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静：《知青岁月小记》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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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静：《知青岁月小记》
作者：盐贩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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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静
（一）：吃
我刚下乡的头几天，见了从那硕大无朋的锅里烧出来的饭，就开始翻肠倒肚。终于狠狠心咬咬牙硬着头皮咽下去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吐了出来，吃啥吐啥，一点不剩。吐到后来没有东西吐，就眼见着绿水儿往上冒。开始不懂，后来有人说，你那是在吐胆汁啊！原本就文弱的我，连着吐了几天，人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就更别提顶着毒日头下地干农活了。 一天，村子里开会，我也像老乡一样，盘腿挤在场院的土炕上，老乡们手中大烟袋里的烟呼呼一个劲儿地往出窜，不到半袋烟的功夫就对面不见人了。我被烟雾笼罩著，人也开始飘飘悠悠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眼前的人影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一阵气闷，我拼着命用手抓挠了两下喉咙，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人事不醒了。户里的同学和老乡见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又掐人中，又灌水的，总算把我从另一个世界又重新拽了回来。事后听户里的同学说，你当时看上去好可怕，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比白纸还要白呢。 后来，户里的同学把我搀回到集体户。户长用自己腰包里的钱，连着跑了几个老乡家，才买到了两个当时被视为很珍贵的红皮儿鸡蛋，一角钱一个。他在灶膛里塞了几把高粱秆，用那口特大号的锅煮了，还伴了两勺白糖，盛到一个缀着几朵小蓝碎花的粗瓷大碗里，递给我。当时，我手捧着那个豁了个口长得笨头笨脑的大碗，感动得噙着泪，吞下了他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 这一生我吃的鸡蛋已无数，可只有吃那两个鸡蛋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在乡下待久了，我也渐渐地适应了当地的伙食。首先一大进步，是吃了东西不再吐了，而且开始慢慢喜欢上了刚刚出锅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苞米面大饼子。那时的伙食里，一点儿荤腥都没有，说白了，就是没有能挂得住肠子的东西，每天还要干繁重的农活。到了地里，挥几下锄头，肚里就开始唱空城计了。眼巴巴地盼着太阳落山，收了工，看到锅里的大饼子，就像见了亲爹。 记得每次回城探亲，我都会向爸妈吹嘘，说我贴出来的苞米面大饼子如何如何的香，他们听得半信半疑。为了证实，一次我特意用饭盒带回了两个大饼子给他们品尝。 可事后才知道，他们根本连碰都没碰，老妈把我风尘仆仆从乡下带回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扔进了垃圾箱。更有甚之，她竟连饭盒也一起扔了，说怕带回来那什么什么的菌。 其实，苞米对胃没有太大的伤害，据老乡说，还有养胃的作用呢。最要命最伤胃的是高粱米。一次，我被生产队选中当“民工”，参加全公社挖水渠大会战，连著吃了三个月的高粱米和豆腐乳，一点青菜都没有，连拉出的屎都是绿色的。第一次无意中发现，吓坏了，以为得了什么怪病，偷偷地告诉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下次拉屎时，也特意观察了一番，悄悄地把我扯到一边，说，我的屎也是绿的呦！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底。直到后来，每每见了高粱米，胃就开始条件反射。 下乡的第二年，队里分给集体户一小块儿自留地，情况开始大有好转。据我当时日记上的记载，户里的自留地里曾种了小白菜、生菜、香菜、豆角和大南瓜，都是我们利用收工后休息时间种的。可这些蔬菜也只能维持三两个月，天一凉，又回到了啃白菜萝卜土豆的日子。开了春，冬储菜吃光了，就只好把粗大的咸盐粒用刀背拍成细面儿，抹在苞米面大饼子上，才得以下咽。 我由于长期不吃青菜，下大田薅地，往地上一蹲，头顶晒，脚底烤，鼻血就会一滴滴流出来，浇到地上绿油油的小苗苗上，这一红一绿，也构成了一道风景。触景生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来。面对着大片大片的庄稼，感慨万分：我们洒下的何止是汗水，而是沸腾的青春之血啊！ 几年后，集体户的同学都先后上学参军招工，离开了那个穷山沟，而当地的老乡们还要祖祖辈辈任劳任怨地生活下去，一如既往地吃着抹着盐粒的苞米面大饼子。一想到此，就感到这世道的不公。也许，这就是命？ 三十年后，旧地重游，老乡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变化。虽然也能吃上大米白面，可大部分的日子，还是以玉米为主，鱼和肉也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打个照面。 也许是怀旧吧。当肚子饿了，老乡问我想吃点什么时，我指名道姓地嚷嚷着要吃苞米、大葱蘸大酱。为了助兴，老乡还特意搬出来一坛子陈酿的高粱酒……
