平和冷靜的態度，力圖不帶掩飾地將過去的歷史如實寫出，如董宏猷在〈茅棚詩篇〉中說：「我的責任，是把它（指其『幼稚的詩』）原封不動地披露出來，作為真實的歷史，供讀者及研究者評說。對於我自己，我是非常珍惜自己在逆境中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度過難忘的青春歲月的……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風貌。」當然，其間亦不乏深刻的批判、自省與反思，如董宏猷在同文中就指責當年招工中的走後門風氣，「使『紮根』迅速成為荒誕」。
劉曉航在〈愛情的放逐與懺悔──讀《中國知青情戀報告》〉中，則指出在當年知青們的愛情路上，「更多的是情感的畸形，渾濁，錯亂與苦澀，在這裡愛情世界遍佈孤獨、失落、迷茫、焦慮、恐懼、無奈、慘烈和悲涼。」
胡發雲在他參與編輯的武漢知青網路文集《我們曾經年輕》x的「代序」〈難忘知青歲月〉中坦陳，神聖理想與汙濁政治的糾纏與反差，往往使他們「認真莊嚴地幹過許多神聖而荒唐的事」，亦更「從紅色烏托邦的雲端被狠狠摔到冰涼堅硬的現實中」；知青生活中，固然有「相互間溫暖的關照、豪爽的招待、油燈下的苦讀、田塍上的放歌、收穫的歡樂」，也還更有「勞累、困倦、饑餓，包括窮鄉僻壤也不可逃避的政治鬥爭與傾軋，以及為生存而生出的算計、齟齬與紛爭……」。
上引諸多網路文學的作品基本上出自知青業餘作家之手，顯示出鮮明的民間敘事特色。雖然其中也有專業作家如董宏猷和胡發雲，但他們的這些文章，卻顯然是以民間敘事的立場來進行寫作的。胡發雲的表現最具典型性。
胡發雲（1949-），武漢人，1968年高中畢業後赴湖北天門縣鄉村插隊務農。1970年招工返城，任電銲工及企業幹部。1987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六十年代就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與音樂作品，現為武漢市文聯文學院專業作家。2006年退出中國、湖北、武漢三級作家協會，並「奉還」多年來從未履職的武漢市作協副主席及湖北省作協理事等職務。著有小說集《暈血》，散文集《冬天的禮品》，詩集《心靈的風》，紀實文學集《輪空，或再一次選擇》、中篇小說集《死於合唱》、《中國作家經典文庫·胡發雲卷》等。另著有大量隨筆，評論和詩論文字。其長篇小說《如焉》發表在《江南》2006年第1期，轟動文壇；當年10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單行本，2007年1月被當局宣佈為八本禁書xi之一，同年3月由香港文藝出版社出版，當年被評為《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小說之一。著名作家章詒和（1942-）為之序曰：「兩晉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
作為出身知青的專業作家，胡發雲正式發表或出版有關正面描寫知青題材的作品不多，在網路中卻有不少文章回憶其知青生活。後者顯然是基於民間敘事立場的產物。有意思的是，胡發雲的《如焉》首先也是以網文形式《如焉@sars.come》在網路發表、流行，直到被人「盜版」刊印出售於北京街頭。網路流行→盜印出售→正式出版→當局查禁，這樣一個軌跡，正充分顯示《如焉@sars.come》就是胡發雲堅持民間敘事立場而特立獨行的創作。
相對於書籍刊物等官方掌控的主流媒介而言，網路的表達自由度其實是最大的；因此，網路中的民間敘事，或許不如主流敘事那麼擁有「權威」及「市場」，卻能更自如地從個人主體性出發進行體悟、審視、省思、抒寫自己的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由此，他們開始走向民間，走向現實，走向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xii
知青網路文學是知青文學發展史上，迄今為止最具開放性與自由度的話語空間，也是最具現實意義的民間文本或說是最具民間立場的知青敘事xiii。然而，由於經濟上（電腦及上網費用）與技術上（電腦網路技術）的原因，文化水平低、經濟收入低的「沉默的大多數」依然無法大量登錄上網，知青網路文學的發展也因此頗受限制。而且，「非專業性」的局限，以及「市場號召力」的尷尬（缺乏），致使知青網路文學創作者的話語權行使往往是處於被動且非活躍的狀態。
盡管如此，基於民間敘事立場的知青回憶錄及知青網路文學的出現與存在，對於知青文學發展仍然是起到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這種民間的知青敘事話語，與其說是對知青專業作家話語（尤其是所謂名人回憶錄）的反動，不如說是從「私人敘述」角度對知青歷史「宏大敘述」進行了不無裨益的「補白」，與知青專業作家的話語（回憶錄）相輔相成，使知青文學的紀實性話語體系得到較為完整的建構。知青文學創作的世代「話語失衡」，也從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不管承認與否，作為專業作家，知青作家名人畢竟掌控著最具效率、最具影響的話語權，而自覺或不自覺地、自願或不自願地充當了知青「代言人」的角色，正所謂「歷史往往由強者書寫」xiv。因此，知青話語權的天平仍然是傾向於他們，知青世代內部文學話語失衡的困窘局面，仍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注释：
i 見該書封底。
ii 該書，頁363。
iii 該書，頁364。
iv 均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包括野蓮《落荒》（2001）、楊志軍《無人部落》（2001）、吳傳之《泣紅傳》（2001）、逍遙《羊油燈》（2001）、劉漢太《狼性高原》（2001）、成堅《審問靈魂》（2001）、曾焰《闖蕩金三角》（2002）、王澤恂《逃亡》（2002）、楊志軍《大祈禱》（2002）、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2002）、王子冀/龐沄《守望記憶》（2002）。
v 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岳建一〈編者的話：希望在於民間〉。
vi 同5。
