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沙 行
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37飞机经过近2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在晚上8 点“咣当”一声重重地降落在黄花机场,给了我长沙之行的第一次震憾。
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沙。是因为一桩公案,关系到我客户的一笔3000万元的债权能否实现。带着这一脑门子官司,我本无心游览山水,也因此未曾在事前与长沙的网友虫二取得联系。但是到了第二天上午,当案情露出那么一丝丝曙光,而欲知太阳能否完全升起尚需在长沙等待两日的时候,我一边对自己说着“稍安勿躁”,一边犹犹豫豫地拨出了虫二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是出发前一天在司马台种树时板筋和宇鹏二位为我提供的)。同时心里在想只打这一次!如果这次打不通就不再打了,自己出去随便逛逛……
虫二居然在家!问清了我住的酒店后,二话不说就赶来了。我们决定立刻出发,且行且聊,第一个目标是去岳麓书院。用虫二的话说:这是长沙人最引为自豪也最有代表性的所在。
一
岳麓书院座落于湘江西岸、岳麓山东麓,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江西庐山的白鹿书院并列,被誉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它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历宋、元、明、清四朝。如果把今天的湖南大学也算作它的延续的话,至今已越千载。
书院周围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湖光山色。现存建筑大多为清代遗构建筑群,其风格与北方常见的古建筑相比,古朴之外又多了几许典雅。
踏进山门,虫二指着前面问道:“看看这个,你有什么感想?”定睛看时,竟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八个大字,赫然悬于大门的两旁。说实话,那一刹间我所感受到的震憾,不啻是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人物性格形成之迷,仿佛昭然于一瞬。而在此之前我之孤陋,竟对这副对联的存在闻所未闻。我瞠目结舌地对虫兄说:“这这这……这么狂妄?简直是视天下人为无无无……无物啊,难怪湖南出了毛泽东!”
虫兄说:“其实,湖南人对它并未作你那种解释。惟楚有材四字出自《左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是说楚之材不为楚之用。而于斯为盛出自《论语》。” 我说:“那没关系。不管这两句话的本意如何,是湖南人把它们放在这里,表现的是湖南人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就是湘楚文化的精髓所在,是湖南近代以来涌现大批以天下为已任之士的成因之一。”
“也不尽然。”虫二成竹在胸,侃侃而谈,“把这两句本不相干的话凑成一副对联的,是清嘉庆年间任书院山长的袁名曜。他的本意,是颂扬湘楚人才荟萃之盛,同时盛赞岳麓书院造就人才之多。”
的确,岳麓书院自宋代开始,就是名儒讲学授业之地。南宋时,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其师生业绩彪炳于汗青,立传于正史者达26人之多,上湖南省志者在200人以上,载入其它省志者亦不少,多为鸿硕巨儒、历史名流,热血烈士。王船山、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黄兴、陈天华、邓中夏、蔡和森等都曾就读于书院。毛泽东亦曾寓居于此,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从这里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长沙人引为自豪的是,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而湖南人才又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受业于岳麓书院。可以说,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而岳麓书院又是成就众多湘籍英才的摇篮。从这个角度说,对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真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高啊!
