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重返中条山..
　　

我是1968年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后下乡到平陆县一个小山村的，今年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我1971年9月离开了农村，但是一直在平陆县工作。当我1981年调回河北，离开中条山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在平陆县的13年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它已经永远镶嵌在我的心中。几十年来，我无时不刻地关注着中条山，怀念着中条山的纯朴乡情，想念着中条山的父老乡亲，挂念着中条山的发展变化。中条山的日子让我魂牵梦绕，让我难以割舍，让我终生难忘。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生病的时候，李大娘给我用两个鸡蛋活面，放那么多熟油和大蒜汁，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吃鸡蛋，而是攒起来到供销社代销点去换一点咸盐和煤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年春节我们没有回家，家家户户请我们吃饭，张大哥给我们做了火锅让我们尽情地吃，要知道，他们一年四季吃咸菜，过年才能吃上一次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割麦子时，一群学生娃前来帮我，还替我磨镰刀，而他们仅仅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我同住一个炕给了我无数帮助的善良的巷娃和经常帮我蒸馍馍的和蔼可亲的杨大婶；我永远不会忘记，招工的大学生玉玺在我遇到打击时，为了安慰我，带我到他家里去散心，还资助了我20元钱，要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农村，而那时在村里干一年也见不到一文钱……我深深感到，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县城，每时每刻都有一副和善友好的面孔，一双携你同行的手和一颗火热滚烫的心在陪伴着我。
　　四十年眨眼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近六旬，我常常想，改革开放也已经30年了，中条山的面貌有了多大变化？那里的父老乡亲们生活可好？十月金秋，我满怀感恩之情踏上重返中条山的路程。我在平陆一共呆了5天，此间，我先后来到自己插队的安沟村，岭北村，朋友插队的枣园村，爱人插队的盘南村和一个老朋友的家乡洪阳村和圣人涧村，拜访了一些村民和一位农民企业家；在县城访友两天，看望文化馆老馆长，宣传部退休的老干部和当年的县、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领导；我还乘车沿黄河向东的公路到米汤沟至曹川，走马观花地游览了美丽的中条山红叶和马泉沟挂满红灯一般的柿子林。
　　这次回乡之旅，面对四十年农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万般感慨，浮想联翩，千头万绪，略加梳理，写了下面的文字。全面与否，客观与否，总算表达一下我的心声吧。
　　

有电用了..

我刚插队的时候，村里没有电，一到夜晚，村里一片漆黑，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像稀稀拉拉的萤火虫。
　　村里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一根铁丝连接到每家每户的小喇叭在哇啦哇啦地叫，告示着村里还有生命的存在。广播一停，村里立刻陷入一片死寂，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咬。村民走夜路都是摸黑，村里穷得甚至找不出一只手电筒。
　　那时大队部有电，我们去磨面要排队，磨面的人多，一般要等上几个小时。有时突然停电，电磨停了，面磨了一半，就得等着，不知等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那时电磨房里有一张专门供等电人休息的床，赶上停电，我就躺在那睡觉。有一次睡着了做梦，梦见坐火车回家，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一会列车员来了查票，就醒了，原来一个社员推我，来电了------那咣当咣当就是电磨磨面的声音。但是如果运气不好，等一天两天都有可能。
　　现在已经没有不通电的村子，电灯就不用说了，家家都是彩色电视机，有的还有VCD，DVD机，洗衣机等。生产用电也有了很大发展，比如铡草、粉碎、烘干都用上了电。
　　

有粮吃了..

