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

                的出土及相关资料（二）
　　

《调查表》外的调查

·姚小平·
　　
    凡事皆有机缘，我淘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由此发现并调查死亡右派姚平的过程，即为机缘所致。
　　一九九八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文艺评论家、原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深入交流，整理出《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刊于2001年第4期湖南《书屋》杂志。二ＯＯ二年二月下旬，我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等人的悲惨遭遇所震撼，遂产生搜集右派材料冲动。三月九日，在潘家园淘到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内收九十四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清河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杜高看后认为，这份材料作为官方档案，有特殊研究价值。三处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调查表》应是从那里流出的。
　　二ＯＯ五年春节，在家看冯亦代《龙套集》，偶然翻到“哭姚平”一文，忽有所思：这个姚平好像就是《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九十四人中能记住他，是因为与我姓名相似。姚平的死亡档案，证实了我的猜测。历经岁月磨蚀的纸张，记录了如下内容：
　　姓名：姚平性别：男年龄：四十四民族：汉家庭出身：小手工业者藉贯：浙江吴兴县人收容前有何疾病：/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家庭住址：北京北皇城根三十八号收容前职业：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十七级是否保留公职：开除公职收容日期：(19)58年3月12日原政治面目：/ 案情性质：右派、坏分子教养期限：/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妻陈慧芝，妇女干部学校保训班教员简历：(19)38年在香港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0年在川康绥靖公署作通讯工作。(19)44年任匪军委电影制片厂少校科员，(19)45年随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钱庄任职。(19)50年调中国青年出版社。
　　教养理由：该人历史上曾与军统特务头子俞叔平、宣铁吾、陶一珊等人甚密。(19)44年充当匪中国电影厂宣传科少校科员时,着文歌颂军统特务影片“忠党爱国”、“井(警)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
　　教养期间表现：该犯经过改造对原罪（行）错（误）有认识，尚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一般，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能靠近政府反映情况，工作劳动一般，能尽到力所（能）及。
　　原劳动教养场所：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死亡日期：1961年2月17日1时30分死亡原因：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通知家属情况：(19)61年2月17日通知其妻陈慧芝财务处理：家属取走了坟墓标志：北砖窑公墓72号是否办外手续：/抚恤和补助：/家属反映：/是否摘帽子：/备考：死在医院
　　作为官方文本的《调查表》，把姚平加以“妖魔化”化人为“鬼”;反观冯亦代笔下，有截然不同的描述。
　　冯亦代的“哭姚平”，写于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11月14日，他参加姚平追悼会，随即写下这篇感怀老友的文章，丁聪配姚平肖像。冯亦代写道，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世间悲欢离合漠然了。然而，当姚平的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却“悲从中里，老泪纵横”。冯亦代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俩人同命相怜，不同的是，冯亦代最终拣回一条命，姚平却含冤而逝。据冯文介绍，他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正在广西桂林新中国剧社。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凤子和叶以群在上海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参与其事，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人世间》任编辑秘书，催稿、送审、发稿、校对、发行、收广告费等杂差都是他去跑出来的。只要有跑腿的事，他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干劲让冯亦代极为感动
　　
　　：一九四三年十月，新中国剧社成员旅湘演出归来，在桂林合影。第一排右起：许秉铎、赵直、巴鸿、蓝馥心（所抱孩子为其子陈德赛）、苏茵、陈云、田颖子、瞿白音、石联星、李露玲、邱华、周伟；第二排右起：纪象南、姚平、洪宗泼、杨震、严恭、费克、汪巩、张友良、蒋柯夫、王季平、鲁军、李森林、周令辉；第三排右起：萧崎、吴南山、胡原、蓝谷、樊赓酥、辛纯、李实中、岳勋烈、孙捷、斯蒙。
　　
　　
　　：一九四一年秋，桂林，岳勋烈、、姚平、汪巩、费克；后排左起：张友良、田汉、洪深、石炎、严恭（按照片人物排列）在筹备成立新中国剧社后合影。
　　
　　
　　：一九四六年桂林，姚平抱着珠珠与妻子陈慧芝、漫画家廖冰兄（右）合影。
　　
　　
　　:一九四七年上海：姚平、陈慧芝（前左一）带着女儿珠珠（前左二）与凤子（前左三）等在上海郊外。
　　　　
　　：一九五一年，姚平抱着二女儿光光与大女儿珠珠在北京东单二条合影。
　　
　　
　　：一九五九年，姚珠珠在舞剧《鱼美人》中跳珊瑚舞。
　　
　　
　　：一九五九年春，姚平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杜高也认识姚平，他们曾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他对我介绍，剧社成立于1941年秋，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仅12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耐劳:流氓、伤兵不买票看戏,他去处理;票房卖出多少钱票，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清楚地记得，在田汉撰稿、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从外面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就非常高兴，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姚平追悼会的悼词这样评价:“和他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姚平的女儿姚珠珠在追悼会上念的“祭父文”附于“哭姚平”后。这篇让冯亦代听了“悲从中里，老泪纵横”的祭文哀婉动人，使人感受到一个女儿对父亲真挚的爱。1957年，41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姚珠珠只有13岁。在我印象里，有位著名舞蹈家也叫姚珠珠，“祭父文”透露出的信息证实:两位姚珠珠是同一人。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在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他;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责为敌人的谎言。她给身陷囹圄的父亲写信时，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尽管女儿的作法使父亲非常痛苦，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去竭力寻找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
　　人之至近者莫过于亲人，政治运动以“阶级”划线，迫人割断亲情。
　　我把上述内容删繁就简，纂集成文投给报社。文章尚未刊出，即传来冯亦代于2004年2月23日在京病逝消息。这篇本为纪念姚平的文章，被编入3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悼念冯亦代专版。
　　2006年月9月底，忽意外相继接到姚平二女儿姚光光和大女儿姚珠珠电话，表达了同样意思:已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与我在适当时面谈。2006年11月30日，我与光光在北京亚运村附近见面。与珠珠见面，则拖至2007年9月21日。珠珠1944年2月出生桂林，现为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她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六场中，与舞蹈家阿依吐拉轮换担当新疆舞领舞。并制作了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的大型艺术记录片《舞之灵》。光光1949年3月出生上海，文革期间与弟弟姚林林一起在内蒙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如今是北京农业局畜牧兽医总站高级畜牧师。这几年，姐妹俩一直在搜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出生，浙江吴兴县人(现为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18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积极参加活动，并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追踪姚平早期足迹，昔日旧友多已故去，渺茫难寻。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艺术家朱琳年逾八旬，她对我谈起新中国剧社，感慨良多。朱琳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调至桂林新中国剧社，在这里，她结识了后来的爱人刁光覃。她说:“在演剧九队，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还发点零花钱。而在新中国剧社,所有经济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处化缘。有时食堂甚至连饭也开不出来，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决。”由于资金困难，当时一个戏最多排半个月就要正式演出。排戏的地方就在人来人往的大杂院，演员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朱琳因此锻炼了在嘈杂环境中记台词的功夫。朱琳还依稀记得姚平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在外面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全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排练演出费。据光光回忆，建国初，组织上曾怀疑姚平在新中国剧社时期有经济问题。“新中国剧社的老人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很可笑，当时剧社靠四处化缘才勉强度日，怎么可能呢？倒是我母亲有时反而要把她的固定工资倒贴进去。”
