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飘满红罂栗
——关于诗的回忆
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罂粟为什么开红花》，这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美的课文。丹柯举着自己的心向前走着，照亮了森林中的路。在他的身后，在他的血流过的地方，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
后来读北岛的《走吧》：“……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壮的美。这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被迫中止了学业，又被迫脱离了正常的生活模式，思想却依然惯性地沿着以往多年形成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轨迹运转。当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撞击得龟裂、扭曲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受着那种锥心刺骨的失望乃至绝望的痛苦，一面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读书、写作，并且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以文会友，形成了若干个群体，从不同的角度与途径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当时北京学生中这样的群体很有几个，互相之间也有一些多边的接触和重合。在这些群体中孕育了当今许多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和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在我的周围，比较固定的成员先后有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戎雪兰、潘青平、武嘉范、陶洛诵、张雷、孔令姚等人，男四中号称“三剑客”的赵振开（北岛）、曹一凡和史康成，还有清华附中的仲维光、宋海泉、郑光召（郑义）、甘铁生、刘满强、车宏生等。
那时有不少人写诗。由于几千年民族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上以毛主席诗词为主要教科书的诗歌教育，因此起初写旧体诗的人居多。但是尚谈不到创作的冲动，只是一种渲泻，把那种混杂着青春、理想、郁闷、茫然和反叛的情绪浓缩在字斟句酌之中。不过后来成名的大诗人当时尚未登场，想是在厚积薄发。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以弟弟养在瓶中的热带鱼为题，写了一首《临江仙》：
剑头凤尾翩翩舞，
清涟顾影婷婷。
静如秀玉动生莹，
彩鳞多婀娜，
锦腮自含情。
杯中有水乐便在，
何必逐浪平生。
龙门堪劝鲤兄明：
似我非无志，
终饰案头瓶。
一九六八年是理想主义的顶峰，夏天，我和女附中老高一的两位学长戎雪兰、潘青萍一同混入水木清华，冒名顶替住进大学生宿舍，过了一段如诗似梦的校园生活。不记得她们二位当时所读何书，我自己则是一本唐诗三百首，一套中学数学课本。每日黎明即起，洗漱已毕，便携卷踱上荷岛，开始一日的功课。那时正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一个早晨便能将字数如《长恨歌》的篇幅背得烂熟。下午骑车到体院游泳，晚上则乘着清凉的夜色，或荷塘赏月，或秉夜长谈。有一次，我们还趁着月白风清潜入颐和园，我和戎雪兰并排躺在排云殿脚下一只平底大木船的舱底，听微波拍岸，望斗转星移，推心置腹，海阔天空，人仿佛与山，与水，与风，与月溶化在一起，进入了一种宠辱皆忘的无我之境，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那是我至今难忘却绝难再有的一种感觉。
那时我十七岁。十七岁正是人的一生中的春天，是充满诗情画意的阶段。但这种诗情画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便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不久，我们被清华工宣队发现，通知女附中将我们三人“押解”回校，隔离审查，随后便被淹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作鸟兽散。
从六八年下半年起狂热的理想开始降温，对人生和社会的思索开始走向深化。贫穷，寒冷，饥饿，劳累……究其竟都还不是最深的痛楚，大环境的压抑最令人窒息。
戎雪兰在我人生中有过重要影响。一九六七年初我们相识，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她多才多艺，不仅国学造诣很深，而且游泳，滑冰，拉手风琴，样样都很漂亮。她有思想，有主见，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很杰出的。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去了内蒙，她去了白洋淀，从此便音讯渐稀以至全无。我在一九七零年曾有诗给她，其中有“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的句子，表达了我对她的思念和敬重之情；她回我曰“芳凄草迷归路断，绿绮久损恐难弹。绻纸虽感暖君意，无奈岁月易温寒。灵旗空扬赤子絷，朱帘待秀正辛酸。去载玉关一掊土，胜似秋山枫叶丹”。近日听说她在美国做社会学博士后，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甚至白宫的关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本来就是龙象之材。
一九六八年冬季我到了内蒙农村。当时经历了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又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还生了一场肺炎，精神却并没有全垮。有《满江红》词一首为证：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
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
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缨，赴蛮鞑。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
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这首词一寄出，应者甚众，大约能有三十余首。可惜绝大部分都已散失。记得闫恒有“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的句子。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大病初愈踏上归途。从内蒙经河南、甘肃、山西，辗转漂零了五个月，终于回到北京，在几个朋友家轮流栖身。这时又写了一首《满江红》，算是对朋友们的回答：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
