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及随想
——《我们曾经年轻》序
１
成百上千辆卡车在震天的锣鼓声中驶出都市，一边行进，一边消失于一条又一条乡村公路上。
我们的那辆卡车最后停在一个小镇。往前没有车路了。据说离我们插队的那个湾子还有十几里路，要步行。那是一个雨雪天，一下车，我们的双脚便无可选择地插入泥泞之中。粘滞，厚重，肮脏，寒冷……一瞬间，所有的豪迈与浪漫都在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艰涩与无奈中消失了。那苍凉的茫茫乡野中，没有歌声，没有红旗，没有雄健的步伐，没有整齐而朝气的队列，每个人都努力地挪动着双脚，在愈来愈暗的冬日暮色中跋涉……夜深，终于走进了那个陌生的村庄。依然是一片泥泞。只要是路，便没有干燥与平整。然后，许多的脚又将泥泞带进一间间土屋。它们将那些粘滞、厚重与肮脏留在门槛上，堂屋里，桌椅的腿上，还有灶房的柴草中……
泥泞成为了一种象征。我们终于从高歌猛进的理想主义大道上，踏入一个艰难、尴尬、灰暗、沉重然而又是真实的境地。
在那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对农村的了解，仅止于国徽上的麦穗，人民币上田野与拖拉机的图案，以及银幕上美丽的果园、梯田、水库和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
２
始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无疑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成为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的一段不可去除的生命经历。
和本世纪以来许多其他的重要事件相比──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胡风集团”案，反右派运动──这是一个既无英雄，又无受难者的事件。它不是一出气贯长虹辉煌磅礴的正剧，也不是一出惨烈沉痛凄切哀婉的悲剧，甚至这一出活剧的真正主人公们并未出场，他们将千百万孩子们送上广阔天地这个大舞台之后，自己依然留在宫廷与都市，继续着他们成年人的政治游戏。
３
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少男少女们，现在已人到中年。他们的儿女也早已到了他们当年插队的年岁。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段日子已恍然若隔世。但人们依然在说它。
一桩事件，哪怕再重大，若已说透，便不会常挂在嘴边记在心头，整理一番束之经史高阁，也就是说，已完成了它的叙说。即便要纪念要庆祝，也只是一种仪式了。上山下乡这一事件显然还未说尽，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对二十世纪末页的中国及中国人产生了哪样一些影响？或许还有一些值得思考、值得评说的地方。
４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我对插队生活的感受。我说，好象一场无可选择的包办婚姻，却弄出个让人牵挂的孩子。
这场运动本身，是强加予我们的。但下乡后的那些具体的日子，又是真真实实属于我们自己。不论是悲苦还是欢乐，不论是辛劳还是收获，不论是孤寂还是温情，它已成为我们青春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那一段强加予我们的“婚姻”早已结束，但那个“孩子”，却从此断绝不了与它的关系。无论是亲是疏，是爱是怨。
５
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地域，及日后不同的境遇，对这个事件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言说，这恰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丰富性。
最近，我参与主编一本有关知青的书，约稿信发出后，接到过几位朋友的来电，问该如何写才好？我常常是四个字：真实，真诚。一位朋友说，偷鸡摸狗能不能写？我说，如果那曾是我们的生活，怎么不能写呢？况且，从好学生、革命小将到偷鸡摸狗的小混混，这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呢？我们不是英雄，不是圣者，我们的每一步都拖泥带水、有血有汗。我们无由为自己虚饰，更不希望将后来的考证者将我们有意隐藏的东西翻出来说，看，这也是他们知青干的事。
６
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岁月，我们豪情满怀或伤痕累累地返回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但我们已不再是当初从这儿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了。
７
其后的岁月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那一批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人们，以自己对这个世界切身的理解与感受，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撤退后，一直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地寻求自己前进的方向。到今天，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知道了该干什么，再不该干什么。我们付出了代价。
８
这是一个漫长又广阔的过程，没有哪一个事件如它那样有这么众多的人员参与。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７的漫长岁月里，它几乎渐渐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亿万家庭的日常生活。孩子中学毕业要下乡如同满了七岁要上学一样自然。
如今，这“日常生活”已成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
９
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思虑成熟的部署，而是“文革”失控后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或隐或显的后果，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一夜之间，它让一代眼望世界心怀天下时刻准备着为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的革命小将变成接受再教育者，一夜之间，它让千百万从小生活于严密社会组织之中的青少年学生，突然放逐于山高水远之间，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然人。尽管农村也有基层政权，也有民兵连、贫协会、知青办一类组织。但相对于城市的政府、学校、居民委员会、家庭等结合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环境来说，它们的约束力要薄弱得多。
“文革”后期的１９６８年，大量的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中已日渐疏离主流社会与主流话语。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思考的问题，开始阅读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阅读的书籍。他们的社会交往因失去制约而变得空前广泛与活跃，因而获得了许多原来封闭于教室中所不能得到的阅历与见识──尽管这一切依然是如此盲目如此散乱，他们的思想资源与语言资源依然十分局狭苍白，但毕竟打破了十七年的许多禁锢。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一批近年来学界所说的“６８年人”──中国青少年中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与探索者。
千百万知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这样的状态从一座又一座城市，浸润到中国广懋的原野山乡、边陲荒漠，去迎接一种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那么艰难的生活。
上山下乡，让整整一代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方式。
我曾想过，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如果我们的亿万青少年依然在十七年体制的教化与管束下循序渐进茁壮成长，终于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共和国新人，成为旧体制与极左路线坚定狂热的执行者，那么，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历史的演进与转折该从何处开始？
于是，我常常会突间然想到，１９６８年末那个灰暗的冬天，当我们一脚踏入中国乡土的泥泞时，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开始发生了？
知青情结