　　尽管生活艰辛，剧社却荟集了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三位中国话剧奠基人，以及应云卫、杜宣、许秉铎、叶露茜、瞿白音、白穆、费克、徐桑楚、朱琳、刁光覃、凌之浩、罗泰、袁之远、石联星、高博、周令钊等杰出艺术家。从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秋成立于桂林，到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直至1948年内战逼近停止活动，在此期间，剧社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在2007年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活动中，新中国剧社虽甚少被人提起，但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及剧社成员对中国话剧发展的贡献，却无法磨灭。
　　姚平和陈慧芝相识相知于广西省立艺术馆，姚平在戏剧系，陈慧芝在音乐系。共同的理想和艺术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41年秋，姚平在结婚的那一年进入新中国剧社。1944年2月2日，他们的女儿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双活泼闪亮的黑眼睛，晶莹如滚动的露珠，她的姨凤子为此给她起名“珠珠”。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艺名凤子，是著名话剧演员兼作家、编辑。凤子的母亲和陈慧芝的母亲是亲姐妹。上世纪三十年代，曹禺创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话剧舞台，凤子是剧中人物四凤、金子、陈白露的首演者。凤子为人低调，这些旧事渐被人遗忘，以至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之际，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把上世纪50年代出演四凤的人艺演员胡宗温径指为四凤首演者，反映出这代年轻人对中国话剧基本史实的陌生。
　　1946年抗战胜利后，姚平一家随新中国剧社回到上海。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聚集桂林，为宣传抗战，繁荣文化，区别于抗战前“礼拜六”派在上海出版的《人间世》，给人一个新的面貌，凤子和丁君匋 、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人世间》。1947年4月，《人世间》在上海复刊。1979年第3辑《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她回忆:《人世间》一直编到1949年上海解放止，由于经费拮据，两年多只出版13期，每期印数二千到四千册。《人世间》经费来源主要靠广告和募捐。连大财阀孔祥熙也曾给《人世间》募捐一千元法币。当时广告内容除新拍摄的影片外，大都是与文化无关的，如煤号、运输、银行、饭店……。《人世间》的主编和编委都是义务的，冯亦代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工作。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而且每期从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文章插图都是他一人“包办”。编辑秘书姚平统管编辑一切行政事务，包括通讯联络、财会、下厂、校对、等等一切编务。据凤子在“喜得《人世间》合订本”一文回忆，1948年冬，形势日益紧张。凤子和《人世间》多数编委撤离上海，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姚平。姚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把剩余的稿件编辑完成，出版了最后一期《人世间》，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在凤子看来，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凤子总结道:“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最最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领会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义。”
　　当年，无论是办报刊还是组社团，多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加之一专多能，人员少反而效率高。著名邮票设计家周令钊，当年在新中国剧社不但负责绘制《大雷雨》等话剧宣传海报，同时还要兼给演员化妆及在话剧中跑群众龙套。据他回忆，当年为求得生存发展，每个人工作范围划分的都很宽泛，有时还要以各种面目与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以获得支持和保护。周令钊指出，姚平也是这样，由此导致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经历一点都不奇怪。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庚负责筹建的青年出版社(1954年3月与开明书店合并后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挂牌营业(后迁至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鉴于社内出版力量不足，李庚通过冯亦代介绍，将私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员及机器全部收编，身在该公司的姚平由此于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
　　关于姚平在青年出版社情况。我先后采访了姚平当年的同事王业康和王久安。王业康解放前夕在上海办《新少年报》，50年代初调青年出版社，后任秘书长。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学徒，1953年随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后任发行处处长。据王久安回忆，他们夫妇俩当时与姚平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长。稿件科工作十分琐碎，姚平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根本不像《调查表》所记“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王久安清楚地记得，1954年，社内出版诗人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封面要配一幅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当时美术编辑室里没人见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照片，寻找也很困难。没有照片作参考，谁也不敢随便动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本与此事无关的姚平主动找到朋友、油画家冯法祀，请他通过关系找到照片，画出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
　　在王业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领导，工作中许多事情，不是交给底下人去办，总是自己默默承担，却又往往因与上级精神不合而费力不讨好。王业康分析，这大概与姚平多年来在社会上闯荡有密切关系。王业康认为，姚平虽然对外善于应酬，但在处理社内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精明，政治运动经验更是缺乏。“不油滑”，王业康对姚平这样评价。
　　建国初,姚平的家庭安宁而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政治运动的狂飙风吹雨打去。
　　姚平住在北京东单二条10号，而非《调查表》所记北京北皇城根38号。当时家里铺着地毯，摆有钢琴，来往朋友多为文化界名士。据姚平的朋友许慰萱回忆，姚平“能讲上海话及普通话，但却带着湖州乡音。”妻子陈慧芝原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儿园主任，调京后在全国妇联下属妇女干部学校任教员。陈慧芝幼师毕业，钢琴弹得好，闲暇时家里常响起悦耳琴声。一九五二年，八岁的珠珠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学员班，与她同班习舞的有陈爱莲、李惠敏、赵汝衡等新中国第一批舞蹈演员。珠珠骄傲的对我说，她的工龄就从那时算起。
　　在光光记忆里，父亲那时常带她到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剧院看话剧演出，有时还到公园玩。父亲沉静温和，从没有把自己受冲击带来的情绪传染给儿女。她说:“唯一我认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开始，我在《文汇报》头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当时特高兴，以为凡是上了报纸就肯定是好事儿，便兴奋地拿着那张报给父亲看。父亲看后却脸色非常不好，让我到一边玩去。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报纸肯定是把他作为坏人在批判。”
　　据《调查表》记录:姚平“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后磨难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据王业康介绍，“三反五反”时，姚平管辖着社里材料科的备用纸库。当时材料科有人因纸张问题被打成有“贪污行为”的“老虎”，姚平自己并不经手纸张，却由此受到牵连，被降级处分。其实，此事最后也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业康因肺病住院逃过一劫。他与姚平、李庚曾同住东单二条一两进小四合院。据他观察，姚平家有钢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烟，穿西装、马甲，着装整齐干净，文艺界朋友又多，常下馆子聚会，保留了许多当年在上海时作自由职业人的习惯。与社内那些解放区来的“土八路”形成极大反差。这在流行穿列宁装，以朴素为荣，彰显“革命”的年代，显得非常“扎眼”。一旦卷起政治运动，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果不其然，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姚平解放前周旋于社会各界的“复杂”关系和经历就被人“盯”上了。肃反一开始，团中央下派的运动领导小组即把姚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免去科长职务，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王久安说，当初不叫“肃反”叫“审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干部队伍里挖出来。王久安和爱人同在稿件科，肃反干部曾向他们追问姚平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又是启发，又是威胁“你们是共青团员，不是要争取入党吗？如果你们不讲，就会影响你们的政治前途。”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发，但没有东西，我不能胡说八道呀。”当时人人自危，尽管王久安历史清白，出身劳动人民，但夫妇俩还是因为不积极揭发问题，而被扣上立场不稳，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肃反结束后，虽然并未查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姚平却被一撸到底，调美术编辑室设计科当设计版面的普通设计员。
