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ＨＵＫＥＮ：《知青生活回忆》
作者：盐贩子搜集
|
|
|
|
| |
|
|
| |||
|
|
| |||
|
ＳＨＵＫＥＮ：《知青生活回忆》
作者：盐贩子搜集
|
|
| ||
|
| ||||
|
| ||||
|
知青生活回忆 作者：ＳＨＵＫＥＮ 我七五年高中毕业时、尽管家中哥哥姐姐都已经下乡、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应该可以留在母亲身边、可是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像我这种人是没有资格留城的。临毕业前人人都要写上山下乡表决心书、否则过不了关、本人实在不愿意写、只好称病在家不去学校、结果落了个政治不及格、连毕业证也没拿到、直到现在。所以严格来讲、我高中没有毕业。 虽然没有写下乡决心书，可是仍然逃避不了下乡的命运、毕业不到两个月、就被注销了城市户口。我们那时是按父母单位落实下乡，父亲已被专政、强制遣送粤北山区劳动改造、所以我跟了母亲的文教卫生系统，被分派到番禺县一个叫沙南的地方，那地方虽然离广州只有５，６０公里，可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中途要转两次车，过一次渡，然后再坐船。在船上，听到广播：沙南站到了。 出来一看，船停在离岸２００米远的海面上，靠过来一艘能容１０来２０人的小艇，过了小艇让摇撸的人吱吱嘎嘎地把下来的人摇到岸上。就这样、短短几十公里的路要花６，７小时才到。 上了岸、登上海堤、放眼望去、长长的海堤一直向前延伸着、好像没有尽头。海堤外、是烟波浩淼、海天相连的狮子洋。海堤内、是一片片开阔的农田、远处、可以看到几个村庄散落在各处。 我被分配到沙南五队、一同去的还有三个男知青。那是个沿河而建的自然村落、一条河涌沿村而过，通向大海。村里人吃的、用的全是这条河水。河里的水半年流的是河水，半年流的是海水，因此我们有半年吃淡水，半年吃海水。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不知道，每天用海水可不是滋味，喝的水是咸的，用海水烧的饭很容易夹生，很难吃。用海水洗的衣服、干了也不爽。还有那时村里的房子绝大部分还是茅寮。这茅寮是撑一架子，地面用木条板作的，板与板之间的隙缝可以透过去看到底下泥地；墙壁和房顶用甘蔗叶子搭成。几年就要翻新一次。我们刚去时，男知青也住这样的茅寮。走进茅寮、里面昏暗少光、地板叽叽嘎嘎作响。这种茅寮据说是冬暖夏凉，好处多多，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火烧起来，那一定是彻底完蛋，连渣都不剩。据说有过整个村子烧光的，我没见过。不过，村里的大娘大婶大嫂个个腰上系一条镀过镍的铁，铝链子，腰包拴在链子上，腰包里装的就是全家的银子财宝了。问缘故就是怕银子放在家里被火烧了。 那地方种水稻和甘蔗，冬天还种一季麦子。种水稻的事就不说了，单表种甘蔗。这种甘蔗的活绝不比种水稻轻松，从蔗苗种下到收甘蔗当中有很多工序，其中一道上肥，就是把沟里的烂泥挖上来，垒到甘蔗上，要垒个一尺半尺高，一根一根都要唔个严严实实。据说垒的越高，甘蔗长的越粗。干这活就变个泥人，收工后大家是先跳到河涌里洗了再回家，姑娘大嫂全一样，在河涌里洗了衣服洗了头，衣服湿湿腻腻的贴着身子走回家，反正大家都一样。更苦的差事是剥甘蔗叶子，那甘蔗叶子的边缘是锯子形的，叶子又干又硬，一不小心，就会割破皮肤，一天下来，这两双手跟手臂，就跟红色娘子军的吴清华被打的一样，伤痕累累了。到了收甘蔗的时候，用楸把甘蔗连根拔起，捆成７，８０斤，男劳力是１００多斤一把的扛在肩头，连续跳过十几，有时候是二十几个８０ＣＭ分到１米宽的沟才能把甘蔗卸到艇上。上艇时一块３，４０ＣＭ宽的舢板一头靠在沟边，一头靠在艇边，踏上去可真叫一步一颤，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中途掉进沟里或最后掉进大沟里的经验。 前面说到我们最发秫的是剥甘蔗叶子，不过这甘蔗叶子却很有用，主要是作燃料和建筑材料。我们那里没有山，缺少树木，烧饭全靠了这甘蔗叶子，易然火旺，确实好使。当建筑材料是因为甘蔗叶子是搭茅寮的主要材料。 那地方的另一特色就是蛇特别多，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饭铲头（眼镜蛇），水蛇是不在话下。前面说的收工后跳到河里洗澡，有时候就会看到水蛇也在游泳。男知青们住的茅寮，晚上睡觉时听见房顶嚓嚓响，问老农怎么回事？被告知是蛇追吃老鼠，房顶就是战场。 我刚下乡时因为只有一个女的。被照顾分到一家新盖了砖房的老农七叔家实行三同。七叔给我一间一楼本用作放工具杂物的边间，约７，８平米，我在进门靠左边放了一张床，对门墙壁的地上垫了两边两块砖头、上面放个木箱子，一天收工回来，靠着床头刚刚蹲下，觉得有什么不对，猛一回头，看见箱子底下盘着一条银环蛇，正看着我吐舌头呢，吓的我一个箭步窜出门外，高喊：”救命呀！有蛇呀！”七叔的儿子阿秋跑过来，赶紧帮我去喊他阿爸，过了一会儿七叔走过来，见我还是一幅惊魂未定的样子，就满不在乎地对我说：”不要紧的。”言下之意含有瞧你那大惊小怪的样子。然后找了一根竹竿，往那环成几圈的蛇中间一穿、蛇就被挑上了竹竿、拿着这跟竹竿七叔把蛇挑到河涌里去了。这里的农民除非是专门的捕蛇手，一般不打蛇，据说是打蛇不死七世冤，蛇会找你算帐的。虽然七叔跟我说不要紧，把蛇挑走了，可我还是一个星期没敢在这屋子过夜。 第二年，又来了三个知青，二男一女，我们七人成立了集体户，不过其中一个断续只呆过不到三个月，所以实际上是六人的集体户。生产队帮我们盖了知青屋，大家轮流做饭。中午，晚上两顿。当值的不是不用开工留在家里，而是收工回来再为大伙烧饭。这可是苦差事，因为收工回来，一身劳累，还要为大伙做饭，可是更苦的差事是饭后收拾，吃完饭以后，饭气一上头，更是一动也不想动了。开头规定做饭的负责收拾，可是有偷懒的不干，留到明天，只好明天当值的来收拾。做饭不敢偷懒，收拾就打马虎了。因为谁敢偷懒不做饭，大家收工回来，肌肠咕噜没有饭吃，那可是犯众怒，要挨揍的。而饭后不收拾不同，饭后大家都没了斗志，只想早点休息，而且倒霉的只是明天当值的，不会引起公愤，因此饭后一片狼藉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发展成为最令人头疼的矛盾。为解决这饭后收拾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绝招是 吃饭时，大家围在粪缸边上吃，谁最先熬不住离开了，谁洗碗刷锅。那粪缸是个一米口径的大缸，半截埋在土里，上面搁两块板，周围用甘蔗叶子搭起半人高的围墙，那粪缸里的蛆（我们那儿叫屎虫）成千上万，缸里缸外全是蠕动的屎虫。还有那味道，拿着饭碗往这粪缸边上一站，嘿！感觉好极了。就这样，那时候大家宁愿接受这般遭罪的游戏规则，也不愿意洗碗刷锅。那年头，可真够荒唐的。
