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山火车站扛大包上大跳
                     
    初来乍到北大荒，我们这帮城市学生表现还不错，点子多，干活积极，领导不少表扬。但过了一段，毛病就露了出来，爱提意见，好打抱不平，领导就不待见了。正好秋后大豆下来了，农场往关里运大豆，要求我们连队派人参加。于是连队领导就派我们几个爱“捣蛋”的，即日赶到密山火车站去参加抢运大豆。我们不知道扛大包是什么活，去密山火车站干活，见识见识挺好，提了行李就走。
    密山站货运场上堆着小山般的黄灿灿大豆，货车车厢停靠在那里，约两尺宽的跳板“之”字型地从地面攀搭上高高的车厢板。我们刚到那里，就先做下手，往麻袋里装豆子，过秤，一边看着别人扛包。只见两个发包的人，各自抓住过完秤麻袋包的两个角，用力往高里一拎，扛包人乘势低头钻到麻袋下，用右肩扛，就用右手抓紧麻袋角托稳，如果用左肩扛，就用左手抓紧麻袋角托稳，然后上跳板，蹬蹬蹬地往上走到车厢边，抓紧麻袋角一耸肩，大豆就一倾而下，麻袋也不会掉进车厢里。人说这叫扛大包，上大跳，看人挑担不知重，我们以为不过如此。
    两天后，我们也得扛大包上跳板，上大跳了。我学着别人一样，等两个发包的人把装满大豆的麻袋“黑哟”一声高高抬起，我乘势低头钻到麻袋下，用右肩一扛，右手抓紧麻袋一角托住，迈步往跳板上走。这一袋大豆有260斤重，我的体重最多只有120斤，从来没有扛过这么重的东西，顿时感到一股巨大重力压住身体，只有咬紧牙挺着往跳板上走，晃晃悠悠走过一块跳板，再迈上一块跳板，走到车厢边上，抓住麻袋一角，把大豆倒进货车厢里。顿时如释重负，走下跳板。我的同学曹振发也扛着一袋大豆走上跳板。他身材比我矮，体重可能也就100斤，他皱着眉头痛苦地往上挪着步，总算扛着麻袋包走到顶，卸下大豆，没有摔下来。我扛第二包时，人没站稳差一点把大豆撒到车厢板外。领头的人看我们不行，就说少扛点。我们几个就扛220斤的麻袋。扛了几包，还是上跳板不稳，晃晃悠悠。于是又减分量，我们几个减为扛160斤的麻袋包。头一天扛麻袋的活终于干下来，感到累极了，从来没有这么累，回到车站旁小旅馆躺下就睡。吃晚饭就抓两个馒头喝碗汤，接着睡。后来我们知道，其他扛大包的都是在车站老干搬运活的，只有我们几个是刚来的知青。他们个个膀大腰圆，有几个个矮的，也是伸出拳头比我们壮多了。他们是拿计件工资，扛得多，就拿的多。我们几个仍是拿32元月工资。听说扛大包是有补贴的，但当时也没有人给我们，我们也没去问。他们很有经验，完工后先热水洗一把，松松劲骨。见着我们的熊样，就大声跟我们嚷嚷：伙计，吃肉喝酒长力气吧，好好跟我们学呢！他们晚饭时打来酒，买包猪头肉、鸡爪子，行令猜拳，又叫又闹，然后躺下呼呼大睡。
    第二天，发包的人仍然给我们扛160斤的包，总算坚持了下来，饭量也大增。几天下来，我们几个都腰酸背痛，晚上躺下来时纷纷议论，感到我们这种体魄不行，难以胜任这么重的体力活。住处又这么喧闹，睡也睡不好。但又不能自己提出不干了，要回连队，说不出口啊。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扛大包。晚上浑身酸疼躺在昏暗破旧的小招待所里，我们几个也不会喝酒，听着隔壁行令猜拳，打牌吵闹，淫语秽言，打情骂俏，彷佛自己已变成了高尔基笔下在肮脏的作坊里做苦工的小童工，感到好可怜，不知身处何方。但他们并不是一帮无赖，他们靠自己力气吃饭，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远离社会主流，他们不去读什么语录，背什么*三篇，说话大大咧咧，很没有什么禁忌，没有什么舆论一律，真是天高皇帝远，让人觉得痛快！
    我们几个又勉勉强强干了十几天，好像任务过半了，大概也嫌我们干活效率低，影响别人，领头的把我们几个叫来，说你们回去吧，让你们连长换几个能扛的来。我们就盼着这个话呢，几个人立马收起行李，从密山找个车回连队了。
这是头一回领教了杀威棒，知道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领导，领导要教训你是太容易了，而且可以做得了无痕迹。少年不识愁滋味？这回到头啦。也领教了社会的炎凉冷暖、社会的复杂多面性，初次见识了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艰难而又自由自在的存在。

 