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
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
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儒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到过著名的黄河古渡口──风陵渡。那时风陵渡铁路大桥还没有修通，行人往来都是乘摆渡。船仓很深，抬头只能看见沉沉的天色和船夫们绷紧了劲的身躯。船驶入激流，开始颠簸，那船身一倾的瞬间，只见滚滚的黄水仿佛来自天边，无涯无际，气象苍茫，使人顿生悲壮。那首不记得何时读过的《箜篌引》不觉涌上心头：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我们是在渡一条历史的河。
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
燃起的香烟里漂浮过未来的幻梦
浓厚的烟雾里挣扎过希望的黎明
可如今这烟缕仿佛是心中的愁绪
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
我的命运是辗转漂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
只希望敲倒在朋友的门下
得到一点微薄的施舍……
这些诗句在我心中一遍又一遍低吟浅唱，仿佛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溢出，仿佛是在我自己的血管中流淌，使我激动不已。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鱼群三部曲》等。这些诗我至今会背。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从那以后我便没有再写。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郭路生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启发和激励了一批出色的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郭路生，称之为当代新诗的第一人是毫不为过的。而我自觉在美觉的涵养和哲理的思辨方面都很有限，超越不了他的高度。因袭又不愿意。二是清查“五·一六”清到我头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受到监视，惹不起这个麻烦；三是不堪生活的重负，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特重体力劳动才勉强能够其力自食，纵有诗情也没有诗意了！
第一次读到赵振开的诗是在一九七二年前后：
把我的话语传向四方吧，
──长风的使者！
我是那漆黑的午夜里
一把黎明的火
我是那死样的沉默中
一首永恒的歌！
这几行诗引自赵振开于一九七一年夏季去湖北沙洋干校探望父亲返京时在江轮上所写的《在扬子江上放歌》。
那时正是我人生的低谷。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在完全陌生的人群中，如同陷入黄河险恶的漩涡，使我元气大伤。我想念北京，但北京留给我的也是痛苦的记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痛切地感到死的诱惑。
死去，
难道只为痛苦的解脱？
活着，
难道只为唱理想的凯歌？
……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为什么？
是因为世人的勒令，
还是我自己的软弱？
……
去（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吧，
尊敬的勒令者！
我不会死在您的前头，
倒担心您棺材的单薄。
我们还要亲自尝试
用纯洁与真知将人类化合；
用原子武器去征服大熊星座，
为宇宙联合国的第一届大会举杯祝贺！
……
也许是我死的决心本来就不大坚决，也许是赵振开的这些诗行将我从迷津中唤醒，我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软弱了。
七二年底到七三年初我曾回京小住，结识了北岛、多多和芒克等人。这时的北京已是新诗的盛夏，而来自白洋淀的诗歌则是其中的一支劲旅。我赞同今天的评论家们用“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称谓来界定当年的诗歌现象，它至少应当有两层含义：第一，当年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了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白洋淀作为水乡，它符合人类“逐水草而居”的天性；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水乡，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知识青年对现代文明的眷恋与追求。在当时思想交流媒介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白洋淀与北京的距离便成为不可多得的一个优势。尽管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文化的，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在反文化的表层下有一条巨大的思想文化之河在缓缓地流动着。唯其如此，处于这一流域的白洋淀才得天独厚，成为人杰地灵的诗歌的风水宝地。第二，广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自然包括当时主要生活在北京的地下诗人们，如郭路生、北岛、江河等人。但是“群落”并不是流派，它不是诗风的集合，而是诗人的集合。我喜欢郭路生深情的新格律诗，也喜欢北岛的凝重，芒克的率真。更何况即使是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品味。从这个角度理解，“群落”的提法很迷人，很原始，很自在，令人想起半坡村，想起山顶洞，回响在山野之间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蛮荒之地上开垦文明的劳动。
当时正值巴黎公社二百周年。生活在压抑之中的地下诗人们无不有感于这个题材，纷纷拿起笔。我一直不曾谋面的衣锡群偶露峥嵘，以一首《巴黎公社》奠定了其在诗坛的永恒地位：
奴隶的枪声汇进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象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象血滴，象花瓣
贴上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露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长青的无花果树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了孤独的剑