我们在村里时，因为土地集体耕种，社员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很低。村里虽然只有102口人，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缺粮户。麦子说起来也不少，但是不禁吃，好像天天在啃玉米面馍，吃得人一天到晚吐酸水。
　　一到后半年，就闹粮慌，连玉米面都没有了，社员们经常跑到别的村借粮，其实别的村也一样紧张。这时村里就层层向上反映，申请救济。大约每年的10月份，公社就送来粮食分给社员，我们叫做吃“返还粮”。
　　记得那时社员去地里干活要带上一块馍馍，叫“贴补馍”，不管见了谁，总要把馍馍拿出来让一下，笑着说：“吃馍。”这显然是一种礼节，并不是真给你吃，也没有人当真。中条山农民认为，“让”，就是“有”，常“让”常“有”，可见粮食的金贵。
　　现在好了，土地分给了农民，又有了粮补，种粮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吃不了。没有人吃玉米面馍了，都是白馍。
　　那时吃水要手摇辘轳，我们村的井有40多米深，好一阵才能摇上一担水来，如今自来水已经通到每家的厨房。乡亲们现在也知道城里人喜欢小杂粮，我到村里时，他们就把玉米糁糁、小米、杂豆、红薯等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也反映了城乡之间观念上的差异在逐步缩小。
　　

劳动强度减轻了..

虽说当时已经有了“农业机械化”这个概念，可是现实中，中条山区的耕作方式仍然比较原始。村里的耕地播种收获无一不是手工劳动，特别是运输，更离不开身背肩扛扁担挑。
　　记得有一次，村里用结余的麦草到相邻的夏县某村换牛，大车把麦草拉到夏县那村对面的沟边，然后我们把草一担一担地担到沟那边。估计那沟至少有50米深，没有路，只有放羊人走的羊肠小道。一晌工要担三担草过去，一担草百余斤，否则就不能记工。现在回忆起来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就算不背不扛空着手上下15-6层楼，估计有一趟就足以让人筋疲力尽。当我们完成任务时，也都倒在地上不想起来了。
　　那时候，家家户户最多的工具就是扁担、蒫、镰刀和绳。这些物件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用，俗称“扁担炖肉”。如果上山打柴，首先要背着这些家什走上三十里山路，然后又三十里担着百十斤柴沿原路返回，一路的给养就是十多个玉米面窝窝头。
　　现在没有人烧柴了，首先是封山育林，又是退耕还林，据说我们村子东面的大山已经郁郁葱葱了，当年我们亲手种的马尾松全部长大。人们也再不上山打柴，全部改成烧煤。扁担还有，但已经不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每家都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可以一直开到地头。送肥料，拉种子，收水果，运粮食，走亲戚，逛庙会，去县城，一车在手，轻松搞定。基本上摆脱了奴役般的重体力劳动。
　　

穿衣的变化..

我在村里时，农民们没有钱买“洋布”。他们在自留地种些棉花，加上队里分的，全部织成棉布。家家都有纺车和织布机，从纺纱、漂染到织布，全部手工。最后从被褥，到棉衣棉裤，单衣单裤，内衣裤头（裤衩）一直到袜子到鞋，全部自己缝制。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织毛衣。干活休息时，女人们个个在纳鞋底，而男人们却纷纷拿出毛线，挎在脖子上，左一针，右一针织起毛衣来，其娴熟程度令我们瞠目结舌。
　　我曾穿过一件父亲送给我的旧衣服，上面补丁摞补丁，有的是我自己缝的，最多时上面的补丁有六十六块。但农民却不，我偶然发现，我们村里的农民基本上不穿打补丁的衣服，特别是赶集走街，串亲戚，去县城，一定要穿得鲜鲜亮亮的，但都是用自己织的粗布缝制的衣服。
　　很长时间，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中条山的农民虽然很穷，但是很讲究仪表，他们朴素地认为，人穷不能失去尊严，而穿上新衣服出门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这种理念可能过于简单化，但它反映了处于贫困境地的中条山农民不屈不挠的一种向上的心态。
　　如今，除了粗壮的身躯，脸上风吹日晒的沧桑，亲切的乡音，你能判断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中条山农民，但你已经无法从穿戴上来区分他们是城里人还是农民了；而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是年轻小伙，青春少女或者少年儿童的话，不仅穿的青春靓丽，而且会说普通话，那就更难以分辩了。
　　

从手摇电话到网络..