　　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让姚平心中的积怨爆发出来。据王久安回忆，最初大家都以为党真的是想听取意见，纠正错误，改善党群关系，所以情绪高涨，出版社院子里贴满大字报。当时《中学生》杂志也在出版社院子里办公，主编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由于平时群众不易接近党员，不敢交心，他就在大字报中提出，用三千门大炮，把这道造成党群关系隔阂的墙轰倒。叶至善写道:“我要用三千门大炮，轰!轰!轰!姚平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标题是“大炮轰在前，愿望写在后”。姚平说，叶至善用大炮把这个墙轰倒，我后面提出三点愿望：第一，整风运动要和风细雨;第二，整风运动不要前紧后松;第三，整风精神万岁。王久安对我解释，肃反时姚平被隔离审查，对肃反时那种凶险场面深有感触。对运动一开始上纲上线，气氛紧张，到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非常不满。所以，姚平在大字报里写上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经过肃反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想到我曾经在国民党的警察局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王久安说，“当时姚平心里肯定非常不满，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仔细想想，不但是对你（姚平）了，对我们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身劳动人民，还叫我交代问题，逼的我要得神经病。”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被开除公职，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姚平被收容入狱，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一九五七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没过多久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又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蒙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极大的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五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舞蹈学校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学习，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是我学了舞蹈后，他曾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当时因为很小嘛，觉得老师说得对。我不恨父亲，但我还真是诚心诚意地希望，父亲看了我这封信以后好好的改造，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我也早日得到公平对待。”珠珠说，父亲到劳改农场后，她只给父亲写过这一封信。天真单纯的她不会知道，父亲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挣扎，这种残酷的“改造”最终要了他的命，他永远也回不到人民队伍里来了。
　　凤子在一九八Ｏ年三月写下《记忆》一文，记述了珠珠在姚平追悼会上哭诉自己多年来饱受的心理煎熬：“我听着死者的家属，他的女儿的哭诉！女儿诉说着二十多年来要抹去自己的记忆，忘了有这样一个父亲。写信，不称父亲，同人谈话，更是直呼其名……这一切，为的是从记忆中抹掉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为自己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诉说着诉说着，女儿禁不住哭喊着：‘爸爸，这能怨我吗？那时我才十三岁啊！’女儿希望死去已十多年的父亲宽恕自己的无知，她喊着爸爸，她多么希望她父亲能听到她的声音！记忆有时竟然如此捉弄人，想忘却得都忘却不了。可是死去的人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而活着的下一代却让记忆咬噬着自己的心。”
　　《调查表》记载，姚平死亡所在地为“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据查，清河农场最初在北京北郊，靠近清河镇，故名清河农场。后收留改造的人越来越多，遂迁至天津宁河的茶淀，仍称清河农场（亦称茶淀农场）。清河农场以茶淀为总场，围绕总场相继建起一、二、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后又向西扩展，在西荒地建起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等分场。其中，条件最好的是三分场，那里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一些高中毕业生创建的北京青年农场。
　　关于姚平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我没有找到一位当年与他在一起的难友，姚平在农场时给家里写的信都在文革中散失，他的爱人陈慧芝也于二ＯＯ三年去世，带走了许多有关姚平的重要信息。碰巧的是，二ＯＯ七年十一月，我通过互联网与一位叫赵文滔的取得联系。赵先生今年八十岁，年轻时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收容后送往清河农场三分场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底他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作为“病号”遣送回家。赵文滔说，当初劳教没有日期限制，他离开后才有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教养期，已劳教了三—四年的一律不算，从头再开始。据他对我讲，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原本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兴凯湖农场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为防范劳改犯叛逃，兴凯湖农场劳改犯被内迁到清河农场（亦称茶淀农场）三分场，其中应该也包括姚平。为给他们腾地方，原三分场大部分人搬迁至附近的于家岭分场，于家岭虽称“岭”，实为一片平地，赵文滔也跟着去了那里。赵文滔在劳改农场经历了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读了隐藏在《调查表》背后的部分真相。
　　针对姚平埋在“北砖窑公墓七十二号”的记载，赵文滔说，北砖窑在三分场附近，三分场死了人就埋在那里。“北砖窑”其实根本没有砖窑，我们也从没干过烧砖的活儿。北砖窑那个地方房子比较少，主要收容一些岁数大，体力差的人，被称为“老残队”，实际就是“等死队”，美学家吕荧就惨死在那里。作家丛维熙在他的回忆里，曾描述了他与垂死前的吕荧在北砖窑见面的凄惨一幕。至于公墓编号，更是子虚乌有。赵文滔回忆，三年困难时期，难友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询问昨天晚上谁又被拉出去埋了。当时农场死亡率很高，仅赵文滔所在的于家岭分场，死亡人数就不少于二百人。为掩人耳目，农场派劳教人员在半夜三更悄悄用牛车把死人拉出去埋了。由于埋人的劳教人员自己也饿的东倒西晃，所以常常是随便挖个三十公分—四十公分深的长条坑，把人往里一搁，挖出来的土往上一埋，只要能盖住死人就行了。顶多上头再搁块砖头，写上名字。风吹雨打，不用多久就看不出任何痕迹了。卷死人的破蓆在把死人滚入坑穴后，还要拿回来再卷别的死人，循环利用。赵文滔指出，所谓姚平死在医院，也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三分场从来就没有医院！
　　至于姚平死于“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的记载，赵文滔直斥为胡说八道。他说，清河农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没别的病，全是饿死的。赵文滔回忆，从一九五九年秋到一九六一年底的冬天，粮食逐渐减少，最后到每人一天二两棒子面。食堂把野菜和在棒子面里做成粥，每天分三顿，每人每顿只有一水舀子稀了晃荡，能照出人影的棒子面粥。这样的伙食加上冬季的寒冷和超强度体力劳动，岁数越大的人，越难以挺过去。据对《调查表》统计，94名死亡右派中，20岁-29岁死亡14人，30岁-39岁死亡22人，40-49岁死亡27人，50-59岁死亡31人，死亡人数随年龄增长呈递升趋势。其中，死于11月-3月期间的58人，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死在寒冷的日子里。另对《调查表》统计发现，在94名死亡右派中，死于1958年的2人，死于1959年的6人,1960年死亡人数陡升至48人，1961年稍降为37人，到1962年仅死亡1人。死亡人数变化与国家经济形势变化基本一致，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赵文滔说法的真实性。令人奇怪的是，《调查表》中的死亡右派，列出各种死亡原因，连炸药炸死、服毒自尽、触电网自杀也没有避讳，却偏偏没有一个是饿死的！
　　有材料证实，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夹边沟农场，1957年后羁押了3000名右派。三年困难时期，有1500名右派在那里被活活饿死。劫后余生的右派后来被转移到其它地方，一名右派医生被特意留下一个月，专门给这些饿死的右派编造虚假死亡原因:肺结核、心脏病、高血压……以欺骗世人。看来，二者同出一辄。
　　赵文滔对往事记忆之精确与细致令我惊诧，他说，“这都是我经历过的，简直就刻在心里了。”
　　光光对我讲述了姚平去世后的一些情况:“父亲1961年2月去世时，我家已搬到北京后海妇女干部学校宿舍所在的大翔凤胡同23号。一天，姑姑和妈妈回到家里，两个人在那不停地抹眼泪，说父亲不在了。妈妈去农场取回了父亲留下的遗物，其中父亲画的一幅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父亲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时，把桦木截面刮平后，在上面画的一幅水粉画。上面画着一支小鸟站在树枝上，旁边用毛笔题写“小鸟枝头也是家”，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父亲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直到去世。我奶奶一直在我姑姑家照料孩子。我的父亲对她来讲是份量最重的。她共有5个孩子，父亲是老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给送去劳改后，家里告诉奶奶，说父亲出差去了。一直到她1979年去世，父亲都平反了，家里也没敢告诉她真相。这么多年来她也不问，可能她心里也明白，只不过一直在麻痹自己，不愿去面对和证实这件事。”
　　光光告诉我一个“秘密”:她们之所以在看到报纸两年后才跟我联系，是因为开始并不想对外人揭开这块“伤疤”。直到2006年，她们要把父母合葬在福田公墓，给父母立碑时，突然发现不清楚父亲的生辰月日，于是想从《调查表》里寻找线索，这才与我联系。经一番周折，她们最终从东华门派出所找到了答案:1916年1月8日出生。姚平的老朋友、漫画家丁聪亲自为墓碑敬题“姚平、陈慧芝之墓”。
　　我最后向光光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母亲在世，看见这个《调查表》，不知道她是什么感觉。”光光沉默了好一会，缓慢而反复地说:“一定挺伤感的，一定挺伤感的……”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终稿于平雅居
                