vii 《老知青聊齋》（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4），頁47-48。
viii 以下所引知青網文，基本來自「華夏知青」www.hxzq.net/、「老三屆」http://www.laosanjie.net/ 、「老知青之家」http://www.lzqzj.com/main.asp、《承德知青網》http://www.cdzhiqing.com/、《兵團戰友》http://btzy.vip.sina.com/、《知青網論壇》http://bbs4.xilu.com/以及《歲月如歌》http://bj3.netsh.com/。
ix 見《北大荒文學》2007年第6期、《新青年（朋友）》2006年第5期、《北方音樂》1995年第6期。李學友在《金融博覽》2007第6期發表的〈與知青在一起的日子〉，也是滿懷感激之情回憶童年時代所認識的包括他老師在內的下鄉知青。
x 此文集原為1996年由武漢出版社正式出版，其後上網為網路文集，上網過程中補足了出版時因種種原因刪節的部分，包括出版文集序言〈泥濘及隨想〉所沒有的下文所引語句。
xi 八本禁書為：章詒和的《伶人往事》、胡發雲的《如焉》、曉劍的《滄桑》、朱淩的《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國亞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袁鷹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曠晨的《年代懷舊叢書》、朱華祥的《新聞界》。
xii 據胡發雲給筆者的信函透露，這段話原本見於胡為《我們曾經年輕》所作的序〈泥濘及隨想〉，然該文集正式出版時，卻被刪掉了。這段話顯然更適用於指涉尤具民間敘事特色的網路文學創作。
xiii 關於民間敘事立場，陳思和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參看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63-368。
xiv 徐友漁〈知青經歷和下鄉運動──個體經驗與集體意識的對話〉，《北京文學》1998年第6期，頁28。
第十一章 移民成長記憶——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
論及知青文學的屬性，一般都會注意到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經濟、地域、美學等諸多方面，卻鮮少有人會關注其三個特殊、重要而且頗具個性化的屬性：移民、成長、記憶。這三個屬性合成「移民成長記憶」的短句，亦恰好能表明知青文學事實上就是「一批特殊移民成長過程的集體記憶」。確切地說，知青是一種特殊的移民，他們的青春成長時期即在鄉村與邊疆渡過，而反映他們這一段生活歷程的文學作品即是知青集體記憶的體現。
第一節 「移民」屬性
知青上山下鄉事實上就是成千上萬擁有城鎮戶籍1的青少年，離開原居地與親人，遷徙到異土他鄉的農村、邊疆，落籍（戶籍）為當地的「新居民」。由此可說，在城鄉分治的歷史背景下，知青上山下鄉就是一種特殊的移民現象；而反映知青生活經歷的知青文學事實上也就是一種別具移民屬性的文學。
一般移民文學的特徵如生活環境改變、身份轉換、文化認同，以及文化的衝突、人生的何去何從等，在知青文學中的表現十分明顯。在知青文學作品中，我們更可輕而易舉地發現鄉村物質生活、文化環境乃至心理境況的極大落差變異，給知青們造成的影響痕跡。在知青文學的創作中，新的人文思考與書寫往往糾纏徘徊在原鄉與異鄉的文化畛域之間，以及身份認同、群體認同乃至語言認同之間。而在經歷過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衝擊/洗禮之後，知青文學的作者們似乎試圖通過將自身個體/群體特質融合進鄉村的文化屬性和文化身份的努力，尋求/實現一種超越地域身份的精神歸屬。因此，在知青文學的內部視域（醞釀與創作）中，往往體現出基於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生存體驗與經驗的文化吸收、交融、同化、異化；而在知青文學的外部視域（閱讀與評論）中，則體現出基於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生存體驗與經驗的文化審視、觀察、比較、省思。
移民研究學者指出，整個移民遷徙（包括回歸）通常經歷六個階段：一，啟程上路；二，抵達目的地，受到陌生環境沖擊；三，接觸當地文化，逐漸由觀察者轉為參與者；四，參與的深入與逐漸適應；五，深度適應；六，回歸原居地，必須重新適應。2
每一個知青的經歷，幾乎都與上述六階段完全吻合。而這六個階段在知青文學中也都得到頗為充分的體現。如賀敬之的〈西去列車的窗口〉：「你可曾看見：那些年輕人閃亮的眼睛，/在遙望六盤山高聳的峰頭？/你可曾想見：那些年青人火熱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個戰鬥？……」與郭路生的〈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隻風箏，/風箏的線繩就在媽媽手中……」二詩的價值觀念完全不同，卻都很能體現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下的「啟程上路」。田太慧〈十七歲的夢〉：「一上去, 一陣黴臭和農藥味撲鼻而來。房梁上, 蜘蛛結了無數的網；樓板上，堆著老鄉還未搬完的糧食等雜物。我完全呆住了, 不相信地問自己: 這就是我將要開始的兵團的生活麼？」3陳村〈藍旗〉：「喧鬧過去了，草屋格外寧靜。泥地在吸吮著潑去的冷茶。村子裡狗吠聲。油燈的光，將我的腦袋放大，投在坎坷的潮濕的土牆上，看起來像個多瘤的怪物。有點想家。」4二文所抒發的情感狀態很不一樣，但都傳神地反映出知青初到下放地所受到的心理沖擊。張曼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中的女知青，也是從不會幹傣家活，一身「軍裝綠」，漸漸通過「依波的筒裙，姑娘小夥的對歌」，接觸當地文化，開始學著像傣家人一樣地生活，用色彩豔麗的床單裁成筒裙，戴上漂亮的耳環，頓時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傣家姑娘——由觀察者轉為參與者，最終受到傣族鄉民的接受。從史鐵生、張承志等眾多知青專業作家的小說與更多知青業餘作家的回憶錄/網路文章中，可以頗為全面地了解知青是如何深入參與當地文化，並逐漸適應乃至深度適應的過程。而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雪城〉、鄧賢的《天堂之門》等小說，則從不同層次與階段反映知青回歸原居地後如何艱難地重新適應。