刚下乡时、我是和农民三同、所谓三同、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男知青是三人住在一个茅寮里，但是吃被分散到不同的农民家去，所以是二同。那时候，规定知青第一年下乡有８元钱的生活补助，我每个月都把这８元钱如数交给三同户的七叔。七叔家有８口人；５个孩子，４男１女，大女儿与我年纪相仿、二儿子上高中，平常不回家，下面是８岁、５岁、３岁３个小萝卜头，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我跟她家孩子一样叫她阿嬷。七叔人还算好，七婶是个比较小心眼，爱赚小便宜，却没有什么主见的小个子女人，跟七叔的母亲水火不相容，阿嬷只要跟我说话，必定是讲媳妇如何如何坏，其实七婶倒也不是那种歹毒的女人，只是有点小气罢了。七叔的大女儿叫焕好，按理说我们年纪差不多、应该比较谈的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对我怀有很深的成见，从来没有主动地跟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住了他们家的新砖房子，加上后来发生的事件，使她觉得我占了他家的便宜吧。 我在七叔家搭食，每天吃两顿，每顿必有一碟咸菜或榄角，这榄角是用乌榄做的，吃多了胃疼。我们那是水乡，鱼虾倒是常有，再是自留地的瓜菜。肉是难见。可是我在他们家从来没有吃饱过！因为吃饭的时候，桌上摆的２，３碟子菜，除了小孩，他们３个大人加上焕好，都极少去碰一下菜碟子，要挟菜也是咸榄角，然后低头默默地吃饭，弄的我也不敢轻易动筷子挟菜，慢慢地就变成了我很快默默地吃完一碗几乎没有菜的白饭，说一声：我吃好了，你们慢用，就逃也似的离开现场，他们也如释重负地重新开始吃饭。这样一来，时间长了，我就变得饥饿难当，趁过年回家时，带了一个小的煤油炉来，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做点面条之类，哪知好景不长，却由此而引出一段是非。 同我一起插队有一个男知青Ｈ，外号马家辉，因为据说他像有一本电影？里的一个叛徒叫马家辉，还有一外号叫钱广（文革时有一部电影叫《青松岭》、里面有个反面人物富农钱广）、这外号是来了以后知青们给他取的。本来他家原就是广州郊区的农民，却不知怎么也算作知青被弄到跟我们一起插队来了。这人小农意识极重，事事斤斤计较，而且喜欢班弄是非，我们４个知青只有他８元钱的生活费只给５元房东（二同户），自己留了３元，弄的他的房东很有意见。他知道我带了个煤油炉来后，有一天开工的时候，他在田头对七婶说：“你那好不容易用辛辛苦苦的血汗一分钱一分钱地垒起来的新砖房子，被她（指我）用煤油炉一烧，那烟就会把你的房子整个给熏黑了，这房子还能要吗？你怎么能忍心自己的房子被她这么糟蹋呢？“七婶被他这么一挑唆，整个人跳起来，大声骂到：”什么鬼呀什么鬼呀，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可以随便糟蹋我的房子阿，你要是再敢熏我的房子，我就对你不客气（实际的原话是更脏的粗话）！“我被气的差点没昏过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想到的是“本事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婶无知我不怪她，可是马家辉我跟你无冤无仇，平常也从来没有得罪过你，凭什么你要对我这样栽赃呢？过后是越想越悲愤，跑到海堤上没人的地方痛哭了一场。但也从此不敢再用煤油炉了。为解决饥饿后来是买点饼干，从家里带些炒米饼之类可以不用烧火就能吃的干货来充饥、偶尔到邻队别的女知青那里蹭饭。可是有一天，午饭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拿出饼干准备吃的时候，赫然发现阿嬷站在窗外窥视，那满脸皱纹的老脸紧贴着窗口、正张大着嘴巴、瞪着眼睛往里瞧呢、那样子着实吓了我一大跳。那以后，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东西也要小心翼翼地偷着吃。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又来了３个知青，其中有一个是女的，这才成立了知青集体户，给我们盖了知青房，当我离开那间７，８平米的小房子时，推门向外、仰望天空、只感觉海阔天空，一身轻松。
之三：乡里人和事 新嫁娘出阁三天到一个星期后回门，回到娘家的新嫁娘，少了几分往日少女时的爽朗，多了几分小媳妇的羞涩和衿持，众姐妹围上去问长问短的，好不亲热，只是大家都没了往日的自在。新嫁娘在娘家的几天，一般都很少出门，几天过后，又静静地自己回到婆家，以后回娘家的日子就越来越少了。也是下乡了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的缘由。做姑娘时留的刘海，在生孩子以后或者过一，两年后，全部梳起，那就标志着完全告别了少女时代，成为嫂子辈了。所以，在当地判别是姑娘还是媳妇是看梳辫子还是梳髻，看见年轻的小媳妇时，只要看她头上前面还有刘海的，就可以知道这是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了。 阿四是我们队的记工员，人很聪明，心算很快，算盘也打得很好，拿根竹竿丈量田地，横几丈几尺，竖几丈几尺，边量边唱，量完了，这是几亩几分地，数目也跟着从阿四的口中唱出来了。阿四说话幽默诙谐，经常跑来跟我们知青吹牛，他虽然是贫下中农，可是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一点儿也不深，常说的是现在的日子还不如旧社会，*还不如国民党，最好还是陈济棠（三，四十年代统治广东的军阀）时代，：“那时候，我们可自由多了，哪像现在，养只鸡养只猪，留点自留地都要受限制；秧苗哪有插那么密的，秧插的密就收的多那不是瞎说嘛；那时候，插完了秧一直到收割，都是闲适，到处可以去洒（方言，玩的意思）啦；一年只有农忙的时候辛苦些，哪有像现在这样辛苦，农忙以后还要修水利，围垦造田，斗私批修，一年忙到头，还越来越穷。”那时候从大队部连过来的高音喇叭经常播唱一些宣传大好形势的广东歌曲戏剧，阿四很会篡改歌词，引得大家发笑，他便洋洋得意。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词原是：天光蒙蒙亮，我地几个老坑（方言，老头的意思）呀去找陈书记，拍拍书记门…书记早已去了哇，围垦工地…阿四改为：书记早已死了哇，埋在工地…以后一播这首歌，小孩子们就大声地唱：书记早已死了哇，埋在工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别的农民无动于衷，阿四却很高兴，跑过来跟我们说，这下子可以跳龙门罗、你们可要使劲呵，我要是后生，我也会去考咯。快３０年过去了，可阿四那颗充满智慧的大脑袋还不时地在我眼前闪现。 大肺是我们队里的地主婆，５０多岁，弯腰驼背，两眼无神，刚开始，知青们都对她有警戒，不和她说话。可是慢慢地发现，村里的人其实并不歧视她，只是有时候拿她开开心，因为大肺实在是笨不过，大肺是她的花名，意思是她没心没肺，缺少一根筋，比如队长派工，大肺年老体弱，也被派到和１２，１３岁的半劳力一起去麦地浇肥，小孩子跑得快，一会儿一列地就浇完了，回过来帮大肺，从另一头开始浇，到当中和大肺接上了，那这块地也就浇好了，可是大肺还要往前继续浇，跟她说已经好了，她却说你只是浇了左边，我的右边还没有浇呢；我们那里种甘蔗产糖，家家吃糖不愁，拿糖去卖钱是常有的事，趁墟｛赶集｝的时候大肺也跟着村里人一起去卖糖卖鸡蛋，如果一斤糖卖１毛７分钱，人家拿口袋装了１斤３两，大肺就每算一次都得出不同的答案，最后要不就是听买者的，要不就只得请旁边村里的人帮忙算帐，我总是怀疑大肺这样的智商怎么也能当地主婆呢？