寻找消失的背影

·姚小平·

图一：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拍于洛阳：前排左四为梁漱溟，前排右一为张勖仁，前排左三为王靖波，前排左五为黄艮庸（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庆出发，途经陕、豫、皖、苏，至山东敌后巡视约八个月后，又返回洛阳时所照。王、黄二人均为同去山东敌后者。王靖波为军事参谋，黄艮庸为私人秘书，其它人叫不出姓名。此照片说明为梁培宽文字提供）。

图二：两人中左边个高的是张蕴新（一九六Ｏ年摄于北京三里屯）

图三：一九三四年一月末于山东邹平。这张照片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访问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的合影，照片人物排列顺序如下：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前排左三是Carson，时任齐鲁大学教授；前排左四是孙廉泉，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前排左五是张勖仁，时任梁漱溟英文秘书；后排左一是董渭川，时任山东民众教育馆馆长，解放后任北师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后排左二是卢广绵，为工业合作运动专家；后排左三是徐树人，时任邹平县县长。（此照片说明为梁培宽文字提供）。

　　这是一张摄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十三人合影黑白照片(图一)，梁漱溟收藏。其上题记：“二十八年由鲁南返抵洛阳豫省同学相约撮影纪念　梁漱溟九·一八”。此照片为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庆出发，途经陕、豫、皖、苏，至山东敌后巡视约八个月后，又返回洛阳时所照。前排左三为王靖波，前排左五为黄艮庸（王、黄二人均为同去山东敌后者。王靖波为军事参谋，黄艮庸为梁漱溟私人秘书—笔者）。合影者选择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这个特殊日子，大约有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含义。照片里中心人物是前排左四的梁漱溟，故事讲述的主人公是前排右一的那位，叫张勖仁，时任梁漱溟的英文秘书。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一本北京市公安局一九六三年七月汇编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收入九十四名死于该局所辖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及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文艺评论家杜高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一九九八年，他的全套右派档案被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就是引起中国知识界震惊与关注的《杜高档案》。杜高据此回忆反思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写下十五万字的《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ＯＯ四年三月出版）。杜高看到《调查表》后，发现里面有些熟悉的人，包括音乐家莫桂新、艺术家姚平。我把莫、姚俩人事迹纂集成文后发表在报刊上，既是纪念，也为历史存档。

　　二ＯＯ四年五月十九日，杜高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调查表》里是否有张勖仁这个人。他说，一位叫张蕴新的中年人看了《又见昨天》，通过出版社找到他，希望了解父亲的情况。张蕴新的父亲张勖仁是劳教右派，一九六Ｏ年病逝于清河农场，杜高与他并不认识。放下电话，我翻检《调查表》，发现有张勖仁其人，粗糙发黄的纸上留下两页这样的记录：

姓名：张勖仁
　　性别：男
　　年龄：五十三
　　民族：汉
　　家庭出身：地主
　　藉贯：河北唐山
　　收养前有何疾病：/
　　本人成分：反动官吏
　　家庭住址：崇内鲜鱼巷十八号后院
　　收容前职业：北京编译社翻译员
　　是否保留公职：开除
　　收容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政治面目：/
　　案情性质：（历史）反（革命）兼右（派）
　　教养年限：/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家中有妻、子等五口人，生活依（靠）其妻子工资为生。

简历：三八年任伪军委会指导员，上校秘书，政治教官，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社宣传科长（曾主编反动刊物“奋斗”半月刊）。四二年任重庆外事局英文翻译，伪外事局驻印办事处翻译，重庆、南京伪外交事员。追随梁漱溟多年。四一年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教养理由：污蔑合作社“搞糟了”、“农村干部无恶不作”、“现在农民太苦啦，他们连一分钱都花不到”。污蔑党不民主，比法西斯还厉害。替右派分子葛佩岐（琦）鸣冤。整风开始后，他提出向党进攻的“改革方案”，主张把社长送去学习，要取消业务组领导。并与右派分子黄子安等人结成反动小集团，经常密谋反党，策划参与反动的“经验交流会”以夺取社的领导权。反右开始后，他与社内右派分子订立攻守同盟，编造假交待（代），不认罪，抗拒交待（代）问题，对群众揭发出他的问题进行抵赖，并公开叫嚣威胁积极分子说：“你揭（发）我是陷害我，要反坐”。经多次教育无认罪的表现。

教养期间表现：在教养期间对罪恶认识差，对各项纪律制度还能遵守，对政府有抵触情绪，知道情况也不向政府反映，对（粮食）定量不满。

原教养场所：清河农场五八五分场
　　死亡日期：一九六Ｏ年十月十七日
　　死亡诊断：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心力衰竭
　　通知家属情况：六Ｏ·十·十八通知妻荆美英
　　财务（物）处理情况：六Ｏ·十一·二寄十二·五元；六Ｏ·十一·十一寄衣物
　　坟墓标志：五八四公墓六排二十三号
　　是否办过保外手续：/
　　抚恤或补助：/
　　家属反映：/
　　是否摘帽子：/
　　备注：/