1969年初，我邂逅一个临猗插队的北京知青，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被疑似“流窜犯”带到公社配合调查。然而从平陆张店打到临猗的一个电话居然用了八个多小时。
　　那时的邮局只有邮政业务，电信业务是军管的，话务室设在公社里面。话务员守着一个插转台，主要为备战备荒服务。电话都是手摇式，电源是两节巨大的干电池，打本地电话还可以，但是如果打一个长途，就必须让话务员提供方便。即使那样也不知何时能通，电话机可以把你的手臂摇肿。虽然那一次是一场误会，事情的结局皆大欢喜，但在公社忍饥受冻那么长时间，使我深深感到了通信的落后。
　　随着人员的大规模流动，随着农副产品的商品化，随着IT产业的飞速发展，家庭电话已经成为农民的生活资料。手机也早已成为年轻人的必备，我那些朋友们就人手一个，打电话，发短信，瞬间就能联系上。随着竞争的剧烈，话费也在不断下调，偶尔在电话里也可以聊聊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的普及使闭塞的中条山地区与世界连在一起。在网上你不仅可以搜到运城网，还可以找到平陆网，平陆论坛。每天都有许多网友在QQ上聊天，交友，聚集在“百度平陆吧”里，讨论着平陆的前景。去年，一些张店的小朋友还推出了“平陆张店吧”，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我不得不感慨：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
　　

出行方便了..

我插队的张店公社就在209国道边，按说交通应该很方便。然而，那时我们如果去县城，去运城，简直如临大敌。且不说简陋的砂石路面，且不说从村里到公社要走上8里地，且不说当时还有解放牌大卡车当作客车营运，仅仅一个乘车难就足以让人头疼了。
　　尤其是过年回家，我们可以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几个小时不见车来。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来了一辆车，人多得你根本上不去，常常发生因为乘车，知青和司机打架的事件。那时倒让我们练就了步行的本领，我就曾经从岭北村步行到过夏县庙前镇、到过平陆县城，到过三门峡，我的朋友还从枣园村步行到过运城。
　　那时的司机万众瞩目，巴结的人排溜溜。我在县城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汽车站的老谷师傅是河南人，一脸官司，没见他笑过。有时他求我们给他写写画画，我们反而还得给他陪笑脸，为什么？因为我们出行就靠走他的后门，他成了我们出门的通行证。
　　呵呵，真的该庆幸，这一切永远成了历史，再不会重演了。如今209国道修得光光亮亮，从运城到平陆只需一个多小时。然而却没有多少车走，因为运三高速公路纵贯中条山，张店、平陆都有出口，10块钱，同样从运城到平陆，半个小时抵达。县里的出租车满街跑，起步价三块钱，营运客车比比皆是，几乎可以通到每个村庄。司乘人员不厌其烦地动员路人乘坐他的车，脸上笑得像绽开一朵花。
　　至于司机，是个小青年就能掏出个驾驶本来，没有人巴结，相反得去巴结别人找工作。有点本事的弄点钱，自己买辆二首车胡球开着，混进有车族。农民也不必低三下四了，家家都有摩托车，有的还有机动三轮车，生产生活两用，说去哪，抬起脚就走。
　　