她一点也没有计算别人的心计呀。虽然大肺不怎么样，可是大肺的儿子阿祥却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身材高大，健壮结实，人很勤快，脾气又好，长相有点像电影演员王心刚，村里的好多姑娘都喜欢他，私下里都说要能嫁到阿祥这样的男人就心满意足了，可是阿祥３０出头了还是单身，究其原因，就是他的地主成分，有一次，大队召开批判地富反坏右分子大会，一看阿祥在里头，我吃了一惊，问旁边三同户七叔的儿子阿秋，怎么阿祥会在里头呢，阿秋告诉我大肺身体不舒服，所以是阿祥来了，“阿祥又不是地主，他只是地主的儿子嘛，怎么会让他来“我说，阿秋说，“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只要是地主成分，祖祖孙孙都是地主。“这样的话出自于一个８岁孩子的口中令我不寒而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村里的姑娘虽然喜欢阿祥，但是没人肯嫁给他，谁愿意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还要代替上一代去受过呢。 三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小姐妹阿花和焕弟也不知道嫁到了何方，生活的可好？乡亲们也一定早已告别了茅寮了吧，衷心地祝福你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乡亲姐妹们。
（一） 下乡的地方是水乡，四面环海，村前流过一条河涌，沿河涌搭起了各家茅寮，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个埠头，所谓埠头，就是用青石板搭成的台阶，台阶一般都有十五，六级。一个台阶的高度大概是现在楼房的两级楼梯，直到现在，我上楼梯仍然习惯两级并一级地迈步。河涌虽然不宽，不到百米，因为与海相连，这条河涌每天也有涨潮落潮。涨潮时，就淘米的一会儿工夫河水已经迈过一，二个台阶了；落潮时，洗一盆衣服在不觉之中要下好几段台阶。潮水无声地来，又无声地去，没有涨落潮时，河水安安静静地向着大海流去。 队长是复原军人，长得浓眉大眼，身材也很棒；高大粗壮，黑黑实实，一看就是一把庄稼好手。队长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管理有方，办事公正，在村里很有威信。队长婆娘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里里外外收拾的井井有条，待人处事公正厚道，是个贤内助，很得大家的爱戴。他们有个宝贝儿子叫强仔，３岁多，长得虎头虎脑的，不像村里其他小孩那样，总是脏兮兮，拖一把鼻涕，一付瘦骨伶仃的身子上凸着一个生蛔虫的大肚子。强仔总是被他妈妈收拾得干干净净，胖胖的圆脸总是笑眯眯的，很惹人喜爱。有时候队里开会，队长讲话时，强仔就会跑过去，趴在他爸爸身上；出工时，队长敲钟，他也会帮忙敲钟。强仔是爸爸的宝贝疙瘩，妈妈的心头肉。 记得是开春后的日子，一天傍晚，收工回到村子，发现气氛不对，人人都匆匆地往村尾赶。“阿强仔溺水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知青也一同跑向村尾去。只见三叔公赶着一头水牛，水牛上面驮着强仔，三叔公正狠命地抽打着水牛，水牛绕圈跑着，趴在水牛身上的强仔浑身湿沥沥的，一动也不动。看样子水牛已经跑了多时了，水牛喘着气，三叔公也大汗淋漓，一手挥动鞭子，一手不断地擦掉头上的汗水。突然，强仔他妈“强仔——！”一声哀叫，冲了过来，但马上被４，５个强壮男子架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水牛终于停下来了。强仔终究没能救活过来。人们把强仔从牛背上抱下来，放在一块门板上。那一刻，我看见了强仔那隆起的肚子，惨白的脸，紫黑的唇，紧闭的双眼，可怜的强仔就这么去了。那条温柔的河涌，却无情地夺取了强仔的生命。 忽然，队长夫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只见队长像疯了似的痛揍老婆，可怜强仔他妈只任由丈夫的拳头雨点似地砸下，只是哭喊着：“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那场景，谁见了都会伤心落泪。 终于，人们散去，知青们也回到了集体户，大家聚在一起，沉重地议论着，叹息着，好人怎么没有好报呢？此外，我和阿萍都不解为何队长要狠命地打老婆？马家辉说他刚才已经问过了，原来这里的风俗，溺了水的人是不能见亲人的，如果见到亲人，就会七孔流血，没救了。刚才强仔他妈忍不住扑了过去，这就犯了大忌，所以队长要揍她。其实，就算强仔她妈当时不去，强仔也没有救了。 入夜，村子里除了零星几户人家透出微弱的灯光，偶尔有一，二声狗吠以外，整个村庄沉睡在寂静之中。突然，一阵阵“强仔回来呀——！”“阿强仔，你回来呀——！”的凄厉呼喊声打破了寂静，穿越田野，划破夜空，窜进人们的心房。强仔他妈和嬷嬷为他喊魂了。那一声声凄厉的喊声，就像一只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拽住你的心。每听见一声呼魂，那心就像被揪住一次，感应到强仔他妈那撕心裂肺的痛。也就是这个晚上，我强烈地感觉到生命的飘渺，感到宿命，相信幂幂之中命运之神在主宰着我们的一切。 （二） 家嫂，村里人都这么称呼她。家嫂的丈夫是个木匠，个子不高，也许是不常下地的缘故，人生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家嫂人也长得很俊，虽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仍像年轻姑娘那么苗条秀气，也仍未脱去姑娘的羞涩，未说话，先脸红。这是挺般配的一对。那时候，木匠的收入比一般的社员要好，家嫂过门没几年，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大的４岁，老二２岁，小的８，９个月大，人人都说她有福气，家嫂也是一付心满意足的样子。木匠经常到外面揽活，家里的事情就全由家嫂来照应了。 那年初夏，木匠又到外面打工了，家嫂的小儿子病了，发高烧，我们那里整个大队只有一个卫生员，配备一个药箱，看病要到公社卫生院，而去公社每天只有一班船来回，赶不上的，只能在公社所在镇上过夜。要不就自己划艇（摇橹）半天才能到公社，来回也得一天。家嫂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小的，不想去公社卫生院，只到大队卫生员那里拿了几颗退烧药，给儿子吃了些土方子，过了两天，小儿子的烧仍不退，天也热，家嫂着急了，放了一大盆冷水，把儿子放在冷水盆里浸了半个多小时，烧全退了。家嫂很高兴：还是这一招有效。谁知道到了半夜，小儿子的高烧猛窜到４２度，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家嫂这才慌了手脚，叫了本家大伯，连夜摇橹５，６个钟头去了公社卫生院。一检查，急性肺炎，抽了几百ＣＣ的浓痰，卫生院的设备也不好，无法做手术排浓，要转到县医院才能做，还没有转到县医院，孩子就夭折了。家嫂哭天喊地，可是孩子再也喊不回来了。 家嫂回到村子以后，一反常态，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哭诉她儿子死的冤：“我只想让他退烧好受一些，放了盆水给他冲个凉，怎么就害死他了呢？”没有人忍心责备她的无知。村里的大婶大嫂都去劝她，宽慰她。家嫂长歌当哭，日夜悲歌。木匠后来把她送回了娘家。不久，我也遭遇了木薯中毒，回广州休养了三个月。不知道家嫂是怎么过来的。 秋后入冬，我再返回乡下见到家嫂时，家嫂已跟几个月前判若两人，脸上的红晕消失了，眼睛也不再有神，没了灵气，整个人木木的，不太有反应。木匠也不再出去打工，人也一下子就像老了１０年。 多少年过去了，只要回忆起下乡的日子，就会想起这两件事，耳边强仔他妈喊魂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飘荡，家嫂那幅落魄的样子也会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今把它记下，想着或许多少可以释怀罢。