听说发现了父亲的死亡档案，张蕴新五月二十日即来找我。他一米八零的个儿，背微驼，身板儿单薄，头发略显花白，说话很客气，神情有些忧郁。我取出《调查表》，他便急切看起来，手不时微微抖动，看完后沉默好一会，然后徐徐长出一口气。张蕴新告诉我，他今年五十三，妹妹比他小三岁，母亲荆美英八十六了。一九五八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他还不到七岁。父亲出事后，家里与亲戚朋友断绝了往来，母亲把墙上挂的结婚照及与父亲有关的东西全部藏起来，从此不在儿女面前再提起父亲。文革初，抄家风起，母亲怕招来灾祸，亲手把父亲的衣服用剪刀绞碎灭迹，父亲的照片、毕业证、译着等也全被销毁。张蕴新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已经知道跟人说话要小心谨慎，察言观色。他虽然学习一直很好，却产生厌学情绪，因为右派子女很难上大学。“文革”开始后，他觉得“解放”了，为之欢欣，从此不再为上学焦虑。张蕴新回忆说，父亲爱唱京戏，性格开朗。平日父亲还常爱唱抗日歌曲《太行山上》，这也是自己人生中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张蕴新的脑海里，父亲的面容已模糊不清，只记得高高的个子，走路时背有点斜，那是在抗日时期受风寒造成的。至今他仍记得与父亲最后分别时的情景：那天早晨天气很好，父亲穿一身旧呢大衣，我和母亲把父亲送到院子大门口。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你去哪啊？”，父亲说：“我要出远门”，我说：“爸爸，你早点回来。”父亲点点头。母亲把行李放进三轮车，父亲坐上去，向家人挥手道别，然后转过身。三轮车载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调查表》记录下张勖仁被收容的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张蕴新的回忆，让我了解到《调查表》以外的张勖仁：

张勖仁一九Ｏ七年出生在河北唐山开平镇。其父经商，是基督徒，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张家富而重教，张勖仁和底下的四个弟弟妹妹都进入大学深造。他本人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一九三二年从清华毕业后，来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与梁漱溟一起从事农村基层建设。他们力图通过实现“村民自治”推动农村发展，为国家法制化奠定基础。尽管实验无果而终，但其经验，对今日“新农村建设”无疑有着重要启示。张勖仁曾任梁漱溟英文秘书，两人坦诚相见，无所不谈。梁漱溟在《朝话》一书里说“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志趣相投，友情延续二十余年的挚友。《调查表》里“追随梁漱溟多年”的记录是准确的，不过是另一种解读。一九三七年芦沟桥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张勖仁投笔从戎，参加了察哈尔抗战，而后又到华北参加抗日武装。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日本人打散，他穿著军装逃出来，所幸碰到一位农民，把自己的衣服给他，化装成老百姓在山洞中藏身一天一夜，躲过鬼子的搜查，脱险后重新找到部队。这身衣服，作为他人生经历的特殊纪念，精心保存下来，直到文革被毁。一九三七年，张勖仁在晋绥军和八路军携手合作的平型关战役中参战，与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他还到过解放区，一一五师的杨勇曾想挽留他加入八路军。张勖仁后到武汉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文化工作。孙立人的国民党新一军要和美国人一道打通滇缅公路，他被派到远征军给美国顾问当翻译，从国内最后一直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

荆美英一九五Ｏ年和张勖仁结婚。之前，张勖仁在老家结过婚，前妻家里殷实，文化不高。一九四七年前妻去世，留下一双小儿女，他是家里长子，只能辞职回家收拾局面。荆美英的父亲是北京教堂的牧师，家里不富裕。她从小受父母宠爱，养成刚强的性格。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荆美英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后上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在她的观念里，治病救人就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张勖仁和荆美英从认识到结婚并不浪漫，双方从未打听过对方的历史和政治倾向。虽然荆美英不懂政治，但她清楚：丈夫是好人，丈夫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解放后，张勖仁在北京编译社从事翻译工作。张勖仁去世前，荆美英曾几次去清河农场看望他。据她后来对张蕴新讲述，张勖仁被送去劳改时，农场干部看了他的档案材料后对他说，“你这点言行，写个检查回去得了，别在这了。”张勖仁却说，“我不写检查，我没任何错误！我说的话全对。我不反党！更不是历史反革命。”他坚决不认帐，最后连饿带病死在清河农场。像张勖仁这样年龄的劳教右派，劳累加上饥饿，很难熬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灾害时期。据《调查表》记录：全部九十四名死亡右派中，四十—六十岁死亡的有六十人；九十四人中有九十人死于三年困难时期，包括张勖仁。虽然《调查表》“死亡诊断”一栏，没有一个填写的是“饥饿致死”，但据当年因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杜高回忆，“三年灾害时期，很多所谓病死的右派，其实就是因饥饿导致浮肿死去的。”《调查表》说张勖仁“对（粮食）定量不满”，应是饿到极点后的愤激之举。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心底曾翻卷过怎样的波澜。

荆美英中年丧夫，拖儿带女，还戴着右派家属帽子，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她在北京某医院当医生，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几十年来，荆美英每天早出晚归。在内科门诊，一上午最多时能看五十个病人，评先进却总没有她。直到退休，还是医师职称。1960年困难时期，干部精简下放，以她的情况，却未被下放，就是因为她业务能力强，长期任劳任怨，真是医院离不开的人。一九七九年，她从医院退休，卫生局负责人有一次见到他们医院的领导，问起荆美英这个人还在不在。院领导说已经退了，卫生局负责人当时就急了，“你怎么把她给放跑了，咱们这儿有几个这样的人啊!”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张蕴新和母亲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领父亲的《右派改正书》。接待室的人对他们宣布：张勖仁有一些错误言论，但错误被夸大了，现在要改正过来。然后，拿出二百元钱作为补偿。母亲走出接待室后眼含泪水，悲愤地说：“一条人命难道就值二百块钱？！”

同一个张勖仁，《调查表》的记录与张蕴新的回忆，评价截然不同，事实也有出入和残缺。尽管如此，将二者拼缀比对，大致可梳理出张勖仁的历史和政治态度，有些言行，尤见性格。我曾百思不解：办案人员怎么会丧失基本的理智和判断，把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硬打成历史反革命兼右派。看了一些右派回忆录，恍然大悟：当法律与公正缺失时，诚信和良知必遭践踏。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些办案人员被训练成供人驱遣的“职业猎手”而不自知。他们以“捕兽”之法“捕人”，整别人越狠，自身就越安全，被诬者则百口莫辩，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不怕烧不出右派分子的“原形”。曾被打成右派的上海资深法官何济翔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所著《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二月版）一书中说：“反右与文革，我觉众人如中邪奔走，全无是非可言，批斗者说黑就是黑，而且一边倒，众口一词，无有杂音，这实是天下奇景。”为了把人“白漂黑”，光荣的历史可以视而不见，一笔勾销，“遵循的原则是一切为目的服务，与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可以弃之不用”（杜高语）。我在“《调查表》里的姚平”（二ＯＯ五年三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番从人到“鬼”的妖魔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别人变成“鬼”的人，最后也沦为“牛鬼蛇神”，这样沉痛而深刻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据张蕴新介绍，他产生寻找父亲照片的想法始于一九九Ｏ年。当时母亲刚做了大手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在母亲在世时找到父亲的照片和有关资料，给她一个安慰。作为儿子，也应该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与梁漱溟是多年的朋友，找到梁漱溟或他的家人，就有可能找到父亲的照片。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张蕴新曾有过一次极好机会，可惜错过了。当时梁漱溟还在世，住在部长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居住的北京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一天，张蕴新到那里一个老同学家串门。从同学家出来下楼时，他发现有家门口贴着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写的一个条子，大意是：我的父亲梁漱溟今年已九十有二，身体不太好，请来客不要打扰。“对我父亲和梁漱溟的关系我早就知道，所以一看到那个条子非常兴奋。但转念一想，我要进去的话，一提起我父亲，万一人家身体非常虚弱，又怕造成刺激，当时真是犹豫再三，在他家门口徘徊了有十多分钟，最后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开。”张蕴新说，他之所以选择离开，是源于一种长期压抑环境下形成的凡事避让，处处谨慎小心的习惯。带着这种心理，他一拖再拖，直到九十年代初重寻故地。此时梁漱溟已于一九八八年去世，梁家也搬走了，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这条线索中断后，他并不甘心，又千方百计到一些亲戚朋友那里去寻找，但毫无进展。张勖仁生前在北京编译社工作，该社后并入马列编译局。张蕴新找到编译局人事处，处里人说，张勖仁这个名字我们没听说过，可以给你查，但是你得给我们提供一下当年有谁和他在一起，看这些人能不能提供线索。张勖仁一九五六年才进入北京编译社，之前一直在家译书，是自由职业者。本身结识同事时间就短，单位后又被收编，况且经过几十年岁月，要找到能提供线索的人，真是太难了。张蕴新只好又去北京劳改局碰运气。二ＯＯ四年清明节前一天，他来到茶淀的清河农场，总值班室一位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巧的是，这个人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正收集研究有关资料。他对张蕴新说，“当年埋人的地方已不复旧貌，如果你家有关系，可以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他具体的安葬地点。至于档案，我可以帮你查一下。”过了两天，他给张蕴新打来电话，说已查到张勖仁的档案：只有一张死亡登记卡，没有照片，内容寥寥几行，记录从生到死。一个人精彩的生命过程，被浓缩得这样简单。直到二ＯＯ四年五月，张蕴新看到杜高的《又见昨天》，寻找之途才峰回路转。

