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加二十年等于三十年？
人在广州，从暨大北边门打车奔中大，出租车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一个熟悉的口音，一时没意识到总书记作报告为何事由。于是问司机大佬：“你在收听这个报告？”司机大约三十出头吧，莞尔应答：“不知讲什么，讲了个半钟了。呒其他嘢，你不中意听的话就关了它。”我制止了，一细听，这才明白过来，今日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念，报告为此而作。广州大桥上发生事故，堵车了，恰好报告也作完，掌声响起来，随着委员长宣布大会结束，久违了的《国际歌》飘入耳鼓，司机问道：“这个是什么歌来的？从未听过。”这回轮到我莞尔了，据实告知此曲之来历。依稀记得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凭着《国际歌》就能在全世界找到知音抑或战友的，如今显然不大灵光了，或者现代已经没有无产阶级，只剩下他们的革命家还在如醉如痴地寻找知音抑或战友，以复兴已经淡去的热闹。
然而，似我等听着《国际歌》长大的老朽，脑子里总有一个抹不去的印象：无论开大会还是听广播，喇叭里响起《东方红》就知道“计时开始”，及至《国际歌》响起，那就一定是“时间到”。脑子里闪过一个疑问：如今这久违的乐曲奏响，是否意味着计时结束呢？没听到前面播的啥，现在听见的也是结束曲。已经宣布过革命党要变执政党，重播此曲不知是否该理解为革命党的结束曲，毕竟《国际歌》是革命歌曲之首，就连文革时期颁布的钦定革命歌曲，它也是“排头兵”。
那次全会算是改革开放的冲锋号角，现在的隆重纪念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只是指大势而言，零星的改革开放早就开始了，例如抓起毛主席的“四人帮”就是改革的重大举措，三中全会以前的恢复高考、科学大会的“春天”、真理标准讨论、“改正”右派、平反冤假错案、高官出访欧美日等都属于改革开放的举措，只是未成一统大势而已，主要是最高层意见不能统一。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以否定老毛的一项政策为标识的。主流舆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是否定“两个凡是”的，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就是指突破毛之樊笼，不突破也就无所谓改革开放。当年反对派就敏感地指责说那次讨论是“砍旗”，砍了毛之旗。然而他们显然更僵化，完全弄不明白把那旗上的破洞补齐，那旗就会被吹烂，补好了它才能飘得长久一些，邓公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这个意思。
脑子里又闪过一个一个问题：搁置开放这个话题，只说改革吧，究竟算三十年还是只有十年？朦胧中似乎瞧见一道无形的坎，是以金水桥畔隆隆履带声为标识的。当那履带爬上这道坎时，行进的曲线是向上的；当重心越过坎顶，行进的曲线便低头向下，坎顶成了数学意义上的“拐点”。这个血色“拐点”，又打造了一堵墙壁，鲁迅说过：“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象‘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老早以前这无形的“壁”是用以儒学为脊梁的官文化打造的，马克思说中国被“坚船利炮”轰开了一个口子，一班不屑子孙又把它扒拉扩大了许多，甚至要平毁这道墙壁。所幸老毛得了胜利，不但把那扒拉扩大了的口子用苏俄批发回来的洋砖堵个严实，还把这墙壁加高加厚了。改革开放只是在这墙壁上挖洞开城门，并不想毁了它，惟一尚需等着瞧的只是，倘若门洞多到自由出入而不会“碰”到它，留着当一道风景线也未必不可。
记得纪念谷牧的介绍里说过，1982年时一位“中央领导”视察深圳之后发议论，说那里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其余啥都没有了。然后召开会议，要发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下去，比喻深圳就是租界，谷牧都没能阻止它发下去，可见这位领导地位之高。其实82年的深圳还很荒蛮，远不似后来那么灯红酒绿，即便如此同殖民地也无可比性。又有报道说当年位高权重的“王胡子”访英，专门寻那里的工人阶级聚居区探访，并随机参观了一位工人的家。那工人的私房不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实现，还有诸多闻所未闻的家电，私家庭院里竟然还停着两辆私家轿车。“王胡子”惊呆了，马克思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必将愈来愈贫困，直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显然被历史证伪。所幸老王回来就坚决拥护邓公的改革开放，那时中国踏出国门高官全都成了“刘姥姥”，出访者里有50年代初到过西欧的高官，更是为其巨变而惊叹。大家痛心疾首齐声痛骂毛主席的“四人帮”，邓爷爷则小心翼翼地引导大家将叭儿狗与它的主人区分开来，列宁早就告诫说别把孩子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毛爷爷留下的金娃娃必须搂紧怀中，只是能区分哪是金娃娃哪是洗澡水的达官贵人未必很多，于是纷争不断。