没有人记得这口老井的年龄，村里人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我曾好奇地问起过一位近百岁的老人，虽然她的脸上印刻着牛家屯的百年沧桑，但头脑里却没能留下多少对这口井的记忆。 这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口井，全村人和牲畜的用水都倚赖于这口井，三十几户人家与这口井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每户发生的大事小情，闲言碎语也好，流言蜚语也罢，都会在这井沿上不胫而走。由井沿传遍全村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一两袋烟的功夫。 这口辘轳井，装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有的动人，有的委婉，有的悲壮，有的凄惨。如果有一天这口老井能开口说话，那肯定是一个要说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就在七十年代中期，从城里来了一帮像喜鹊一样唧唧喳喳的知青，打破了它多年来的寂默和沉静。此后的几年里，它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原有的沉寂。 村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收工后，井台的前前后后总是蹲满了女知青。她们说笑着，打闹着，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一桶桶清洌甘甜的井水用辘轳把摇上来了，女知青们一拥而上，撒着欢地嘻弄着水，痛快淋漓地洗了脸，洗了手臂，冲了脚，有的把小辫子也打开用井水冲湿了。然后，拼着命地甩着一头秀发，像一只只欢快的小鸟扑簌着羽毛。 女知青们把从山上采撷来的红色的野百合，紫色的桔梗，黄色的蒲公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白色的小花，浸泡在清凉淳美的井水里，使原本天然的色泽又鲜亮了许多。然后，经过一双双灵巧的手修整，色泽搭配有致地插在一个个罐头瓶子里，开在户里的窗台上，为平淡朴实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生趣。 井边的小媳妇们会不断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瞧瞧人家从城里来的丫头们，个个出落得水灵灵的，比她们手里的花儿还俊俏呢。听了夸奖，女知青们就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抿着嘴偷偷乐。 一天的风尘劳碌被凉爽清澈的井水冲涤得无踪无迹。一阵近似疯狂的嘻水过后，井台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村子里炊烟袅袅，顷刻间土街上静悄悄的，家家户户都忙着抱柴禾、烧饭、喂鸡鸭鹅狗猪。知青们也赶着回到户里，盘腿围坐在炕桌旁，谈笑风生地吃着庄稼院的大锅饭。填饱了肚子后，集体户的房前屋后立刻被歌声、笑声、乐器声所包围。 这时，爱洗爱涮的女知青们往往三三两两结了伴儿，端着脏衣服再次涌向井台。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早早就散坐在井台边，手里忙着，嘴巴也不会闲着，东长李短地扯着那些永远也扯不完的家常话。小媳妇的盆里少不了有当家男人的汗衫；大姑娘的盆里偶尔也会有几件男人的褂子，一定是老爹或兄弟的；如果女知青的盆里也出现了男人的衣衫，多数情况下是那些懒惰的男知青死皮赖脸塞进去的。 记得我也曾给男知青洗过几次衣服，往往是为了回报。比如：张三帮我挑了水；李四帮我收了柴禾；王二在大田里干活时接应了我。有时，是我争强好胜跟人打赌，输了。赢家就会恶作剧似的还要顺手在你的盆里塞上几双臭袜子。碰到这种情形，只好自认倒霉。 隔一段时间，村里就会派人淘一次井。每次淘井，要连续不断一桶接一桶地用辘轳把往上绞水，直到把井水淘干，然后把沉积在井底的污物全部打捞上来，这种活需要很壮实的小伙子才吃得消。据说，每次淘井都会发现一只半只耗子或鸟儿的尸首。想想就要吐，可人毕竟离不开水哇！ 三十年后，故地重游，那口老井仍在。只是各家各户都打了压水井，它早已被村民冷落，很久无人问津了。井台上爬满了荒草，辘轳把也残缺不全，井早已枯竭了，井口也快被枯枝落叶填满了。连以往常见的知了和麻雀也逃得无影无踪，只有那棵老榆树仍一如既往地与枯寂的老井相伴。 我轻轻地抚摸着残旧的辘轳把，脑子里闪过旧日热闹的景象，耳边回荡着当年的欢声笑语，斗转星移，人去井空。虽然正值大暑三伏天，我也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谁说井没有生命？它也曾年轻，也曾风光过，滋润了牛家屯一代又一代的人。可如今老了，人们不再需要它了，渐渐地被淡忘了。 我又一次陷入沉思。手握着辘轳把，只觉得心在隐隐作痛……
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唢呐声，打破了山脚下一个偏僻小村的静谧。我们一行十八人，被一张张挂着纯朴憨笑的脸和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迎进了空气中流淌著青草气息的牛家屯。人来了，可村头上那五间砖瓦结构的集体户还没有落成呢。 于是，村里把我们临时安排到老乡家。十个男生分住了三家，八个女生被一股脑儿地塞进了公社书记牛长有的家。书记家的房子，与村民的毫无二致，远远看上去，像个草房子，那茅草屋顶由土墙撑着。走到屋檐下，就会被一缕泥土和茅草散发出的幽幽的芳香所缭绕。 那时的书记也就二十刚冒头，娶的小媳妇还没热乎到一年。为了给知青腾地方，书记和那个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小媳妇香子被挤到了东面那间屋，和老娘及未成年的弟弟睡对面炕。 我们八个女生住进了西面那间。 我踩着香子的步子，跨进了高高的门槛儿，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房间很窄小，地是土的、炕是土的、就连墙壁都是土的，墙面和棚顶都用旧报纸糊着。屋里能称得上是家具的也就是那一对漆得黑森森的木头箱子了。 离地不高的小土炕挤一挤也就能睡下四个人。村里派人在对面本来就不太大的空地上临时用木板搭起了个铺子，冷眼看上去也颇像个对面炕。我长这么大还从未领教过睡火炕的滋味，琢磨着人在上面像烙饼似的，想想就怕。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高低不平的板铺。尽管人一坐上去，板铺就吱嘎嘎地乱叫着，心里还是觉得踏实些。 天不知不觉就黑得像泼了墨似的。经过了一整天的长途劳顿，到了这会儿，才觉得累了。准备睡觉这当，我才意识到窗户上好像缺少了点儿什么。原来，村里的老乡没有用窗帘或窗纸遮挡的习惯。再看看贴在窗户上那一排排被挤得扭曲了的小鼻子，更是哭笑不得。突然间，觉得我们八个女子像被关进笼子里的小动物，一览无遗地暴露在趴在窗台上看热闹的众孩子娃的面前。 我们好话说尽也劝不走这帮好奇心过剩的孩子们，这毕竟是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一帮城市娃睡在了他们庄稼院的土炕上。任凭我们把嘴皮说破，孩子们卡巴着小眼睛，你瞅瞅我，我瞧瞧你，紧咬著嘴唇一言不发，楞是不肯离去。好像他们一走，我们就会从村里消失似的。 没办法，我们只好拉了灯，摸黑爬上了“炕”。姑娘们黑灯瞎火地摸索着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 乡村的夜格外地静。听得见的只有远处传来的时隐时现的蛙鸣虫吟。