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革把中国人搞得派性十足，到处山头林立，起着各种各样或时髦或古怪名字的牌号，要把它罗列出来，足可以与现在的网民起的名号PK一下，但总起来说，就是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三种，犹如现在台湾人的说法：族群分裂，当然他们是分成了蓝的、绿的，中间的；拿毛主席比较超脱比较理论化的说法，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你必须承认对立统一是有道理的，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是激烈对立，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有组织、有团体，有头领，都是积极投入文革，积极响应号召，都是言辞激烈，行为亢奋，都会毫不留情地大批判、大斗争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但逍遥派就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封的名号，更没有头头，不积极参与文革，以各种形式游离于文革，不参与文革的各色组织。当造反派与保守派打得不可开交，辩论吐沫四溅，大字报上下翻飞之时，逍遥派们或旁观、或静默、或消失、或至多淡淡敷衍三两句便不辞而别。逍遥派们之所以逍遥，大凡与个人秉性、家庭教育、家庭或个人情况有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沉浸于文革的狂热之中，燃耗着青春的激情，逍遥派们却忙中偷闲，乱中取静，其中不乏有过人者，于动乱岁月中亦有所获。
我的高中同学蒋洁辉就是一位这样的逍遥派。
蒋洁辉浓眉大眼，体格健壮，是班里数学课代表，各门功课都好，考试经常名列第一，写一手潇洒的好字，喜爱各项体育运动，玩儿引体向上，跑个100米，游泳，溜冰等都在行，并且他往往会讲出一套套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来，常常让我们很是惊讶。蒋洁辉跟我关系挺好，但文革开始后，我参加造反派，他却一直旁观，不介入任何一个组织，我们就不在一块儿玩了。
蒋洁辉家在上海杨浦区隆昌路长阳路交界处，那里有一大片小洋房，以日本式的小洋房居多。杨浦区是上海的“下只角”（工人区），但那一片小洋房则是上海东区一些大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即那时候的白领们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我另一个同班同学迪宝家也在那里，他和我一起玩儿，同一个造反战斗队的，他家好几扇门还是日式的移动门。上海中学的丁正琴家也在那里，她是上海中学的造反派，经常来我们学校串联，借点书，交流情况。丁正琴家里有钢琴，会弹琴，会拉小提琴，会跳舞，1967年她参加“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演出，还弄来票让我们去看。但蒋洁辉说他父亲不许他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父亲对他管的很严，不让他发表什么看法，要求他专心读书。
1966年6月17日傍晚我们全班在夜自习，当时还在为高考进行最后的复习。8点半教室里喇叭响了，电台播送党中央的重要决定，取消今年的高考招生。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首先的反应是感到很突然，议论了一会儿，因为出乎意外。但很快就做出惯性式的革命性的反应，大家纷纷准备去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坚决拥护，极大欢呼，因为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措施”。但蒋洁辉等几个同学则显得沉默，我看到他的眼神里那种无奈、失望和迷茫，让我印象很深很深。蒋洁辉置身于文革之外，显得孤单和消沉，但他也就有了时间锻炼身体，看书，渐渐练了一手好摄影技术。他自得其乐，而且很有主见。当我们报名上山下乡时，他仍然不闻不问，边疆、农村、市郊、工厂，哪儿都不去。学校、街道的人十番八次让他报名，他就老主意一个，不报名，拿出医生的诊断说病了。其实他是个参加过从吴淞口游到对面崇明岛横渡长江的游泳好手。这在当时真是很反潮流的，但有合法理由，别人拿他没奈何。
文革中各方面青黄不接，母校市东中学缺教师，几年后就把这个闲在家里的昔日好学生招来当老师。蒋洁辉凭着学业底子和一直没放弃的自学，又当数学老师又兼班主任，还真当得不错，深受学生爱戴，被私下称为“老克勒”老师，即有绅士风度的老师。这应该是在上海人话语中对一个人素质的很高评价了。
似乎人这辈子总要经受一回磨难。改革开放后，留学潮起，蒋洁辉赴日本留学，40岁洋插队去了。在日本他专攻所酷爱的摄影整整7年，并拜师日本摄影协会会长，业余时间到处打工，吃苦不少，而把辛苦钱毫不吝啬地用在买胶片上，还在日本倾其所有举办了个人摄影展。1994年回国后他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在上海工业大学教摄影课，1997年第二期《中国摄影家》发表了他的黑白摄影《上海里弄》。年富力强，蒋洁辉事业正在上升。然而天不假年，一天蒋洁辉在骑摩托车去上海工大讲课的路上，被水泥搅拌车重重撞倒，英年早逝，终年50岁。
有时候反思红卫兵的造反狂热，谈论人的所谓随大流、人云亦云的习性、惰性，相反地我会想起文革的逍遥派中那些不随波逐流、有定力、有主见的那拨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偏置身事外，干自己喜爱的事；你们大拨轰上山下乡，我偏偏留下，哪儿也不去，坚持自学知识，自学技艺。这在当时是会招来巨大的压力，招来许许多多的白眼，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无疑也是一种反潮流。蒋洁辉应该属于这种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会坚持不懈地追求他所认定的东西的人。