发现死亡档案后，张蕴新隐约感到自己离找到梁培宽的日子不远了。一天，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梁培宽，更增强了寻找的信心。二ＯＯ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他给一个同学的姐夫打电话，让他打听了一下梁培宽的情况。此人是民盟中央机关一位处长，而梁漱溟当年曾是民盟成立的发起人和秘书长。当天下午，他就给回了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梁培宽爱人的单位。经一番周折，张蕴新终于与年近八旬的梁培宽通上了电话，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当梁培宽听到他叙述一九八五年在梁家门口徘徊的那一幕时，特别遗憾地说：“哎呀，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解放后不但你父亲，还带着你母亲都来过我们家很多次。我爸爸当时要是知道你们家里的情况，他肯定会要找你。”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

九月二十日，张蕴新收到了梁培宽寄来的梁漱溟与张勖仁等人的两张合影照片。一张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十三人合影；另外一张为一九三四年一月末摄于于山东邹平，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访问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的合影。人物排列顺序为：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前排左三是Carson，时任齐鲁大学教授；前排左四是孙廉泉，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前排左五是张勖仁，时任梁漱溟英文秘书；后排左一是董渭川，时任山东民众教育馆馆，解放后任北师大教授；后排左二是卢广绵，为工业合作运动专家；后排左三是徐树人，时任邹平县县长。此外，还有张勖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撰写出版的一本专门介绍“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著作复印件。书内夹纸一张，上有梁漱溟手迹：“此册出于故交张朂（“朂”通“勖”—笔者）仁手笔。张毕业于早期清华大学政治系，经友人介绍来邹平研究院任英文秘书。其后日寇入侵华北华东时曾与其它同人出生入死参加游击抗日工作云。　一九八五年三月追忆补识　九十又一老朽”，下钤“梁漱溟印”一方。梁先生历经九十一载风雨，偶翻老友旧著，往事奔涌眼前，斯人已逝，著作犹存，不禁感慨系之。张蕴新把那张十三人合影照拿给我，让我猜其中谁是他的父亲。我一眼就认出前排右一坐着的人就是张勖仁，因为张蕴新的眉眼、脸型、身材和他父亲太像了。我看到，此时的张蕴新一脸灿烂，完全没有了忧郁的神情。

张蕴新说，他后来把父亲的死亡档案和照片都给母亲看了。之前，他先把父亲的照片给母亲看，母亲表情出奇地平静，像在看一位陌生人。他感觉老太太对往事已看淡了，犹豫再三才小心翼翼地提起死亡档案的事儿，母亲说，“也挺有意思的，拿来我看看。”没想到看过后老太太勃然大怒，大声嚷道：“怎么能这么写呢？你爸爸做了很多好事情，这上写的一无是处。人死了还这么写，太过份了！”这份档案，激活了荆美英多年埋在心底压抑着的最痛苦的情感。

与右派幸存者相比，张勖仁是不幸的，他没有熬到“改正”的那一天。与许多死亡右派家属相比，张蕴新是“幸运”的，他找到了父亲的死亡档案和照片。尽管《调查表》评价不实，但毕竟提供了一些关键材料。张蕴新说，“这是我所看到有关记录父亲情况最多的一份文字资料。”而许多死亡右派家属，最后得到的仅是一纸简单的右派改正书。其亲人行迹，永远湮灭在历史烟云里。

　　                                      二ＯＯ六年五月七日定稿于平雅居

　　后记：本文完成后，惊悉张勖仁的夫人荆美英女士因病于二ＯＯ六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在北京回民医院去世，终年八十八岁。据其子张蕴新介绍，家属已将荆美英的骨灰与写有张勖仁名字的“招魂牌”安葬在北京西山公墓墓穴内，以示夫妻合聚之意。谨奉上此文，以为纪念——笔者

 

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

·姚小平·

       ....     .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四十一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四十五年以后，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遗忘。

莫桂新死后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块土牌，上面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连这块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后只留下一块手表和一块蜡染的花土布，其中包含着一个音乐家对人间全部的爱，对生活全部的信念。

　　“调查表”里有莫桂新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的文艺评论家杜高先生看到这份“调查表”后认为，此物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杜高发现，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也在其中。

杜高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记表复印后，转给莫桂新的小女儿莫燕。莫桂新一九五八年去世时，莫燕仅有五岁。看着父亲的死亡登记表，她沉默了许久……莫燕不愿回忆往事，她说，“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以“调查表”为基础，借助《张权纪念文集》等资料，我在采访了杜高以及北影导演巴鸿，北京人艺演员王宏韬、金昭夫妇等人后，莫桂新的影像方渐显清晰……

　　风雨中的伴侣

莫桂新从小在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里受到熏陶，他兴趣广泛，喜欢画画、排球和唱歌，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一九三六年考取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习油画。由于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声乐教授发现，动员他同时学习声乐。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张权与莫桂新同年进入杭州艺专，在声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

一九四二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五年，他们的女儿莫纪纲、莫纪岚相继出世。抗战胜利后，莫桂新举家北上，住在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当音乐老师，和一些音乐人共同组织了颇有影响的黄钟合唱团，经常在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和莫桂新等人，后均成为有造诣的音乐家。一九四七年六月，张权赴美进修声乐。

一九五Ｏ年四月，莫桂新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受周总理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启程回国，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十五号一个四合院里安了家，这是一段最温馨安宁的时期。一九五三年，随着小女儿莫燕的出生，家里更增添了欢乐气氛。莫桂新与张权先后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