青是我们的集体户长，说话有条理，办事利索，几个知青当中，数他力气最大，选他当户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只有他能压的住。我们知青虽然只有六人，却有两位难缠的主，一位是前面提到的马家辉，一位是强。 辉干活倒是不惜力气，只是人很自私，凡事斤斤计较，爱贪小便宜。知青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钱广，起因是那时有一部电影《青松岭》，里面有一句话说钱广：“心眼没有针尖大”，我们觉得对辉是太形象了。他经常会为很小的事情与别人过不去，比如生产队分蔗糖，他会很在意那秤杆是高了还是低了，那蔗糖是干爽了还是受潮了；集体户里用大锅烧的饭，他总是抢先盛了，专门挑当中的饭心，留下边上，底下锅巴多的给别人，平时多挑一桶水，多洗一个碗也要计较。 还有一位强，他下乡后才过的十六岁生日，此人年纪虽小，却已被送少年劳教过一次，专门干些偷鸡摸狗，调戏妇女的缺德事。他老爸是站长，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刚来时，倒也规矩了几天，可是没过多久，就原形毕露，用弹弓射老乡的狗和孩子，诱骗几岁大的小女孩到他跟前，摸一下给几分钱之类，以此取乐。在沙南岛这个民风朴实的地方、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理所当然受到了严厉的谴责，阿强很快成了村里乃至大队闻名的神台猫屎—－神憎鬼厌，村里人象防贼一样地防着他。 辉和强两人互相看不惯、一对冤家、经常发生摩擦、平常我们大家多躲开不理、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或者影响到大家的时候、阿青就出来摆平、而且往往是用拳头压服。 还有一位阿新、瘦瘦的、像个帐房先生。阿新很聪明、象棋下得特别棒、沙南岛上无敌手。我们开玩笑说阿新吃饭不长肉、都长智慧了。阿新刚来时是名副其实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从河涌挑一担水到集体户厨房、不过五、六十米的距离、阿新弯弓驼背像只大虾米似的挺着两只水桶、摇摇晃晃地走过去。那样子实在可笑。不过阿新知识却很丰富、我也和他最谈得来。 另一位女同胞萍、阿萍说话慢声细气、很会跳舞、平常总是一副娇无力的样子、依赖性特别强、胆子又小、开头什么事都要我帮她陪她干、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要我陪着、上厕所也要我陪着、她洗澡时也要我帮她站在外面把守。一点小事就发出尖叫、为此、辉和强常拿她来开心。 我们的知青屋也是砖头房子、不过并不是村里要照顾我们、而是因为村里人害怕才给知青起的砖头房。前面说了、我们第一批来的都是在农民家里搭食、男同胞住的是茅寮。时间长了、矛盾就越来越多、后来男知青个个自己都带个煤油炉来干脆就在住的茅寮里烧食、村里的人知道了非常担心、万一这帮毛头小子不小心弄着火了就有可能连累一村子全部烧光。因此、村里决定帮知青另盖房子。打泥砖烧窑、盖房子切砖头、全是自力更生。每天由生产队派工、社员动手、阿青阿辉也没少参加。不过由这些毫无经验的人干出来的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比起茅寮、比起寄人篱下、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新的知青屋分两处、男屋和女屋相隔一块田、男屋有两间大房子、女屋是一间大房子、每个大房子当中再用甘蔗叶子做挡板分开两间、在女屋的斜对面建了一个厨房、用甘蔗叶子搭起半人高围墙的厕所则在离厨房七、八米远的地方、洗澡房就在女屋的旁边；所有房子的窗都是木板窗、洗澡房没有门可关、用的时候只是把一块门板搁在门口挡住就是。 我们六人生活在一起、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生产队在插秧、割稻子、收甘蔗等农忙季节、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派工。我们集体户就是一个单位。记得有一次收甘蔗、我们六个人包一片、大家分工、辉负责用锹放倒甘蔗、其余的人把甘蔗捆起，扛到大艇上、萍扛了甘蔗跳垅和垅之间的沟时、连人带甘蔗掉进沟里了、她就坐在地里哭了很长时间。天已经傍晚时分、农民们都陆续收工回家了、我们还有两垅地的甘蔗没有搬运、辉在那里大声地骂萍不中用、连累大家收不了工、强躺在地上学萍的样子装哭状、我已经劝过萍几次了、这次走过去、连哄带吓的说她：“人人都有过掉到沟里的体验、跌倒了、爬起来就是了、谁像你呀、哭这么长时间、哭有什么用、快起来把活干完了大家都可以收工、不然大家走了、剩下你一个人不管啦。”辉见我这么说就更得意了、说：“对、别理她、剩下的都是她的、我们的分已经干完了、大家走。”这时青和新也来了、大家聚在一起、辉和强吵着要走、还是阿青发话：“萍也不要哭了，辉和强也不能走，大家一起干完再收工。”可是辉还是坚持要走，而且已经走出好远了，青大声地说：“你敢走，今晚就没饭吃！回去我再收拾你！”我和新也劝辉回来，他极不情愿地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收工。以后，辉坚决要求生产队只给阿萍分一半的工作量，阿萍也认为还是这样好，宁愿少拿工分。 还有一次，轮到阿强烧饭，辉说亲眼看见强往煮好的饭里吐口水了，可是阿强坚决否认，两人又打起来了。我们疑疑惑惑，不信吧，阿强这种缺德事是干得出来的，信吧，辉这人又很能搬弄是非，总之这顿饭吃得特别难过。 萍因为干活总是落在别人后面，阿青经常帮她。一来一去，两人就好上了。青小心地呵护着萍、萍也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什么事情都依赖着青。我倒是从阿萍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只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他们俩人经常在萍的房间里、甘蔗叶子做的墙壁只能障目、却一点也不隔音、从萍房间里传出来的打情骂俏声、常常听得我头皮发麻、我只好躲出去找村里的姐妹、或者去邻村的知青处。为避免尴尬、回来时、我总是在老远的地方就高喊：“阿萍开门”了、他们对我的识趣还挺感激的。 