当过一回掘墓人

    我们兵团855农场水路队（工程二连）活儿是修路架桥,到了冬天,主要是参加水库施工或修缮。北大荒的冬天，早上八点钟天还没亮，下午三点钟太阳就下山，天就黑了。我们几个知青负责放炮，就是爆破手，每天早上得天不亮就从被窝里钻出来，穿上棉袄棉裤棉靴，扣上大棉帽子，裹的严严实实的，再戴上大棉手套，然后扛起钢钎、大锤、炸药、导火线，提上一维特罗(当地人称水桶叫维特罗,居然延续苏联人即老毛子的叫法,很有趣)温乎水,再别忘了带上盒火柴，就往那个名叫金沙水库的工地走。北大荒的冬天经常在零下20多度，金沙水库早就放干了水，库底淤泥已冻得钢钢的。我们几个就在上面打炮眼，砸一点下去,就灌一点水进去,接着砸,直到打上一眼比擀面杖粗一点、一尺半深的炮眼，然后把连上导火线的管状炸药埋入炮眼里，把导火线点着，躲得远远的，于是轰然一声，能炸出一批冻土块。这样连续放上几炮，炸出的冻土块，就够稍后推着小车来水库上工的知青们搬运一气了。库底淤泥块运到路边堆起来，再由汽车运到农场的庄稼地里，既作来年的肥料，又使水库清了底，可蓄更多的水，一举两得。有时我们炸出来的土块很快运完了，就得再放几炮。这时要让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一回，我们打完眼、埋好炸药、点燃导火线后赶紧撤出，这时却看到一个人就躲在离炮眼不远的小推车底下，我们使劲叫他跑，他也不跑。这家伙是我们上海知青中最淘气的一个，小个，鼻子尖尖的，眼睛圆溜溜的，外号“鸡”（那时的“鸡”绝没有现在“鸡”的特殊含义）。我们要再冲过去拽他出来也来不及了。说时“轰”的一声，无数冻土块冲天而起，再落下来，砸得小推车的铁板“匡、匡”地响。尘埃落定，只见这只“鸡”从小车底下钻了出来，没事，我们才松了口气。这小子说，他想看看炸药爆炸时是怎么样的。我说，看到了吗？“鸡”说，炸药一响眼睛就闭上啦。我们几个乐得哈哈大笑。幸运的是大土块没有砸到小推车，人没事，否则我们几个放炮的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这事儿当然得密着领导,不让他们知道.好在以后再也没有人干这等傻事了。这个淘气的上海知青现在在深圳，应该都还好吧。
    1969年中苏边境较劲，林彪搞一号命令，边境线上的兴凯湖农场里许多劳改犯，其实全是已经刑满释放的人，叫“二劳改”，迁移安置到我们855农场。我们连队也来了好多，有单身的，也有许多还是拉家带口的。他们来这里劳动仍然受到监管。冬天连队需要上山砍树，这些人就跟着拖拉机上山干活。拖拉机是带轱辘的一种，当地叫“油突”，走起来“突突突”地叫。一天，“油突”在一个陡坡上发生了溜车，一个“二劳改”来不及闪开，被挤到车和树之间。同时被车挤住的还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姓沈，外号“腊梅”，国字脸，两个眼睛弯弯的，一个漂亮爱笑的MM。“腊梅”是机务排的，“油突”突然溜车时，她的手臂与那人一起被“油突”后面的拖车挤住，手臂骨折，而那个“二劳改”严重受伤，没等救下山就咽气了。可怜那“二劳改”是个单身，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北大荒山高水远，又是冰天雪地，也没法通知他的家人。傍晚了，吃过饭宿舍里点着煤油灯，连长跨进门来叫我带上家伙事儿，有活儿干。我跟着连长、副连长即我的同学曹振发以及连里一干人上路，大家闷头也不说话。走到水库东边的小山坡上，连长说，就在这儿炸个坑。我打眼，埋药，点火，炸了个坑。连长说，行了，就埋这里。我这才知道，我当了回掘墓人。一干人回去抬尸体，我回了宿舍，没敢去参加那个下葬。第二天上水库干活的人，远远看到山包上多了个插了块木头墓碑的新坟。
    2008年7月，我和我爱人与一大帮上海知青相约回到黑龙江855农场，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与老职工们聚会吃饭时说起这件事。有人说，好几年前这个“二劳改”的家人来过，希望找到他的坟地。大概是水库边经常施工取土，坟早已没了，终于没有找到。饭桌上的人静默了一阵，算是对那个逝者的一种默哀吧。
     那个“腊梅” MM，现在上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腊梅”前好几年在上海浦东分期付款买了栋联体别墅，上下三层，总价几十万元，现在至少是翻了五倍不止。“腊梅”现在还抱上了孙子。祝福“腊梅”奶奶。

 