二
出书院后门,拾阶而上约200米,便已到了岳麓山的山坡上。山腰是一条公路,很平坦,可以走汽车。路旁砌着石头的护坡,上面杂树丛生,有一种叶子细密密地对生、颜色近乎银红的植物,看上去很象是含羞草。问虫二,他说:“这就是蕨呀!”又一次大开眼界!原来是这么古老的物种!蕨的幼芽是灰白色的,样子有点象刚生出的豆芽,履着一层绒毛。于是我看到了我们有时在餐桌上吃的蕨菜生前的模样。
书院后的山坡名青枫峡,名符其实,到处都是枫树,青翠可人,赏心悦目。这里的枫树比我们在香山见到的要高大许多。也许是生于岳麓书院的近旁,受文化氛围的薰陶,树形也长得文气优雅。有的树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注明是“枫香树”。一字之差,使我怀疑它们和北京的枫树是否同一品种。因为在这山上,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香味沁人肺腑,不仅毫无脂粉之气,也有别于北方惯常可以闻到的花香。虫二说,这里是春时青翠,夏日清凉,深秋枫叶红艳。到了秋天,一树树枫叶全都红了,而且深浅不一,那时真的是“漫山红遍,层林尽染”。
枫树丛中,有一重檐八柱方亭,便是著名的爱晚亭。据载,此亭为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所建。 原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后由清代诗人袁枚建议而改成“爱晚亭”。一字之差,含蓄了许多,便有了韵味。到底是随园主人啊!亭内有一横匾,上刻毛泽东手迹《泌园春.长沙》一词,亭额上“爱晚亭"三字是毛泽东题书。亭中方石上刻有张南轩和钱南园游山的七律诗, 称“二南诗”,可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无法卒读。亭前石柱刻对联:“出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不知怎么,我在这对联中读到了令人不快的东西。据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经常同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人来此,读书讨论,登山露宿,探求革命真理。那么,他是否从这副对联中读到过什么?……
现在的爱晚亭是钢筋水泥结构,顶部履盖绿色琉璃瓦,攒尖宝顶,内柱装饰成红色木柱,外柱为花岗岩方柱,天花彩绘藻井。与古代文人的清淡风格相比,显得有点闹腾。倒是离它不远处有一简陋的草亭,四根木柱,有如风雨飘摇,看起来反倒让人舒服得多。
据当地人说爱晚亭在我国古代亭台建筑中影响甚大,堪称经典,与安徽滁县的醉翁亭、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北京的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较之岳麓书院给我的感觉,总觉得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
三
时已正午,虫二兄建议去火宫殿吃饭。出租车七拐八拐,穿街走巷,停在一条石板街口。一座庙宇般的红色建筑,这就是火宫殿了。
听虫二说,长沙火宫殿原是一座祭祀祝融大帝(即火神)的庙宇。于公元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明朝长沙知府吴道行和巨商蔡世万所倡建,距今有四百年的历史。每逢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办庙会,举行隆重的祭祀,自此代代相传,逐步形成与上海城隍庙, 南京夫子庙和北京天桥一样热闹非凡,独具风味的小吃场所。
其实北京也有一家“火宫殿”,大概在中关村附近。我几年前曾和朋友一起在那里吃饭。但是看到长沙的火宫殿,才知北京那家实属改良品种,已经是“生淮北则为枳”了。
两个人吃饭不好点菜,但在这里没这个问题。一辆辆小车推过来,各色菜点,均小巧玲珑,盈不过数寸,而且价位极低。和东北菜相比,这里的菜量可以说是微雕。因此,我们遍尝了水鱼炖羊肉、油炸臭豆干、南饼瓜等七、八种湘菜代表作却并无撑胀之感。我还点了一份八宝饭,也是小小的,很精致,只是里面没有豆沙馅,也有些不够甜。
长沙的网友中,虫二是老朋友了。这次还有幸认识了老呆和小玲。虫二渊博儒雅,小玲热情机敏,老呆则是沉稳的谦谦君子。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在游岳麓书院的次日中午,我们四人一同在桔子洲头吃饭。如果说火宫殿的小吃是长沙的市井食品,那么桔子洲头的小小排档则充满了水乡风情。我已不记得我们去的那家是何宝号,但在印象中好象沿岸众多的食肆酒家门前纷纷写着黄鸭叫,白鸭叫的幌子。前些日子网友们在小路的坛子上大发感慨(我怀疑其中如木头者是咽着口水在写),曾说起过这种“菜”,原来它名虽为“鸭”,其实和鸭子根本毫不搭界,而是产于湘江之中的一种小鱼,这种鱼外表有些象鲶鱼,不同的是身体两侧有鳍,背上还竖着一根刺,象京剧中背上扎着旗靠巡视的兵勇那样在街旁的玻璃缸里活泼欢快地游来游去。照顾我不善食辣,请店家清炖,须臾端来,鲜嫩幼滑,只要轻轻吸吮,就可以将鱼肉全部吸入口中,让人有无穷的回味。还有一种干炸的小鱼,入口即化,完全没有刺的感觉,但已经忘了它的名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的空心菜。在北京我是拒绝吃空心菜的,主要是太老,嚼起来咯吱咯吱,是小路女儿小时候模仿兔子叫声的那种,很难下咽。而长沙的空心菜则极其鲜,极其嫩,丝毫没有纤维的感觉,因此成了我在长沙期间每餐必食的保留节目。