莫桂新遇到麻烦，始于一九五五年的“肃反”。据“调查表”记：“（莫桂新）一九四一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进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凭着歪曲的事实和罗织的罪名，莫桂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据“调查表”记：“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回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进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序幕。莫桂新“解放后隐瞒历史”，加上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莫桂新之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规定，凡“攻击肃反斗争的”，一律划为右派，凡被划为右派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出党出团，并把右派分子按不同程度分为六类。莫桂新被划为最严重的第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高墙电网环绕的北京劳动收容教养所位于宣武区半步桥（今自新路）。据“调查表”记，收容莫桂新的日期为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收容所规定，当事人如不服可申诉。事实上，申诉的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罪上加罪。牢里的右派都想早点去劳改农场，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早日解除教养；此外还有个原因，收容所里吃不饱，这里每人一天定量三两六（十六两一斤的小两），上下午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外加咸菜或熬菜叶。

当张权最后一次去给莫桂新送衣物时，竟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上一面。莫桂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离开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那天夜里，数辆押运犯人的带篷卡车停在收容所门口，车头上架着机枪，探照灯把院子照得贼亮，荷枪实弹的军人站立两旁。莫桂新和几百名右派扛着铺盖卷上了卡车，被直接押送到前门老火车站。

兴凯湖农场有条规矩：凡越狱逃犯被抓回来，不需要经法院批准，可就地枪决。莫桂新一行到达总场后，被分到七分场，七分场离总场约几十里地，几百平米的范围里，矗立着几排营房一样的平房。每组三十人，睡在对面两排大通炕的屋子里，组长与副组长分睡炕头炕尾，以便监督。

在农场，右派们主要干两种活：一是背草。在荒淀子里把打下来的草运往场部，准备冬天烧炕用。每天背草要走两个来回，约六十里路。背的多少，全靠自觉。莫桂新每次都尽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沟。挖排水沟是为了把湖淀子的水弄出去，便于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铁锹挖土八立方。一立方土三千斤，膀子都快累折儿了。大伙都拼命干，以此来减轻心理痛苦，净化心灵，争取早日“摘帽”，与家人团聚。当时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的二十多个都是流氓、小偷和无业游民。右派中，打“同类”小报告，以求邀功赎罪的人并非少数。有的管教还利用刑事犯来整右派。在一次批斗右派的会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纵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粪坑里。不过，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没给他使过坏。他为人正直，劳动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幽默的话来化解冲突。“调查表”对他的表现有如下记录：“该人来场后认罪认错。担任组长，主动搞好文艺活动，如教唱歌。劳动尽到主观努力，抬土抬双筐，遵守纪律较好。”

据王宏韬回忆：“八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的不干净，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于是管教干脆在厕所旁搭了个草棚，重病号全住在里边。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七十次，而他几乎是上百次。当时农场初创，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医疗条件更谈不上。七分场虽然有医疗室，但医生水平很低，这个病起初未引起重视，等到发现后吃药，已经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就死了。”“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二、继发性痢疾。

当时总场文教队担负着一个特殊任务：每年四月到十月不上冻期，要预先在坟场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备使用。据“调查表”记，莫桂新的死亡日期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他的痛苦、屈辱、疑惑、无奈和希望，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划上了句号。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王宏韬曾与巴鸿跑到太阳岗去寻找过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见一块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后来，连那块牌子也没有了。莫桂新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退还给了家属，其中一块高级手表和一块蜡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儿那里。

五十年代初，姜德明曾听过莫桂新录制的歌颂藏民解放的唱片：“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高山顶上哟放红光。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民生活变了样……”三十多年后，他写道：“如果我真的再听一遍的话，除了喜悦之外，我相信还会含有一点苦味在内。当然，这是歌者事先难以预料的。”

　　“我忘不了老莫……”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张权以“摘帽右派”身份，在北京连续举办了十三场个人独唱音乐会。

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一九六二年三月张权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总理向张权详细了解了她在东北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张权说到莫桂新已去世时，总理的眼神突然呆滞了。

一九七八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莫桂新也获平反。

方掬芬曾问张权：“你的年龄并不大，怎么不考虑重新组织家庭生活？”张权说道：“我有音乐。再说，我忘不了老莫……”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张权因肺癌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终年七十四岁。六月二十八日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张权和莫桂新举行追思已亡弥撒。他们的婚礼当年就是在教堂举行的。张权的遗体和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颐和园后身的天主教墓地。

 

不要忘记这死去的十个青年

杜高

我要写一张死亡名单，以慰藉那些死于一九六一年冬的不安的灵魂。这是和我一同劳教的十个右派青年。当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人，而他们比我更年轻，他们都是纯洁的大学生。但是他们都因饥饿死于劳改农场，有的死得极为悲惨，像清华大学的学生郭道宏，就是“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他的死，当时被当作“反抗政府的下场”来“警告”所有在饥饿中挣扎的劳教分子们，强迫我们忍受、驯服。我的良心告诫我，不要忘记他们，只要我还活在人间。

我却是幸存者。所有活过来的右派都是幸存者。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而面孔又都肿得圆圆的，虽然我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呼吸到了春天的空气。我们终于熬过了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多么凄怆多么可怕的冬天啊。

那是死亡的冬天。饥饿使人全身浮肿，而后夺走人的生命。在那么大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谁也不会去关注那每天夜里被匆匆抬走的死者叫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

灾难最先降临到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的头上，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像戴着“胡风分子”帽子由电影局送去劳改的老演员黄若海，戴着“历反”帽子由北京人艺送去劳改的老演员戴涯，还有我在儿童时代就认识的桂林“新中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姚平，也戴着右派帽子在农场劳教，他们都在这个冬天静悄悄地死去了。

但是更压迫着我的心灵，使我悲哀和痛惜不已的，是一群如花年华，本应享有美丽人生的年轻学子，竟一个个在饥饿中痛苦地结束了生命。为了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再有他们的悲惨遭遇，我有责任把我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几张公安局当年内部登记的死亡名单抄录下来，留给未来。

一、郭道宏 25岁 四川隆昌人 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1953年考入）

右派罪行：他辱骂领袖，说“人都是自私的，毛主席也不例外”，“党员有党性，没有个性”。他说，“党不能领导一切，党要退出科学艺术部门”，“现在的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统治一样，有圣经、等级制度统治，是黑暗的。”

61年12月12日，他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即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二、姚有余 21岁 浙江吴兴人 北京工业学院学生

右派罪行：整风中他说“党天下是客观存在，胡风问题、肃反运动在法律面前是说不通的。”1958年1月9日中午，同学在饭厅广播他上述右派言论，他大怒，当即摔了两个碗遂往外跑，同学们阻挡他，被他打了二人，用脚踢了一人。态度顽抗，坚不低头认罪，定为极右分子。

突因腹痛死于清河农场，埋葬在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三、谢继先 23岁 河南灵宝人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

1960年12月31日8时半体弱死亡，埋“584”西公墓13排4号。

四、黄恩孝 23岁 江苏江浦人 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物理系气象专业。

右派罪行：整风时说，“阴毒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民主自由看不顺眼，一方面不报道民主运动的情况，一方面有意识消灭民主运动。”