我和萍有过一次不愉快、那时个人没有什么隐私、我的东西放在哪里她知道、她的东西放在哪里我也知道、春节从家里回来时、大家都带了些饼干糖果之类的东西回来。有一天、萍去大队宣传队排练去了、我收工回来后、她对我说：“刚才宣传队的人来玩、他们把你的糖果吃光了、我随口问了一句：”你的也吃完了？“她说：”没有、他们说我的不好吃、把你的找出来吃掉了。“我一听就火了：“他们如何知道我的东西放在哪里、你不拿出来他们怎么敢到我这边来翻东西？你自己的舍不得拿出来给别人倒拿我的东西来慷慨、真是岂有此理。”阿萍面红耳赤、蠕蠕地说：“那我把我的赔给你吧。”我说她：“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做人不能这样做的。”不过事后想想也真没有意思、倒发而显的是我的不是了。 在集体户里一起生活虽然吵吵闹闹，打架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大家都不记仇，往往是过一会或者第二天又一起说说笑笑了。开心的时候也很多。我们最盼望的是下雨天，这样生产队不开工，我们就可以下棋，打扑克，睡大觉，更多的时候是聊天。平常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时、总是议论着今天发生的事情、村里的事、道听途说的事、国家大事、七嘴八舌、天南海北地吹呀、其乐融融。阿新一次从广州回来后告诉我们一个笑话、他爸学校的一位领导到他们家里来找他爸、正好他爸不在、阿新接待、此领导是潮汕人、讲得一口潮州话、他问阿新家里有几口人、“俚屋企有几个ｌａｎｇ（念一声）？”阿新听成有几个”ｃａｎｇ”？，广州话锅念作“ｃａｎｇ”阿新以为问他有几个锅、跑到厨房把锅数了一数、出来告诉领导有５个”ｃａｎｇ”，正好他们家是５口人、领导核对无误就走了、阿新还纳闷、问我有几各锅算什么意思、怎么现在连埚也要登记？后来他爸回来、阿新告诉他爸、他爸再说明原由、阿新才知道自己搞错了。我们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翻。 我们刚成立集体户时没有自留地、后跟队里交涉、给了我们一块在村外靠海堤的３分地、太远，没法弄，我们还给了队里，自己在知青屋后开垦了一块小自留地，辉因为是菜农出身、很会种菜，我们也称赞他，请教他，阿辉觉得很得意，就更加卖力气地管理菜园子。我们种过的菜有豆角，荷兰豆，丝瓜，白菜，通心菜等等，豆角长得最快，一夜之间可以猛窜一巴掌长，所以种豆角特别有成就感。通心菜的生命力最强，只要不连根拔掉，摘了很快又长出来，反复摘，反复长，而且省力，基本不用打理。我们那阵吃的最多的就是通心菜了。 星转斗移，后来大家招工，上学，都离开了沙南。我上学后再也没有和他们聚会过，只是听说青和萍回城后分手了，青被安排到肺结核病院当锅炉工，所有人当中，他的失落感最重；萍回城不久跟本单位的一位医生结婚了，可是后来又离了婚，再嫁给了一位比她大二十几岁的香港客；强习性难改，又被抓去二进宫了。辉安排在我妈的单位，倒是脾气改了很多，老老实实的再没怎么惹是生非。新考取了中专。再后来我出国了，我妈退休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在农村的日子过得单调而漫长，艰苦的生活更让我们怀念起在城里的时光，想念温馨的家，眷恋那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人甘心就这样在农村修理地球一辈子，大家都渴望着改变，渴望着转机的出现……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传来了恢复高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机会来了！知青们奔走相告，人人欢欣鼓舞，个个想籍此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那时正值夏收夏种双抢季节，每天夜里３，４点钟就开工了，干到早上１０、１１点钟，下午４，５点钟再出工，直到晚上８，９点钟才收工。割稻子，累得腰酸背疼；扬谷子，两胳膊酸麻得抬不起手；挑禾杆，扛谷子，肩膀被压得又红又肿，每天都累得趴下。在农村，想复习，连本教科书都找不到，而且，上面有指示，农忙季节，知青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回城。这高考的希望一下子就黯淡下来了。 沙南水乡，还种有一种用作粮食的植物－－－木薯。说是种，其实是半野生。这木薯属于大戟科木本植物，生长快，种下去后基本不用管理。煮熟了的木薯粉嫩甘甜，比芋头还好吃。不过木薯有毒，宣传资料介绍要去皮，浸泡一天一夜，反复换水方可食用，否则会引起氢氰酸中毒死亡。但村里的人都是去皮后，洗一洗就煮来吃了。也没有见谁中毒，偏偏又是摊上我，闹了一回木薯中毒，还差点丧了命。不过也因祸得福，因此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有一天，上午收工回来，又累又饿，坐在门口歇气，村里要好的姐妹阿花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糖煮木薯，我也没多想，一口气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接下来上吐下泻，天昏地转，朦胧中，觉得有人影在晃，觉得难受，知道自己在吐，其他就不记得了……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人虚得要命，浑身没有力气，抬手似有千斤重，看见手指全瘪下去了，那内脏就像被掏空了一样，除了难受，还是难受。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我想：我在哪里？该不是做梦吧，依稀记得我仿佛上了一条小船，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漂啊漂的，眼前一层层水气，一片白茫茫的，那是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同屋的阿萍收工回来了，她看见我醒了，很惊喜。过了一会，阿花也来了，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了一天多了。阿花看着我哭了，我也哭了，可居然没有眼泪。萍告诉我，是阿花给我灌了大量的糖水，她昨天一直陪着我，我拉的吐的全是阿花帮我收拾的，昨天的工她也没上，今天才去出工。阿花是吓坏了，要是我死了，她可没法交代了。可是，我拉着阿花的手，心里只有感激的份。 我在床上又躺了两天，知青带队干部知道我吃木薯中毒，就来看我，我趁机提出了回家治疗的要求，因为我们那里只有公社卫生院，而到公社坐船也要４个小时，而且船一天只有一个来回，去公社不如回广州。那带队干部看见我因脱水，整个人都落形了，也怕万一出什么事不好交代，同意了我的要求。就这样，我大难不死，因祸得福，回家复习了３个月，赢得了最宝贵的３个月时间。 回家后，知道大姐也想考，她是老高三，很有基础，可是她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了，姐夫是个工人，死活不同意她高考，她只好断念了。大姐流着眼泪把她准备好的复习资料，以前的高中课本等给了我，对我说：这是我的希望，现在寄托在你身上了。