四
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于是决定到桔子洲头一游。虫二和小玲同行。桔子洲位于湘江之中,长沙民谣有曰:水陆洲,洲停洲,舟动洲不动,说的就是桔子洲。有人形容它是一艘墨绿色的巨舰浮于湘江之上,我却觉得倒不如说它是一枚美翠,由潇湘仙子的斑竹泪凝固而成,镶嵌在仙子的罗带之上。据地方志载,洲上原建有水陆寺、拱极楼、江心楼等点缀洲上,清寒已绝。现在的桔子洲头已辟为公园,收费。园中建有亭廊,耸立着一块巨型汉白玉纪念碑,碑上刻着毛泽东手书的“桔子洲头”四个大字和他1952年秋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看着这块石碑又想起了“华知林”,要是在北京能找到这样一块石头该有多好!园内一株株桔树长满了洁白的花蕾,朝南的一面已经有花朵绽开,清香四溢。而桔树的树形是亭亭玉立,颇具风骨,屈子的《桔颂》中的几句涌上心头(其实也就只会这几句还不知对不对):“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站在桔子洲头望湘江,江面开阔,江风吹起阵阵微波,时有几艘轮船驶过。江水是混浊的,全无漫江碧透和鱼翔浅底的景致。流速并不很快,但惟其混浊迟缓,才显得厚重有力。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便向虫二君发问:“湘江北去?湘江难道不是向东流的吗?”虫二应声而答:“湘江、资水、沅江、沣水四水,自广西而来,成扇形流入湖南,注入洞庭,再进入长江,最后入海。在这扇形中,湘江是由南而北的流向,所以才说北去。”我再次顿悟!原来世间万物,原本不是有一定的规矩可循……还记得在20多年前到过刘家峡水电站,黄河在这里拐弯,“东流入海”参照系不起作用了,每天看见黄水西流。在那些日子一直觉得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晕头转向的感觉。
桔子洲中间是民宅,沿江是柏油马路。听虫二说,洲上一直住着人家,出门靠行船。每年发洪水的时候家就会被淹,水退了再回来。现在长沙市政府已经作出规划,准备将洲上的居民全部搬离,将桔子洲辟为风景区。记得在从黄花机场到市内的路上曾听出租司机说:现在是雨季,雨季一过,就该抗洪喽!
载舟之水也履舟。
五
飞离长沙,脑子里装满了长沙的山山水水,风物人情。“惟楚有材”四个字竟然挥之不去,固执地占据着我的思想。我在想,无论《左传》和《论语》的本意如何,袁山长在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八个字题写到书院大门两侧的时候,已经是在表达他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见解;而每一个读到这副对联的人,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它。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任何文学作品,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本事”,即作品的生活原型;二是“文本”,即作者以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观表现出来的“本事”;三是“解读”,即读者在阅读时对“文本”的理解。其实,读者也是创作者,他在阅读时对作品的理解,本质上也是一种创作。“文本”来源于“本事”,但又背离了“本事”;“解读”同样也背离了“文本”。“惟楚有材”体现着湘楚文化中激越浪漫、不安现状的一面,也表达了湘楚人士寻求打破平衡对称的自信。作为一个口号,我深信它一定曾经是毛泽东性格形成的依据之一。
长沙之行,不仅不虚此行,甚至可以说不虚此生。唯一抱憾的是行前忘记了带相机,使这篇游记少了许多灵动之处,只得暂付阙如。
好在还可能有下次!
200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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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帖:
●●惟楚有材
-okok 2001.05.11 23:11
●●惟楚有菜?那些蕨类可不都是菜!有的会把脸吃绿了吧?