窗外一弯柔媚的月牙儿用它淡淡的光包围了我。困意说来就来了，伴着月光，我带着激动、兴奋、好奇和对未来的憧憬很快就沉入了睡乡。 下乡的第一天我就意识到：隐私从这一天开始就同我彻底地告别了。 在那个荒诞无稽的年代，日记是要定期被带队干部、公社、大队及小队领导检查的。开始，我单纯得近乎于无知，以为日记是再个人不过的事了，那还不是想到哪写到哪想写啥就写啥有感就发有情就泻。后来有风声传来，说上面领导要检查日记。听了后，我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知道我那宝贝日记里有很多东西是暴不了光的，而我又不忍心把花费了很多精力写的日记撕了。苦思冥想，终生一计。我趁夜深人静，蹑手蹑脚地溜进厨房，从大锅里抠出了几粒饭粒儿，把那几页“见不得人”的糊在了一起。然后，又连着熬了几个夜晚，临阵磨枪地补写了一些革命斗争批判冲杀等冠冕堂皇的时髦语言。 检查时，我顺利地过了关。但得到的评语是：日记中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情调。谢天谢地！对这样的评语，我已经十二分地满足了。还好，那年月，只要不反动，就轮不上被打倒受批判。我因为出身有问题，从来就没有革过谁的命，而是看着别人革我身边亲人的命长大的。 从十几岁小小的年纪起，我就学会了弄虚作假，当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知道说假话可耻，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说假话。我有两份日记：一份，虚的，写在本子上，应付上面的检查；另一份，实的，记录在脑子里，留给自己。我每天心里想的和落在笔下的相去甚远。无疑，长此以往，我心里极不平衡，内心里也做过苦苦的挣扎，觉得生活得十分压抑，让人透不气来。 苦恼中竟憋出了锦囊妙计。我将周围的人和物都用密码代替。另外，又将常用词编了些代号，并用隐喻的手法描写和记录一些很敏感的事。这样写起来，自己心里明白，别人很难看出破绽。不久，我就对这种写法运用自如了，又可以尽情地抒发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每天与日记进行交心式的对话了。我甚至被自己的聪明所感动。 我就这样写着，感动着，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地狂喜。 可时间长了，我使用的密码和代号还是容易被有心人破译的。于是我就不得不经常更新着那些密码和代号。 当时，这个办法虽然成功了，巧妙地躲过了频繁的检查，可日记里有些东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费尽心机也解不开了。对我，它们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迷。 日复一日的重体力劳动，把人也变得木讷讷的。户里的同学每天都阴沉着脸，好像人人都丧失了笑的功能。阳光在我们这些知青的眼里也不再明媚，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上去也不再那么鲜艳夺目。唯一能让人脸上绽出笑容的大概就是来自城里的信件了。户里的同学无论谁收到来信，都会兴奋异常，收到信的那一天乐颠颠地像过年。 到了手里的信，信封上往往总是有些斑斑点点的痕迹，有的时候甚至是破烂不堪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了边儿。这是因为信件要经过太多人转手才能到达集体户的缘故。所以，户里的同学没人在乎和计较这些，只要一拿到信，就会迫不及待地拆开。 开始时，这种毛边儿信还是可以比较顺利地到达收信人手里的。可下乡时间久了，户里的奇闻怪事也随之多了起来。有人发现，户里来的每封信都曾被人拆开过，又被很巧妙地封上了。不留心，根本发现不了。于是，大家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作案动机。没过多长时间，就水落石出了。可大家都不愿得罪人，就心照不宣地小心提防着。开始，只是一个人拆，过了一段时间，拆信的人由一人增加到二人，三人……，呈逐渐递增趋势。 那时，户里同学之间及亲人之间和朋友之间的很多秘密都是通过偷拆信件而暴光的。有时，信里的一句话，会被人当作把柄或笑料，无形中添油加醋地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把人搞得抬不起头来。 再后来，户里写信的人就越来越少，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信中的人名也逐渐被一些字母所取代了。私人通信最后变成了公开的秘密，信件的作用和明信片没有了本质的区别。 下乡前夕，户里的每个同学都领到了由父亲所在单位赠送的一只大木箱。箱子的个头还真是不算小，刷着清一色的红棕色的油漆。我们送了个绰号给它：百宝箱。因为除了铺盖卷外，我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那个木箱里了。因此，每个木箱上都有铁将军把门。 开始时，有铁将军把着挺安全，箱子里藏点私货什么的没人知道。那个年月，物质极度匮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无外乎就是些糖块饼干果脯坚果之类的。可后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人发现锁在箱子里的东西竟不翼而飞了。怪哉！一个人先发现他的一盒糖不见了；另一个人发现她原来满满的点心盒竟少了半盒；还有人发现写了一半的信不见了，可第二天又莫明其妙地回来了……，诸如此类的事越来越频繁。 原来，户里有人琢磨出了撬锁的绝招。 木箱不再保密，有人把“珍贵”的东西放进了那种带密码的保险箱，本以为是万无一失的了。可这并没有难倒那些学了知识没处用的知青们。很快，开启各种各样保险箱的诀窍也被人一一研究成功了。 从此，集体户里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藏住秘密的了。唯一能保住秘密的大概就只剩下自己的脑袋瓜儿了。只要你不说出来，就永远没人知道你那里到底装了些什么玩意儿。 当时我曾想，那个也说不清到底是否存在的上帝，造人时考虑得真够周全的了。如果人的思想也不再是秘密了，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了呢。 集体户刚建成时，在房山头处搭了个临时的厕所，是用高粱秆夹成的。风一吹，高粱秆就随了风忽闪忽闪的。风停了，高粱秆东倒西歪，有的地方还露了个大窟窿。乡下纸张奇缺，我们也学着老乡的样子，每次如厕完毕，顺手撅一节高粱秆，一劈两瓣，替代纸。东西虽说粗糙了点儿，倒也干净。 后来，男生决定利用挂锄农闲的空当，搭个永久性的厕所。十个男生光着脊背，顶着火炭似的太阳，甩着膀子整整脱了一天的土坯。眼看着汗水顺着他们的脊背往下淌，女生干着急也插不上手，只好跑前跑后给他们递个毛巾，点根烟，舀瓢水的。