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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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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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出版社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叶维丽和马笑冬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均为北京的中学生。1968年她们分别赴山西和云南插队。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二人先后赴美留学，并均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叶维丽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马笑冬1999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名家推荐语】
目录
《动荡的青春》前言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成长史。九十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痛心疾首、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里面的一本。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 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待和见证。 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是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它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 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然。“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巨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於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煞，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的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文革的。 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革命初期的所做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是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 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副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来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己看成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三十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时期。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的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做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而文革时期中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於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她）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做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做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所有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在西方的妇女研究中，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联系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 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是否革命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於“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在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在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一九九九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俩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纪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做的文字补充, 以及我作为原始材料整理者和贯通者所做的编辑、补充和润色。做为本书的撰稿人，我对此书内容的取舍、框架的建构以及书中的观点负责。在每章节前我均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都将两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 这本书已出英文版，内容和中文大同小异，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读者对象完全不一样。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又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於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两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书评
董之林
现代生活，或者更直接地说，1949年后，在政治运动频繁、政治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有没有日常生活？如果有，能不能产生新的民俗传统？产生一种新旧杂陈的生活方式？激进的社会形态，为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提供了哪些不可忽视的要素，并潜伏在意识形态的底层，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影响至今？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口述史显示出撰写者看待历史的独到之处。如该书“前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同时，她彰显了一种学术立场：“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 （一） “目前发生的改变过去发生的事——至少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我这里引述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话，并不是说，参加过“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撰写者，在冷战结束后，试图改写自己的过去，对那一代人历史上的失误文过饰非；而是想说，撰稿者之所以写这本书，与她在海外生活多年，特别是“目前发生的事”有重要的关系。叶维丽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关于这本书的缘起，她书中有明确说法： 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由此，她和马笑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约定，以口述史的形式，回应那一段已经被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历史，也是有关她们个人的成长史。经数年努力,在马笑东因病无法继续之后，叶维丽作为统一撰稿人，这部口述史于2007年最终完成1。 如果由于上述叶维丽“质疑西方某些人”的话，就以为这是一部为了反驳冷战思维，给五六十年代生活大唱赞歌的历史书籍，那么读过之后，无疑会让习惯于单向思维的读者感到失望。关于“文革”中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云之死；市委干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惶惑、但求自保而表现的冷漠；单位的造反派可以随便查抄所谓“走资派”子女的日记，捏造罪名，并偷偷放进孩子个人的档案，等等。这些事件通过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一五一十地展示出来，无不令人发指、胆寒。