-banjin 2001.05.12 14:21
●●蕨类好象多数不可为菜……okok是专家……
-网呆 2001-05-12 16:12
厥类是属于低等植物,以孢子而不是种子的方式繁殖。在南方多见,似乎我认得的厥类中无为菜者。厥菜好象不是厥类的一种,有叶子,以种子繁殖。与各位探讨,并请okok指正。
●●有一种叫铁驳基(土名)的,浙江的台州、温州取其梗吃,干、鲜均可。
-okok 2001.05.12 23:05
●●惟楚有材的惟是发语词,无意义。
-天心2001-05-12 17:15
并非“只有”的意思。现代人误以为狂妄,实则不然。
●●我看湖南人
-hu-ou 2001-05-12 19:55
湖南人与中国其他省份的人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恐怕是:血性。
说“唯楚有才”,只是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上湖南人才出尽风头,再往前看,还有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可有湖南人的影子?在湖南流传一句自嘲的话:湖南出乱世英雄。
湖南大部属楚国边陲,南接南粤,北接云梦,西接云贵,东接豫章。楚国时代的湖南有一段兴旺时期,那时与中原的接触较少,没有经历战火,号称强楚,以屈原为代表可能在湖湘大地留下了楚文明的痕迹吧,在老百姓那里反映出来的是古怪的传说和迷信。及至楚越交战,秦灭楚,楚灭秦,湖湘一撅不振,有“楚虽三户”之说,说的是湖湘从此人稀地荒。那时的湖湘,在生产力原始和中原文明人的不断杀伐下,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被称为蛮荒之地。湖南本地人到底有多少呢?恐怕苗瑶等少数民族才是土著,湖南的汉族人大概都是移民,那些移民大都是因功封地、流放、迁徙,为了站住脚,要跟土著不断的斗争,跟美国差不多吧。所以,造就了湖南人不同于同属于南方的越人等的强悍、血性?也有汉人跟少数民族的通婚,比如,毛泽东就有苗族的血缘。从文化上来说,孔孟的影响比中原要衰弱的多,人的真性并没有完全衰竭。硬要说湖湘文化的话,可能是一种半教化的文化。
及至明末,一代文化宗师王船山逃回故里衡阳,阳明理学、儒、释、道文化得以在少数弟子手中薪火传承,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得到佛道文化精髓的恐怕已不多。以湖南人的朴掘,那些迂腐的孔孟之道恐怕也传丢了一些吧。至清朝颇有争议的曾国藩,湖南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展露头角,曾国藩也可以说是未拜师的船山弟子,其过人之处乃是外示儒术、内修黄老,另外,不怕死的湖湘农家子弟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湖南人大杀太平军,封官受赏,湖南的土财主多了,有了读书的闲钱了,湖南人的文化也算是赶上来了。如果没有湖湘文化的熏陶,焉有一代伟人毛泽东?那么湖湘文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近代湖南文才武将层出不穷?
我对“唯楚有才”是不以为然的,试问出个几个大学者?湖南人更多是倚仗其性格中的血性、真性,其聪明敢说冠于江南?何妨说湖南人缺心少眼,死硬到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不被同化的话,湖南人恐怕又要再一次变成少数民族。
●●回复:我看湖南人
-天心 2001-05-12 23:06
“才”恐怕不仅指大学者吧,艺术家、武将、商人,手艺人,只要出类拔萃都可称才。
湖南的弱势不在人才而在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也沾不到长江的边。历来政策都没向湖南倾斜过。我想假若湖南有江浙的地利,有广东、北京的政策,早就发达得不成样子了。因为湖南人特别能吃苦,霸得蛮,还有那么一点聪明劲儿。
●●已将湖鸥的发言收入我新建的关于湖南的文件夹。谢谢了!
-J 2001-05-13 09:02
我对湖南的了解,只是自这次长沙之行始。附从网上下载的一篇东西,看着玩……
●●附:热血烈士出湖南
-J 2001-05-13 09:05
长沙人物志之总序:热血烈士出湖南
《长沙名人》是《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中的一部。本书所收录的名人都是在全国知名度很高,且在某一领域有突建树,出生时间早(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出名时间亦较早(一般在20年前即有名气)的人物。知名度,亦即公众知晓率。而衡量公众知晓率高低的标志在于这些人物在教科书、辞书、报刊、杂志、学术论著、文学作品等书刊,以及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中出现频率的大小。为了较为完整地展示百年长沙的社会演变过程,所录人物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政治倾向不同的人。
至于“长沙”,在历史、地址上有多种概念。自从1844年照相术传入中国以来,“长沙”主要有两种所指。一是1911年以前的“长沙府”,包括长沙、善化(民国后并入长沙县)、浏阳、宁乡、湘阴、益阳、安化、湘潭、湘乡、醴陵、攸县、茶陵等12县州。如籍贯湘潭、生于1863年的国画大师白石老人就曾自镌印章一枚,曰“中国长沙湘潭人也”,这个长沙便是指长沙府。二是现今的、长沙市”,包括今长沙市区,长沙、宁乡、望城三县和浏阳市。还有一些名人,籍贯虽非长沙,但与长沙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年轻时就读于长沙,或长期活动、工作于长沙,或逝世后归葬于长沙。这部分人物中的成就卓著者,我们也将其归入“长沙名人”之列,这是长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历史地位所使然。
本专题共收录“长沙名人”350位,照片870幅,大致按门类、出生先后和版面组合的需要进行编排。这么多的名人,洋洋大观集于一册,在近代中国恐怕只有长沙等少数几个城市能够做到。可以说,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而湖南人才又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以《辞海》为据,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63人;第二位为广东44人;第三位为四川,40人。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以谭延、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角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瞿鸿机、谭延、黄铖、刘人熙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去了8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李兴锐。除刘坤一是新宁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外,其他都是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轰轰烈烈。
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潘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彭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损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但以前许多论述湖南人才群体的文章,好像都在有意回避这一事实的存在。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到民国时期,长沙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黄杰等。在共产党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泽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现任国务院总理朱基都出自长沙。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其中从长沙走出去的有元帅2人(彭德怀、罗荣桓),大将5人,上将12人。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这一人才集中的情况实不为过。