土坯一块块脱好了，干透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厕所也就落成了。这回风再刮起来，厕所也不忽悠了。女同学高兴得那几天对男生的态度特别的好，脸上也出现了不常见的笑，男生个个受宠若惊的。 可谁成想，女生被男生给捉弄了。原来，男生趁搭厕所之机，在墙上做了手脚，把男女间隔墙上的一块土坯的一角做成了可移动的活坯。美其名曰：用来监视女生。 这帮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到底希望看到什么？看到后又联想到了什么？他们不说，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当然，这个秘密是在二十几年后的一天，一个男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儿无意中说漏的。据他讲，他只是在没人的时候才敢往邻居那边偷偷张望一下，还心惊肉跳的，有种犯罪感，真来了人，就没有胆量了。 岁月轮转，世事沧桑。他说的是真、是假，我已经不很在乎了。 那个怪诞年代的事，真的很让人费解。我直到现在也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荒唐无聊的事情发生。 如果那段历史可以重来，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繁星点点，月光淡淡。凛冽的西北风像小刀子似地刮着，天上飘着棉絮样的雪花儿。我正走在去牛老憨家的黑咕隆咚的一条蜿蜒的山路上。身后留下了一串儿脚印，也丢下了一阵阵的狗咬声。 牛老憨是个五保户。说穿了，是个光棍儿，一辈子未娶。是他不想娶，还是没人愿嫁，不得而知。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村头的高岗地上，那座小茅草屋也同它的主人一样，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摇欲坠。 我走到茅草屋前，一阵狂风呼啸着卷着雪花儿扑面而来，模糊了我的视线，也给这座茅草屋平添了几分凄凉。墙角上的土坯残缺不全，茅草盖也七零八落。门窗只是一种摆设，毫无抵御风寒的能力，东倒西歪，四处漏风。 我低着头才能跨进低矮的门，身后的门反复地被我关了几次，也还是象一张闭不拢的嘴，裂着。屋里似乎比外面还要寒冷，也许是我的心冷吧。 从前只是在书中读过一贫如洗这个词，可若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想不到，人间居然还有着这样一副惨景，世上还有人这样活着。 屋里除了一铺小土炕，见不到任何家具。全部的家当都在那铺炕上了。可炕上连个炕席都没有，半边的土炕上布满了鸟屎，因为天棚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炕上唯一的一床露了棉花的破棉被，被牛老憨裹在身上，枕头已脏得辨不出上面的图案了。炕角有个小包袱，大概是几件可换洗的衣裳吧。 我去时，他整个人像条狗似地伛偻成一团。是屋子太冷的缘故？还是发烧烧成这个样子？也许两者都有吧。原本一米八的个子，虎背熊腰的牛老憨，此时看上去全没了往日的雄风。其实，他也不算太老，也就六十刚出头的样子。 感觉到有人来，他勉强睁开了充满血丝和挂满眼屎的眼睛，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他持续高烧已有一周了，嘴唇都烧破了，泛着白花花的皮。 我怯怯地说：“队长捎话让我来给你打针。”其实，我当村里的卫生员还不到一个月的光景，这是我第二次单独出诊。 他不屑地说：“打什么针，俺没你们城里人那么金贵，这辈子也没打过什么针，不也活得好好的。过几天，挺过去了，就没事儿啦。甭管我，你家去吧。”“可这次不一样，你得的是肺炎，不消炎，就会越来越重的。”我罗罗嗦嗦地耐着性子劝了他有半袋烟的功夫。 这个平时倔强得出了名的老顽固也没继续坚持，看来他连着烧了一周，也的确有些挺不住了。半晌，他开了腔：“闺女，那就听你一回，打吧。”我从绣着一颗红五星的黄书包里掏出了消毒好的针头，针筒和药剂。天可真够冷的啊！我的手都冻僵了，手背上一块儿青，一块儿紫的。我在手上哈着气，又反反复复地搓着，总算使血液流得通畅了些。 牛老憨还算是跟我配合，自己褪去了裤子，眼睛里发出一丝微弱的光，像一只可怜的羔羊。我先给他按惯例作了局部消毒。天哪！他大概这一辈子都没洗过澡吧。以前听人说，这个屯子里有人一辈子没洗过澡，也有人一辈子没见过火车。我一直以为是说笑话，说来逗着玩的，看来还真有这事儿。 我用了一个又一个的酒精棉，擦了又擦，蹭了又蹭，总算让他臀部那一小块儿地见了本色。于是，我上了针头，抽出药液，排了气泡，找准部位，快速进针…… “哎唷！”只听他惨叫一声，我手也随着一哆嗦，我的脸同他的脸一起变了色，他是疼的，我是吓的。原来，他的臀部肉少，我用劲又稍显猛了点，针头撞到了骨头，不叫疼才见了鬼呢！我手忙脚乱赶紧抽针，拔出来一看，傻眼了，针头都被我打弯了，往出拔时，还带出了一条肉丝，我头上开始冒冷汗，腿肚子也开始转起筋来。 我傻呆呆地举着手里挂了一条血淋淋肉丝的针头，心里咚咚地乱跳，脑袋嗡嗡地乱叫，又紧张，又尴尬，又惭愧，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当时想，他要是个娃娃就好办多了，我可以抱在怀里，拍拍头，亲亲脸蛋儿什么的，说一句，“摸摸毛儿，吓不着”之类的安慰话。可他偏偏是个倔老头子，摸不得，拍不得，我心里那个急呦。 这时，他开了口：“闺女，别怕，再试试！”我稳了稳神儿，运足了劲，又吐出了半口气，才敢进针。由于手下留情，与骨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慢慢推药，迅速起针。很成功。末了，我也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 打那以后，我又连着三、四天去了他那，他的烧就完全退了。牛老憨又是一条硬朗朗的汉子了。 最后一次去，他精神很好，发出的声音也洪亮得象村头的那口老铜钟。人看上去也恢复了往日的雄健和挺拔。 我第一次和他扯起了家常。发现他竟是个很和善、很健谈、也很风趣的人。他讲起了村史，从解放前讲起，说到土改，提到文革。又讲了些今不如昔的话。他还给我说了个笑话。 当年文革开始，各个村都要揪出地富反坏分子来。牛家屯也不能例外。可没有地主，只能拎出来个富农份子牛星来充数。 开批斗大会那天，有个曾给富农打过短工的老汉上了台。抿了抿破棉袄，抽了两下鼻涕，扯着破锣嗓子说：“俺被富农份子牛星剥削过，没早没晚地下地干活，累得贼死。可俺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当时还是让俺兄弟们吃饱饭地，大黄米面儿的豆包可劲儿造，一咬还留两儿牙印，那才叫个劲道儿！现在的黄米面豆包，差远了去了，咋吃都没那味，咋咬都不出牙印！那时候……”他说得口吐白沫，正起劲。