「移民」的屬性，普遍存在於各種類型的知青文學創作之中，但在尋根文學、後/擬知青文學、紀實/網路文學中的表現更為鮮明。如張承志、張曼菱、史鐵生、鍾阿城、韓少功與鄭義等人的尋根小說對鄉村文化的向往、懷戀或省思、批判，池莉、林白、韓東、劉醒龍、畢飛宇與李洱等人的後/擬知青小說對城鄉文化對立沖突的揭示與渲染，同樣扣人心弦、動人心魄；眾多知青專業作家及業餘作者在回憶錄及網路文章對下鄉經歷的回顧中，異域（鄉村與邊疆）文化的沖擊與洗禮仍歷歷在目亦令人百感交集。在這些知青文學的創作實踐中，固然有人能較好把握雙重身份的跨域寫作所呈現的文化特徵與文化優勢，為知青上山下鄉所帶來的城鄉文化交匯歷史留下一份具有實證意義的見證。亦無可諱言，有人在偏執的文化身份左右下對城/鄉文化扭曲、醜化，或虛飾、美化，以求迎合讀者的偷窺心理和獵奇心態，或滿足一己某種高姿態的意識形態主題操作，這不僅會誤導讀者，也無益於化解城鄉文化的沖突及差別。
一般移民文學中所突出表現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5，在知青文學中不僅同樣顯著而且更有其特殊表現。所謂「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指移居他鄉的人由於物質與文化環境條件的改變，導致產生在生存適應與文化適應上困惑及困難的焦慮情狀與心態。在文革上山下鄉高潮如1968-1969年下鄉的知青，或許在革命激情澎湃時期尚不會普遍出現「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的情狀，但一兩年後（尤其是林彪事件後），「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便漫延、籠罩了知青群體。七十年代下鄉的知青，幾乎是從一開始「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就如影隨形，纏繞著知青的人生。
一般的移民文學、尤其是海外移民文學所反映的移民，其移民動機大都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因此，基本上是自動、自覺、樂意踏上移民之途的；到了陌生的他鄉異土，雖然免不了會有「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的情狀，但也往往會有「希望/幸福在前」的心態。與之相反，知青下鄉大多是非自愿自覺更非樂意的，知青的下放地，不僅陌生，生活環境與條件更遠不如原居地，因此反差對比的沖擊更大；而且，知青的前途茫茫，絕沒有一般移民「希望/幸福在前」的心態，由是，知青生活中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遠非上述移民可同日而語。這種「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在知青文學中呈現的濃郁與強烈度也遠非一般移民文學可比擬。
文革時期產生的知青地下詩歌與流行歌曲，已是同步且頗為充分地體現出知青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文革後的知青文學中表現傷痕與控訴、人性與原欲的作品，以及眾多的回憶錄與網路文學，對「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的反映亦甚為普遍。在這些作品中，知青的「生存焦慮」固然體現為物質環境與條件的貧困、惡劣，還體現為錯綜複雜甚至險惡的人際關係——包括知青與知青、知青與農民、知青與幹部、知青與家長等等。這樣的「生存焦慮」，在盧新華的〈傷痕〉、竹林的《生活的路》、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葉辛的《蹉跎歲月》、甘鐵生的〈聚會〉、陳村的〈藍旗〉、張抗抗的〈白罌粟〉、王安憶的〈崗上的世紀〉、鐵凝的〈麥秸垛〉、老鬼的《血色黃昏》、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嚴歌苓的《天浴》、林梓的〈水魘〉等，莫不得到頗為細微、充分且深入的表現。而「文化焦慮」更多是緣自城鎮文化與鄉村文化的落差與沖突，以及知青文化身份的失落與異化。相比之下，「生存焦慮」或許還有可能會得到暫時沖釋、逃避（如回城探親、串點訪友），「文化焦慮」卻是無時無刻困擾著知青。上述作品中的知青，無不深受「文化焦慮」的困擾甚至吞噬。陸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陽》中的知青積極分子謝平，最終不得不拋棄自已的文化身份而與邊疆極度落後惡劣的環境同化，更是一典型的例子。
在當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宣傳中，一個重要的主張就是號召「有知識有文化」的知青將知識文化帶到鄉村、邊疆，以期消滅城鄉差別。然而，知青本身的底氣不足——知識文化有限、自覺性積極性缺乏，以及從學生（紅衛兵）時代帶來的劣根性未能得到改正，而鄉村傳統文化的強大與根深蒂固以及政治策略的矛盾與誤導（知青要接受農民「再教育」），知青並不能對鄉村文化的改進與發展起到多少積極作用，反而在某些方面受到後者的影響呈現出「退化」的現象，同時也給移居地造成各種破壞、沖突乃至禍害。有學者不無尖酸地指責道：「如果將『知青』作為一種移民，那可以說，他們對農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幾乎談不上的。……不過，『知青』還是給農村帶來過一些東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農民的一項新的可能罪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6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移民文學所彰顯的移民的成就及其對移居地的貢獻，在知青文學中甚為少見（不包括那些體現理想主義的虛妄「成就」）。