窑洞和房子，谁有优势？..
　　
    我们刚去时，没见过窑洞，看见人们住在洞里以为这个地方很原始。但时间长了，就觉得窑洞实在是这里最有优势的民居了。张店处在中条山西部中簏的山口，风大寒冷，日夜温差大，先民在这里把窑洞作为居住首选是有道理的。加之这里土质结构紧密，有着坚硬的料姜石层，只要选址正确，挖掘合理，后期处理得当，应该是非常好的住所。
　　窑洞缺点仅仅是光线暗，但是这很容易克服，而其他的优势是房子所不可匹敌的。比如，冬暖夏凉，可以节约能源；和大地是一体，可以抗震；而且造价低廉。所以，我对窑洞是情有独钟的。
　　我这次回去看了看我住的窑洞，乡亲们说，那些窑洞几乎没人住了，人们又从坡上下移了几百米，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方便，但相比窑洞成本却高许多，这对还不算富裕的中条山农民来讲不能算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县里在我们插队的村里建了一所很大的院落。里面的窑洞宽敞明亮，墙壁粉刷得雪白，前脸装饰得非常美观，院子里的卫生间修得像宾馆一样豪华。据说这是为了开发旅游修建的，我说，可惜的是，如果把卫生间修在卧室里就好了，那就成了标间，而现在只能算是普通间。通过这一点来看，观念上多少还有些距离。
　　人们有了钱就先盖房，仿佛住房子就是现代化的象征，这其实是对现代化的误解，只能算是表面现代化。呵呵，当然多种选择是时代的进步，这也是农民的自由，是现代农民新的追求，我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
　　

种地的自由..

中条山地广人稀，自古以来是逃荒避难的地方，只要舍得气力，山上的地有的是，随便开，没人管。所以，这里的河南人特别多，都是解放前逃难来的。这里虽然是山区，却是棉麦产区，山上以玉米为主，基本上家家自给自足。
　　像我所在的这个小山村，根本就没有地主，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简单，虽然解放后土改给农民定了成分，但谁也不知道那是啥意思，也没有人拿成分当回事。听村里老人说，大村有地主，但是大都识文断字，心眼好，不欺负人。
　　这里的人们从来就没挨过饿，一个大跃进吃食堂把人整炸了，个个饿得皮包骨头，人们提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农业学大寨”、又“以粮为纲”，也不允许自由耕种，除了种粮食棉花以外，再不知道还能种什么值钱的农产品。农民种什么，种多少亩地，都得听上头的，并且要层层上报，否则队里的干部就是犯错误。有一年，上头布置下任务，让种高粱，而且专门派人在海南岛育的种。结果，生产队种了也没分，都留下喂牲口了。还真的没吃过吃难吃，屙难屙的红高粱。
　　除了上辈子留下来的一些柿子树和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少量果树以外，村里不生产可以做为商品出售的农副产品。每年队里分的柿子，社员们都是自己享用，最多串亲戚时当作礼物带去，从来没有人把它挑到集市上卖，也没有人买，太多了，不好运输。因此农民见不到钱。
　　那时没人敢想：把种粮食的土地栽成果树，再把果实拿去卖，卖来钱干别的，甚至买粮食。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变了，土地分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变了，也根本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模式，人们开始注意市场信息，让自己的产品更容易销售。他们开始大面积种果树、山楂树，最初的苹果曾大批量销往广东。现在还种烤烟。虽然收购价格还不算高，但毕竟能够靠辛勤劳动换回活钱。
　　但是村里这种被动的生产销售的方式还很陈旧，很脆弱，比如去年的苹果卖到八毛钱，而今年不好，苹果大丰收，却被雹子打了，挑出好的来只能卖一毛六一斤。我看见村口有一辆汽车正在收购----而我们在路上同样的苹果最低要卖到一块五。所以我的感觉是：农民挣点钱太难了！
　　

人口结构的变化..

时光荏苒，我记忆中的老人大都去世了，给我留下无尽的哀思。现在的老人就是我们那时的青壮年。
　　中条山因为地处山区，县里没有火葬场，农民还实行着土葬。我在那的时候，见过一次埋人。中条山的农民窑洞打得好，给过世的人打墓穴更是讲究。选好地方之后，他们就开始挖一个一米×两米多的坑，深度一般要挖三米以下，然后在侧面再打一个洞口，洞口里面再掏一个很大的空间，下面是一个非常平整的炕，把棺材放在炕上以后，用石块或砖把洞口砌死。
　　挖墓穴时，全村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一是他们有力气，再就是让他们最后送老人们一程，警示他们不要忘本。墓穴打造得非常精致宽绰，乡亲们说：山里人活的窝囊，没享受过好日子，死了一定要舒舒展展，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
　　改革的春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一下子就直捣人们最传统最古老的习俗。村里的学生娃如果上了大学，几乎百分之百不回来。其他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混好了，回来的可能性也很小。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们跟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都走了，村里如果死了人，就找不到下葬的人，必须跑到镇里甚至县里去雇人。
　　好在很多乡镇都出现了专业的殡葬队伍，从打墓穴、抬死人，一直到入土为安，全部可以讨价还价地协商----这也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只要市场有需求，就一定有人去做。但是，面临老幼守村的局面，以后会怎么样呢？不可想象。
　　

村民自治..