可主持会场的人一听，得，跑题儿了，这哪是开批判会呐，明明是为地富反坏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嘛！赶紧一个箭步冲上台，把那哥们连哄带骗地弄下了台。那哥们正说在兴头上，结果被灰溜溜地撵下了台，到了台下，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 牛老憨讲完了，自己苦笑了两声。好在他苦大仇深，讲这些故事，没人敢把他怎样，他好象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跟他聊着，我突然感觉到，谁要是嫁了他，应该算是有福分的。和他在一起，听他说故事，真是一大乐趣。我很为他鸣不平。 听村里人说，他年轻时，长得也还周正，也曾有人给他说过媒，可人家姑娘一看他穷得叮当乱响，就吓得一溜烟地跑掉了。他这人并不笨，不知他为什么没有尝试着做些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至少也应该体验一下做男人的滋味吧。 他病好后，我又特意去他那坐了几次，继续听他说故事。每次他见我，都两眼直放光，话也格外地多，声音也格外地洪亮。 再后来，我回乡下看时，他已经不在了。问遍了村里的人，也没有人说得清他的坟到底在哪里。
青儿是牛家屯的妇女队长。她的俏模样在方圆的十里八村可是数一数二的，身段也无可挑剔，该丰满的部位丰满，该细柳的地方细柳。她性格刚烈，开口像机关枪，走路像一阵旋风，跟她同行的人要一溜小跑才撵得上。 出嫁的头一天，几个媳妇围坐在青儿娘家的土炕上，用做针线活的线帮她绞了脸，面皮开得光光的，眉毛修得细细的。她那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舍不得剪掉，只好被媳妇们绾成了个髻，插上了根鲜艳的簪花。经村妇们灵巧的手一捣持，青儿就俨然一副地地道道的小媳妇模样了。 我去看她时，她的脸上羞羞地红，一副小女人闭月羞花的媚态，与往日那个麻利泼辣的青儿判若两人。说真的，我更喜欢她做姑娘时无拘无束的样子。 明天她就要过门了，成了婆家的人。在乡下，媳妇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忍气吞声，低眉下眼的，一直得熬到做婆婆为止。青儿只大我一岁，还没有完全脱掉孩子气的我，真不敢想象嫁人是个什么滋味。 见我来了，青儿异常高兴，二话不说，一把将我拉到炕头上。我与她并排盘腿坐着，她亲热地拽著我的手，旁若无人地跟我叽叽呱呱地说起话来。看得出来，她很兴奋，也有些紧张。临了，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明天一定要早点来呦！”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告辞了，不敢再回头多看她一眼。不知咋地，我鬼使神差地就是想哭。 青儿是个干农活的好把式，跟男人比，也不示弱。每次收割，她领著村里的一帮妇女，往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头上一站，只见她，身体有节奏地一起一伏，镰刀在她手里耍出了个弧形，手起刀落，庄稼在她的脚下一片片地倒下，码得整整齐齐。那个漂亮，令人瞠目。她干农活，与她做人一样，透著一股豪气和洒脱。我欣赏青儿豪放无羁、倔强不驯的性格，她喜欢我的真诚和天真，加上年龄相仿，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每次下地干活，她都要我紧挨著她拿垄。她一边忙活自己的那条垄，一边就顺手帮我干上一截。就这样，我断断续续总是能跟上大溜，而其他体力弱的村妇和女知青们就会被甩出很远。 青儿娘家生活十分拮据。老爹是村里的队长，人称牛队长，是个转业军人。他长得人高马大，国字脸，粗眉大眼，紫红脸膛，说话像铜钟，蒲扇般的大手还一挥一挥的，很有些气魄。他争强好胜，事事都不甘落在别人后头。可偏偏老婆的肚皮不争气，一连气儿地生了四个丫头片子。老婆因为生孩子落下了一身病，瘦成了皮包骨，可他还是不饶她，整天缠在她身上，直到给他生了个小子才善罢甘休。可怜的女人，病得哼哼叽叽，一大半的时间都躺在炕上，成了废人。家里也因嘴多底薄，穷得锅朝天碗朝地的。青儿是老大，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在家里，也是起五更爬半夜的，伺候老，照顾小。由于特殊的家境，造就了青儿刚强的个性。 青儿的未婚夫是本屯富裕户老李家的二儿子，叫李得林。小伙子长的是要个头有个头，要模样有模样，还有个一杠子压不出个屁的好脾气，与青儿倒也蛮般配。 俩人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农村颇为罕见。恋爱的全过程也很简单，村民们每天一起下地干活，头顶同一片云，脚踩同一块地，磕磕碰碰，打打闹闹，两人也就在众多人的眼皮底下，稀里糊涂地磕绊到了一块堆儿，就爱上了，就恋上了，青儿就被娶到李家的炕头上来了。 办喜事儿的那天，村里人几乎都齐全了，远道的七姑八姨二叔三舅的也赶来了。李家的屋里、院里挤满了人，娃娃们穿红着绿，你追我赶地嘻笑着、打闹着；女人们推著、搡著，三五一堆地扎在一起扯著张长李短；男人们抽著、喝著、嚷著、吼著，个个脸红得象块红布头。笑声、吵闹声一阵高过一阵，菜香、酒香转眼间飘遍了整个屯子。 院里临时搭起了从村里各家现凑的大大小小的方桌圆桌，饭桌上铺天盖地摆满了大米干饭，猪血肠炖酸菜，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大豆腐炖白菜……。上菜的全是大盘子大碗，连水桶、洗脸盆也派上了用场。盛著红高梁酒的酒坛子在每张桌子上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 新娘子穿了一件偏襟的大红袄，描了眉毛，施了脂粉，说话的语调也比平日软了许多。新郎官着了一套不太合体的咔叽布中山装，也没个话，只是冲着道喜的人憨憨地笑。他寸步不离地跟在青儿的身后，看着他的媳妇呼风唤雨屋里屋外地应酬着。 那天，集体户的知青全到了。男知青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变著法子刁难和捉弄青儿。他们说，不逗白不逗，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啦。青儿给他们点喜烟，被他们噗地一口就吹灭了，点上了，吹了；又点了，又吹了。急得青儿头上直冒虚汗，又不好发作，还得陪著笑脸儿。女生们实在看不下眼，就出来给青儿解围。一胳膊肘子把男生撞得直喊娘，男生就尴尬地嘿嘿傻笑，又不敢对女生发火。 就这样，闹腾了整整一天，村人们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说的说了，该乐的乐了，该醉的也醉了。慢慢地，人就散了，天也黑下来了。 青儿婚后，小两口的喜庆日子没过上几天，她老爹就确诊得了肺癌，已到了晚期。全家如晴天霹雳，天塌了一般。青儿听到这个噩耗后，自己先病倒了，不饮不食的，不到一个礼拜，人就瘦得脱了相，眼眶都塌了。