第二節 「成長」屬性
成長小說起源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的德國，是西方近代文學中頗重要也常見的一種類型。中國雖然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成長文學，但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題、屬性或者元素，卻有長久存在的歷史。7在這個意義上可說，知青文學其實也就涵括著成長文學的元素，或者說，「成長」就是知青文學的一個特殊屬性8。
成長不僅是一個生理/心理狀態，更是一個時空狀態，它意味著人在一定的時空狀態中所呈現的生命過程。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尤其是文革期間的知青，下鄉時的年齡一般是十五歲左右到十八歲左右之間，到離開農村時，大多為二十到二十五六歲（最晚至三十歲以上）。這個年齡段，正是所謂青春成長期。也就是說，這些知青的成長，基本上是在農村、邊疆進行與完成的。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成長期被如此無條件地納入上山下鄉的「宏大歷史」，這也或許是知青情結產生的緣由之一。亦因此，知青文學、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量產生於知青情結高度膨脹的回憶錄與網路文學，以「私人敘事」的立場，對知青歷史的陳述，對知青生活、命運的描寫，自然而然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反映出知青們的青春成長過程。
從知青文學作品的結構看，有反映知青下鄉的整個過程，亦即由此展現知青在移居地較為完整的成長過程，如張曼菱的〈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陳村的〈藍旗〉與葉辛《蹉跎歲月》；也有通過一個完整的故事展現知青在移居地的某一段人生，如孔捷生的〈大林莽〉、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與甘鐵生的〈聚會〉；還有以生活片斷連綴而成的上山下鄉歷程，如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李銳的《厚土》系列與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而張承志的〈黑駿馬〉則通過蒙古族少年白音寶力格在額吉的庇護下成長的過程，隱喻了知青（作者）在草原成長的心路歷程。無論哪一種結構的作品，皆有一個長短不一的過程，人物（知青）在這過程中成長；過程完成，成長也告一段落，或淪落，或升華，或失敗，或成功。亦有的時過境遷，卻一切努力歸零。
西方傳統成長小說描寫主人公成長的過程，基本上有三種模式：模式一，是主人公從純真稚氣走向成熟，認識社會、融入社會，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完成了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過渡。模式二，是主人公步入社會，認識社會的邪惡，與之作抗爭，甚至同歸於盡。模式三，是主人公步入社會，認識社會的邪惡，與之同流合污，或者徹底幻滅。9
模式一基本上是一個「正劇」的語境或情境，而知青的成長過程，卻基本上是在一個荒謬時代，以荒謬的方式進行，並步向荒謬目的的過程。因此，在知青的歷史以及知青文學中，很難有如模式一那樣「善始善終」的例子。如畢飛宇〈平原〉中的知青先進人物吳蔓玲政治上有所建樹，卻致成性壓抑變態；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中的裴曉芸，經受了惡劣的政治與自然環境的考驗，卻為虛幻理想而殉難。雖然她們都經歷了「從純真稚氣走向成熟，認識社會、融入社會」，也努力「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但最終仍然逃不掉悲劇的結局。更多例子或可歸入模式二與模式三，但作為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群體，知青文學中所反映的成長歷程仍然有其獨特之處，如王安憶〈崗上的世紀〉中女知青李小琴為了回城，「認識社會的邪惡，與之作抗爭」，但她抗爭的方式，卻是不擇手段色誘生產隊長，最後「同歸於盡」——似是模式二，卻沒有模式二那種正義性。鄧賢《天堂之門》中的老知青萬向東仕途暢達，為突出政績，將六百萬扶貧款貸給知青老友，卻不料虧空殆盡，最終只能吞槍自盡——似是模式三，但又帶有某些知青理想主義未泯情懷。這些故事或許可以歸結為「成長→失敗/毀滅」的模式，有的主人公是生命的結束，有的則是靈魂的毀滅，殊途同歸，都是為知青暗淡的青春成長故事畫上一個冷酷的休止符。
擬知青小說中倒是有一個頗為特殊的模式：通過小孩的成長經歷反映知青的成長，或者說是小孩成長與知青成長構成雙線複疊發展的模式。如韓東《紮根》以隨戶下放的小孩角度，「站得遠一點，心平氣和地看待」知青。劉醒龍的〈大樹還小〉與李洱的〈鬼子進村〉，皆以農家小孩的眼光觀察了知青在農村的「為非作歹」。在這些小孩的成年儀式的記憶中，知青的成長歷程不僅是暗淡無光的（如《紮根》）甚至是黑暗污濁的（如〈大樹還小〉與〈鬼子進村〉）。
在德國文學經典傳統中，所謂「成長小說」的德文Bildungsroman原意有「啟蒙」及「學習形成」之意10，故這類小說常被稱為「啟蒙小說」或「成長教育小說」。但也有文學史家認為，「成長教育小說」實際上是「成長小說」（the Novel of Formation）和「教育小說」（the Novel of Education）兩種形式的合成。11無論如何，都顯見成長的過程就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而知青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恰恰就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相對於西方成長小說（啟蒙小說）多強調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對自我身份認同，趨向於成熟的智慧開悟（enlinghtenment）12，知青文學中的主人公雖然也在成長過程中對自我身份認同，但卻往往未能達至「成熟智慧開悟」的境地，甚至亦未能經歷正常的開悟過程13。