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一部“伤痕文学”似的历史。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反驳冷战思维的方式，不是那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也不是那种“全民共忏悔”的方式。经过某种严格的史学训练，作者摆脱了以往有关“文革”叙事的框架，尽可能摒弃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当然，这里并不缺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口述者对细节的重视，使得那些事件，就像是由大量日常生活元素汇聚而成、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中个人责任是无法回避的，也经过她们认真的核对和深刻反省。但“个人”和“个人行为”并不是被虚拟出来的神话，而是经由许多习焉不察的事物，被某种文化或不同文化的冲突“塑造出来的”，从而具有普遍价值。 口述史的风格一如两个女人聊天，你来我往，明快而畅达，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但其中包含的历史因果关系，却异常复杂。善恶、美丑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往往因既是果，果也是因。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社会发展到今天，那些特殊时代的文化因子，没有随时代变迁而宣告“终结”；它们像一股暗流，仍悄然作用于当下现实。 （二） 细节有一种深刻的力量，使宏大的历史产生亲和力，透出真实可感的光泽。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对已经“圆满的历史”横生枝节，对原有的观念是一种耗散和消解。但正是这种消解、而不是毅然决然地背叛过程中，因其“宏大”而显得大而无当的观念，却因经过细节化和个性化的处理，变得令人刻骨铭心。比如口述者的父辈，青年时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由追求社会公正，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博爱，到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过程，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知识阶层十分普遍。但是他们这种经历，又与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苦大仇深的工农阶级才是革命中坚力量，有很大区别。这使得父辈人由原来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开始，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备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抚今追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懊悔青年时代的选择。 关于这一点，叶维丽是从她爷爷那一辈人的生活说起。她的爷爷早年弃官经商，由安徽至天津做银行总经理，同时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职，“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但他家里的生活完全是“封建主义的”：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得我爷爷的宠爱……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 我奶奶在去世前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上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我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叶维丽的众多叔伯属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社会上层，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生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不解之缘，追溯起来，也都有反抗旧式家庭的背景渊源：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关于解救劳苦大众，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认识：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直到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父母都是“三八式”（抗战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家庭背景不同，投身革命的动因也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一点，在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局中，他们都是觉悟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铲除“社会的不公”，才能结束国家的满目疮痍，实现平等、博爱和公正的理想。马笑东的父亲原在山东老家当教员： 我父亲抗战前读的书里，有鲁迅的杂文，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书对我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问过他为什么抗战爆发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说：“国民党太腐败。”他举了一个当时老百姓讽刺当官的巧取豪夺的顺口溜为例：“省长刀子刮，县长剃刀刮，乡长老爷箅子箅。” 从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她们的家庭也随之列入当初革命目标所指的社会上层。当小学生马笑东第一次走出商业部宿舍大院，到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同学家串门，发现这位平民子弟一家住的房子那么低矮、阴暗，十一二岁和她同龄的孩子，要担负做饭、照顾弟弟妹妹、洗衣服等诸多家务，她感到非常震惊。和这些同学朝夕相处，她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却还有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如何继承父辈传统，实现社会普遍的理想教育？ 为调整这种生活的反差，她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学习、工作、劳动事事争先；二是压制自己的欲望，选择一种近于“苦行”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从她上小学五点钟起床做班级值日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直到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云南农场劳动，来例假从不休息，照样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干活，同伴还以为她从不来例假。她做这一切，没有丝毫的伪饰和做作，也是伪饰和做作装不出来的。马笑东把“革命”确立为一种信念，而不是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指向，因此，在她的青春辞典上，像《牛虻》中的亚瑟那样“吃苦而不诉苦”；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那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遗产，都向“革命”的聚光点汇集，形成她坚强的性格。她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似乎都在为“革命”作准备。为了有意磨练自己的意志，她放弃了许多几乎不带任何奢侈色彩的人生享受，自然也摈弃了温情和儿女情长。 尽管“革命”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但那种在信念中生活的意志力却成全了她们。马笑东和叶维丽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分别到云南农场和山西农村，像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工和农民那样生活了五年，五年之后，她们分别重返城市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又先后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她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特别是马笑东的经历，那种不让须眉，在人生困难面前不颓唐、不退缩的言行举止，为老中国“灰色的”人性画布，留下醒目而富于震撼力的一笔。 （三） 比较的方法，也是这部口述史鲜明的特色。与马笑东相比，叶维丽对“革命”的思考更复杂，所以当她们面临同一类问题，解决的方案，以及阐释的角度也十分不同。例如，两个人都出身于共产党的干部家庭，但叶维丽的直系亲属中，她的舅舅、叔伯中有好几位都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在讲究出身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这种家庭背景使她在幼小的年龄，对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份谨慎和敏感。