一盒火柴引发的血案

    这个题目是学“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搬来的，其实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想有点黑色幽默罢了。
    1969年秋天，我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855农场的老黑背山里施工，说是建战备公路。我们放炮炸山开路，用炸药最多的一次记得用了整整26箱炸药，塞进一个掏空的小山洞里，分好几根长长的导火线拉出来引爆。一下子就炸掉小半个山头，然后就在炸剩的半边山上修路。有些连队也进山施工，任务不是修路就是掏山洞，掏山洞据说存放战略物资。各连队进山施工，有纪律规定不能互相打听、交流情况，还挺神秘的象回事儿。因此我们与其他连队放炮的往往见面熟而不知对方姓名。
一天，副连长曹振发（我的同学）从山下给我捎来口信，说同学杨惠民（兵团六师的）来我们四师41团（855农场）了，让我下山会会面。我便请一天假下山。上午吃过早饭，我顺着静静的山路往下走。迎面过来一队知青，一看是机枪连的，进山放炮去，都扛着钢钎、锤子，挽着一圈圈导火线，背着炸药。我便打了个招呼，说今日下山见同学去。他们也知道我是放炮的，一个知青问我，带火柴了吗？他们带的火柴受潮了。我就把随身带的一盒火柴给了他，接着赶路。路边草甸子里我们连的上海知青张友伦正开着100号拖拉机在推土作业。我又跟他扬扬手，大声地打了个招呼。下山的路真长，走到下午太阳快西斜了，还没到团部，只见两辆空载的解放牌卡车飞驰而来，在土路上颠簸得“顶光”直响，风驰电掣一般往山里方向赶。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到了团部，同学曹振发告诉我，山上放炮的出事了，他担心别是我们这一拨人出事了，还悬了半天的心。出事故的就是我半道上遇见的那些机枪连的爆破手，他们在排哑炮时失手，死两伤两，那两辆卡车是得到报信后去抢救伤员的。我们知青当爆破手，都是跟老职工边学边干，没有专门培训，那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胆子也大，学一两天就动手干了。放炮最危险的是排哑炮。由于爆破手操作质量、或炸药导火线的质量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哑炮发生。排哑炮必须十分小心。后来我知道，出事的四个知青就包括那个我给他一盒火柴的爆破手。他们在一个作业面同时引爆好几个炸药，有一个没炸响，其中四个人没有等候足够的时间，便一拥而上想去处理哑炮。不幸的是，扒开埋药坑时，炸药突然起爆，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惊叫一声：“烘炉”！ “烘炉”是指打铁用的熊熊燃烧的火炉，似乎他们在看到死神的同时，也看到了炸药起爆前一刹那艳红的临界状态。
    开100号推土机的上海知青张友伦当时正按他们要求撤离到安全地方等候着。出事后他也赶去参与抢救了。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看到几个人随着一声爆炸飞出去有五、六十米远。
    2008年7月，我和我爱人与十几个上海知青相约回到黑龙江855农场，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与当年的学生们聚会时说起这件事。一位女生正是其中一位遇难者的妹妹。她说，她也听说出事时遇难者中有人惊叫“烘炉”！她哥哥和一位北京知青因排哑炮时靠得太近，一个人腰带的铜扣被炸掉，整个腹部被掏空；一个人右侧从肩部到大腿被炸烂，当场遇难。另两个是本地知青和北京知青，离稍微远一些，炸成重伤，一个人胸部全是碎石粒子，炸得没一块好皮肤，另一人脸部正面创伤，左眼被炸瞎。死伤非常惨烈。
    我有时会想，如果那天我口袋里没带那一盒火柴，可能那天机枪连的伙计们因自己的火柴受潮，不能作业而改干其他活，就可能躲过那个出事的“恶”时辰了。这种假设当然是偏重于偶然性了。事实上，出事故还是有必然性的。说到底，那时候大批知青涌入建设兵团，安全生产问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业务培训、技术规范太缺乏了。当时人们的安全意识确实比较差。我自己曾经就差点出事、咯崩了。1969年冬，我们工程二连在金沙水库的大坝上建一个拱形桥，因冬季施工就用帐篷围起来进行保暖施工。我是爆破手，衣服兜里常揣着雷管盒，是一盒100个装的那种。水库大坝上太冷了，我就进施工帐篷内烤一会火。一次我烤火后正站起来，发现口袋上一块布已烤焦掉了下来，一个盒子露出来了，里边还装着剩下的98个雷管呢！我这才吓了一跳。老职工告诉我，如果再迟一会儿，这98个雷管一爆炸，连人带整个大帐篷都会炸飞，那死人就老了去了。真是万幸！我永远记住易爆品绝对不能靠近火源。因此，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业务培训、技术规范，更没有日常的监督检查，出事是迟早的事儿，赶上谁那就是谁了，而且实际上当时建设兵团确实出了不少事故。排哑炮这件死伤事故，不过是我亲身经历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