离开县里的头一天晚上，我走访了一个农民企业家老朋友刘玉生。他开着好几个消化农产品的加工厂，解决了全县山楂的销路。不仅如此，他还是研究农村工作的土专家，文章经常见诸山西农民报。他说村里最近聘请他回去做村支书，他也想回报一下乡亲，已经答应。他说：“现在有些企业家愿意回村里给乡亲们办点实事，像我这样不计报酬的人也不是我一个。县乡政府号召企业家回报乡里，我义不容辞。”现在村里的事县乡基本上不介入了。虽然分了地，温饱解决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农民手里钱很少，很多地方年人均收入还在1000多元，县里头上还顶着一只“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许多村民遇上疾病、孩子上大学等等大事情，经济上立刻显得捉襟见肘。
　　村民自治，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开始。但是自治不等于回到一盘散沙。我想，农村的事好比家务事，你不干，好像没有什么可干；但是你如果想干，你会发现有干不完的事。所以村干部干什么，怎么干，还需要认真研究。
　　比如我前面说的苹果丰收了，价格就一落千丈，可是大城市的超市里面苹果价格仍居高不下，那么我想，我们应该通过哪些渠道来推销中条山的农副产品呢？怎样发挥绿色通道的优势呢？我们能否再开发一些项目让中条山的父老乡亲进一步脱贫呢？这些都是要操心的，特别是县乡政府。
　　刘玉生是打算带领村民致富的，我对他寄予厚望。我也希望大家集思广益，都来建言献策，为我们的中条山走向富裕而努力。
　　

保护中条山..

我县东山里有许多矿藏：煤、铁、石膏、大理石、铝矿石等等。但是这些矿大部分为“鸡窝矿”，开采成本过高，所以以前基本处在沉睡状态。东部山里还有原始森林，我插队的第一年曾经去那里扛过木头。我很想故地重游，但是大家说那里没有路，你的年纪也不比当年，还是沿公路转一圈看看。
　　于是我们开着一辆吉普车沿黄河边的盘山路蜿蜒而上。当车开到山里的时候，我不禁惊呆了，远处很多大山几乎被劈开，茂密的林木和植被荡然无存，露出了白色、黄色或灰色的砂石土层，好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被残忍地开膛破腹，美丽的脸庞被迎面撕烂。车子开了几十公里，虽然在封矿期间，我仍多次看见停在路边的推土机、掘进机和吊车，多次看到被破相的惨不忍睹的大山，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植被、森林、水源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保留下的生态遗产，如今却被毁于一旦，修复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说有的黑心矿主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但我仍要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发出呼吁，如果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中条山就是我们的父亲山。如果我们还深深爱着我们的父母，那么就把这饱含深情的爱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黄河和中条山！
　　我从娘子关进山西，途径许多城市到运城，一路走来，老实说，只有我们运城的空气最好。这里的蓝天，白云，绿树，青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我们一定要珍惜她，爱护她啊！
　　
    发生在40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页沉重的历史，虽然它已经被翻了过去，但是留在我心中的痛和爱是永恒的。对我来说，所谓知青情结就是农民情结，就是黄河情结，就是中条山情结。这些天，不论是在运城，还是在平陆；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朋友们对我的热情和真诚让我无以言表。这一份深情，这一份厚爱，将陪伴我的一生。我的心早已和运城，和平陆，和黄河，和中条山，和山村里的父老乡亲，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