仅以此文纪念身体好、学习好、不随波逐流的我中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学蒋洁辉！
唱“长征组歌”看“封资修”小说
1967年春夏，学校里的文革消停下来，“牛鬼蛇神”没什么可斗的了，学校“走资派”都靠边站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也被上头发文停止了，“大批判”刘少奇，学文件，喊口号，贴大字报，高潮也过了，复课闹革命也闹不起来，教材没有，老师不知道教什么，天天学文件，学社论，学首长讲话，学生也不爱学，学生爱来不来，学校冷冷清清。
学生红卫兵占领着学校的一些地方，作为自己的“司令部”，活动地点。有些同学占领了生物实验室，有些同学占领了学校广播室，我们占领了物理实验室，初二的同学干脆占领了学校的图书馆；化学实验室没人占领，因为那里味儿太大。
初二的那些同学与我们关系特好，跟着我们这帮高三的一起混。他们写大字报的风格喜欢模仿鲁迅，在两派“内战”中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指桑骂槐，或微言大义，很有趣。那时候都兴相互起外号，他们一个叫阿T，是活剥阿Q，一个叫法海，不知来由，还有叫方人，叫小猫，叫铁头的，等等，都崇拜鲁迅。我们68年8月11日出发去黑龙江，阿T和方人他们居然混上火车死活要跟我们一起去干革命，怎么劝也不行，最后到了黑龙江的一面坡车站，被农场来接知青的人硬架着下火车，送回了上海。不久他们中几个远赴吉林珲春中朝边境的农村插队，文革结束后又都返了城。他们中有的进工厂,有的进报社,有的当律师,有的官拜厅局级,方人则成了高三毕业班的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很受学生欢迎，还仍然爱鲁迅，蓄胡子，留头发，活脱一个鲁迅（见图）。
有这帮小兄弟帮忙，我们几个进学校图书馆的书库如入无人之境，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前几年就开始批判“封资修”， 学校图书馆里的“封资修”小说等早就禁止借阅，我们根本无缘相见。现在我们找这些玩意儿，如囊中探物，太痛快了。在这些悠闲的日子里，无所事事的我们把挑好的书搬到物理实验室里关起门来,或者就躺在图书馆书库的地板上,大读“封资修” 玩意儿，大开眼界,暗自赞叹,低呼精彩,相互交流,击节称好。记得当时还从华东局的图书馆里弄到一本《艺术哲学》，丹纳著，从来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把文艺复兴以来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雕塑都呈现给你，达芬奇、米开朗其罗、拉斐尔、提香，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简直羡慕死了（40年后，2007年5月我和爱人旅游欧洲，在梵蒂冈大教堂，在卢浮宫终于看到了其中一些令人赞叹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仅仅一年前那席卷全国的大风暴，大批判，又破四/旧，又荡涤旧世界，又触及人们灵魂，眼下却全部烟消云散，与我无干了，就剩下躲进小楼成一统，闻卷见香，开卷有益，就如鲁迅先生说的，让古今中外的精锐马队在我们的脑子里肆意践踏，即使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亦快哉，快哉！
那时社会上正兴起“长征组歌”热，到处播放，到处传唱。我们也设法弄来了一张唱片，让占领广播室的同学播放。旋律优美，节奏徐缓，充满深情的音乐在大喇叭里一起，学校楼前的小广场上顿时屏气凝神。我们想像红军前辈们四渡赤水，飞越乌江，过雪山草地，降神兵腊子口，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意，革命激情随“长征组歌”音乐而激扬澎湃。听熟了歌曲，背熟了歌词，我们就在学校楼前随着“长征组歌”音乐声，放声歌唱，那朗朗上口、时而快板式急促、时而舒展悠扬的史诗般的歌词，伴随着悦耳的音乐旋律，至今不能忘怀。“长征组歌”唱累了，我们又回到屋里，又沉浸在那些“封资修”的玩意儿里。我们一点不感到矛盾，“长征组歌”那么动听，“封资修” 玩意儿也是那么引人入胜，我们都喜欢，都照单全收。不过我们也并不糊涂，“长征组歌”是大大方方唱，“封资修” 玩意儿是关起门来读，各不相干，相安无事，小小地狡猾了一把。现在来看，那些“封资修” 玩意儿“和长征组歌”一样，都是人类的文化精品、精神积淀，岂是一场风暴能够摧毁的，只要让人们瞧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深深喜爱。且唱“长征组歌”，且看“封资修”小说，这是我在文革时期，没有你争我斗，没有旁人管顾 ，心态最佳、最自由自在的一段快乐时光。
晒晒我记得的当时所读的一些“封资修” 玩意儿的名目：
《上尉的女儿》 俄国 普希金
《叶甫根尼 奥涅金》 俄国 普希金
《猎人笔记》 俄国 屠格涅夫
《战争与和平》 俄国 列夫 托尔斯泰
《安娜 卡列尼娜》 俄国 列夫 托尔斯泰
《复活》 俄国 列夫 托尔斯泰
《两姐妹》 俄国 阿 托尔斯泰
《一九一八年》 俄国 阿 托尔斯泰
《阴暗的早晨》 俄国 阿 托尔斯泰
《牛虻》 英国 伏尼契
《艺术哲学》 法国 丹纳
《悲惨世界》 法国 雨果
《九三年》 法国 雨果
《七月十四日》 法国 罗曼 罗兰
《草叶集》 美国 惠特曼
《神曲》 意大利 但丁
《西厢记》 中国 王实甫
《桃花扇》 中国 孔尚任
文革杂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