与性格直率、举止果敢的马笑东相比，她更“善于思”，而不那么“敏于行”。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人生阴影（包括“文革”抄家抄走了她习画的裸体素描和日记，并作为“思想不健康”“有问题”的凭证，塞进她个人档案，影响了升学），并没有使叶维丽一蹶不振，尽管也有阶段性的迷茫与消沉，但并不影响她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教师，并为出国深造打下良好基础。口述中，她受挫折，却能依旧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其原因可概括为三点：“大院生活”、“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母亲—女性经验”。 关于1949年以后的生活，留给叶维丽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大院文化”。叶维丽的父母在新华社工作，他们住的也是新华社的宿舍大院。 “大院”是共产党进城后，安置干部生活的一种方式。“大院”改变了老北京城原来独门独院的生活格局，而且由于“大院”以单位或部委划分，与城市平民的大杂院也十分不同。北京至今还有许多单位，延续着“大院”的居住方式。但据叶维丽观察，那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已经“淡多了”。新华社大院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佟麟阁路，占地面积大约七十亩。民国时期，这里是国会所在地，有国会礼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所在地。马笑东虽然住的是商业部大院，但从她们二位的口述经历看，无论占地面积，物质环境，还有大院的福利设施，商业部大院都不及新华社大院。 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没出门，什么事都办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五十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是成帮结伙的，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 在回忆这一段生活的文字旁边，是新华社大院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的合影，冬季，大部分人都穿着大衣和羽绒服，连站带坐，层层叠叠地有三四十人。对此，叶维丽颇有感情地说：人“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当年的‘新华社小孩’，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逢春节还要聚会，彼此见面都很亲切。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 新华社大院的生活，有点儿像现代社区的早期模型。尽管它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当时北京平民的生活相比，十分特殊化，甚至还带着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痕迹，但生活设施的周到妥贴，邻里之间相互往来，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学会在群体中与人和睦相处，都是现代社区生活一些必备的功能。特别是新华社大院还有图书馆可以借书，使叶维丽和她的伙伴读到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机关不准小孩再去图书馆借书，叶维丽还和她的小伙伴一起贴“大字报”，抗议大人剥夺他们学习的权力，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说，那也是一种“资源共享”的权力。 叶维丽没有把大院文化演绎成一种纯自然现象，“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决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因为“文革”前后，一些部委和军队大院都住着“通天人物”，或者和中央高层有更多直接接触的干部。大人们关于斗争进退的把握，往往最先由他们的子女从“大院”散布到学校，然后才是社会。书中列举的几个“文革”中学生早期领袖和红卫兵代表人物，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关于这种集体生活的大院文化方式，是不是导致红卫兵现象的主要原因？比如，叶维丽本人，还有她的许多朋友就不是“红卫兵的中坚”。除了父母先后受冲击、“家庭出身”的困境外，新华社大院生活良好的阅读条件，相对丰富的国内外信息给予人的开阔的心境，以及长期共同生活中人与人、特别是小朋友之间善意的理解和同情，也是她和许多大院子女无法成为“红卫兵的中坚”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拿捏不定的结论，口述中矛盾的现象，叶维丽都先不急着做价值判断，为的是把矛盾各方充分揭示出来，留一份历史存照。 （四） 如果说，写历史也须使用修辞手段，讲一系列有来龙去脉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文学重要的区别，在于撰史者不能凭借个人的主观好恶，或社会接受的流行趋势，对历史事件进行虚构，或随意取舍。口述史的矛盾状态恰恰说明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不同时期的正与负、负与正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历史成为有机的生命体。 她们对幼儿园和小学的生活，都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比如在幼儿园每天就是做游戏、听故事，小学生活一个醒目的标题是“饭桌旁的家庭”，但这些与政治教育几乎是同时的，当时还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先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使人终身受益。 这样的文字隐含着不安。当政治宣传超出少年儿童的人生经验所能理解的范围，而被灌输并确立为一种人生信条，其中的盲目性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回避。关于这一点，叶维丽依然从细小的生活情景入手，见微知著地予以揭示。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云1966年8月5日被学生打死的事件，是“文革”给叶维丽“刺激最深的”，当她详细讲述了那个残暴、血腥的暴力事件之后，也有一段后来她访问一些当时在场者感受的纪录（第115页）。紧接着话锋一转，她说起与“我父母认识”的这位“卞阿姨”1966年春天的一件事。叶维丽和母亲在百货大楼碰到卞仲云，“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叶维丽那年16岁，她的惊讶，不仅“嫁妆”这个词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主要在于“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有点奇怪”。尽管围巾在当时价格不菲，她的母亲还是买下来，压在“箱底”多年后，“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也就是说，卞仲云当时完全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就被叶维丽的同学、那些像自己女儿一般的中学生活活地打死。在一段血腥的，又一段充满温情和感伤的记忆对比下，强烈的反差色彩使人不能不仔细回味这个细节的深意。像北师大女附中这样一个全国闻名、教育质量上乘的女校培养出的女学生，在花季一样的年龄，怎么会亲手打死自己的师长？这是长期以来，叶维丽内心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她最终的结论否定了“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倾向，以及“压迫深重，反抗越加激烈”的种种解释。叶维丽认为：“‘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革命’的崇拜。工作组撤销后，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很多人急于证明，我们是有能力自己‘干革命’的。”恰恰在这一点上，叶维丽相当委婉地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时的学校领导和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可怕的后果，“文革”开始首先降临到她们头上。在此之前，她还说到学校另一位校领导在“文革”开始前，专门把学校所谓“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女召集起来，作“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动员报告，这样的报告实际上是“文革”初期“血统论”、红卫兵运动的前奏曲。叶维丽完全没有追究个人的意思，而是突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对于一场人为的灾难，个人反思具有的深刻意义。 由此，更看出叶维丽和马笑东成长经历的复杂和多元。与大院文化、学校教育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母亲的影响和女性经验，这也是口述史一个重要层面。