我去看她时，她躺在炕上，脑门上一串拔火罐留下的紫印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眼泪一双一对地往下掉。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她，就只好陪着叹了一阵气、落了一通泪。 青儿老爹从确诊到去世的日子，加在一块儿，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那一天，青儿的家里人好像都有预感。 记得那是个仲夏的夜晚，知青们收工回来吃了晚饭，在院子里又拉又唱地快活着。青儿一脸焦急脚步匆匆地直奔院子而来。她边走边喊着，“你们快去吧，我爹恐怕是熬不过今晚儿啦！”全户的知青三步并两步跟着青儿一溜小跑往她家里赶，有人在忙乱中踩掉了前面人的鞋子，被踩掉鞋子的人就捡起鞋子，夹在胳肢窝里，光着脚丫追上去。户里的狗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没头没脑地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乱跑乱窜。 跑到青儿家院门口，大家都愣住了。 院子里有灯光！是从屋里临时拉出了一根电线。院当中摆了一口厚重的棺材，灯泡就吊在棺材的头端，随夜风摇曳着，发出淡淡幽幽的光，看上去有些吓人。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战战兢兢地躲在青儿的身后，不敢向棺材里张望。 有人喊到，“队长还在动呢！”我禁不住壮着胆子望过去，只见牛队长瘦了足有两三圈，脸色惨白，双眼塌陷，面孔被病痛折磨得走了形，一件崭新的黑制服套在他的身上，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他的眼睛半睁半闭，手指在棺材板上艰难地抓挠着…… 看见他还活着，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抢着跟他说话，对着他耳朵说，“我们来看你来了。”听了我们的话，他的手指明显地动得快了些，在棺材板上发出了吱吱的响声。我的心一阵阵地抽搐着。真不敢想象，平日在我眼里那个高大、有威力、有尊严的队长，此刻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绝望，那么的可怜和渺小…… 活人入棺我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据说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没敢问。 村民们闻讯陆陆续续赶到了，人们压低了声音相互打着招呼，在青儿家的院子里越聚越多，黑压压的一片。估摸着过了有一袋烟的时辰，我实在不忍心看着队长咽气，就先告辞了。 回到户里，我的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也没有心思做其它的事情。当时我对青儿一家今后命运的担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她老爹生命即将消失的惋惜。青儿是家里的老大，几个弟妹都还小，老娘又跟个废人没什么两样，她爹这一撒手，一家人的重担无疑就要落在青儿一个人的肩上，可她才只有十八岁啊！ 正当我拿出日记本，想要记点什么的空当，村里突然停电了！那晚，月亮一直没露头，四周一下子变得黑漆漆的。我蓦地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听不远处传来了哭天抢地的惨叫声、哀嚎声，令人不寒而栗。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相信世上一些事的巧合。为什么队长咽气的瞬间，村里突然停了电？难道“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老爹去世后，青儿和她男人一起搬回娘家住了。从此，李得林成了倒插门的女婿。这一大家子的日子也越发不好过了，青儿老爹看病、下葬的费用都是向别人拉的饥荒。眼看着她一家的窘境，到年底分红时，我把自己一年分到的现金分文不剩地塞给了青儿，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不久，恢复高考制度。中榜后，我就拖着行李卷回了城，和青儿断了联系。 …… 二十六年后，我又见到了青儿，小两口住在我们知青当年住过的砖瓦房里。她还是那副风风火火、快嘴快舌的样子。身体还像当年一样结实，只是额角、眼角添了些细细麻麻的皱纹，象用刀雕刻上去的一般，皮肤显得更黑更粗糙了。他们唯一的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分出去过了。两口子把个小家里里外外墙角旮旯拾掇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看得出来，他们的日子过得挺红火。地里除了粮食作物外，还种着各式各样的时令蔬菜，隔三差五拿到集市上去卖，手头上就能弄几个活泛钱，家里添个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衣裳鞋袜啥的，也不犯难。 我们又一起拉着手，坐在当年我曾睡过的那铺炕上，扯著不咸不淡的家常。二十几年不见，要说的话有一大箩筐，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当家的李得林还是年轻时那副德行，象一截木头似地戳在墙角里叭哒叭哒地闷头抽烟。偶而，拿眼看我们两下，示意他在听我们说话，可他自己却一声不吭。 青儿再三挽留我住一夜再走，我真后悔不该早早答应了高中同学晚上的聚会。 临走时，我提议和青儿合个影。在我的指点下，李得林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响，把我和青儿定格在当年集体户的大门口。
（六）：采草药
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这一天，一块大馅饼从天而降，我幸运地当上了村里的卫生员。接到口信的第二天，我乐颠颠地去公社卫生院报到。 一大清早，我一骨碌从集体户的炕上爬起来，用指头随意地拢了拢蓬乱的头发，从缸里舀了一瓢清澈的井水，拽过搭在一根锈迹斑斑铁丝上的毛巾抹了把脸，怀里揣上几个头天剩的苞米面大饼子，就急匆匆地沿著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出发了。 抄这条近道，要绕过一片生有三棵歪脖树的乱石岗坟地，白天还好，晚上一个人走，免不了会心惊肉跳。山路面坑坑洼洼，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晴天会一步带起一阵尘烟，雨天就会一步一陷，最好的办法就是甩掉鞋子打赤脚。从集体户到公社卫生院估摸有八、九里的路，至少要走上一个钟点的光景。 