在家里父亲为我补习化学，我再找到高中时教物理的班主任张老师，教英文的罗老师，他们也倾全力相助。每天晚上，我到老师家里，他们对我进行精心辅导。那３个月里，日夜奋战公式，作文，分子式，这一辈子，拼了命学习的，就数那３个月了。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没齿不忘的恩师。 转眼到了１０月，高考来临了，我们的考场设在公社的中学里，那年一共考４科，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和化学并为一科，连考３天。我寄住在母亲同事的一个亲戚大舅妈家里，离考场走十分钟的路程。那时规定提前５分钟进考场，迟到取消考试资格。记得是第二天下午考政治，中午吃完饭，想放松一下，眯眯眼，就跟大舅妈打个招呼，如果我睡着了，半小时后叫醒我。谁知道太累了，一下子竟睡死了，大舅妈看见我这么辛苦，不忍心叫醒我，这一觉睡到１：２７分，扎醒来一看钟，哎呀一声惨叫！跳起来就往外冲，十分钟的路程４分钟飞奔到学校，可是已经晚了，大家都已经坐好准备开始了，不过还没有发卷子，我想冲进教室，被监考老师拦住，说：“你迟到了，要取消考试资格。”我一听，眼前一黑，一个踉跄就要摔倒了，那老师赶紧扶住我，大概我那张绝望的脸很可怕，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算了，你还是进去吧。这轻轻的一声，对我就好比死刑犯遇到大赦，溺水濒死之人抓到救命舢舨、同时也化作一股神奇的力量，走进教室，思路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做试题从来没有这么顺手过。做完了，反复检查了两遍，看钟还有半个多小时，坐不住了，起身第一个交卷，走出了教室，对监考老师说：“老师，我真想给你磕头，从心底里谢你了。”他还给我一个微笑。 考完试后，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很快，高校的最低入围分数线出来了，２５６分入围。张老师对我说，你如果能考上３００分以上，上大学就有希望了。之所以老师这么说，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那时父亲还带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政审，是比考试更令我心悸，难以逾越的一堵高墙。接着，分数下来了，我考了公社第一。这消息还是我母亲第一个知道，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母亲参加巡回医疗时，那天去我们公社，在船上听得隔壁的人在议论着什么，说到我的名字，母亲用眼角瞟了一下那人手里拿的纸张，发现第一个写着我的名字，就斗胆问了一声：“你们在议论什么？Ｓ．Ｋ她怎么了？”那人说：“你认识她？”母亲说：“那是我女儿。”那人听了就说“恭喜你了，你女儿考了我们公社第一名。”母亲听到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把这一喜讯带给了我。我知道后也按捺不住激动，又跑回广州，高兴地对老师说：“老师，我考过３００分了。”老师们听了也很高兴，不过两位老师都劝我别高兴得太早，因为还有更为严峻的政审一关。虽然华南地区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都只要２８０分就可以入围了，我自己最希望的是念医，可是我知道这些学校都政审严格，我肯定过不了关。父亲难过地对我说：“是我对不起你，连累你们了。”可是这怎么能怪父亲呢？化学５０分满分，我考了４９分，这全是父亲的功劳啊。人家都争取上重点大学，而我却退避三舍，选了三个极不显眼的学校。政审调查是一位叫邓老师的带队干部去的，调查回来后他对我母亲说：”放心吧，我尽量挑些轻微的材料送了，我也衷心希望她能上大学。”我知道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等到填志愿、体检等一切忙完、我又回到了知青屋，重新那日复一日的劳作，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有一天，供销社的老伯看见我，对我说，你有一信，好像是什么通知书，我一听，飞快地跑到大队部，找到了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拿起这大学入学通知书，当着许多人的面，我毫无顾忌地哭了，是啊，有什么比这更加来之不易的呢。 我们大队１３个生产队，知青近２００人，加上当地的知识青年，参加７７年高考的有３００余人，考上大学的，一共有３个知青，我是第一个接到录取通知书，成为当年被招工，招生知青中离开沙南的第一人。 临走那天晚上、集体户的农友加上带队干部给我饯行、以水代酒、大家祝福我前程远大、我也祝大家早日返城。互道珍重。邓老师深情地说：“别忘了这一段经历、别忘了大家、别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也发自肺腑地说：“不会忘记、想忘也忘不了。这段经历、你们大家都已在我的心中打下了烙印、直到永远。” 当年的经历，使我相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果没有吃木薯中毒、我也许永远也上不了大学；能上大学、并不是我比其他人聪明、只能说我比他们幸运。没有父母的谆谆教导、没有老师的悉心栽培、没有相识和不相识人们的鼎力相助、我不可能有那命运的转机。我要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一切给过我帮助的人们、更要把我所得到的关怀和爱、反馈社会、回报世界。
搬到知青屋后不久，同村的要好姐妹焕弟就从家里抱来一条小狗给我，小狗五短身材，身子圆滚滚的，脑袋瓜也是圆圆的，很招人喜爱。它身上有白白的短毛，背上有几印黑花纹，所以我为它取名阿花。为这个名字，村里另一要好的姐妹阿花骂过我好几次了，因为我一叫阿花，她会应我，小狗也会摇头摆尾地跑来；阿花妹抗议的时候，每一次，我都嬉皮笑脸地逗她，再陪个不是，变戏法地拿出一颗糖或者话梅之类的赔罪，当然，阿花妹也从来没有为此真正生过我的气。 小狗阿花很快地就和我相依为命了。我去哪儿它就跟着去哪儿。白天，我出工它也跟着到田头，甘蔗地；晚上，天一黑，它就忠实地守在门口。那时，知青屋有两座，男的一处，女的一处；两处相隔一块田，大约相距５０，６０米远，知青屋又和村子分开，虽然很近，但毕竟不相连。我们队女知青只有两个人，我和萍，两人都在的时候还好，有时候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周围就显得特别的寂静，那时，阿花就是最好的哨兵了。只要一有动静，它马上狂吠不止，阿花一叫，我们就赶紧出门看看是什么事情；有时候是陌生人路过，有时候是邻队的知青串门来了，这时，我们就会喝住阿花，热情招呼来客。时间长了，阿花也有了辨别能力，如果是它完全陌生的人，它就会“汪汪”狂吠不止，如果是其他知青或村里人，它叫的声音就会轻柔一些，我们也能从它的叫声中分门别类。有了阿花，我们也胆子大多了，晚上去邻村知青处串门时，玩得晚点也不怕，走夜路倒不是怕遇上坏人，那里民风淳朴，家不上锁，夜不闭户的，治安很好。我们最怕的是黑糊糊的路上踩了蛇，有了阿花以后，它在前面开路，我们走在后面就放心多了。 