十年上坡是很艰难的，每一步都艰难，若无邓公鼎力推进恐怕早就夭折了。从马立诚1998年出版的《交锋》里可以读到许多详情，然而此书也遭遇不少抨击。不用说别的，当谷牧代表中国在第一个政府贷款合同上签字的场景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所贷乃日本国的款，就连他的老娘也用拐棍敲地板骂儿子：“汉奸，汉奸。”甭说多了，宝钢一期工程就曾被叫停，中国的人大代表第一次质询部长，冶金部长唐克和他的副手们被四个代表团分四次尖锐质询。此类质询显现了一种空前的变化，可惜以后被“纳入正轨”了，李鹏当委员长便致力使“人大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人大重回毛时代那种“橡皮图章”之地位，权力甚至连“盖章”也忘记了。例如，如今各种税收里只有企业、个人所得税是经过人大立法批准的，其余都属“只斩不奏”。此次质询有代表提出国家规定宝钢设计规模是年产600万吨，而现在的设计能力是上千万吨，想让国家损失多少?有代表提出宝钢的设计要改回来，堵死后路，以绝后患。对地基问题、污染问题也提出了质疑。有代表对宝钢高炉地基竟打下上万根钢桩的浪费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主张中国应该走中等技术路线，宝钢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冒进的产物，是“文革”的遗种！为什么要上宝钢?等等。众所周知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官员，权力与影响都非同小可，宝钢于是下马。直至当时的赵总理亲自视察并下令复工，恐怕遭难的还不只宝钢一家。事实上跟宝钢命运相同的超大项目至少还有仪征化工企业，也是死而复生的。当然今日纪念三十年巨变是不会提及那位总理的，唯有四川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还在口口相传。毛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愣是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指鹿为马，扭曲历史更是家常便饭，此毛氏遗风至今未改。
改革开放在“杀出一条血路”的艰难中于1984年10月赢得了阶段性胜利，发布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胡赵体系“全面改革”认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限制。它系统地确立了各项具体任务：解决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关系，增强企业活力，这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这些规定为改革描绘了一张路线图。邓公高度评价这个《决定》，夸赞胡赵道：“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那时，中国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最广泛的人群踊跃投身商品经济大潮之中，形成了最为开放的局面。民谣曰：“十亿人民九亿‘倒’，剩下一亿在思考，看看今后怎么‘倒’。”此“倒”即过去“投机倒把”之“倒”，倒腾生意罢了。抽掉内中挖苦成分，倒也反映了当年国中改革开放之热闹，大家都热烘烘的，每个人的潜能都萌动于破茧化蝶的激情之中。毛先生给予中国人那些全面禁锢顿时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在精神思想方面也如罗网撕裂，形形色色的议论登堂入室，作为表现，中国的文艺创作也达到1949年以后最活跃的繁荣局面。
其实，无论改革还是开放，都是自我解放的举措。老毛从苏联搬回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被莫名其妙描述成“国粹”了，兴致勃勃搂住西方“这一套”，拼命抵制西方“那一套”，本质在于利益决定，跟“中国特色”无关。汉字文化里既无社会主义也无资本主义，都是泊来品，只不过有利于官僚阶级利益的被笑纳，不利于官僚阶级利益的被抵制，如此而已。改革开放也无非网开一面，让草根阶级也有一席之地以求发展，命脉仍必须捏在权力手中，雷池不得逾越。胡赵体系显然触动了官僚阶级的乳酪，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打破了人民公社确立的集体生产，放开了对商品经济的严格限制，坚决不允许对理论与文艺创作妄加罪名，落下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胡赵接踵下台。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1898年康梁变法之遭遇，九十一年后再现一回。
接着折腾两年多，新班子上来就向着老路靠，邓公有些不悦，走回老路上去自己就玩完了，全部功绩都在这改革开放之上，回头意味着真成“纳吉”了，跟当年毛眼看邓不愿主持文革定论势必要留一手以后否定自己的一半事业就“批邓”一样。邓于是南巡，1月18日在武昌站一号站台上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训话：“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发展或发展慢了都不行。而怎麽发展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于是邓的“南巡讲话”被歌唱家们颂祷为“又是一个春天”。只是这个“春天”只延续了三年，也就是说，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的“百花齐放”，或曰“还权于民”都从前10年的“上坡”转为后来的“下坡”。从另一个角度说，胡赵体系的政策导向是一种鼓励和发展“大众资本主义”的举措，尽管幅度有限且存在如“双轨制”而导致的“官倒”，依然被指责为“自由化”；而后的政策导向则是鼓励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举措，无可避免会伴生“特权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其引发的腐败远非前十年那点“官倒”可以望其项背的。