那时的培训再简单不过，老师是临时从县医院请来的，卫生员也是一帮跟我年龄晃上晃下，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的二百五，里头多数是灌了几年墨水的回乡青年，星蹦有几个知青。那天，我们先是跟著老师高声朗诵了一段毛老人家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随后，就开始突击学习辨认中草药。因为上面指派给我们公社缴纳中草药的任务，限令一个月内完成，公社理所当然地就把任务分摊到了每个生产小队。 经过一上午的速成培训，老师极有耐心地又是描述，又是图片，又是实物地这番那番口冒白沫地指指点点，我们木讷地鸭子听雷般地点著头，对老师的话似懂非懂。我们这帮早已干惯了庄稼活的泥腿子，冷不丁板板整整坐在板凳上，简直就是在受刑。末了，大家连交头带接耳外加打小抄的，总算勉强通过了一个临时测验，每人手里攥著一大把草药标本匆匆地返回各村。 我顶著毒日头，一身汗水地赶回村里后，先去地里喊队长，鹦鹉学舌地把公社委派的任务说给他听。队长是个血气方刚的退伍军人，一听派下来的任务是一百斤的草药，就气炸了，脸也变成了猪肝色，骂道：“妈了个巴子，眼瞅著地里一屁股的活，让俺上哪去找人手采什么狗屁草药！”早就习惯了队长的火爆脾气和满口的粗话，我也不搭言，就拿眼盯著队长看。他毕竟是个当了爹的人，跟我一个女娃不好继续发火，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去村里喊上几个半拉子，明天跟你上山采草药去吧，就说是我队长发的话。”我二话没说，掉头就往村里赶，挨家串户地动员半大的孩子跟我上山采草药。我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跑出了一片狗咬声，总算是软硬兼施地从一个个茅草屋里拖出了十来个参差不齐的男娃女娃，聚集在村头的场院里。我这才倒出功夫打量了一下眼前这帮娃娃，只见他们有的光著脚，有的拖著两管鼻涕，有的胳膊肘从衣袖里突出来，还有的大拇哥从鞋子里探著头。然而，一个个脏兮兮的小脸蛋儿都红扑扑的，一对对眼睛也都瞪得滴溜溜地圆，天真纯朴得可爱。我数了一下人头，交代了一下任务，说好第二天一早，听到钟声就自带工具和干粮到场院门口碰头。 第二天，我踩著悠悠的钟声，抄了把铁锹到场院去召集孩子们。一般来讲，村民们对时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什么概念，平时下地干活也就是听听钟声看看日头什么的。每次村里开会，要想把人归拢齐了，没有个把钟头下不来。我是个急性子，站在场院大门口不停地四下张望，等了半晌不见人影。足足过了有半袋烟的功夫，一个个小身影才陆续出现。 我们村一百斤的草药任务，包括七种：桔梗、白蔹、黄花败酱、苦参、柴胡、百合、芍药。我把每一种草药长的模样详详细细地给孩子们说了一通，又将入药的部位和采挖的注意事项叨咕了一番。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孩子比我懂得要多得多。二柱子嚷道：“你说的白蔹不就是猫儿卵嘛！”扒拉了一下苦参，丫崽说：“这个呀？俺认识，叫野槐根！俺知道哪里有。”我一听，乐坏了，这下可好了，看来这帮孩子可以做我的向导啦！既然孩子们比我在行，我也就废话少说。于是，我就扛起麻袋和工具，象只老母鸡似的，被孩子们前呼后拥地向座落在村北边儿的马莲山出发了。? 马莲山我还是第一次来。因为这座山离村里比较远，看上去又高，林子也密，不认道，是很容易走迷路的。 我们穿过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溪，来到马莲山脚下，只见满坡遍野蓊蓊郁郁，生机盎然，松林、小灌木、高高矮矮的杂草，满眼是醉人的绿；红的、黄的、紫的、白的野花点缀在翠绿间，和著风轻轻地摇曳。山中的一草一木都透出一股静谧，我仿佛置身于一幅气韵生动的彩墨画中。 山很陡峭，大家不时地抓住手边的小灌木艰难地往山上爬去。首先发现了百合，它是万山丛中一点红，最抢眼。紫色的桔梗也不逊色，常常是开得一片片的。而芍药则比较难寻，花期也短。女娃们跟著我一边采野花，一边给男娃们戳戳点点，男娃对野花没兴趣，就吭吭哧哧很卖力气地挖著草药。有的草药根分布得又深又广，而对那些以根入药的植物，又伤不得根，所以挖起来十分吃力。有时我们不得不下手，一点一点顺著那些密密麻麻的根往出抠土，掘得一脸一身的土，个个象是在土堆里打了个滚儿似的。 挖黄花败酱时出了不少乐子，因为它的气味异臭，把孩子们熏得直喊娘，一边还追著撵著的把那沾了臭气的手往别的孩子鼻子上揩。 我跟孩子们边玩边采药，碰上暄乎乎的开阔地，就在上面翻跟头打把式地快活上一番，有我带头没死没活地疯，孩子们就更人来疯地逞起能来。我们撒著欢地又喊又叫又蹦又跳，笑成一团，滚成一片，个个脸上、手上、头发上、衣裤上、鞋袜上泥土斑斑碎草片片。笑声、叫声惊醒了那座平时异常沉寂的山林，余音在林隙间久久地回荡。自从来牛家屯插队，我还从没有象今天这么快活过，真的希望时间和空间在这一刻凝固！ 还真别小瞧了这帮娃们，一个个机灵著呢，眼尖手快，日头还没囫囹个地走下山坡，我们采的草药已经摞成了个小山包，如继续采下去，恐怕都拿不回去了。于是，我下令让孩子们住了手，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草药塞进一个个麻袋里，我挑了一个最鼓囊的扛著，其余的由几个大个头的男娃背著，我们满载著一脸的喜气返回了村子。 就这样，我领著这帮孩子连著采了几天草药。洗净晒干后，正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左秤右量终于凑足了一百斤时，上面托人捎来了话： 今年公社收购草药的任务被取消了！
（七）考大学
下乡插队不觉已有两年多，每天照例去地里刨食，过着枯燥单调的日子。正当我感到心灰意懒前途渺茫时，一个能把人惊个跟头的消息传进了我们的穷山沟：全国恢复高考了！ 什么？不用贫下中农推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报考？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突如其来，使几近绝望的知青们难以置信。可大家伙儿传得有鼻有眼，听起来不像是谣言。 果然，不几天，公社就组织了报名。报名那天，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大部分都来了，其他各队的知青也极其踊跃，简直就是一次全公社知青的大会师，这是我自下乡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知青，黑压压的脑袋瓜挤满了大礼堂。一打听才知道，全公社报名的达四百多人。扫过一张张因激动而涨得通红的脸，我的心一个劲儿地往下沉。心想，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潜在的竞争对手，四百多人往死里猜，顶多也就能考上四十人，我的自信心蓦地一扫而光。 担忧过后，又掩饰不住兴奋。报了名，就得正儿八经投入复习了。几年没摸书本，一双满是厚茧和冻疮的手，又重新捧起了尘封已久的中学课本。 