盡管如此，知青在廣大農村/邊疆的生活過程，無論自願/自覺或非自願/自覺，都是一個經歷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教育而成長的過程。教育與成長兩個維度相互交錯，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的教育固然可導致正面的成長，也可失誤致成負面的成長；相反，負面的教育固然可導致負面的成長，也可反過來促成正面的成長。在這個過程中，知青們的生理、心理、思想、情感、精神、智慧、性格、人格都得到不斷地發育、磨煉、挫折、成長，或變異、毀滅，或洗禮、成熟。知青文學對知青這麼一個成長過程有頗為全面多樣的表現：有拒絕長大的顧城：「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簡歷〉），「我是一個孩子/一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亦有早熟的郭路生：「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命運〉），「我仍然固執地望著凝露的枯藤，/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相信未來〉）。有經歷百般磨難之後仍堅守理想主義者，如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中的兵團戰士曹鐵強及其戰友；亦有從人性、良知泯滅的歧路幡然悔悟者，如張抗抗〈白罌粟〉中的知青「我」。有自我放逐、疏離亂世以求自在生存者，如鍾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亦有由天真浪漫步向自我毀滅者，如嚴歌苓《天浴》中的少女文秀。
這一代知青的成長背景，是一個泛政治化、意識形態極為濃郁的時代。中共建政以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14、肅反15、反右16、大躍進（及由此衍生的大災荒）、四清17、文革等，以及學英雄（雷鋒、王傑等）、讀毛選、中蘇論戰等，浸淫、籠罩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這一代人別無選擇地成為「喝狼奶長大的一代」。在接受了長期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歌功頌德教育之後，農村、邊疆普遍的貧窮、落後、愚昧的現象對知青們起到了極大的「反教育」作用。他們對社會真實現象的困惑、質疑、認識、感知、理解、思考，都很大程度體現為一種自我教育的形式。這樣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成長歷程，在知青回憶錄與網路文學中有頗為充分描述；而理想與幻相破滅後自甘沉淪或被迫沉淪的故事，則更多見諸小說的創作中。前者基本上是出自第一人稱的「真實追憶」，後者則多是有一定疏離狀態的多視角虛構。個中玄機，令人玩味。
舉凡處於青春成長期的青少年，由於腎上線分泌的性激素異常活動，必然會導致所謂青春期綜合症的表現：好奇求知、喜歡冒險、標新立異、叛逆固執、躁動偏激，等等。在正常的年代與環境中，由於父母、老師的引導幫助，青少年能較為平安順利度過這麼一個不無新奇卻也不無危險的人生階段。然而，作為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群體，知青的青春期綜合症必然有其獨特表現，因此在知青文學中的青春期綜合症，也必然表現出跟一般青春成長文學不一樣的特徵。如性意識的萌生與騷動、對性/愛的激動與嚮往，是青春發育期最明顯的生理/心理表徵。這也是一般青春成長小說重點表現的題材。然而，在文革那種性/愛禁忌的年代，知青們青春期的發育徵狀固然會通過正常的途徑表達，亦有通過「非正常」的途徑宣洩。如知青的地下流行歌曲中，就普遍表現出對愛情的嚮往與頌揚，〈小小油燈〉、〈龍江大橋〉等更以男女對唱的方式，將少男少女對愛情熾烈而純真的心態袒露無疑。白洋淀知青詩群的女詩人趙哲的〈丁香〉與周陲的〈情思〉，自然而清純地抒發了少女知青在無愛年代對愛情的期盼。池莉的〈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與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從少女的角度，炫耀自己懵懂、天真、荒唐，年少無知卻又生機勃勃的青春生命，將青春成長的叛逆性融匯進玩世不恭的世俗性之中。而老鬼的《血色黃昏》與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則從少男的角度，赤裸裸地展示在野蠻荒謬的環境中對野獸般原始性欲的渴求與放縱。至於不少知青小說、以及回憶錄與網路文學中所記敘的打架、盜竊、酗酒、抽煙等累累劣跡，除了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也應該與知青青春期綜合症的非正常表現有關。
青春，一幅色彩瑰麗的長卷畫圖；成長，一段令人神往的陽光大道；知青的青春成長歲月，卻是在荒莽大漠中蜿蜒伸向迷茫遠方的一條小路。
第三節 「記憶」屬性
在對知青文學「記憶」屬性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知青文學的「記憶」屬性是跟其「移民」與「成長」屬性密切相關的。記憶研究學者認為：「發生在十二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事件，乃是一個人一生中，最能記憶持久和最具有意義的。」18「青少年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比發生在其他的年紀，最能夠影響他們日後的行為和觀點。」19知青「十二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即他們青春成長的「青少年時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上山下鄉——移民鄉村邊疆。這在他們一生中，確實是最難以忘記的事情。換言之，知青的記憶→知青文學所反映的記憶，便是這一代知青的移民成長記憶。