1961年2月11日重度消瘦死亡，埋584公墓166号。

五、张行陶 24岁 江苏海门人 清华大学学生

右派罪行：贴大字报要公审肃反干部，“组织法庭公审犯有逼死同学罪行的直接负责者”。鸣放会上书面发言“党员是踏着别人脑袋做垫脚在向上爬”。煽动群众鸣放取消班上党团领导。

1960年11月29日晚心脏病死 埋福田村南盐场地公墓

六、朱祖勋 22岁 浙江人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

右派罪行：诬蔑党是特权阶级宗派集团。

1961年3月15日晚7时腹痛死亡 葬584西公墓17排9号

七、李国光 26岁 上海人 外国语学院学生，下放第三通用机械厂劳动

1960年10月5日12时急性心力衰竭死亡 葬于家岭公墓四排6号。

八、蔡 季 25岁 山东梁山县人 1953年10月入清华大学

右派罪行：1958年送城子矿监督劳动，在矿上公开扬言：我是大学生，我不是右派。1959年12月将一个价值30元的地滚铜套偷走，卖得人民币一元多，被抓获，送劳动教养。

1960年12月14日体衰，死于胃病。

九、董恭裕 29岁 浙江衢州人 解放军第三坦克学校政治系教员

右派罪行：鸣放时期说“肃反后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肃反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诬蔑政治主任是“缺乏起码人道主义精神，变相的国民党作风”。

（解放后考入清华大学，1951年7月参军）

1960年7月29日晨6时心力衰竭，死亡。葬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十、许雨铭 27岁 福建安同人 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到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

右派罪行：对党怀有刻骨仇恨，听到同学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时，要把歌词改为“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学习会上说：“现在生活这么苦，劳动这样紧张，真正体会到了苦战的苦，原以为苦战三年后可松口气，现在指标修改就拖长了。”

消瘦浮肿 1961年1月27日晚死亡（清河三分场，埋于北砖窑63号）

我只想说一句，这些表格上登记的都是他们死亡时的年龄，如果往前推算一下，人们就会叹息，他们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多么年轻，有的还是一个孩子啊。

 

他还是个孩子
　　
·木人·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干部会上点明了“右派要送劳动教养”，8月3日抛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又经过几个月，作了一番筹划，1958年初，丁酉春节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监狱、北苑收容所、……都腾出了地方，开始了对右派的大逮捕。据说当时逮捕的右派人数约有七、八万（有说十万）之众。破了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逮捕记录，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
　　笔者当时也落入了这场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
　　这些人几个月来挨批判，受孤立，虽然心情沮丧而愤怒，进得监房却又象“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难人”。立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遭遇，谈政策，猜未来……
　　“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又送公安局、监狱了？逮捕了？”“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敢说什么？”……
　　谈论间，忽然发现墙旮旯儿有个孩子，大约15、6岁，坐在一个小行李卷儿上，默然地听着大家的议论。“哎，这小孩儿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发问。
　　吴士俄（北师大讲师）说：“这大概应该是最小的右派了，16岁“。
　　“这符合政策吗？这可是未成年人呀！”“什么叫政策？哪儿有政策？谁给你讲政策？”刘佐汉（北大助教）说。
　　安树大（冶金部干部）笑笑：“划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吗，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半个月后，我们被发落到茶淀农场正式“劳动教养”。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和我分到一个组。他叫佟信顺。北京冶金中专学生。
　　从开始，劳动强度就比较`大，每天起床他都还在梦中。睡在他旁边的刘佐汉经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一边叫，一边不免总要笑着说：“这叫什么事儿？把咱们撩到这儿劳教，还把一个孩子也撩到这儿，还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点儿，上学了，起床。”你该这样儿叫，安树大调侃着。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凑到我身旁压低声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说：“哎，咋儿把这小的孩子也搞的这儿来了？我说，这还有`没有政策？这不成闹着玩儿了？”…………
　　我们这个组十六、七人，成员是讲师、助教、大学生，原来`当干部的也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个中专生。也许他自己知道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师，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差异，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谈。
　　后来，我担任了组长，在劳动上也对他格外照顾，安排干轻活儿，不计较效率。所以有时候他还找我说说话。
　　不久，农场让大家在小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谓“罪行”。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来是57年整风，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的。他嗫嗫嚅嚅地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那信又到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就把我送这儿了。”当时他谈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馆工程师）还脱口而出：“傻小子！”1960年，我们集体搬迁于家岭分场，队、组都打乱重编，小佟被编到其他队，我们就分开了。陷入“大饥饿”已经有半年了，我们一群浮肿病号收工后蹒跚在回场的路上，没料到小佟也在这群人中间。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俩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一身蓝色棉衣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成了破烂不堪的土灰色“丐装”。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饿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层乾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迫于环境，我只能劝他：“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挨饿，没办法，只能尽力忍耐，这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一定记住，不能乱说话。”大约一个月后，小佟终于倒下,再也不能起来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来收尸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

　　

关于劳改农场的证词

通话时间：2007-4-26
　　通话人：穆守荫
　　通话内容：关于劳改农场的证词
　　

哎吆，老难友呀，咱一聊天儿，就想起那日子啦，唉，恶梦呀！恶梦呀！
　　咱就照你寄来那名单说吧。
　　一、听说北京劳改最初是在北郊，靠近清河镇，所以叫做“清河农场”。也就是后来北苑那个地方。到后来收留改造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搬到茶淀，还叫“清河农场”。茶淀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就是个集中营。详细情况不清楚。北京公安局的劳改基地就在茶淀扩大起来了。
　　二、58年我们去，叫茶淀就是总场。那时叫做“五科”，就是北京公安局五科。围着五科建起了一、二、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再往西扩展就是西荒地的581、582、583、584、585等分场。条件最好的就是三分场，原来那是“青年农场”，对他们当然不能和劳改、劳教一样啦。
　　三、茶淀那一片大啦。再往西听说一直能通到天津的潘庄。那时候行动不自由谁敢调查呀。死了人谁敢统计？稻田里拔草，把稻子拔了点儿，都能判反革命（某单位技术员，天津大学毕业，拔稗子错拔了稻子，立即逮捕，按反革命破坏罪判刑八年）咱多暫能一块儿聊聊多好啊。
四、在茶淀火车站附近，后来逐渐建起了一些规模很小的造纸、化工、陶瓷厂。有少数有技术的劳改、劳教人员在工厂劳动。
　　五、你寄来的94人死亡名单我看了。唉！那段时间真是一场噩梦呀！
　　当时蔡恢和我在一个组。老头儿不言不语，整天一棵接一棵的抽烟。身体不行，没熬过去。
　　吴玉君，是三分场的，他是61年死的。他在死前几小时还和我说话。说：“我可别死”，一会儿就死了，这饿死人的死法儿真不一样。死后留有几百块钱。
　　郭道宏不是饿死的。是触电网死的。
　　张绍洪那是活活饿死的。
　　（赵文滔整理提供）
　　通话人背景资料：
　　穆守荫，男，七十一岁，现住天津市。目前患腰、颈椎病，行走不便，手麻木，视力受损，不能站立过久。一九五七年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一九五八年三月，因右派问题被送茶淀农场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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