每天起早贪黑劳累一天后，回户胡乱往嘴巴里塞点东西，就拿了用画报伪装起来的课本，找个没人地儿躲起来看，囫囵个地把书本里的东西往肚里吞。那个荒诞的年月，看专业书被视为只专不红，这种事只能偷偷摸摸。 中学课本里毛语录就占了一大半儿，上面的应用题也是革命生产什么的。记得我刚复习数学那会儿，看到三角函数四个象限，连哪个是第一象限都忘得一干二净，我心里甭提有多急。当时，已接近十月份，离考试只剩两个多月，真是迫在眉睫。 十一过节，户里的同学都回城了，我自愿留下看户，就是想一个人清静地看点儿书。短短的两个月，要从头到尾突击数学、化学、物理、政治。好在我平日玩命啃小说，文学底子还可以，语文根本就没被我列入复习范围，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在户里一边出工，一边复习，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收获甚微。我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真的怕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我白白错过。于是狠下心，跟队里不辞而别，毅然决然地回城复习。我当时是孤注一掷，考不上就很难在乡下混下去，首先是丢不起那个人，再者说，目无领导擅自回城，以后再有招工名额，想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门儿都没有。 自己断了后路，就得过这独木桥了。回城后，父亲所在的医学院办了个"高考复习班"，老爸替我报了名，交了钱，我正式地成了一名"学生"。班里的同学都是熟面孔，街前街后的住着，几乎都是知青。记得第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来了个下马威：拿出一张纸，考试。我接过题来一看，傻了，这简直就是天书嘛。稀里糊涂地应付了，结果只得了二十四分！ 老师一字一板地在班上宣布，如果你得了六十分以上，恭喜你！如果你得了六十分以下，对不起，考上的希望几乎为零。原因很简单，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奇迹的。我听了，如当头一棒，人顿时就蔫巴了。但我不认输，还是要拿出浑身解数，搏一把。 复习的关键时刻，正是东北的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家里虽说有暖气，可在那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年代，暖气总是冰冰的，屋里冻手冻脚，有时手僵得笔都握不住。父母为我在家里的红油地板上生起了烧煤的炉子，我就埋头在炉前写呀算呀。 我天生就不是个用功的人，睡眠一般不少于十小时。即使在最紧张关键的高考之际，我也从未熬过夜起过早，每天至少得呼呼八个小时。但我对每天的一分一秒都万分珍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复习了。这样马不停蹄地看着写着，最疲劳时，窗外过路行人在我眼里都有了重影，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也变得成双成对。当然，只有一次例外，我得到了当时很珍贵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架不住诱惑，抽空读了。另外，回乡下考试的头一天晚上，犒劳了自己一场电影，南斯拉夫的二战片"６７天"。 考试的时间是十二月初，具体是哪一天早已记不起了，因为复习期间日记就断了。考试那天，下了场鹅毛大雪，地里没了庄稼，一眼可望出几里地远，一天一地的白。我起了个大早，走了八里的山路，赶到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参加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 模糊记得连考两天，第一天，上午语文，下午政治；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理化（理化一张卷，各占五十分），总分是四百分。监考老师验过我的准考证后，放我进了考场。学校是个土坯搭的房子，房盖是茅草，教室中间生着个火炉子，我的座位正好在炉子前面，炉子生得特别旺，烤得我火烧火燎的。 卷子发下来了，我的心砰砰乱跳，想到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心跳得越发厉害了。稳了稳神儿，扫了一眼试卷，觉得题并不是很难，心才慢慢平静下来。我自己感觉答得不错，尤其是语文，得心应手，写起作文来，一气呵成，锛儿都没打。监考老师事后对我说，咱们这个考场，别人不好说，但你肯定能考上。听后，我受宠若惊，有些飘飘然。 经过两个月的突击准备和两天的决战，这一切终于结束了，短短的两个月，对我来说，真的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日子过得真慢，每天下地干活，心里像长着草，总是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发榜。终于，盼到了揭榜的那一天，我却没有胆量去看。心想，要是榜上无名，我怎么办？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后来，户里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搭伴去公社看榜了。 那一天，我都是在坐立不安的揣测中度过的。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你考上了！咱户里一共考上五个！我听了，半晌没话，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跑。等缓过神儿，呼啦一下从炕上跳下来，拔腿就往公社跑，好像自己不亲眼看见，就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后来得知，我的考分超出录取线八十分，如果通过体检，进入大学已成定局。 离开牛家屯的那一天，又下了一场透雪。牛车上拉着我的行李跟我。来了不少送行的老乡，其中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颤颤巍巍拄着一根拐杖，满头白发被凛冽的西北风吹得乱舞。雪花在飘，乡人在挥手，村子渐渐远去，人和村舍成了一个个散落在雪地里的小黑点。我的心里爱恨交织五味杂陈，默默地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了，这里我不会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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