农村的狗一般都很脏，狗虱是不用说了，狗还吃屎。这是真的，村里的小孩子拉完屎后，大人就把自家的狗叫来，让狗把地上的屎三口两口地吃完了，还把屎眼也舔个干净。有时候好几条狗等在一边，待小孩拉完，一哄而上争屎吃，名副其实的饿狗抢屎。我养阿花之后，下决心绝不能让它也成为吃屎的狗。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吃饱。集体户的饭锅巴，每顿都有很多，我就把锅巴泡软了给它吃；集体户吃饭时，大家吃剩的菜也归它，同村里的其他狗相比，阿花算是受到很好的待遇了。因为它每一顿都有得吃。好几次，它想和别的狗一样围着拉屎的小孩时，都被我喝住，以后它也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因此，我相信它和别的狗不一样，是懂得一点文明的狗。可是有一天，收工之后，正在做饭之际，突然发现它满足地舔着嘴巴走进集体户的厨房，胡须上还残留着黄物，我一惊，马上抓住它仔细一瞧，可不是刚刚吃完屎吗？！这下把我气的，三天不让它进我的房间，同时也只好悲哀无奈地承认自己的失败：狗是改不了吃屎的！那几天我特别恨它，只要它一靠近，我就赶它骂它，可怜这通人性的家伙就呜咽着发出悲鸣，三天过后，我的气也消了，再重新表示跟它亲热，抚摸它的时候，它那欢喜的样子真叫人感到没有白养它一场。 后来，我上大学离开时，本不想带它走，可是它一直跑着跟着，呜呜地叫着，我也舍不得它呀，就把心一横，带着它回广州了。那时候城市里不许养狗，无奈之中送给了住在市郊的一位阿姨，她家有个院子，养了很多鸡鸭，也养了只猫，送给她时，她表示一定好好养着看家，决不会亏待阿花。我依依不舍地把阿花存放在老姨家后，到外地上学去了。大学第一个学期放暑假回家探亲时，到家以后心里一直惦记着阿花，没两天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老姨家看我的阿花去了，刚到老姨家门就阿花，阿花地叫，满心期待着阿花摇头摆尾地迎出来，可是院子里没有，进了门也没有，根本就没有阿花的影子！急问老姨，她淡淡地说：“宰了”。我怔住了，后悔呀后悔，悔不当初呀，老姨看我失落的样子，就解释说：阿花来了没几天就病了，拉不出屎，也不吃喝，怕它死了，所以就把它宰来吃了。听了这话，我更难过了，阿花哪里是病了？它是想我呀，可怜的阿花！虽然我明白就算阿花留在当地农村，也逃不出被宰杀的下场，可是我仍然从此以后绝少再去老姨家。
哥去了一个叫牛岭的地方插队落户，和哥一起插队的一位肇庆知青，突然有一天被公安局抓走了，说他是特务，判了几年刑，这事在知青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他知青好生纳闷，这么一个特务在身边，怎么我们都没有察觉他的特务行为呢？不过此事掀起的涟漪过后，大家也渐渐地忘淡了。二，三年以后，当这个知青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同样引起了震惊，怎么这么快就出来啦？一问，才知道是公安局搞错了，同名同姓，等弄清楚不是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劳改场呆了上千个日日夜夜了。同被抓得不明不白一样，放也放得不明不白，没有解释，没有平反，只是“放出来了”。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也没有任何部门为之澄清。 农村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知青们当年战天斗地，扎根农村的革命意志消磨掉了，几年下来，知青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严峻的事实：城市已经不属于他们，而农村也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处。就是生于斯，养于斯的那个地方，也不能轻易地回去了。七二年春节，下乡的哥和去了农场的二姐回家过年了，尽管还有被遣送下乡的父亲没能回来，一家总算有了难得的短暂团聚，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可是有一天深夜，我们家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吆喝声惊醒了，文革中已经被抄过几次家了，妈妈慌忙地去开门，门刚一打开，闯进来一帮凶神恶煞的街坊大姐和派出所警察，街坊主任一面盯着哥哥姐姐，一面宣布：“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我们今天来查户口，无户口人员一律不准逗留。”然后命令妈妈：“把户口本拿出来。”户口本递了过去，她一边装模作样地翻翻户口本，一边明知故问地指着哥哥姐姐：“他们俩是谁？有户口吗？”我哥愤恨地瞪着这个从小就看着他长大的街八，大声喊道：“什么户口本？我有出生纸，白纸黑字证明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这是我的家，我回来看我的母亲和家人，犯了什么法？！”然而在那个一切都被颠倒过来的年代，哥姐仍被勒令第二天就必须离开，返回当地去。他们连回自己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知青们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开始了抗争，从七十年代初期，老知青就开始偷渡到香港去。那时候，偷渡就是叛国，抓住是要判刑的。只是后来因为偷渡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知青，才改为拘留几个月。偷渡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那时候的偷渡不外乎两种：过铁丝网或者游泳过去香港。知青们称“扑网”和“泅水”。现在已经建设成为现代化特区城市的深圳，当年是人烟稀少，山岗布满铁丝网的边境。这里是走旱路的知青们通向自由世界的必经之路。铁丝网必非２４小时带电，偷渡者利用铁丝网不通电的时候翻过铁丝网，或者剪开铁丝网一个口子钻过去；可是如果正在翻越或剪铁丝网时突然通电，那就一命呜呼了。和触电同样可怕的是遇上边防军的狼狗。边防军训练的狼狗，专门咬男的喉咙，女的胸脯，被狼狗咬死咬伤的不计其数。还有毒蛇、野兽、毒蚊虫叮咬等就不在话下了。偷渡者大多数白天隐蔽，晚上行动，边防军白天巡逻搜索，晚上探照灯一亮如同白昼，把蠢蠢欲动的偷渡者尽收眼底。如果被边防军发现，最好还是乖乖地投降，谁要是想逃跑，那就等着挨抢子或者狼狗的撕咬吧。所以扑网的成功率很低，大多数不是触电，被狼狗咬，就是被抓回来；与之相比成功率要大一些的，是游泳偷渡。但这要求也更高，风险更大；首先要有能在江海游几千米的过硬本领，一旦出现意外，九死一生。黑夜里，在茫茫的大海上，会遇上吃人的鲨鱼，遇到大船驶过掀起的波浪，遇到暴风雨，遇到巡逻快艇迎面冲撞过来，遇到自己游到中途体力不支，抽筋等各种情况，无论遇上哪一种，生还的机会都很渺茫。 哥身边的知青朋友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准备着偷渡的事情，哥也按捺不住了，与其无望地在农村消耗青春，不如去偷渡一博。哥的游泳技术迅速提高。