我们无妨借用一些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不甚懂经济并陷在“两个凡是”思维中的华国锋主政时期，有邓为首的改革派逐渐涉入，可以将其视作调整时期，即由毛氏经济解脱出来的过程。1978年应属三中全会之前，GDP增长11.7%，财政收入增长29.48%，是一个财政收入增长率两倍多于GDP增长率的数据。1979年GDP增长7.6%财政收入增长1.25%，财政赤字207亿元。1980年赵出任总理，开始大刀阔斧地施行经济改革路线，此后数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始终低于GDP增长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改革开放在经济上有“藏富于民”的趋势？1988年GDP增长率11.3%，与财政收入增长率大致持平。1989年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并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总需求：严格项目审批等措施压缩投资规模；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坚持执行紧缩信贷的方针，中央银行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坚持执行紧缩财政，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等等，当年GDP增长率4.1%财政收入增长率13.05%，谓之“硬着陆”。次年GDP增长率3.8%，财政收入增长率10.21%，国家腰包鼓胀速度超过民间腰包，且不算GDP里未计入财政收入的国家份额，它其实也是远大于民间份额的。1992年邓南巡，邓的讲话重新强调改革开放，增长率差距又随之拉开，当年GDP增长率由上年的9.2%迅速升至14.2%，财政收入则由7.23%升至10.60%。1993年朱老板实际主政，GDP增长率14.0%，财政收入增长率24.1%；次年GDP增长13.1%，财收增长24.8%，接近三中全会之前了！朱式经济政策标识为“抓大放小”、“财税改制”，目标在于强化中央财政，也即在政治上整肃了离心（自由化）倾向强化集权之后，经济上也回归集权。1996年GDP增长率由上年10.9%降至10.0%，财政收入增长率则由17.8%升至18.7%，呈反向增长态势；1997年GDP增长率9.3%，财政收入增长率16.78%，这个差距表明政府保持着向“国富民穷”之目标挺进。至2007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7%，实际增长率为11.4%；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为32.36%，而实际增长率为26.08%！综合计算算术平均值，倘若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连同邓南巡恢复赵的经济政策那三年都计入赵式经济政策范畴，1978－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17.76%，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1.87%，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低于GDP增速5.89个百分点。而1996－2007年GDP年平均增长13.02%，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27%，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6.25个百分点。此财政收入尚不包括土地出让金、国企利润、社保基金等收入。从低于到高于，不难判读出改革开放前十年所定政策与后来的差异。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想目标应该是还权于民，前十年的“上坡”指的正是这个方向，尽管那时就设置了某些限制，但无论政治权利还是经济权利，政府都在“让利”。然后是几年徘徊，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标志，政府转入敛权于民，改革开放正式驶入“下坡”道，至2007年，学者周天勇计算，中国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但实际上大约收了4.8万亿的税、1.2万亿的卖地收入、1.6万亿的收费罚款，加上彩票收入、社保基金及烟草税等，该年24万亿GDP总值中，政府拿走了总数约9万亿，占37.5%，约3.9万亿元财政收入没有进入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政府财政预算内。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耗时约30年；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也即，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国民收入同步增长，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国民收入只分得一小杯羹。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倘若考虑劳动报酬中此种不公平状况，绝大多数劳动者收入就更低了。我们的制造业劳动力价格甚至比晚十余年才开始步入快车道的印度还要低10%，从这个意义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必然是另一种滋味。
那么，如此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又怎样分配？看一下财政支出的变化：1978年，国家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52.9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4.71％；1982年该项支出135亿元，占总支出的6.9%；至1988年，该项支出407亿元，占总支出的8.8%；1989年该项支出骤升至540亿元，占总支出的10.1%；此后3年保持在总支出的10.1%以内；1993年该项支出1004亿元，占总支出的16.9%，飞升了67.3%！此后逐年上涨，至2005年，预算内与预算外行政事业费支出共计9646.14亿元，为1978年的182.3倍！超过了经济建设费与社会文教费，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占总支出的25.2％，占当年GDP的5.27％！有句口号词曰“人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且不去讨论此论的缺失，现状似乎已经是“用之于官”了。