湖南长沙在文化、教育、艺术方面的名人数量虽不及江浙一带,但为数也不少。特别是近代湖南知识界介行教育救国以来,这类人才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三大人才群体:一是社会科学家群体,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居多。如哲学家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历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以及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国际法学家周鱼便生等。二是教育家群体。这是湘城人民最引以为荣的一个人才群体,他们创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国知名学校,向海内外各条战线输送了无以数计的优秀人才。明德中学创始人胡元亻炎、周南女中创始人朱剑凡、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无一不为湘城父老和湖湘学子所敬仰。三是文学艺术家群体,谓之“文艺湘军”。如作家萧三、丁玲、谢冰莹、周立波,美术家齐白石、杨应修、李立、陈白一,剧作家田流、欧阳予倩,音乐家黎锦晖、贺绿汀、吕骥,电影明星黎明晖、王人美、胡萍等,名气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可谓家喻户晓。
20世纪进入下半期,三湘大地又崛起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这就是湖南院士群体。早在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81人,湖南就有6人当选,其中5人为长沙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先聘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1000多人,其中湖南院士达百余名。湖南院士包括湘籍院士和长期在长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据初步调查,湖南院士共有104名,其中湘籍院士82名(湘籍院士中长沙籍和曾在长沙读书的达52名),在长沙工作的院士目前还有22名。不少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在国际科技某一领域创下了许多第一,或成为某学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长沙就占去2人,一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依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一位是中国骨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老孝骞。还有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转态振幅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农学家袁隆平,有“地洼学说之父”美誉的地质学家陈国达等。像这样享有国际盛誉,在某一领域有开拓性创新的两院院士,长沙不下数十人。
从上述介绍可知,“长沙名人”集中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领域,在工商业和经济管理领域鲜有像荣毅仁、王光英、胡厥文那样显赫人物的出现。本书编制入选人物名录时仅列举了龙璋、粱焕奎、范旭东、刘廷芳等十多位实业界人物,加上有多位未能找到照片,因而在本书中,“实业界名人”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湖南近代人才结构的一种缺陷。
湖南人才之盛、长沙人才之盛,只是近一百多年来才有的现象。纵观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湖财并非出人才的地方。《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1840年前历代名人3005人,湖南人仅有23位,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从湘军崛起以后的情态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湖南、长沙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现大批名人?首先,心忧天下、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是造就长沙近代人才辈出的主要动因。近代长沙名人,大多继承嘉道湘籍经世派之传统,崇尚南宋理学中的湖湘学派。湘汀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蝗马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有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明末清初,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首介“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正如王运评曰,湖财“嘉道以后,人彦辈出,始洗蛮风。”在经世致用学风的薰陶之下,三湘大地人才层出不穷。尽管不同人才群体的政治主张可能迥异,而注重经世致用则是他们的共同之点。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长沙学子热衷于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有不少人成为社会之干才,国家之栋梁,并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湖湘人士的经世愿望为何如此强烈,与湖南人的性可靠有关。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史记》称其“骠悍”,《隋书》谓之“劲悍决烈”,陈宝箴曰“好胜尚气”,长沙人章干钊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到近代,湖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尤为突出。湘军以书生领军,却敢于“拔硬寨”、“打死仗”;维新时期,谭嗣同高呼“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蹈海以拆后人,黄兴断指犹战,宋教仁献身宪政,禹之谟绝笔遗书曰“躯壳死耳,我志长存”,蔡锷倡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一切都表明湖南人确实具有一种卓厉敢死、刚劲笃实的特殊性格。直到当代,这种性格仍未改变。