当年写巴黎公社的诗里，衣锡群是最好的。曾写过“我从天空慢慢地下降／梦轻盈地落在我的心上”这样好诗的方含也有作品问世。但读到衣诗后，便收起了自己那首，从此不再示人，成为“眼前有景吟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一段佳话。
多多是正宗的白洋淀诗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生得唇红齿白，眉目清秀如少女，诗却写得动荡不羁。他的诗也最多，我见到时就已有两大本，用的是当时文具店所能买到的最豪华的那种三块五一本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题着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杜琳娜或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句。见到芒克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总象是蒙着一层薄纱，那是在七三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和赵振开相约到白洋淀去探访我的同学陶洛诵，我们乘的是夜间零点从永定门始发的慢车，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宋海泉，当时他正在白洋淀寨南生产队插队，是我们中间博大精深的杂学家和忠厚长者。我们于清晨到达保定，在站前的旅客食堂吃了一道名称很有诗意的菜叫作“桂花里脊”。从保定乘长途汽车到安新县城，再从县城走水路到陶洛诵落户的邸庄。就是这次白洋淀之行我们还到了淀头。淀头是姜世伟、栗世征和岳重落户的地方，当时只有姜世伟一人在村子里，他将我们送到端村。在那道长长的河堤上白茫茫的夜雾中，他活泼泼如顽童般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把这个印象与他诗中的忧郁统一起来。
从这年的春天起我与赵振开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因此对他或许有比别人多些的了解。赵振开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一的学生，祖籍浙江湖州。湖州素以产毛笔、丝绸和羽毛扇而享誉天下，出过赵孟(FU)、吴昌硕等艺术大家，同时又是陈其美、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的故乡。赵在家中是长子，上有严父慈母，下有弟弟妹妹，这大概是他那执着的责任感和广博爱心的天籁。他个子高高的，有很浓的书卷气，待人真诚和善如赤子。他是上山下乡大潮中的幸免者，六九年便被分配到北京六建做建筑工人，福兮祸兮这对人生来说可以是难得的一段坦途，但对诗人来说又分明少了几多体验的机会。如果应时顺势，他可以不必做一名好工人，只要利用让人眼红的八小时工作制的业余时间读读书，到七七年去报考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学系，毕业后去当编辑，当作家，当讲师……，照样可以玩诗，玩文学。可他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硬是把自己逼上了风口浪尖！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三年，他的诗风基本是叙事的，格律的，顺时空的，二维的，可视的。当然对于一个初涉诗歌的青年来说也不免有时失之单薄、苍白。我在他的诗里时而看到一个踟躅在雨雾中的青年，嫉世愤俗的心随着头顶的乌云在驰骋，风吹乱他的头发，掀起他的一角衣襟……；时而能见到熊熊燃烧的火炬，湛蓝的大海，听到高亢的小号和咆哮的江涛。色彩是浓烈的，音调是激越的。
这个时期赵振开的作品多数未收入后来的集子，大概是认为它们的稚拙？但这些诗中已经蕴含了他的理想。且请看那时的《五色花》：“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掘回重土培在她的脚旁。我要用北斗的勺把／舀干太平洋的海水／轻轻浇在她蓝色的温床。我要收集太阳的无数金丝／编成抗寒的暖绳／缠在她那嫩绿的枝杆上。向着蓝色的未来／向着金色的阳光／向着永恒而无限的空间／你开吧／勇敢地开放！……假如有一天她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有些诗今天读起来仍然感觉很美，但又仿佛句句都是不祥之兆：“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写于一九七二年一月的《你好，百花山》是初期中的重要作品。它把一次真实的出游写成一个梦境，诗中第一次出现了“绿色的阳光”这样超自然的表象，预示着诗人开始酝酿风格的转变。
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赵振开是写诗的天才，但他敏感，勤奋，执着。当年我所认识的赵振开不仅写诗还学美术，摄影，唱歌，从各个艺术领域和艺术形式中汲取着，感受着，丰富自己，寻找着艺术创作的最佳视角、质感和旋律。我曾见过他在这个时期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上没有人物，只有朦胧暮色中萧瑟湖畔的一条长椅，照片的背面有诗人的题字：多美啊，多静啊，我的心又快活，又忧伤。我想，这当是诗人与他的女友第一次互诉心曲的所在。
这个阶段的诗作大约有三十余首，其中写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告诉你吧，世界》就是后来那首脍炙人口的《回答》的原型：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已经发现，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哼，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也许你脚下有一千个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影子无形。
我憎恶卑鄙，也不希罕高尚，
疯狂既然不容沉静，
我会说：我不想杀人，
请记住：但我有刀柄。
曾经有北岛的关注者向我提出质疑，认为《回答》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一九七九年，理由是“冰川纪已经过去”应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此我想我无意中留存至今的诗稿是可以作答的了。