本書緒論說過：「知青」不僅是個體的特質界定，亦是世代的特質界定。換言之，知青首先是一個「類」的概念，每一個知青都是這個「類」中某一個，他/她的命運是與其他無數「同類」相關聯的，是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一個共名xiv文化形態下的產物。
從現實生活狀態或心理狀態看，知青們少小離家，孤獨的恐懼感與無助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很自然具有一種對群體的潛意識希求，群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較為強烈。而長久以來所受到的集體主義教育，則從正面強化了這麼一種群體意識，或者說是對群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因此，知青們的記憶，很少、甚至說無法擺脫群體的制約，而往往是不同程度地在群體記憶的情境中展開。
就整體而言，知青文學就是集體記憶的產物。從具體的作品看，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雪城〉，鄧賢的《中國知青夢》、《天堂之門》等作品表現的是特具知青「共名」標志的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或末路英雄的悲愴命運，顯然是凝聚著鮮明的知青集體記憶，盡管這些作品出自「某個」知青的個體創作。而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等作品，乃至眾多知青的回憶錄及網路文章，雖然體現出鮮明的個人敘事特徵，但透過他們的私人性敘事，仍然折射出那個時代（文革）及那個群體（知青）的共相。
上述現象表明：集體記憶來自個體記憶的匯合，而純粹的個體記憶卻又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個體的記憶敍述受制約於集體記憶的諸多方面——思考方式、思維定勢、集體潛意識乃至敘述方式、概念/話語體系等。也就是說，只有作為群體成員中的個體，或者說根植於特定群體情境中的個體，才能利用這個情境的構成元素進行記憶或再現歷史。而最終也還是要把個體經驗的記憶融匯整合到集體記憶共同體中。
記憶的形成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受到歷史、時代、社會、文化、政治等外在客觀因素影響所被動「催生」；另一方面，它又是記憶主體根據其生存經驗內在能動的有選擇性的主動「建構」。從後者看來，「記憶」本身就悖論式地意味著「遺忘」；而它所遺忘的就是前者中的某些客觀事物或現象。換言之，記憶其實只是有選擇性的記憶，其記憶或遺忘的選擇本身，便已經顯示了主體的情感取向與價值取向。
記憶的形成與記憶的呈現並不能等同視之。同樣的記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與形式呈現出來。因此，一代知青的青春苦難，在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與張承志《金牧場》中被理想主義所遮蔽，在張曼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與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被鄉土牧歌所消融，在老鬼《血色黃昏》與王小波《黃金時代》中被放縱不羈所化解，在陳村〈藍旗〉與鍾阿城〈棋王〉中被散淡機敏所稀釋，在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與林白〈致一九七五〉中被浪漫狂想所解構。記憶主體的現實當下情懷關照與理性認知，引導、制約著歷史記憶的呈現。
知青文學作品中的記憶現象是頗為明顯且普遍的。首先就是與創作傾向以及題材選擇相聯繫，不同的作者在具體創作中對相關情境的不同選擇，從而展現了不同的知青生活風貌：艱苦、傷痛、悲壯、甜蜜、散淡……，也因此形成知青文學創作風格各異的繁榮局面。然而，這只是文學風格學上所要關注的現象。作為記憶研究要關注的，應該是記憶主體所記憶的或遺忘的是什麼。
關於知青所記憶的，我們也很容易會察覺出來，那就是知青自身的有關經歷。通過這樣一種記憶，知青們得到作為知青身份的界定與認定。這麼一種對知青身份本身的記憶，當無可厚非。然而，在具體的作品中，我們似乎也很容易看出其間記憶的選擇性傾向。例如，在作為被害者的知青與加害者的知青、知青與紅衛兵、知青與農民等諸多對應關係中，無可諱言，知青文學作品中記憶的天平大多是傾斜於前者。對苦難青春的渲染、對理想主義的堅持、對歷史文化的尋根、對遠鄉異土緬懷，似乎可從不同層面與角度顯示出記憶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傾斜、躲避、置換、轉移等選擇性姿態。雖然作為「知青」特定情境的創作，「傾向於前者」的現象也無可厚非，但也畢竟從中可窺見知青對自身身份以及歷史的感知過於脆弱敏感，而且缺乏自審以至缺乏自信的心態。20
林梓反映文革中女性命運的系列中篇小說的主人公，大多在經歷了文革「文攻武衛」的紅色風暴之後，步上了上山下鄉的道路。這一歷程模式，似乎隱喻了知青與紅衛兵/造反派有這麼一段「前世今生」一脈相承的命運。然而，囿於小說結構及其故事關照的重心所在，其記憶敘事多聚焦於紅衛兵/造反派時期，知青時期的表現大抵落於虛寫狀態，以致未能充分剖析由紅衛兵/造反派向知青過渡的人生軌跡及其內在的生命蛻變意涵。劉醒龍、李洱等人的擬知青文學創作則似乎是以反制者的姿態出擊，但其「知青/加害者」與「農民/被害者」對立的模式，卻只是跳到另一極端，仍然顯示了有選擇性記憶/遺忘的不合理性，並沒有能夠真正解決問題。不僅知青就連農民也同樣在這種對立模式的記憶敘事張力中，受到了淋漓盡致的反諷與消解。
要進一步探討上述問題，就應該關注這麼一個現象：記憶本質的雙重性——現實與歷史。任何記憶，無論是個體記憶還是集體記憶（社會記憶）本質上都是立足於當下現實對過往歷史的重構，因此當下顯示的情境必然在不同程度會影響、制約乃至支配著記憶主體對過往歷史的認知與建構。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注意，過往歷史往往又以集體潛意識或文化心理沉澱的方式影響著記憶主體對當下現實情境的體驗與感知。於是，作爲（歷史與文學）記憶主體的知青，是當時歷史知青與當下現實記憶主體的複合體，即既有歷史的記憶與感性情懷也有現實的觀念與理性判析。而作爲（歷史與文學）被記憶主體的知青，既是歷史記憶的複現，亦是現實觀念的形塑，後者基於前者亦不拘囿於前者。