“金融海啸”袭来，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遭遇冲击，现在有句口号叫做“拉动内需”，于是我们立即瞧见中央财政4万亿加地方财政18万亿的救急计划。这些钱大部分流入“基本建设”的笼子里，果然拉动“内需”而非“民需”。12月26日，出席2008中国金融论坛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从占GDP的60%迅速滑落到40%左右，远低于国际水平，而消费本身又呈现家庭消费偏低公共消费比重过高、物质消费较多服务消费较少等特点。综合其他数据，我们知道1952年这个比例为68%，到1978年降至45%，此乃毛式“高积累”模式；改革开放前十年使之回升至60%左右，然后回头下滑，1995年降至42%，2007年的数据是35.5%，比毛时代更甚！与世界大经济实体相比这一比例是最低的，同期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71%，就连我们讥笑不已的印度也在60%上下。又如，中国的养老基金占国内个人资产组合的1%，而香港为6%，新加坡为28%，美国为37%，且不去讨论居民个人资产组合的绝对数额。这些数据使人不得不惶惑起来：究竟哪种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究竟是那种垄断所有资源与民争利的政府呢，还是那些仰望选票不得不讨好民众的政府？
还有报道介绍：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说，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先生说，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有了强劲增长，但所有增长均来自公司和政府。我国国民财富的大头被政府和企业拿走了，其中又以政府所得为多。2007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的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介绍，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增加了7.7个百分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工业领域也是如此。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是企业利润的2.4倍，到2005年降到了0.43倍；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4.3％，到2006年提高到了21.36％。另有报道称，国资委成立的5年来，央企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都保持在20%左右，是全国平均GDP增速的两倍左右。社科院的蓝皮书还披露，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目前，同工不同酬现象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大量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经不仅限于一般体力劳动，而且包括高级的脑力劳动。这一现象目前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甚至存在于某些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大型私营企业为规避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开始将临时工的雇佣外包给了中介机构。在这些企事业单位用工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将会进一步降低临时工的收入。蓝皮书指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劳动力成本长期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甚至低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一个国家的产业将难以维持竞争力，更难进行产业升级。蓝皮书没有详述的是：权贵势力坐大，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障碍，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之愿意维持现状，既不要回到过去，也不要迈向将来，乐“此”不疲。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获悉它有“两条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条腿”不一般长，地上的足迹便画成一个大圆圈，如果从官民间角度看贫富差距，现在比毛时代更甚。改革开放之初的“仇富”心态如今已经转化为“仇官”。不必说太多，只要有官场丑闻，中国惟一可以显示民意的网络就会沸反盈天，例如深圳林局长案、南京周局长案。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发事件，例如瓮安、深圳、陇南等地发生的事件，并非受害当事人的参与者成事件主体，泄愤对象皆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回顾改革开放头十年，所谓“贪官”无非那些掌管钱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财会人员之类角色。