一九七四年赵振开在写诗的同时，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中篇小说《波动》，并曾以它作为生日礼物赠给他的女友。我有幸较早读到它的初稿。它行文优美、流畅，语言与其说象小说倒不如说更象诗。但不知是作品的结构、叙事方式还是其中某个人物，总让我想起《多雪的冬天》。在郭路生作品研讨会上，作家史铁生曾说：我们当年也都是从写诗开始，写诗不成才写起了小说……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之辞。但是诗人更多的是灵气，小说家更多的是功力，能象赵振开这样写诗兼写小说的并不多见。我中学的另一个同学高红十当年是《绿原》杂志的编辑，她曾向我谈起过《波动》的发表。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她们编辑部本打算将其与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同时刊登在《绿原》创刊号上，但恰值胡耀邦主持召开“剧本座谈会”，给当时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泼了冷水，《绿原》创刊号也因此改了版。后来，湖北的《长江》上发表了《波动》。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是他的诗完成向自己的也就是北岛风格转变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太阳城札记》、《冷酷的希望》、《日子》、《在带血的冰河上》以及《诅咒》等诗作的问世。其中后两首未见公开发表过。在《太阳城札记》中那一节著名的一字诗（生活：网）里，他倾入了太多的内涵，自己也被这个意念困扰得透不过气来。一九七六年五一，他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三位好友一同去渤海油田海上钻井平台。在归来的船上，四人商议以海为题作诗，史康成当时的诗句是“海湾象只烟斗……”而他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望着垂悬在大海上的星空，那个无法摆脱的意念又涌了上来：“大海象一张黑色的网／星星是网结……”
的确，生活象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他。这几年，姑且不论国事，在赵振开个人生活中也是多事之秋。一九七五年，他相处几年的女友向他作别。她说自己是个俗人，她没有勇气做一名诗人的妻子。只有一件事，事隔二十年她才说，当年他让她织的那副手套，不是没有织，而是只织成了一只，第二只拆来拆去无论如何也织不成与原来一样。她实在不善针黹。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最最钟爱的妹妹珊珊在湖北下水救人不幸罹难。赵珊珊生于一九五三年，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好女孩，死时只有二十三岁。一九七三年珊珊二十岁生日时，赵振开写了《小木房的歌》送给妹妹：“为了你，春天在歌唱／草绿了，花红了／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松鼠窜，杜鹃啼／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雨珠落，水花飞／洒在如痴的小河上。为了你, 风鼓云帆去远航／潮儿涌，波儿碎／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长眠的哥哥醒来了／睁开眼睛向外望。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没有一屑俗尘，这是在那个年代里最可珍贵的情感，是兄长对妹妹令人心颤的呵护和温柔。一九七五年十一是赵珊珊生前最后一次回京探亲。那首《黄昏：丁家滩》的字里行间仿佛还镶嵌着她纯情的笑脸。对于珊珊的死，朋友们震惊、悲痛，振开更是哀伤欲绝。他匆匆赶到湖北，在妹妹的遗体旁，握着她冰冷的手连连呼唤。可珊珊没有回答，宁静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徽笑。他来到失事的地方，把白色野花撒在河上，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她还是没有回答。她正象葬身的那条河一样明朗、宁静，她用死否定了那个恰恰相反的世界……振开在信中对我说：“如果死亡可以代替，我情愿去死，毫不犹豫，换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容不得我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能有点价值和目的。”
北岛的《界限》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痛楚和矛盾中问世：“我要到对岸去／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也涂改着我／我在流动／我的影子站在岸边／象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我要到对岸去／对岸的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向我飞来”
这已经不是诗，而是一个灵魂企图超越自己的嘶喊。
人作为一个自然物种，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无论是作为自然的人还是社会的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但由于自我意识，人又总是在企图超越这种局限，并以此证实着人的存在，实现着人的理想。因此，从表面上看，诗以人的经验为直接对象，以审美为显在特征，但是当诗人追求超越的时候，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本身就成了一种动因，一种人自身不断进化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也创造了人。
此岸与彼岸之间本无一条明显的界限。为了显现它，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参照系──河流。同样，当以人的自我意识为参照系的时候，就可以将以白洋淀诗歌为主体的新诗与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抒情诗区别开来。这是一个诗的本质的区别。至于诗的形式，是格律的还是非格律的，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它表现的对象是人类普遍的永久的情感还是诗人片刻间乃至下意识的感觉，则是见仁见智，无关宏旨的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新诗也许有一点象佛教的禅，有缘者当下即悟，无缘者百思而终不得其解。很多新诗我自己也始终没有读懂，也常常困惑于究竟是自己资质愚钝还是那些诗本来就是皇帝的新衣？尽管如此，作为当今许多新诗泰斗的同代人，我仍然感到自豪。
附注：
1998年10月31日，在赵珊珊离开我们二十多年后的这一天，亲人和朋友将她的骨灰从湖北接回北京，安葬在小汤山下的华夏陵园。在洁白的大理石墓盖上，镌刻着诗人北岛为妹妹题写的《安魂曲》：
那一年的浪头
淹没了镜中之沙
迷途即离别
而在离别的意义上
所有语言的瞬间
如日影西斜
生命只是个诺言
别为它悲伤
花园毁灭以前
我们有过太多时间
争辩飞鸟的含义
敲开午夜之门
孤独象火柴被擦亮
当童年的坑道
导向可疑的矿层
迷途即离别
而诗在纠正生活
纠正诗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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