瞭解到記憶本質的雙重性，似乎可以幫助我們對記憶/遺忘的悖論式構成有所認識：當下現實情境對紅衛兵、對作為「加害者」的知青毫無疑問是加以決絕的否定。在這麼一種當下現實情境的「陰影壓力」下，知青文學中的記憶主體，莫不有意無意采取了有選擇性的記憶/遺忘策略；而知青文學作品中的知青形象，也大多是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遺忘策略」的「合理性」產物。這麼一種姿態、做法與結果，無論是從道義上還是學術上，大可質疑甚至指責。問題在於，對紅衛兵、對作為「加害者」的知青決絕否定的當下現實情境，是否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若有，這個合理性從何而來？是通過對紅衛兵以及知青進行過全面深入而且「還原歷史」的辨析探討得出的合理性結論嗎？恐非。原因很簡單，無論是紅衛兵還是知青，其實都是文革這一龐大歷史怪胎的產物，在未曾對文革進行全面深入而且「還原歷史」的辨析探討，應是無法得出對紅衛兵與知青的合理性結論的。
或許，我們還可以從知青記憶的一個特殊現實情境進行考察：雖然文革結束不久，人們就通過小說形式書寫知青歷史記憶，然而，大規模的知青記憶卻是開展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知青文化熱」——數量眾多的知青回顧展、知青回憶錄以及網路文學。請注意這個時間段：九十年代——正是大多數知青年屆四十左右到五十左右歲之間，也就是所謂「中年危機」的時期（包括更年期在內）。「中年危機」差不多是中年人所共同擁有的現象，其症狀多為情緒消極且不穩定，最突出的就是沮喪與偏執，記憶力減退卻又常常回憶往事。中年危機這種情緒不穩定跟青春成長期頗為相似，可視為人生兩個成長階段的異質同構表現。只不過青春成長期的躁動偏激，透見積極；而中年危機的沮喪偏執，卻顯見消沉。或許正因如此，中年人所回憶的往事，往往指向其青春成長時期，而且還往往是有選擇性的偏執阻斷有關醜陋負面的記憶，強化凸顯美好正面的記憶，表現為一種對青春的眷戀與回眸。李安在接受雜誌采訪時曾坦言，《色·戒》電影與他的中年危機有關。尤其是李安在影片中加進張愛玲小說所沒有的一場戲——女主角王佳芝為易先生唱《天涯歌女》。以此隱喻漢奸頭子易先生對美好青春的眷戀與回眸。事實上，李安也通過這場戲隱喻著他自己對青春的眷戀與回眸，以及對民族文化的追憶。21 九十年代知青文化熱的產生，也應與知青群體中年危機這麼一個生理/心理因素有關。當然，這個生理/心理因素也不可避免地裹纏著絲絲縷縷的政治因素。繼八十年代末政治氣氛的壓抑低沉之後，而在九十年代初崛起的思想界關於「人文精神失落」、「抵抗投降」等系列議題的爭論22，事實上也就為九十年代知青熱的理想主義張揚醞釀了一個有利而適時的氛圍。在這個氛圍之下，步入「中年危機」的知青在知青熱中「對青春的眷戀與回眸」，無論是基於群體宏大敘事還是個體私人敘事，也就大多是選擇性地注目於自身成長的合理性一面。由此造成的記憶偏頗與缺失，恰恰凸顯了知青記憶本質雙重性的不容忽視。
由此可說，知青文學研究仍任重道遠，知青記憶研究更方興未艾；知青文學/知青記憶的研究有賴於亦有助於文革研究乃至中國當代史研究。作為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知青記憶的意義不僅是關涉往昔的歷史問題，也是一個極具現實性的問題。它不僅表明了知青對昔日歷史的看法與認知，也可從中透見出知青在現實當下的思維定勢、行為方式與處世態度。對知青文學中記憶現象的關注，不僅能給更為廣闊的記憶研究領域（如文革記憶研究乃至中國當代史記憶研究）提供切實可行的個案分析，對知青文學記憶現象本身的探討研究，也有可能為有關記憶的理論研究提供某種新觀點或新論述，甚至有可能對現有的記憶理論範式提供方法論上的創新契機。
在知青文學中，移民、成長、記憶三種屬性互動交錯，但三者只是知青文學的屬性，而未足以成文類。無論是哪一種屬性，都未能在知青文學創作得到全面的體現與強化，而是三者相互依存，交錯指涉；此外，還與政治、文化等諸多屬性相互制約。相對而言，政治與文化的屬性在知青文學創作中所起的作用更見重要，前者主導了傷痕、反思文類的發展；後者則促進了尋根、鄉土文類的產生。盡管如此，移民、成長、記憶三種屬性在知青文學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其重要性至少可以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首先，這三種屬性共存於一個文學種類，是其他文學種類所未有的現象。其次，這三種屬性事實上可視為知青文學的「全息身份認證」，即從主體特徵（移民）、時空特徵（成長）以及表達特徵（記憶）三個方面體現了知青文學的獨特性。然而，知青文學中這三種屬性長久未能得到人們（包括作家、讀者、批評家與研究者）的充分認識與重視23，於是，給我們留下了缺憾、留下了懸想，也留下了努力探索的方向及有待開拓的空間。
注释：
1．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當局實行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力量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逐漸形成城鄉分治的格局。1958年人大常委會通過《戶口登記條例》，即是戶籍制度的確立，城鄉界限從此被嚴格固定下來。以戶籍為標志的城鄉分治格局，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以及文化差異，因而儼然形成兩個經濟與文化迥然相異且落差極大的世界。
2.參看Tom J. Lewis, Robert E. Jungman, On Being Foreign: Culture Shock in Short Stories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lnc., 1986), pp.xx-xxv. 譯文參見梁麗芳〈私人經歷與集體記憶：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撼和歷史反諷〉，《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頁23。