1959年,面对势不可挡的冒进之风,只有湖南人敢于硬碰,“彭、黄、张、周”四人中就有三个半湖南人(张闻天是长沙的女婿,算半个长沙人)。历史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不能不说是长沙名人辈出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其次,湘城教育之盛是造成湘城桃李遍天下的重要基础。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而长沙作为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则成为湖南各地人才成长的基础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到清中期后,在罗典、欧阳厚均等著名山长的主持下,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刘揆一、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沙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长沙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创办时条学堂,将长沙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本书所录人物中林圭、秦力山、蔡锷、范旭东、曹典球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知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在这一声浪的推动下,长沙创办学校教育形成了热潮;也正是教育救国思想的激励下,许多人选择了教育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名校不断涌现,明德、周南、长郡、雅礼、省立一中、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等名扬全国。本书所收录的名人中,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还是科学技术领域,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名校。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向警予、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夏明翰、郭亮、任弼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直接从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群中学、育才中学等长沙著名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以两院院士为例,亦可作有力说明。据初步调查,明德、长郡、雅礼、一中、广益(师大附中)5怕中学共出两院院士37人,其中湘籍院士31人,占湘籍院士总数的38%,可谓长沙名校,院士摇篮。
第三,20世纪的留学潮为长沙造就了大批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十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日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长沙则是留日运动的中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其中长沙学子占去10人。1903年后实行官费、私费并举,留日学生人数再度增加。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1%强。至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官费留学生达211人。本书收录的人物就有不少留日学生。如共兴、陈天华、禹之谟、林圭、秦力山、周震鳞、焦达峰、蔡锷、仇鳌、章士钊、胡元亻炎、朱剑凡、何炳麟、也昭绶、易培基、杨昌济、范旭东、徐特立、欧阳倩、田汉、杨树达等等。1919—1920年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又骒湖南居全国这冠。1919年3月17日,首批大规模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启程。这批学生总数为89人,湖南学生占了43人,接近一半。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有346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仅长郡中学,就有28人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中有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萧三、蔡畅等10多人先后赴法。
随后,从20年代直至50年代,在科技救国口号的感召开,又有大批长沙学子赴欧美、日本和前苏联攻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沙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周鱼便生、金岳霖、杨东莼、刘佛年等都曾留学欧美或日本。科技界名人中的留学生更为普遍,本书收录的“早期科技界名人”17人中有11位留过学,占66%;两院院士57人中有30位留学生,占53%。第四,家族、血缘关系乃至桑梓之情既为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了氛围,又为人才群体的形成编织了纽带,出现众多名人家族。兄弟、父子、叔侄、岳婿、夫妻等都是名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刘揆一、刘道一,唐生智、唐生明,鲁涤平、鲁荡平兄弟;曾国藩、曾纪泽,谭继洵、谭嗣同,周凤九、周光召父子;欧阳中鹄、欧阳予倩,沈荩、沈其震祖孙等等,不一而足。还出现不少的名人家庭,如湘潭黎氏三兄弟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郡中学著名的“三李”李薰、李·、李芬,后来分别成为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电子学和铁道桥梁专家。名门望族之间的联姻也十分普遍,如胡林翼为陶澍的女婿,左宗棠与陶澍、柳午亭与李肖聃系儿女亲家,丁鹏翥、曹典球两家,沈荩、周凤九两家也有联姻关系;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岳父,熊瑾玎为廖沫沙的岳父,何键系李觉的岳父等等,不胜枚举。夫妻双双均为名人,在革命队 尤为显目,如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柳直荀、李淑一,甘泗淇、李贞,等等。除亲属关系餐,还有师生关系、部属关系,他们这间相互勉励,相互提携,也促进了人才群体的形成。群体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以家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群体之一。在这个群体中,名人的形象、目标和规范往往会成为其亲属、后人行动的指南,成为他们努力达到的标准。中国是一个重家训和家教的国度,在名人家族中易形成奋发成才的良好氛围。这其中很自然地包含着光耀遗泽的思绪。推而广之,是一种文化乡恋、桑梓之情。“惟楚有材”这一令楚人自傲的豪言状语,本身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并激励着湖湘学人惯发济世的雄才大略。湖湘学人的这种桑梓之情,较其他地区更为浓烈。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湖湘文的自信,而且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素有“义主褒美乡贤”的传统,对乡邦文化有一种弥足珍贵的情感。湖湘学人对乡邦文化的自护与酷爱,正是湖湘文化绵延不断的奥秘所在,也是三湘大地具有凝聚人才,形成人才群体的根由之一。
正是基于这一动机,许多名人之后,如左宗棠曾孙女左景范、龙璋孙女龙永宁、杨毓麟孙女杨亦王子、黄钺之子黄祖国、丁鹏翥侄孙女丁平一、沈其震之侄周忠尚、贺耀组侄孙贺孝武、谭云山侄女胡信、李觉之侄李昆元、向达之子向荣旦等,听说要编辑《长沙名人》一书,送来了他们珍藏多年的先辈照片。许多照片是第一次公之于世,使本画册更显珍贵。
●●附:湖湘文化的三个特点
-J 2001-05-13 09:40
《湖湘文化的三个特点》[青枫峡] 2000-12-29, 23:08:16
本人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出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宋代的朱程理学则对孔子学说精华破坏最大,理学家用佛学和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强调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2000/11/18)
人民网·联谊会馆
●●何为“楚”?