1990年起，“贪官”逐渐“高就”，1993-1997年全国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903人；至2004年，一年就查处2625人；1998年之后，仅正副部级便有70余人！而自1992年至2007年6月，成功外逃的贪官即达16000余人，浩浩荡荡啊！有数据显示，近十年仅外逃贪官卷走的“全民所有制”资财就达6500亿之巨，仅黑龙江一个支行长高山就窃走“国资”10亿元外逃。苏州一个副市长一次就可收贿8000多万元，没人统计“腐败增长率”，只怕是不但超过GDP，可能还得超过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人们有理由质问：这些官员能将大笔公款收入私囊，体制没出问题吗？这也是现在那些左派们呼唤回归毛时代的理由。有趣的是，如今左右两派看到的问题是相同的，争吵不休的只是解决问题的路径而已。胡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不走老路大概是指毛先生从苏联搬回来那套僵死的笨办法，统死一切，结果使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也使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不走邪路则表述得比较明白，即三权分立的宪政道路，也很正常，自打鸦片战争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皇上或总统或主席不是信誓旦旦不走这条邪路的，在此问题上他们观点惊人地一致，只有偏居台湾的蒋经国先生例外。
稍微离题几步说一句：胡温体制之最卓著的成就当属对台关系，两岸走到今天，毛、蒋造成的国家分裂民族隔离状态总算有了弥合的机缘，两位大人物的屁股得后人抹几十年还没抹干净。然而，倘若不走宪政之路，台湾问题能最终和平解决么？恐怕未必。
无论走什么路或不走什么路，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做决断都很滑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对的，任何人任何政党，以为“抢得天下便是王”可以支配人民，这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非但谈不上文明与进步，也未必维持得了“长治久安”的。历朝历代，无一不是朝廷越做越大最终自己无法支撑而坍塌的，此即黄炎培抗战胜利期间对毛说的那个著名的“周期率”问题。毛先生当时说找到了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其实在此事之前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就说过：“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刊载于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我们不能判定老毛这番话是否属于“走邪路”之范畴，只知道它至少是清醒的，因为摸索出这条路的英国，不仅拥有所有大国都不曾有过的“长治久安”，还拥有民生富足、科学发达、文化繁荣。改革之初曾有过一个响亮的口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时我们是虚怀若谷的，甚至近乎贪婪地汲取一切外来的资本、技术、管理与经验，结合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日益增强的购买力，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鲁迅先生所谓“人一阔脸就变”的劣根性也与日俱增，例如那个“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妄言，还有某教授所谓“21世纪必是儒学之世纪”。这使人想起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那封狂傲的复信。
继续致力于发展经济无疑是一件好事，只是世事非常复杂，中国的事情也很复杂。例如，靠贴牌制造那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它注定只能跟着别人跑；而打造一个品牌绝非易事，它必须依赖科技领先才有可能实现，就像微软、因特尔；科技领先离不开想像力之自由翱翔；就像温总理探视钱学森时钱老的忧虑：我们没有一所大学具有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的实力；可灌输意识形态教条却是当今中国大学的钦定原则；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倘若我们不是很健忘，应当记得2008年3月两会时，我们那些经济学精英们为政府作出的错误判断：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紧缩银根。在此方针指导下，某些地方政府例如珠三角某市大抓“产业结构转型”，不惜赎买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令其卷铺盖走人。这些决策为接踵而至的“金融海啸”奠定了更重冲击的条件。用不着多少眼力都能看到，2009年必将是经济危机之年，而大批中小企业的“关停并转”还使失业大军人数骤增，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80%左右就业岗位，大批“农民工”回家挤占那一点责任田孕育着谁都不敢小视的社会危机。所以，光念叨“30年伟大成就”是不够的，恐怕胡适老先生几十年前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写毕于2008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