游几千米，在水里泡５，６个小时不在话下；再暗地里准备了偷渡的行装，哥也准备去了，不过，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哥犹豫再三决定还是把此事告诉我妈，毕竟，我家只有他一个男孩。哥让准备和他一起走的朋友何权跟妈说，结果妈一听，坚决地制止了哥的行动。她对何权说：“我知道你们想博一博，也理解你们的处境，衷心祝愿你能成功，但是他（指我哥），我们家只有这一根苗，现在他爸爸正被强制遣散到农村接受改造，是专政对象，如果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如何对的起这个家？叫我如何能够活下去？”何权无言，哥无言。第二天，何权走了。不久，传来了他扑网成功，到了香港的消息。哥仰天长叹！之后，哥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周围好友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何权、明瑞、阿曾、国英、唛仔……而阿全、安成却为自由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前些天，我跟哥在网上交谈时，问起他当年知青偷渡的情况，说想把他们当年的经历记载下来；哥一听，激动地说：“你写安成吧，当年他和女朋友国英一起偷渡，游到半路，国英体力不支，被淹了，安成去救她，把自己的救生圈围到了国英身上，结果国英被安成救了，安成自己却淹死了。现在国英在香港生活的很好，她每年回广州，都会请我们当年的知青来相会，也忘不了去安成那里扫墓。“是啊，当年除了报纸上宣传的那些为了一只羊，一根木头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生命的知识青年以外，还有这些为了争取自由和基本人权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知青们，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同样不应该被忘却。 哥有过一次英勇行为。有一年，位于广州西郊，珠江边上的广州炼油厂发生火灾，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几百个油桶排放在厂码头，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很多人去救火，哥也去了，把油桶移到江对岸，哥也记不清推了几个油桶了，反正一直推到筋疲力尽，最后瘫倒在沙滩上。江面上漂满了油，哥的身上也沾满了油，第二天全身出现了皮肤过敏。这次抢救国家财产的代价，是哥从此落得了风疹病，一出风疹全身红肿，又痒又疼兼拉肚子，非常难受。这病经常发作，有一次，哥又出风疹了，在乡下熬了几天实在是不行，跑回家来，我们看到他时，被他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整个人没有一块好的皮肤，眼睛红红的，连鼻子，口腔都是红肿红肿的，去了医院，医生草草地看完，开了药，打发他走的时候，哥问医生：”我这是不是缺乏什么东西？”哥想喝点糖水，那时候糖也要定量供应，如果有医生证明，兴许能买到一斤半斤白糖。只见那医生不耐烦地问：”吃几碗饭啊？””２碗”哥怯生生地回答，那医生低头从眼镜片后面扫了我哥一眼说：”２碗饭？营养够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哥一个偏方，韭菜猪油炒冷饭。猪油在当时也算奢侈品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半斤猪肉的定量，半斤肉票可以买一斤猪网油。哥没有了户口，当然也没有猪肉的定量了，老保姆拿了家里的肉票都给哥买猪油了。半夜三更起来去排队，如果不排在前几位，这猪网油就买不着了。每顿哥吃那香喷喷的韭菜猪油炒冷饭时，我和小姐姐都羡慕死了，我们也宁愿得风疹块，这样就可以吃到那香喷喷的炒饭了。说来也怪，后来哥的风疹病还真的好了。 下乡九年，直到７７年底，哥终于被招工回城，进了一个集体单位当工人。之后结婚生子，日子过的平淡，哥也知足，哥原想就这样干到退休了，可惜好景不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的经济改革大潮又一次冲击了老哥这一代人，厂里的效益开始走下坡路，勉强地支撑了几年，厂子终于倒闭了。工人们只得了２万元的补偿，哥失业了。几经转辗，哥去了朋友的一家厨房设备厂；开料，跑市场，做设计，还自学了电脑制图，哥努力地干。可是，小小的厨房设备近年来多了好几个婆婆管理，一个项目需要好多个部门审批，城建，卫生，消防，质检等等，每过一关都要送礼，交手续费，而市场的竞争却越来越厉害了。没几年，这私人小厂也难以为继了，老板是朋友，不好意思开口，哥主动提出不拿工资了，有活干时再拿钱吧，就这样，哥又失业了。哥已年过半百，要想重新就业谈何容易？这几年，哥没有了收入来源，一家靠嫂子的几百元工资维持生计，日子过的艰难，但是哥从未跟我们诉过苦，伸手要过钱；每一次只要有人找他做厨房设计方案，画图纸，他总是有求必应，家里人都劝他：又没有钱的，画了也是白画，何必呢？哥总是认真地说：“不做设计方案，那就连门都没有，做好方案拿出去，如果能够做成了，不就有钱了吗？”哥从未对生活放弃过希望，他相信，只要努力，一定会有转机的。 哥的经历，不是千万个老知青的缩影吗？ 哥，衷心地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
知青生活回忆（共八章）终于写完了，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在此特别鸣谢：美中、ｙｙｙｍｍｍ和对文章提了不少宝贵意见的朋友们。还有我可亲可敬的公公婆婆。 是美中的一席话，促使我下决心整理修改了写在“知青的菜“一线上的贴子，斗胆拿到ＣＮＤ文摘上发表了。美中说：‘希望更多的插友拿起笔来，写点当年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写作。在我们见上帝之前，留下点历史的记载给下一代吧！”我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感，这是我写知青生活回忆的因缘。 文章出来以后，ｙｙｙｍｍｍ就不断地为我打气，每发表一篇，ｙｙｙｍｍｍ就及时地在《读者评论》上记上一笔，这份关注，给从没有过写作经验，对自己毫无信心的我增添了勇气。还有其他各位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批评指正，使我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帮助，衷心感谢每一位网友。 还有我的公公婆婆，虽然他们不能上ＣＮＤ，但是每一篇文稿他们都预先看过，修改校正，指点评论，每一篇也都倾注了他们的关怀和爱心。我们虽然隔代，却没有代沟，亲睦融洽，我为能有这样的公公婆婆荣幸和自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忆过去为的是继往开来。感谢看完这些文章的每一位读者，谢谢你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