-虫二 2001-05-13 10:20
战国七雄中的“楚”,不光指湖南。楚应有“大楚”及“荆楚”之区别。楚国最强大时,为七国之最,版图直延伸到安徽、江苏一带。大家都知道刘邦为楚人,试问他是哪里人?他老家在“沛”,就是今天的徐州附近吧?那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湖湘文化可言?明明已经是北方的地形地貌与农作物及文化!而楚最早的发源地称“荆楚”,应是以现荆州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大家别以为荆州仅指湖北,古荆州一直延伸到湖南南部边境。关羽“大意失荆州”,丢掉的就是这广大的地区啊!这才是楚的老根。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那楚应该指的是“大楚”,果然推翻暴秦者,项刘二氏皆为楚人。可他们一个也与湖湘扯不上关系,他们都是靠北得多的人。荆楚地处南方一隅,风情自古迥异于中原,被称为“楚风好巫”,此话不假。长期与少数民族杂居交融,自然有一些潜移默化。但湖南人只出政治家,没有文化人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岳麓书院确实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非凡影响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而湖南人的斩露头角,也不自曾左镇压太平军始,而要比这早得多。说湖南人是自湘军打败太平军发了财才得以发展起文化,这是绝对是不够全面的看法。关于这,查一查岳麓书院历朝历届的山长(校长),就很能说明问题。当代湖南人中的文化人也相当不少,可与政治家军事家相映成趣:沈从文、黄永玉,李泽厚、还有去年刚在美国去世的黄仁宇等等,这可都是与权势中心保持相当距离的人物喔!倒是出的科学家较少,或许是我自己是科盲,在那方面太孤陋寡闻的原故?要不就是湖南毕竟是农业省,鲜有出科学家的氛围吧?
●●不要争啦——湖南名人录
-天心 2001-05-15 18:20
湖南名人(现代)
丁玲|丁鹏翥|马非百|马宗霍|王人美|王梵生|毛泽东|毛泽覃|方壮猷|邓华
邓中夏|左权|甘泗淇|田汉|田奇隽|叶紫|白薇|朱良才|任弼时|成仿吾
向警予|刘大杰|刘少奇|齐白石|汤平|汤飞凡|许光达|李达|李涛|李森
李薰|李凤荪|李仁山|李立三|李必蕃|李寿轩|李果仁|李卓然|李明灏|李祖荫
李烛尘|李维汉|李富春|杨勇|杨开慧|杨立三|杨荣国|杨树达|杨梅生|杨景辉
杜心五|苏振华|劳启祥|吴寿祺|吴磊伯|何键|何长工|何冬保|何叔衡|何德全
余嘉锡|邹秉彝|辛树帜|沈从文|陈赓|陈明仁|陈祜鑫|陈渠珍|陈衡哲|张天翼|张令彬
湖南名人(近代)
丁取忠|卜善庆|左宗植|左宗棠|龙璋|宁调元|刘道一|刘揆一|杨度|杨昌济
杨毓麟|何绍基|宋教仁|陈天华|罗荣光|胡林翼|禹之谟|郭篙焘|黄兴|黄邀宪
梁启超|彭玉麟|焦达峰|曾国荃|曾国藩|蔡锷|谭嗣同|熊希龄|魏源
湖南名人(古代)
王夫之|邓桀|邓显鹤|冯子振|齐已|李东阳|李宏皋|吴八月|怀素|古朗
张九钺|张仲景|张宜尊|欧阳询|周敦颐|陶澍|黄盖|彭翼南|蒋琬|蔡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