3.載《紅土熱血》（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頁18。
4. 陳村《藍旗》（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259。
5. 參看吳奕錡、陳涵平〈論「新移民文學」中的生存焦慮與文化焦慮〉，《暨南學報》2007年第1期，頁11-16。本文所采用的「生存焦慮」概念，雖然跟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生存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有相通之處，但卻淡化該概念的形而上學與本質主義的思維邏輯而更落實於主體的現實生存境況反映。吳奕錡等討論「新移民文學」，對該概念的運用亦是作如此處理。
6. 王彬彬〈[豈好辯哉]之五：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書屋》，1999年第5期，頁73。
7. 參看李學武《蝶與蛹——中國當代小說成長主題的文化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8. 樊國賓徑直將知青小說視為成長小說。見樊氏《主體的生成——50年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頁137-153。我認為，知青文學只是具備成長要素而尚未足以成為獨立的文類。參見本章結語。
9. 參看高毛華〈20世紀西方成長主題文學創作的精神追尋〉，《江南大學學報》2007年10月第6卷第5期，頁77。
10. 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35-37。
11. 參看王炎〈成長教育小說的日常時間性〉，《外國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頁74。
12. 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頁36。
13. 西方成長小說雖然大多也沒有達到開悟的境界，但卻有一個開悟的過程，而作者的描寫也重於這麼一個開悟的過程。參見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頁36。
14.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中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的統稱。
15. 1955年到1956年在大陸開展的「肅清內部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16. 大陸1957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被劃為右派分子，強迫下放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17. 「四清」：即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的內容，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
18. James W. Pennebaker, Becky L.Bandsik, "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as Social Psychology",in James W.Pennebaker, Dario Paez, Bernard Rime ed.,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7),p.14. 譯文參看梁麗芳〈私人經歷與集體記憶: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驚和歷史反諷〉，同2，頁22-23。
19. Roy F. Baumeister, Stephen Hastings, "Distortions of Collective Memory: How Groups Flatter and Deceive Themselves", in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p. 279. 譯文參看梁麗芳〈私人經歷與集體記憶: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驚和歷史反諷〉，同2，頁22。
20. 由此可引申出「記憶與反省」的議題。對於「反省」（及懺悔），下章第二節將有論述，在此不贅言。對於知青「記憶與反省」關係的專題，王漢生等有專文討論，見王漢生、劉亞秋〈社會記憶及其建構：一項關於知青集體記憶的研究〉，《社會》2006年第3期，頁46-68。
21. 〈色戒是一種人生〉，載《看電影》2007年第18期，頁27-30。
22.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大陸思想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新左派」成為三大思想潮流。三者在文化與社會制度的重大理論上存在著尖銳的沖突。具體的主要論爭有1993年王朔與王蒙關於「躲避崇高」的爭論、1995年朱學勤等四位上海學者引發的「人文精神失落」問題爭論、1995年張承志與張煒關於「抵抗投降」的爭論，以及對文革結束以來新時期文學的總批評與總評估。其間所涉及的思想家、批評家與作家中，知青出身者包括朱學勤、陳曉明、丁帆、張承志、張抗抗、梁曉聲、姚新勇等。
23. 或許跟知青文學自一登上文壇伊始，便被過於濃重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歷史文化氛圍所制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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