叶维丽通过母亲的经历，主要表示这种看法：“革命”、“事业”这些辉煌的字眼，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抹煞女性的牺牲和奉献，特别是在革命历史教育中，只有战斗中负伤和牺牲的女性才值得褒扬，如果由于女性特殊原因，比如生育、病痛、为追随部队不得已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她们遭受的痛苦和打击，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计在那“光荣史”上。马笑东的外祖母早年被出国留洋的外祖父遗弃，随即抑郁而终，嗷嗷待哺的母亲由她舅父抚养成人。虽然外祖父一直供给母亲生活费和教育费，但母亲致死不见自己的亲生父亲，不能原谅他的过失。后来还是孙儿辈的马笑东对外祖父多了一些理解。九十年代，她去云南曾专门打探早已过世的外祖父情况。从父亲留给她母亲的遗物中，马笑东得知外祖父“文革”中写给她母亲的最后一封信，还惦念他外孙辈受教育的情况。口述史中，她以他们兄妹骄人的学习成绩，告慰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外祖父，告慰那个内疚而满怀期待的灵魂。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母亲出身经历都不同，但口述对于其中的女性经验却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像她们对彼此经历上的认识有诸多差异。认识的共同点在于，她们的母亲早年投身革命，是一代有志向，也有作为的职业女性，她们面对挫折、事变和痛苦表现出的韧性与顽强，也都使女儿们感佩不已。更主要的是，口述史通过母亲的命运，看到今天与叶维丽奶奶向大太太哀求死后穿红裙子的时代相比，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坏的东西在变，好的东西也在变。但是作为女人，要想改变女性的命运和历史，仍须自强。也就是叶维丽母亲常说的，做女人，要争气。口述史中，用马笑东的话说，“谁说女子不如男”，永远“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用叶维丽的话说，必须“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对于《动荡的青春》，美国历史学家柯文说：“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除此之外，我想，历史观念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9月8日，完稿于北京 1“事变缘常”，原是我的朋友范智红女士研究四十年代小说专著的题目，这里借以说明我对《动荡的青春》一书史学角度的理解。叶维丽、马笑东口述，叶维丽撰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2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2月。 1该书英文版已经在美国出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柯文（Paul A.Cohen）作序。
问题出在书的封面上。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合同，出版社应就封面设计与作者商榷，但我只在书籍出版之后才看到这个封面。在其中最显眼的位置站着一个中国的武警士兵，身上携带着现代的通讯工具。他双眉紧皱，虎视眈眈，说他凶神恶煞也不为过。在他的下方是两张发黄的老照片，一张有我，一张有我书中对谈的伙伴，分别摄于我们下乡插队时期。我们的书讲述的是两个出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女性长大成人的故事。把一个八十年代才会出现的武警士兵放在这样一本书的封面上, 所为何来？ 熟悉西方媒体上中国形象的人都明白这个士兵意味着什么，他象征着一个极权的、镇压的、邪恶的政权。从八十年代末以来，如果不是更早，这个形象就在西方一般公众中深入人心。在我这个作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社将这样一个封面加在此书上，也可见这个反面的的形象是多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而我在书中力图做的，恰恰是要挑战这个单面的、绝对化的、不容分说的形象，还历史以复杂的、多面的、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本来面目。 我这本书缘起于困惑。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世界进入 资本全球化时期。于是在美 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 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 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和西方其它他国家大为畅销的几本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痛心疾首、淋漓尽致。 我决不否认和贬低这类书籍的价值；相反，我深深地同情作者当年的境遇并理解他（她）们今日的心情。但同时，我又无法认同这类书籍所传递的政 治信息，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是的今天，这种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它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有异于资本主义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似乎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我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无非是想从个人的、女性的视角来回望自己生长的年代，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的霸权。我注意到钱理群先生最近呼吁总结和清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钱先生的建议在国内似乎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呼应，我在海外却颇为认同。我对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谬误处自有亲身的感受，但也不能同意对那个时代的全盘否定。如果是那样，我就连自己是怎么回事也讲不清楚了，这也是我当初的困惑所在。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对当年曾经有千百万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是有失公正的，也对严肃地清理、检讨一个复杂的大时代无补。我注意到在西方流行的中国个人回忆录中，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往往仅仅是政治史，而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几乎不存在，这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的。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深感惶然。“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一九四九年以后又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巨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似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都成了“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於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但同时，我们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两个女性“老三届”的成长个案。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生长的五、六十年代，即一般人常说的毛泽东时代，既造就也扭曲了我们这一代人。因此，我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煞，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深刻的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紧张”。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其中的辛苦也许只有同样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领会。 正因为我反对对那个时代简单化、一面倒的叙述，而在书中力图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把个带有高度负面符号象征的武警士兵放在封面上，就不仅仅是莫名其妙，而是对本书主旨的歪曲和亵渎，严重地误导了读者。封面虽小，但事关对历史的态度。这件事让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面对冷战式思维的霸道和强加于人，我是多么力单势薄。但无论如何，做为作者，我不能不出来说话，不能不维护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书已出版，我无法要求出版社改变封面，但我有权利和责任说出郁积在心中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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